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历史意义

Ⅰ 清廷大臣出国考察，大臣出尽洋相后为啥弄了个动物园回来

晚清的内外交困中，朝廷无奈地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组织五大臣赴东洋西洋考察政改。按理说，这次考察应该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深切的现实意义。然而五大臣出洋之初，《大公报》主笔英敛之便做了预测性时评：“群疑满腹，虑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国政治之精义，将有宝山空归之叹。”英先生堪称乌鸦嘴，除了“中国之转弱为强、化危为安，或此是赖”这句话落空之外，其他的悲剧性预测，全猜对了。

多少年来，都是番国来天朝朝圣，何曾有过天朝屈尊去拜访人家的？但五大臣并不觉得屈尊，国朝大员历来最会以旅游解构考察之成果。要员们“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五大臣广了见闻，看了西洋好景，收获颇丰。除了旅游外，还有什么考察成果吗？有，他们也带回了些新事物。

鲁迅说过，在中国搞改革啥的，搬个桌子都是要流血的。还真是。端方等五大臣去西方考察政改，没带什么回国，能带什么回国呢？若真带回政改，恐怕就不是搬搬桌子、流几滴血的事了，怕有千万头颅会落地的。康梁只想搬桌子，没想要翻倒铁屋子，还被逼得逃亡海外；谭嗣同想搬动一下桌子，桌子还没搬动丁点，脑袋就掉在了菜市口。

当年英敛之的“宝山空归”论的确有道理，其所谓“虑所遣之非人”，却未必如是。大清不遣端方去，若所遣得人，就能宝山获宝归？也不见得，有大清在，派谁去考察，都没用，都不能“或此是赖”。端方没引进西体，单引进西技，遭遇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大清派的是端方，也算得人，如果端方不是满族，而是汉族，其十里长街持西洋相机拍国人相片之事故（照相获罪，若传到西洋去，大国如是形象，怕要让洋人笑掉牙—那大清国就出洋相了）做案子来审，那就不是“大不敬”罪，多半是卖国罪，或将以满奸定性，就不是撤职了事，早就被五花大绑，推出午门了。

Ⅱ 清末五大臣出洋：展现了怎样的中国形象

1905年12月19日，上海吴淞口，清朝钦差大臣戴鸿慈和端方率领的政府出洋考察团，乘坐清军的小火轮，直抵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前。代表团的随员们已经在恭候了。他们登上了“西伯利亚”号，下午2时，邮轮拉响汽笛，缓缓启航，驶向日本。
自从西历12月7日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上火车，到天津后换汽车到秦皇岛，再换乘当时中国最好的军舰“海圻”号到上海，一路上都被袁世凯等官员精心安排严密保护。
约一个月后，1906年1月14日，中国政府出洋考察团的另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登上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后，也驶往了日本。
史无前例的出洋团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政府出访团。在此前，清廷不是没派出过官方考察团。第一次，如果可以算官派的话，很不伦不类。那是1866年，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要回国，清政府派了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一块跟着去，算是开开眼界。
第二次，在1868年，应是朝廷正式派的代表团，但是团长却是美国人，名蒲安臣，是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当时中国与列强们签的那些不平等条约要修约了，朝廷一是怕列强们“索要多端”，二是担心中外礼仪不知怎么摆平，灵机一动，竟然想到了派外国人去。这个使团访问了11个国家，历时2年8个月，走到俄国时，连团长都病故了，这样使团中的中国人志刚才接任过来。再往后，1896年，有李鸿章访欧美，事由是为贺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实际是想搞“联俄拒日”，访问完俄国，就顺便欧洲美国游历一番；1901年7月，因德驻华公使被杀一事，清廷特派醇亲王载沣去德国道歉。
然而，以专程前往西方的政府代表团级别之高、目的之明确，这次的五大臣出访团都是史无前例的。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载泽。载泽的身份是皇室宗亲，康熙的第六代重孙，出生第二年就被封为镇国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出洋时尚未满30岁。其余四人，都在四五十岁，最大的戴鸿慈，已经52岁。
五大臣中的端方，是个参与过戊戌变法又在地方上厉行新政的大员，时任湖南巡抚。另两位，李盛铎时任驻比利时大使，尚其亨是山东布政使。
出动这样一个空前高规格的政府代表团，要去干什么？1905年7月16日光绪发的谕旨说得很明确：“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光绪说：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为什么变法总是没什么实效？恐怕是承办人员“未能洞悉原委”。所以要派人分赴东西洋各国，“悉心体察”。
1905年时的中国，义和团的庚子之乱刚刚过去数年。而在中国土地上刚刚结束的，是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立宪的日本胜出，专制的俄国落败，这给当时中国朝野上下带来的，又是一种立宪改革的刺激。社会上的报章杂志吵得热火朝天，连袁世凯、张之洞等国内重臣也加入进来，联名电奏要求立宪。
这就是清廷最终下决心派要员“考求一切政治”的背景。这份光绪的谕旨，已将身段放得相当低，昔日天朝帝国睥睨番夷诸国的威仪已经被列强打得一败涂地，这时候，清廷的想法是：只要是富强之法，管它合不合祖宗先例，都先去看，拿来再说。
正在改变的声望
1900年10月，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回到美国。当时，八国联军刚进驻北京不久。丁韪良在纽约港上岸的时候，还挎着一杆长枪。替他搬行李的男孩问他，是不是刚打猎回来，丁回答说，是的，从亚洲，大海的那一边回来。“打的什么猎物？”男孩问。“老虎，哦，应该是鬣狗。”
在英语中，鬣狗代表着凶残、阴险、贪婪。这里下意识流露出的，是西方人因义和团运动对中国人的恶劣印象，他们留辫子、打阳伞、动作呆板、抽鸦片、撒谎偷窃。
1901年，在伦敦街头就出现过关于义和团在北京围攻外国使馆的木偶活报剧，而西方记者对义和团的报道和一批当时在北京外交官的“日记”出版，更让西方民众对中国人的野蛮愚昧印象深刻。
然而，清朝将派大员出洋考察政治这件事，让外国人对中国人又有了正面看法。英国《新达泰晤士报》、《摩宁普司报》、《纽加司络报》等纷纷发表文章评述，德国的著名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写道：“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

Ⅲ 钦定宪法大纲主要以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哪些国家的宪法为蓝本

1905年，清廷遂派亲贵五大臣出洋，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英、德、法、比利时、日本九国政治，为立宪决策提供依据。
《钦定宪法大纲》是清王朝在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于1908年制定和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它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1889年确立的、从欧洲军国主义色彩最浓厚的1850年《普鲁士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并且为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所确立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二元君主制），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特有的封建买办性、同时又带有一定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宪法性文件并且删去了日本宪法中关于限制天皇权力的条款，使君权更加漫无限制。《大纲》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君上（君主）大权，意味皇权由法定，再把臣民的权利义务作为附则，表现了清朝统治者重君权（国权）、轻民权的一贯性，但它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这对于开启民智，培养近代的法律意识具有一定的意义。

Ⅳ 清廷为何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1905年清政府派出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实际上标志着清政府基本上确定要立宪改革了，而这次出洋考察就是为了进一步确认立宪的“好处”，要说目的的话，那么可以说是达到了。实际上五大臣出洋更应当被看做是立宪决定以及国内舆论转向的结果，而非起因。至于为什么清廷要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实际上稳定应当是为什么清廷决定立宪。

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被看做是行宪政的结果，正是基于此才不断的强盛，最终从被列强欺侮的国家迅速自强发展为强国，反而开始于沙俄叫板。日俄战争的结果也让“立宪”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以及社会共识，各督抚大员纷纷奏请立宪（在8位总督中，就有5位：云贵总督丁振铎、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清政府迫于“时局危艰，百端待理”，亦决定锐意振兴，“起衰弱而救颠危”。

因此正是在这些呼声之中，以及清政府希冀以此自救的期待中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Ⅳ “五大臣出洋”是哪五个人﹖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宪”的口号，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 1905年12月11日，被清廷委派出洋考察西方政治的镇国公载泽、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锋，离京启程前往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另2位出洋考察大臣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已于12月2日启程，前往美国、德国和奥地利考察。 五大臣出国一事由于发生了9月份的吴樾炸弹谋杀案而推迟至今。原定出国的兵部侍郎徐世昌已获任巡警部尚书，商部右丞绍英在谋杀案中受伤，均不能成行，清廷另任命尚其亨、李盛铎代替。五大臣出国的路线是由德国驻华公使代拟和安排的。 次年，出洋考察宪政的大臣先后归国（李盛铎留任驻比利时公使，未归），向慈禧陈述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比如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但主张“实行之期，可宽立年限”，妄图借“立宪”之名缓和国内矛盾，防止革命，使清皇位永固，故而颇受慈禧赏识，决定采纳施行。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

Ⅵ 五大臣出洋的背景

20世纪初，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王朝内外交困，统治摇摇欲坠。1901年1月，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国之长”以“补中国之短”，实行变法新政。同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也明确提出“拟请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国游历。其理由是，“亲贵归国，所任皆重要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以后，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热潮，对推动清末新政的进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Ⅶ 1905年底清朝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为什么重点考察法国，才决定预备立宪

法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制，而清政府是地主阶级君主专制，只是预备，因为之前有英国君主立宪的先例，代表着先进势力。

Ⅷ 清朝末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是哪些人

他们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

Ⅸ 谁能告诉我（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目的和结果，意义）急急急急。。。谢谢

目的
五大臣出洋(1905 —1906)———王公大臣走出国门考察政治推动立宪

结果
1905 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 —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次五大臣出洋的特点是级别高、随员多、目标明确、效果显著。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随着清末新政改革的需要和推动,晚清官员出国游历考察逐渐形成风气,而且出现要求王公大臣出洋的呼声,考察外国政治特别是宪政,也被提上日程。1905 —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早在1895 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建议“, 亲贵大臣及满汉世家子弟,尤宜选其贤者,遣出游历”,因为“风气自上开之,视为下者事半功倍”。② 1898 年,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特地代御史杨深秀起草了《拟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折》。礼部主事王照甚至上书请光绪皇帝奉慈禧太后东游日本“, 借以考证得失,决定从违”,结果被顽固派大臣斥为“用心不轨”。
20 世纪初,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战争,清王朝内外交困,统治摇摇欲坠。1901 年1 月,镇压过戊戌维新的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国之长”以“补中国之短”,实行变法新政。③ 同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也明确提出“拟请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国游历。其理由是“, 亲贵归国,所任皆重要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④ 1902 年以后,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热潮,对推动清末新政的进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选几经变动,最初曾想派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后因荣庆、张百熙不愿去,改为军机大臣瞿鸿与户部侍郎戴鸿慈。以后又因载振、瞿鸿公务在身,不能出洋,改派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绍英。1905 年9 月24 日,正值使团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准备出发时,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绍英等受伤,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书也走不了,又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因此,最后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全部是高级别的一二品大员。
镇国公载泽,姓爱新觉罗,满洲正黄旗人,是嘉庆帝第五子惠亲王之孙,其妻与光绪帝皇后隆裕是姐妹,属近支王公,宗室贵胄,故出洋后常被外国报纸称为“亲王殿下”。他是深得慈禧太后宠信的满族亲贵。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国后不久就升任御前大臣、度支部尚书。户部侍郎戴鸿慈与湖南巡抚端方都曾在慈禧西逃时护驾有功,获慈禧赏识,刚出洋就分别被升为礼部尚书和闽浙总督,回国后端方更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汉军旗人,并与慈禧沾亲。而李盛铎原是慈禧宠臣荣禄之心腹,此时被任命为出使比利时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可见五大臣都是地位赫之高级官员。
五大臣出洋还选调了大批随员,选拔标准是“必须择其心地纯正见识开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①。随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级别较高、素质较好,不少人后来成为政坛和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他们先是奏调了38人名单,实际上后来分两路出发时,仅载泽一路在其日记上提到的随行或先遣人员名单已达54 人。② 戴鸿慈一路,其日记所记同行随员也有48 人。随员中包括部分京官,如御史、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各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不少人级别已超过当年海外游历使。还有地方官员,如道员、知府、知县,海陆军官如参将、都司,以及地方督抚派的随员和留学生等,有些是精通外语和外国情况曾经留学欧美、日本的归国留学生。其中包括民国时代当过内阁总理或部长、公使的熊希龄、陆宗舆、章宗祥、施肇基等人,还有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随员们各有分工,分别担任先遣联络、考察、翻译、编撰等任务。
五大臣出洋目标远大,任务明确,调研细致。1905年7 月16 日,上谕规定目的是“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并要求在国外“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③。临行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连日召见考察大臣,认真听取了端方演讲《立宪说略》④,并让考察大臣带上些宫廷御点路上充饥。光绪帝还面谕军机大臣:考察政治是今天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于1905 年12 月11 日出京,1906 年1 月16 日抵达日本,后经美国赴英国、法国,最后到比利时,7 月12 日回到上海。戴鸿慈、端方一行于1905 年12 月7 日出京,也先到日本参观,1906年1 月23 日抵美,后取道英、法,抵德国,然后考察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并游历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瑞士,7月21 日回到上海。实际上前者重点是考察日本和英国、法国,后者重点则是考察德国、美国和俄国。
戴鸿慈与端方在出洋途中船上与随员详细讨论和制订了考察方针和计划,立宗旨,以考察各国政体、宪法为中心;并作分工、专责任、定体例,勤采访,广搜罗,以图“他山攻玉”“, 纲举目张”。⑤
两路考察大臣出洋为时半年左右,前后到了14 个国家。每到一国游历结束时,都及时向清政府奏报考察经过和心得,并介绍该国的政治体制和统治得失、经验教训。他们考察虽以政治特别是宪政为中心,但实际调查范围很广,包括议会、政府机关、工厂、银行、学校、警察、图书馆、博物馆、动植物园,以至监狱、浴池等。
并请外国政治家、学者讲解宪政原理和各种制度,还大量收集、购买、翻译各类图书、资料。⑥
五大臣出洋收获丰硕,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1906 年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 种146册,并将其中30 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另将购回的400 余种外交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并赶写出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以后又编写了介绍各国政治的源流和概况的《列国政要》133 卷。这些书对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他们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颐和园复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立即召见他们。
前后计召见载泽、戴鸿慈各2 次,召见端方3 次,尚其亨1 次。他们在召见时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之利”,并一连上了好几份奏折,详加阐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解除慈禧太后对立宪的思想顾虑,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① ,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开了一副包医百病的药方,令慈禧读后颇为动容。端方也上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洋洋万言,阐述考察欧美各国政治的结论:“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因此“, 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取立宪政体而外,盖无他术矣!”②1906 年8 月25 日,清廷命醇亲王载沣和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共同阅看考察大臣的条陈各折并会议讨论。这实际上是决定国策的重臣会议。会上多数人赞同立宪,少数人尚有保留。8 月29 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诸大臣, 决定预备立宪。三天之后, 即1906 年9 月1 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可见,五大臣出洋在清政府确定实行预备立宪国策的过程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然而,清王朝的腐败专制统治已像一座基础腐烂快要倒塌的房屋一样不可救药了。虽然清政府在预备立宪以后又推出了改革官制、颁布宪法大纲、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等一系列措施,但1911 年后它又倒行逆施———镇压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成立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线国有等,最终引发了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