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历史发展

A. 百度翻译的发展历程

2011年6月30日，网络正式推出web端网络翻译。此次上线的网络翻译版是网络自主研发的翻译核心技术，权这项服务的基本原理是机器自动从大量语料中学习并自动生成翻译结果，即翻译结果是没有经过任何人工整理与编辑的。
2013年2月28日，网络翻译发布Android客户端，成为全球Android平台首款支持离线翻译的应用。
2013年3月7日，发布iOS客户端。手机客户端提供权威结果和例句，支持离线翻译、语音翻译、摄像头翻译、跨软件取词翻译和实用口语等功能。
2015年4月，网络机器翻译获得中国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成果被院士专家鉴定为“在多策略融合翻译等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在翻译质量、翻译语种方向、响应时间三个指标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益”。
2015年11月，网络翻译正式推出网络翻译开放平台，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网络翻译API服务。
2016年1月，网络机器翻译获得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网络机器翻译项目成为BAT中首个获此殊荣的互联网项目。

B. 中国翻译发展有几个阶段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回以计数，翻译理答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 二、隋-唐-宋时期； 三、明清时期； 四、五四时期； 五、新中过成立至今。

C. 外国翻译机构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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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中国翻译发展史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 二、隋-唐-宋时期； 三、明清时期； 四、五四时期； 五、新中过成立至今。一、汉代-秦符时期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其译文神情并茂、妙趣盎然，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Paramartha,499-569）到中国来翻译佛经。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响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二、隋-唐-宋时代从隋代（公元五九0年）到唐代，这段时间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很少。比较有名的翻译家有释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他是译经史上第一位中国僧人。一生翻译了佛经 23部100余卷。彦琮在他撰写的《辨证论》中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作好佛经翻译的八项条件：1）诚心受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3）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5）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6）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8）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兼通中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彦琮还说，"八者备矣，方是得人"。这八条说的是译者的修养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彦琮以后，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俗称三藏法师）。他和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华夏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十七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三三五卷。玄奘不仅将梵文译成汉语，而且还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将汉语著作向外国人介绍的中国人。玄奘所主持的译场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的翻译职司多至11种：1）译主，为全场主脑，精通梵文，深广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2）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凡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和差殊，均由他和译主商讨；3）证文，或称证梵本，译主诵梵文时，由他注意原文有无讹误；4）度语，根据梵文文字音改记成汉字，又称书字；5）笔受，把录下来的梵文字音译成汉文；6）缀文，整理译文，使之符合汉语习惯；7）参译，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有无歧异；8）刊定，因中外文体不同，故每行每节须去其芜冗重复；9）润文，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润饰；10）梵呗，译文完成后，用梵文读音的法子来念唱，看音调是否协调，便于僧侣诵读；11）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他还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据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的研究结果显示，玄奘运用了下列翻译技巧： 1）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2）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3）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4）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5）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6）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玄奘同时的还有失义难陀、义净、一行、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许多佛经。唐末无人赴印度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在北宋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华夏传法。宋太祖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论库中的宝贵财富。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无一例翻译。在其后的元代，统治者曾下昭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译佛经，但译作只有十几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三、明清时代在明代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几部经书。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直至清朝"新学"时期，我国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测量法义》等书。清代的林纾（1852.11.8-1924.10.9）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西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所译小说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之处甚多。但是林纾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严复（1954.1.18-1921.10.27）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898-1911）这三十年间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L.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尔（H。Spencer）的《群学肆言》（On 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Politics）等。严复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鲁迅《二心集》），在参照古代佛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公元一八九八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严复曾紧接着解释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开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严复重视译文文字润饰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尽管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因时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该标准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二者之中，信犹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着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瓶，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在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 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写的《拟投翻译书院议》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的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四、五四时期"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译过许多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和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资。"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 的意味，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这于借直译作挡箭牌的"死译"也是丝毫无共同之处的。他们二人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都十分严肃，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五、新中国成立至今一九四九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一） 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象；（二） 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的风气；（三） 翻译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了批评于自我批评，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和无人过问的状况；（四） 翻译工作者不仅肩负者外译汉的任务；（五） 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的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认真的辛勤的翻译劳动，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E. 历史要发展 翻译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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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中国翻译学是什么时候兴起的以及发展历程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礼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
在中国,佛经的翻译自后汉至宋代,历一千二三百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也以佛家为最有系统,最深刻.晋代道安(314～385)主张质,即直译.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种不容易做到的情况.苻秦的鸠摩罗什(344～413)则主张除“得大意”外,还须考虑到“文体”.他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隋代彦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论,他主张直译,提出“八备”和“十条”.“八备”指翻译者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十条”指他对译文体例、格式的十种规定.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质并重,但似以质为主.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翻译名义集》中记载了他的“五种不翻”的学说,指出有五种词语只能译音.北宋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佛经的“六例”,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绮),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还有翻译活动,以后逐渐衰微.它的重新兴起始于明代(1368～1644)永乐五年(1407).那时由于对外交通的需要,创立了四夷馆,培训翻译人才.明代末期,西学东渐,翻译工作更活跃起来.但此时翻译的方向已完全改变,不再是印度的佛经,而是欧洲的天文、几何、医学等方面的典籍,中国翻译史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对翻译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这是说,中西语言结构不同,文章脉络不同,西方有的术语为中国所无,口头解释一下还可以做到,笔译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同时代的一位中国科学家李之藻(?～1631)在描写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译书态度时说：“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此时的翻译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译相似,即中国学者与外国人合作翻译,润文的责任则放在中国学者身上.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识之士痛感学习西方之必要,翻译活动又逐渐兴起,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又一个新阶段.马建忠(1845～1900)强调译事之难.梁启超(1875～1929)鼓吹佛典翻译之高明.毕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的严复(1853～1921)在几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译中遵循的原则.在《天演论》序中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信、达、雅虽然只三个字,但体现了作品、读者、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严复那些译本当中,《天演论》接近意译,《原富》则近于直译.他说：“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不过他对本书“繁赘而无关宏旨”的地方,则又有所删除.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他说：“原书文理颇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颠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可以看出,《天演论》是意在达旨的述译,《原富》是辞义无所颠倒的严译,《群己权界论》是不依文作译的宽译.但是不论译法如何,有一点是始终如一的：即避免按字直译,努力用新的词或词组以求词义的全部传递.例如evolution中文没有与之相应的词,于是采用“天演”一词;liberty这个法制观念中国当时还没有,于是用"群己权界"这一词组.严复对于西文词义的翻译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开展.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鲁迅主张直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给瞿秋白的信中谈到严复.他说：“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
在主张直译方面,瞿秋白和鲁迅见解一致.他说:"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但是他同时指出：“当翻译的时候,如果只管‘装进异样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里能够说得出来,──那么,这些‘异样的句法’始终不能‘据为己有’.”他认为,“新的言语应当是群众的言语──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现代许多翻译家基本上都是直译派.所谓“直译”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删掉;原文没有的,不能增加.这与译文的流畅与否无关.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等书,文字就非常流畅,但仍然是直译.所谓“意译”是指对原文可以增删.古代的鸠摩罗什属于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说：“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我知道翻译工作绝不是轻松的事体,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重轻的因素.”茅盾更是简洁了当地指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他又说："‘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傅斯年、郑振铎、周作人、艾思奇等都主张直译.因此,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准则.
比较欧洲和中国翻译的历史,以及翻译的理论,可以看出,东西双方探讨的问题基本相同.双方都讨论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也讨论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但是双方也有不同之处.西方谈翻译理论,偏重于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以及可能的程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文学翻译难,科技翻译易.直译与意译问题,也偶尔涉及;但不是重点.在翻译的基础或背景方面,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欧洲,除了最早的希伯来语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的互相翻译.因此才产生了某一些理论家主张的翻译三分法：一,翻译;二,变换;三,逐词对照本.这种三分法对中国是完全不适用的.中国决不可能有变换.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史上都是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翻译,在同一语系语言间才能变换.中国偏重于直译与意译之争,所谓文与质者就是.这是由于从佛经的翻译到现代科学文学著作的翻译,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西双方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中国讨论翻译的人没有对语言本质做细致的分析,而是侧重于综合,侧重于实际应用方面,因此谈翻译技巧多,而谈抽象理论少.在直译与意译的问题解决以后,如何解决具体作品和文句的译法问题将提到日程上来

G. 怎么翻译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this is the proc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 中国翻译发展有几个阶段

1.古代翻译史----起于先秦时有关翻译的零星论述，至于清干隆初年《番清说》；
2.近代翻回译史----起于鸦片战争答，止于五四运动；
3.现代翻译史----起于五四运动，止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
4.当代翻译史----新中国成立之后......；

I. 翻译历史！！

Muhammad Ali Jinnah: Baba-e-Qaum ("Father of the Nation")

Jinnah was born into a merchant's family in Karachi. He was called to the Bar in England when he was not yet eighteen years old. He came back to India two years later, and soon became a renowned lawyer in Bombay. In 1896, he bega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by joining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In 1913, he joined the All India Muslim League. Jinnah resigned from the Congress by 1920 e to political disagreement with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particularly Gandhi). In the late 1930s and early 1940s, In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reached a new peak. At the same time, the outcry from ninety million Muslims in India for independence grew stronger e to differences in history, religion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Jinnah actively participated and led thi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ll India Muslim League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mong all Muslims in India. From 22 to 24 March, 1940, All India Muslim League held a conference in Lahore, Jinnah hosted the conference. The Pakistan Resolution was adopted in this conference. On 23 March of the same year, Jinnah declared to one hundred thousand Muslims came from all over India that 'the northwestern and eastern regions(today's Bangladesh) of India where Muslims are the majority, should be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 '

J. 世界翻译史大概有多少年历史

一、中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经历了五次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1．两汉至唐宋的译经时期

从两汉至唐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糅合.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对我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于发生在我国的中西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是以传播宗教为主.虽然在佛经译著中也夹带有少量描述外国科学知识的书籍,但不能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科学翻译活动.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译的附庸.

两汉至唐宋时期一批著名的译者就翻译方法发表了不少论说,初步构筑了中国早期的翻译理论.例如,释道安主张直译,译文不增不减,只是在词序上作些调整；鸠摩罗什则倾向于意译,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他们关于翻译方法的主张,对我国后来的翻译理论发生过持久的影响.比如清代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就可从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的论说中找到渊源.

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指的是：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

1) 鸠摩罗什（344-413）：东晋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评论说,鸠摩罗什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情.鸠摩罗什的译文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2) 真谛：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王之聘来到中国,译经达49部,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唐代之后,译经在中国虽不曾中断,但规模均无法与唐代的盛况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

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著的方向性转变.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于修历的目的,对翻译西方历算书籍感兴趣.1629年朝廷设立了历局,组织传教士与我国历算知晓人士系统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识之士,一方面自身喜爱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力图以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奉旨参与历局译书之外,还翻译了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

明末科学翻译活动启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触.明末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企图冲破长期封建保守与夜郎自大的氛围,自觉睁眼看世界之始,不仅与西方传教士热衷传教的翻译目的不同,还不断面临保守官吏顽强的阻力.由于朝廷支持不够,译人不足,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尚未形成,致使当时已传入我国的一大批西方书籍未能得到译传,使我国错过了一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极好机会.

严格地说清初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是围绕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开展的.他利用传教士翻译了少量关于天文装置、历表及地理、数学等书籍.但这些译稿仅束之内廷高阁,对民间丝毫未产生影响.清初中国翻译唯一有影响者是薛凤祚.他与传教士穆尼阁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对数、天文和三角方面的书籍,使这些知识在民间得以及时传播.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译著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纾和严复.林纾（1852-1924）字琴南,光绪年间的举人.他与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译出欧美文学名著达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纾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给他听,然后由他笔录并整理出来.林纾的译著中遗漏删减之处甚多,但可读性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译作第一次使中国读者接触到西方文学作品,引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同时也打破了章回小说的旧格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大家.从光绪24年戊戌变法失败到宣统三年,严复潜心译书,译作多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学说,显然有向国人介绍西方进步思想之意.所以,严复又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著主要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严复提出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译标准,流传至今近百年仍为许多译者所推崇,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马列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陈望道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达译）,世界文学名著《莎士比亚剧本》（梁实秋译）和苏联文学作品《死魂灵》、《毁灭》（鲁迅译）.该时期译作的典型特征是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从而使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扩大到了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事业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我们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翻译水平大大提高,对翻译的标准也达成了共识.我们把外国的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情况介绍到国外.

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屈指算来17年,实际上真正繁荣的也就是五十年代.那十年的翻译工作,重点放在译介东西方的文学作品上,所译作品的数量远远比不上今天.但由于组织得力,狠抓了计划译书和提高翻译质量两个环节,因而译文质量普遍较高,涌现出一大批名著名译.（孙致礼,1999,2）

5．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从七十年代开始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的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范围、质量水平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我国的翻译队伍已不是那时候的数以千计,而是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数十万人的大军.他们所投身的翻译领域已不是文学艺术的“一花独放”,而是社科、科技、军事、外交、贸易、法律、文教、卫生等领域“全面开花”,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首屈一指.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的“地球村”,离开翻译来谈论知识和信息,是不可思议的.此外,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中国若想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学术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这些合作与交流活动都离不开翻译.
二、（一） 古代西方翻译
纵观全过程,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六次高潮或可分为六个大的阶段.首先是肇始阶段.公元前四世纪末,盛级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当时的希腊文化仍优于罗马文化,因而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或始于更早的时期.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确已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个翻译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在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强大而顽固,基督教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极力发展为 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督教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经典.《圣经》由西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四世纪这一译事活动达到了高潮,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初期,教会在文化上取得了公断地位,《圣经》和其他宗教作品的诠释和翻译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欧洲进入封建社会,"蛮族"建立各自的国家,宗教翻译便占有更大的市场,《圣经》被相继译成各"蛮族"的语言,有的译本甚至成为有关民族语言的第一批文学材料.
（ 二） 中世纪西方翻译
中世纪中期,即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门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议成拉丁语.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原来早在九世纪和十世纪,叙利亚学者就来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把这些著作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中心.后来,在托莱多译成拉丁语的许多希腊典籍便是从这些阿拉伯文译本转译的.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三）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翻译
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十六世纪及尔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大古代和当代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在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顺从民众的意愿,采用民众的语言,于1522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阿米欧先后用了十七年（1542-1559年）时间,译出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查普曼1598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罗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的《散文集》,乃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群灿烂的明星.而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的翻译出版社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它以其英语风格的地道、通俗和优美赢得了"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的盛誉,在长时期里成为英国唯一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经典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乃是西方（主要是西欧）翻译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的地位终于得到巩固,同时也表明翻译对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文艺复兴后,从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二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展.虽然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这一时期的翻译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但仍然涌现出大量的优秀译著.其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代的和当代的作品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议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
（四） 现代西方翻译
西方翻译的第六个大发展极端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二次大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是翻译事业繁荣兴旺的物质基础.由于时代的演变,翻译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是翻译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文学、宗教作品的翻译上,这个时期的翻译则扩大到了其他领域,尤其是科技、商业领域.其次,翻译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过去,翻译主要是少数文豪巨匠的事业；而今,翻译已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不仅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从事翻译,而且还有一支力量雄厚、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队伍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翻译任务.再者,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特别是在联合国和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之后,西方各国之间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交往日益频繁、密切,所有这些交际活动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因为翻译在其间起着越来越大的实际作用.最后,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和进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兴办高等翻译教育,如法国、瑞士、比利时设有翻译学校或学府,英、美、苏等国在大学高年级开设翻译班（Translation Workshop）,以培养翻译人员；（二）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有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国际译联"）以及国际笔译、口译协会和各国的译协；（三）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这第三点实际上是新时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自1946年英美学者首次讨论用计算机做翻译的可能性以来,翻译机器的研制和运用经过近四十年的曲折历程,已日益显示出生命力.它是对几千年来传统的手工翻译的挑战,也是翻译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目前,西方翻译事业仍处于第六次高潮之中；今后向何处发展,第六次高潮会持续多久,眼下尚难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