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Ⅰ 经济历,求问: 1、经济政策：包括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把中国古代的全部找出来

上面的不对吧，土地政策与赋税政策不是这些吧。
原始社会实行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度；夏商周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制——井田制；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战国时期，井田制被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曹魏时期曾经实行屯田制；北魏到唐朝中期，实行均田制。唐朝是两税法，明朝是一条鞭，清朝摊丁入亩。我上学时总结过，现在记得不清楚了。
2006届高三历史专题复习
专题九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
作者：陆芳喜

专 题 提 示
本专题主要包括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表现、历代的经济政策、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及其演变趋势、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转移等主干知识。

知 识 梳 理
一、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表现
1、中国古代史主要应掌握以下几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①夏、商、西周三代时期；②春秋战国时期；③隋唐时期；④明清时期。
2、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
①历代经济发展的共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策：历代统治者制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土地政策、赋税政策，或者调整统治政策的变法、改革等，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
科技：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兴修水利，免除水旱灾害；政府推广优良品种；历代总结生产经验的著作可以指导人们直接把先进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人民群众辛勤劳动：各族人民互相融合，共同劳动，相互学习，提高生产技术。
②古代经济发展的原因，在不同时期也是有所不同的。总体来讲，主要包括如下因素：A、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经济制度的确立；B、国家统一或局部统一，社会安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C、正确的经济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D、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重视兴修水利，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E、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F、中外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G、适时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H、利用外来的劳动力，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I、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因素。
3、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
①农业生产的发展：A、生产工具的改进。如：商、西周开始使用青铜农具，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和推广，隋唐时期创制了筒车及江东地区出现了曲辕犁；B、耕作技术的进步。如：夏、商、西周已懂得施用粪肥、草木灰和绿肥，隋唐时期南方地区两年三熟耕作制的推广等；C、农作物的推广。如：五谷在商周时期都已种植，隋唐时期江淮地区大面积种植水稻，棉花种植在明代由江南推向江北，明代由国外引进的高产农作物新品种玉米和甘薯在清代不断推广种植，棉花、蚕桑、茶叶和油料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D、水利工程的兴修。如：夏、商、西周三代农田水利的有较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普遍用桔槔来灌溉农田，芍陂、都江堰、郑国渠的兴修，隋朝大运河有利于农田灌溉，唐朝设专职官员管理水利事业，各地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北宋王安石实行农田水利法；E、土地资源的开发。如：隋唐时期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进一步开发，圩田、开垦山地、围湖造田，明清时期贫瘠土地得到利用；F、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如：唐代茶叶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唐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明清时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清代前期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
②手工业生产的发展：A、夏、商、西周三代时期：青铜铸造业、玉器加工业、纺织业、陶瓷业和漆器业的成就；B、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造业、漆工艺、煮盐业、酿酒业和手工业工艺专著等成就；C、隋唐时期：冶铸业、造船业、丝织业、陶瓷业等成就D、明清时期：纺织业、冶铁业、印刷业等成就。
③商业和交通的发展：A、夏、商、西周三代时期：夏朝交通运输有一定规模，交通工具种类很多；商朝重视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商民善于经商，以贝为货币，商朝都城成为繁荣的商业都市；西周交通发达，从镐京到全国有几条宽广的大道，沿途设有旅舍并建立了邮驿传递制度；B、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中原市场形成；C、汉朝：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同中亚、西亚、南亚诸国和欧洲的大秦进行贸易往来；D、隋唐时期：商业更加繁荣，私家店肆、水运、货币、市场及邸店、柜坊、夜市和草市的出现、胡商等；E、明清时期：商业继续繁荣，国内市场扩大，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投放市场，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商贸城市，全国还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商贸城市，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江浙地区的市镇兴起，但到清朝以后统治者开始实行闭关政策。
④城市的发展：A、夏、商、西周的都城是全国政治、交通中心；B、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城市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C、隋唐时期长安、洛阳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商业大都会；扬州、成都是长江流域东西两个商业都市；C、隋唐时期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商贸城市，全国还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商贸城市。
二、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
1、历代的主要经济政策：①秦国：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②秦朝：实行土地私有制；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车轨，修驰道。③唐朝：沿用均田制，实行租庸调制；武则天奖励农业生产；中期后实行两税法。④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推行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和市易法。⑤明朝：一条鞭法。⑥清朝：奖励垦荒；宣布“更名田”；实行“摊丁入亩”。
2、历代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①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减轻刑罚。②保证人民的生产时间，不误农时。③抑制土地兼并，保护小农经济。④对外开放，积极进行对外贸易；加强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⑤移民屯田。⑥推广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兴修水利。⑦官营工商业政策。⑧重农抑商政策。
3、重农抑商政策：①表现：A、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B、抑制土地兼并，防止农民破产。C、强调户口管理，限制人口流动。D、对商人进行诸多方面限制，并课以重税。②认识：A、在封建社会国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者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又是古代最具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和人民生计。因此，以农立国，必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纲领。B、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前期，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了促进作用；但在封建社会后期，也曾起过一定的消极作用，此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统治者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在认识上把农业和商业对立起来，并限制（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违反了经济发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也因此丧失了与西方竞争交流的历史机遇，最终导致近代中国的落伍。

三、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
1、奴隶社会：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盛于西周，瓦解于春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其典型特征。
2、封建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土地国有制、农民土地私有制。
①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新中国建国初的土地改革完成后最终被消灭。
②封建土地国有制：主要形式为屯田制和均田制。A、屯田制：古已有之，代表有曹操、魏蜀吴三国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基本特点是土地国有，屯田民只有土地使用权；它使流民与土地结合起来，稳定了社会社会秩序。B、均田制：是我国历史上一种较为完备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它始于北魏，沿用至唐朝中期。其基本特点是：以政府手中掌握大量的土地为前提，在不触动地主阶级的条件下，以法律形式确认受田者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耕农的负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均田制也是府兵制和租（庸）调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③农民土地私有制：虽不占主要地位，但却是对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的重要补充。
四、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
1、中国古代的主要赋役制度：
①“相地而衰征”：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推行的，主要是根据土地的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实质是承认土地私有。
②初税亩：公元前6世纪初鲁国实施的，主要是用法律规定将公田交给耕者，按亩收税，实质也是承认土地私有。
③编户齐民：两汉管理百姓的制度，主要是指被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编户齐民具有独立的身份，依据财产的多少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兵役。编户齐民制度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制度正式形成。
④租庸调制：隋唐时期实行，其源于北魏实行的租调制。租庸调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受田农民每年向官府纳租（谷物）、调（绢和布）、服徭役（不去服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做庸）、兵役（府兵制）。
⑤两税法：780年唐朝宰相杨炎开始实行。其主要内容是：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制和一切杂税、杂役；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
⑥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实行的理财措施，募役法的实质是纳钱代役，方田均税法的实质是按土地的多少和肥瘠纳税。
⑦一条鞭法：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其内容是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合一，折成银两，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史上的重大改革，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赋役征银的办法，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⑧地丁银制度：清朝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这样，人头税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
2、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演变的规律：①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变为以田亩为主，人头税在赋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并最终废除，分别以唐朝的两税法和清朝的地丁银制度为标志。②由农民必须服徭役、兵役发展为可以纳绢代役，以隋唐的庸为标志。③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明朝的一条鞭法是其转折点。④征税时间逐渐固定，以唐朝的两税法为标志。⑤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并趋向单一，分别以两税法和一条鞭法为标志。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对商业征收重税。
3、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演变的认识：①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演变的实质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②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松弛是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必然结果；③用银两收税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
五、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转移
1、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①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从战国到两汉，这里一直比南方发达，经济重心在北方。②从魏晋到唐宋，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开始超过北方。③宋元明清时期，南方成为中国经济重心所在。
2、经济重心转移的规律：由北向南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和江南一带；由内地向沿海逐渐转移。
3、经济重心转移的原因：①北方长期战乱，南方则相对稳定；②北方农民大批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生产技术；③南方统治者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重视发展生产；④都城南迁，政治中心南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方的开发；⑤南方自然环境优越，发展海上交通便利。
4、经济重心南移的特征：①北方人民南迁，带去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②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封建割据、战乱时较为突出；③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重心的南移有一定的影响。

联 系 点 拨
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
1、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古代经济发展的原因，在不同时期也是有所不同的。在分析某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时，首先应从历代经济发展的共同原因——政策调整、科技（生产力）进步和人民的辛勤劳动来思考，其次则应根据上述诸要素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从中寻求相关因素。
2、分析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首先应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和城市等五个方面进行概括。其次，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应分别从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进步、农作物的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土地资源的开发、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等方面加以分析。对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则应抓住纺织业、陶瓷业、造船业、冶铸业等中国古代的主要手工业部门，从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技术进步、分工更细、品种增多等方面进行分析思考。
3、关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进步、农作物的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土地资源的开发、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等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进步、农作物的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土地资源的开发、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等既是发展的原因，也是发展的表现。
二、关于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
1、中国古代经济政策调整的核心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从主观动机上看是为了发展封建经济，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2、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其基本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就其实质而言，重农抑商政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必然产物，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目的则是维护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三、关于土地兼并
1、土地兼并的影响：土地兼并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普遍现象，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上，土地兼并直接导致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加剧贫富分化，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经济上，由于封建地租较重，导致工商业者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买田置地，影响了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在封建社会后期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2、土地兼并的成因：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由于土地占有关系的不固定，土地买卖盛行，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现象的出现。因此，土地兼并现象一直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历代封建王朝为确保财源、巩固统治都曾实行过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如均田制、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等，但都无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土地私有制。
四、关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转移
经济重心的移动对今天的启示：1、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2、重视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引进外来的人才，并合理地利用。3、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4、开发与环保相结合。黄河流域开发较早，却失去了领先地位，生态环境恶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例 题 解 析
我国古代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主要表现在哪里？在封建社会中后期赋役制度的重大变革中，是如何逐步放松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的？其实质是什么？
【解析】本题以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中的人头税为切入口，考察学生再认、再现和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以及运用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揭示其本质的能力。回答第一问的关键在于必须了解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内容并从中分析、概括出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主要表现。回答第二问必须抓住三点：其一，抓准时间范围——封建社会中后期；其二，赋役制度的重大变革主要有哪些；其三，这些赋役制度中同放松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关的内容及其意义。第三问主要考查学生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实质的掌握和理解。
【参考答案】①表现：农民被编入国家的户籍，人口、性别、年龄成为国家征收赋税、徭役、兵役的的主要依据之一。②过程：唐朝的两税法规定按资产和田亩纳税，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明朝的一条鞭法把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清朝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废除了人头税，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③实质：调整封建生产关系。

Ⅱ 历史小作文

历史经济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 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 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 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 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 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 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 几 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 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 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 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 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 规划。

Ⅲ 古代中国在水利建设的三项重大成就

我国自古重农，举凡「水利灌溉、河防疏泛」历代无不列为首要工作。如就我国古代重大水利工程而言，其中尤以下列三项：

一、连通二江的广西灵渠

二、灌溉成都平原的都江堰

三、沟通南北的大运河

最称伟构，举世推崇，不仅为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即在世界水利史上亦属罕见。这3项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水利工程，先后经历了二千年以上的拓建与经营，工程浩大，人力开凿，历千百年而不衰，迄今仍有灌田、水运、及调 洪济水之利，诚古今中外水利史上的奇迹。

Ⅳ 灌溉的发展历史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耕地少、水资源紧缺、水旱灾害频繁，特殊的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以及社会条件决定了中国农业必须走灌溉农业的发展道路。
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是世界上从事农业、兴修水利最早的国家，早在5000年前的大禹时代就有“尽力乎沟洫”、“陂障九泽、丰殖九薮”等农田水利的内容，在夏商时期就有在井田中布置沟渠，进行灌溉排水的设施，西周时在黄河中游的关中地区已经有较多的小型灌溉工程，如《诗经，小雅?白华》中就记载有“泥池北流，浸彼稻田”。意思是引渭河支流泥水灌溉稻田。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变革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大量土地得到开垦，灌溉排水相应地有了较大发展。著名的如魏国西门豹在邺郡(现河北省临漳)修引漳十二渠灌溉农田和改良盐碱地，楚国在今安徽寿县兴建蓄水灌溉工程芍陂，秦国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我国第一个全国统一国力强盛时期，也是灌溉排水工程第一次大发展时期。特别是西汉前期的水利建设大大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郑国渠(建于公元前246年)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兴建的灌溉工程，当时号称灌田4万顷，使关中地区成为我国最早的基本经济区，于是“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汉武帝时，引渭水开了漕运和灌溉两用的漕渠，以后又建了引北洛河的龙首渠，引泾水的白渠及引渭灌溉的成国渠。汉代除在统治的腹心地区渭河和汾河谷地修建灌溉工程外，还为了巩固边防、屯兵垦殖，在西北边疆河西走廊和黄河河套地区也修建了一些大型渠道引水工程。
隋唐北宋时期
我国第二个灌溉排水工程发展时期是隋唐至北宋时期。唐朝初年，定都长安，曾大力发展关中灌溉排水工程，安史之乱后，人口大量南迁，江浙一带农田水利工程得到迅速发展，沿江滨湖修建了大量圩垸，排水垦荒种植水稻，塘堰灌溉更为普遍。同时提水工具也得到改进和推广，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到晚唐时期，太湖地区的赋税收入已超过黄河流域，成为新的基本经济区。到北宋时期，长江流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从西汉时的不足20%上升到40%多。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颁布了《农田利害条约》(又名《农田水利约束》)，这是第一个由中央政府正式颁布的农田水利法令，同时还设立全国各路主管农田水利的宫史，使农田水利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南宋王朝偏安江南后，又进一步推动江南水利的发展，不仅苏浙一带水利得到长足发展，而且东南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水利建设也开始有所发展。
明清两代
明清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灌溉排水工程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全国人口有了较大增长，从元代的5000多万人，发展到明代的9000万人，到清代康熙年间超过了l亿多，到清代末年已达到4亿人，全国人口在500多年间增长了7倍多。人口的增长，耕地面积和亩产必须相应地扩大和增长，所以，也促进了水利的大发展。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的水利已得到广泛开发，仅在洞庭湖区的筑堤围垦，明代就有200处，清代达四五百处，所谓“湖广熟而天下足”，可见两湖地区已成为全国又一个基本经济区。与此同时，南方的珠江流域，北方的京津地区，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灌溉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东北的松辽平原在清中叶开禁移民以后，灌溉排水工程也有所发展。
19世纪后期
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时期水利在局部地区虽有所发展，但是总的来说则是日趋衰落。19世纪后期，由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一批水利学者从国外学习归来，开办水利学校，传播先进科学技术。 1914年，我国第一所水利专科学校——河海工科专门学校在南京成立。 1917年以后，长江、黄河等流域相继设立水利机构，进行流域内水利发展的规划和工程设计工作。 1930年由李仪祉先生主持，开始用现代技术修建陕西省泾惠渠，以后又相继兴建了渭惠渠、洛惠渠等灌区。

Ⅳ 有关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专题总结

历代兴修的水利工程
（1）战国：秦国的都江堰、郑国渠。
（2）秦：开通了秦渠、灵渠和江南运河。
（3）两汉：农田水利地区特色明显。
①黄河流域以营建灌溉渠系为主，著名工程有六辅渠、白渠、龙首渠等。
②江淮、江汉之间以修治天然陂池为主，著名工程有六门陂。
③东南以排水筑堤、变湿淤之地为良田为主，著名工程有鉴湖等。
④西北主要利用雪水或地下水，修筑特殊的水利工程—坎儿井。
（4）三国两晋南北朝：曹魏兴复了芍陂、茹陂等许多渠堰堤塘。北魏孝文帝下令有水田之处，都要通渠灌溉。
（5）隋唐：开通大运河有利于农田灌溉。唐朝设专官管理水利事业，各地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仅江南兴建和修复的水利工程，就大大超过了六朝的总和。
（6）五代十国：兴修水利工程，如安丰塘（南唐）、捍海塘（吴越）。
（7）元：开凿会通河（山东东平到临清）、通惠河（通州到大都）。
★古代开挖的运河
（1）古江南河——开挖于春秋时期的吴国，沟通苏州和扬州间的水道，它是中国开挖最早的运河。
（2）邗沟——开挖于春秋时期的吴国，沟通长江与淮河水系。
（3）灵渠——开挖于秦朝，秦始皇伐南越时，由史禄负责兴修，沟通了湘水和漓水。这条运河连接了向北流的湘江和向南流的漓江，使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之间沟通，以后历代又曾多次修缮利用。
（4）隋朝大运河——开挖于605年，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全长四五千里，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东北通到涿郡，东南到余杭，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5）元——开凿了从山东东平到临清的会通河。后来又开凿了从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这就使原有的运河连接起来。
★古代对黄河的治理
（1）大禹用疏导的方法治理黄河。
（2）西汉武帝、东汉明帝都进行过大规模的黄河治理工程。
（3）元朝政府多次征发农民和兵士，治理黄河。
★古代著名的建筑工程
（1）赵州桥——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注意：赵州桥的特点，与地理、物理等学科联系。）
（2）万里长城——从战国到明，历代都修建长城。最重要的是秦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明长城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
（3）隋唐长安城——13朝古都，唐长安城的布局和特点。
（4）明清北京城——1417年明政府开始营建北京，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北京城有三重，从里到外依次是宫城、皇城和京城。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水利建设上的经验教训：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农业，农业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极大。这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基础建设，兴建公共水利工程。同时，兴修水利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还可以扩大运输，加快物资流转，发展商业，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繁荣。（另外水和土一样又是作物生长的条件，在今天水又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正是由于兴修水利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古代不仅在平定安世时期，就是在纷争动乱岁月，国家也往往不放弃水利事业的兴办。如三国时期蜀国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兴办和对都江堰的修缮。诸葛亮指出：“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所以国家专置管理堤堰的“堰官”，负责维护都江堰。由于历代政府的重视，中国古代的水利事业处于向前发展的趋势。夏朝时我国人民就掌握了原始的水利灌溉技术。西周时期已构成了蓄、引、灌、排的初级农田水利体系。春秋战国时期，都江堰、郑国渠等一批大型水利工程的完成，促进了中原、川西农业的发展。其后，农田水利事业由中原逐渐向全国发展。两汉时期主要在北方有大量发展（如六辅渠、白渠），同时大的灌溉工程已跨过长江。魏晋以后水利事业继续向江南推进，到唐代基本上遍及全国。宋代更掀起了大办水利的热潮。元明清时期的大型水利工程虽不及宋前为多，但仍有不少，且地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兴建的数量越来越多。各种形式的水利工程在全国几乎到处可见，发挥着显著的效益。公共水利工程建设，是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国家管理经济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职能。中国历史上还留下了不少高层领导（皇帝）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佳话，如西汉武帝亲往黄河工地视察，命令随行将军、大臣负草堵河，自己作歌鼓动。隋炀帝兴修大运河，清代康熙帝亲自研究水利学和测量学，为组织治理黄河和永定河，还曾六次南巡，到治河工地勘察。
大运河带给我们的启示：（1）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运河，像浙东、江南、淮南运河都是分裂时期的历史产物。地区性运河的出现，对不同时期分裂政权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辉煌的文治武功、灿烂可观的典章制度，尽管多出现于国家统一时期，但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却往往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因为统一时期只有王都及少数重镇才有优先发展的机会。各地区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弥补。而分裂时期地区经济发展又给以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提供了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这是一个周期性的发展过程。分裂时期修凿的这些运河，给区域经济文化的成长带来了实惠。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晋、南朝在长江以南的开发；五代时的南唐、宋金对峙时期的南宋，经济的成熟和富庶都超过了北方。（2）把分裂时期凿成的这些运河改造为发挥全国效益的大运河的一部分，没有统一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对秦始皇、隋炀帝、元世祖不仅应该肯定他们对中国的统一所做的贡献，而且应该承认他们在中国运河三个发展阶段上所做出的功绩。大运河效益发挥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唐、宋、明、清统一王朝政权的兴衰。大运河的开通推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岸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正是运河的存在，才使运河城市最先突破了封闭的坊市制城墙对城市经济活动的桎梏，带来了一场“中国城市革命”。大运河的作用也不限于封建帝国内部，它们是东方世界对外交通路线中稳定的一环，它们是古代“丝绸之路”向东方的延伸，使我们与邻邦朝鲜和日本的联系更为紧密。遣唐使、学问僧身影不断，外销瓷、真腊象相映成趣。运河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欧亚大陆桥所起的沟通作用，也只有在中国统一的时代才能实现。（3）运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大运河的开凿是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是在对自然地理环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千百万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它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在水利水运、建筑、测量等工程领域的科学成就、智慧与创造。（4）运河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我国东部平原气候干燥，雨量不均匀；各自然河流的大大小小冲积扇镶嵌交叠，地面起伏，给运河保持载船的水量带来困难。例如，黄河冲积扇与发源于鲁西、鲁中南山脉的河流冲积扇相互交叠地区，运河必须建造众多船闸才能通航。太湖是个沉降区，吴江城南方塔之顶与海宁长安坝水面相平。这就使运河一定要建设众多的闸门。许多河段无牵引是无法通行的，限制了船行速度和运河的承载量，历代统治者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时疏浚，漕运给社会财富带来极大浪费。运河与农田水利灌溉相互争水，从王安石变法时就开始了，尤其到了明清时期，运河沿线诸水源皆不准用于灌溉，遂引发社会问题。京杭大运河的堤岸阻碍运河以西地区的排水，使运西地区常遭受洪涝之灾，土壤逐渐盐渍化。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和估价我国运河的作用和影响。（5）古为今用。古代服从于帝王的巡游征战或南粮北调的运河，在新中国诞生之后，一度成为北煤南运的动脉。如今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运河或许将为南水北调工程重新焕发出青春。历史上的运河传递的绝不仅仅是物质的文明，也不单单是文化的交融，更重要的是运河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脉搏及时地传给了与它息息相关的人民，而这一点对当今的现代化社会也是有所启迪的。我们应该记住：中国人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学会了修建运河，修了两千五百多年之久!二千五百年来，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流淌着人民的血与汗的运河，离不开传递历史前进脚步的运河。

Ⅵ 冀朝鼎的人物生平

冀朝鼎（1903—1963），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1918年组织暑假修业团，任社长。
1919年参加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六三大宣传中被捕。参与组织校学生自治会，任评议部委员，成立唯真学会，编辑出版《清华通俗周刊》，并组织工读团。
1924年秋毕业赴美国留学，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
1926年参加留美学生和华侨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活动，任《芝城侨声报》编辑，并被推选为大学国际学生会委员长及会计。同年冬被选为芝加哥中国留学生会会长，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1927年前往欧洲出席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经与会的中共代表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参与组织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任委员兼《先锋报》编辑。
1928年被组织派回国参加斗争，途经莫斯科见到周恩来，改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参加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团工作，随后调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
1929年被派到美国，参加美共《工人日报》和美共中国局工作，创办《今日中国》和《美亚杂志》。同时继续攻读经济学，撰写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专论，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应聘在美国各大学讲学，曾在太平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学者们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声誉。李约瑟称赞这本书。
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冀朝鼎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总务处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作为留美学生代表曾回国考察。
1941年回国，被中共组织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他利用合法身份和经常接近国民党要人的机会，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情报，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掩护许多地下党员工作。
回国后，冀朝鼎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孔祥熙。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使馆获得了情报，晚上就汇报。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党在财政方面做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主意。冀朝鼎参与了金圆券改革。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
1948年到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曾数次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持贸促会研究室工作。曾多次率外贸代表团赴西欧访问和举办展览，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1963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Ⅶ 论水利工程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 以下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水利工程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1、2019年我国水利建设投资计划规模达7462亿元，其中完成额达7260亿元

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以及国家安全。从而国家对我国水利建设高度重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从我国水利建设投资计划规模来看，2010-2019年我国水利建设投资计划规模在波动中增长，2019年全国水利建设计划投资规模为7462.23亿元，同比增长13.10%。

8、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将成为未来水利投资主要方向

目前我国水利建设投资已由投资主体主要是国家、投资渠道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的单一投资体制，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改革发展，逐步转变为以国家投资为主，社会、个人和外资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投资格局。目前水利投资来源渠道有30多项，可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筹集水利建设资金。

由于水利建设资金投入巨大，国家引入社会资本以拓宽融资渠道。对于准公益性和经营性水利工程，国家采取批准特许经营权、放宽社会资金参与水利建设的限制条件和提高回报保障等措施，同时建立财政信贷机制、实行财政贴息、提供长期优惠贷款、增加水利利用国内外贷款的额度，以达到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筹集资金的目的，并积极推行利用债券筹资建设水利设施，鼓励外商、社会各界及企事业单位、个人，积极参与城镇供水、节水灌溉、中农村水电等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Ⅷ 论述水利的发展与社会政治 经济变革的关系

水利事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固然有它自己内在的规律性，但是，它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研究水利发展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它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水利的发展，首先同生产工具的发展密切相关。

我国自原始氏族社会开始，经历了两千年漫长的石器、蚌器和木器的时代。与石器、蚌器、木器的生产工具相适应，水利事业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只是在比较易于施工的黄土平原上开挖小型的沟洫和陂塘从事农业灌溉，在较小的范围之内修筑一些原始堤坝（最初只称作“防”），抵御洪水，保护住处和庄稼。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农业作物的不断增加，原始水利事业就其规模和数量来说也都不断地发展。但是，人们还不能摆脱主要是靠天的状态；“琴瑟击鼓，…••以祈甘雨”，“有濸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经•小雅》中这一类的诗句反映了当时人们盼天降雨的情况。但是，在长期实践中，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天是靠不住的，水旱灾害的经常发生，必须备水防旱，止水防淹。“以潴蓄水，以防止水”，是在当时生产水平下人们同水旱灾害作斗争的有效办法。石器时代以后出现的青铜器时代，标志着社会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它为铁器出现奠定了基础，并推进了原始水利工程的发展，使原始的、分散的小陂塘、小水沟发展成初步的灌溉系统。但是，青铜工具还不能为大型水利工程提供最基本的条件。在青铜器时代，还看不到大型水利工程。

铁制工具的出现则不同，正如恩格斯所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所以，自出现铁制工具以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工具逐渐代替几千年来的旧的工具，而宣告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结束。畜耕普遍使用，加上深耕细作、播种、施肥、田间管理等一系列农业技术的革新，运输车具的广泛使用，使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生产力大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大变革，剩余劳动更多的出现，使从事较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成为可能，而大量的铁制工具则为大规模的、艰巨的施工提供了最重要的手段，大型水利工程开始出现。我国的水利事业也发展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以众多的著名大型水利工程项目的出现和水利事业领域的扩展为特点的。在楚国，修建了我国最早的大型灌溉工程枣期思雩娄灌区，以及芍陂蓄水灌溉工程。这是摆脱靠天祈雨而求得更有效的在较大范围内实行稳定灌溉的重要开端。

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黄河下游地区的进一步开发，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黄河沿岸的村庄市镇大量兴建，对黄河的防洪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时便产生了较大规模的堤防工程。

生产力的发展也为航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以著名的邗沟和鸿沟为代表的较大运河的出现，为我国水利发展史开辟了一个与灌溉及防洪同样重要而且有时规模更大、更为艰巨的领域，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邗沟和鸿沟的建成，首次沟通了长江与黄河、淮河两大流域的航运，开辟了南北水路交通运输的道路，对当时以及后代的社会进步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下，就一个诸侯国的水利建设成就来说，首屈一指的要算是秦国了。在不长的历史时期里，秦国接连兴建了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两项大型灌溉工程。秦统一以后，很快又开凿了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人工运河枣灵渠。这三项工程不但以其巨大的政治、经济意义，而且以其巧妙的设计和高超的施工技术而卓卓称著。秦国水利事业这样迅猛发展，除了商鞍变法等政治革新比各国更为彻底等条件外，泰国的生产力较为发达也是重要的原因。当时秦国拥有数量不少的可供开采的铁山，木材也很丰富。战国后期东方诸侯国已很羡慕“秦以牛田，水通粮。”泰国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也处于领先的地位。它的水利成就比其他各国更为显著，绝不是偶然的。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为水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对水利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促进水利事业向新的高度继续发展。如三国以后南方地区不断开发，使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生产力大大地提高了。南北经济交流对南北交通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航运事业向前发展。手工业各部门的普遍发展要求提供更多的动力，手工业便从主要是依靠人力发展到更多地依靠畜力，进而运用水力，开拓了水利事业的新领域，使水利事业在社会生产力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

水利事业一方面受社会生产力各个部门的发展所推动；另一方面却又受到社会生产力各部门发展速度所约制，不能超越社会生产力所允许的速度和规模单独向前发展。汉代的水利事业，在春秋战国的基础上继续迅速向前发展。为了解决关中粮食补给，汉代曾经试图开辟一条沟通秦岭南北水系运道的褒斜道，并组织过开凿三门砥柱之险的工程。这两项工程异常艰险，反映了汉代劳动人民艰苦卓越英勇奋斗的精神，这是十分可贵的。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但却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还无法控制黄河和褒河湍急的流速。宋代圩田的大发展，曾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可是，这种圩田滥加发展，又给社会生产力提出了新的问题，如《宋史•食货志》所述；“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据(三娄)渎，悉为田畴，有水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造成湖泊面积逐渐减少和水旱失调的严重问题，以致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明令禁止这种盲目围垦的现象。一方面说明生产力各部门之间必须按照自己内部的辩证规律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说明由于历史的局限，封建社会既不可能认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更不可能运用这种规律，只能任其自发地走到极端，然后再来进行调节。

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和水利发展

在以农为主的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水利的盛衰往往同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直接的关系。

纵观几千年的水利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水利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直接作用于社会，引起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又反过来影响水利事业的发展。从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中水利事业的勃然兴起，出现了我国水利发展史上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战国期间，秦国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对秦国完成我国第一次大统一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司马迁对郑国渠曾这样评价说：“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项，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司马迁把秦完成统一事业归功于一两项水利工程，未免不甚恰当，但是他对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些大型水利工程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所作的高度评价，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腐朽的秦二世的统治，狠狠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使西汉初期的统治者不得不执行多少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方针政策，削减赋税，鼓励生产。汉武帝发布了兴修水利的谕令，当时水利大兴，不但出现了不少“灌田各万余顷”的大型水利工程，而且小型水利工程遍及各地，出现了“用事者争言水利”国的局面。秦汉统一的黄河防洪大堤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治河防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汉武帝曾亲临现场督促瓠子堵口工程的进行。

隋末农民大起义，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唐代的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对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作一些调整，多少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水利事业又一次得到较大的发展。其中运河的管理和维修、通航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历代统治阶级虽然处于兴修水利工程的发动者和组织者的地位，而其反动、腐朽的一面对水利事业发展却起着阻碍甚至破坏的作用。我国北方早期几项著名大型水利工程如郑国渠、白渠以及运河的荒废，正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无力驾驭社会，不管劳动人民死活的结果。在各个封建朝代的末期，水利工程很多被破坏和荒弃；在分裂割据的战争中“以水代兵”，更是统治阶级为了适应军事需要而采用的手段，它不但直接摧残水利事业，而且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仅此一点，就记录着反动统治阶级数不清的罪恶。尤其明显的是黄河自汉代以后灾害较多，中唐以后又频频决溢，至南宋时期黄河更加紊乱，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前，成为华北平原劳动人民的严重威胁。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性和腐朽性所酿成。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以及它们之间的争机斗争引起的连年战争，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河堤失理，决溢后又久不修治，加上中上游林木植被遭受极大破坏，水土流失日见严重，下游河床逐年淤高等等，都成了黄河灾害的综合病因。一部治黄斗争的历史，同样是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利事业不仅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生活，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往往伴随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激烈的思想斗争。战国时期西门豹主持漳水十二渠灌溉工程的兴建，不但使邺地生产面貌为之改观，而且大破迷信河神之类的唯心主义思想。它是我们祖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们主观世界的生动诗篇。西汉元光三年（公元前一三二年），黄河瓠子决口，当时的最高统治集团中，曾有人宣扬什么“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 这种唯心主义思想使洪水灾害持续二十三年，严重危害农业生产，人民流离失所，“关东饿死者以千数”。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一零九年），通过广大劳动人民英勇奋战，才堵住了决口，这就是治黄史上著名的瓠子堵口。

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大型水利工程的不断出现以及水利工程的普遍兴建，水利经营管理的问题逐渐突出，矛盾比较多，有时候甚至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唐代由于水力机械的普遍发展，水力得到广泛的利用。但是豪强贵族、寺僧到处兴建私人磑碾，抢占水源，这在京城附近的郑白渠上非常突出，当时“郑白支渠磑碾，拥隔水利，人不得灌溉。”

蓄水和排涝的矛盾，历史上也数见不鲜，汉晋时代汝南和沿淮地区湖泊洼地的兴废就是一个例子。宋元时代太湖地区的围垦和蓄水灌溉，以及清代洞庭湖的圩坑兴修和“废田还湖”的争论，又是另外一种矛盾。又如人工运河，一般都有航运、灌溉两种效益，两者往往又有矛盾，互相影响。

在封建社会后期，一方面因为统治者依赖漕运搜刮南方民脂民膏；另一方面，运河两岸农田需要灌溉。统治者往往为了保漕，禁止灌田引水，这在明清两代几乎是经常出现的。明清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确保漕运，甚至还牺牲防洪治河。为通运而治理黄河是他们公开宣布的方针。

以上事例说明，水利经营管理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它对于水利事业的发展影响很大，必须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水利学家和水利科学实验

在我国几千年水利发展的历史中，各代劳动人民与大自然进行了英勇卓越的斗争，创建了各朝代众多的大小水利工程，推动水利事业不断的发展，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曾经涌现出不少水利专门家，他们善于总结和推广劳动人民的经验和创造，为发展我国的水利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为后人所怀念。

战国时期的李冰主持兴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特别为后人赞颂。

郑国是战国末期的水利家，他兴建的关中第一条大型灌溉渠道花了十多年的辛勤劳动。当时人们为了纪念他把该渠道命名为郑国渠。

召信臣在汉元帝时任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一带）太守，比较注意发动劳动人民大兴水利，先后兴建穰西石堨、钳卢陂等著名水利工程，形成一个规模较大效益显著的南阳灌区。 东汉初王景发动数十万劳动人民治理黄河和汴渠。自此之后，自河南至海口一段八百多年没有重大改道。这一事实虽然可以有各种解释，但王景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唐代以四处搞水利著名的姜师度，曾先后在海河和黄河等流域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为防洪、排涝、灌溉、航运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高超是北宋时具有长期生产实践经验的治河工人。庆历八年（公元一零四八年）堵筑黄河商胡决口时，在多次失败后他提出了分节依次压埽堵合法，堵口成功，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发展水利事业中所表现的智慧。

元代贾鲁在任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期间，于至正十一年（公元一三五一年），征集民工二十五万，军工二万，并从北京附近及宁夏灵武等地征调卷埽、堵口等技术工人对黄河进行了大规模堵口，并提出了疏、浚、塞三种方法。历时半年多，使黄河复归故道。贾鲁在治河史上建立的功绩是应当肯定的，但他曾带兵镇压过农民起义，也是应当批判的。

明代潘季驯自嘉靖末至万历间，曾四任总理河道，负责治黄工作达十余年。他重视调查研究和治河实践，他根据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提出一整套治河办法：筑堤防溢，建坝减水，以堤束水，以水攻沙，河行旧道，反对分流，讲究修防，借黄通运。尤其是“束水攻沙”的主张，符合现代河流动力学的基本原理，至今仍然不失其参考价值。

康熙时靳辅任河道总督期间，在另一水利家陈潢的协助下，采取开河、浚淤、分洪、堵口、筑堤、疏通海口等多种措施，认真治理苏北地区黄、淮、运，从而减少了灾情，保障了运河通航。他在实践中继承和运用前人提出的“束水攻沙”的经验，治河有功。明清问治河理论的出现是我国劳动人民治河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国治河事业的宝贵遗产。靳辅和潘季驯等人所留下的治河理论专著，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还应当提出的是出身老河工的王全一和郭大昌，他们把长期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提高，再用于实践，获得良好的效果。他们的事迹和技术论述还可以从《安澜纪要》、《回澜纪要》和《中衢一勺》等书中看到。最可贵的是他们在反对统治阶级和治理黄河水害的双重斗争中，技术上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封建统治阶级极端蔑视劳动人民的情况下，史书上还出现了北宋老河工高超、清代老河工王全一和郭大昌在黄河堵口上的出色技巧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记载，生动地体现了我国治黄事业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写成的。 作为例证，我们举出人工运河的成就来进一步说明水利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水利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以及水利科学实验在水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隋唐运河的建成，不仅是我国水利发展史上一件大事，而且也是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史上有数的重要建设。过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史学家们对隋唐运河议论纷纷，他们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或者把运河的创建当成一种历史罪过，或者把它归结为一两个帝王随心所欲的产物，或者把它看成是一代王朝衰败的原因。他们不可能对大运河这样的历史事件作出科学的评价。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隋场帝杨广从公元六零五年至六一零年间的确曾经下令整理和修建了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运河，从而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系，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总长四千多里，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使我国人工水运事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但这绝不能因此就把大运河的开凿仅仅看成是杨广个人的行为。它不仅是隋代政治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前代运河逐渐扩建的结果。

汉代以后，我国历史上出现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长期分裂局面，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极大。劳动人民处于国家分裂的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国家的统一。而江淮以南的广大地区，经过汉代繁荣的影响，以及三国以来各对立政权的不断经营和发展，改变了原来的“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不发达状态，成为举足轻重的经济地区。因此，在巩固北方的同时，能否控制南方，沟通南北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已成为当时国家统一的极为重要的条件。封建社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推动着航运事业的发展。运河的开凿和改进，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自春秋战国邗沟和鸿沟的兴修至隋代运河的开凿，先后经历了近一千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我国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冶炼技术到了南北朝时期有了很大进步，炼钢法已经比较发达。我国的造船技术，也有相当水平，秦汉时期，我国已经能建造载重二十五吨至三十吨的大木船了。

当时数学、测量、建筑技术、土工工程施工方法等都有很大进步。数学上的勾股定理已有严格证明，二次方程已经可以用几何方法解决。祖冲之推算的圆周率有效数字已准确到八位。数学上的这些成就为大规模的建筑工程计算奠定了基础。隋代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著名的赵州桥，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力学水平和建筑结构、土石施工技术水平。

汉代在兴建渭水至黄河长达三百余里的漕渠时，曾令齐人水工徐伯进行水准测量，即所谓“表”。可见那时的水准测量已具有相当的准确度。水准测量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后代运河开凿的一项重要技术准备。此外，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一书，对我国主要河川的情况以及当地地形作了详细的描述，为后代运 河的大规模兴建提供了规划工作所必需的参考资料。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为后代运河的诞生打下了技术基础。

就运河本身来说，也有一个逐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我国初期的人工运河始于春秋战国，先后有江淮之间的邗沟、黄淮之间的鸿沟出现。到了秦代，为沟通长江、珠江水系而开凿的灵渠，从工程的布局以及施工技术，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秦汉以后鸿沟 演变为重要的汴渠，江南太湖一带自先秦以来也开凿了一批人工运河，初步形成了江南运河的轮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运河工程不断发展，已经形成北方运河系统，并且以汴渠和白沟 等为骨干，初步形成了沟通江、淮、黄、海四大水系的人工运道网。隋代运河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以系统整修和扩建而已。隋代以前人工运河的不断兴建和发展，也为运河进一步扩大提供了勘测、设计、施工和管理的一系列重要的经验，所以防代运河的出现，是水运工程合乎规律的发展，是我国劳动人民世世代代辛勤劳动的积累。

Ⅸ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的历史

战国

战国末期，秦国国力殷实，重视水利，及至统一中国，生产力更有较大发展。四川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见郑白渠）和沟通长江与珠江水系的灵渠，被誉为秦王朝三大杰出水利工程。国家的昌盛，使秦汉时期出现了兴修水利的高潮。

汉武帝瓠子堵口，东汉王景治河等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和宁夏、内蒙古的黄河河套，也都兴建了引水灌溉工程。

隋唐

隋唐北宋五百余年间，是中国水利的鼎盛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水利建设遍及全国各地，技术水平也有提高。隋朝投入巨大人力，建成了沟通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大运河，把全国广大地区通过水运联系起来，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除了大力维护运河的畅通，保证粮食的北运外，还在北方和南方大兴农田水利，包括关中的三白渠、浙江的它山堰等较大的工程共250多处。唐末以后,北方屡遭战乱，人口大量南移，使南方的农田水利迅速发展。水利法规、技术规范已经出现，如唐《水部式》、宋《河防通议》等。

元明

从元明到清中期，中国水利又经历了六百年的发展。元代建都北京，开通了京杭运河。黄河自南宋时期夺淮改道以来，河患频繁。明代大力治黄，采用"束水攻沙"，固定黄河流路，修建高家堰，形成洪泽湖水库，"蓄清御黄"保证漕运。

这些措施对明清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也为淮河水系留下严重的后患。在长江中游，强化荆江大堤，并发展洞庭湖的圩垸，促进了两湖地区的农业生产。珠江流域及东南沿海的水利建设也有很大发展。但从整体而论，自16世纪下半叶起，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已趋缓慢。

清朝

清末民国时期，内忧外患频繁，国家无力兴修水利，以致河防失修、灌区萎缩、京杭运河中断，水利处于衰落时期。但是海禁渐开，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成立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水利院校，培养水利技术人才。

在这一期间也修建了一些工程，如1912年在云南建成了石龙坝水电站，20年代修建了珠江的芦苞闸，30年代修建了永定河屈家店闸、苏北运河船闸和陕西的关中八惠灌溉工程等。但在全国范围内，水旱灾害日益严重，整治江河、兴修水利，已成为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

(9)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扩展阅读：

“治国必先治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水利建设放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毛泽东主席先后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华夏大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水利建设热潮。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水利摆到了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的首位，标志着我国水利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堤坝设防标准大幅提高，逐步完善的防汛抗洪减灾体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屏障。

Ⅹ 求 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经济总量不断扩大。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7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5.92倍。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199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第七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9—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大大快于改革开放前26年年均6.1%的速度。特别是出现了两个高速增长的好时期：1982—1988年，年均增长11.4%；1991—1997年，年均增长11.2%。我国不仅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经济稳定性也不断增强，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开始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我国谷物、棉花、油菜籽、肉类、煤炭、化学纤维、纱、布、服装、水泥、电视机、数字程控交换机、钢等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发电量、农用化肥产量居第二位。国家储备大幅度增加。粮食储备远远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二位。
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农业生产实现历史性跨越。粮食总产量，1978年只有6095亿斤，1997年在北方大面积干旱的情况下，仍达9850亿斤。如果以1000亿斤为一个台阶，可以说，已连续跃上了四个台阶。目前，粮食人均占有量接近800斤，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棉花、油料、肉类、蛋和水果也大幅度增长。1997年，棉花产量430万吨，比1978年增长近1倍；油料2150万吨，增长3.12倍；肉类5354万吨，增长5.25倍；水产品3561万吨，增长6.65倍；水果5045万吨，增长6.68倍。肉、蛋和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43.3公斤、17.5公斤和28.8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经济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改善。1996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4377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97倍，年均增长6.2%，199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160元。199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90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4.8倍，年均增长9.7%。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现在，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8.6%，比1980年下降8.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为56.3%，比1978年降低11.4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3.6平方米增加到8.7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由8.1平方米增加到21.7平方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长。城镇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我国人民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进入小康。
短缺经济悄然逝去
商品供应紧张现象基本消失，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工业消费品供应充足，人均占有量大幅度提高。在这20年中，轻纺产品成倍增长，人均占有量显著增加。家电产品发展迅速。彩色电视机由3800台增加到2643万台，家用电冰箱由2.8万台增加到986万台。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空调器、录像机、VCD机、钢琴、组合音响、电脑和轿车等，数量迅速增长，质量不断提高。
主要生产资料供应紧张局面已经改变，结构调整步伐加快。1997年，钢达到10757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2.38倍；水泥5.1亿吨，增长6.8倍；硫酸1946万吨，增长1.9倍；纯碱703万吨，增长4.3倍；汽车159万辆，增长9.7倍。随着产量的提高，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产品更新换代步伐加快，价格也逐步同国际市场接轨，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
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
我国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以行政分配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被摒弃，市场机制在我国生产、流通等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目前，已全部取消了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只对9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品只有12种，而且只限于其中的部分产量，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1%，与改革前相比减少了90%。95%以上产品的生产，由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决定。
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基本确立。目前，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由市场形成，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的比重已达92.5%；在生产资料销售收入总额中市场调节价占81.1%；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市场调节价占79%。
对外经济活动基本按照国际市场规则进行。
“瓶颈”制约明显缓解
长期以来，能源、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等发展滞后，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瓶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坚持把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放到优先地位，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制定扶持政策，多渠道筹集资金，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
能源工业高速发展，供应紧张状况基本消除。1978—1997年，能源生产总量由6.3亿吨标准煤增加到13.4亿吨标准煤。其中，原煤产量由6.2亿吨增加到13.9亿吨。年发电量由2566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1320亿千瓦小时。从1988年开始，已连续10年每年投产大中型发电机组1000万千瓦以上。目前，除个别地区外，电力供应基本上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多种运输方式全面发展，运输结构在竞争中不断改善。20年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营运里程由4.86万公里增加到6.49万公里，电气化线路里程和内燃机车牵引线路里程比重由15.6%提高到70%，货物周转量由5345亿吨公里增加到13098亿吨公里，旅客周转量由1093亿人公里增加到3522亿人公里。公路特别是高等级公路迅速发展。公里路程由89万公里增加到121万公里，高速公路从无到有，建设进度不断加快，达到4735公里。公路货物周转量由274亿吨公里增加到5168亿吨公里，旅客周转量由521亿人公里增加到5188亿人公里，占全社会客运周转量的比重由30%提高到54%，已远远超过铁路。1978年，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只有2亿吨，1997年增加到8.8亿吨，翻了两番。水运货物周转量由3779亿吨公里增加到19352亿吨公里，旅客周转量由101亿人公里增加到153亿人公里。1978年，我国民航使用的机场只有34个，且多为军民两用，而到1997年，民用航班机场达到142个，民航运输飞机由不到80架增加到485架，民用航空线里程由15万公里增加到142万公里，旅客周转量由28亿人公里增加到774亿人公里。
邮电通信业突飞猛进，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邮电通信是基础设施中增长最快、变化最大的领域。邮电业务总量由1978年的12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1779亿元，公用电话交换机总容量由405万门增加到11097万门，增长26倍。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全部实现电话交换程控化，电话网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位。电话普及率由1980年的每百人0.43部提高到1997年的8.1部，其中城市达26.1部。数字程控交换机、光纤通信、数字微波、卫星通信、移动通信等先进技术装备得到广泛运用。建成了京汉广、西兰乌、京沈哈、京呼银兰、杭福贵成、兰西拉等干线光缆。1997年，长途光缆总长度达15.6万皮长公里。移动通信成为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的移动电话网之一，用户达到1323万。初步形成了多种通信手段相结合，公众通信网为主体，专用通信网为补充的通达全国、联通世界的现代化通信网络。
开放型经济基本形成
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到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带动了全国的对外开放。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上海浦东地区和沿江、沿边、沿主要交通干线对外开放的展开，内陆地区开放程度明显提高，形成了多元化、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格局。对外经贸合作取得重大成绩，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取得突破性进展。
地区经济梯次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实行了以梯次推进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支持东部地区快速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促进地区生产力合理布局。
东部地区依靠优越的地缘条件和较好的经济基础，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1979—1997年，东部沿海12省市区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85%，比全国同期平均增长速度高出0.87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一批代表经济发展方向、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工程，相继建成投产。
在鼓励东部地区继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央增加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自身优势，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鼓励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投资，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横向联合和对口支援，缓解了东部地区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的矛盾，也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扶贫开发成效显著。到1997年底，全国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左右。
科教兴国成效显著
坚持科教兴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进教育改革，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
科技进步成绩显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0%以上。“六五”以来，共组织近300个重大项目的科技攻关，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系列火箭，在技术性能和可靠性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首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已达到商业运行水平，有关技术和设备进入了国际市场。铁路重载运输和准高速技术产业化工作取得进展，有效提高了运输能力。研制成功的高速率光纤通信系统和大型程控交换设备，为实现我国通信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基本掌握了2000万吨级露天矿、60万千瓦大型火电机组、50万伏交流输变电、大型乙烯、大型化肥、宝钢二期等成套技术装备或部分关键设备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建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装置、重离子加速器、核聚变装置、大型天文望远镜等重大科学工程，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为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1997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690个，比1978年增加1.15倍。广播电台1244座，增加12.4倍；电视台880座，增加26.5倍。出版规模和出版物品种已跃居世界前列。1997年出版全国性和省级报纸193亿份，比1978年增加65.2亿份；各类杂志25亿册，增加17.4亿册；图书71亿册，增加33.3亿册。卫生事业发展出现了新局面，中医药事业得到继承和发展。到1997年底，全国医院病床总数达216万张，比1978年增加105万张。防病治病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从70年代的每10万人发生7061起，下降到1997年的每10万人发生201.66起，妇女儿童保健状况明显改善。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体育事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群众体育运动在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动下出现热潮。竞技体育成绩辉煌，1978—1997年，我国运动员共获得1097项世界冠军，创造和超过720项世界纪录。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1997年，旅游外汇收入达到120.74亿美元，在世界旅游业中的排序从第41位上升到第9位。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取得明显成效。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全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由1978年的19.28‰和12.00‰下降到1997的16.57‰和10.06‰。人口的城乡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水平已从1978的17.92%上升到1997年的29.92%。劳动就业规模迅速扩大。1997年我国从业人员达到69600万，比1978年增加29448万，年均新创造就业岗位1550万个。社会保障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到1997年末，全国有8770万城镇企业职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约占全部城镇企业职工总数的84%，有1300万职工参加了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103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医疗费用统筹，有330多个城市和204个县建立和实施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环境保护取得进展，初步扼制了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快速增长的趋势。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改革开放20年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初步概括有五条：一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三是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四是坚持发展开放型经济，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五是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就的根本保证。
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发展既存在许多机遇和有利条件，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问题。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