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历史文化传统

Ⅰ 天津的民俗文化有哪些

天津有名的艺术形式有：相声、天津时调、天津快书、话剧、跨鼓中幡、高跷、耍狮子等。

天津快板

天津快板是5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曲种，是由群众自发创造并发展起来的。这种快板完全以天津方言来表演，在形式上采用了数来宝的数唱方式及快板书所用的节子板，同时配以天津时调中"数子"的曲调，用三弦伴奏，别具一格。天津快板风格粗犷、爽朗、明快、幽默，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风味。

天津时调

天津时调是天津独有的曲种，它产生于清末明初，1900年时已有专业艺人演唱。这个曲种唱腔包括靠山调、鸳鸯调、胶皮调等民间小调。专业艺人出现后，对这些民间小调进行了加工改造和创新，使之成为反映时代风貌、社会生活，并深受人们喜爱的一个曲种，定名为天津时调。

京东大鼓起源于京东香河、宝坻一带，演唱简单，所唱段子多为"蔓子活"(连台本)。后经刘文彬在天津演唱，很快兴盛起来。刘文彬嗓音粗犷宽亮，吐字真切，表白清楚，表演纯朴，引人入胜。刘文彬之子刘少彬继承其艺。今天津曲艺团郝德宝，女艺人王韫秋，业余演员董湘昆，都深得刘之神髓，演唱惟妙惟肖，深得观众喜爱。

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传入天津较早，由于西河大鼓所唱多为"蔓子活" ，如"杨家将" 、"施公案"等，因此很吸引观众，二、三十年代在东兴市场、河北鸟市、地道外、新大路等地都有固定观众捧场。其中女艺人马增芬于1936年所唱的"绕口令"一曲，风靡津沽。

相声

相声是一种历史较久、流传较广、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曲艺表演形式。尽管相声艺人供奉的祖师是汉代的东方朔，但这个曲种的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却是在清同光年间。早年北京有穷不怕(朱少文)、万人迷、李德锡等人在天桥鬻艺，为相声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天津话剧

在中国话剧历史上，天津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早期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第一个演《茶花女》的李叔同，就是天津人。第一个到外国学习现代戏剧艺术，并把西方写实剧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张伯苓的九弟张彭春。

单弦

单弦，清乾隆年间起源于北京，因演唱时用八角鼓击节，又名八角鼓。流行北京、天津和东北各地。单弦为联曲体，早期常在岔曲头和岔曲尾之间夹以数唱和若干曲牌，现通常结构为岔曲头和若干曲牌。早期单弦演员来自北京。建国前，三大流派的创始人荣剑尘、常澍田、谢芮芝常年活跃在天津的曲艺舞台上。40年代，天津单弦演员石慧儒集前人之大成，形成了自己具有独特风格的演唱艺术。

西城板

83岁的马云山在演唱西城板《送崔通》。西城板是诞生于天津老城厢西城根而得名的地方曲种，吐字发音完全是天津话，说唱都极富乡土气息，是天津土生土长的曲种，其吐自发音完全是天津话，不论说与唱都极富乡土气息。西城板唱腔慷慨悲壮激昂，唱法和曲调接近语言，内容较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感情，因此深受津沽民众喜爱。当年在茶楼演出时，常座无虚席。民国初年，天津城北门脸有宝和轩茶社和海锐茶社，是专演西城板的地方。现在这个曲种已基本无人会唱，近于失传，殊为可惜。
天津市是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繁衍。明弘治4年（1491年）有官吏上书朝廷：“天津之地，水陆咽喉，所系甚重”。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津地成为历朝畿辅首邑和我国连接海内外、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天津地区在特有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祖先们创造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形成了天津市特有的津味儿文化特色。在天津众多的民间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柳青木版年画这一民间艺术瑰宝。她创始于明末，鼎盛于清朝，深受人们的喜爱，是我国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是维系津沽民族情感的纽带。


中国南北水陆交通命脉的京杭大运河开通和天津漕运的兴起，使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经济日益繁荣，加之镇外盛产杜梨木，非常适宜雕刻画版，杨柳青木版年画即随之兴起，并日益走向兴盛。曾于此时全镇及周边村庄呈现出“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盛况。

由于历史原因，杨柳青年画曾一度衰落，尤以抗日时期损失惨重，濒临灭绝。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过多次的抢救、搜集、挖掘、整理，使之枯木逢春。

杨柳青木版年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构图饱满、寓意吉祥、雅俗共赏，加之采用刻绘结合的特色手法，刻工精美、绘制细腻、色彩绚丽，被公推为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之首。更以其历史积淀厚重和文化连续性的特征而扬名海内外，是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一种综合的集精神与实用、历史和现世的物化成果，具有历史进程中“活化石”之作用，也是历史时代风貌的“网络全书”。挖掘、抢救、保护杨柳青木版年画，对研究天津地区民俗文化，以及北方其它年画，乃至中国美术史等方面均体现出重要价值。她是中国年画艺术的代表，在中国民间文化和天津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天津市杨柳青木版年画于2004年4月被文化部公布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专业性试点项目。2006年5月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天津京剧 京剧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由徽调、汉调、昆曲、梆子等艺术形式相互交流、融合而萌发，形成于北京，具有独特风格的，很快遍及全国的一个戏曲剧种。初始时，并没有“京剧”这个确切的名字，曾出现过“二黄”、“平戏”和“京戏”的称谓。在它孕育、形成时期，（约在清朝的道光初年），京剧首先传入了京都的门户——天津。同治中期，皮黄又由天津传至上海。

天津虽不是京剧的发源地，但就其对京剧的传播、张扬、促进，乃至于光大方面来讲，是呈显著之势的。究其原因是，天津有着适宜于京剧发展的地理环境（地处陆路、水路的南北交通要道）与人文环境（有着爱戏、懂戏的观众）。

从大量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京剧的萌芽开始，几乎所有的京剧名家精英都曾鱼贯津门献出他们最拿手的，或新创作的剧目。如在声腔曲调和舞台语言方面做出了重大改革而最早成名的京剧演员、“京剧老生前三杰”之一的余三胜，“后三杰”谭鑫培、南派京剧创始人之一王鸿寿，李桂春、盖叫天、杨小楼、周信芳以及后来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著名表演艺术家来津演出了他们的拿手好戏。而天津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名丑第一人刘赶三、“后三杰”之一的孙菊仙，创立了武生“黄派”的黄月山、“尚派”的尚和玉以及李吉瑞、王克琴、赵美英等京剧名伶，将众多的剧目呈现在天津京剧舞台上。天津“票房”的实力也非常强大：窦砚峰、王君直、王庾生、袁寒云、王颂臣等名票不仅自己能唱，还教出了不少弟子，也有不少问艺于他们的京剧名家，如余叔岩、孟小冬等。而严范孙、林墨青等近代著名教育家，不仅素好京剧，而且还积极倡导戏曲改良，亲自组织演员创编新剧目，从而成为清末民初天津戏曲改良运动的中坚力量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为中国北方“泽国水乡”水路交通运输主要靠摆渡浮桥和陆续建的可开启的钢桥。中国革命著名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就是在金汤桥会师的。
人生礼仪纷繁复杂，多姿多彩。虽为工商大都会，但思想仍有较浓厚的封建小农经济意识，崇尚封建孝道和伦理，追求多子多福，家大业大，子孙满堂，以养育5男2女为理想生育模式。求子育子诸礼莫不以祈求福寿安康为目的。婚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彩礼重聘。无论娶媳聘女皆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奢靡至极在所不惜。丧葬之礼更为奢华，缛节俗例儿比比皆是，推崇大出殡，重棺椁，重寿衣，事死如事生。旧时，祝寿讲究宴请宾朋，请戏班唱堂会，并有男不过10（逢10），女不过9（逢9）之风俗，尤对66岁生日格外重视，有“六十六不死掉块肉”之俗谚。
津人为公好义，受元代漕运及居民多为明代屯兵后裔人口杂处五方影响，码头习气、行武之遗风尚存，民众多聚义互助，热心公益，不仅有水会、杠子房、小大院等社会公益职能组织，还因其商贸发达，成立了许多相对具有约束力的民间职业社团组织及客商寓居津门所建的会馆、乡祠。普通居民喜出入相招，守望相助的邻里之情，但攀比之风颇重，好散财“买脸”。
长期漂泊无定的生活，培育了津民喜团聚、好热闹，钟情年节时令的庆贺活动。尤其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民俗节日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火爆、喜庆，尽力渲染和营造年节气氛，并形成诸如“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合子往家赚”的春节期间特定的传统食俗惯例。
民间信仰广泛庞杂，清中叶以前，共有各类庙宇500余座，儒、释、道及民间或地方崇拜诸神无所不有，庙宇之多，全国罕见。自然物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民间杂神崇拜以及跳大神、算命、看风水等活动极为盛行，特别是对神灵的信仰目的性极强，多只祈求保佑现世生人，功利色彩较重。
在诸多民间信仰中尤以对海神天后崇拜顶礼至极，并将其与天津本土文化紧密结合，成为护佑三津的福主和城市保护神。津门历史也多与天后文化紧密相连，不仅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而且对天津经济、文化、风俗习尚等诸多方面均产生重大的影响。
天津民间工艺美术种类繁多，受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及世俗欣赏需求影响，地域特色浓郁。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刻砖刘刻砖、面塑、木雕、石雕、根雕、杨柳青年画、塘沽版画、剪纸、彩灯、地毯等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被称为民间艺术之绝品，名扬海内外。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相声、时调、大鼓、快板等大众化戏剧和曲艺在津十分兴盛，这些戏曲虽大都起源于他乡农村或城市社会下层，但最终有的在天津形成正式的艺术流派，有的在天津成熟或“走红”，从而使天津成为中国主要戏曲艺术产生的摇篮。特别是名角儿的演唱，不在天津唱红叫响就难以走向全国，过“天津关”是演员能否成名的标准，因而天津也是培养戏曲名家的摇篮。戏曲的繁荣也使茶园、戏园业大兴，成为旧时民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
民间音乐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演出团体多以老会、圣会呼之。法鼓、大乐、十番、杠箱、高跷、秧歌等传统乐舞十分普及，各会所在社区居民均以公益事业视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平日自娱自乐，为茶余饭后消遣乐事。逢年过节或重大庙会活动出会表演，为本社区争光添彩。闻名于世的天津皇会，在举办期间，曾是民间各道乐舞老会、圣会大显身手，争妍斗艳之大好机会，故每逢皇会举办之时，全民热情参与，最多时有110多道会的表演，近5000余位演员。《天津天后宫皇会行会图》中就有于此的详细记载。这一调动全民情结，达到万人空巷的民间盛会终成为当时“全国各省唯一的神话盛事”。这些民间音乐舞蹈已被今各道民间花会所继承。
民间游艺竞技项目十分丰富，民喜运动，除放风筝、抖闷葫芦、踢毽等全民性普及竞技游艺项目外，部分群体以玩鸟、玩鹰、斗蛐蛐等为乐事，少年儿童尤其是男童的游艺竞技项目则多室外追逐内容
租界社区侨民则多以舞会、音乐会、赛马会、击剑、草地网球、水上快艇、板球、马球、回力球等为消闲方式，这些项目也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生活。
为了更好地突出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独特风韵，本网站围绕天津地区汉民族民俗进行描述，并以记叙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俗事项为主。同时以“旧时”一词作为断代时间标志，将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范展现在世人面前。

Ⅱ 天津的家乡文化有哪些

天津历史文化
天津是北方地区妈祖文化的中心，故有“南有湄洲妈祖庙，北有天津天后宫”之说。妈祖文化是天津历史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卫”的民间谚语，充分说明妈祖文化在天津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天后宫为中心的古文化街已经成为享誉中外的观光胜地和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以文化街和海河为依托，举办首届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有利于保护和挖掘天津的历史遗存，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利于增强同全世界华人，特别是港、澳、合同胞的感情交流，加强海峡两岸的友好往来与合作；有利于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影响力，带动文化、旅游事业和地区经济的加快发展。天津市人民政府将举办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列入今年市政府20件实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海内外的积极响应。经初步接洽，台湾、香港、澳门和福建地区的民间组织和旅游部门将组织近千人来津赴会，共襄盛举。
天津历史文化漫步。
（1）古代天津，据发掘出土文物的考证，早在战国时期已形成若干先民的聚落点。然而，在西汉时发生过一次大范围的海浸，滨海平原淹没，汪洋一片，荒无人烟。尔后，随着海河水系的形成，聚落始繁。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村落名曰“直沽”，位于海河汇流源头的三岔口，故又名“三汊沽”。后人曾形象地称海河为“母亲河”，称三岔口为“天津的摇篮”。比喻生动亲切，深入人心。
（2）直沽依河生息，先民除农耕外多以捕鱼为业，故史书称“初仅一渔堡耳”。早期人文心态如何，文字记载阙如。直沽地处北陲，远离中原文化，发展滞后。先民无法解释许多自然现象而产生一种恐惧心理，遂以敬神驱鬼、祈福消灾的迷信活动作为精神支柱。这一点，从许多墓葬中随葬的神佑与避邪的祭物，可略见其端倪。
（3）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已传布北疆。唐贞观年间李世民率师远征辽东，奏捷回朝途经直沽，驻跸于海河岸边的庆国寺，同行的鄂国公尉迟敬德在庙中挂甲，李世民遂敕赐更名为“挂甲寺”。这一掌故未见正史记载，属口碑史料，县志对此有所记述，足以凭信。由此可知，至迟在唐朝初年佛教已传布直沽，寺庙当不止庆国寺一处。据史书记载，元至正年间，有天竺（印度）僧人海会结庵于城西北海会寺，说明直沽当时的佛教已形成一定气候。明清时期，佛寺香火日炽，城厢内外寺庙多如繁星，《津门保甲图说》中有图为证。清康熙年间，天津有两位诗僧：一是大悲院的世高，一是海光寺的成衡，结交名士，吟诗作画，传为禅林佳话。近代又出现两位高僧：一是弘一（李叔同），一是倓虚（王福廷），修持谨严，造诣厚重，前者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后者被列为“天台宗第四十四世法嗣”，声名远播海内外。因此，天津的佛教文化渊源不容忽略。
（4）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粮食、布帛皆仰给于江南，为此开辟了海上运输线，漕运文化、妈祖文化伴随而来。直沽是漕运的终点码头，为祝祷航行安全，在大、小直沽先后建造了两座天妃宫（天宫后），每当漕船抵达，官员隆重举行酬神祭典，成为直沽社会生活的一大盛事，从而活跃了天妃宫周边的商家生意。天妃宫的建立，可视为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坐标，故古谚有云：“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天妃即妈祖，传说中的护航“女神”，在“落户”直沽以后，又演化为兼司护佑妇婴包括生儿育女的“子孙娘娘”，成为津沽妇女至尊至爱的膜拜偶像；后来又被颂为“三津福主”，俨然天津城的保护神了。至康熙年间，又推出“天后出巡散福”盛会（皇会），届期全城载歌载舞，万人空巷，犹如西方的“狂欢节”。妈祖文化渗透民俗民风领域，构成直沽文化的一大特色。
（5）明朝永乐二年（1404）天津命名，设卫筑城，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石，再过两年，就迎来建城600周年。天津设卫，成为拱卫京师的屏障，军旅常驻，商贩云集，流动人口激增，显现出移民城市的特征，文化上亦然。
《天津卫志》载称：“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也就是说，天津接纳了戍边、漕运、经商、逃荒的大批移民，伴随而来的是军旅文化、运河文化、江淮文化、闽粤文化、伊斯兰文化，尤应提出的是语言文化。据语言学家考察，别具特色的天津话，母语源于江淮，人口构成的变化铸造了天津方言。伊斯兰文化是随同回民迁徙而传入的，设卫之初落户津北天齐庙、穆庄子（后合并称天穆村），建造了清真寺，清真菜肴也逐渐推广开来，成为天津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方杂处，风情各异，移民文化丰富了天津历史文化的内涵。
（6）清雍正二年（1725）天津改卫为州，旋又升州为府，强化了天津的城市地位。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有利于商旅往来与物产集散，是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咸丰十年（1860）开埠以后，内外贸易迅速增长，码头经济更趋活跃。经济发展扩大了文化发展空间。
自清代中叶以来，码头周边陆续出现了许多茶馆、书场、戏园，外地伶人纷至沓来，名曰“跑码头”。原来农村的野台子戏班走进城市舞台，评戏、河北梆子等地方戏扎根天津，唱遍北方，因此视天津为“发祥地”。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各种鼓曲走俏津门，名角辈出，为此赢得“曲艺之乡”美誉。独具地方风格的社火（民间集体游艺活动）由来已久，代代相传，活跃于乡里。民间习武之风始终不衰，武林高手霍元甲、曹金藻被称为“回汉双侠”，闻名遐迩。民间工艺精美无比，杨柳青年画早在清初就已经远销“三北”地区；张明山家族的泥塑，雅俗共赏，誉满三津；砖雕、木雕、风筝、绒花、剪纸的制作，都有独到之处。凡此种种，无不具有码头文化的魅力。尤应提及的是，民国以后，武侠、言情、警世、评书之类的通俗小说，覆盖文化市场，并造就出一批通俗小说作者，其中名家如刘云若、还珠楼主、郑证因、宫白羽等人的作品，脍炙人口，畅销一时，天津因此被称为“通俗小说北方创作中心”。码头文化具有平民性与亲和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称市井文化。
码头文化属于俗文化范畴。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具有俚俗特色的天津文化可称之为“卫派”文化，与“京派”文化、“海派”文化形成鼎足之势。
（7）天津历史文化沿着两个层面发展，既有“下里巴人”，又有“阳春白雪”，即儒雅文化。
在“康乾盛世”时代，天津文坛欣欣向荣，一派生机，这与富有盐商对文化的投入有直接关系。其时，盐商与缙绅热衷于筑造私家园林，不下二三十处，著名的如张霖的问津园、龙震的老夫村、查日乾的水西庄、安尚义的沽水草堂的艳雪楼；这些园林不仅花木葱翠，亭榭玲珑，令人赏心悦目，而且是人文荟萃之所。庄园主人广为接纳文士宾客，诗酒酬唱，挥毫泼墨，切磋学问，赏玩珍品，极尽风流雅兴。其中尤以占地百亩的水西庄为最，与扬州小玲珑山馆、杭州小山堂并称为运河三大私家名园，或曰运河文化的三颗灿烂明珠。这种人文荟萃之风一直保持了数十年而不衰，许多驰誉南北的文宗、名流莅临津门，有的过境小住，有的落户久居，推动了天津文坛的勃兴。道光年间，诗人梅成栋编成《津门诗钞》一书，内收元、明、清以来四百多位诗人、三千多首诗作，毓秀钟灵，蔚为大观，堪称天津文坛的诗品总汇。乡邦学人查为仁、金玉冈、康尧衢、崔旭、樊彬、华长卿、杨光仪等皆饱学之士，有文集传世。在书画艺术方面，天津也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
文人结社之风在天津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30年代，虽不免曲高和寡，但始终独领风骚。
（8）1860年天津开埠，列强占地开辟租界，清朝统治集团兴办“洋务”也以天津为基地，从而西方文化次第涌入，诸如基督教文化、近代科技文化、西方教育模式、西方建筑文化、竞技文化、音乐美术、娱乐文化等等，天津得领风气之先。当时国家处于政治动荡的历史时期，思想观念的变化，有助于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批判，也有利于向城市近代化的过渡。19世纪末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在天津译书著文，宣传资产阶级“西学”，大声疾呼“变法”、“救亡”、“竞存”、“自强”，振聋发聩，唤醒国人，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晚清统治危机四伏，列强侵略得寸进尺，妄图变中国为殖民地，在天津曾三次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风暴，即火烧望海楼教堂、义和团运动与老西开事件，惊天动地，可歌可泣!这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政治斗争，但可巧都是因为外国传教士的狂妄不轨而造成的导火索，也可说是中西方文化猛烈碰撞。虽然不排除其中带有某种程度的“排外”色彩，但斗争矛头直指列强侵略，敢于斗争，无所畏惧，发扬了天津人民的爱国爱乡精神。
综上所述，天津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扎根民间，兼容并收，异彩纷呈。过去曾有“天津是文化沙漠”的说法，显然不切合历史实际。
“吃的讲究，穿的时髦”，希望天津什么都比外地好。在当时已成为天津人的追求。
老天津风俗画，当时的天津已展现出令人称羡的近代文明。

天津人文历史
天津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始历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直至辽宋数千年的不断开发，在原始聚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了早期文明。直金朝，天津地区因地利而成为戍守要塞－直沽寨；元朝又因海漕输转形成河港，在此建立海津镇；明朝设卫筑称之后，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天津渐渐发展成为一座新兴的商业城市；到清代中叶以前，天津得河槽、海运和芦盐之利，已迅速发展成为北方的商业集散中心、拱卫京师的畿辅重镇。从咸丰十年（1860〕被迫开埠至民国时期，是天津崎型发展阶段，一方面，作为工业大城市不断向近代化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直到 1949年1月15日城市解放，天津才揭开了历史的崭新篇章。在距今约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便已开始在此聚居和劳动生息了。蓟县城东五里发掘的围坊遗址，即为原始社会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殷商时期，天津北部山区分布着戌狄等少数民族的一些小国。西周及春秋时期，这一地区是召公姬百及其宗支的封地。战国时期，今海河南北大致分属赵、燕两国，为燕、赵、齐争雄角逐之地。
秦代天津地区属上谷郡。西汉时，天津地区南部属渤海郡的章武、东平舒、文安县；北部属渔阳郡的泉州、雍奴和右北平的无终县。泉州城遗址在今武清县的城上村，遗址范围内文物遗存丰富，有鬲、豆、陶釜、瓦当和印有“泉州”戳记的陶盆残片。在其东南11公里的双口镇也发现有“泉州”戳记的陶罐、陶钵等器物。东平村称遗址在静海西钓台村，遗址上散布着许多战国和西汉时期的文物。
天津地区濒临渤海，具有得天独厚的盐业生产条件，西汉王朝在全国公设盐官38处，条件地区就有泉州、章武两处，可见这里的制盐业在当时已占有一定的地位。天津枕河濒海，水运历史悠久。东汉末年，曹操破袁绍后北征乌恒，出于军事运输的需要，自建安十一年 (206)始，先后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渠三条运渠，这是天津地区历史上最早的人工河流，也就自那时起奠定了华北平原上 300余条大小河道汇流至今天天津地区,循当时称作派河尾的今海河注入渤海的区域水文形势，同时还为这里后来发展成河海交通咽喉准备了条件。曹魏时处于派河口的漂榆邑（约今东丽区军粮城一带〕，无疑是这种有利条件形成之后不久出现的第一个原始河口港，输转、储存军需物资是它的首要职能。大业四年 (608)，随炀帝为东征高丽，命令开凿永济渠，“自洛口开渠，达于涿州郡，以通漕运”，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从此形成。大运河把黄河、淮河长江和在派尾河入海的华北平原诸河汇成的水系（即今河海水系〕，联成水道交通网，遂使地近运河北端、兼有河海航运之便的派河尾的地位更趋重要。金元时期是天津城市形成的早期阶段。元代在大都（北京〕附近屯田，直沽成为军屯的重要地区。
"天津"这个名字出现于永乐初年，为朱棣所赐，意为天子渡河的地方。永乐二年(1404)，天津作为畿辅要地正式设卫〔卫所是明朝的军事建置），故有“天津卫”之称。后增设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天津三卫直隶于后军都督府，共有官兵1.6万余人(1493-1494)间，天津兵备道刘福将卫城用砖包砌，建四座城门，分别题额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城中心建鼓楼，鼓楼下起空心方城，从此天津城初具规模。此后天津成了离京都既近且大的漕粮储囤所。
天津的集市和商业区正式出现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分布于城中心和四门，附近到弘治年间1488－1505，以增设五集一市，集市大大活跃了天津市场，这时的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的商品集散地，人口也比往昔大增。明中叶以后，渤海湾西岸盐场逐渐采用晒盐技术，从此天津地区的盐产量大大增加，且质优价廉。为清代芦盐产销中心转移到天津创造了条件。明崇贞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义军攻陷北京，建号大顺，次日，天津也成为大顺的辖区。 公元1644年清潮王朝入关后，随着统治地位的稳固和经济发展，天津卫作为京师门户的地位日益重要。雍正九年升为天津府，辖天津、青县、静海、南皮、盐山、庆云和沧州等6县1州。从此天津已成为畿辅首邑。清康熙年间，随着河海航运的发展，南北各地商品大量吞吐，使天津商业空前繁荣。18世纪初，由于埠际间商业的发展，天津出现了汇兑业务的钱庄，此后，南北商人竟相效尤。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使天津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
第二次鸦片战争间，天津作为拱卫京师的军事重地，其作用更加突出。在三次大沽口之战中，列强均直取天津，以图威胁清政府，迫其签订城下之盟。根据1860年10月签订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为商埠。随着天津的开埠，外商开始进入天津并设立洋行，天津也由一个内向的封建性商业城市逐步演变为以华北、东北乃至西北为腹地外向贸易中心。1870年廷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任此职二十余年间极力兴办洋务运动，通过创办天津机械局及开创近代矿业、交通、邮电事业，天津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中心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华北，天津成为争夺的目标，通过划分租界，设立银行，天津的半殖民地化随之加深。辛亥革命后，天津改为天津县，直隶省省会设于天津。1928年6月28日,直隶省改称河北省，省会仍设天津，以天津城及附近地区设置天津特别市，是为天津市之始。民国时期，天津的文化教育事业继续有所发展。1919年10月17日，张伯苓创办南开中学大学部，两年后，正式改称南开大学。
天津古代历史
古代天津，据发掘出土文物的考证，早在战国时期已形成若干先民的聚落点。然而，在西汉时期发生过一次大范围的海浸，滨海平原淹没，汪洋一片，荒无人烟。尔后，随着海河水系的形成，聚落始繁。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村落名曰“直沽”，位于海河汇流源头的三岔口，故又名“三汊沽”。后人曾形象地称海河为“母亲河”，称三岔口为“天津的摇篮”。比喻生动亲切，深入人心。直沽依河生息，先民除农耕外多以捕鱼为业，故史书称“初仅一渔堡耳”。早期人文心态如何，文字记载阙如。直沽地处北陲，远离中原文化，发展滞后。先民无法解释许多自然现象而产生一种恐惧心理，遂以敬神驱鬼、祈福消灾的迷信活动作为精神支柱。这一点，从许多墓葬中随葬的神佑与避邪的祭物，可略见其端倪。
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已传布北疆。唐贞观年间李世民率师远征辽东，奏捷回朝途经直沽，驻跸于海河岸边的庆国寺，同行的鄂国公尉迟敬德在庙中挂甲，李世民遂敕赐更名为“挂甲寺”。这一掌故未见正史记载，属口碑史料，县志对此有所记述，足以凭信。由此可知，至迟在唐朝初年佛教已传布直沽，寺庙当不止庆国寺一处。据史书记载，元至正年间，有天竺（印度）僧人海会结庵于城西北海会寺，说明直沽当时的佛教已形成一定气候。明清时期，佛寺香火日炽，城厢内外寺庙多如繁星，《津门保甲图说》中有图为证。
清康熙年间，天津有两位诗僧：一是大悲院的世高，一是海光寺的成衡，结交名士，吟诗作画，传为禅林佳话。近代又出现两位高僧：一是弘一（李叔同），一是倓虚（王福廷），修持谨严，造诣厚重，前者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后者被列为“天台宗第四十四世法嗣”，声名远播海内外。因此，天津的佛教文化渊源不容忽略。
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粮食、布帛皆仰给于江南，为此开辟了海上运输线，漕运文化、妈祖文化伴随而来。直沽是漕运的终点码头，为祝祷航行安全，在大、小直沽先后建造了两座天妃宫（天宫后），每当漕船抵达，官员隆重举行酬神祭典，成为直沽社会生活的一大盛事，从而活跃了天妃宫周边的商家生意。天妃宫的建立，可视为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坐标，故古谚有云：“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天妃即妈祖，传说中的护航“女神”，在“落户”直沽以后，又演化为兼司护佑妇婴包括生儿育女的“子孙娘娘”，成为津沽妇女至尊至爱的膜拜偶像；后来又被颂为“三津福主”，俨然天津城的保护神了。至康熙年间，又推出“天后出巡散福”盛会（皇会），届期全城载歌载舞，万人空巷，犹如西方的“狂欢节”。妈祖文化渗透民俗民风领域，构成直沽文化的一大特色。
明朝永乐二年（1404）天津命名，设卫筑城，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石，再过两年，就迎来建城600周年。天津设卫，成为拱卫京师的屏障，军旅常驻，商贩云集，流动人口激增，显现出移民城市的特征，文化上亦然。
《天津卫志》载称：“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也就是说，天津接纳了戍边、漕运、经商、逃荒的大批移民，伴随而来的是军旅文化、运河文化、江淮文化、闽粤文化、伊斯兰文化，尤应提出的是语言文化。据语言学家考察，别具特色的天津话，母语源于江淮，人口构成的变化铸造了天津方言。伊斯兰文化是随同回民迁徙而传入的，设卫之初落户津北天齐庙、穆庄子（后合并称天穆村），建造了清真寺，清真菜肴也逐渐推广开来，成为天津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方杂处，风情各异，移民文化丰富了天津历史文化的内涵。

Ⅲ 天津传统文化有哪些

1、天津时调

天津时调是天津曲艺中最有代表性的曲种之一，主要流传于天津市。

天津时调源于明清小曲，清末民初形成并流传于天津城区，以天津方言语音演唱。天津时调的表演形式为一人或两人执节子板站唱，另有人操大三弦和四胡等伴奏。天津时调曲调非常丰富，包含许多天津地方民歌小调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调。

2、天津快板

天津快板是一种传统说唱艺术。上世纪50年代形成，是天津业余演员改革、发展天津时调“大数子”的结果：去掉了“大数子”的前两句“靠山调”慢板，丰富了伴奏音乐。演出时，演员手持节子板数叙，唱调几言皆可，上、下句子要求对仗，对尾字的要求押韵即可，全篇既可一辙到底，也可用花辙。自由活泼，颇富韵律。伴奏乐器为大三弦和扬琴等。

3、京东大鼓

京东大鼓是一种采用京东方音说唱表演的曲艺鼓书暨鼓曲形式。主要流行于河北廊坊、承德、保定、唐山、北京怀柔和天津宝坻一带。

京东大鼓约形成于清代中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有过不同的称谓，如京东怯大鼓、乐亭调、平谷调大鼓、平谷调等。表演时一人站唱，左手敲板，右手击鼓为节，旁有乐师伴奏。京东大鼓经典剧目主要有《王婆骂鸡》《耗子告猫》《大八义》《小八义》等。

(3)天津的历史文化传统扩展阅读

天津的建筑：

1、古代建筑

天津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16年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包括独乐寺、大沽口炮台、望海楼教堂、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等。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黄崖关古长城，有各种造型的烽火台20多座，盘旋于群山峻岭之中，四周风景优美如画。

全市现有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3处，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0多处。著名的有天后宫、玉皇阁、文庙、天主教堂、清真大寺、大悲禅院、广东会馆，以及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旧址等。

2、近代建筑

天津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城市建筑独具特色，既有雕梁画栋、典雅朴实的古建筑，又有众多新颖别致的西洋建筑。有英国的中古式、德国的哥特式、法国的罗曼式、俄国的古典式、希腊的雅典式、日本的帝冠式等，通常把这些外国建筑称为“小洋楼”。

Ⅳ 天津的历史

天津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始历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直至辽宋数千年的不断开发，在原始聚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了早期文明。直金朝，天津地区因地利而成为戍守要塞－直沽寨；元朝又因海漕输转形成河港，在此建立海津镇；明朝设卫筑称之后，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天津渐渐发展成为一座新兴的商业城市；到清代中叶以前，天津得河槽、海运和芦盐之利，已迅速发展成为北方的商业集散中心、拱卫京师的畿辅重镇。从咸丰十年（1860〕被迫开埠至民国时期，是天津崎型发展阶段，一方面，作为工业大城市不断向近代化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直到 1949年1月15日城市解放，天津才揭开了历史的崭新篇章。在距今约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便已开始在此聚居和劳动生息了。蓟县城东五里发掘的围坊遗址，即为原始社会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殷商时期，天津北部山区分布着戌狄等少数民族的一些小国。西周及春秋时期，这一地区是召公姬百及其宗支的封地。战国时期，今海河南北大致分属赵、燕两国，为燕、赵、齐争雄角逐之地。
秦代天津地区属上谷郡。西汉时，天津地区南部属渤海郡的章武、东平舒、文安县；北部属渔阳郡的泉州、雍奴和右北平的无终县。泉州城遗址在今武清县的城上村，遗址范围内文物遗存丰富，有鬲、豆、陶釜、瓦当和印有“泉州”戳记的陶盆残片。在其东南11公里的双口镇也发现有“泉州”戳记的陶罐、陶钵等器物。东平村称遗址在静海西钓台村，遗址上散布着许多战国和西汉时期的文物。
天津地区濒临渤海，具有得天独厚的盐业生产条件，西汉王朝在全国公设盐官38处，条件地区就有泉州、章武两处，可见这里的制盐业在当时已占有一定的地位。天津枕河濒海，水运历史悠久。东汉末年，曹操破袁绍后北征乌恒，出于军事运输的需要，自建安十一年 (206)始，先后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渠三条运渠，这是天津地区历史上最早的人工河流，也就自那时起奠定了华北平原上 300余条大小河道汇流至今天天津地区,循当时称作派河尾的今海河注入渤海的区域水文形势，同时还为这里后来发展成河海交通咽喉准备了条件。曹魏时处于派河口的漂榆邑（约今东丽区军粮城一带〕，无疑是这种有利条件形成之后不久出现的第一个原始河口港，输转、储存军需物资是它的首要职能。大业四年 (608)，随炀帝为东征高丽，命令开凿永济渠，“自洛口开渠，达于涿州郡，以通漕运”，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从此形成。大运河把黄河、淮河长江和在派尾河入海的华北平原诸河汇成的水系（即今河海水系〕，联成水道交通网，遂使地近运河北端、兼有河海航运之便的派河尾的地位更趋重要。金元时期是天津城市形成的早期阶段。元代在大都（北京〕附近屯田，直沽成为军屯的重要地区。
"天津"这个名字出现于永乐初年，为朱棣所赐，意为天子渡河的地方。永乐二年(1404)，天津作为畿辅要地正式设卫〔卫所是明朝的军事建置），故有“天津卫”之称。后增设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天津三卫直隶于后军都督府，共有官兵1.6万余人(1493-1494)间，天津兵备道刘福将卫城用砖包砌，建四座城门，分别题额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城中心建鼓楼，鼓楼下起空心方城，从此天津城初具规模。此后天津成了离京都既近且大的漕粮储囤所。
天津的集市和商业区正式出现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分布于城中心和四门，附近到弘治年间1488－1505，以增设五集一市，集市大大活跃了天津市场，这时的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的商品集散地，人口也比往昔大增。明中叶以后，渤海湾西岸盐场逐渐采用晒盐技术，从此天津地区的盐产量大大增加，且质优价廉。为清代芦盐产销中心转移到天津创造了条件。明崇贞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义军攻陷北京，建号大顺，次日，天津也成为大顺的辖区。 公元1644年清潮王朝入关后，随着统治地位的稳固和经济发展，天津卫作为京师门户的地位日益重要。雍正九年升为天津府，辖天津、青县、静海、南皮、盐山、庆云和沧州等6县1州。从此天津已成为畿辅首邑。清康熙年间，随着河海航运的发展，南北各地商品大量吞吐，使天津商业空前繁荣。18世纪初，由于埠际间商业的发展，天津出现了汇兑业务的钱庄，此后，南北商人竟相效尤。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使天津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
第二次鸦片战争间，天津作为拱卫京师的军事重地，其作用更加突出。在三次大沽口之战中，列强均直取天津，以图威胁清政府，迫其签订城下之盟。根据1860年10月签订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为商埠。随着天津的开埠，外商开始进入天津并设立洋行，天津也由一个内向的封建性商业城市逐步演变为以华北、东北乃至西北为腹地外向贸易中心。1870年廷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任此职二十余年间极力兴办洋务运动，通过创办天津机械局及开创近代矿业、交通、邮电事业，天津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中心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华北，天津成为争夺的目标，通过划分租界，设立银行，天津的半殖民地化随之加深。辛亥革命后，天津改为天津县，直隶省省会设于天津。1928年6月28日,直隶省改称河北省，省会仍设天津，以天津城及附近地区设置天津特别市，是为天津市之始。民国时期，天津的文化教育事业继续有所发展。1919年10月17日，张伯苓创办南开中学大学部，两年后，正式改称南开大学。
天津人民具有爱国、民主的光荣传统，20世纪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天津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为天津历史谱写了光辉篇章。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平津战役，1949 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城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畸形发展阶段宣告结束，开始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Ⅳ 天津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天津市的文化产业已初具规模，从对文化产业总体规模和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天津市文化产业具有五大特点：
1、吸纳从业人员效果良好。2004年底，天津市文化产业共有从业人员13.63万人，占全市社会从业人员的2.6％，这一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1.7％）高出0.9个百分点。其中从业人员在万人以上的行业有4个，依次是：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行业6.55万人，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行业2.29万人，文化休闲娱乐服务行业1.57万人，其他文化服务行业1.08万人。
2、人均产出水平远高于全国。天津市文化产业人均创造增加值4.91万元，比全国平均水平（2.81万元／人）高出74.7％。其中相关层人均创造增加值6.02万元／人，产出效益最好，核心层为4.51元／人，水平居中，而外围层仅为2.49元／人，效益欠佳。
3、发展潜力巨大。从总量看，2004年天津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66.91亿元，北京2002年实现163.50亿元，上海2003年实现368.44亿元；从比重看，天津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2.3％，北京为5.1％，上海为5.9％。这表明目前天津市文化产业的总体规模偏小，今后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4、相关文化产业较为发达。天津市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行业是全市文化产业的主体，其从业人员占到全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53.2％，比全国水平（49.4％）高出3.8个百分点，实现的增加值占到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的65.3％，比全国水平（52.0％）高出13.3个百分点。
5、新兴文化产业有待发展。天津市文化产业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主导部分所占比重偏低，核心层、外围层、相关层三者的增加值之比为24.6∶10.1∶65.3，全国平均水平为24.7∶23.3∶52.0，从中可以看出，天津市文化产业的主导部分――核心层与外围层构成的“文化服务”仅占34.7％，而全国水平为48.0％。其中，核心层比重与全国水平相当，而外围层比重比全国水平低13.2个百分点，直接影响了全市文化产业的规模，因此我们还需进一步采取措施，推动诸如网络文化服务、旅游文化服务、文化艺术商务代理服务以及广告和会展文化服务等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

Ⅵ 天津的民俗文化有哪些

1. 杨柳青木版年画

2. 泥人张彩塑

3. 天津皇会

4. 葛沽宝辇会

5. 杨柳青民间佛道乐

6. 林亭口高腿子高跷

7. 北仓“虫八蜡庙小车会”

Ⅶ 天津的民俗文化有哪些

天津的民俗文化有：杨柳青，木版年画 ，泥人张彩塑， 天津皇会， 葛沽宝辇会 ，杨柳青民间佛道乐， 林亭口高腿子高跷 ，北仓“虫八蜡庙小车会

杨柳青

杨柳青年画为中国著名的民间木版年画。它继承了宋、元绘画的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的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创立了鲜明活泼、喜气吉祥、富有感人题材的独特风格。在中国版画史上，杨柳青年画与南方著名的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高跷

天津海下文武高跷老会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在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盐业文化等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下文武高跷老会。京津一带高跷分为京、卫、海三大流派，“海下”高跷，即指天津卫“海下（旧指从天津卫有一条向东南方向的海大道直达大沽海口）”一带民间花会中的高跷（亦指津南区咸水沽和葛沽一带）。天津海下文武高跷在木腿子上有长短之分，武高跷要比文高跷矮一些。该会的表演器具有：腿子、行头、道具、头棒、腰鼓、铙钹等。

天津快板

天津快板是5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曲种，是由群众自发创造并发展起来的。这种快板完全以天津方言来表演，在形式上采用了数来宝的数唱方式及快板书所用的节子板，同时配以天津时调中"数子"的曲调，用三弦伴奏，别具一格。天津快板风格粗犷、爽朗、明快、幽默，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风味。

Ⅷ 天津市传统文化的特点有哪些

天津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丰富的内涵和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建城设卫、生产、商贸、文化、饮食、服饰、家族、民居、交通运输、人生礼仪、岁时节日、信仰及民间艺术与游艺竞技诸方面。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其孙朱允文继位为帝，其子朱棣以“靖难”为名，向其亲侄子朱允文发动了争夺王位的战争。建文二年（1401年）九月，朱棣率军由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破沧州，打通了南进之路。赐直沽以“天津”名，意为“天子济渡之地”。天津老城北门外的渡口处，曾建有“龙飞渡跸”的牌坊以示纪念。
朱棣称帝后，认为“直沽海运商泊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于是，在明永乐二年至四年（1404年至1406年）先后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于直沽，并令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等筑城浚池，建天津卫城。
天津卫城垣有“赛淮安”之美誉。其长9里13步，高2丈5尺。设4门，门上建有城楼。城垣东距海河220步，北距卫河（南运河）200步。由于初为土筑故至弘治初年已颓圮不堪。弘治四年（1491年）天津兵备副使刘福积累帑项，于弘治六年（1493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了2年的时间用砖包砌，在4门之上重建城楼并为4门题镇东、定南、安西、拱北之名。
明代天津的城市生活，具有典型的封建性。在城市上层中，“日以戈矛弓矢为事，……争相骄侈为高。”
清顺治九年（1652年），天津三卫合一，统称“天津卫”，这一名称也成为天津城市的代表。
天津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天津农、林、牧、副、渔、盐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中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渔、盐及手工业生产习俗颇具特色。特别是随着元代漕运的发展，为之服务的手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各类作坊相继应运而生。尤其是开埠以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又从客观上刺激了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以三条石机械工业区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形成规模。到了清朝末年，天津已成为华北地区民族工业的重要基地。
明代筑城后，漕运发展，商业繁荣，财聚四海，“民喜为商贾”。凭借海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汇南北舟车，集八方商贾，迎海运漕粮，纳吴越百货，成为华北地区商业中心。清代漕运、盐业、粮业更渐发达，经济空前繁荣，“轮蹄辐辏，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休止”。东门内、北门内及东门外宫南宫北大街，商号林立，钱庄、银号栉比，商贸发达，各业俱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城厢惨遭烧杀抢掠，商民损失额巨，元气大伤，商业萧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城墙拆除后，改为东、西、南、北四条马路，店铺贾摊沿街而立。继而北马路的北洋第一商场、国货售品所以及商业总会、天津工商研究总会等私商机构相伴而起，形成以东北角为中心，向北马路、东马路延伸的商业区。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商业中心逐渐南移到租界地。劝业场、小白楼等街区日渐繁华，周边形成规模商业区。商业资本大量投入，旅店、饭店、商店、影剧院、歌舞厅栉比鳞次而立，尤入夜灯火通明，觥筹交错，轻歌曼舞，是闻名全国的享乐之乡，并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成为天津重要的商业、娱乐、休闲中心。
天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20世纪以后出现的“银行热”，尤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后进入繁盛时期。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银号，发展更为活跃。由于天津金融业可以一直辐射到华北、西北腹地，因而形成北方地区的金融中心。就金融业的总体规模而言，天津仅逊于上海而跃居全国第二位。
随着天津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商人阶层尤其是盐商阶层的迅速崛起，使城市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清代中叶到天津后曾写道：“天津擅煮海之利，故繁华颇近于淮扬。……文士往来于斯，不过寻园林之乐，作歌舞之欢，以诗酒为佳兴云耳。”“豪于家财而风度彬雅”的大盐商们无不广交、延揽南北名士，附庸风雅，形成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圈。驰名中外的由查氏盐商修建的私家园林——水西庄就曾经是当时全国各地文人墨客聚集结社的著名场所。商人的倡导和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城市社会商人与官僚身份的结合成为清代以来城市文化的最显著特点。
带有商业色彩的地域文化，影响着城市居民的风格习尚。特别是自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天津开为商埠，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典型城市，西方文化的侵入，加之天津人杂五方，使天津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形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民间传统文化、以9国租界区为中心的租界文化和以海河三岔河口为中心的漕运（码头）文化相互交融又各具风采的民俗文化风貌，具有都市民俗所特有的个性和魅力。成为浓缩中国近代历史的宝库。
津地饮食丰富，民众爱吃会吃，尤喜食海鲜，素有“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之俗语。民谚“天津卫三宗宝，银鱼、紫蟹、大红袄”中之银鱼、紫蟹皆为天津特有的名贵海鲜食品。由于市内曾有许多清朝遗老遗少、文人、政客、军阀等寓居津门，加之商人之间的交易和达官显贵的宴饮，影响并形成了津人好“下馆子”之风尚。每遇熟人在饭庄相遇，还讲究“添菜”之礼。津人擅长烹饪，口味既有“南甜”，又有“北咸”，且酸、辣、香、麻一应齐备。津菜菜系以扒、烹、烧、炒、煎、烙、烤、煮、炝、凉拌、腌、酱等为主要烹调方式。并以“八大碗”配置宴席菜肴。
民间小吃风味独特，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桂发祥大麻花不仅是旧时朝廷指定的御膳，而且也是今天享誉世界的美食佳品。
天津服饰颇具特色。富足者衣饰追求华丽气派，面料考究，做工精细，款式新颖，极尽豪华奢侈，且不同场合穿用不同服饰。女服更讲镶滚沿边，色彩艳丽，雍容华贵。无论贫富，皆崇尚红色，尤以新妇为甚。而贫困游民，其指身为业，日挣日吃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服饰具有典型的职业特点，夏着“短打儿”，冬着“二大棉袄”、“空堂”棉裤，脚腕扎腿带子。妇人则多着“一裹穷”。贫富差异相当明显。
天津旧时曾出现许多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其存在和发展的共同特点是必须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同时家族的维系还必须靠家族成员间共同经营一种产业来做依托，实行家长制的管理手段。但天津市区的家族观念相对郊县农村不甚强烈，特别是清代乾隆、嘉庆以来，城市商业经济不断增长，社会控制松动，家族的外部职能受到更多的重视，“家族主义”淡化，大家族减少，并逐渐由复合家族向单一家族过渡。
至于亲族关系则重视母亲家族，“娘亲舅大”，舅舅的权威性可决定外甥的婚姻、分家等诸多事宜。另对结拜兄弟、姐妹及拜认干娘等干亲比较讲究。
传统民居以四合院为主，并有三合院、筒子院、独门独院和门脸房等，尤其推崇大四合套院落，以横向连接的两侧跨院多为富，以纵向连接的进深院落层次多为荣。并讲究装饰砖雕、木雕。城厢内民居多坐北朝南
随着前清遗老、军阀、政客等寓居津门，在租界区内相继营造了不少风格各异的花园别墅、洋楼。这些带有异国风情的豪华宅邸多由外国人设计，像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张学良以及庆王府的宅邸均为上乘。还有的采用中西合璧，将中国古典园林与西欧建筑风格有机结合，清雅别致。
郊区运输，除河船外，多系单套或双套的两轮木制马车；市内运输，则多为人力双轮或独轮车；一般小贩和短途运输则为肩挑。
城市上层人物代步的交通工具为轿和马，轿又分四人官轿及两人轿。官员乘轿要求走得平稳，而商人乘轿却要轿夫“飞轿”，跑步行进，以示有“派儿”；两人轿，多为妇女乘坐。乘马者多为武官，间有英武少年骑马游猎于近郊。20世纪初，租界地外侨和中国官僚、军阀均拥有私人汽车。有轨电车也以环老城4条马路和日、法、德租界区域绕行。人力车、四轮马车和自行车得到广泛使用。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为中国北方“泽国水乡”水路交通运输主要靠摆渡浮桥和陆续建的可开启的钢桥。中国革命著名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就是在金汤桥会师的。
人生礼仪纷繁复杂，多姿多彩。虽为工商大都会，但思想仍有较浓厚的封建小农经济意识，崇尚封建孝道和伦理，追求多子多福，家大业大，子孙满堂，以养育5男2女为理想生育模式。求子育子诸礼莫不以祈求福寿安康为目的。婚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彩礼重聘。无论娶媳聘女皆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奢靡至极在所不惜。丧葬之礼更为奢华，缛节俗例儿比比皆是，推崇大出殡，重棺椁，重寿衣，事死如事生。旧时，祝寿讲究宴请宾朋，请戏班唱堂会，并有男不过10（逢10），女不过9（逢9）之风俗，尤对66岁生日格外重视，有“六十六不死掉块肉”之俗谚。
津人为公好义，受元代漕运及居民多为明代屯兵后裔人口杂处五方影响，码头习气、行武之遗风尚存，民众多聚义互助，热心公益，不仅有水会、杠子房、小大院等社会公益职能组织，还因其商贸发达，成立了许多相对具有约束力的民间职业社团组织及客商寓居津门所建的会馆、乡祠。普通居民喜出入相招，守望相助的邻里之情，但攀比之风颇重，好散财“买脸”。
长期漂泊无定的生活，培育了津民喜团聚、好热闹，钟情年节时令的庆贺活动。尤其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民俗节日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火爆、喜庆，尽力渲染和营造年节气氛，并形成诸如“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合子往家赚”的春节期间特定的传统食俗惯例。
民间信仰广泛庞杂，清中叶以前，共有各类庙宇500余座，儒、释、道及民间或地方崇拜诸神无所不有，庙宇之多，全国罕见。自然物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民间杂神崇拜以及跳大神、算命、看风水等活动极为盛行，特别是对神灵的信仰目的性极强，多只祈求保佑现世生人，功利色彩较重。
在诸多民间信仰中尤以对海神天后崇拜顶礼至极，并将其与天津本土文化紧密结合，成为护佑三津的福主和城市保护神。津门历史也多与天后文化紧密相连，不仅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而且对天津经济、文化、风俗习尚等诸多方面均产生重大的影响。
天津民间工艺美术种类繁多，受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及世俗欣赏需求影响，地域特色浓郁。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刻砖刘刻砖、面塑、木雕、石雕、根雕、杨柳青年画、塘沽版画、剪纸、彩灯、地毯等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被称为民间艺术之绝品，名扬海内外。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相声、时调、大鼓、快板等大众化戏剧和曲艺在津十分兴盛，这些戏曲虽大都起源于他乡农村或城市社会下层，但最终有的在天津形成正式的艺术流派，有的在天津成熟或“走红”，从而使天津成为中国主要戏曲艺术产生的摇篮。特别是名角儿的演唱，不在天津唱红叫响就难以走向全国，过“天津关”是演员能否成名的标准，因而天津也是培养戏曲名家的摇篮。戏曲的繁荣也使茶园、戏园业大兴，成为旧时民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
民间音乐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演出团体多以老会、圣会呼之。法鼓、大乐、十番、杠箱、高跷、秧歌等传统乐舞十分普及，各会所在社区居民均以公益事业视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平日自娱自乐，为茶余饭后消遣乐事。逢年过节或重大庙会活动出会表演，为本社区争光添彩。闻名于世的天津皇会，在举办期间，曾是民间各道乐舞老会、圣会大显身手，争妍斗艳之大好机会，故每逢皇会举办之时，全民热情参与，最多时有110多道会的表演，近5000余位演员。《天津天后宫皇会行会图》中就有于此的详细记载。这一调动全民情结，达到万人空巷的民间盛会终成为当时“全国各省唯一的神话盛事”。这些民间音乐舞蹈已被今各道民间花会所继承。
民间游艺竞技项目十分丰富，民喜运动，除放风筝、抖闷葫芦、踢毽等全民性普及竞技游艺项目外，部分群体以玩鸟、玩鹰、斗蛐蛐等为乐事，少年儿童尤其是男童的游艺竞技项目则多室外追逐内容
租界社区侨民则多以舞会、音乐会、赛马会、击剑、草地网球、水上快艇、板球、马球、回力球等为消闲方式，这些项目也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