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艺术作品的历史意义

① 作为红色经典 红梅赞现代舞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在文艺的百花园里，军旅舞剧、舞蹈艺术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花似锦，万象更新的胜景。

由空政歌舞团创演的大型现代舞剧《红梅赞》在先后荣获了国家文化部颁发的第十届“文华大奖”和代表国家级艺术水准的“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两项大奖后，又荣获了新设立的“解放军文艺大奖”。这个标致新时期军旅舞剧创作高水平的精品之作，也是部队舞剧、舞蹈创作的新成就。近年来军旅舞蹈艺术的成果可谓硕果满园，它们中有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艺术节大奖、“文华奖”、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年）的剧目；有以香港回归为题，反映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民族抗争史的民族舞剧《虎门魂》；有以妈祖文化为背景，沟通两岸三地及海外华夏子孙亲情，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舞蹈诗《妈祖》；有展现新时期军训生活和士兵情趣的中型舞蹈诗《士兵旋律》；有在国际现代舞比赛获大奖，反映与命运顽强抗争，对生命理想充满希冀的现代舞《和梦一起上岸》；还有诸如在全国舞蹈比赛、中国舞蹈“荷花奖”、CCTV电视舞蹈大赛中获金奖的反映新时期我军不同层面的军旅生活，表现现代军人丰富内心世界和高尚精神情操，塑造多姿多彩的军人形象的舞蹈《走、跑、跳》、《云上的日子》、《穿越》、《边关沉月》、《无言的战友》、《同行》；有反映新时期军民关系，刻写鱼水情深和讴歌时代新生活的舞蹈《哈达献给解放军》、《酥油飘香》、《顶碗舞》；有反映我军革命历史斗争题材的《天边的红云》、《千层底》等等；并且通过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推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少年表演人才。正是这种斐然成绩使军旅的舞蹈家们成为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的、展现高质量精品力作、在专业赛事中摘金揽银的艺术劲旅，成为令人瞩目的亮丽风景线。真是一花引来百花开，姹紫嫣红春满园。春华秋实，在上述累累硕果中饱含的是绿色沃土的滋养，是军事题材舞蹈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品牌优势，更是军旅舞蹈艺术家们不忘人民是母亲、坚持关注时代，积极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官兵和人民群众，高昂时代的主旋律，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在艺术创作上求新求异，勇于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梅花香自苦寒来，成果来自于辛勤的耕耘者。以《红梅赞》为范例，它不仅标志着军旅舞蹈创作的独特优势和发展轨迹，也带给人们创作上的思考与启迪。

其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艺术贵在创新，这也正是该剧的成功之处，不循窠臼，大胆探索，采用西方现代舞的编排技法，以时代艺术手段解构发生在昨天的故事，由舞剧长于情感宣泄入手，以人物情感设置舞段，借助现代舞肢体语言情感张力自由奔放的优势，用外来艺术手段，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情愫，从而做到“洋为中用”，创作出江姐等一组红岩英烈的艺术群像，从人性情怀向精神境界升华，以期揭示共产党人、革命先烈为理想信念而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正是这种合于时代和今天人们的艺术视角与欣赏习惯的审美定位，使其作为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作品，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统一，成为演出已达九十六场，中外观众已逾九万二千余人次的一部精品力作。它用艺术实践印证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其二，深入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与生命力之所在。《红梅赞》的编创者，以军旅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为塑造红岩英烈的民族魂魄，艺术地宣扬我们民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曾几番赴渣滓洞遗址体验生活，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艺术视角去打造红岩英烈的舞剧形象，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达到由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的提升，使其成为站在时代艺术发展的前沿，在人民群众中打下印迹，具有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和时代特征的作品，而经得住时代与历史的检验。

其三，为追求高品位作品的艺术质量而执著的磨砺精神。一部精品剧目的产生，是要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境界中，在艺术的千锤百炼中铸就，在艰辛而执着的追求中获取。《红梅赞》今天取得的艺术成就就是对这种磨砺精神的见证。在历时四年的创演艺术实践中，该剧进行了六十余次修改加工，大到主体道具，小到在一投足一举手的瞬间舞姿所展现的艺术质感。为了锤炼主题，不断提高演出水平，曾向四百二十余人次的专家和领导征求意见，在演出现场直接向观众征求意见达二三百余人次，就是这种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和敢于在艺术上攀岩、敢于超越自我的拼搏向上的团队意识，不仅用艺术征服了观众，也让观众从他们充满艺术激情、技巧娴熟、挥洒自如、表现人物淋漓尽致的舞姿舞风中，看到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艺术团体的素质和艺术家对艺术执著追求的精神境界。它告诉人们，只有在崎岖的小路上，不畏艰难的攀登者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艺无止境，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创作势头。我们翘首以待的是军旅舞蹈艺术家们能够在新时期军事变革的伟大实践中，努力把握时代精神，坚持现实军事题材为主的创作，着力反映部队官兵的精神风貌，强化精品意识，以充满个性魅力的创作实践，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弘扬主旋律，坚持“三性”统一。以高质量的艺术精品满足广大官兵的精神文化需求，在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同时，面向社会，走入市场，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增光添彩！
一口气写了这么多。
如果我的答案让你满意的话，请采纳我的答案，不要辜负了我的苦心哦.

② 唱红歌的意义是什么

一、红歌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红色歌曲大都是当时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是当时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有许多红歌首先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的，后经词、曲作者收集、加工和整理被推广的，它脍炙人口，便于记忆。因此人们每当听到红歌就会产生对那段革命历史的记忆。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唱响红色歌曲是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办法。

二、红歌能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一提起红歌，有些人就认为这是老一套，与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正因红歌不但产生在革命战争年代而且也产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春天的故事》（王佑贵作曲、蒋开儒、叶旭全作词）、《走进新时代》（印青作曲、蒋开儒作词）等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产生的。《春天的故事》无论从歌词还是旋律都十分优美动听、和气可亲。

三、红歌的歌词健康向上，音乐旋律优美动听、铿锵有力。当人们听到红歌时就觉得十分激动，有时也会跟着唱上几句，随着旋律的起伏和歌词的传唱，人们的心灵受到了振奋，久而久之人们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红歌不但净化了人们的灵魂，鼓舞了人们参与改革开放的热情，还能教育人们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祖国，启发人们健康向上、乐观大度，勤奋工作、热爱生活。

四、红歌能使人们得到艺术的享受。红歌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音乐旋律，它是有着具体资料的综合艺术。许多红歌都与影视艺术结合在一齐，成为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一部影视作品锦上添花，流传至今。如，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和舞剧《红色娘子军》就是红歌与影视作品的完美结合。观众不但受到了影视作品故事情节的教育，而且还学会了唱红歌。

五、加强新时期的思想工作不妨来点“灌输”，正因先进的思想从来就不会自然生成。为了发扬革命传统，传承中国文化，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笔直推荐我们的文化教育部门，要经常向人们和少年儿童推荐红色经典歌曲，我们的领导干部也要像薄熙来同志那样，用心推荐红歌、带头唱响红歌，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让红色歌曲唱遍全中国。

③ 红色经典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经典不是真理，只能说它有某些优越性，不一定是完全没有缺点错误的。就像传统经典文化一样，它的优越性绝对要高于红色经典，因为它传承了几千年。但红色经典有它的先进性，因为它是在与时俱进中产生的，但并不表明它是完全的正确，真理是要靠时间来检验的。正确的精华我们要保留，错误的糟粕我们要坚决剔除，来保证红色经典的纯粹性。

一代又一代过去了，红色经典传承的重任又落在了我们的肩上，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能力唤起红色经典时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保证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不完全演变成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但坚信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经典、这样的一群人会创造别样的辉煌。

(3)红色经典艺术作品的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红色经典的产生是历史的必要，在那个由传统经典文化导致政局动荡的年代，红色经典就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只是局部的否定，可以说红色经典是基于传统经典文化而超越于传统经典文化。历史的车轮在转，一个时代更替又一个时代，前一个时代在传统经典的掌控下走向了灭亡，而新的时代要靠新的经典来开启，红色经典就这样应运而生。

可以说红色经典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没有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没有了陈腐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禁锢；没有了腐朽的三大主义的羁绊。剩下的是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自由和与这个时代的相契相和。

④ 红色经典小说的社会意义！！！！～急救！！！！！！！！！！！！！！！

摘的论文呵呵，要什么自己找吧

红色经典小说的接受现状及意义
04级汉语言文学 李思

红色经典小说（以下称红色经典）特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的文学，它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史诗的激情写作，又称为革命叙事，是文学“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产物。在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他称这段时期为理想主义文学时期。基本特点是现实性，能反映整个时代风貌，气势雄浑。不仅情节有趣、充满英雄传奇色彩，思想也积极乐观，并反映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是以理想主义的艺术思维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全面去梳理和营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并以史诗性的庞大气魄感染和凝聚新一代中国人对于现代政治革命理念的价值认同。”[1]不管后代对红色经典的批判如何强烈，不管它的文学艺术性如何缺乏，它的存在对我们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整个文学史及唤起民族记忆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当下环境中的红色经典
当下环境红色经典思想教育在学校渐趋空白，学生学习革命烈士爱国精神和了解共和国成立史已经不如以前浓烈。同时社会影视改编中出现一股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和风气，《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等多次被搬上荧幕。但其内容却与原著出现很大差距，一般都趋向于娱乐性、低俗化，爱情取代了革命而成为中心，反响也并不尽如人意。面对这股改编热，一些专家学者已提出了反对意见，并给出了改编红色经典的基本原则：如尊重原著基本的主题、人物关系、故事结构；尊重原著的价值导向；创作改编从现实出发，尊重原著的时代背景。戏剧理论家郭汉城说：“现在的一些改编者把人性卑微化，认为只有七情六欲才是人性，英雄的人性就是七情六欲，这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是‘自毁精神长城’。”作为审美意识的某种反映，并非改编一定不行，而是得把握一个度。，红色经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它不仅仅具有文学史上的意义，还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包含着一种质朴的、丰厚的道德情感。因此，每一个改编，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是一次历史意识、道德信心和生活趣味的考验。
北京大学的李道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祝东力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志忠等都认为，“红色经典”中所包含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青春激情等精神性内涵对于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有重要意义。无论怎样改编，都不能把这些精神财富改没了。改编必须要尊重原著尤其是原著的精神内涵。《文艺研究》杂志社的陈剑澜认为，“红色经典”改编热持久不衰，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它抓住了当代人的怀旧情绪。他说，作为美学范畴的怀旧是历史意识退化的产物或替代品，弥漫在“红色经典改编剧”的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怀旧情绪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我们的“历史记忆的空洞化”。由于历史记忆的空洞化，在重述“红色经典”时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生活经验去演绎历史，仿佛不这么做，革命生活就得不到合乎逻辑的再现。这究竟是编导刻意迎合当代“大众”的口味，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历史的能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时代的经验和逻辑离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确实十分遥远，但是在“红色经典”重述中，差异没有理由成为我们理解的障碍，相反倒应该成为艺术创造的前提和动力。简单地以今天的人情世故“同化”昨天的历史，看似顺理成章，实际上表明了历史意识的缺失。
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把红色经典小说进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表现。但改编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持其内容的严肃性问题。虽然这个年代日趋个性化，灵动化，不固守一个或几个成规，但红色经典中那种爱国精神还是不应遗忘的。我们没有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激烈，我们仍需全民一致的爱国精神来保卫自己的热土，国家的强大才有自己个人的荣耀。中国没有自己的信仰，随着全球化脚步，传统逐渐消失殆尽。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该思考的问题。

二 红色经典对于文学史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斗争着向前发展，每个阶段都会有新的成果。20、30年代的鲁迅、巴金、老舍、矛盾、曹禺等；30、40年代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都是名留文学史的大家。但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占主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逐渐受到排挤而被边缘化。在政权的干预下，文学史由这批红色经典来填写，大部分作家纷纷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创作赞颂革命的小说。就算有些仍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的创作精神的作家继续地下精英写作，可他的作品也很难进入文学史。因此，若完全否定红色经典，新时期的文学史将是一段空白。红色经典是一批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过滤和淘汰之后留下来的肯定具有价值，尽管时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经典的理由。
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的27年间，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经历了一个波浪的形态，处于浪峰的正是那批史诗性的红色经典小说。小说艺术地展现了农民革命的全过程，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势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全国上下所有人的精神支柱，这就是他们的信仰。且不论这“信仰”本身如何，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无信仰将会有质的区别。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信仰的巨大力量，没有信仰的民族决不是个强大的民族。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反映现实又高于现实。虽然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物语言与思想过分崇高化，但这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新中国作家的创作源头是对革命胜利后中国如何走上革命康庄大道的历史复述或追忆，这些小说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社会发展的必然。从整个历史发展纵深看，缺失这阶段的文学，中国文学史便出现断裂现象。这时期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就是其价值所在，而艺术性次之。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提到“从我们文学工作上说或从人民文艺生活上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2]丹纳《艺术哲学》也说种族、环境、时代是文学发生的动因，他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种社会现象。他还提出了判定艺术价值的标准。即，艺术作品再现种族、环境和时代特征的程度及效果。农民革命军的胜利必然决定文学得歌颂农民。建国后，农民英雄形象及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传奇故事，随着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革命政权的确立，被人为地加以神化：农民出身地革命英雄被作家赋予思想的绝对先进性（《暴风骤雨》、《保卫延安》、《红旗谱》），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被描绘成绝对主力军（《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描写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角，革命彻底；党员英明果断。都是反映当时现实并拔高农民形象，为当时意识形态服务；冯德英《苦菜花》表现共产党怎样领导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贫民姜永泉在党的指挥下完成了对日本人的反扫荡；《山乡巨变》讲述的是清溪乡建立初级社和发展高级社的故事。文本中无私的党团员形象便是这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赵树理《三里湾》描写农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事，以邻里间人事纠葛为主要内容来表现农村社会变迁中农民的命运和思想变化过程。作者自己就希望他的小说“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除了这些写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小说外，很大一部分的红色经典是革命战争小说。《红日》讲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莱芜和孟良崮两场战役，打败了国民党的王牌军七十四师的故事。《保卫延安》则更直白地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如周大勇明确地说“我军能打胜仗，那是因为凭借着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们群众”。那个时代的爱国精神及那种集体主义思想全由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和动作、神态表现出来。
所有这些作品都在政治意识形态下进行，充当着国家的喉舌，宣传党的宗旨。所取题材注重革命的历程性，“这种现象在过去时代或在其他国家小说创作中，是罕见的，所以是中国当代小说的特性之一。”〔3〕红色经典的作者们大部分放弃城市生活，扎根农村，全身心融入其中，对农村有了真实的感官体验，所写的东西也就不会出现逻辑错误。艺术真实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虽然有过分拔高共产党和农民形象，体现了人性完美的理想化追求，但人物还是有个生活原型的，而非作者凭空捏造。比如《夜之交流》就是作者梁斌根据1932年家乡发生的高蠡暴动改编而成，其中牺牲的小马同志就是主人公原型。梁斌说《红旗谱》“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是我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只是没有我书中所写的那样强烈和完整。”[4]当下去看《青春之歌》的内容与思想会让人觉得升华得过分伟大和崇高，但作者杨沫在后记中这样说“这些人长期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来渴望有机会能够表现他们。所以这书中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5]因此无论怎么说，这批作品都真实记录了中国成立的艰辛与不易，成为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的精神支柱。可以说生活在那个年代虽然物质生活很艰辛，但在精神上是充实的，从某些角度说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正趋荒芜，较之后退了。其次将按段历史以文本形式记录下来也是对那些革命者的一种精神奖励和鼓舞，有利于振奋士气；同时流传后世，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素材。最主要的是这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为中国文学史的完整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文学史强调的就是它的连续性，而不是单以作品的文学艺术特性为唯一标准。当一部作品被拉入“史”的范畴来讨论时，就必须联系时间上（历史发展延续性）、空间上（各类文学样式共时性存在）的因素来考查、定性。
三 红色经典对于唤起记忆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领导权还不稳定，仍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问题。为了巩固政权，统一意识形态，增强凝聚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文艺运动，如整风运动、“反右”、以及后来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所谓的文艺运动都是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都是为统一思想、巩固政权而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可以概括那个时期文学创作特点。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是毛泽东的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毛泽东不承认具有独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学的存在，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和互相对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这样，从40年代的延安文学开始，文学写作、文学运动，不仅在总的方向上与现实政治任务一致，而且在组织上，具体工作的步调上，也要与政治完全结合。红色经典就是产物之一。
所谓“红色”，在我们中国就指共产党的范畴。红色经典大多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运用宏大叙事展示现实，缅怀革命战士，具有现代民族史诗的品格。“广而言之，从清末民初的民主与帝制之争(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大革命时代的风起云涌(欧阳山((三家巷)、《苦斗》)，红军时代的艰苦卓绝(梁斌《红旗谱》、王愿坚《党费》和《七根火柴》)，抗战八年的血肉长城(冯德英《苦菜花》、知侠《铁道游击队》、刘流《烈火金刚》)，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杜鹏程《保卫延安》、昊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都在表现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方面，在文学范式的创建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6]红色经典里的积极乐观，理想主义，在现在看来是很不切实际，甚至有些浮夸，可那是时代使然。在那种艰难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为了自己的“信仰”，热情高涨，生命都可以抛弃，缺少理性的思考是必然。在付出血汗努力后终于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共产党的威信逐渐提高。在新中国成立出气出现这大量的红色经典小说，用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革命颂歌，讴歌了人民解放军英勇机智、勇于献身的精神和革命胜利后的全民狂欢。革命历史叙述是国家意识形态维护自身合法性与延续性的重要文学手段，因而各个时期均有国家体制约束及支持下的革命历史书写；另一方面，“革命历史小说”还以否定性的方式构成了所谓精英文学或“纯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刘再复《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当然除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外，用文字记住革命传统和历史、让后代铭记他们开国建业的丰功伟绩也是统治者的意图之一。
我们新时代的几代人，没有经历过革命，若没有这些红色经典系列，我们对祖国的历史将了解地更少，甚至断裂。我们都知道“前车之鉴”这个词，历史的苦难只有在它被记忆的时候，才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思想资源，为现在的事业所用。可对于战争，人们向来喜欢选择遗忘，忘记历史、忘记疼痛，自动回避让我们痛苦与尴尬的阶段。鲁迅一直深恶痛绝的也包括我们中国人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7] 社会进程的高速商业化，使我们新一代轻易地推开了一切的历史重负，转而寻求心灵新的满足方式，陷于物质和欲望的旋涡不能自拔。在这种精神家园逐渐被欲望腐蚀的关键时刻应该以这批红色经典来鼓舞一下斗志。西方有位哲人雅克•德里达曾说“唤起记忆就是唤起责任。”无论红色经典是文本形式还是被改编成电影电视，都广为农民所喜闻乐道。《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农民抗日的片子，不仅上一代中国人喜欢，我们这80一代及90一代都对其有很大兴趣。它在一种拔高中国人、贬低日本人的氛围下宣传党的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无形中唤起了国人的爱国热忱。这比一味地用语言宣传要好的多。那个年代对于爱国、爱党都非常热情直白，是整体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然而如何，个性张扬，没有比较统一的意识形态，爱国主义的话题已被边缘化，处于被嘲讽的状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民族没有信仰，若再没有相对统一的国家意识来增强凝聚力，中国强大的出路在哪？时下漠视红色经典不说，甚至胡乱改编，完全违背原义，将之低俗化。这都是急功近利的商业心态的产物。我们需要重新拿起经典来沉静我们的心灵，唤起我们的责任意识，但不是用如此嘲讽和庸俗的方式，而需要一种颗严肃庄重的责任心。
四 结语
红色经典小说是现代农民革命史诗的激情写作，有着许多可以学习的精神和处事作风，譬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等。虽然作品被政治意识形态占据大部分空间，出现艺术的缺席和人性的缺席，但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其潜在价值和对保证文学史、革命史的完整性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也维护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⑤ 关于《长征》这篇红色经典的教育意义是什么（须详细作答）

长征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关于"长征"的演讲稿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关于长征的纪念活动自然也就很多，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中央电视台崔永元做的一个节目，叫“我的长征”，就是要找20名志愿者重走长征路。我报了名，不过没选上，我想是因为他们看了我的照片后觉得我太象专业演员了，不适合参加这种平民化的纪实性节目。报名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如果见到了崔永元，他一定会用他那因为抑郁症而失眠而熬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然后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走长征路？”我想答案可以有很多，比如要体验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比如要宣传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比如要考察长征沿途革命老区的风土人情，为老少边穷地区的群众做一点贡献；甚至可以说是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等等，当然我不会告诉他我是为了减肥。其实这些理由都没错，但对于我来说，都不太真实。一个人如果愿意在他的一生中拿出10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走完一万公里的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知道当年那些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当我每次看到关于长征的故事的时候，我总在想，是什么让这些人能够走完这么长的路，而且是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冒着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险。答案可以很简单，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可以再具体一点，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蒋家王朝，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些理由都很崇高，也很正确，但我不禁又想起了一件事。在邓小平晚年的时候，他的子女曾问他：为什么很少听他讲过去战争年代的事情，在长征的时候您做了什么呢？邓小平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

红军的全称应该是中国工农红军，而其实它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农民，是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我不清楚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列宁的革命理论他们能够知道和理解多少，但我想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他们有坚定的反抗意志，反抗现有的政权统治，反抗外来民族的侵略，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而他们知道，共产党是能够领导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所以他们坚定地跟随着共产党，组成了党领导的军队，不惜冒枪林弹雨，不惜拔山涉水，长征二万五千里。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知道这次迁徙的目的的在那里，甚至连我们的党中央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才知道在陕北还有一块革命根据地，那里的领导人是刘志丹。但正是这些坚定的跟着走的大多数红军战士，创造了人类战争史的奇迹，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让后人震惊的字汇——长征。

跟着走是大多数人在长征中的选择，是长征胜利的保证，但不是长征胜利的原因，长征的胜利开始于遵义会议，在此之前红军可以说是大溃败，而且损失惨重。正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领导指挥集体，而新的领导指挥集体又实行了正确的方针路线，所以中国工农红军才摆脱了几乎被彻底消灭的命运。由此可见，正确的领导，正确的方针路线对于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与遵义会议有着同等重要地位，并且有着惊人相似性的另一个转折点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会议同样是用和平、民主的方式更换了中央领导集体，并重新确定了方针路线，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一个在过去可能被视为背叛革命、大逆不道的方针路线。

为什么会有这样开天辟地的转折？为什么会有这样历史性的会议？原因很简单，形势所迫。在遵义会议以前，红军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根据地，伤亡近十万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正是严峻的现实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思考过去的方针路线是不是错了；去重新选择，选择一条新的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但我们在此之前付出了什么呢？付出了十万人的生命，付出了一个国家十年的时间。

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进入了2006年，在年初的人大会议期间，一条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就是所谓“物权法草案违宪，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质疑。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不想就两种观点的孰是孰非谈自己的看法。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我知道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自己的民法典，而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却也因为这种争论而推迟审议。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提出不要讨论姓资姓社的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指导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取得显著的成效。但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成绩固然是巨大的，新的问题也出现了。医疗改革以后我们看不起病了,教育改革以后我们上不起学了,房地产改革以后我们买不起房了,而现在"八荣八耻"的提出也正证明了一个时代价值判断的迷失.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相应的制度、体制、观念和文化等方面却不能随之发展的话，就必然成为其进一步前进的瓶颈。

如果说在三十年前我们不知道白猫和黑猫那一只会抓老鼠，所以我们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那么经过三十年的考察，是到了该选择一只猫的时候了，以便这只有本事的猫能够继续抓老鼠。

如果说刚下水的时候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越走越深了，手已经摸不到石头了，是该挺直身板，看看河面，选择一条正确航线的时候了，以便我们能造一艘可以走的更远的船。

在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到现在建国已经快57年了，我们的万里长征走到了第几步呢？

1935年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1978年建国三十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向我们不止一次的证明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在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意义，只有有了一条正确的路线，人民才能跟着走，才能取得象长征一样的伟大胜利，象改革开放一样的辉煌成就。但历史也告诫我们，不要等失去了十万人的生命，浪费了十年的时间以后，才知道那一条道路是正确的。

弘扬长征精神，继续新的长征（演讲稿）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每次听到这首豪迈激昂的《七律·长征》时，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这样的一组场景：泸定桥边、大渡河畔珍藏了他们英勇无畏的身影；雪山草地、高山峻岭留下了他们坚毅执着的脚步；四出奇兵，赤水河记录着他们胜利后的笑容；三军会师，会宁载歌载舞恭贺他们创造人间神话。七十年前，先辈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之歌。七十年后，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又会做出怎样的回答呢？
今天，我们重温长征的历史，并不是号召大家再次用脚步去丈量那漫长的征程，而是要我们用心灵去感受去领悟长征精神，去传承去发扬长征精神，进而培育我们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是战胜困苦的精神动力。长征途中，先辈们脚下踏着华夏坚实的土地，手中高擎着民族振兴的大旗，心中升腾着祖国飞翔的梦想。正是这样的信念将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筑成一道摧不垮、压不倒的钢铁长城。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走过艰难，走过凶险，走出希望，走出了一片蓝天。今天，我们面前虽然没有了雪山和草地，但前进的道路依然漫长而曲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伟大而艰巨的长征。进行新的长征，我们同样需要有坚定信念，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
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长征途中，在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自然环境面前，红军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征服千难万险，战胜了强大敌人，取得了最终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今天，步入新世纪的我们，是否还需要这种精神呢？轻歌曼舞的欢乐，鸟语花香的芳馨，相敬互爱的甜蜜，灯红酒绿的痴迷，艰苦的环境似乎已离我们悠然远去，然而，亲爱的朋友，你可曾想到，伴随着时光流逝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青春，还有我们绚烂的向往和似锦的前程啊。我们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需要甘于奉献的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从容地藐视困难、顽强地面对困难、乐观地克服困难，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以蓬勃向上的风貌，激发创新能力，燃烧创业的激情，焕发无坚不摧的力量。这样的精神是我们人生走向辉煌的基石。
七十年前的长征，已经作为一个符号，走进了历史，铭刻在我们记忆的深处。而岁月积淀的长征精神，却像古酒一般在我们的心中酿出了感情，酿出了味道，成为我们多彩人生的一道美味佳肴。
新世纪，新时代，新希望，新蓝图，一切都是新的。作为有着鸿鹄之志的新青年，你可曾想过，在新的长征中，我们肩上负载着怎样全新的理想？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一起书写我们新的长征。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想那七十年前，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做出了重大的牺牲，翻过了一道道山，涉过了一道道水，行程两万余里，陆续到达陕北，终于完成了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大会师，为悲惨壮烈、史无前例的长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实事求是地说，长征，是我们党和军队，由于一错再错的错误路线的领导，迫于严酷形势的一次无奈的战略大转移。“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这是老红军萧华同志所创作的《长征组歌》里对中央红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时的悲壮写照。但是，正是在这个战略大转移的过程中，一次次失败的教训和血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和军队认清了错误路线的本质和危害，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用他那政治家的敏锐目光洞察形势，用他那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指挥红军，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陕北，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也使中国革命走向了一个新的起点，从此踏上了胜利的坦途。

在长征胜利以后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着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用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又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长征，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而在坚苦卓绝的长征过程中所形成的长征精神，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辉煌胜利的强大精神保证。

岁月悠悠，转瞬已经七十年过去了。当年那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依靠着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实现共产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让全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坚定信念走出雪山草地的军队，已经成为了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武装力量，成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威武之师。抚今追昔，让我们深深的理解到，人是要有理想和信念的。“革命理想大于天”，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正因为有了理想和信念的支撑，我们的红军才走出了雪山草地，才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理想和信念，是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了理想和信念，或者说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那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现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千变万变，人民群众的理想和信念没有变，对党和政府的期望和信任没有变。人民群众渴望革命老传统、老作风的回归，期盼着革命老前辈为之奋斗的目标早日实现的愿望没有变。

随着时光的流逝，老一辈红军战士大都作古，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精神和信念却留存了下来，成为了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现在，在我们的党内，特别是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很有一些人对长征精神，对老红军的革命精神和信念、对革命的老传统不屑一顾，有的甚至于肆无忌惮地糟蹋这些宝贵财富，这是非常令人震怒和痛心的。谁亵渎了红军的精神和信仰，谁就是人民的败类，就是人民的罪人！

现在，我们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进行着新的长征。而长征精神必将为激励和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新的长征中实现我们的最终理想而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纪念红军开始长征70周年纪念》演讲稿
尊敬的领导：
每当五星红旗随太阳一同升起，耳边又响起雄壮昂扬的《义勇军进行曲》，总会令我感动，每次我感动就会忆起我们人民革命的艰苦历程，想起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七十年前的今天，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八万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从南中国的崇山峻岭中开始了漫漫长征。长征路上，面对着自然界种种艰难困苦，地方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他们都毅然挺过去了。瞧！那冰冷的空荡荡的十三根铁索，他们“飞”过去了；瞧！那高耸入云的大雪山，他们翻过去了；瞧！那杳无人烟的草地，他们踏过去了。在整个长征的368个日日夜夜里，他们一共爬过了18座崇山峻岭，渡过了24条湍急的河流，穿越了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部队的包围，挺进和顺利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红色大军，面对着30万武装精良的敌军，携带着数量庞大的辎重，在一个地球上最为险峻的地带迂回穿插，最终征服了二万五千里的艰难险阻。这一切，让今天的人们，长久地发出神奇的感慨。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主席写的《七律.长征》
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眠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正是这些肩负着伟大使命的中华儿女，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走完了如此漫长的道路。是他们，吓得敌人闻风丧胆，狼狈而逃；是他们，突破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是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将共和国的国旗抹成了红彤彤的颜色；是他们，凭着一股执着的精神，创造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奇迹，走向抗日的最前线，提起了祖国生死存亡的重担！
怪不得毛主席会这样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像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2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没错，这正是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骄傲的。我们不会忘记这一辉煌的斗争业绩。今天，我们要从红军长征的精神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继承先烈们的遗志；把我们祖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让我们的人民自由幸福！
我们年轻一代，正走在先烈们为我们开辟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走向现代化灿烂的未来。

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获奖演讲稿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

“年轻人，你难以理解我们这些老人面对浴血奋战换来的太平盛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九死一生的险境里我们始终不动摇，就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努力能换来今天的安定繁荣！”这是14岁参加红军，曾经三过草地，戎马生涯半个世纪的老红军战士，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任思忠老人的肺腑之言。说起过去的峥嵘岁月，这位83岁的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神情激动起来，双唇有些颤抖：1933年15岁的他成了171名红小鬼的“头领”，在他的带领下，夜袭扇子队，一战成名。任老前段时间坚持每天收看电视连续剧《长征》，他看得比家里每个人都专注，他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感动，但仍然对家人说，“有些苦他们拍不下来”。一过草地，竹签穿透了他的脚堂。任老头头上的三块伤疤和脚弓部位所受的一次穿透伤都是长征时留下的。二过草地，鬼门关口拣回性命。任老在和平年代练起了书法，每当朋友求字时他总忘不递上一个章，或者是“长征战士”，或者是“幸存者”，这是老人晚年给自己的定位。因为当年任老带171人参加红军，但经历历次事件，解放后任老再没能见到其中的任何一位。他说：“战争年代，我们身边倒下了太多的好战友，比起他们，我是一名幸存者，更是一名幸运者”,”我能亲眼看到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实现就是最大的幸运，真正的荣誉归于那些光荣献身的烈士们。”
任老的经历是红军长征的缩影。1934年10月开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纵横十一个省份，攻占七百多座县城，进行了三百于次战斗，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跨过了千里冰封的皑皑雪山，穿过了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终于胜利的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已经一往不复，但一段段脍炙人口的长征故事流传至今，为人传颂，林莽沉沉，裸山如刃，黄沙大漠，激浪长河，刻下长征者铿锵的足音；寒风刺骨，雪压冰封，矗立起长征者英勇的雕像。
70年了，整整70年了。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但那烙印在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长征精神”，与我们党和人民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丽进程中创造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航天航空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的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凝聚民心，催人奋进!在近几年中一些鲜活的事例也渐渐浮现出来。
任长霞，她是中原大地上的又一个女英雄。扫恶打黑，除暴安良，她铁面无私；嘘寒问暖，扶危济困，她柔肠百转。十里长街，白花胜雪，挽幛如云，那是流动在百姓心中的丰碑！
孙必干，他于花甲之年临危受命，远离故土只为续写使命传奇。为了达成和平，他游刃于战火之间，为了挽救生命，他斡旋在死亡边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前方，是他必赴的使命；身后，是让他骄傲的祖国。
还有背妹求学的洪战辉，坚守承诺的陈键，用一个人的长征传邮万里路的王顺友……
这些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不正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长征精神在新时期的真实体现吗?
作为一名有着百年光辉历史的师大附中的莘莘学子，凝望着校园内的革命英雄纪念碑，读着碑文中先烈的赫赫功绩，红军长征途中，那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壮举，惊天地、泣鬼神、震山河、撼心灵，那一幕幕历史画面感人肺腑，催人泪下，那浓浓的炮声，震天的呐喊，成为激人奋进的咚咚战鼓！长征中那无数烈士和无数动人的事件折射出来的“长征精神”，必将成为我们奋进的动力和学习的源泉，成为我们成长进步的催化剂。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长征，是一首雄壮豪迈，大气磅礴的革命交响曲；是一幅波澜壮阔，无坚不摧的历史画面；是一种独立自主，勇往直前的不朽精神。
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你感觉到了吗？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你看到了吗？那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让我们抖擞精神，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它就是长征的力量！

弘扬长征精神演讲稿
一位小女孩天真地问父亲：“红军爷爷长征时为什么不喝健力宝，为什么不吃巧克力呢？”对于他们，长征已成为一个老外婆的传奇故事。然而随着岁月流逝，长征精神以越来越深刻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人们到长征路上去追寻，去思考。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万中央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突围西行，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历时两年整，行程两万五千里，途经十四个省，开始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
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亲，当她看到战士们吃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带时，她落泪了。她把自己要饭讨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竟成为将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 “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原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别有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听着战士们自编自唱的＜牛皮腰带歌＞，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还有一次过草地，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银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党费。长征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然而队伍每天都在顽强地向前，向前……
这就是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我们同样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一种更为长期、更为严峻的考验。它表面上看起来并非那么艰难，那么壮烈，但要取得胜利，却是相当不易的。
同学们，当你沉溺于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连于武打小说，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美味，喝着鲜奶，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72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每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作为当代的热血青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远大理想，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长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火红的太阳！

⑥ 对“红色经典”的看法

商业大潮下的感伤回首——由“红色经典”的重现与再造看“世纪末文学”
商业大潮下的感伤回首
——由“红色经典”的重现与再造看“世纪末文学”

随着世纪末的降临，人们似乎是习惯性地对历史作一一的检视，随之产生的就是一种怀旧情绪。在这种怀旧情绪的影响下，“红色经典”又重新浮出水面。所谓“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⑴“红色经典”的重现，除了以传统的再版重印作品的形式（如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以及对于淡出舞台的“样板戏”的重新搬演（如1995前后，上海京剧团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巡回演出京剧“样板戏”，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更为突出的是多媒体时代的多种表现形式：“红色经典”被大量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如《林海雪原》、《红岩》、《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烈火金刚》等等先后开播或投入拍摄，收视率可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于“红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可以说，“红色经典”的重现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而成为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
从建国后的蓬勃发展，六七十年代的独领风骚，到八十年代起由于对文革的否定而带来的销声匿迹，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学舞台，直至今日掀起的“红色经典”浪潮，“红色经典”所遭遇的沉浮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而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作为“中国革命真正骨干”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的创伤之后，在中国社会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时候，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红色经典”因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和革命文化霸权的产物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10多年的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文革悲剧的背景之中。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主力地位逐渐被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等科技、经济领域的专家所取代。知识分子被逐渐边缘化和市场化，从而失去了对于文化的主导力量。同时，因为“红色经典”为大众文化产业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和商机，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了新的“红色经典”热。⑵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经典”的重新崛起绝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是被“推出”的，被制造出来的，它必须服从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商机，是与一种怀旧情绪分不开的。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这是一个时代消失后普遍的社会情绪。在二十世纪走向尾声之时，这种怀旧情绪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怀旧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红色经典”的重现，无外乎是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不大不小的一种时尚而已。追随这种时尚的人群，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大众，他们大多亲历过“红色经典”所表现的时代，或是在“红色经典”的包围中长大，在重温“红色经典”的同时，也重温当时的青春岁月，重温那段岁月给自己留下的印记，这种怀旧带着强烈的追忆色彩。同时，年轻人群对于“红色经典”也不仅仅是厌恶和排斥，而是用一种新奇的眼光审视其中体现出的特殊美感，追寻那一段显得陌生而神秘的历史，显示出一种猎奇状态下的怀旧。无论是偏向何种色彩的怀旧，都可以说是“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面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不无戏噱、亦不无感伤的回首”。⑶
在世纪末的怀旧情绪中，也蕴含了对于旧世纪的告别，在怀旧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着摧毁和重建，为其加入了新的元素。“红色经典”的重现就不是简单的对于其原始文本的重新呈现，它在重现的同时已经经历了再造的过程。拿《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被改编成电视剧的“红色经典”来说，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按当时的话说，“怀抱深厚的阶级感情，拥有丰富而切实的战争生活和实际生活的体验，掌握活泼的群众语言和来自生活深处的感人故事，以至可以冲破观念的硬壳，在今天仍具备某种魅力，仍然有人爱看，经得住时间的磨洗。”⑷但如果依旧按照原先的阶级斗争的主题来表现，恐怕很难引起观众的兴趣。于是，在重现的过程中，原本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的元素被有意地虚化和弱化，而与此相对的，英雄的个性化，情爱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去被遮蔽和掩盖了的一面，就有可能构成新的想象空间，并成为卖点。不可否认，这样的再造的背后有庞大的市场的影子。面对这样的改编和再造，引发了广泛和持久的争论。
如果说电视剧的改编为“红色经典”的再造掀起了不小波澜的话，那么青年作家薛荣在浙江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江南》2003年第1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沙家浜》就无疑为文坛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在根据沪剧《芦荡火种》加工改编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剧中的主要人物阿庆嫂、郭建光作为智勇双全的抗日英雄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在薛荣的小说里，人物形象及彼此的关系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在小说中，阿庆嫂“风流成性”，胡传魁、郭建光都使她的公开情人。郭建光遇事束手无策，只知道依赖阿庆嫂。相反，胡传魁倒成了江湖豪杰，“有一股义气在，有一股豪气在。”由于阿庆嫂的牵线，作为新四军某部指导员的郭建光与“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做了一笔交易：以提供一批军火为代价，请胡传魁出兵救出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新四军伤病员。这对人们熟知的故事，几乎是采取了全盘“翻案”的写法，因此小说一发表便在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
争论一开始就出现了严厉批评和极力回护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随后批评的意见逐步居于上风。《浙江日报》在2003年2月18日发表萧何的文化时评，认为小说《沙家浜》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小说”。《北京娱乐信报》在2003年2月24日发表李庚辰的文章，针对小说《沙家浜》指出：“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我们应该歌颂英雄，张扬英雄的这种气概。但是这篇小说将我们心中的英雄丑化了，将英雄鄙俗化了，这是一种悲哀。”郝铁川在题为《小说〈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⑸的文章中认为“说其不合理，是因小说作者既要搬用名著标题，又要诋毁名著内容。”“说其不合法，是因为小说已违反了我国现行民法，以及现代多数国家民法所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董键、丁帆、王彬彬随即以《“样板戏”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吗？》的文章⑹与郝铁川进行商榷。三人认为“在今天还认定‘样板戏’代表着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是分外荒谬和可怕的。”三人表示无论对样板戏《沙家浜》还是小说《沙家浜》都“不欣赏”，但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文学问题”，“任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上纲上线’的做法，都是荒谬的。”而《江南》的主编张晓明认为：“我们这个小说只是一个试验性地否定这种‘高大全’的形式的文艺创作，作者只是从人性化的角度，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创作，这跟‘戏说’是没有关系的。”除此之外，据说故事发生地沙家浜对小说《沙家浜》的描写更为恼火，镇政府的领导已表示，小说作者和小说出版社如不认错，将与之对簿公堂。⑺
无论是哪一种看法，其实背后都蕴藏着其对于样板戏的看法，认同样板戏的，必然认为游离于原作精神的改造是离经叛道之举；而厌恶样板戏的，则并不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同样的，关于“红色经典”再造的争论也是由对于“红色经典”原始文本的认同程度而决定的，试图从“红色经典”中追忆过去的人们往往因为原始文本所留下的深刻印痕而无法接受对于“红色经典”的再造，而对原始文本的记忆为空的年轻人怀着猎奇的审美心态，就比较能够认同和接受这样的再造。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的确是文学范畴的事，没有必要上升到政治和法律的高度来讨论。然而，文学是否就如此纯粹？文学是否真的拒绝政治、经济、法律的一切干涉？答案却又是否定的。小说作者、出版商以至于电视剧改编者，从一开始恐怕就未必是怀着一种十分郑重的心态来对待这样一种文学的再造，某种程度上还是带有游戏和媚俗的意味的。公众的怀旧情绪被敏锐地抓住，文化商人们适时地将通俗剧的因子穿上“红色经典”的外衣投入市场，最终目的仍是赚取商业利益。2004年广电总局《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禁止戏说“红色经典”，无疑也是在限制“红色经典”再造的走向，使其继续发挥其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的作用，不能忽视的是，许多“红色经典”的再度推出正是以“献礼”这一形式出现的。无论“红色经典”被冠以何种名目（民族精神、公序良俗、英雄事迹或是爱国主义），它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共同产物。
“红色经典”曾深刻地感动过几代人，因此，作为重要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导下的文化资源，它得到了长久的重视并不断被发掘利用。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显示出的怀旧情绪和商业化气息可以说是“世纪末文学”的重要表征。90年代中后期至今“红色经典”的再度风行，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它之所以被投入市场，获得再次启动的机会，是为了让“红色经典”能够进入消费领域，而不是为了使人们再次进入红色风潮的世界。无论是“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等形式（如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被改编成电视剧《林海雪原》），还是“红色经典”的其他形式被重新进行文学创作（如根据样板戏《沙家浜》写作的小说《沙家浜》）都多多少少带有商业化的成份，最终目的是为了赚取大量的商业利益。 同时，对于大众来说，这些熟悉的故事和场面，让他们缓解了现实的焦虑和失落，在心理上越过了历史的断层，回到了一个充满了强烈情感和浪漫表达的青春岁月。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理想主义也只能以这样一种形式出现在怀旧中了。
最后也许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现今文学与影视等等多媒体形式的联系如此紧密，我已无法将“世纪末文学”甚至“文学”这一概念从整个文化中独立出来，进行单独的讨论了。随着各种发明创造（如电视机、电影、互联网等）进入我们的生活，文学的概念似乎显得更不明确。在电子传媒的全面掌控下，文学应该进一步向商业性大众文化靠拢，还是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以保持一些较为纯粹的特征，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思索的问题。在充满商业意味和怀旧情绪的“世纪末文学”大潮中，顺应现实，保持批判，这也许是逐渐失去精英地位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无奈而又唯一的选择。

[注释]
⑴引自孟繁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
⑵参见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⑶引自贺桂梅：《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⑷引自雷达：《我对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的看法》（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转引自中国图书信息网）
⑸载《文汇报》2003年4月25日。
⑹载《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
⑺参见白烨执笔的《小说〈沙家浜〉招致批评》，《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第1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⑦ 红色经典宣传画具体指什么年代的艺术作品 从图形、文字、色彩来看，都有什么特点

一般西方认为是毛泽东的时代 毛泽东应该是贯穿始终的核心 油画是一般认为是红光亮时期
基本集中在5、60年代7、80年代吧，解放后建国初期文革时期
红色经典宣传画，那时候受俄罗斯影响，用色偏粉些，颜色鲜艳，带点俗气的感觉
文字和形象、图形上，就是典型的红、光、亮，什么xxx思想育新人、中国人民力量大、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等等
人物形象丰腴健康，正面高大
具体你可以网络图片看看啦

⑧ “红色经典”的意义

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文革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