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历史文化接触

⑴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国的接触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古代印度称中国为秦，至今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里，中国的名称来源于秦字。
1-2世纪传到意大利的中国战国时期表铜器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来往更频繁，而且范围更加扩大，向西直达欧洲。联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基础上更繁荣活跃起来。蒙古国及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只求其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并蓄政策。教皇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联合蒙古抗击伊斯兰势力，1245～1342年，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东来，要求结好，并设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维诺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接受其洗礼者达六千人左右。欧洲教士也兼营商业，从事贸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来，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他们大都留下了游历记录，有助于欧洲人了解东方，马可·波罗的书对以后欧洲人东行
13-14世纪时，中国运往埃及的蓝色锦缎，其花纹图案带有阿拉伯特色，埃及阿扎姆墓地出土。
探险启发尤大。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伊利汗国广泛开展。中国的天文历法、医药之学、钞法及雕版印刷术、驿传之制，以及算盘，都传入伊利汗国，有的更向西传播到欧洲，而印刷术可能在此以前已从其他途径传入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火药于13世纪传进伊斯兰国家，火药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称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西方语言中的茶字译音，一是从福建方音传去，另一则由蒙古西传的北方读音。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知识等，也随着大批东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传进中国，相互起了促进作用。蒙古统治者虽与周边诸国有过战争，但高丽、日本、缅甸、暹国、爪哇等国商船贸易从未中断。元朝原在七处港口设市舶司，后经裁并，只留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处。中国与高丽之间文士的往来，与日本之间禅僧的往来，都极为频繁密切。制瓷技术也在此时传入暹国。中国旅行家周达观（见《真腊风土记》）到了柬埔寨，汪大渊（见《岛夷志略》）泛海直抵非洲东岸，这时关于非洲的知识又胜于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到过泉州、广州。他们的游记，成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鸦片战争（1840）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沦落，与外国的交往也不如过去之自由、平等而广泛。但由于振兴中国的需要，近百年来，中国学习日本及欧美，文化交流不论主动或被动，仍然颇为密切、广泛而深入，超过以往各个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曾有学习日本的高潮。康有为变法，即以日本为蓝本。1905年废科举后，全国各地设立学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习，而赴日留学的青年更不计其数。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最早就是通过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人物，几乎都在日本受过教育，回国后在各领域发生很大影响。19世纪中国设立了同文馆教授外文，翻译西书。以后严复和林纾（1852～1924）所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名著风靡一时。西方基督教教士来华，布教之外也传播西方文化。19世纪时，中国已有少数留学生派往美国，但赴欧美国家留学的高潮，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留学生学习内容，比以前赴日所学远为广泛，政治、经济、法律和理工农医之外，不少人去学文学、哲学、历史、教育以及绘画、雕刻、戏剧、音乐等等，从欧美各国全面吸取西方文化。中国各级学校制度仿效西方，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各类学校，文化交流渗透社会的许多方面。五四运动提出“民主”“科学”后，欧风美雨铺天盖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若以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百年前鸦片战争前后相比较，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等，几乎社会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与外国（主要是西方，先是通过日本，以后则直接）文化交流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观感虽有变化，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对中国艺术的爱好不减当年。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导的，却始终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⑵ 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得相互借鉴之处在那些方面

有一则趣谈:一所国际公寓闹火灾,里面住有犹太人,法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
犹太人急急忙忙先搬出的是他的保箱,
法国人先拖出的是他的情人,
美国人则先抱出他的妻子,
而中国人则先背出的是他的老母.
这一趣谈反映了一个事实:
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尺度,道德规范和情感趣向.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相应的创造才能的总和.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文化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部分,因此也称之为硬文化.相对来说,精神文化就是软文化,而软文化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西方硬文化的差异一目了然,但处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的差异则须进一步辩证分析.中西方软文化的不同决定硬文化的差异,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正在于此——即作为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软文化的差异.
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很复杂的。
要说起文化的差异，我觉得应该先从饮食文化说起，因为“民以食为天”，它能够反映不同民族生活习惯和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世界上有三大美食：中国、法国和意大利，我们看看这些美食方面最基本的差异。在饮食方面，中国人很注重形式，讲究“色、香、味”，所以中国烹调里，菜的样式千变万化，具体到每一道菜又非常讲究色香味的搭配。而欧洲人很讲实际，在菜的花色变化上从不下什么工夫，更讲究其营养搭配和保护，注重菜的内在质量。这是中餐和西餐的主要差异。中国人吃饭每次都上很多菜，可都长得很瘦，西方人每次菜很少，但都比中国人长得结识。
再看看餐具的差别: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进而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
不同的颜色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所代表的意义完全不同，对不同颜色的喜好从整体上可以反映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审美情趣与好恶倾向。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红色代表着幸运、财富和吉祥喜庆，而在西方人的观念里，红色是血的颜色，表示冲动、挑衅和动乱，我们看到西班牙斗牛士拿着红布就是向牛挑战，红色可以激怒斗牛，所以，中国人在喜庆的节日里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而西方人一般选择蓝色，因为他们觉得蓝色代表冷静和沉着。
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是：中国人思维比较抽象，西方人比较具体。
在生活态度上的差别是：中国人偏重精神感受，西方人注重实用。
在绘画和雕刻艺术上，中国画是泼墨写意，西方的油画讲究人体比例和光学原理。比如：中国人为了表现神仙可以飞行就在仙女的脚下加上几朵白云，体现飞的意境。西方人就不能理解我们这种抽象的艺术表现手法，在西方的经典的宗教题材画作中，为了说明天使在飞，就得给那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加上一双翅膀。因为他们只有想到翅膀会飞。在雕刻作品中，中国人更注重想象力和意境，比如一个猴子蹲在马背上，它们的比例相差无几，只是表现了一种意境：马上封侯。而西方的雕刻作品讲求写实和细腻，绝不会出项这种比例失调的艺术作品。
中国人在介绍来宾时，喜欢用褒扬的话语言辞，会加上很多主观评论。但西方人认为，介绍客人时不必评头论足，凡是主观性的评论都有强加的感觉，介绍主要突出被介绍人的身份、学历、职务等，而不应该附加外貌和抽象的评论。
西方人比较看中个人的独立性。受人照顾往往被视为弱者。在给对方出主意或提建议时，不能使对方认为自己小看他的能力，不必教人怎么做。中国人往往以出主意提建议表示关心。
中国亲朋好友和同事之间的串门很随便，邀请别人来访无需为对方确定时间，自己去探访别人无需郑重其事征得同意。美国人则没有串门的习惯。平时如果有事上门，事先要确切地预约时间。没有得到对方的应允，随时随地随便上门时不礼貌的行为。无事打电话闲聊也是美国人视为打乱别人私人时间和活动安排的行为。
中国人缺少拥抱，缺少肌肤之亲。我们不善于用肢体动作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和亲近，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心理学研究表明，那些经常被触摸和拥抱的小孩的心理素质要比缺乏被触摸和拥抱的健康得多。成人也是如此。人需要触摸。中国小孩远远比美国小孩受到拥抱和亲吻得少，到了十岁左右，就很少有人拥抱和吻你了，包括你的父母亲人。除了握手，我们要到谈恋爱时才会和另外一个有身体接触。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在十来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没有身体的亲密接触。在西方文化里，父母和儿女、兄弟姐妹之间、好友之间，从小到大没有间断过拥抱和亲吻。凡是正常的人都会有体会，任何言语表达不能代替肢体的表达。社会学和心理学教科书都有“身体语言”这个术语。中国文化缺少丰富的身体语言来表达人之间的感情和分享。
东方人喜欢把问题复杂化，而西方人则喜欢简单，不愿使自己活得太累。许多中国人觉得西方人单纯，简直有点傻，或者说像小孩，童心重。
西方本质上是一个道德至上的社会，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就是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契约社会讲究“先说好后不乱”，它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些时候要用法律文本的形式明确当事双方的责权利。即是对自己权利的保护，对他***利的尊重.
中国文化讲仁爱，重义气。在西方,儿女成人后，父母没有再抚养他们的义务，回家吃饭一分一毛也要计算清楚。
中国人的思想原本是极其活跃的。三教九流，书生拜孔孟，道士跪李耳，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应该庆幸中国没有过早地形成所谓的封建“神学”，也才会出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性的人生大讨论，他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儒、道、墨、法、兵……虽然立场不同，却不曾相互诋毁和排斥，每个学派各抒己见，一时间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而后呢？随着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时代，当雄才伟略的秦始皇意识到这种思想“混乱”的局面即将对他的统治产生威胁的时候，他便急需在这众多学派中扶持一个来巩固自己的王朝。他选择了韩非，然后是李斯。接着便焚书坑儒了。一个时代的菁华被付之一炬，是历史的遗憾。
再后来，一个叫刘彻的年轻天子被一个叫做董仲舒的鸿儒博士所折服，从他下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旨令的那一刻起，中国的封建“神学”也终于形成。从此，一根无形的绳缚牢了中国人探索的手脚，思维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小。
较之中国，西方的宗教信仰则显得单一。除了上帝和耶稣，他们似乎再没有其他的神明偶像，因而思想也较为集中与固定。就好比是一片漆黑寂静的天空，虽然偶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这样的巨星闪耀，但却是难以与中国诸子的全面繁荣同日而语。基督教义开始是比较宽松的。《圣经》的第一篇，名为“创世纪”，就坚决地承认这种创造的伟大。可到了中世纪中晚期，西方的封建神学也逐渐走向反动的极端，苛刻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这时候，一位波兰学者挺身而出，拿着他的“日心说”的观点，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开普勒在教会的监狱里演算着行星椭圆形的运行轨迹，布鲁诺站在熊熊烈火之中诉说着宇宙的无限……几代英杰前赴后继，无情地将愚昧的教义撕得粉碎，新思想在教会的废墟上诞生，前途又重新变得光明。
可在中国，当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拿着他们的著作到处宣扬人权的时候，中国却始终无法形成一股足以革旧立新的大风气。王阳明将早已变了味的儒学恶化成了心学。那时的中国正是在这样思想引导下死气沉沉。士大夫们言必称孔孟，乾嘉才子龚自珍无可奈何地慨叹“万马齐喑”，这本应是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啊！可这却现实地存在于华夏的九州土地上。
无可否认，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是领先于西方的。并不是产业革命使得西方飞越了中国，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是那位诗人在油灯下创作着他的《神曲》的时候，西方就已经迎头赶上。而古老的中国，先进文明前进的步伐却消失在了无休止的宫廷争斗与愈演愈烈的文字狱里了。
再一次说起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想要孤立的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将是不可能实现的。进步需要汲取，发展需要交流，我们欣赏着其中的差异，但只有兼收并蓄，这些差异才会展现它们的另一番美好。

⑶ 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
5世纪，大和国统一了日本，积极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7世纪初，日本遣使与隋通好。唐朝时，日本共派来遣唐使近20次，最大规模时一次派遣约650人，最少时也有120人。赴日本的唐朝僧人鉴真和尚几经波折，终抵日本，带去了佛教、建筑、雕刻、绘画、医药及文学方面的知识。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的经学、佛学、医字、叉学艺术、天文历法、建筑、手工业技术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文化交流达到了顶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日本社会的全面发展。如大化改新，利用儒学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建立官僚制度，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

三国时期，诸葛亮把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经西南边境少数民族，传入缅甸，诸葛亮因而受到缅甸人民的尊敬，缅甸境内还建有供奉诸葛亮的武侯庙。在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中，传教士起了巨大作用。在众多传教士中，利玛窦是最突出的。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来华，为了结交中国的学者和官吏，他苦心钻研儒学，易僧服，改作儒生打扮，并自称儒者。利玛窦在华共生活了28年，其中在北京住了10年，出版了《四书》的拉丁文译本，这是儒家经典最早译成西方文字的文本。孔予思想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于16世纪末传入意大利，曾在意大利思想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继利玛窦之后，大批意大利传教士接踵来华。

元朝时，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达20年，回国后写出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成为有史以来西方人撰写的详细介绍中国的第一部著作。

⑷ 请你就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一则关于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或融合的事例,说说自己的

以前的故事，介意不？就是以前有一对华人夫妇，在美国工作多年，育有一小孩。有一天小孩感冒了，去看过医生也没有效果。那对华人夫妇就想道了中国最传统的治疗感冒的方法“刮痧”。刮完痧后小孩病好了，去上幼儿园了。老师发现小孩身上全是“血痕”就报了警。结果法院要判那对华人夫妇“虐待儿童罪”，最后通过官司，那对夫妇被判无罪。

⑸ 中西方第一次接触时如何进行文化交流

形式有很多种，比如战争，通过战争我国的四大发明传入了欧洲，还有就是传教士，他们云游四海不断的传播不同的文化，向一些强国进贡也是一种方式，国王会上一些物品，小国就可以学习这种物品的制作方法。我国古代王朝早就对外开放了，早在唐朝就有先例。

⑹ 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国的开国

第一个阶段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正要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著《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宫禁，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第二个阶段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借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但本条目主要探讨至五四前后。

西学东渐的媒介

来华洋人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传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天主教士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例如韦廉臣、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其翻译出版的书刊，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了解西学的重要资料来源。

其他来华洋人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出洋中国人

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1721年）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1820年）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9年商人林铖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李鸿章（著有《历聘欧美记》）、郭嵩焘（著有《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著有《英轺私记》）、黎庶昌（著有《西洋杂志》）、曾纪泽（著有《使西日记》、《出使英法日记》）、薛福成（著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著有《欧游杂录》）等人。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留学生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得以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一批留学生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对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引进西方科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媒体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书籍的出版流通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起，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籍。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 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着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报纸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道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道，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1623年）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马礼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于清末新政时期，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但随着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到当时人的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汉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晚清时期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杜亚泉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⑺ 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大规模接触在历史上有

汉末期佛教的传入。
魏晋时期佛教道教的冲突融合。
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南北交流，西北与内地。
宋时期的海上贸易带来的文化交流。
元时期的阿拉伯文化随军事活动的汇通。
明时期的传教士开化。
清末期的西学东渐。洋务运动。

⑻ 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例子

中西方、文化、差异

有一则趣谈：一所国际公寓闹火灾，里面住有犹太人、法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犹太人急急忙忙先搬出的是他的保险箱，法国人先拖出的是他的情人，美国人则先抱出他的妻子，而中国人则先背出的是他的老母。这一趣谈反映了一个事实：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尺度、道德规范和情感趣向。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相应的创造才能的总和。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文化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部分，因此也称之为硬文化。相对来说，精神文化就是软文化，而软文化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西方硬文化的差异一目了然，但处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的差异则须进一步辩证分析。中西方软文化的不同决定硬文化的差异，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正在于此——即作为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软文化的差异。

一、中西方启蒙教育的认知方式不同

东西方民族各自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结构，生产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不同，反映在思维、认识方式和风格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民族思维方式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则以直观综合为基本特征。中西方不同的认识方式深深影响了本民族理论思维和科学文化沿着不同的路向发展。

第一、 西方重唯理、思辩，中方重经验、直觉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对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关心世界本源、主客体关系、事物如何发展变化等。虽然他们在简单仪器下的观察和实践缺乏逻辑连贯性，理性的方式并不系统，但人们的这种直接观察总是弥漫着理性思维的色彩，抽象思辩是西方思维的特征。而作为东方民族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以直觉和经验为特征。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各种范畴是靠向内思维得到的，是将各种经验现象酝酿体会、豁然贯通而提出的概念的。这些概念的理解与西方向外思维逻辑演绎所得到的不同，理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对中医医理和气功的理解，又如对一幅书法作品、一幅国画的欣赏，只能向内领会，才能领略作者的神韵的起伏。

第二、 西方的细节分析与中方的整体综合

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可见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识结构中，从整体出发的综合观占突出地位，而这种整体综合观在考察事物时，通常忽略细节和成分分析，往往提供的是关于对象模糊整体的图景。

二、中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着眼点与执著不同

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问题，人们立足于现实人生，所以-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中国的哲学无论儒、道、佛学都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学求作为，道学求长生，佛学求悟觉。儒学以孔子思想为正宗，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何者为“仁”？孔子曰：“仁者爱人！”可见是怎样做人的学问，兴趣在阐发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修身养性的目的即实现自己的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纯科学的研究及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成为多数人不屑选择的行为和兴趣。

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有着自己的执著。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天人合一”，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的精神消融于自然界之中，人与自然共呼吸的和谐状态。中国文化的根深植于大地之中，中国文化自始即重农，“四民之中，士之下即为农”、“民以食为天”即缘由于此。道家思想更是要人们对人生留恋和在大自然中寻求到生命慰籍的杰作。

西方古代科学寓于对自然的探索之中，因此西方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一些名垂千古的专业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天人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应征服、控制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敌对力量。荷马史诗纯以海外遇险、征服自然为题材，他们的游戏都是在大自然的风浪中锻炼成长的人物。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三、 中西方价值观与人生追求的不同

中西方价值观与人生追求的不同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第一、中西方人生价值取向不同

儒家给中国人提供的价值观念，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支持下，逐步转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生信念。作为2000余年来的中国文化的一根精神支柱的这种人生信念，认为人生的价值就是在现世的作为之中，一个人在社会越有作为，他的生命就越有意义的积极入世思想。在专制社会中权力就是一切，因此，人的作为最大者莫过于实现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统治着千百万中国文人碌碌无为的一生。受这种一元化的人生价值的影响，多数人不愿问津自然科学，致使科学被困于萌芽状态。另外，人的智慧才能都集中到了-权术上，创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变幻莫测而实质又超稳固的-、文化模式。在这种特殊的模式中，产生了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当官不成，求当圣人；报国不得则退做隐士，或吟诗饮酒自得风浪，于是道教、佛教随之兴起，贪生的自去修道，厌世的不妨念佛。而西方文化中人生价值呈多元化。从政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经商也被认为相当有价值。西方人眼中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律师、医生。

第二、西方的个人本位和中方的家族本位

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上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督教义，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上帝被否定了时西方又产生了社会原子观念：个人就是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略，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的思想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亲人间界线划分明确，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对孩子也非常尊重，进孩子房间首先要问：“我能进来吗？”强调以子女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奋斗为荣，乐于谈论个人一得之见。而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个生活的港湾，具有至高无上的凝结力。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第三、西方讲功利、时效，中方讲伦理、道德

西方文化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比较重功利和实效，善于算经济帐。例如：在一个大公司，如果每人节约几秒，加起来可节约几个人的时间，可少雇几个职员，减少多少开支。又如：一个人在写字，圆珠笔的笔尖向外放还是向内放比较节约拿笔写字的时间，怎么放的状态最有效等。

中国文化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的农业社会，自然科学不发达，着重于人伦关系的调节。礼义规范高于一切，“义”、“利”之辩的结果使价值观念产生偏差，提倡人为了符合某种礼义规范应该牺牲自己的利益，“重义轻利”被视为高风亮节、品格高尚。更有甚者，到了“文革”期间，“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只算-帐，不算经济帐，对外中国只考虑-影响，不顾及经济效益。

⑼ 如何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报告

当前，我国和西方各国日益频繁的经济交往使得文化冲突问题越来越突出，而此冲突已经逐渐进入到了社会和谐的“领地”中，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影响势必将越来越大，最终必将破坏我们的社会和谐，故此事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些迫切需要认识和解决的问题从而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实质是什么？这一冲突如何对我国的社会和谐产生影响？怎样才能减弱这一冲突的能量传递以降低其影响力，从而保证社会和谐？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并尝试提出解决的办法。

一、当代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实质

要探讨如何减缓文化冲突以保证社会和谐，就必须要探究当代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实质；而要探究这一冲突的实质，就必须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的实质？对于这一重要问题，前代学者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作了大量、长期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最早对文化概念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人。1871年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泰勒第一次给了文化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将文化视作一个复杂的整体，强调的是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的文化。他认为文化可以继承和学习而得，揭示了文化的传承性特点。文化功能学派的创始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则从功能的角度认识和阐释文化，认为文化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而存在，“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②。在马氏的理解中，文化是为人类生活服务的体系，这个体系中的一切构成要素都具有各种有效的功能，并处于变化和运动中。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在总结了160多种具有影响的文化定义之后，对文化作出如下解释：“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③ 他认为文化体系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有显型和隐型之分的行为模式，由某个人类群体的成员共同享有，反映了群体的意识和行为状况。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则对文化有着这样的解释：“总之，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重所指的，也不是含糊不清的：它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④ 格尔茨认为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系统，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对每一种文化的各种意义进行解释以达到能被理解的目的。

从以上几个对文化的“经典性”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相似之处：第一，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可以继承和学习而得，并对人们继续发生着影响。第二，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完整的人工体系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各构成要素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运动中。第三，某一文化为某个人类群体的成员共同享有，反映的是一定时期特定人类群体的意识状况和行为模式，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特定的意义。由此，根据以上对文化内涵的一些共同理解，并进而由这共同理解来看文化冲突，我们可以认为，文化冲突实际上就是不同文化体系及其构成要素之间产生矛盾、碰撞，进而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乃至相互对抗的现象。由于不同的文化代表了不同人类群体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激烈的文化冲突必然导致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对抗和斗争。

现今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使得中西方文化频繁接触，然而双方在接触之前就有着各自长期独立发展的文化史，都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文化体系，其构成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建立在包容着工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农耕经济的基础之上，良好的自然及地理环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不用依靠对外扩张就能够自给自足，所以文化体系几千年来一直有着较大的内涵量和较强的内生力。西方文化则诞生于自然资源及物质条件都十分有限的地中海，人们临海而居，粮食不能自给，陆地交通和交往又极其困难，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努力开拓海洋事业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因此商业航海贸易十分发达。与中国农耕文明相比，地中海文明的对外扩展力较强。由于文化体系的构成要素存在着很大差异，当二者频繁接触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构成要素差异小的文化体系冲突就小，构成要素差异大的则冲突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代中西方文化冲突就是在全球化的外力推动下，两种构成要素差异较大的文化体系之间激烈的对抗与斗争。

二、循环作用与能量传递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而人又是社会的主体，要探讨文化冲突如何影响社会和谐，就必须要以人为出发点来理解文化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社会是由社会成员共同建立的有组织的群体，某一社会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共同享有一种文化体系，并处于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的持续影响下，因此每一种文化都是与某一特定社会相联系的。实际上，人、文化与社会之间是相互循环作用的：人创造了文化，同时文化又对人产生着持续的影响；文化决定了社会存在的模式，而社会又是文化的承载者与维系者；社会是我们人类生存斗争的单位，同时人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中才能被理解。

文化冲突对社会和谐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由于文化冲突是不同文化体系及其构成要素之间产生矛盾、碰撞，进而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乃至相互对抗的现象，因而也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文化运动。社会和谐则指的是构成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均衡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一个比较均衡、比较稳定的关系，社会呈现出稳定有序、协调发展的态势。正如我们所知，一切事物的活动都伴随着能量的产生和传递，能量传递的规律则是单向趋于平衡状态，即能量由高到低传递并最终达到相同为止。激烈的文化冲突使得构成文化系统的各种要素在摩擦、碰撞中处于剧烈的运动状态，加上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循环作用，冲突产生的能量必定会传递给整个社会系统，从而导致社会系统稳定状态的失衡。当代中西方文化冲突正是这种剧烈的文化运动，它不断地冲击着我国社会的底线和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有可能使社会陷入或至少局部地陷入混乱状态。激烈且长期持续的文化冲突具有极大的杀伤力，最终将导致社会陷入整体的危机。我国近年来不断攀升的离婚率、青少年犯罪率以及不断扩大的吸毒人数、艾滋病感染人数等就已经敲响了警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高新技术相结合的文化产业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内驱作用，给西方各国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而经济力量又是当今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因此西方各国将会更为努力地开发更大的文化市场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而且将很可能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继续加强。由于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体系的构成要素差异较大，决定了两者的相互融合就只能是部分性的，如果仅仅依靠文化融合来减少文化冲突，实际上大多是在作无用之功。因而减少中西方的文化冲突以保障社会和谐，更需要的是尽可能地降低由文化冲突产生的能量，使之尽可能少地传递到社会系统中。由于无法控制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外部冲击，如果要降低文化冲突的能量，就必须将我国文化系统的运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即保持我国文化系统自身的相对稳定性。

三、文化有限流动

如前所述，文化是组织结构严密的整体，那么构成文化体系的诸要素间就有着一定的组合秩序和架构关系，各要素之间按照相对稳定的方式组织和联结起来，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文化结构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表层结构可以直接观察到，如器物和技术；深层结构无法直接观察到，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指挥着人们的行为，在一切文化现象的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文化系统的真正决定者是深层结构即核心结构的构成要素。这些构成要素决定了文化系统之间的异同，同时它们的稳定与否也决定了整个文化系统能否稳定。因而，要保持我国文化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要使文化核心的各构成要素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对于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国内外文化人类学界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例如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三分法：物质的文化、社会制度的文化和精神的文化。精神文化针对物质文化和社会制度文化而言，是二者的上层结构，所以也是文化的核心⑤。克罗伯等人认为每一文化体系都由显型部分和隐型部分组成，物态的、制度的及行为的文化是显型文化；精神的和心态的文化则是隐型文化。隐型文化即文化的基本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⑥。怀特则将文化系统分为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的系统、社会学的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系统。他认为技术系统由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仪器，以及使用这些仪器的技术组成；社会学的系统由人际关系组成，这种人际关系以个人和集体的行为方式来表现；意识形态系统由思想、信仰和知识组成，它们是以清晰的言语或其他符号形式表现的。意识形态系统是文化系统的核心，整个文化系统受到意识形态系统的控制⑦。

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文化结构的核心就是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理，它们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可以说，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理的不同就是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根本原因。例如，中国人认为“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西方人则认为人必须战胜自然进而控制自然；中国人强调群体认同，西方人注重个体自由；中国人推崇依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循序渐进，西方人则崇尚冒险进取；中国人注重内心的修炼，西方人则强调上帝的意志。

那么，如果要保持文化核心构成要素的稳定性，就是要保持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理的稳定性，如此则会表现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轻易改变。同时，由于文化流动是文化系统生命力的保证，各构成要素必须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运动中。在文化核心构成要素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表层结构的文化要素必须适当地流动，以保证文化系统的活力。这种系统内核不变，表层要素适当流动的文化流动实际上可称为文化有限流动。

文化有限流动不同于文化一般流动，文化一般流动是全面的流动，文化有限流动是部分的流动；文化一般流动是由文化系统自然调节，文化有限流动则是文化系统在一定控制下调节。相比较而言，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文化有限流动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自身文化系统的稳定。

四、加强传统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与文化有限流动密切相关，文化认同是文化有限流动的基础，文化有限流动是文化认同的结果。要真正实现文化有限流动，必须加强人们的文化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的现代性更多地表现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流动性，而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又显得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阻隔，因此与以往相比，人们更加需要加强文化认同以提供安全基础。

如前面所示，文化与人的存在紧密相联，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都是文化的产物。因而文化认同与自我认同紧密相关、不可分割。当人们处于一种不同文化接触、碰撞、对抗的环境中时，面对着各种不同的事实存在，会产生一种自我认同以保持自身统一的反应，如果缺乏文化认同，个体就会没有归属感。一个中国人可以和一个美国人友好相处，互相谈论对方的文化，这个时候双方都有自己的文化认同；而如果这个中国人缺乏自己的文化认同，就会感觉到在精神上不能和那个美国人对等，则无论如何内心都会有焦虑，很有可能在行为选择上出现问题，而且如果一旦形成一种群体性反应，对社会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现今，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文化体系的深层结构被部分破坏，新的文化体系又正在建立之中，不可否认，社会上出现的所谓“文化虚无”、“文化荒漠”、“文化无根”等等说法，正反映了我们文化体系核心层面的某种缺失。再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人们大多不是立足于自己的文化来认识经济和科技，反而是被动地依据经济和科技力量来认识自己的文化，这种认识并不是建立在对文化本体的正确认识上，而此时西方文化挟经济实力和先进科技之强势与我国文化发生冲突时，再加以我国文化核心层面出现某种缺失，人们便很容易鄙弃自己的优秀文化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文化模式论的创始人本尼迪克特指出，人类文化的形成是因为受到文化模式力量的支配和控制，正是这样一些模式，区别着不同的文化，同时也塑造着各自所辖的那些个体，控制着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由先民的原始思维发展而来的，以儒、道两家思想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为主流的长期形成的文化模式，两千多年来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道德情操与价值观念。所以，即使人们在崇拜各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不可能完全忘怀传统文化。而今，中国经济力量的逐渐强大，已动摇了人们认识西方文化的基础，对西方文化的普遍认同已经逐渐受到质疑。如，美国两大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和肯德基进入中国市场之初，曾倾尽全力宣传本土饮食文化，使得国人趋之若鹜。而近几年，人们开始提倡多吃中国传统食物，少吃西方“垃圾食品”，麦当劳和肯德基的顾客比以往明显减少，这两位西方快餐巨头就都只有“入乡随俗”，烹制各种中国传统食品以吸引顾客。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餐饮业，在其他各行业也已经有了相似的情况。由此简单事例即可看出，国人的文化观念已在回归，所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实际上只是在“顺水推舟”而已。

五、余论：探寻共同的文化核心要素

如前面所述，文化的样貌由核心结构决定，那么与系统内核接近的文化要素进入，系统的排异反应会较小，则有可能被接受；反之，系统的排异反应会较大，就很难被系统接受。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甚大，有时表现出完全对立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差异较大的文化体系之间可以部分相互适应、补充，但要做到完全融合、涵化，则有着很大的难度。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如同人类的身体有着共同的某些特征一样，人类的文化也有着某些相同之处，只是它们隐藏在各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处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经常是人们下意识的反应，不易察觉。换而言之，人类文化应该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核心要素，这正是中西方文化之间实现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基础。我们应该把握文化的整体结构，探究人类不同行为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寻找到这些隐藏于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共同核心要素。

文化人类学界中有相当一批学者主张文化相对主义，他们认为：任何一种人类文化，无论多么原始或多么复杂，都有其存在的理由；研究某一种文化，不能由主观好恶而决定取舍，而应根据它自身的来龙去脉以研究其现象本身。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现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文化冲突问题，更需要深入了解我们自己世代相传的文化，也更需要站在尊重对方文化体系的立场上，通过对不同文化的积极理解、比较研究，从而真正地实现中西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⑽ 中西方文化交际的文化冲突

一
所谓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

中西文化冲突
.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1.3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1.4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二
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全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代为具有应用性、艺术性和科学性等特征的谈判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天地。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贸易和对外交往将日益频繁，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外贸、外经、外交谈判也越来越显示其在社会、政

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国际商务谈判的内在规律，寻求加入WTO后我国涉外商务谈判的方

法和策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一、西方现代谈判理论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直接或间接地跨进了谈判领域，英美等国仅商务谈判人员就占人口的5%以上。谈判学在西方现代管

理教育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美、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企业和科研机构，都把谈判学

作为培养现代政治、经济、管理、外交、政法、教育等人才的重要课程，有的国家还成立了全国性的谈判学会。在西方激烈的竞争和特定

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谈判理论，其原则与方法日趋完善和系统化，日益显示出其对谈判实践的指导作用。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尼尔伦

伯格的"谈判需要理论"。在与科罗合著的《How to Read a Person Like a Book》和他自己所写的《The Art of Negotiating》中系统地

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约翰·温克勒的"谈判实力理论"代表著作是《bargaining for Results》；费希尔、尤瑞、雷法等人共同提出的"原则

谈判法"（"Principled negotiation"）；卡洛斯的《The Negotiating Game》，从美国人的观点出发，主要研究谈判中策略的运用；等等

其中的"原则谈判法"被誉为"西方谈判理论的集大成者"。原则谈判法的主要内容由四大部分构成：第一，始终强调在触及实质问题时，人

与问题一定要分开分别处理；第二，主张谈判的重点应放在利益上，而不是立场上，因此必须随时把握住谈判各方的利益，尽量克服立场

的争执；第三，在决定如何实施方案前，先构思各种可能的选择，谈判者应该安排一段特定的时间，构思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创造性地

努力避免或削弱各方利益上的冲突，为对方谈判者主动提供某些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提案的机会；第四，坚持客观的标准，谈判者应设法引

入尽可能多的具有科学优点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不容易受到非难，而且以客观标准而不是以主观判断来解决问题，

沟通和交际会更加顺畅；通过对客观标准的引入及其应用来逐步达成协议，有利于提高谈判效率，减少无谓的争执。纵观西方谈判学的研

究和实践，除了对谈判本身固有规律的研究外，还特别注重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观念、传统与习惯对谈判活动的影响，特别针对东方文

化提出了一系列的谈判方略。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加以重视的。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对谈判活动的影响

涉外商务谈判的已方优势首先来自于对对手的了解，并且能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的长处，制约对手的长处。搞好谈判，除了谈判者的

个人气质、谈判心理因素外，在不同的文化观念、国家制度等影响下形成的谈判习惯及体现在这些习惯中的谈判作风，对于谈判活动的成

败，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和交往关系，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正确认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及其冲突，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西方文化冲突在谈判中的体现

不同的文化特性往往集中地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上。所谓国民性，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共有的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观念、价值判

断和行为方式上，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特性。国民性形成的基础就是其特有的文化根基。中西方由于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的不同，在谈判过

程中对问题的看法往往容易产生对立或误解。中国的国民性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十分看?quot;而子"或者说"体面"。在谈判桌上，如

果要在"体面"和"利益"这二者中作出选择，中国人往往会选择"体面"；而西方人则不一样，他们则看重利益，在"体面"和"面子"二者中会

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中国人对于谈判的结果是否能为自己脸上争光，看得十分重要，以至有的西方谈判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告诫在

和中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利用中国的这种国民性。很显然，只有正确地认识并妥善地把握中西方存在的国民性的差异，才能有效地帮助

我们及时地纠正自己的缺点，强化自身的优势，利用对方的缺点，瓦解对方的优势。

在国际谈判的领域，中西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思维差异。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常以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而自豪，这种自豪感使中国人富有浓烈的民

族感情、宏放的气魄和极强的爱国之心，这对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历史悠久，文化昭昭，也往往容易产生一

种"自傲的偏见"，形成一种"面子"，使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甚至固步自封，这种"面子"心理甚至渗透到几乎所有的领域。英国谈判学家

比尔·斯科特在他的谈判学著作中曾对此作过专门分析，他说："中国人极重面子，在谈判中，如果要迫使中国人做出让步，则千万注意，

不要使他在让步中丢面子但又决不准别人当众说出来给了他的"面子"，否则，也会使他感到不自在。

美国人卢西思·W·派伊在他的《谈判作风》一书中指出："用帮助中国人得到面子的办法可以得到很多东西。"任何时候，如果不给面子，

就可能造成损失。看来，西方人对我们的"面子"观念还是看得比较透彻的。我们能否在谈判领域乃至所有的领域克服自身的偏见，是我们

能否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