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历史意义

『壹』 于谦是什么朝代的人

明朝。

于谦（1389～1457），明代大臣。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初任御史，历官兵部尚书。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为瓦剌俘去，于谦拥立明景帝，击退瓦剌的侵扰，捍卫了北京，功炳史册。

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平素俭约，居所仅能遮蔽风雨。但因个性刚直，招致众人忌恨。后徐有贞、石亨等迎明英宗复位，将他杀害。明孝宗追谥肃愍，明神宗改谥忠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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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的事迹：

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期间，边防战乱不断。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两千余人贡马，向明朝廷邀赏。由于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瓦剌借机就制造衅端，于这年七月率大军向边境骚扰。

明军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率五十万大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惨败，明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俘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尽管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同时得晋兵部尚书。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不久，加封少保，总督军务。

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

瓦剌进攻北京失败后，其部族首领“也先”挟英宗逼和。于谦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坚决不同意，瓦剌被迫释放了英宗。英宗回来后，被弟弟景帝囚禁在南宫。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徐有贞、石亨等人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于谦被逮捕下狱，以和岳飞同样的罪名“莫须有”被杀。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于谦

『贰』 于谦的历史资料

于谦（1398.5.13－1457.2.16），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汉族，明代名臣，民族英雄。永乐十九年进士。宣德初授御史，出按江西，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四年召为兵部左侍郎。土木之变，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钰监国，擢兵部尚书。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决策守京师，与诸大臣请郕王即位，为明景泰帝。瓦剌兵逼京师，身自督战，击退之。论功加封少保，总督军务，终迫也先遣使议和，使太上皇得归。天顺元年谦以“谋逆”罪被冤杀。弘治谥肃愍，万历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祖籍考城（今民权县），故里在今民权县程庄乡于庄村。于谦的曾祖于九思在元朝时离家到杭州做官，遂把家迁至钱塘太平里，故史载于谦为浙江钱塘人。于谦少年立志，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所见人无若此儿者，异日救时宰相也。”十二岁时于谦即写下明志诗《石灰吟》。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为进士。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待高煦出降，宣宗让于谦数说他的罪行。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伏地战栗），自称罪该万死，宣宗大悦，任命于谦为御史，当即下令派其巡按江西。巡按外地正是御史的职责，也不算什么高升，但皇帝的这一举动明显是想历练此人，然后加以重用。
于谦外出巡按江西，昭雪了被冤枉的几百个囚犯。他上书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皇帝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书提出。一年上书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手（绢）帕蘑（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闾阎就是里巷的意思，此句的意思是免得被人说长道短。此诗写成后远近传诵，为一时佳话。于谦如此不阿，自然引起了宦官王振的极度不满。

『叁』 历史人物于谦大传概括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明朝大臣，祖籍考城[1] ，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人。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辛丑科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平叛后，身为御史的于谦因数落朱高煦有功，被宣宗升任巡按江西，颂声满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2]
正统十一年（1446年），进京觐见因不向王振献媚送礼，引起王振不满遭其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明英宗不满的罪名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额森）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肆』 历史上，明英宗为什么要杀死于谦呢

明英宗朱祁镇杀死救时名臣于谦，原因其实就一个字：蠢。

↑徐有贞是害死于谦的直接凶手↑

但小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能折腾，脸皮厚，徐有贞通过讨好大学士陈循（此人也是主战派，但明显不是于谦那种清廉之人），得以升迁。徐有贞还特意拉拢于谦门人，于谦不知内情，但他还是替徐有贞说话了，奏请景帝朱祁钰让徐有贞担任国子监祭酒。

于谦之所以这么做，绝不是因为他接受了徐有贞的贿赂，而是他打心眼里就不认为徐有贞有多坏，尽管徐有贞提议迁都逃命，但当时情况危急，有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

可朱祁钰不干了，他对徐有贞印象深刻，反问于谦：“这家伙就是提议南迁的那个徐有贞吧，不是什么好人！” 朱祁钰的判断是对的，徐有贞真的不是什么好人

『伍』 求历史上对于谦的评价。。。

赞曰：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艰虞，缮兵固圉。回景帝既推心置腹答，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变起夺门，祸机猝发，徐、石之徒出力而挤之死，当时莫不称冤。然有贞与亨、吉祥相继得祸，皆不旋踵。而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卒得复官赐恤。公论久而後定，信夫。

这段摘自张廷玉版的明史·卷一百七十 列传第五十八 于谦列传。

『陆』 于谦的历史故事有哪些

于谦（1398年—1457年）,字廷益,浙江钱塘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专于他的相貌,说：“这属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永乐十九年,于谦考中了进士.
宣德初年,任命于谦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他声音洪亮,语言流畅,使皇帝很用心听.顾佐任都御使,对下属很严厉,只有对于谦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护从皇帝驻扎在乐安时,高煦出来投降,皇帝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高煦伏在地上战保,自称罪该万死.皇帝很高兴.班师回朝北京,给于谦赏赐和各大臣一样.
于谦外出巡按江西,昭雪了被冤枉的几百个囚犯.他上疏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皇帝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疏提出.一年上疏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柒』 关于于谦的丰功伟绩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年少时，他就展露出卓尔不凡的气质。据说于谦七岁时，一个僧人见到他，觉得这个孩童日后必有大的作为，断言他是将来的“救时宰相”。少年于谦，机智过人，能诗善对。八岁时，一次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之曰：“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的于谦中进士。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稳之际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未战而降，宣宗命于谦口数其罪。于谦义正词严，声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战栗不已。宣宗非常欣赏于谦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有政绩。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应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是明廷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大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业，似乎应验了早年僧人的预言。由此，于谦在历史长廊里留下了他动人心魄的身影。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年轻气盛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史称“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明朝失去了对蒙古军事力量的优势，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土木之变，使得明朝面临的局势极其危险。英宗为也先俘获，明朝陷入了国无君主的窘境。同时，英宗成为也先手中的一个筹码，随时随地可以向明廷要挟索价。也先挟持英宗，乘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数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备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户人家纷纷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惊愕，束手无措。皇太后孙氏和英宗的皇后钱氏将宫中的财宝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马驮赴也先大营，幻想能够以此换取英宗的自由之身。当然，这种妇人之见是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的。

正是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紧要关头，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忠义大臣处变不惊，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粉碎了也先的阴谋，稳定了大局。于谦此刻挺身而出，成为抵抗派的领军人物。他果断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第一，禁南迁之议。面对也先军队直扑北京的严峻形势，是战是守，大臣们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讲徐珵（chénɡ）善于星象之数，托言星象有变，朝廷应当南迁。对此，于谦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坚决反对南迁。他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监国郕（chénɡ）王朱祁钰（yù)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守卫北京之策乃定。

于谦言南迁者可斩也，绝非耸人听闻，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确建议。试想，明朝虽实行南北两京之制，南京为陪都，但是一旦南迁，则北京势必不保，长江以北将不为明廷所有。有史为鉴，当年宋朝徽、钦二帝被俘，宋高宗赵构逃至江南而失国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张，恐怕中国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捌』 于谦的历史评价

《明史》赞曰：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艰虞，内缮兵固圉。景容帝既推心置腹，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变起夺门，祸机猝发，徐、石之徒出力而挤之死，当时莫不称冤。然有贞与亨、吉祥相继得祸，皆不旋踵。而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卒得复官赐恤。公论久而后定，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