小学发展历史

1. 鳌江小学的发展历史

鳌江第二小学（鳌小）有着光荣的传统，她曾经是温州地区乃至浙江省教育界的一面旗帜，为家乡人民赢得无数的荣誉。建校之初，革命党人陶焕卿（又名陶成章、浙江光复会负责人之一）、龚薇生（又名龚宝铨、系章太炎女婿，后为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荻生（又名陈大齐，后为北大教授、国民党考试院副院长）三人即受聘执教，学校因此被疑有革命党活动而遭当局非难。民国27年（1938），教员项经川、陈素瑶等秘密组织中国共产党鳌江中心支部，从事革命活动。同时在附设“临时中学”中聚革命志士，组织演讲、演出，宣传抗日救亡。一批进步青年在这里觉醒，并经党组织介绍，从山门革命老区转道投奔皖南新四军，为新中国成立立下功勋。民国35年，学生以“反饥饿，反内战”为演说内容参加平阳县童子军大检阅，激怒当局，校长项经川被迫离任。1949年5月，校长颜福清在校主持召开鳌江地区和平谈判会，支持共产党代表，解散了国民党鳌江自卫大队、盐警中队，并全部缴械。于是，解放歌声从鳌小校园传出，响彻全镇。
鳌江第二小学办学成就卓越，建国前几次受嘉奖。民国5年（1916），学生参加县教育局初等毕业生会考，包揽甲等第一名到第十名。县知事黄夏钧评定学校成绩冠全县，奖以“良玉在攻”四字匾额；民国20年，学校被省教育厅传令嘉奖。建国后数领风骚，1959年，鳌小先后被评为温州地区、浙江省重点学校。《浙江教育通讯》、《浙江日报》连续刊发《鳌江小学在跃进中》的系列报道，省内外兄弟学校两万余人来校参观、指导；1960年，学校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并出席北京全国群英会，被授予邓小平同志亲书的巨幅锦旗。80年代，鳌小先后创办家长学校和省艺校鳌小艺术教学实验点，以特色办学带动学校全面发展。学校被评为浙江省艺术教育先进学校，两次荣获浙江省先进家长学校称号。21世纪初，学校荣获全国社会公认特色育人成功单位、中国西部地区教育顾问单位、全国小公民道德建设实验学校、温州市卫生先进单位、温州市校本教研示范校……
今日鳌（二）小以艺术教育为龙头，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学校党建工作多次受表彰，连续几年被评为平阳县先进党支部。家长学校更上一层楼，成为温州市首批市示范性家长学校，浙江省先进家长学校。全体教师锐意进取，积极参与教学改革，教学质量历年稳居镇、县前列。学校教育教学硕果累累，仅2000、2001两年，鳌小师生获县一等奖以上奖次的就多达231项人次。其中50多篇教师论文、课题获全国奖；学生参加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和“华罗庚杯”数学邀请赛，有30多人获奖；多篇学生习作在全国获奖，并刊发在市、县级报刊上；开展羽毛球训练，填补平阳县空白，多次向省体工队、省体校输送羽毛球、乒乓球、游泳苗子，校男、女排球队代表温州市参加省传统校排球赛分别获第三名、第五名；艺术教育继80年代县艺术节“五连冠”后再创新高，声乐《我爱妈妈的眼睛》、群舞《温暖的怀抱》双获市艺术节一等奖；大型团体操《心连心之歌》在省第四届田径运动会开幕式表演比赛中技惊四座，倾倒全场观众，无可争议地夺得一等奖；学生歌舞节目2次代表温州市参加浙江省和全国比赛，歌舞《山窝里的小木屋》在浙江省首届广场文化节演出中大获成功，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声乐节目《童年的海》获得国家文化部主办的“蒲公英杯”全国少儿声乐大赛铜奖，2004年歌舞节目荣获“国苗奖”全国少儿文艺节目大奖赛一等奖，并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儿童庆六一文艺汇演。陈一粟、潘瑶瑶、郑志宇、俞努克等同学分别考取部队文工团、北京舞蹈学校和浙江省艺术学校……
一百年的人文历史，延续着鳌（二）小精神，几代人的奋斗拼搏，铸就了鳌小辉煌的业绩。今天，鳌（二）小全体教师正继承百年传统，弘扬鳌小精神，爱岗敬业，奋发有为，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的挑战，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再立新功。

2.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 “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 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 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 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3. 小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20年，也是学校德育工作改革发展的20年。本文
试从分析德育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的角度，以德育科学化和规范化问题为中心，追溯德育改革的轨迹，探索德
育改革的主要线索和实践走向，以求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有所启示和帮助。

一、中小学德育发展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的德育工作总体上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这是一个拨乱反正，强调又红又专的时期，主要解决的
是德育正位问题

这一阶段，在刹住十年教育动乱、恢复和建立良好教育秩序、狠抓科学文化知识学习的同时，强调了学校
德育，既要重视德育的政治性，又要重视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业务工作之中，做到又红又专；重申了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加强了学校德育的宏观管理。这一时期最重大的教育事件是恢复高考，结束了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政治化推荐升学制度，学校德育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始从泛化的政治束缚中解脱出来。但是，这一阶
段仍普遍存在着德育方式单纯灌输、德育内容成人化等问题。

（二）第二阶段：1986年到1992年。这是一个建立制度、探索规范的时期

这一时期国内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学校德育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严重冲击：一方面，社会
上的不正之风摇动了学校德育的管理、削弱了德育队伍的力量；另一方面，西方侵入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摇撼着我国传统的信念和价值观。社会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
题在教育界的直接反映就是抓智育硬、抓德育软。宏观和微观背景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学校德育
工作出现了“不到位”的问题。“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会”，“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重智轻德、应试教育等问题日益严重，形成了学校教育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倾向，德育工作成
为学校工作的薄弱环节。不少学校处于矛盾彷徨之中，建立制度，制定规范，保证德育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
大量德育序列化实验开展起来。1988年，党中央制定和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校德育工作的
通知》，首次确立了学校德育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国家教委颁布了《中学德育大纲》和《小学德育纲要》，
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方向、内容和管理提出了明确的系统的要求，结束了建国四十年学校德育无纲少范、简单服
从社会成人运动的局面。这几个文件对推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整体改革，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管理，实
现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三）第三阶段：1992年以后，进入了构建现代学校德育体系时期

这一时期，党中央根据新形势又进一步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
见》和《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学校德育的社会背景和内在要求基本清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精神文明
建设的强烈需求、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迫切愿望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使学校德育在改革开
放十几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从宏观背景到教育管理直到教学过程的方方面面的系统探索，并取得
了很多可贵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这些方方面面的经验正在互相磨合、交互融合，逐步形成学校德育的学科理论
、管理规范和教育内容、方法的体系。

这一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德育内容不系统不科学，随意性的问题，德育目标缺乏针
对性、层次性，德育活动缺乏计划性等问题，以及“小学讲共产主义，中学讲社会主义，大学讲行为规范”的
德育现象，引起了专家、学者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普遍关注，进而通过研究提出了德育的层次性、针对性、系统
性、计划性、科学性等一系列对策和实践措施。

二、中小学德育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德育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总体看，学生思想道德面貌的主流始终是
好的，也可以说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好的行业，学校是全社会系统中德育工作做得最好的部门
。但是，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教育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小学德育工作新格局
尚未真正建立，建立起较完善的现代中小学德育体系尚需时日。

（一）关于对德育的认识与管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学校德育的重要性、地位、任务总体上是趋于认同的，但存在着社会、家庭与学校
认识不同步、不一致现象。

近十年来，不少学校和地方党政部门都意识到学校德育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并且进行了社区、家庭与学校
齐抓共管的大量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对市场经济、社会的不可控因素认识不足，没有形成综合治
理的机制和规范。人们对社会和家庭影响因素在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中作用增强的趋势还没有充分估计，因而导
致了社会、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协调或配合不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树立得还比较牢固，但学校德育建设对教学工作的目的性和动
力意义，还未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有些学校还错误地认为教学工作上去了，分数成绩上去了，学校的德育就无
可指责。学校德育的重要性并无多少异议，但如何统一全社会对于学校德育的认识，却是国家和教育面临的重
大问题。

从学校内部的管理看，大部分学校对德育工作抓得较紧，强调德育的计划，保证德育的活动时间，明确方
方面面的责任等等。这些措施对守住德育阵地、顶住逆流冲击、防止学校“污染”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学校
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德育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以校长挂帅、班主任为骨干、课任老师全员参与、党团组织积
极配合的德育工作系统还不健全，党支部、团队、工会、政教处、教导处、年级组、教研组、班级德育工作的
相互关系尚未形成有效的规范和常规。大多数学校的所谓德育人人有责，实际上是班主任对方方面面负责。在
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时期，如何把教学工作与德育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需要深入地研究。

（二）关于德育的内容与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德育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德育的范畴看，心理素质教育、道德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
育、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都成为学校德育涉及的领域；从具体内容看，传统美德教育、国情教育、“五爱”教
育、时事政治教育、理想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法纪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等
30多项内容都进入了学校德育。丰富的德育内容为我国学校德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目前，如何整合极为广
泛的内容，推进学校德育课程化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内容丰富的同时是方法的多样灵活，民主性、实践性的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大量涌现，已经产生了极为丰
富的经验。但是，长期以来德育工作过分强调思想改造，片面强调“晓之以理”的灌输，忽视通过“循循善诱
”去激发学生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和机制，经常把对学生的德育要求和学生道德发展的自我需要和内
在机制对立起来。因而大多数校长和教师仍然长于“管”和“灌”，而短于“放”与“导”。所以，如何把灵
活多样的德育方法系统化、常规化，使广大教师习以为常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三）关于学生思想道德现状

总体上讲，学生思想道德的主流是好的，爱祖国、爱学习、有理想、守纪律、团结同学、尊敬老师，是我
国中小学生的优秀品质和基本特点。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经济体制发生质变的过程中，中小学生有了
更多耳濡目染的机会，也有更多的接受不可控强烈刺激的可能。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作用就
更为明显：他们政治上关心国家大事，但对了解和参加政治活动缺乏热情；他们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有强
烈的独立自主需要，却对学校的马列主义世界观教育有逆反心理，苛求社会和他人为其提供更多的条件，却缺
乏社会责任感；他们生理的成熟、能力的发展先于心理的发展和社会的成熟，却盲目自信，认识事物只会横向
比较，不会纵向分析，处理事情则自律少，规范差。这些矛盾使相当数量的（20％左右）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
问题，莫名其妙的烦躁、波动、消沉、狂热等现象经常发生。“双重效应”背景下“学坏容易，学好难”导致
了中小学生的一些普遍性弱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劳动观念淡薄，自理能力、自控能力较差，正视困难、
克服困难的能力不足，缺少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正义感等等，这些缺陷已经成为学校德育工作必须解决的难题
。

三、德育改革发展趋势

近年来，围绕构建新形势下的德育工作新体系，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许多
研究成果，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认同，成为中小学德育改革的主要发展方向。

（一）德育管理的发展趋势

1.德育组织形式社会化。前几年，我们的中小学德育工作之所以未尽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互为环境
的学校、家庭、社会之间协调不够，缺乏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经验，未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近年来的德
育研究与实践告诉人们，要取得中小学德育的最佳效果，光凭学校单方面德育管理是不行的，必须实行社会全
方位综合治理。各行各业，校内校外，家庭、政府都要负责，齐抓共管，一起把青少年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不少学校都在尝试这条途径。上海市政府与社会积极配合
，通过成立学校德育社区教育委员会，划片治理，包校到区，明确社区教育的职责、任务、目标、分工等问题
，并逐级落实的办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烟台市芝罘区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构建“一主两翼”的社区教育模
式，这种模式以学校为主，社会和家庭密切配合，以德育为中心开展共建、共管、共育活动，优化了德育的外
部环境，极大地增强了学校德育效果。这种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社区教育格局，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
认识，并付诸于实践。然而，在总体上，我国大面积的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网络尚未形成，党政、工青妇、
文化宣传等有关担负精神文明建设主要职责的部门齐抓共管的德育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2.学校内部德育管理由党支部为核心、团队组织活动为主发展到校长负责、团队配合，以班主任为骨干，
课任教师全员参与，班级活动为主。以往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主要依靠党团组织全面管理。多年的德育实践证
明，此种把社会模式直接移进中小学的做法不太符合学校工作特点和中小学生发展规律，效果不太理想。近年
来，校长负责制已逐步成为中小学管理的主要制度。学校德育不论是党团为主管理还是校长负责管理，都要依
靠班主任和教师落实到班级。因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全程参与者和主体，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时间
和空间比学校的其他任何部门和人员都长，在时空上具有同一性和互溶性，教师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情况最了解
、最清楚，因而做工作最具有及时性、针对性，也最具有号召力和说服力。班级是学校实施教育教学的基本单
位，班级和教学过程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德育的主阵地。中小学德育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党、团配合的制度更为
合理。天津一中以班主任为中心组织教学活动和烟台市莱阳一中的班级教导会的经验说明，校长负责、班主任
为骨干、教师全员参与的德育管理应是中小学德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中小学德育目标的发展趋势

中小学德育目标从过去单一的高要求开始走向分阶段分层次实施的基本要求和较高要求。建国后，伴随着
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学校德育高度政治化和成人化，德育目标不视年级高低、年龄大小，从幼儿
、小学到中学、大学都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都要求做到政治挂帅，大公无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
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朴实要求，1988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
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实事求是地确定中小学德育工作的任务和内容”，提出了“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
任务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这个基础上，引导
他们逐步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长为坚
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个通知，明确了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要以培养合格公民为基本要求，以造就共产主义接
班人为更高要求。同年，国家教委制定下发了《小学德育纲要》和《中学德育大纲》，明确提出了小学德育目
标要为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打下初步的思想品德基础，中学德育目标要把学生培养成“四有”的社会主义公民。
近十年来，不少地区和学校根据目标分阶段、分层次的思想，制定了学段、学年乃至学期的具体德育目标，形
成了目标系列和相应的德育评估标准。

（三）实施德育内容的发展趋势

德育内容课程化，是学校实施德育内容发展的主要趋势。随着学校德育工作目标进一步明确，学校德育内
容逐步实现全面、系统、具体。学校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不同的特点，它必须充分考虑教育的社会性和
现实性，有效的教育内容必须与社会的、区域的乃至学校的具体背景相联系。这很容易造成学校德育宽泛、无
序。各个学校通常都能够从实际出发，联系具体实际，进行大量的德育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大都对提高学生德
育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对学生整体素质发展而言，其全面性、系统性、必要性从量和质上缺乏教育的规
定性，必然造成德育的盲目性。克服盲目性、明晰规定性的基本途径，就是德育课程化，使德育的目标内容、
计划和方法成为广大教师自觉操作的规范。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以课程方式明确规定了德育的训练项目、时间和
程序，这种课程与学科课程从规定上和实施上的不同特点在于，有共同的明确目标和相对统一的教育要求，但
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相对的选择性。目前，我国的学校德育工作课程化也正是这种趋向。

（四）德育方法的发展趋势

从重视理论灌输、说理教育发展到强调养成和实践。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德育存在着重共性轻个性，重他
律轻自律，重外显轻内化，重灌输轻养成，重理论轻实践，片面强调限制、防范和改造，忽视引导、熏陶、塑
造的倾向，造成了目标结构的片面性和不合理，导致了德育功能的不完整。前几年，学校德育过分突出政治功
能，甚至以政治功能代替德育的认知功能、情感功能和审美功能，排斥德育促进和完善人自身发展的功能，因
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校德育阵地大大缩小，严重影响了德育效果。德育实践告诉人们，道德素质教育只有
针对学生生理心理特征及其对道德的认识能力水平，遵循人的身心发展和思想道德形成发展规律，才能真正增
强德育实际效果。近年来，人们在科学育人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学校德育规律，对德育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改革
探索，成果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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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非典”重在追究责任
吕日周

防治非典“五字歌”
二○○三年，世界闹非典。疫情猛于虎，传播又蔓延。 中国重疫区，数千已感染。疫惊党中央，情牵国

放大学生的亮点
德国著名的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在读中学时，父母开始想让他成为作家，便要他主修文学，结果老师对他

4. 小学语文教材的发展历程

1951年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编写或修订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在全国正式使用。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版”）第一套全国通用的小学语文教材。第一套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较为简单，内容中很多是关于毛泽东的，常常开篇就是毛主席祝词。
1956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第二套小学课本出版，但这套教材只使用了两年——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停止了这套教材的使用。
，人民教1961年秋育出版社新编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开始向全国供应。这是人教版第三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此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进行十二年制教材的研究、准备工作。1963年秋，新编各科课本的第一册在全国正式供应。这是人教版第四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76年到1978年间，国内的中小学教材使用较为混乱。
1977年，教育部决定以十年制为中小学的基本学制。1978年秋，中小学各科课本的第一册同时在全国供应。这是人教版第五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的教材使用也相对的稳定。其中有些小学语文教材的使用年限超过10年。
1982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向全国供应。这是人教版第六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87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新颁布教学大纲，对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修订、改编后开始陆续出版。这是人教版第七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8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施行。1988年国家教委据此制定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各科教学大纲初审稿。1990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实验教材出版。这是人教版第八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92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共24科教学大纲（试用）。1993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新大纲重新编写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教科书，开始供应全国。这是人教版第九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前后共使用了十几年。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这也是人教社编辑出版的第十套教材。该教材根据2001年5月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和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编订。2001年开始使用，由一年级开始，逐年推开。
2001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发布《关于启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的通知》，全国的基础教育开始实行“课程改革”。此后，国家放开了教材的编写权，过去的教材是围绕教学大纲，必须使用人教版教材；实行“课程改革”后，各出版社都可以编写教材，各地也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教学。

5. 小学历史

历史非常简单！只要上课听讲！在答题时多看看！一般老师讲的就是考试考得！所以认真听讲很重要！但也不是认真听讲就能答好题的！一定要看好题，因为很多题都有坑！记住这两点！就好了！

6. 五角场小学的发展历史

我就是五角场小抄学的呀~~袭~~~~~今天老师让我们写征文，停了一下五角场小学的历史，好像是这样的：
1949年建国后五角场小学成立（当年），当时这里属于虹口区。好像是上海市虹口区什么小学，后来有一个学校与五角场小学合并，接下来有别的两个学校合并后，又合到了五角场小学。后面的不大清楚。
还有后来这块地区划分到了杨浦区地段，归杨浦教育局管。这时，这个学校便改名为五角场小学。

7. 法国小学教育发展的历史(重要事件)

法国法国风格后黄金季节

8. 小学数学发展历史有哪些内容

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约公元约前580~约前500年）有这样一句名言：“凡物皆数”。的确，一个没有数的世界不堪设想。
今天，人们对从1数到10这样的小事会不屑一顾，然而上万年以前，这事可让人们煞费苦心。在7000年以前，他们甚至连2以上的数字还数不上来，如果要问他们所捕的4只野兽是多少，他们会回答：“很多只”。如果当时要有人能数到10，那一定会被认为是杰出的天才了。后来人们慢慢地会把数字和双手联系在一起。每只手各拿一件东西，就是2。数到3时又被难住了，于是把第3件东西放在脚边，“难题”才得到解决。
就这样，在逐步摸索中，华夏民族的祖先从混混沌沌的世界中走出来了。
先是结绳记数，然后又发展到“书契”，五六千年前就会写1~30的数字，到了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祖先们不但能写3000以上的数学，还有了加法和乘法的意识。在金文周<※鼎>中有这样一段话：“东宫乃曰：偿※禾十秭，遗十秭为廾秭，来岁弗偿，则付秭。”这段话包含着一个利滚利的问题。说的是，如果借了10捆粟子，晚点还，就从借时的10捆变成20捆。如果隔年才还，就得从借时的10捆涨到40捆。用数学式子表达即：
10+10=20
20×2=40
除了在记数和算法上有了较大的进步外，华夏民族的祖先还开始把一些数字知识记载在书上。春秋时代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修改过的古典书籍之一<周易>中，就出现了八卦。这神奇的八卦至今在中国和外国仍然是人们努力研究和对象，它在数学、天文、物理等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低估和作用。
到了战国时期，数学知识已远远超出了会数1~3000的水平。这一阶段他们在算术、几何，甚至在现代应用数学的领域，都开始了耕耘播种。算术领域，四则运算在这一时期内得到了确立，乘法中诀已经在<管子>、<荀子>、<周逸书>等著作中零散出现，分数计算也开始被应用于种植土地、分配粮食等方面。几何领域，出现了勾股定理。代数领域，出现了负数概念的萌芽。最令后人惊异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对策论”的萌芽，对策论是现代应用数学领域的问题。它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有利害冲突的双方，在竞争性的活动中，是否存自己制胜对方的最优策略，以及如何找出这些策略等问题。这一数学分支是在本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以后，才作为一门学科形成的，可是早在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公元前360~前330年）就提出过“斗马术”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内容，正反映了对策论中争取总体最优的数学思想。“斗马术”问题说的是，齐威王要和大将田忌赛马，他们每人各有上、中、下等马各1匹，田忌那3匹马比起齐威王的来，都要略逊一筹，如果用同等级的对应较量法，田忌必输无疑，田忌为此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孙膑从旁点拨，田忌用了孙膑的办法，以2:1取胜齐威王。
孙膑用的是什么方法呢？请看下面的示意图：
田忌 齐威王
下等马 上等马
上等马 中等马
中等马 下等马
看到这，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先实在是很聪明吗？
当历史推进到秦汉时期，祖先们不再往骨头上刻字了。他们把需要记的事都用毛笔写在竹片上、木片上，这种写了字的竹、木片被称为“简”或“牍”。这种简或牍以西汉时期的流传下来最多。
从那些汉简中，我们发现，秦汉时期在算术方面乘除法算例明显增多，还出现了多步乘除法和趋于完整的九九乘法中诀。在几何方面，对于长方形面积的计算以及体积计算的知识也具备了。
这个时期最值得一提的，要算是算筹和十进位制系统了。有了它们，祖先们就不再为没有合适的计算手段而发愁了。在我国古代，直到唐朝以前，一直用着这一套计算系统。
算筹的确切起源时间至今还不清楚，只知道，大约在秦汉时期，算筹已经形成制度了。
要明白算筹是怎么回事，先得知道什么叫筹。筹就是一些直径1分、长6分的小棍儿，这些小棍儿的质料有竹、木、骨、铁、铜等。它们的功用同算盘珠相仿。目前，筹的实物已出土多批，1971年在陕西千阳县出土的一座长方形男女合墓中发现，那具男尸的胯部系着一个丝绢带囊，囊内装有一把骨筹。1980年在石家庄南郊出土的一批早期骨筹，也是挂在死者的腰部。由引可见，算筹在汉代知识分子中已经通用。关于如何使用筹，根据记载是这样的：在计算时，将筹摆于特制的案子上，或随便摆放都可。对于5以下的数字，是几就放几根筹，而对6~9这4个数字，则需要用一根横放或竖放的算筹当5，余下的数则仍是有几摆几根算筹。
为了计算方便，古人规定了纵横表示法。纵表示法用于个、百、万位数字；横表示法用于十、千位数字，遇到零时，则空一位。
十进位制系统，正是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逢十进一法。就是说，对正整数或正小数而言，以十为基础，逢十进一，逢百进二，逢千进三等等。十进位制系统的产生，为四则运算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发展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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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学发展繁荣时期大约在西汉末期至隋朝中叶。这是中国数学理论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个高峰的标志就是数学专著<九章算术>的诞生。至少有1800年的《九章算术》，其作者是谁？由谁编纂？至今无从考证。史学家们只知道，它是中国秦汉时期一二百年的数学知识结晶，到公元1世纪时开始流传使用。
这本书全书共分为九章：
①方田（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面积法）。
②粟米（粮食交易的计算方法）。
③衰分（分配比例的计算方法）。
④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法）
⑤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
⑥均输（管理粮食运输均匀负担的计算方法）。
⑦盈不足（盈亏类问题解法，也涉及能够用这种解法处理的其他类型问题）。
⑧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术）。
⑨勾股（勾股定理的应用和简单的测量问题的解法）。
全书收录了246道数学应用题，每道题都分为问、答、术（解法。有的一题一术，有的一题多术）三部分，而且每章的内容都与社会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本书的诞生，不仅说明中国古代完整的数学体系已经形成，而且在世界上，当时也很难找到另一本能同媲美的数学专著。
在这一数学理论发展的高峰期，除了《九章算术》这部巨著之外，还出现了刘徽注的《九章算术》以及他撰写的<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作者不详）、<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和祖冲之的<缀术>等数学专著。
这一时期，创造数学新成果的杰出人物是：三国人赵爽、魏晋人刘徽和南朝人祖冲之。

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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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学的全盛时期是隋中叶至元后期。
任何一个国家科学的发达，都有离不开清平开明的社会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从隋朝中叶到元代末年，由于统治者总结了历代王朝倾覆的教训，采取一系列开明政策，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也得到了很大提高，而作为科学技术一部分的数学，也在此时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数学教育的正规化和数学人才辈出，是最主要的特点。
隋以前，学校里的教育并不重视数学，因此，没有数学专业一说。而到了隋朝，这一局面被打破了，在相当于大学的学校里，开始设置算学专业。到了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还添设了算学馆，其中博士、助教一应俱全，专门培养数学人才。这时，数学教育的受重视，还反映到了选官问题上。据古书<唐阙史>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唐代有个大官，名叫杨损。他让手下的人推荐一个优秀的办事员加以提升。手下的人经过千筛百选，最后剩下两个人时，拿不定去掉哪一位好。因为这两个办事员各方面的条件太一样了：职位相同，“工龄”一样，评语类似……选谁好呢？没办法，只好把矛盾上交了。杨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费了不少心思，斟酌再三，最后决定出一道数学题来考考他们。他对这两位候选人说：“作为办事员，职业决定你们应该有算得快的能力，我出一道题，谁先答对就提升谁。”后来，先答对的人，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升迁，而另一个人也心悦诚服地回到了原位。由此可见，唐代对数学的重视程度。
有了数学专业。就少不了好教材。这个时期，有唐朝数学家李淳风（？~公元714年）等人奉政府的命令，经过研读、筛选，规定出了国子监算馆专用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名叫<算经十书>，全套共十部：<周髀算经>、《九章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和<缉古算经>。
对这套专业教材，国子监还规定了学习年限，建立了每月一考的制度。数学教育从这时开始走向逐步完善。
在日趋完善的数学教育制度下，涌现出了一代名垂青史的数学泰斗，他们是：王孝通、刘焯、一行、沈括、李冶、贾宪、杨辉、秦九韶、郭守敬、朱世杰……
科学历来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当时中国的数学水平很快引起了朝鲜、日本的注意，他们开始往中国派留学生、书商。经过一段学习，在算法引进了关于田亩、交租、谷物交换等知识；在办学中吸取了国子监的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由此看来，在这一阶段，中国已处于世界数学发展的潮头。

缓慢发展时期
编辑
接下来在元后期至清中期，中国数学的发展缓慢，和上面讲的数学盛世相比，这一阶段几乎黯然失色。
从宋朝末年到元朝建立中央集权制，中国大地上烽火连年，科学技术不受重视，大量宝贵的数学遗产遭受损失。
明朝建立以后，生产曾在一个短暂时期里有所发展，但马上又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走向了衰落，直到清朝初年才缓过一口气来。
处在这样一种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环境中，数学跌入低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世界发展的潮流历来是不等人的，乘中国数学衰落的功夫，西方数学悄悄地追上来，并且反过来渗透进中国。
当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候，为了寻求发展，天主教传教士、海盗、商人纷纷涌进中国。他们除了从中国带走了原料、市场、廉价劳动力，也带来了一些文化知识。
16世纪~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中，以意大利人利玛窦（公元1552~公元1610年）影响最大。在1583~1599年，当他活动于中国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时，结识了不少中国著名学者，如李贽、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这些人正处于不满空谈理学，渴望富国强兵的思想状态中，为此他们迫切希望世界上的最新科技成果。而利玛窦的到来，无疑是起了一拍即合的作用。
利玛窦与徐光启和李之藻分别合译了两部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同文算指>。
其中《几何原本》文字通俗，很少疏漏。尽管当时原著中的拉丁文没有现成的中国词汇可对照，但是徐光启仍是克服困难，创造出许多恰当的译名，使全书达到信、达、雅的水平。
从利玛窦与中国学者合译专著开始，西学东渐的势头越来越大。
那么这个时期中国自己的数学“特产”是什么呢？是珠算。
在隋唐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在改进筹算上打主意了。他们想办法简化筹算方法、编口诀……然而，在迅速发展的数学领域中，筹算法必然会被其他算法所代替。
元朝末期，小巧灵便的算盘出现了。人们看着这计算简捷、携带方便的新工具欣喜异常，甚至有人把它编到了俗语、诗歌、唱词中。
算盘的出现，很快就引出了珠算口诀和珠算法书籍，16、17世纪，在中国大量的有关珠算的书籍中，最有名的是程大位的《直指算法统宗》。珠算普及以后，筹算便自动销声匿迹了。
就在中国人发明珠算后不久，1642年，19岁的法国数学家巴斯加（公元1623~1662年）推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计算机。目前，虽然世界已进入了计算机时代，然而珠算仍有它的一席之地。有人试过，在加减法运算中，它的速度甚至超过小型计算器。

中西合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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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数学发展缓慢的时候，西方数学已大跨步超前，于是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中西数学发展的合流期，这一时期约为公元1840年~1911年之间。
前面讲到，16世纪前后，西方传教士带来了一些新的数学知识。尽管有些洋人怀有个人目的，但不管怎么说，新知识能传进来，这对中国的数学进展总是有好处的。然而，1723年清朝雍正皇帝登基时，有人就提出大批传教士在华，对他们的统治不利。皇帝一想，也是。于是马上下令，除了少数在中国编制新历法的外国人之外，其他传教士一律不留。
这一命令产生的后果是，在以后大约100年的时间里，西方的数学知识也很难“进口”；中国数学家只好把眼光从学习西方新知识，转回到研究自己的旧成果了。
古代数学回光返照的局面没持续多久，鸦片战争失败了，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开了，帝国主义列强纷纷进来瓜分中国，中国一时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19世纪60年代开始，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了维护腐败的清政府，发起了“洋务运动”。这时以李善兰、徐寿、华蘅芳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作为数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了引进西学、兴办工厂、学校等活动，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奠定了近代科技、近代数学在中国的发展基础。
当1894年“洋务运动”以军事失败而告终时，工厂、铁路、学校却保留了下来，科技知识也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了开来。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中西合流。所谓中西合流，并不是全盘西化，数学工作者们在研究传统数学的同时吸收新的方法，一时间，出现了人才济济、著述如林的好势头。
这时，中国数学家在幂级数、尖锥术等方面已独立地得到了一些微积分成果，在不定分析和组合分析方面也获得了出色的成绩。然而，即使是这样，在世界的同行们之中，中国也仍然没达到领先的地位。

现代数学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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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数学的开端主要集中在公元1911年~1949年这一时期。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数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派出大批留学生，创办新式学校，组织学术团体，有了专门的期刊，中国从此进入了现代数学研究阶段。
从1847年，以容闳为代表的第一批学生出国后，形成了一个出国留学的高潮。当时出国留学人数每年要达到数千人之多，他们学成回国后，在中国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现代科学队伍。
早期出国留学的人中，学数学的人不多，其中做出突出成就的有：苏步青、陈建功、陈省身、周炜良、许宝、华罗庚、林家翘等人。
这样一批海外学子归来之后，在科研、教育、学术交流等方面都有了新转变。
科研上，1949年以前共发表652篇论文，尽管数量不多，范围也仅限于纯数学方面，但是其水平却不低于世界上的同行们。要知道，就是这点微薄的成果还是在克服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难以想象的困难下取得的。
教育上，建立了正规的课程设置，数学的学时多于文科，对教科书也进行了更新。到1932年为止，中国国内各大学已有一支约155人的数学教师队伍，可以开5至10门以上的专业课。
学术交流上，1935年7月成立“中国数学会”，创办<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1932年至1936年召开的第9、10次国际数学会议，中国均有人参加。这时，应邀到华讲学的各国数学家也纷至沓来，给过去闭关自守的数学领域，带来了现代的气息。

建国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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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虽然正处于资金匮乏、百废待兴的困境，然而政府却对科学事业给予了极大关注。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1952年7月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接着，中国数学会及其创办的学报恢复并增创了其他数学专刊，一些科学家的专著也竞相出版，这一切都为数学研究铺平了道路。
解放后的18年间，发表论文的篇数占解放前总篇数的3倍多，其中不少论文不但填补了中国过去的空白，有的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正当数学家们奋起直追，力图恢复中国数学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时，一场无情的风暴席卷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社会失控，人心混乱，科学衰落。在数学的园地里，除了陈景润、华罗庚、张广厚等几个数学家挣扎着开了几朵花，几乎是满目凋零，一片空白。
当10年政治灾难过去之后，人们抬头一看，别的国家数学研究早已是高峰迭起，要想追上又需花费不少力气。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和坚韧不拔的耐力。浩劫以后，随着郭沫若先生那篇文采横溢的《科学的春天》的发表，数学园地里又迎来了万物复苏的春天。1977年，在北京制订了新的数学发展规划，恢复数学学会工作，复刊、创刊学术杂志，加强数学教育，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尽管中国目前在世界数学的赛场上已处落后地位，然而，路遥识马力，今后鹿死谁手，仍然是个“x”。

古代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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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史中，祖先摘到的金牌足可以开一座陈列馆，这里只开一个“清单”，使读者有一个直观印象。
（1）十进位制记数法和零的采用。源于春秋时代，早于第二发明者印度1000多年。
（2）二进位制思想起源。源于《周易》中的八卦法，早于第二发明者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公元1646~1716）2000多年。
（3）几何思想起源。源于战国时期墨翟的《墨经》，早于第二发明者欧几里德（公元前330~前275）100多年。
（4）勾股定理（商高定理）。发明者商高（西周人），早于第二发明者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前500）550多年。
（5）幻方。我国最早记载幻方法的是春秋时代的《论语》和《书经》，而在国外，幻方的出现在公元2世纪，我国早于国外600多年。
（6）分数运算法则和小数。中国完整的分数运算法则出现在《九章算术》中，它的传本至迟在公元1世纪已出现。印度在公元7世纪才出现了同样的法则，并被认为是此法的“鼻祖”。我国早于印度500多年。
中国运用最小公倍数的时间则早于西方1200年。运用小数的时间，早于西方1100多年。
（7）负数的发现。这个发现最早见于《九章算术》，这一发现早于印度600多年，早于西方1600多年。
（8）盈不是术。又名双假位法。最早见于《九章算术》中的第七章。在世界上，直到13世纪，才在欧洲出现了同样的方法，比中国晚了1200多年。
（9）方程术。最早出现于《九章算术》中，其中解联立一次方程组方法，早于印度600多年，早于欧洲1500多年。在用矩阵排列法解线性方程组方面，我国要比世界其他国家早1800多年。
（10）最精确的圆周率“祖率”。早于世界其他国家1000多年。
（11）等积原理。又名“祖暅”原理。保持世界纪录1100多年。
（12）二次内插法。隋朝天文学家刘焯最早发明，早于“世界亚军”牛顿（公元1642~1727）1000多年。
（13）增乘开方法。在现代数学中又名“霍纳法”。我国宋代数学家贾宪最早发明于11世纪，比英国数学家霍纳（公元1786~1837）提出的时间早800年左右。
（14）杨辉三角。实际上是一个二项展开式系数表。它本是贾宪创造的，见于他著作《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后此书流失，南宋人杨辉在他的《详解九章算法》中又编此表，故名“杨辉三角”。
在世界上除了中国的贾宪、杨辉，第二个发明者是法国的数学家帕斯卡（公元1623~1662），他的发明时间是年，比贾宪晚了近600年。
（15）中国剩余定理。实际上就是解联立一次同余式的方法。这个方法最早见于《孙子算经》，1801年德国数学家高斯（公元1777~1855）在《算术探究》中提出这一解法，西方人以为这个方法是世界第一，称之为“高斯定理”，但后来发现，它比中国晚1500多年，因此为其正名为“中国剩余定理”。
（16）数字高次方程方法，又名“天元术”。金元年间，我国数学家李冶发明设未知数的方程法，并巧妙地把它表达在筹算中。这个方法早于世界其他国家300年以上，为以后出现的多元高次方程解法打下很好的基础。
（17）招差术。也就是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方法。从北宋起中国就有不少数学家研究这个问题，到了元代，朱世杰首先发明了招差术，使这一总是得以解决。世界上，比朱世杰晚近400年之后，牛顿才获得了同样的公式。

我也是网上查的，希望能帮到你！

9. 东湖小学的发展历程

结合现代教育的发展，立足本校特点，学校确立了“沉静慎思慧于心，执专着掘进敏于行，属化知识为智慧，积文化为品 格”的智慧教育理念，聚教师个体劳动，集教师实践经验，汇专家教育智慧为成果，用教师的智慧发展学生的智慧。
在智慧教育理念的统领下，学校以科学严谨的教学管 理，规范合理的课程设置，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和科学教 育为发展路径。确立 “培育校园文化,植养人文内涵,营造 书香校园”并举,奠基智慧人生，彰显和谐的校园文化。
学校从激发教师专业发展内驱力入手，通过多元诊断 分析、摸清教师的专业发展个性与共性需求。采取菜单式 集中培训、专题介入、合作反思、学科组捆绑发展、“教 师点菜,专家下厨”、墨香沙龙、慧心工作坊等方式， 提 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智慧，凸显学校智慧教育特色。我们着 力科普课程的开发和科普活动的开展，以此启迪学生心智， 历练学生能力，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培养学生的观察、 思维、创造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
学校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掘进点，整体谋划学校发展，积 极探索实践以“三大运行机制”、“五大推进策略”和“两个创新模式”为核心的发展行动纲领，分层推进智慧教育。

10. 富都小学的发展历史

10年的办学历来程，富自都人创造了一系列骄人的教育教学成绩。1998年学校被评为番禺区达标学校；2000年评为番禺区一级学校；2001年评为番禺区安全文明小区；2002年评为广州市绿色学校；2006年评为“广州市一级学校”；2007年学校评为“番禺区红领巾示范学校”； 2003和2006年学校连续获得广州市第九届第十届学校合唱节校际合唱比赛一等奖。
如今，富都小学在以广州市名校长蔡中华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下，乘着番禺区人事制度改革的东风，遵循“培养创造型学生；造就科研型教师；催生民主型领导；打造学习型学校”办学思想，全面推行 “规范加自主”式学校管理模式，着力构建“全面加个性”化创新教育体系；坚持走以“自主管理，促师生全面发展”特色教育之路，正满怀信心的朝着“高质量，轻负担，现代化、有特色”“打造市桥基础教育富强之都”的整体办学目标昂首阔步，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