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世界三大宗教的发展历史
世界上有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佛教 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相继传承时期的佛教。约为公元前6一前5世纪。佛陀的说教最初是口传的，为了便于记忆，采取偈颂的形式，后来编集为由经、律、论组成的“三藏”。在经藏中近代学者认为真正属于佛陀的教说和最早的经典是《经集》、《如是语经》和《无问自说经》，其中也包括一些戒律条文。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其核心内容是讲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其次，又从缘起思想出发，提出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盘寂静”的学说。后入把原始佛教的修持，概括为戒、定、慧三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以及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等三十七菩提分法。佛陀在世时反对婆罗门教四种姓的不平等制度，因此，在他所创立的僧团中允许各个种姓和贱民参加。另外，还容许教团中包括过在家生活的男女信徒，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或在家二众。
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上传播最广，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公元一世纪中叶，基督教产生于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135年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宗教。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逐渐成为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罗马公教（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东正教）。十六世纪中叶，公教又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陆续派生出一些脱离罗马公教的新教派，统称"新教"，又称"抗罗宗"或"抗议宗"，在中国称为"耶稣教"。所以，基督教是公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教派的总称。
基督教的创始人是耶稣(Jesus)。耶稣是上帝耶和华之子，他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的拿撒勒，母亲名叫玛利亚，父亲叫约瑟。玛利亚未被迎娶前，圣灵降临在她身上，使她怀孕。约瑟一度想休了玛利亚，但受了天使的指示，仍把她娶了过来。耶稣三十岁时受了约翰的洗礼，又在旷野中经受了魔鬼撒旦的诱惑，这一切坚定了他对上帝的信念。此后，耶稣就率领彼得、约翰等门徒四处宣传福音。耶稣的传道引起了犹太贵族和祭司的恐慌，他们收买了耶稣的门徒犹大，把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但三天以后，耶稣复活，向门徒和群众显现神迹，要求他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宣讲福音。从此，信奉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把基督教传播到世界各地。
基督教的经典是《圣经》。《圣经》中记述的都是上帝的启示，是基督教徒信仰的总纲和处世的规范，是永恒的真理。《圣经》分为《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两部分。《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耶稣对他的某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于犹太教的看法，并做出了解释说明，作为自己信仰的一个重要依据。《旧约》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历史书和杂集四类，共39卷，其中记录了天地起源、犹太人的来源和历史以及古代犹太人的文学作品。《新约》包括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历史书、使徒书信和启示录四类，共27卷，其中主要记述了耶稣及其门徒的言行，在《启示录》中，还记述了基督教对末日审判的预言。
伊斯兰教是与佛教和基督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公元七世纪初诞生于阿拉伯半岛。它是由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所创，目前世界上有10亿多信徒，他们大多分布在阿拉伯国家，以及中非、北非、中亚、西亚、东南亚和印度、巴基斯坦、中国；有些国家还以伊斯兰教为国教。
伊斯兰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四方割据，战乱频繁。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在宗教信仰上，原始宗教盛行，人们崇拜自然物体，并且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同时，犹太教和基督教也开始向半岛传播，但它们的学说并不适合这种形势。因此实现半岛的和平统一和社会安宁是阿拉伯社会的出路。这时候先知穆罕默德出现了，他以"安拉是唯一的真神"为口号，提出禁止高利贷，"施舍济贫""和平安宁"等主张，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伊斯兰教就是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时刻诞生的。
伊斯兰教认为除了安拉再没有神，反对信多神、拜偶像，伊斯兰，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本意“顺从”。顺从安拉旨意的人，即“顺从者”，阿拉伯语叫“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徒的通称。在中国，穆斯林也称安拉为“胡大”或“真主”。穆斯林都相信穆罕默德是“先知”，是“安拉的使者”，是奉安拉之命向人类传布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教的历史，从穆罕默德开始传教之年算起，至今已有近一千四百多年历史，全世界的伊斯兰教徒，分布在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不论在什么地方，穆斯林之间都互称兄弟，或叫“朵斯梯”，彼此见面出“色俩目”，或简称道“色兰”，以示问候。色俩目或色兰，阿拉伯语意作“安色俩目尔来库姆”，即“愿安拉赐给你平安”，回答时说“瓦尔来库姆色俩目”，意思是“愿安拉也赐给你安宁”。
从公元七世纪初直到十七世纪，在伊斯兰的名义下，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曾经建立了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印度莫沃尔王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王朝帝国；随着时代变迁，这些盛极一时的王朝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是，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伊斯兰教”却始终没有陨落；它从一个民族的宗教成为一个帝国的精神源泉，尔后又成为一种宗教、文化、政治的力量，一种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的发展着。
我也是初二的。
⑵ 对佛教的起源和历程的看法一千字论文
佛教（बौद्धधर्मः）由距今三千多年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实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圣地”形象。这使得很多人产生佛祖降生在印度的错觉，这让尼泊尔民众一向不满。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佛教八大祖庭：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密宗，净土宗。佛教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意思是“觉者”。佛又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世尊。佛教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佛教信徒修习佛教的目的即在于从悉达多所悟到的道理里，看透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和苦、断尽一切烦恼，得到究竟解脱。
智度论二曰：“父母名字悉达多（S.Siddhārtha， P. Siddhattha），秦言成利；得道时知一切诸法，是名为佛。”佛姓新称乔答摩（S. Gautama， P. Gotama），旧称瞿昙；因为他属于释迦（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寂默故不住生死；能仁故不住涅槃。
⑶ 求一篇历史宗教的议论文章
梁武帝萧衍(464-549)是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在南朝诸皇帝中，他在位四十八年，统治时间最长，也是比较有所作为和最富特色的统治者。梁武帝多才多艺，文武全能，史称："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梁书·武帝纪下》) 东晋南朝时代，宗教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道教信徒改宗佛教。萧衍一家世代信奉天师道，但他在即位的第三年正式宣布舍道归佛，亲制《舍道事佛文》发愿信奉佛教，鼓动和要求王公贵戚乃至平民百姓都信仰佛教。梁武帝舍道归佛，几乎把佛教抬高到国教的地位，但在实际上对道教并未采取打击政策，对儒学也依然发挥其治理国家的作用，实际上是三教兼弘的，为此他还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并在理论上加以论证。
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其核心是指儒教和道教同源于佛教。他认为，老子、周公、孔于是佛祖释迎牟尼的弟子，释迎牟尼和老子、孔子是师徒关系。他还把最高的佛教比作黑夜里的月亮，把次等的儒教、道教比作众星，彼此既有高下区别，又互相烘托，交相辉映。梁武帝宣扬，儒、道之所以低于佛，是因为只能求世间的善；佛之所以高于儒、道，是因为能使人成为出世间的圣人。儒、道和佛是世间和出世间的区别，是凡圣的区别。这样就可以佛为主，把三者结合起来，在理论上互相贯通，在实践上互相补充，即既用儒、道的道理教人在世间行善，又用佛教教义劝人出世成佛。如此三者合用，对封建统治的稳固是极为有利的。所以，梁武帝有时又把释巡牟尼、老子、孔子同称为"三圣"。
梁武帝博览群书，勤于著述，有《制旨大涅盘经讲疏》一百零一卷、《大品注解》五十卷、《三慧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十六卷，《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十二卷等。他的著作大多佚失，现存的主要保留在《弘明集》、《广弘明集》和《全梁文》中。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便是由这些著述中阐发出来的。
东晋南朝时期，佛学由于和玄学合流，进而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作为宗教来说，佛教既有一套精致的唯心主义理论，适应上层士大夫的玄学兴趣；又有'套因果报恩迷信的教义，可用作统治人民的工具，因而极大部分上层人物都提倡这种宗教，致使此时佛教大盛。而道教此时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和仪式，与佛教并存不废。同时，儒家的礼法观念始终在整个社会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对经学的研究也始终没有中断，甚至有时儒学还占据优势。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并立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三教之间互有影响，在思想上也相互有了融合。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正是这种历史事实在理论上的反映。它的产生，不仅表明南朝佛教几达国教的地位，更为以后的儒、佛、道三教合流奠定了基础，具胡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生在梁武帝晚年的侯景之乱，使得梁朝“都下户口，百无一二”，造成“千里烟绝
，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的悲惨局面，梁武帝本人也在幽禁中郁郁死去，梁朝
很快走向灭亡。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侯景之乱的发生是因为梁武帝晚年“迷信佛教，
政务松弛”。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则与梁武帝的贪婪、失
信和用人失误密切相关。
侯景早年为北魏重臣尔朱荣的部下，后来投靠高欢。高欢死后，他以河南十三州之地
投降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知道侯景机诈多变，所以在接受侯景的投降时，采取了“受降
如临敌”的谨慎态度，分派大军接管了侯景十三州中的七州十三镇。由于得不到西魏的信
任，同时又受到东魏的攻打，生性反复无常的侯景就想投靠梁朝。梁朝尚书仆射谢举等人
坚决反对接纳侯景，但梁武帝贪得十三州之地，不听劝告，决定接纳侯景，由此埋下了祸
根。为得十三州之地，梁武帝派侄儿萧渊明率兵5万前去接应，但被东魏打败，萧渊明及梁
军主力几乎全部被歼。侯景仅率步骑800人投奔梁朝。梁武帝没有得到一寸土地，还丧失了
侄儿和军队，这买卖当然是蚀本了，可梁武帝还封侯景为南豫州刺史，赐给青布万段，兵
仗若干，这就让穷途末路的侯景得到喘息的机会。
随后，当东魏主动与梁朝议和时，梁武帝又割舍不断亲情，决定以侯景换回他的侄儿
。这种不仁不义的失信行为把反复无常的侯景逼上了铤而走险的绝路。当时，侯景非常害
怕梁朝与东魏议和，坚决反对。按照《南史·贼臣传》记载，侯景派人假冒东魏使者向梁
朝提出以侯景换萧渊明，试探梁武帝的态度。梁武帝不知是计，告诉来人：“贞阳（萧渊
明封贞阳侯）旦至，侯景夕返。”侯景得信，遂萌反心。由此可见，梁武帝的出尔反尔是
侯景叛乱的直接原因。最可悲的是，梁武帝对侯景一点也没有设防，还上了侯景设置的圈
套。
侯景之乱得以发生还与梁武帝的用人不当有很大关系。萧正德本是梁武帝的侄儿，早
年干过杀人越货的勾当，品德很不好。在过继给梁武帝后，萧正德本以为自己将来会作皇
帝，谁知梁武帝有了儿子，就把萧正德还给他的亲父。萧正德怀恨在心，投奔北魏，因不
得志才又回来。在侯景叛乱时，梁武帝居然让这样一个叛臣贼子承担保卫首都的重任。结
果，当侯景许诺事成之后让萧正德当皇帝时，萧正德就与侯景勾结起来，用大船把侯景的
叛军接过长江和秦淮河，一下就包围了皇宫——台城。这就难怪有人要痛惜梁武帝“奸佞
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但梁武帝本人至死似乎都未觉悟，临死前还叹息说：“自我得之
，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真是糊涂之极。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名作，诗中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南朝佛教的兴盛。南北朝时，佛教大盛，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位吃斋信佛、极力倡导发展佛教的皇帝，他曾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当和尚。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把自己的所有身资服用，舍给寺庙。还有一种是舍自身，就是自愿加入寺庙为众僧服役。梁武帝于公元527年、529年、547年三次舍身。舍身第一次是4天，最后一次长达37天。而每一次都是朝廷用重金将其赎回。寺庙因他又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他在位时，佛教在梁朝盛极一时，光当时的建康城内外就有佛寺500多所，僧尼10万余人。公元504年，他亲自率领僧俗2万人在重云殿的重云阁，撰写了《舍道事佛文》。
梁武帝一心崇佛，荒废了朝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梁武帝早年无子，过继侄儿萧正德为嗣子做太子，后来梁武帝生了个儿子，取名萧统，随即被立为太子，而侄子萧正德被改封为西丰侯。这让萧正德心里愤愤不满。正在此时，东魏大将侯景因与政敌高欢不合，转投了梁朝，梁武帝封他为河南王。侯景为人阴险奸诈，他看到皇族矛盾重重，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勾结萧正德起兵发动政变，答应事成之后让萧正德做皇帝。最后叛军攻进了建康城，困住了宫城，后又引武湖水去漫宫城。梁武帝这位和尚皇帝被困在宫里。一筹莫展，也没有人去过问他，这位皇帝最后竟被活活饿死在宫里，无独有偶，《中华野史镜鉴》上也曾记载：“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三月，侯景攻下宫城。萧衍饮食断绝，口中苦涩，连呼：“蜜!蜜!”最后饿死于净居殿，时年86岁，萧正德最终也没做成皇帝，事成后就被侯景杀死了。
⑷ 宗教在当今社会的影响 论文1500字
“相信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 ”——物理学家玻恩
哲学家罗素说:「不顾事实的盲目信仰，是一切宗教的通性，也是一切国家教育制度的基本精神。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的心智发育备受阻碍，对於抱有别种盲目信仰的人，充满了盲目的敌意，对於反对一切盲目信仰的人，更怀有恶毒的忿恨。」
。。。
⑸ 宗教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
一 在转型时期，基督教为信仰者提供终极关怀模式
基督教有作为宗教和作为文化的两个层面，宗教是基督教的本质层面，也是她的真正魅力所在。基督教作为宗教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模式，她针对的是普遍的人性，因此她是没有国界的。基督教诞生于以色列国，但不到一个世纪，她就在欧洲立下了自己的脚跟；三个世纪以后，她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曾有不少学者探讨罗马帝国大量群众接受基督教的原因，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要到基督教的教义神学中去找，因为同一时期罗马帝国境内存在的宗教，不止基督教一种。最后基督教战胜其它宗教，是在于她独特的精神内核，即坚定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和救赎论：神的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但并非独立的三元，其实体只有一个，即是一体，只有一神。翻开圣经可以看到，这位神是创世的神，是召唤亚伯拉罕的神，是引领摩西的神，是教训大卫的神，是赐所罗门以智慧的神，是垂听众先知呼求的神，是施行救赎和代人受过的神，是耶稣所体现的神，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召唤保罗的神，也是给与约翰以启示和异像的神，最终是要在新天新地与人同行的神。一神论为宇宙提供了理性的根基，满足了人心中最深的渴望。只有这样一位神，人类才能称其为父，信者才能从中得到心灵的慰抚。因此，在古代罗马帝国日益动荡不宁的现实中，她是当时人们能找到的最好归宿。同时，基督教与其它宗教最鲜明的区别，在于其救赎论，即圣子耶稣基督代人受死，替人赎罪的神学理论。圣经记载，耶稣本是无罪的圣子，为了救赎人类出离罪恶与死亡，经由童女玛利亚怀孕，降生来到人间，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人类的罪恶，因此才使人的罪蒙神赦免，得以与神和好。这在当时奢浮淫逸，罪恶滋长的古罗马社会，自然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尤其是对穷苦人来说，无疑是提供了超脱属世痛苦，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途径。中国有古语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寻求终极关怀的渴望是普世一致的，中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历史转型时期，伴随着旧有观念的式微和社会行为的失范。社会急剧变迁，使人茫然无从。旧有的价值观无法再维持下去，生活变得不可思议，难以捉摸和无法理解，导致人心理感受的紊乱。痛苦与欢乐并存，希望与焦虑共在。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观，迫切需要一种安定感，保障感，救赎感和升华感，以期在变中寻找不变，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样，一部分人经过思考之后，选择了基督教作为自己终极关怀的模式，安身立命的基础，从而找到自己精神的根基。
基督教以彻底的终极精神，为我们时代提供了自己独特的信息。首先基督教是一神论，这与中国传统的未知论和无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从“未知生，焉知死”，“六合（即宇宙）之外，存而不论”，拒绝了对形而上之神的思考。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在士大夫中，多抱孔子这种未知论的态度，他们更看重的是现世生活和现实社会，失落了终极关怀。而下层民众由于在阶级社会中备受奴役和压迫时的心灵需要，他们只能在外来宗教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中寻求解脱。值得指出的是，道教虽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但它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方术，倾向的是现世社会的直接延伸，因此它更适宜于作帝王和士大夫之安逸生活的陪衬物，而不适用于广大的劳苦大众。一些信仰道教的平民看重的只是道教的简化形式符咒，以求消灾免祸。相对道教而言，更多地赢得下层群众的是佛教，但这种效果的取得也源于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变形。作为觉者的佛陀释迦牟尼，被中国信者看成了宇宙的主神，而加以膜拜。这反映中国人渴望追求认识神，却走入了误区。
近现代中国在对宗教的看法上继承了古代的传统，并有所强化。五四运动时期科学民主口号的提出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表明了中国人对于现实社会的特殊关怀而完全拒绝对于终极的关怀。建国后，又开展了经常性的无神论教育，基督教被当作批判的对象，她被认为是与科学背道而驰的，是过时的有利于敌人的谬论。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被实践所证实，相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不矛盾的思想与日俱增。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人们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经历，逐渐认识到光有科学并不能消除人类的苦难，没有信仰和伦理制约的科学有时反而充当了害人的工具。痛苦的经验教会人们思考，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之梦不再存在，“理性次序”已经破产，人们终于认清了自己脚下的颤动的大地，又重新开始举目上苍。19世纪的尼采曾高喊“上帝死了”，但是，事实告诉人们，直到现在，上帝不仅没有死，反而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力。黑格尔曾用正反合三阶段来归纳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基督教经过了中世纪的极盛期和近代的科学称霸基督教遭到某种排斥的时期，将进入基督教与科学及文化相融合的时期。近现代有很多举世闻名的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足以说明这一论点。
在当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制度文明有进步，但精神文明的进步相对落后。近年来，追逐物质的欲望日益增加，对精神的追求一再陷入低谷。这种现象是对文革年代对精神力量的过分夸大的反拨，但却走入了矫枉过正的另一个极端，需要再来一次反拨：过分夸大物质的作用，高喊“金钱万能”，而否定一切精神追求，必然使社会陷入分裂动乱，人心陷入空虚颓废，道德体系全面崩溃，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最终阻碍现代化转型的顺利实现。事实上，精神的力量从来也没有真正消失过。它虽然被迫不断地边缘化，但总是在顽强地坚守自己最后的阵地。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保持着对精神超越的追求。基督教的一神论，救赎论和对终极的关怀，与人们对精神超越的追求是一脉相承，交相辉映的。人们在基督教中，能完成自己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升华，并使之有根有基。作为以传福音直到地极为己任的基督教，在我们的时代将会遇到很多知音。
二 在转型时期，基督教为社会提供伦理和精神模式
首先必须肯定经济转型的正面意义，因为计划经济模式只能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市场经济克服了计划经济的种种缺点，它是现阶段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佳模式。市场经济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公正，理性，求新，效率的价值观。但同时也应看到，市场经济也存在着缺陷，它往往激起人们的利己心，竞争心和贪心，导致腐败和各种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加增了人性中本来就有的恶的因素，同时又加剧了本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给社会带来种种不安定的因素。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1904年左右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认为基督教的教义能够产生相应的伦理思想，而这种伦理思想又能推动世俗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市场经济，还必须建立在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基础之上，这种伦理对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起到规范作用。人们以忘我的职业劳动和节俭的生活态度来体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伦理，并且把劳动的成果理解为上帝对自己的恩惠，自己应该回报社会，并以感恩之心辛勤工作，而不是将劳动成果坐吃山空或挥霍殆尽。这种新教伦理形成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促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韦伯的理论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的整合还需要爱的力量，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按照基督教教义，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而全人类都是我们的邻舍，因此我们要真诚地爱护，关心每一个人类弟兄，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教会通过自己以身作则，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互相帮助的社会风气。
三 为当代社会提供一种深度的人生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肤浅，流行和时尚为特点的大众文化日益壮大，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表现在：流行歌曲和麻将方兴未艾，荒谬迷信，胡编乱写的小说大量出现，并被搬上银屏，正统的史书倒少有电视剧制作人的问津。电视中娱乐节目和影视明星愈来愈多，层次愈来愈低。带有色情的娱乐场所和网站泛滥，毒品有蔓延之势。可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这样，生活被简化为疯狂娱乐，人生退化为及时享受，生命沦落为盲目冲动，行为愈来愈短期化。所有这些表明在传统社会人生模式衰落后，社会整体的无所适从。
与此相反，基督教则提倡一种深度的人生模式。圣经称人为神的儿女，是神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整本圣经从头至尾宣示了人的被造，人的失落，人的苦难，人的被赎，人的回归这部人的历史，在人的历史背后响彻了神的召唤的声音。在博大精深的基督面前，你会感到宇宙的深邃，人生的神秘。你会用更严肃的眼光来面对自己，重新坚定自己的步伐。
基督教深度人生模式的基础建立在耶稣身上。耶稣既是神子，又是人子；既是人，又是神。他在世的事业表明了一个真正的人所应该走的道路，他的自我牺牲和舍己为人，救赎了信者，也感动了无数的人们，成为他们生活的榜样。
在社会转型时期，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时候，再次与同样古老而伟大的基督教相遇。两者都会有新鲜，独特，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将在交流中走向理解和融合，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化，新的道德观念，新的社会风尚，新的精神风貌，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宁，稳定，崇高，繁荣，和谐，可持续和全面的发展。
⑹ 关于宗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论文的导言
宗教是一切世俗伦理道德的基础和发展，是一种信仰和实践的体系，
通过这一体系，一些人对其感受到的神圣之物，通常还包括超自然的东西，
进行阐释并做出反应。在既存社会中，宗教是构成整个社会系统的重要制
度性组织之一，它不同于政治、法律制度，也不同于各种经济组织机构及
其制度等。“宗教的兴趣似乎在于追求某种比较朦胧的和不可捉摸的东西，
而人们对这种东西的体验真实性却是十分不明确的。”[1]当然不可否认，
宗教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正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
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
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
在当今世界60亿总人口中，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有44亿2千多万人，
占世界总人口的79%，其中基督教徒18亿多，伊斯兰教徒10亿，印度教
徒7亿，佛教教徒3亿。
[3]
这些数据显示了宗教在当今人类社会中所占
据的地位。在人类社会里，宗教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原始社会到科学
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宗教一直渗透在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给
它们以深刻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在我国现有的五大宗教中，惟有道教是在我国形成的本土宗教，佛教
传入我国时间较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在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佛道两教教义思想相
融合，形成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并在现阶段的中国仍然产生
着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则与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主要流行在回族、维
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十个少数民族中，并与这些民族文化相结合而形
成自己的特点。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兴起最晚的宗教。它比佛教晚
一千余年，比基督教晚六百余年，可是不久便迅速发展成为横跨欧、亚、
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以后，不仅在中国扎了
根，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了穆斯林人数较多、对中国社会影响较大
的一个宗教，对我国十个少数民族的思想信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都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的宗教。因此，我们不可忽视伊斯兰教在当今世界和在
我国历史上所占有的位置。中国伊斯兰教在漫长的生存、发展过程中，虽
然烙上了汉民族的特点，但最基本的方面却没有变化，如：“六大信仰”、
“五项功课”、主要饮食禁忌等，尤其是在宗教仪式上的保留和沿袭更是
体现了宗教对教徒的心理内化和行为规范的功能，它能够给教徒提供支持
和安慰；为教徒的存在赋予意义和目的；提供给教徒一种认同感；使教徒
超越日常的现实生活，并且使教徒在生命周期的关键阶段能够顺利过渡。
天主教和基督教基本上是伴随着近代帝国主义的侵入而发展起来，虽然传
入中国后也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本土化，但相比之下，总还带有较浓厚的西
方价值观和西方文化特点。五大宗教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发展历史，形
成了各自的特点，所以流传的地区和影响的人群也各不相同。这五大宗教
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意识和宗教
组织，一直作为一部分人民群众的个人内心需求存在着。
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自然基础、认识基础和社会
心理基础。从总体讲，从长远看，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科学
生命科学等的突破，人们对客观世界乃至生命本质的认识愈来愈深刻，从
而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也会愈来愈深化。但是，沿着这个总趋向发展的进程
是漫长、曲折、复杂的。当遇到社会剧烈的发展变化，又常常会在一定程
度上强化宗教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还会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反过来使其3
认识论基础得到新的滋养。宗教是最普遍存在的人类设置之一，展现着人
类情况的一些基本方面。目前在一些社会中，“宗教设置既是促进社会稳
定的力量，又是实现社会变迁的手段。”[4]
宗教对于社会的作用或功能历来都是社会学家尤其是宗教社会学家
们所探讨和研究的核心所在。宗教从产生到现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也起了阻碍作用，如何处
理和平衡这二者的关系，也是宗教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现阶
段中国，宗教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如何来处理好宗教与社会的相互适应，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正是吾之所思。
笔者之所以选择从宗教的社会整合和内心需求功能作为视角来探讨
宗教在现阶段存在的原因，就是：
（1）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是宗教社会功能中最为重要、最为突出的
功能之一，它是宗教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是宗教能够
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2）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家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出现
了社会的异化、个人信仰及理念的失落、个人内心世界的迷茫，由此从内
心深处产生了对宗教的需求。
（3）面对现阶段中国，我们应该看到宗教在现阶段存在的原因及其
复杂性，并依此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如何主动
地对待宗教，二者相协调而谐和的发展途径。
二理论综述：西方社会学的宗教理论
宗教社会学是宗教学与社会学两者之间的交叉性学科，是一门年轻的
⑺ 关于宗教作用的论文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members.In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indivial.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society.Nowadays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deology.However，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publicity.For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religion.And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B.Forrester)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