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请概括一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而且出现了哪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信徒和社会中皆可。
一、 基督教影响中国的三次浪潮
1. 第一浪潮(景教):纯粹的宗教形式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刘彻派遣张骞赛出使西域，
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之间，以这一古代商业脉为纽带，逐步
发展了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关系。沿着这条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最早通道，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
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十六世纪以后又流传着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多马曾到中国传教布道的故事……
尽管到目前为止还缺乏有力的历史根据证明这些传说，但从热衷于宣扬这类传说的多为教会人士
这一点，则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在其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特殊热情。
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在西安市郊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中国古代对波
斯的一种称呼，从碑文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又译"神人一性派"，中国传统
文献称之为"景教")传教士早在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就来到中国传教，使此教在有唐一代兴盛一
时。景教碑文上说:"真常之道，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聂斯脱利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以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命名.聂斯脱利
因教义中"神性"与 "人性"的论争，在公元413年的以弗所主教会议上被指控为异端，受到逐出教
门、流放致死的惩罚。但是,后来的近东教会却支持聂斯脱利的教义，498年，近东教会正式决定
与罗马教会断绝关系，接受聂斯脱利的信仰，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正式形成。此后，景教传
教土以高度的宗教热情活跃在中亚地区，七世纪时这一派的信徒己经遍布我国古代所称的西域一
带，并且唐代将该派的活动正式导入中国。
唐代文化是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大融合之后，发展出的第一个高峰时
期，也是当时世界的文化重镇之一。唐太宗以君临天下、德兼夷夏“天可汗”的方式，实行“兼
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使景教在唐代获得了广为流传的机遇。唐贞观九年(635)，"聂斯脱利派"
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来到长安，标志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发生联系的开端:"太宗文皇
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其经，望风津以驰艰险。贞观九祀，
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阑。深知正真，特令传
授。" (景教碑文，见《150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43页， [英)阿.克.穆尔著，中华书局1984
年版)而且还由朝庭出钱在长安修筑一个"波斯寺"，授教传道。到了唐高宗日子，景教兴盛繁华，
竟然“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同上)745年，唐玄宗应景教教徒的要求
下令将"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781年唐德宗时，树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的名称第
一次在这块碑上出现。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有力物证，碑文的内容分为序言和颂词。序
文简略地说明了景教的基本信仰，叙述了景教自唐太宗传入中国后受到太宗以下代皇帝的优待扶持，
凡一百五十年间的发展经过。颂词则是用韵文再次概括地讲述了序文的内容。景教碑的树立本身表
明景教已在中国的文化生活扎下了根基。在后，景教虽在中国继续生存，然而，没有获得进一步的
显著发展。这不仅比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浪潮 (1840年迄今)远为逊色，甚至也远远比不上第二
次浪潮(明末清初的那次“天主教来华”)的深度。
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下诏灭法毁寺(即史书上所说的"会昌灭法")主要针对佛教，但景教也
受到株连。景教在中国活跃了二百多年后，就此渐趋销衰，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就此一蹶不
振。这“第一次传入”到了宋代，就销声匿迹，中国的史籍里再也见不到有关景教的记载了。宋太
宗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聂派教士那及兰(Najvan)奉聂派教会大主教之命与另外五名教士来中国整
顿教会。
987年，他们回去报告:“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坏。全国之中，彼一
人外，无第二基督徒矣。寻遍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回也。”(参见《中国古代基督教
和开封犹太人》，第126页，江文汉著)这个文件，标志着基督教在华传教第一次浪潮的消失。温
文尔雅的北宋盛世的这一“宗教消失”，显然不是由于战争与革命的残忍迫害所致，而表明当时的
中国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于基督教的兴趣和需要。这是历史性的退潮。值得注意的是，景教在中
原衰亡之后，却曾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间流行。十三世纪，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景教遂在元
朝又重新出现并流行，当时的蒙古人称基督徒为"也里可温"。显然，这个蒙古称号表明这种宗教已
经与汉人绝了缘，只是蒙古人和他们的盟友"色目人" (后来的“回民”)的宗教。
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通过马可·波罗兄弟带信给教皇，正式恳请教皇差派传教士来中国。
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孟高维诺任教廷使节前来中国。
1294年，孟高维诺来到大都(北京)，开设天主教堂，开始传教。这是天主教第一次进人中国。
这初次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依赖于蒙古统治者的保护，所以，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之后，这一蒙古
人 (和色目人如马可·波罗)新近皈依的宗教也就连同消失了，前后大约仅仅延续了六十年。
唐代以及元代复出的景教，以及元代初次来到中国的天主教等的传播活动，(字数有限制,请详细看参考网页)
㈡ 基督教的发展历史是什么 详细点
教会二千年历史速写
每一页的教会历史都是救恩历史的一部分，借着教会的宣讲及生命的见证，把神的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况活现出来，成为一种改造生命的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教会每一页的历史都是坚贞不移的信徒用血和汗写成的。不少信徒为了忠于神所托付的使命，不辞艰苦地将福音带到不同的地域与文化，并且在面对逼迫时，不惜将生命浇奠。他们的血便仿佛种籽一样，在不同的地区萌芽生出教会来。然而，在过去一千九百多年中，教会也经历了多次的挫败，有时面对挑战时畏缩妥协；有时被外在的势力渗入，分化教会，使教会沦于败坏光景；有时因人的软弱，在高举教义真理时却忘记了爱心的实践，因而造成教会分裂，使神的名受到莫大的亏损。正因为教会经历过多次的挫败，我们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教会的历史是神的信实不断展现的历史。无论在什么时代，当教会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神便兴起瓷的仆人，配合各种环境的因素，洁净教会，复兴教会，使她从颓败中起来，拓展神的国度。
在我们比较深入去谈论教会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之前，我们不妨概略地将教会接近二千年历史的一个轮廓勾划出来，好让大家先有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
为了方便起见，很多史学家都将教会的历史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初期教会史，由基督及使徒建立教会开始，直到第六世纪末年。史学家以六世纪末作初期教会史的完结，乃因教会于六世纪末已进入一新的历史形势。自五世纪开始，罗马政府对西罗马帝国已失去控制，西罗马帝国渐趋全面崩溃。然而与此同时，那里的教会却日益壮大，渐渐成为普世教会的领导。使西罗马帝国的教会兴盛的关键人物乃大贵格利（或作贵格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 约540-604 A.D.），他被视为最后的教父，也是第一位教皇，是罗马天主教传统的开山祖师。因此大多数史学家都以贵格利一世登基作教皇的那年为罗马天主教传统兴起的肇始。正因这缘故，第二段的教会历史便是由主后五百九十年（即贵格利一世即位那年）开始，直至主后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发动改教运动为止。史学家称这段历史为中古教会史。第三便是现代教会史，由改教运动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
每一段教会史都有其特色，有它时代独特的契机，也有其独特的问题与危机，更有其独特的成就。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几个不同阶段的历史独特的地方。
初期教会的发展本身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当使徒们一个接一个离世以后，教会便进入一个新的里程。教会一方面要继续使徒宣教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分散于不同地域的教会在失去使徒属灵权威的领导下，如何保持纯正信仰及合一的见证？这是教会当时的问题。在这时期，教会一方面尽量保留使徒在世时的言论与教导，在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属灵领袖必须被坚立起来。我们通常称这时期为"后使徒时期"。这时期大概从主后一百年开始至主后一百七十年左右。在这时期，教会权威的形式开始产生变化。起初使徒直接地从基督承受使命去见证、传递瓷的启示，因此对于教会信徒，他们的言行，都带有代表基督的权威。但他们去世后，教会便得依据另一种信仰、生活的指标，于是一些被教会普遍公认的文献及信条开始出现，以作为信徒信仰、生活最可靠的参考。圣经的正典便是在这时期开始形成的；比较详细的信经（如使徒信经）也纷纷在这时期出现。在这时期，信仰的表达都是非常单纯，没有深奥抽象的阐释，并且非常着重信仰在生活上一些实际的问题。这时期也是教会经历很大的逼迫，却又扩展非常迅速的时期。教会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教会的组织还很简单，异端的影响仍未太猖獗，因此信徒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时的信徒绝大部分是基层的。这时期史学家称之为"后使徒时代"（Post-Apostolic Age）。
接着便是"尼西亚前时期"（Ante-Nicene Age）的历史，由主后一百七十五年开始至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尼西亚会议为止。这段时期无论在内忧和外患上，教会都经历很大的压力。外患方面，就是教会接二连三的受到国家严重的逼迫，而异教徒的哲学家、文学家也多方面提出问难与攻击。内忧方面，就是教会内极端的信仰表达以及异端也多起来。因此在这时期，教会不单要向政府申辩，更要对应敌基督思想的挑战，同时也要为纯正的信仰争辩。因此，这时期最大的特色，便是基督教正统神学思想的发展及护教运动的兴起。同时，教会在迅速的扩展中，开始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崇拜的内容也慢慢丰富起来。此时的教会不再是低下层所独占的了，基督教已渐渐渗入中、上层，因此不同阶层相处的种种问题便开始出现在教会中。
"前尼西亚时期"之后便是"尼西亚时代"了。这时的基督教，因着君士坦丁大帝的归信，已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逼迫的忧虑没有了，但内部的种种问题却浮现出来。最严重的问题是教会开始趋于世俗化和结构化。为了避免受这种趋向的败坏，不少信徒退到荒漠中，企图透过在独处中的安静与严谨的操练，保持圣洁的生活。修道主义的兴起便是这时代的特色。这时代另一个特色是神学争论的普遍。为了要排解这些神学争论，教会就得继续不断地召开大公会议。教会的分裂也因这些争论和会议渐趋严重。
进入第二段的历史，我们看到罗马帝国不断萎缩，蛮族经常入侵，罗马军竟无力抵御。主后四百一十年，哥特人攻入罗马城，使整个罗马帝国举国震惊。当时便有不少人认为这事件是罗马亡国的先兆，是罗马人背弃他们的天神所招致的惩罚。主后四百七十五年，蛮族再攻入罗马城，四处抢掠，若不是罗马的大主教苦苦央求他们不要焚城，恐怕罗马城便付之一炬。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已不在罗马，而在小亚细亚旁边的君士坦丁堡。自从主后三百一十五年君士坦丁迁都以来，整个罗马帝国的重心便从意大利向东迁移，这便造成意大利及意大利以西的国境空虚。小小的一队蛮族往往可以攻城劫掠，来去自如。帝国因无暇西顾，竟任由罗马帝国的西边自生自灭。正因如此，罗马的大主教便渐渐成为西边的政治、经济及宗教领袖，蛮族入侵后，协助及领导人民重建家园的，往往是罗马的大主教。罗马天主教也就是这样渐渐壮大。在东边，神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下来，一个神学问题的纠纷解决了，另一个又出现。信徒的信仰生活已渐渐失去其活泼的能力。就在此时，大约是在主后六百三十年，回教突然兴起。回教徒在主后六百三十七年攻入耶路撒冷，不到两年，整个叙利亚也陷入他们手中。在五十年内，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大部分都落在回教徒手里，而教会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带的小小角落，教会可算损失惨重。
当时的形势的确非常不利，西罗马帝国经常受蛮族的侵扰，人民不能安定生活；而东罗马帝国则落在回教徒手中。这真是令人觉得黯淡的时候，因此很多史学家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我们要弄清楚，"黑暗时代"并不是指教会内部黑暗，而是指整个罗马帝国的文明趋于崩溃，在多方面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不少文化的遗产也渐渐失落。反过来，教会是保留那些文化遗产的使者；例如在很多地区，在蛮族入侵时，农民往往迁逃，以致不少农地荒废，甚至连耕作的技术也都失传了。教会很多修士便负起耕作的任务，并且保留了耕作技术。其实这时期也有它光明的一面。这时期是教会向欧洲西边及北边扩展神速的时期。以罗马为基地，教会差遣传教士带领蛮族归主。从主后六百年到七百五十年间，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盘踞于现今德国、法国地区的蛮族，全部归信基督。再过不多时候，北欧也归入了基督教的版图内。
由于东边的教会大大的萎缩，罗马的大主教便渐渐成为大公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人，而罗马教会因其宣教的成就，也成为欧洲所有教会的母会，受她的牧养与管辖。于是罗马天主教便日益壮大，而一度极具影响力的东方教会在历史上竟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以后教会历史的焦点，几乎完全在西方教会的发展。
教皇的势力日益壮大，教会的地位日高，权力的斗争及各式各样的腐败也开始出现。意大利的贵族经常控制教皇的推选及其他的政策，因此，一些德性败坏的人竟也当起教皇来。从主后九百年开始，教皇的威望一落千丈，几经改革也无法扭转。在上的如此，在下的也如此，很多主教主管数个教区而从来不负牧养的责任。不单如此，他们竟将一些有利可图的圣职售卖，很多圣职人员的道德生活败坏非常。因此缺乏牧养和真理的教导，民间的各种迷信渗入平信徒的信仰生活中；有时圣职人员更利用这些迷信鱼肉信徒，如颁布、售卖赎罪券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神学方面，经院学派兴起，神学的反省几乎完全被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系统俘虏。理性的论证往往取代了对神话语的聆听与阐释，神的道被化成一套一套抽象玄奥的系统，与信徒的信心经历及生活相去不知千里。
在这情况下，上至教皇，下至信徒，都觉得教会急需改革，但他们不知从何着手。偶尔有几声旷野的呼喊，但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到了十六世纪初，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及文化意识的蜕变已由渐变而转速，急剧变革已如箭在弦。当一切条件就绪，马丁路德于一五一七年发动的改教运动便展开，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作出全面的检讨、批判与改革。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如星火燎原一样地迅速蔓延，最初在德国，后来在瑞士、法国展开。不久，英国因亨利八世未能取得教皇批准他与皇后离婚，因而与教廷决裂，另一形式的改教运动也在英国展开。在德国的改教运动产生了信义宗的教会；在瑞士，因慈运理（Zwingli Ulrich Huldrych, 1484-1531 A.D.）及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 A.D.)领导的改教运动产生了改革宗的教会；在英国就产生了圣公会。信义宗与改革宗在欧洲不同的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丹麦、瑞典、挪威受信义宗的影响极深，而苏格兰、荷兰、比利时则受改革宗的影响较深。在英国，一些不愿接受圣公会体制的信徒在十七世纪远渡重洋到北美洲寻求教会自由，这是美国立国的先祖，他们大都受改革宗的影响极深。然而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波兰这些地区，改革运动因着各种因素而节节失利。所以改革运动以后，天主教的传统依然很牢固地坚立在这些地区。如此一来，教会便呈现分裂之势；天主教与改革派三百多年来一直彼此敌视。而在改革派中，不同的宗派因着信仰表达的重点不同及体制上的差异，也形成了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势。
在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方面将精力倾注于传教的事工上，他们在拉丁美洲、亚洲，甚至在欧洲本身都有相当的成就。而此时，改革派却纠缠于宗派间或宗派内的神学争论中，将不少精力虚耗，在传教方面几乎交了白卷。
十七世纪开始，整个欧洲的精神文明正发生很大的变化。理性主义渐渐抬头，科学也相应快速地发展。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所谓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一种机械的宇宙观，认为宇宙就好像一个机械的系统，里面一切的现象都可以用机械的科学原理解释。于是，信徒的信心受到严重的考验；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多方面的质疑，为了应付这些挑战，一些神学家竟削足适履地将传统的信仰妥协，因而产生所谓自由派神学。在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刺激了工业的发展，西方在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之间，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这却带来西方精神生活的空虚，而教会也因此感受物质主义很大的压力。教会面临世俗化的危机。
然而在另一方面，十八、十九，以至二十世纪初期却是教会复兴更新的时期。自十八世纪末，复兴的火焰由英国燃烧至美国，再由美国蔓延到其他地区。这股复兴的火与教会传教的热忱相辅相成。因此，在这二百年来，改革派教会的增长也是空前未有的。
到二十世纪，教会面对着各种不同的挑战，就如共产主义，物质主义，民族主义等。因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二十世纪是基督教节节败退的时期。共产主义在六十多年内席卷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而欧洲的教会似乎不断萎缩。然而，教会的生命力真是惊人的，在种种狂潮的冲击下，教会却不单没有退缩，反而有扩展之势。在主后一九八二年牛津大学出版的一份研究中，发现基督教仍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教会也在不断地增长中。
二十世纪是西方传教士撤退时期，也是本土教会兴起的时期。许多第三世界的教会在负起自治、自养、自传的责任后，发展极其迅速。而教会史也从以西方教会历史为主导的阐述转向多元的历史阐述，而从多元的历史发展中寻求普世的意义。
二十世纪也是合一运动开展的时期，但可惜合一运动稍为开展，在仍未能将不同宗派的距离拉近前，便大谈世界宗教的对话与合一，因而在推动天主教，东正教及基督教对谈、合作与合一方面，没有产生突破性的果效。而不久，合一运动的焦点也渐渐转移，从比较着重合一的讨论与活动，转移到政治及经济的解放，因而在第三世界的神学及教会生活，引起颇大的变化，也同时迫使普世教会正视信仰与处境的关连。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教会的宣讲是从过往回应理性思辩的时代潮流，转向回应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形势。
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教会最大的发展会在非洲和亚洲；在非洲，教会的宣教工作已经有相当的成就，而在亚洲，我们仍在起步的阶段。面对这么广大的禾田，亚洲基督徒的责任真是重大。
㈢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史
公元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署南京条约。
其中规定，有传教的权利，中国必须予以保内护。
后来，又陆续签订了：容
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其中都有类似的传教条件。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伴随着侵略。
虽然基督教倡导博爱，
但基督教的传播过程，对基督教自身，是一个无法抹杀的耻辱。
宗教的正常传播途径，可以通过“文化交流”，
也可以通过“哲理辩论”。都是正常的可取途径。
但通过侵略传播，实在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㈣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如何
我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持否定态度，按其教义佛教与道教属异端应当毁灭同时还不许中国人奠回祖，不许奠炎答黄帝陵，否定人民英雄纪念碑其险恶用心另人深思，此教从根本上否定中华先祖否定中华历代英烈否定中华民族传统信仰割断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奴化人民于无形，加之近几年西方文化入侵与地缘包围，此教更成为欧美列强对中国人民洗脑工具根本目地是泯灭国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弱化中国人国家意识从而灭掉我们思想防线，历史上中国佛道都以慈悲为怀劝人为善从未发动过什么圣战！而欧美历史的十字军东征，新大陆发现先开始均以传教为目地，洗脑过后便是野蛮屠杀.掠夺，从非洲木材黑奴到南美金银，1840年又指向中国，可以说基督教为西方在全球扩张起了关键作用！
㈤ 基督教的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是什么谢谢
呵呵，太艰难了，好多电影。书籍都有记载，在中国的传道太艰难，但是上帝很看顾中国，现在的教会大多都很复兴！！给你推荐个电影《六福客栈》就是一位英国女传道人在中国的艰难史！！
㈥ 中国基督教发展史
基督教入华的传说：使徒多马的传说：当使徒保罗启程将福音带给西方，做“外内邦人的使容徒”的时候，使徒多马则向东方进发，将福音带到中国、印度等地，后于归途中在东印度殉道。使徒巴多罗买的传说：一同来东方传福音的有多马和巴多罗买二人，多马去了印度，而巴多罗买则来到中国。初期教会逃难来华的传说：公元65年，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70年耶路撒冷被毁，四散逃难的基督徒当中，有部份来到东方，侨居中国。以上三种传说都指同一时期，即公元65－70年，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事。这期间的基督徒多为犹太人，福音主要靠口传，新约圣经尚未
㈦ 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历程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是当年一度被认为是异端的聂斯托利派（中国称景教，现称“基督宗教马龙派”），后来在唐朝会昌五年（845年）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罗马公教）又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来利玛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
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东正教开始在中国传播。1807年，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发展。1843年，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教义，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建立“拜上帝会”，后来建立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
战乱中诞生的《天风》杂志，1945年2月创办于成都，主办机构是基督教联合出版社。1948年1月1日以后，改用「天风社」的名义出版。 1949年以后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机关刊物，它的命运与中国的时代变化紧密相连。因而可以有效地观察分析一批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主张与立场，进而探讨时代变革中基督教与政治、基督徒与社会的关联与互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天主教徒解放初约有270多万人，到2006年约有500万人；基督教徒解放初约有70多万人，截至2006年，基督教信徒已超过1600万人。
㈧ 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从基督教的发展历程得到什么启示
基督教来发展是通过清朝，明自朝的时候通过国外逐步传给我过的 通过外国人在中国建起了一座一座的基督教发展错，一座座都在集中，叫做最帅这个历史充分说明了外国人在中国发展的已经历史已久了 红，做一个中国人可以 小心点
㈨ 基督教的历史发展是怎样的请尽量详细。
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
摘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 1950-1992》 作者：吴耀宗
引 言
“中国基督教革新”是解放以后一个新鲜的口号。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基督教曾经提出过好几个口号。最初的一个口号是“国内布道”，这是西方差会在中国宣教的全盛时期中--1918年，由中国信徒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提倡这个口号的人们都是热心的基督徒，他们觉得外国宣教师到中国来替我们作工，中国的基督徒也应当在自己的园地里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作工。他们最初的工区是云南、西康那些偏僻的地方，后来在一个短时期中，也曾推广到别的地方去，但这个运动不久就消沉下去。其次，是“中华归主”和“本色教会”这两个口号，这是1922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大会所提出来的口号。所谓“中华归主”，就是要使全中国的人都相信基督教。那时候，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们，像军队作战一样，把基督教已“占领”和还没有“占领”的地区，都在地图上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宏愿，但也只是一个宏愿而已。所谓“本色教会”，就是“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已故诚静怡先生的话)，跟着这个口号同时被提出来的，是另一个口号，就是“自治、自养、自传”。“自治”也有人写作“自立”或“自理”。这两个口号的提出，是在当时反基督教运动发出以后，它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基督教里面“洋”字的涵义洗刷掉，因为当时的反教运动最主要的口号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时代是不许可这个运动得到多大成功的。一方面基督教的领袖们对这个运动的认识还不深刻，另一方面在不久以后，所谓“国民革命”就叛变了革命，同帝国主义妥协，而基督教也就可以很舒服地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里。再其次，是基督教协进会在1931年所提倡的“五年奋进运动”。这是“九·一八”的前夕，国事蜩螗，民气消沉，而基督教也受到一般情绪的影响。并且，“中华归主”的口号喊了十年，还没有什么重大的进展，这就使基督教的领袖们深深地感觉到基督教本身的弱点。当时的口号是“求主奋兴我的教会，先奋兴我”。最近又重复提倡一个“奋进运动”。这个运动是四年前由基督教协进会发起的，解放后在名义上还存在着。
现在我们所提倡的基督教革新运动，在意义上虽然和过去的几个运动是一致的，但在内容和本质上却是和它们不同的。解放以前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过去基督教的几个运动，都是在这个社会意识形态下发动的，也没有超过这个意识形态的范围。解放后的中国，是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后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朝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的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是在这样一个新环境、新意识下提出来的口号。它的目标不只是清算过去基督教个别的弱点，而也是要把中国的基督教基本地、全盘地改造，使它脱离了西方社会传统的影响，脱离了中国旧社会思想的羁绊，恢复了耶稣福音本来的面貌，使基督教变成新中国建设中一个积极的力量。
动荡的时代中的基督教
解放前后的基督教呈现着混乱的、苦闷的情况。这一种情况的所以产生，是很容易了解的。在过去一百四十多年当中，基督教在中国所过的日子，比较是一帆风顺的。庚子的义和团运动，和以后的几次反教运动，都不过是树叶上的微风，没有震撼到基督教的骨干。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是不可能有什么基本冲突的，因为它的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所孕育而成的。中国的解放，却给基督教带来了一个不容易了解，而却又非应付不可的现实。中国的解放是由共产党领导着的，而共产党是唯物的、无神的。这似乎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主要的是一个利害上的问题，因为共产党要推翻现行的制度，而现行的制度，也就是基督教在里面寄生着，受着它荫庇的制度。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宣传，更加深了这一个惧怕和成见。现在，这一个革命的运动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推翻了旧的统治，建立了新的政权。怎么办呢?有的人是彷徨的，有的是消极的，有的是等着看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将要来临的是什么。
忽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了，《共同纲领》通过了。在政协会议里面，有五位基督教民主人士的代表。共同纲领清楚地规定了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一个事实，在基督教里面普遍地鼓起了乐观、希望的情绪。许多基督徒松了一口气，他们晓得他们过去的忧虑是过分的、是多余的。
但是，过了不久，许多基督徒乐观的眼光，又被一阵黑云遮蔽住了。从旧解放区和新解放区里不断地传来苦闷的声音。教堂被借用或征用了，《圣经》被没收了，教会的许多工作受到阻碍了。这样的情形并不是普遍地发生的；有些地方--尤其是大城市，是几乎没有问题的。也有些地方，经过相互了解以后，问题就解决了。然而问题既然发生，它们就常常会被强调、被夸大、被歪曲。于是，许多基督徒又陷在怀疑和苦闷的深渊里。
基督教为什么会遭遇到困难
关于基督教所发生的困难，主要的责任是应当由基督教本身来担负的。基督教同时代脱了节；基督教不但同时代脱了节，基督教并且发生了反时代的作用——这就是基督教所以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说基督教同时代脱了节呢?基督教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同一时代的产物；目前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仪式制度，大部分是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中国的基督教除了这种影响以外，当然更受了一百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影响。这一个复杂的情况，就使中国的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里，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现象。由于原始基督教的积极性与革命性，基督教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相当的贡献。这个贡献不只表现在基督教的教育、医药、慈善等社会事业上，也表现在基督教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基督徒；参加五四运动、救国运动，和其他的革命运动，也有不少的基督徒。为什么基督教的积极性与革命性，在中国的社会里更有发挥的机会呢?那就是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同样是中国的人民，而中国的人民，都受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压迫与剥削，因此，或多或少地，都有革命的要求。
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面；事实的另一面，就是造成目前基督教所遭遇困难的原因。在基督教里面，有许多言行不符、吃教贪污、门户水火的弊病。有不少的基督徒不能在言行上为耶稣救人救世的福音做见证；相反地，他们生活的表现，常常使教外的人轻视基督教，甚至厌恶基督教。其次，是一些基督徒的“关门”主义。他们手捧《圣经》，虔心祈祷，以为天下的大事，都可藉此而得到解决。他们害怕“政治”；他们一口咬定基督教不应当同政治发生关系。其实，他们并不是害怕政治；他们所害怕的，主要的是他们所认为是“左倾”的政治。对维持现状的任何东西，他们的顾虑是比较少的。由于他们的“关门”主义，他们对现实就不了解，而他们就同时代脱了节，变成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力量。再其次，是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基督教和帝国主义有没有发生关系?基督教有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在下面做一个说明。在这里，我们只要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的问题，是目前基督教对外关系的最主要的问题，也是基督教在解放后所以遭遇困难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在个别的事件中，可能被夸张，被歪曲了，但这个因素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
除了基督教本身应当负起的责任以外，一般人对基督教的成见，和地方干部处理宗教问题的偏差，当然也是使基督教遭遇困难的原因。基督教是“洋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基督教是迷信的，反科学的，是人民的鸦片。这是一般人，尤其是受过唯物思想训练的人，对于基督教的看法。基督教当然并不是完全如此的。然而，基督教普遍地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却是事实。更不幸的，是一般人把基督教同天主教里面的某些成分混合起来看，也把基督教同迷信反动的“会门”混合起来看。这就是使基督教除了它本身的弱点以外，更在一些与它不相干的事上，代人受过。
怎样应付困难
基督教在新时代中发生困难，这并不是一件特殊的事。中国的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转入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需要一番彻底的调整与改造，基督教自然也不能例外。这个调整与改造，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许多问题。基督教所遭遇的困难，就是这些问题的一部分。虽然每一个问题都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在一个转变中的时代，一切问题的一般性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问题发生了，怎么应付呢?在一个短的时期中，许多基督徒都为这一件事苦思着、焦虑着。他们几乎不能想到基督教其他方面的问题；在华北五省，我们曾汇集了一百六十多件关于基督教的案件，送给有关当局处理。还有许多个别的案件，在可能范围内，我们都送请地方或中央的当局处理。有些案件是迅速地满意地解决了。有些案件，因为情形复杂，或公文来往费时，就拖延下去，或竟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地方和中央人民政府也会为这些问题发出若干的指示。1949年12月，湖北省人民政府为了贯彻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教堂的政策，特向所属各级政府发布通令。1950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出“机关部队借用教会房屋，应采协议方式”的指示。同年1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主管机关对平原省人民政府所询问关于城市地产房屋问题，予以详细答复，其中数项是关于教会房屋的。同年2月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据内务部的指示，再向所属机关发出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证教会教堂的通知。这些文件都证明了人民政府对这件事是关心的。然而，因为许多问题不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解决的，有些人便以为这件事没有获得应有的注意，其实事实并不如此。
1950年4月，基督教访问团到北京去访问，这个访问团是由政协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五个单位的代表组织而成的。当他们访问基督教团体工作完毕以后，他们就去拜访若干政府首长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他们也参加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的两三次座谈会。在他们的拜访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同周总理的三次谈话。参加谈话的除了访问团团员——邓裕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艾年三和本文作者——之外，还有赵紫宸、陆志韦、江长川、王梓仲、高凤山、庞辉亭、赵复三、凌俞秀霭、陈文润、刘维诚、杨肖彭、邓锡三、霍培修等京津方面基督教领袖，全体共十九人。我们拜访周总理的目的，主要的是给他报告解放后基督教一般的情况，并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基督教所遭遇的困难。周总理对我们的报告，表示非常的关切。在听取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他便表示他自己对基督教的意见。他承认了基督教过去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唯心与唯物可以并存，那就是说，相信宗教的，和不相信宗教的，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长期合作；就是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只要基督教是人民所需要的，它还是可以存在的。当我们把基督教二十几年来所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理想告诉周总理的时候，他不但表示赞同，也表示嘉许，认为这是基督教今后必须遵循的途径。但周总理谈话的中心，却在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联系，和帝国主义在目前国际形势中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实与可能。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这个题目，在参加谈话的基督教人士当中，并不是完全新鲜的。然而，周总理所做的清楚的分析，却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一个没有参加谈话的读者，是不容易了解这句话的涵义的。为什么基督教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呢?这一件事同基督教的许多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在下面对这些疑问做—个简单的解答。
基督教与帝国主义
基督教的本身就是一个宣教运动。使徒保罗就是基督教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宣教师。一个相信了基督教，被耶稣的福音所逮住了、变化了的人，是不能不把他所感受到的东西宣扬出去的。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就是这个意思。基督教最初传到中国来，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以外，是完全出于这种纯洁的动机的。一直到现在，大多数从外国到中国来的宣教师，至少在他们主观的意图上，也是抱着一种纯洁的目标的。但是，尽管基督教是一个崇高的宗教，是救人救世的福音；尽管多数的宣教师和其他基督教的负责人士，主观上是要服务中国人民，没有宗教以外的企图；基督教是可能被人歪曲，被人利用的。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主义，任何一种学说，都是可以被人歪曲利用的。基督教的历史和世界文化思想的历史，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个事实。基督教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西方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些国家大多数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培养出来、传播出来的基督教，是不可能不深深地受到这些国家的文化的影响的。如果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当然就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物质生活。在这种情形之下，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基督教，是不可能不受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的。
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开始在中国活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依靠了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而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有不少是由于教案的纠纷。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基督教，就必然地被一般人看做“洋教”。外国的宣教师，受了不平等条约的荫庇，住在高楼大厦，养尊处优；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依势凌人，作威作福。基督教学校里的教育，甚至教会医院里的服务，都带了洋气。如果这一种洋气，不过是单纯外国的气氛，那还不是太坏的；但所谓洋气，是同帝国主义分不开的。过去基督教学校教育的奴化成分，就是一个例子。
外国宣教师所宣传的宗教又怎样呢?似乎宗教是宗教，宗教里面不可能羼杂其他的成分。但事实并不如此，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宗教所追求的是绝对的真理，然而，任何时代的宗教，都不是绝对的真理，甚至不是相对的真理。历史上许多的罪恶，是借宗教的名义而行的；而帝国主义，就是这些罪恶中最毒辣的一种。
但是，帝国主义同基督教的关系，究竟是不容易被一般人所认识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日本侵华战争--这是帝国主义，这是大家所能看得见的。但是，基督教里面的帝国主义，却往往是看不见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究竟怎样发生了关系呢?帝国主义并不只是飞机和大炮，也不只是间谍和其他秘密的工作，这都是可以看得见的。还有一种无形的帝国主义，那就是帝国主义通过文化、思想、教育甚至神学所发生的影响。举一个眼前的例来说吧。美国侵略朝鲜、台湾，这是帝国主义，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在中国的基督徒里面，有许多人曾经对美国的物质文明，对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对美国式的生活，表示无限的向往。他们从这个向往中产生一种对美国文化的错觉与幻想。现在呢?这个错觉与幻想是部分地被打破了。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基督徒的团体和个人，在上海、南京、镇江、广州、韶关、北京、西安、太原、兰州等地都曾发表宣言，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反对美机大量屠杀朝鲜和平居民，反对美机侵略我领空及其暴行。这是一种鲜明的表示，这个表示证明了中国的基督徒们，已经开始认识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但是，这个帝国主义又怎样在基督教里面发生了它的作用呢?让我们说得具体一点，坦白一点吧。绝大多数的美国宣教师是反苏反共的；绝大多数的美国宣教师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反对的或怀疑的。即使他们表示同情，这个同情也是有限度的。他们对于美国又怎样呢?无疑地，他们不承认美国的社会制度有什么基本上的毛病，即使他们承认它有些毛病，他们认为这些毛病是可以改善的。他们当然不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至于美国一般的国策呢，他们即使不能完全同意，他们至少是基本上同意的。他们认为美国式的生活是最宝贵的；他们认为实行美国式的生活的，就是一个“自由世界”；他们不惜用任何的代价，去保证这个“自由世界”的存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