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清历史文化

A. 下渚湖的历史文化

德清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据史书记载，吴憾山曾是吴王夫差伐越筑垒之处，越王勾践曾在新安屯兵，下渚湖旁防风山是古防风国所在，范蠡师计然居住德清计岘山，计筹山也因此得名。德清人才辈出，“习俗薰染，典制彬蔚”，积淀了渊源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温文儒雅的民俗民风，同时带动了德清经济的发展，让“名山之胜、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竹茶之地”的德清享誉海内外。
下渚湖是德清县第三大湖荡，浙江省第五大内陆湖。下渚湖地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古代防风文化的故里，至今防风庙地、碑碣等遗迹遗物尚存，颇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关注，曾两次在此举行全国性的“防风”学术研讨会。同时，规划区内还保留着一批历史遗迹，如千年古刹云岫寺、宋代水乡古桥寿昌桥等等。两百多年前写《长生殿》的戏剧家洪升在游览防风古国时，曾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律诗，非常形象生动地勾勒了防风古国及下渚湖的山水风光、人文历史、自然地理与民俗风情：“地裂防风国，天开下渚湖。三山浮水树，千巷划菰芦。埏埴居人业，渔樵隐士图。烟波横小艇，一片月明孤”。下渚湖东侧水滨分布有道观山、和尚山，两山中间又有扁担山相连，据说，人踩道观山会发出空洞声。

B. 新市镇的介绍

新市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是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德清县副中心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地理位置为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的湖州市德清县东部，东去30公里，便是乌镇和西塘，往北30公里外，有南浔与周庄、同里。相比这些江南古镇，新市古镇浓郁的民俗文化和商贸文化堪称别具一格。新市始建于公元308年，因此新市的商贸文化从时间可上溯到两晋，从地域能辐射到日本、南洋，尤其是丝绸贸易，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新市同样人文荟萃，南宋有状元诗人吴潜，清朝有影响日本一代画风的画家沈铨，现代有著名神学家赵紫宸和他的翻译家女儿赵萝蕤，中国古桥古船专家朱惠勇。

C. 德清新市镇几个行政村

辖24个行政村、4个社区、1个居委会。
新市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是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德清县副中心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地理位置为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的湖州市德清县东部，东去30公里，便是乌镇和西塘，往北30公里外，有南浔与周庄、同里。相比这些江南古镇，新市古镇浓郁的民俗文化和商贸文化堪称别具一格。新市始建于公元308年，因此新市的商贸文化从时间可上溯到两晋，从地域能辐射到日本、南洋，尤其是丝绸贸易，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新市同样人文荟萃，南宋有状元诗人吴潜，清朝有影响日本一代画风的画家沈铨，现代有著名神学家赵紫宸和他的翻译家女儿赵萝蕤，中国古桥古船专家朱惠勇。

D. 浙江省有什么古遗址

1 铜山铜矿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唐
公布时间：1981年4月13日
位于淳安县的铜峰山,距县城排岭镇约75公里,系1970年上半年和1971年12月,该县铜山铁矿筹备处的工人在探矿过程中发现的

位于枫树岭镇铜山锡铁矿区。有老矿洞4处，并出有坑木、蚂蝗板、铁钉、木轮等物。矿井一般均随铜矿丰富、且质量高的矿脉走向而开采。矿渣堆积范围约3平方米，剖面观察有4-5米厚。洞口山崖石壁上，有阴刻楷书摩崖石刻一通，内容为“大唐天宝八年（749）年，开山地取铜，至乾元元年（759年）七月，又至大历十年（775年）十右二月再采，续至元和四□（809年）。”文字底边离地表1.30米，方向为南偏东16.4度。

2 良渚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公布时间：1996年11月20日

良渚遗址位于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余杭县和德清县境内，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
良渚遗址发现于1936年，此后断续发掘至今。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它范围广阔，内涵丰富，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命名地，它的发现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 小古城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潘板镇俞家堰村西南200米。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土台，面积约达35万平方米，高出耕地2－3米。采集遗物有马家浜文化夹砂红陶釜、牛鼻器耳、夹砂陶圆柱形鼎足；良渚文化夹砂黑陶“T”字形鼎足；鱼鳍形鼎足，豆把、黑陶罐、盘，有段石锛、大型石犁、石钺等；商周时代的印纹陶圜底罐、和鸭形壶原始瓷等，还有石刀、石戈、石矛、石镞等。

4 茅湾里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周至战国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北600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堆积厚1.5米。采集陶片有印纹硬陶罐、坛等，胎多紫褐、红褐色，烧结坚硬，饰米字、网格、方格、云雷纹等；原始青瓷片有盘、盅、碗等，胎灰白，施青黄色薄釉，内底多为螺旋纹。

5 跨湖桥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萧山区城厢街道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遗址原有面积数万平方米，已发掘1030平方米。遗址堆积厚2－3米，文化内涵丰富，面貌独特，碳14测年距今7000－8000年。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有机质文物保存良好。釜、豆、盆、钵、甑、罐为常见的陶器群，形制别致，彩陶较多，分内彩和外彩两种。发现千余粒栽培稻谷米，出土7500年前的独木舟。
跨湖桥遗址文化内涵不同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出土的栽培稻实物将浙江的栽培稻历史提前1000年；出土的独木舟是迄今我国年代最早的。跨湖桥遗址的发掘是我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个突破，对研究浙江省早期新石器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6越王城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之际
公布时间：1989年12月12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湘湖村西北700米城山山巅。1991年试掘。遗址位于山巅，中间低四周高，高处即为人工夯筑的城垣，平面呈横葫芦状，周长1091米。面积约3.6万平方米，城垣内缓外陡，四角有高隆台地。城内有泉水及池。属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屯兵抗吴的军事城堡

7 纱帽山窑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 萧山区进化镇
公布时间：2005年3月16日
是春秋战国时期印纹陶和原始瓷合烧窑址。窑址文化堆积较厚，产品种类丰富，主要器形有碗、罐、瓮等。烧造历史悠久，分布范围较广。印纹陶与原始瓷合烧是越民族先民文化遗存的一个主要文化特征。这样庞大的印纹陶和原始瓷烧造中心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历史价值。
印纹陶与原始瓷正处于从陶过渡到瓷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制作工艺对瓷器起源和发明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为东汉成熟青瓷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临安城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南宋
公布时间：2001年6月25日
临安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南部凤凰山，建于南宋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
临安古城城址平面呈方形，总面积约10000余平方米，由大型夯土台基、石砌围墙、门址等组成。有三座城门，城内有殿、堂、楼。阁约130余座，主要宫殿区现均被深埋在距离地表3米以下，基址保存相当完好。
临安城遗址对于研究南宋政治、经济及文化，研究南宋皇城的布局，探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和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9 郊坛下和老虎洞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宋至元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郊坛下窑遗址位于杭州市玉皇山南的乌龟山西麓，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曾在遗址南部进行首次局部发掘，清理龙窑窑炉一座，并发掘了窑旁的部分瓷片堆积。1985年10月－1986年1月，临安城考古队对窑址进行正式发掘，1988年冬，因建设南宋官窑博物馆又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1400余平方米，共发现窑炉一座，作坊遗址一处，其中作坊遗址包括房基三座、练泥池一个、辘轳坑两个、釉料缸两个、堆料坑一个，素烧炉一座，以及素烧坯堆、排水沟、道路等遗迹。出土瓷片三万余片，窑具数千件。
老虎洞窑遗址位于杭州市凤凰山北麓，南距南宋皇城北城墙不足百米，西南距郊坛下窑遗址约2.5 公里。发现于1996年，同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发现两座窑炉和作坊遗址，1998年、1999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实际发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揭露了该窑址的全部文化层。老虎洞窑遗址的发掘先后被评为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和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郊坛下、老虎洞窑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官窑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0 富盛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周至战国 绍兴县富盛镇倪家溇村南300米瓜岭长竹园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面积约4000平方米。发现南北并列两条龙窑。1978年试掘，其中一条龙窑残长6米、窑床宽2.46米。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合烧。原始瓷有碗、盘、碟等，胎质坚密，胎骨灰白，釉呈青色。叠烧时以扁圆形垫珠间隔。印纹陶有坛、罐等。胎呈深紫、深灰色，外饰米筛纹、杉叶纹、回纹。该窑址对研究我国瓷业生产尤其是绍兴地区早期制瓷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11马鞍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绍兴县马鞍镇寺桥村南1公里仙人山、寺桥南500米（凤凰墩）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遗址包括仙人山与凤凰墩两处。仙人山遗址总面积约8000平主米。1985年经局部发掘，堆积厚约1米，分两个文化层：上层出土夹砂红陶，印纹硬陶片和石器。夹砂红陶有绳纹鼎、釜支子。印纹陶饰方格纹、条纹、云雷纹等，器形多见凹底器圜底器。石器有凹槽式有段锛、半月形刀等。属马桥文化；下层出土有泥质灰陶、黑皮陶和夹砂红陶，器形以鱼鳍形足鼎、圈足盆、喇叭形镂孔豆为主。石器有有段石锛、柳叶形镞等。属良渚文化。凤凰墩遗址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1984和1993年局部发掘。文化层厚约1米，出土石器有刀、镞等；陶器以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夹砂红陶为主，部分用刻划、镂孔及附加堆纹。器形有鼎、豆、壶等。属良渚文化晚期。马鞍遗址反映了良渚文化向马桥文化发展的文化继承关系。

12西施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 绍兴市区五云门外东北1.2公里处
公布时间：1963年3月11日
西施山，又名土城山，亦称美人宫，传为西施习步处。曾采集有青铜犁、锄、镢、镰等，还有原始青瓷、印纹硬陶和黑皮灰陶碎片。在西施山旁的念佛桥又发现距地表2米以下，有厚0.4米的文化层，采集有青铜剑、矛、铁矛和原始青瓷、印纹硬陶、黑皮灰陶碎片。

13小仙坛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汉 上虞上浦镇石浦村北200米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面积约800平方米，窑炉破坏严重。产品制作规整，质量甚高。器形以碗为主，兼有壶、洗、罐等。胎质致密，胎色灰白，釉色青绿。器表饰蓖纹、席纹、水波纹、弦纹等。窑具有垫饼、喇叭形支座等。小仙坛窑址的发现表明早在东汉时期成熟的瓷器已在浙江烧造成功。

14上林湖越窑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五代、宋 浙江省慈溪县的上林湖（原属余姚县）
公布时间：1988年1月13日
上林湖越窑遗址是越窑青瓷的主要产地之一，古代属于越州，故而得名。1957年以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对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先后在慈溪县上林湖、上岙湖、白洋湖、杜湖和古银锭湖周围发现了古窑址100余处。越窑开创于东汉时期，唐代和五代时期得到蓬勃发展，越窑青瓷更是闻名遐迩，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汉至隋代，前一阶段是其产生和开始发展的时期，产品较为简单，东汉时期常见的器物有礨、罐、壶、洗、钵、碗等。后一阶段的主要产品有碗、罐、碟、鸡首壶、水盂等，器皿较为笨重。到了唐代，上林湖的制瓷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制瓷业相当的繁荣，曾有“扶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的诗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林湖制瓷业的水平，考古发掘也证明，上林湖早在唐代晚期已经开始烧造进贡皇上的精美瓷器了，当时的瓷器，品种繁多、造型优美，作瓜形，似花朵、像荷叶，轻巧可爱，釉层均匀，色泽滋润，如冰似玉，文人雅士为之赞不绝口。
五代十国时期，浙江为吴越国所割据，在上林湖等地设立了官窑，烧造专供吴越小朝廷使用和向中原进贡的瓷器。这些瓷器的胎质细腻坚硬，制作精细工整，采用先进的釉下彩绘工艺，并用金、银、铜镶边，花纹装饰，采用刻、划、镂、堆塑等多种手法，题材有珍禽异兽、鱼、龟、花草和人物等，构图新颖，颇具情趣。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朝廷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继续监理越州窑务，直到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上林湖还在烧造贡瓷。
上林湖越窑青瓷，质优物美，名传天下，自唐代开始，就通过明州、杭州，远销到朝鲜、日本及阿拉伯等地，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15寺龙口青瓷窑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唐—南宋 慈溪市匡堰镇
公布时间：2005年3月16日

寺龙口窑址在1998、1999年经过两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发现有龙窑、作坊等遗迹及大量的瓷器，窑址在南宋时期曾烧造过一类产品，有别于越窑传统的青釉产品，而与汝官窑却非常相似，进而被确认为南宋时期为宫廷烧造的御用产品，从而揭开了南宋初宫廷用瓷之迷，也把越窑的烧造历史从北宋中晚期延续到了南宋，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发现。

寺龙口窑址堆积厚达10米以上，一直从晚唐烧造到了南宋，这样烧造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地层叠压关系清楚的窑址，在迄今为止的瓷窑址考古中是不多见的，不但为越窑瓷器编年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也成为探讨秘色瓷及南北、官民瓷业交流、融合的重要环节。

16永丰库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元 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府桥街之南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大型元代仓储遗址。遗址位于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府桥街之南。在距现存地表深1.5米处，揭露出以两处单体建筑基址为核心，并有砖砌甬道、庭院、排水明沟、水井、河道等与之相互联系、布局相对完整的元代大型建筑遗迹，同时出土有大量当时各地著名窑系的陶瓷产品与各种建筑构件。通过文献考证，可确认该建筑遗迹为元代的永丰库遗址，是当时衙署的仓储机构。
元代永丰库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地方城市的大型仓储遗址，结构保存基本完整，为研究元代仓储类建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实例，是中国城市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7塔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象山丹城镇东塔山南麓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面积约1.5万平方米。经1990年10月和1993年3月两次发掘，清理了包括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早期出土泥质红陶豆、夹砂釜、夹炭釜等陶器，发现密集有序的单人墓葬墓葬42座，依据墓向、随葬品及分布位置等，可将这些墓分作3组，随葬品有泥质红陶喇叭形圈足豆、绳纹釜、盆、钵、罐、鼎及玉块等；中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墓葬中有合葬现象，发现一处建筑遗迹；晚期出现大量几何印纹陶。该遗址反映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交融的现象，为钱塘江以南河姆渡文化之后古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18河姆渡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浙江省余姚县罗江公社河姆渡村
公布时间：1982年2月23日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夏，是河姆渡村的农民在村东北修建排涝站时偶然发现的。闻名世界的河姆渡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址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堆积厚度约4米左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层的时代，经过对地层中出土的遗物的碳－14测定，确定其年代为距今约六七千年。
遗址中有一排排的木柱和板桩，很有规律的沿着小山坡呈扇形分布，这是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其中大的长23米多，深约7米，前廊深1.3米。许多木构件上还有榫头和卯口，说明采用了榫卯结点的技术，这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
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保存较好，经过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稻和粳稻两种。河姆渡遗址出士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分布范围之广，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上“有粳无籼”的空白。同时出土的还有骨耜、木箱、骨镰和木材等，都是农业生产或谷物加工的工具。这些发现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当地的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河姆渡遗址大量稻谷的发现，还有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往人们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这里的水稻比印度发现最早的水稻还早了三千余年。
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骨，其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等，还有野生的鹿、赤麋、漳、熊，以及在这一地区现在已经绝迹的象、犀牛等，这对探讨古代气候的演变规律和原始畜牧业的起源过程有很大的价值。
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丰富多彩，在陶器上有雕刻和堆塑的动植物图案，有陶塑的猪、羊、人头等，有骨雕和象牙雕作品，还有至今仍能吹出乐曲的骨哨。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19鲻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余姚丈亭镇西岙村鲻山东南麓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面积约5万平方米。1980年试掘，1996年正式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3米，划分为10层，文化内涵包括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商周时期，以河姆渡文化堆积为主，出土文物1000余件。石器有斧、锛和以燧石为原料制作的小石器。陶器分夹炭黑陶和夹砂灰黑陶等，器形有釜、罐、盘、钵、豆、鼎等。多素面，纹饰有绳纹、弦纹和锥刺纹等，另还出土河姆渡文化早期干栏式建筑遗迹、大批稻谷、葫芦、鹿角等动植物标本以及骨器和象牙器等。该遗址极大地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为更加全面地了解河姆渡文化的产生、生活状况及经济形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E. 武康有什么民风民俗

立春风俗

东郊迎春

立春日迎春，是中华先民于立春日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从天子到庶民都要参加的一项活动。在周代，立春时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回来之后，要赏赐群臣，布德和令以施惠兆民。这种活动必然影响到庶民，使之成为后来世世代代的全民的迎春活动。古时的迎春活动，开始时在东郊，因为迎春活动中祭拜的句芒神是东方之神。后来，迎春活动的地点就不止是在东郊了，宫廷内、府衙门前等地都有迎春的活动，活动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在宋代，"立春日，宰臣以下，入朝称贺"（宋吴自牧《梦粱录》），这种立春的贺节，也是一种迎春活动。在清代，还有所谓"拜春"的习俗："立春日为春朝，士庶交相庆贺，谓之"拜春"。粉为丸，祀神供先，其仪亚于岁朝，埒于冬至"（清顾禄《清嘉录》"拜春"）。这种"拜春"的活动，与元旦的"拜年"相似，也是迎春活动的一种。迎春仪式，又称行春。

春帖子

又称春帖、春端帖、春端帖子。这是一种在"立春"日剪帖在宫中门帐上的书有诗句的帖子。诗体近于宫词，多为绝句，文字工丽，内容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或者寓规谏之意。 "立春"日贴春帖、作春帖词，在宋代很盛行。

春牛

立春日劝农春耕的象征性的牛。泥捏纸粘而成，也叫“土牛”。立春日天子率群臣东郊迎春，鞭春牛以示劝农耕，士民都出城围观。

咬春

立春日吃春饼称为“咬春”。民间在立春这一天要吃一些春天的新鲜蔬菜，既为防病，又有迎接新春的意味。唐《四时宝镜》记载："立春，食芦、春饼、生菜，号"菜盘"。"可见唐代人已经开始试春盘、吃春饼了。所谓春饼，又叫荷叶饼，其实是一种烫面薄饼--用两小块水面，中间抹油，擀成薄饼，烙熟后可揭成两张。春饼是用来卷菜吃的，菜包括熟菜和炒菜。昔日，吃春饼时讲究到盒子铺去叫“苏盘”(又称盒子菜)。盒子铺就是酱肉铺，店家派人送菜到家。盒子里分格码放熏大肚、松仁小肚、炉肉(一种挂炉烤猪肉)、清酱肉、熏肘子、酱肘子、酱口条、熏鸡、酱鸭等，吃时需改刀切成细丝，另配几种家常炒菜(通常为肉丝炒韭芽、肉丝炒菠菜、醋烹绿豆芽、素炒粉丝，摊鸡蛋等，若有刚上市的“野鸡脖韭菜”炒瘦肉丝，再配以摊鸡蛋，更是鲜香爽口)，一起卷进春饼里吃。
中国传统民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因而中国传统民俗既有人类民俗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个性。分析和揭示中国传统民俗的基本特点是民俗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举，其与各类具体事象的描述应是深入研究中国民俗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遗憾的是，近年来综合性的论述一直比较沉寂。本文意在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综合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原始信仰长期留存

原始信仰习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传承和流行，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必花费笔墨去叙述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巫术、祭祀仪式，只要看看人们日常生活中渗透的信仰习俗，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如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春祈、秋报、求雨、禳灾、用占卜来预测气候和年成，以及围绕农事而形成一系列的禁忌等，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传统习俗。《左传》记载：“社稷二祀，……自夏以上祀之。”[1] 《汉书·郊祀志》也记载：“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2]可见， 对土地神和谷神的祭祀，早在不可确知的上古时代就很流行了。其后，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信仰习俗，据《礼记·月令》的记载，一年中除十一、十二月外，十个月都有“祈谷”、“命民社”、“祈来年”等固定的祭祀农业诸神的活动，实际上，许多农事节日就是由此形成的。此类农事信仰习俗在后世堪称长盛不衰，时至今日也远没有绝迹。就猎、牧、渔、林、交通、运输、贸易等行业及各项手工业而言，举行某些巫术性仪式，祭祀有关的神灵，恪守
一定的禁忌等，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衣食住行中，原始信仰习俗也常有反映。如造房建坟便与堪舆术紧紧连在一起，请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宅地，是动工前的第一步。从破土开工到建成进宅，每个重要环节都要选择吉日良辰，整个过程有着一系列的巫术、祭祀、禁忌活动。其中，上梁仪式尤为隆重，梁上要贴“上梁大吉”、“姜太公在此”等红纸条幅；工匠登高时要唱《上梁文》，然后在梁上将馒头、散钱等抛下，以驱煞、镇鬼；有时还要在正檐下挂一面铜镜，用来照射妖邪。凡此种种，不一而述。我们从殷墟甲骨文中的“卜居”记载，《尚书》中《召诰》、《洛诰》两篇所述周成王选都洛邑时的龟卜过程，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建宅文》[3]、《镇宅文》，[4 ]以及后世层出不穷的风水图书中可以看出， 营造活动中的原始信仰是源远流长，绵绵不断的。

中国的传统服饰，按礼制的规定，必须与一定的信仰活动相适应，故有所谓的“祭服”。此外，民间还流行许许多多用以避邪的衣服和饰品，如五毒背心、五香布袋、辟邪鞋饰、玉佩、护身符等。饮食生活中，船家食鱼忌翻身，不称“箸”而称“筷”；河南人做饭忌说“少”、“没”、“光”、“烂”、“完了”、“不够”等词语；东北人包饺子忌不捏褶，因为捏光边象“和尚头”，不吉利，而且包成的饺子忌摆成圈，必须摆得横竖成行，才能财路通达，这些禁忌习俗都是我们常闻常见的。事实上，饮食中的原始信仰很早就盛行了，如汉代便有“俗说：雷鸣不得作酱，雷已发声作酱，令人腹内雷鸣。”“俗说：腊正旦食得菟髌者，名之日幸，赏以寒酒。幸者，善样，令人吉利也。”之类的记载[5]。又据《山海经》的记载：“招摇之山……有木焉， 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①gǔ，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②＠②（猩猩），食之善走。”“扭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柢山……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③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④，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6]这种食用、 佩戴某种东西
就可以取得某种实际效用的观念正是模拟巫术的观念，而后世盛行的吃什么补什么的说法，如以“吃了熊心豹子胆”来形容别人胆大妄为，显然与之一脉相承。至于喝了中药，将药渣倒在大路上的习俗，很明显与接触巫术有关。

遇到出行、聚会等家庭或社会活动时，人们也常以卜筮、圆梦、求签、测字等方式来预测吉凶，决定行止。《墨子》中所记：“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7] 即丛辰占法预测出行吉凶之一例。在民间，甚至连洗头、制衣也都有种种趋吉避凶的习俗。如《论衡》中记载：“《沐书》曰：子日沐，令人爱之；卯日沐，令人白头。……裁衣有书，书有吉凶，凶日制衣则有祸，吉日则有福。”[8]此外，各种前兆迷信在民间也盛行不衰。 《尚书·牧誓》中“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化鸡之晨，惟家之索。”的记载表明，早在周代之前，人们已笃信雌鸡报晨是家道衰败的前兆。《左传》中也有不少日食预兆灾变的记载。《山海经》中记载的前兆迷信尤多，如“长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9]“剡山……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 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见则天下大水。”[10]传至后世，流行于各地的前兆迷信，诸如“乌鸦叫凶，喜鹊叫吉”、“猫头鹰叫孝”、“左眼跳福，右眼跳祸”、“鸡上屋兆凶”、“喷嚏兆灾”、“灯花兆喜”等，都是我们熟知的。

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祭祀祖先和村社保护神一直是家族、村落的重大事务，而社交往来时，以某种信仰仪式或赌咒发誓来互相约束、取信，也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方式。在人生仪礼中，原始信仰渗透得尤深。如围绕生育，就有五花八门的生殖崇拜、祈求子息的习俗和产妇、产房禁忌，以及一系列为婴儿祈福的仪式。结婚迎亲时，也有许多巫术活动，撒谷豆攘三煞至少在西汉时就已流行[11]，以弓箭镇邪，悬铜镜驱崇等，早在唐宋文献中已有记载[12]。丧葬因与鬼魂观念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信仰活动更是形式繁复，名目众多。从山顶洞人在尸骨上撒赤铁矿粉到《仪礼·士丧礼》中的有关记载，各种丧葬信仰习俗不断地发展演变，长期延续。

再从中国的传统节日看，也大多源于上古祭祀，尽管不少节日在后世的演变中，或融合成多重内容的综合节日，或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但祭祀的内容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除各种岁时农事节俗外，还要分别祭祀青帝句芒、赤帝祝融、白帝蓐收、黑帝玄冥；中元节、冬至、除夕，都有祭祀祖先的仪式。

原始信仰习俗在传承中始终表现出浓重的神秘性，人们觉得这些习俗是不可捉摸和无法解释的，在神秘莫测的气氛中产生的恐惧、敬畏心理便导致了盲目信从的民俗行为。这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俗深受宗教影响的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原始信仰习俗在中国长期延续有其多重原因。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和发展的，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种联绵不断的文化体系决定了中国民俗文化的传递途径是畅通无阻的，而因地理环境等因素造成的那种较为保守的文化性格又使古老的风俗在传承中不会轻易改变。因此，作为原始民俗主体的原始信仰能够在后世大量保留和长期传承。

其二，由农业经济和宗法社会中发生的中国文化是以务实精神以及对现实生活、世间关系的注重为特征的，因而原始信仰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种全民信奉的宗教。如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不但未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教”，而且本身就渗透了古老的巫术、祭祀成分。至于一些外来的宗教，如佛教，也只能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下生存，无法取代原有的信仰习俗。

其三，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并不平衡，当汉族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时，许多少数民族还处在氏族部落制或更原始的社会阶段，因而原始信仰习俗在各少数民族中是大量存在的。当某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时，也必然会带来许多原始信仰习俗，如辽、金、元、清政权的建立便带来了北方民族萨满跳神的习俗。

中国传统民俗的这一特点提醒我们，在研究中不能不考虑到原始信仰的多方面影响，即使研究外来宗教也应重视外来宗教与本土原始信仰的冲突、融合所发生的诸多变化。

二、宗法观念影响深远

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虽发生过种种变迁，但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这种以宗法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定势，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

从传统的社会心理看，人们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明显地反映出宗法观念的影响。研究民俗的学者都注意到，中国的亲属称谓系统十分繁复精细，它不仅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纵向地区分上下辈分，而且在父母系、嫡庶出、年长幼等同辈横向方面，也有极其严格细微的规定。如本人上一辈的男性长辈就有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等，女性长辈就有伯母、婶母、舅母、姑母、姨母等。这种不厌其烦的称谓方式，实际上是由着意强调血缘亲疏和系别的宗法社会派生的。在社会生活中，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相互之间的关系、财产的继承和分配等，正是由称谓表示出来的血缘关系以及由此确立的尊卑、男女、长幼的不同地位而排定的。孔子强调“正名”，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立意也就在此。

从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看，亲属集团乃至村落社区的多种民俗活动大多是围绕血缘关系这一轴心展开的。这一方面人们已谈得很多了，我们不妨从另一方面来看看。唐宋以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社会文化条件的诸多变化和社交活动的不断扩大，一些人突破了家族和村落的范围，根据自己的信仰、专长、志趣和特殊需要，相互交往，重新组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活动群体。如宋代文献中对此类家族、村落之外的民间结社、结会就有颇多记载[13]。应该说，这些游离于家族之外的社会交往和民间组织反映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但是人们还是笃信血缘的力量。异姓朋友常常通过“结义”的方式结成“义兄弟”，宋代的洪迈曾谈到这一现象：“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14]元、明时的戏剧、小说多有朋友“结义”的描写，如《单刀会》、《三国演义》就根据刘备、关羽、张飞的史事敷衍出一段“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并在后世成为“异姓兄弟”的楷模。旧时，浙江一带即有男子结拜组成的“十兄弟”，广州地区则有女子结拜组成的“金兰会”。明、清时的民间会党也常常模拟家族形式，以结盟方式入会，师徒间以父子相称，众徒间以兄弟相称。上述现象表明，人们始终认为，通过某种仪式使非血缘
的关系转化为象征性的血缘关系，就能够产生强大的约束力和凝聚力。民间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宗法观念影响下的社会心理的另一重大表现是，数千年来，“孝亲”情感一直在社会观念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民间时时重复做的一件大事是对去世先祖的隆重祭奠和顶礼膜拜，以此祈求祖先保佑后人人丁兴旺，家族昌盛。人们认为其他神灵都不如祖先神尊贵，因而各地都建有祠堂、家庙，各家都奉祀祖先牌位，而定期举行祭祖仪式则是民间最重要的信仰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如果不祭祖先，那是没有容足之地的。“孝亲”的另一表现是对在世长辈的绝对顺从和孝敬。在人们心目中，“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正如《孝经》中说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5]，因此，“百善孝为先”成为社会公认的准则，而“无父无子”、“六亲不认”的人，则为众人所不齿。

由尊祖孝亲又导出一个普遍的心理定势，即极端尊重传统，并因此形成了厚古薄今、因循守成的思想倾向。人们对待古已有之的传统惯制总是抱着谨慎恪守，不敢轻易背弃的态度，在评价事物时，总是以是否符合“古法”，是否传承有绪为标准，提出某种看法时，也总要引述古人、前人之语来加强自己说话的分量，民间长期流传的谚语、俗语常是劝戒他人时的有力法宝。民间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信奉的“祖师”，都讲究“家法”、“师承”，并有“祖师”创业授艺的神奇传说。如果木匠不标榜“师传绝技”，郎中不炫耀“祖传秘方”，便难以取信他人。

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影响还通过礼仪制度的形式，在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历史上，等级礼制不仅以“三纲五常”的规范作为道德的内涵，而且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实质性的内容。历代王朝都用礼制规定社会秩序，人们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而不是财产多寡过着相应的生活，以此保障尊卑贵贱不可逾越的道德信条。以生活用品的使用来看，礼制都作了周详完备的规定，诸如衣冠服饰、房舍家具、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物无巨细，其种类、形制、质料、样式、色彩等，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甚至小至门钉的数目、腰带的装饰，都有一定的规格，贵贱不能混淆。在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社交往来、婚丧喜庆、吉凶祸福等，也都有一系列的礼仪规定。历代统治者还时常有“正礼俗”的举动，运用法制、哲理、教化等手段，将民间风俗纳入礼制的轨道。在礼制的约束下，人们不能超越自己的身份享用不该享用的物品，做出不合礼仪的举动，于是塑成了循礼蹈规、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拘谨、守成、俭约、古朴的民俗风情。

三、民族和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别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统一于整个中华民族之中，各民族丰富多采的民俗风情构成了中国民俗的整体。从历史上看，各民族在文化上经历了长期的交流和融合。夏商时代，中原黄河流域是夏族，东部淮河流域是东夷，南方长江流域是三苗，西北黄湟一带是羌族，大漠南北是荤粥，至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商周各族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和同化，形成华夏族。秦代，当时的东夷、南蛮、百越、诸戎、笮、＠⑤、夜郎等族皆统一于秦王朝，其后，匈奴、乌孙、东胡、肃慎、扶余等族又逐渐统一于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与汉族杂处，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融合和同化。唐代，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得到加强和巩固，文化交流也有很大发展。五代十国和宋代，虽出现过多元割据的局面，但元代大一统后，不仅结束了宋与辽金的对峙，而且也统一了大夏、回鹘和大理等政权，而各民族的文化也得到进一步的融合与交流。明清以后，更有所发展，当今我国已是具有五十六个民族的统一国家。当然，肯定各民族的交流、融合、统一，并不等于说各民族的民俗也是一致的，事实上，多样性、丰富性和民族间的差别性正是中国民俗的重要特征。

各民族民俗的差别是因各民族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状况、文化特点等造成的。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看，有平原、深山、密林、水乡、沙漠、海岛，气候条件也东、南、西、北相差极大。东北山林中的民族与南海岛屿上的民族，西北戈壁的民族与江南水乡的民族，必然会在各方面存在重大差别。从历史发展看，各民族也不平衡。汉族的先民早在八千多年以前就发明了农业，夏商周以来，一直以农桑为主要的经济方式，与此同时，许多少数民族则实行不同的经济方式，如北方的匈奴、鲜卑、契丹、柔然、党项、蒙古等族，曾长期从事游牧经济，而东北、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则长期以原始的渔猎、采集为主要的经济方式。不同的经济方式必然形成不同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习俗。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也不相同，汉族很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而许多少数民族却长期处在原始的氏族社会，到近代，仍有不少民族处于奴隶制、半奴隶制、封建制、封建农奴制，甚至氏族社会阶段，而不同的社会状况便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民俗。上述可见，各民族历史进程的不同，反映在民俗上，便构成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俗并存的特点。

从文化上看，各民族也有很大差别。我国大多数的民族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这些民族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南岛语系等不同语系，而汉藏语系中又有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阿尔泰语系中又有蒙古语族、通古斯满语族、突厥语族，语族之下还有不同的语支。宗教信仰也多种多样，如蒙古族、藏族信仰喇嘛教，傣、布朗、德昂等族信仰小乘佛教，回、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撒拉、保安等族信仰伊斯兰教，还有一些民族则保留着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巫教、萨满教等。此外，在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审美情趣、传统惯制等方面，各民族也有所不同。文化上的差别使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人生仪礼、游戏娱乐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差别明显、各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除民族间的差别外，同一民族也常因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文化传袭等不同而在民俗上产生地区间的明显差别。以汉族为例，由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便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地方民俗。这一点实际上在日益兴起的区域文化研究中，已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上古时期，中原、荆楚、吴越，就有着不同的民俗。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除记载了各地的山川物产外，还叙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如“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秦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幽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河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楚……，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16]。显然，班固已认识到民间风俗的区域性特点。宋代以降，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都市与农村、江南与西北、沿海与内地、交通要冲与边地僻壤，在生活习惯、民间风俗上都存在很大反差。因此，后世的地方民俗专著、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以及笔记、游记等，都述及民间风俗的地区差别。实际上，某些人数较多、活动区域较大的少数
民族也有此类差别，如黑龙江地区的蒙古族与内蒙草原上的蒙古族，甘肃、云南的藏族与青藏高原的藏族，都在民俗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

中国民俗的上述特点，与某些民族比较单一，生态环境不那么复杂的国家的民俗，有很大不同。这告诫我们，在研究中国民俗时，切不可一概而论，泛泛而谈，唯有在注意其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同时又十分注意民族和地区间的差别，才能认识中国民俗的全貌。

四、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

我们谈中国传统民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汉族的传统民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却又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联绵不断的发展系统。上述状况反映在民俗上，便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的特点。

从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看，中国与其他民族一样，也是经过了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后进入农耕时代的，而在农业生产中，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是不断进步的。与此相应，人们的衣、食、住、行、运输、贸易等，也不断地从蒙昧向文明发展。就社会状况而言，中国也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在此期间，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曾发生过多种变化。

再看宗教信仰，在原始信仰习俗长期延续的同时，还相继产生了道教，传入了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在岁时节日、游艺竞技等方面，也因历史变革和外来文化的传入而发生许多变化。因此，我们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可发现其既保持着固有的传统，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时时变动，表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

如果深入分析，又可发现，中国传统民俗的变迁是不平衡，不同步的。在各类民俗事象中，衣、食、住、行等消费民俗堪称最活跃的部分。以饮食为例，《礼记·内则》中记载的周代佳肴仅“炮豚”、“牛炙”、“濡鱼”、“＠⑥珍”等数种，做法都很简单，而且当时的平民很难享用肉食，故春秋时的曹刿有“肉食者鄙”的说法[17]。到了唐代，情况大不一样了，仅据韦巨源《食谱》和谢讽《食经》所载食品名目统计，就有一百儿十种。与此同时，胡饼、乳酷之类的胡食也在中原地区日益流行。宋代食品花式之丰富，制作之精美，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吴自牧《梦粱录·分茶酒店》记载的各式菜肴将近三百种，《面食店》一篇记载的佐酒菜肴和花式面有一百多种。又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杭州市场上出售的食品，市食小吃类有41种，糖果类有42种，菜蔬类有20种，粥类有9种，凉水类有17种，糕类有19种， 蒸作从食类有57种，名酒类有54种。仅据上述记载，已足以使人目不暇接了。明清以来，各地的名菜佳肴和风味小吃更是数不胜数了。

服饰的变化也很大，传统的样式至战国时变为“胡服骑射”是人们熟知的，而到了唐代，采用和融合胡服样式已是普遍的现象。宋代服饰更形成了喜好“变古”的倾向，述说“风俗僭侈”，指斥“怪服、妖服”[18]的言论在宋代文献中可谓比比皆是。吴自牧在叙述杭州风俗时即称：“自淳＠⑦yòu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19]。至明代中晚期，慕尚新异，追求艳丽己成为一股社会风尚[20]，“士民竞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服”[21]的现象使士大夫发出了“极乱世界”的惊叹。[22]

出行由乘车、骑马变为坐轿，住房、家具由简朴趋于奢华，也都反映出消费民俗的巨大变化。我们从正史《礼志》、《舆服志》及历代王朝对民间衣食住行“越礼逾制”一再下达的禁令和某些不得已的放宽，可以看出统治者的惊恐和无可奈何。

相对而言，民间信仰习俗则较为稳定，变化十分缓慢，历代王朝不断下令禁止民间“淫祠”却难以收效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问题。

还有一些民俗事象，虽形式上长期延续，但实质内容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在传统的节日习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年节燃爆竹原是一种驱除鬼魅的手段，后世却被用来制造欢乐喜庆的气氛。宋代，人们已能制作双响的爆仗和连响的鞭炮，并创制了各式各样的烟花，除夕之夜，通宵达旦，声震如雷的爆仗、绚丽奇幻的烟花与鼓乐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元宵节源出以灯火祭神、礼佛的举动，后来也充满了观赏花灯的娱乐成分。立春宏道的《迎春歌》对当时热闹非凡的行春盛况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端午节原为“恶日”，但自宋代开始，也被视为“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色金，菖蒲切玉”的佳景时节，除沿袭驱瘟避邪的旧俗外，人们还“递相宴赏”，“对时行乐”。

F. 建国60周年变化作文德清

初中生建国六十年作文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收获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伟大祖国60岁的生日。万民同庆，举国欢腾，神州大地，普天欢庆各族人民的伟大节日。

六十年前的这一天，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迈开巨大的步伐，意气风发地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展翅翱翔，祖国插上了改革开放的翅膀，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的生活质量年年提高，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令世人瞩目。

是啊！仅仅五十六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那条通往家乡的路，我五岁时还是一条泥路，十岁时变成了柏油路，现在成了宽阔的水泥马路两边不再是简陋、低矮的平房，而是一排排花园式的别墅。中国的变化难道不使全世界人民刮目相看吗?!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4周年，中国人民不会忘记，64年前那些难忘的荧幕形象：小兵张嘎、狼牙山五壮士、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红莲……不仅唤醒了一代人对过往历史的怀念，而且呼唤着和平年代中的英勇和坚贞。六十四年可以让一个豆蔻女儿成为一个耄耋老人；六十四年，可以将一个呀呀学语的孩童变为已过花甲的老人；六十四年，可以让两代人先后走过“而立”……

记得2001年7月13日的晚上，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当宣布北京作为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时，中国人赢了！流泪了！谁会容忍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谁会容忍日本教科书随意改写“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它受过非人的侮辱，使它变得更加坚强，更加长盛不衰。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民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能够经受住百年的磨难，又怎会害怕挫折呢？

60年风同风雨雨，60年沧桑巨变，谁也不会忘记60年前一个个历史见证。我们坚信，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建国60周年作文

神舟七号胜利返航了，三位航天员满面笑容走出返回舱。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伟大壮举，也是献给伟大祖国60岁华诞的珍贵礼物和诚挚祝福。

今年，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面对严峻挑战和困难，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来自公文:有约)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今年以来，我国相继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展开了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斗争，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这种精神弥足珍贵，激励着灾区人民坚定信心勇气，重建美好家园；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中国运动员以出色的竞技能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开、闭幕式表演、赛事组织工作、志愿者服务、场馆设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给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更收获了一笔丰厚的物质精神财富。北京奥运会，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在这不寻常的一年里，有多少悲壮，有多少感动，有多少梦想，有多少光荣，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写进了共和国的历史画卷。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沉着，统揽全局，驾驭各种困难和复杂的局面，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回首3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神七一飞冲天，奥运成功举办，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成就，令中国人民倍感自豪，人们发自内心地赞叹：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我们已经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成就，我们必将书写更加雄伟壮美的篇章。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对中华民族来说，抓住并用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符合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祝愿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G. 武康镇的历史沿革

武康历史悠久，早在4100多年前，便是防风古国所在地。三国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开始建县，名叫永安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县境内有一座武康山，又改名武康县，在1958年武康并入德清县之前，一直是武康县城所在地。1983年10月12日，千秋人民公社恢复千秋乡建制，1985年4月15日撤销千秋乡并入武康镇，1992年扩镇并乡，对河口并入武康镇。1999年，区域调整，撤销上柏、三桥、秋山、武康四个乡镇，组建新的武康，并被确定为我县的中心城镇；2003年11月，原龙山乡从洛舍镇划出，并入武康镇。2007年6月，龙山村、龙胜村、王母山村、郭肇村、狮山村、秋山村、秋北村、兴山村共8个村从武康镇管辖中划出,由县开发区管委会代管。 2001年全镇实现工农业总产值38.1亿元，其中工业产值35亿元，实现税利1.82亿元，财政总收入9705万元，农民人均收入4641元。2004年全镇实现工农业总值6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56亿元，财政总收入2.2亿元。
2001年来，武康镇工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全镇共有工业企业1420家，其中“亿千”企业7家，“双伍”企业3家，规模以上企业49家，已形成医药化工、机械电子、轻纺织造、涂装设备、精密铸造、食品加工等八大支柱产业。
农业形成了早园笋、板栗、草莓、甘蔗、茶叶、蔬菜、特种水产（青虾）、粮经作物、生猪、花卉等十大效益农业基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武康镇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1994年德清县治迁至武康后，城区面积从0.6平方公里发展到2008年的14平方公里，城市基础设施齐全，教育、文化、商贸、金融全面发展。
2010年，在德清县城武康南侧，正孕育着一个重要的创新创业载体——德清科技新城。
建设德清科技新城是德清县贯彻浙江省委“两创”总战略、打造区域创新体系的根本要求，是深化“德清模式”产学研一体化的需要，是德清县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凸显城市特色的现实要求。
德清科技新城区位优势明显，位于杭州的北区，是长三角“二小时交通、经济、生活圈”的核心地带。境内有杭宁高速公路、申嘉湖（杭）高速公路、104国道、宣航铁路、09省道、杭湖锡航道、京杭大运河等。2008年，德清至杭州成功开通了城际公交；建设中的杭宁城际高铁、杭州第二绕城高速公路均在德清设立了服务区和互通口；规划中的杭州地铁、杭州城市快速道路衍射至德清，德清科技新城将完全融入杭州都市圈。
德清地处长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西部，东望上海、南接杭州、北靠环太湖经济圈、西枕天目山麓，是杭州都市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城市，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1]
德清科技新城生态环境优美，东与塔山接壤，西与城山紧挨，规划中的水系贯穿整个地块，享尽莫干湖、下渚湖、莫干山绝美风景。建设中的塔山森林公园紧邻德清科技新城，是一个集生态、观光、旅游、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城市山地公园。德清科技新城不仅是科技热土，更是山清水秀的人居栖地。
按照“一年启动、四年成形，八年成城”的目标，德清科技新城将成为科创研发、信息技术产业、创意产业、总部经济聚集、基础设施完善、商务服务一流、高端人才聚集、生态环境优美、绿色休闲宜居，具有鲜明科技特征的德清城市新区域。主要大力引进国家科研院所、央企集团科研所以及大专院校到科技新城建立科研分支机构；依托杭州创意之都的优势，大力引进动漫、传媒、创新工厂等新兴产业；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以网络信息、医疗信息、地理信息、金融信息等为主导，以新兴地理信息产业为主体，按照一年起步，三年初具规模，五年形成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的目标，与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共建“浙江省地理信息产业园”，五年内力争完成投资100亿元，引进各类地理信息企业100家以上，实现年销售收入300亿元、年利税30亿元，从业人员2万人以上，努力将“浙江省地理信息产业园”建设成国家级地理信息产业园，成为带动长三角、辐射全国、影响世界的地理信息产业基地；以科技新城特有的交通、区位、环境优势吸引各类现代服务业，聚集科技型的跨国公司、国内大型企业总部。目前，针对落户企业（机构），科技新城根据实际将提供项目补助、创业资助、风险投资、税收奖励、资质认定奖励、科研成果转化奖励以及住房补贴、公寓房租售、子女入学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打造政策和商务成本的洼地。力争通过八年的努力，完善基础设施，创新服务功能，建设长三角一流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引进一批国内外一流的科研机构，集聚一批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特别是研发骨干人才，建设一批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检测中心，德清科技新城力争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创新要素最活跃的研发基地之一。[1]
德清临杭工业区2009年成立，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工业区位于德清县东部，南接杭州市余杭区，西临武康县城。杭宁高速、申嘉湖杭高速、杭宁高铁、09省道、临杭大道或穿境而过、或绕园区而行；京杭运河、杭湖锡线航道穿越全境。发达的交通网络使工业区与杭州车程在半小时以内，与上海、南京、宁波等长三角大中城市在1～3小时车程内。
临杭工业区统筹布局、联动开发，工业区规划范围北、东以09省道为界，西至东苕溪，南接临杭大道，是临杭产业带的核心区域，下辖临杭工业区装备制造园区、临杭物流园区和新材料园区，总规划面积41.47平方公里，按照“一年完成规划、启动建设；两年建成A区，初见成效；五年完成框架、展现形象”的目标，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物流业、新型建材和高新技术产业，成为融入杭州主战场、中部产业集聚区和现代仓储物流中心，努力打造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2013年9月18日，德清保利置业与世界酒店巨头“凯悦”签署合作协议，凯悦旗下hyattplace凯悦嘉轩酒店正式入驻保利中心。
德清保利置业开发的房产项目——保利原乡位于东部新城，毗邻杭宁高速德清出口、杭宁高铁德清站，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保利原乡规划占地1800亩，目前已开发土地300亩，包括高层住宅、星级酒店、写字楼等，保利中心是其中一个高端商业综合体，由两幢高层大楼组成。
“本次合作是凯悦酒店首次进驻县级城市，这其中有保利置业积极推动的因素，也与德清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距离杭州、上海等大都市较近，交通便捷等区位优势相关。”保利原乡策划部唐雯介绍。
根据协议，签约的凯悦酒店就在保利中心内，酒店设计客房200间，按照凯悦酒店五星标准配置，打造德清地标型酒店。
凯悦酒店入驻保利中心将进一步提升保利原乡项目的品牌价值，对吸引杭州、上海等大都市的高端商务人士和顶尖人群入户德清，显然是重大“利好”消息。
据了解，保利中心计划在年内动工建设，3年内投入使用。
11月28日下午，保利凯悦嘉轩（HyattPlace）酒店在保利原乡举行开工典礼。据悉，作为世界知名的酒店品牌，凯悦对城市选择、商圈选择、物业设施的要求极为严苛，仅在少数一线城市的地标建筑进行酒店发展。例如，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深圳的万象城等，无一不是当地的城市地标。此次凯悦嘉轩酒店入驻德清，是凯悦集团在国内首度进入县级城市。保利与凯悦的强强联手，必将拉升区域生活品质，相信未来城东新城将是德清最具大都会气质和世界水准的 “核心生活区”。
德蓝广场位于德清城市CBD核心区，东临余英溪，西至云岫路、南至丰桥港、北面为五星级金港大酒店。项目用地面积18400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为4248平方米。
德蓝广场西南侧为德清县政府与正在建设的县文化中心广场，南侧为规划的城市滨河休闲公园，周边交通便利，自然与人文环境优越，拥有一线双水岸的天然景观优势。小区主要为4.1万平方米的住宅及2.6万平方米的办公建筑配套。其中住宅由1幢27层与 4幢16层的高层围合而成。建筑高度为100米办公写字楼将以恢弘气度成为德清县的城市地标性建筑。德蓝广场将以现代的理性形象，体现自然典雅的生活氛围与浓郁的文化气息，彰显出集人文沉淀与开拓创新的德清城市精神。
德蓝广场西南侧为德清县政府与正在建设的县文化中心广场，南侧为规划的城市滨河休闲公园，周边交通便利，自然与人文环境优越，拥有一线双水岸的天然景观优势。(公共交通：东临余英溪，西至云岫路、南至丰桥港、北面为五星级金港大酒店)
正翔商业广场等。
浙江工业大学德清校区
014年11月22日上午，在第五届游子文化节上，举行了浙江工业大学与德清县政府全面战略合作暨共建德清校区项目的签约仪式。浙江工业大学德清校区的建设，为德清县的发展掀开了重要一页，必将对该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同时也为浙江工业大学的再次腾飞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除此之外，还有金融基地等项目也一一在武康落成。 教育卫生方面，武康镇拥有从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的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医疗卫生设备精良，机构网络健全。曾先后被评为省级教育强镇、省级卫生县城和市级文明城镇，省级文明城市。
城镇建设方面，武康城区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2005年武康城区面积已达到6.5平方公里，人口6万。一大批现代化的交通、电力、通讯、供水、教育、文化、商贸和居民住宅小区等城市基础设施相继建成，配套齐全。占地11.2公顷地千秋广场2005年建成。占地20公顷地市民公园已于2001年开工启动。“美化、净化、亮化、硬化”工程的实施已使武康新城风姿灼灼、管理有序。

H. 湖州历史名人的故事

湖州文化历史悠久，湖州是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被誉为“文物之邦”“鱼米之乡”的美誉，同时也有许多名人在此地诞生。湖州的历史名人有：

一、吴均
吴均（469—520），南北朝梁代文学家、史学家。字叔庠，吴兴故鄣（今安吉县）人。他出生贫寒，好学，有俊才，通史学。梁初，柳恽任吴兴太守时，召为主簿，常与赋诗，后为建安王记室，又迁国侍郎，入为奉朝请。他为人耿直，写《齐春秋》时，不顾梁武帝萧衍的忌讳，如实地记录了齐、梁间的历史，梁武帝恶其实录，免其职，焚其稿，而遭迫害。

后又奉诏撰写《通史》，皇自三始，迄于齐代，未成而卒。曾注范晔《后汉书》，著《庙记》、《十二州记》、《钱塘先贤传》等百余卷，都散佚。散文以写景见长，文体清拔，时人或仿效之，称为“吴均体”。如《与朱元思书》、《与施从事书》、《与顾章书》等，皆工于写景，清新秀逸，艺术成就较高，为六朝骈文之名作。

诗亦刚健清新，富有感情，明人辑有《吴朝请集》。他还写有志怪小说《续齐谐记》等。吴均的作品“文体清拔有古气”，在当时颇有影响，自其文风清拔，而有“古”气，自称“吴均体”。其诗今存140余首，多为友人赠答、赠别之作。音韵和谐，风格清丽，属于典型的齐梁风格；但语言明畅，用典贴切，无堆砌之弊。

二、沈约
沈约（441—513），南北朝时梁代著名文学家、诗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今德清县）人，历仕宋、齐、梁三代，后助梁武帝登位，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后至尚书令，卒谥隐。他也是齐、梁文坛的领袖，学问渊博，精通音律，与周禺等创四声八病之说，要求以平、上、去、入四声相互调节的方法应用于诗文，避免八病，这为当时韵文的创作开辟了新境界。

其诗与王融诸人的诗皆注重声律、对仗，时号“永明体”，是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这些诗词藻绮丽，偏于雕饰，对当时的文风很有影响，但内容狭隘平庸，走入了形式主义的歧途。

沈约孤贫流离，笃志好学，博通群籍，擅长诗文。在沈约的少年时代，他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时期的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沈约从小就是这样的立志不变，勤奋好学，而这也是他成才的原因。

三、陈霸先
陈霸先：陈高祖黄武帝陈霸先（公元503年—559年），字兴国，小字法生，汉族。吴兴郡长城县（今长兴县）人，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南北朝时，陈氏家族迎来了家族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陈氏后裔陈霸先移梁之祚，以禅让的方式建立起陈朝。

陈霸先出身于乡里小吏，却好读兵书，精于武艺军事，明达果断，博大胸怀，又逢一个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时代，就如鱼得水，以其威武贤德，得民心于天下，开创了陈朝。可以说他和他所建立起来的陈朝虽然短暂却非常重要，而陈霸先本人堪称南朝的“第一英主。”卞孝萱这样认为。陈霸先的家乡在今天的浙江湖州长兴县。

根据史料记载，陈氏虽是当地的大户，但是在门第之见很深的南朝，陈家也只能算作寒门而已。但正是这样的寒门内，却出了个未来的英主陈霸先。《陈书》中称陈霸先“读兵书，多武艺”，而南史中更是记载他：“涉猎史籍，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多武艺。”在当时，能够读史籍、兵书，又多武艺的人可称得上是文武全才了。从村官到皇帝“这就是卞孝萱对陈霸先政治道路的评价。

最初，陈霸先只是乡间小吏。而后，怀着满腔报国之志的他，来到梁都建康（今南京）做一个看守油库的小吏，在得到梁朝贵族的赏识后，平步青云，并因在广东一带平叛有功而名声鹤起。最终，成就陈霸先帝业的是那场著名的“侯景之乱”。通过平定“侯景之乱”，功高一世的陈霸先渐渐控制了梁朝的政权，并于太平二年（557年）废梁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