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之会的历史性意义

① 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是怎么回事

在现在的江西省铅山县有一古寺，寺虽不大，貌也不惊人，但却因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寓居于此，并在这里发生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因而远近闻名。

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

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关于这一点，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

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会上，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

此次“鹅湖之会”，双方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如今，这座古寺也许是因为有这么一次重要会议，也许是因为朱熹住过，将其作为“书房”，作为教书育人之地，因而也叫做“鹅湖书院”。

② 朱熹，陆九渊的哲学论争涉及哪些重要范畴

南宋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兄弟之间的思想分歧而“会归于一”，邀请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等到信州铅山鹅湖寺相会，讨论学术问题，就“为学之方”等展开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朱陆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朱熹侧重于“道问学”，先博后约，通过泛观博览反归之约来认识天理，陆氏以之为“支离”；陆九渊主张“尊德性”，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忽视知识积累，以求顿悟，直指人心，朱氏认为“太简”。
朱陆理学思想之间的分歧体现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而焦点集中在是否以心为宇宙本体。
朱熹以心与理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理是本体,心不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陆九渊则以心与理为一, 心为宇宙本体，以心统贯主体与客体。
朱熹认为理是产生万物根源,心具众理而应万物,故主张即事穷理,通过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的积累,最终达到豁然贯通，掌握天理；陆九渊则认为心涵万物,心即众理而成宇宙,故主张先立乎大，掌握宇宙最高法则，主张离事自悟，内求于心。
朱熹认为理在物（气）中,一理散为万殊,物物各具其理,而主张即事即物，穷究其理,注重讲学读书,泛观博览；陆九渊则认为理在吾心,吾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良知良心所固有,故主张发明本心,注重反身而求的“养心”,反对一味讲学读书,认为讲学是向外驰骛,戕害本心,流于支离,只有存心养心的内心自我悟求,才能见心明理,达于易简。
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彼此不合。形成理学思潮中的两大派。（详细见蔡方鹿《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及其意义》一文）

③ 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谈了些什么，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朱熹认为，“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九渊和兄陆九韶认为“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结论“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不过这次辩论对中国影响有限，双方也没有什么共鸣和启发

④ 辛弃疾的论鹅湖会是什么

文学史上的鹅湖之会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陈亮往上饶拜访辛弃疾，二人于鹅湖寺相聚数日。期间，两位词人共商恢复大计，畅谈英雄理想，并相互激励、写出数首相互酬答的唱和词。

【详细资料】
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

稼轩词派是宋代词史上最为耀眼的一个词派,刘扬忠先生将其推许为“南宋前期词坛审美主潮的最高代表,也是整个南宋时期人数最多、艺术生命力最为强大且影响深远的第一大词派”,并认为辛弃疾是这一词派的“主帅和灵魂”,陈亮、刘过为第一、第二“健将”,韩元吉、陆游则为这一词派的“同盟军”。而词派之中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交往与词的创作又为词派的形成和词派影响的扩大搭建了一个十分厚实的平台这其中鹅湖之会无疑更是辛弃疾、陈亮交往乃至稼轩词派形成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应予以关注。辛弃疾与陈亮两人的交谊最早可以定在淳熙五年(1178年),是年正月陈亮至临安,诣阙三上孝宗书,其间在临安逗留了20天。此时,辛弃疾从江西安抚使任召为大理少卿。于此,《陈文集》中有载:“辛幼安、王仲衡俱召还,张静江无别命否?元晦亦有来理乎?”两人的临安相聚在陈亮后来给辛弃疾的书信中可以得到证实:“亮空闲没可做时,每念临安相聚之适。”临安相聚,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在其后时日中,陈亮曾数次致信辛弃疾,辛弃疾也曾向朋友屡屡问起陈亮的境况。在《与辛幼安殿撰》书中陈亮说:“一别遽如许,云泥异路又如许,本不欲以书自通,非敢自外,亦其势然耳。前年陈咏秀才强使作书,既而一朋友又强作书,皆不知达否?不但久违无以慰相思也。去年东阳一宗子来自玉山,具说辱见问甚详,且言欲幸临教之,孤陋日久,闻此不觉起立,虽未必真行,然此意亦非今之诸君子所能发也。”此信作于淳熙十年(1183年)。也是在这封信中,陈亮与辛弃疾相约在秋天访问上饶,最终却没有成行。这一访问最后被推迟到了5年后的冬天。这就是词史上著名的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陈亮一生亦是以恢复为己任,尽管一生中曾三次入狱,但是始终没有泯灭他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鹤林玉露》载:“朱文公云,辛幼安陈同甫朝廷赏罚明,此等人皆可用。”一由此可见,在朱熹的眼中,辛弃疾和陈亮是属于同一类人物的。从《中兴五论》到《戊申上书》,陈亮一生曾多次上书朝廷,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六达帝廷,上恢复中原之策;两议宰相,无辅佐上圣之能”。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向来持妥协政策的太上皇赵构驾崩,这点燃了陈亮的希望,他寄希望于孝宗皇帝能够在宋高宗赵构死后有所作为,淳熙十五年(1188年)春,陈亮特意到京口、建康等地实地考察,并回到临安再次上书孝宗皇帝,怎奈此时宋孝宗已经时近暮年,恢复之志已经泯灭,在次年便将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赵,即宋光宗。这是鹅湖之会的政治形势背景。政治主张的受挫带给陈亮的是无比沮丧的心情,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他依然四处奔走呼号,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便有了这次鹅湖之会。

关于此次两人的相会,辛弃疾所作《贺新郎》词序中有着详细的记载:“陈同甫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鹚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贺新郎》以见意。又五日,同父书来索词。心所同然者如此,可发千里一笑。”从本意上看,陈亮此次上饶之行的目的在于寻求政治上的盟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由于朱熹的缺席,陈亮的这个计划落空了,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却在词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为一个词派的形成创造了不小的影响。从这组唱和词的创作心理背景去考虑,两人之间亦有着相似的心理特征和人生遭际。共同的政治主张与共同的不为当局所用的沉沦的处境是两人此时共有的特征。首先,两人都志在恢复,有着共同的政治主张,辛弃疾一生志在恢复,这是我们屡屡言及的一个话题,即使是赋闲在家,神州陆沉之痛仍然是辛弃疾难以释怀的所在。陈亮一生中虽然为人所冤三次入狱,但是始终没有忘怀抗金大计。这次鹅湖之会的目的也即在此。其次,从两人此时的心境来说,悲愤是两人此时心情的基调。从淳熙八年冬被论罢官,到十五年冬两人的相会,辛弃疾在上饶已经闲居整整7个年头。词人此时生当壮年、满腹报国之志,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心中充满了抑郁不平之气。陈亮的心境也大致相似。本想上书孝宗重振抗金大计,却没有得到孝宗的理解和支持,这对陈亮的打击也是很大的。带着这样的心情,陈亮来到上饶,本欲在这里会见朱熹,陈说自己的主张,希望能够得到朱熹的支持,谁知,朱熹也爽约了不得已,陈亮在上饶逗留十日后,遗憾地飘然东归,所以上饶之行也一无所获。其时的心情也可想而知。因此,从整个基调上来看,笼罩此次两人唱和之作的便是一种悲慨、沉郁的特征。这次鹅湖之会留下了五首唱和之作,五首词虽然以别后相忆作为一个基本的背景,但是中心的内容却是对家国的伤怀,辛弃疾的首篇怀恋词就是这样,虽然写的是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却是在家国山河破碎、个人理想不得实现的情绪中表达出来的: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相对于辛弃疾的迂回婉转,陈亮的和词则来得直接,对家国之现状的忧虑和痛心表达得更为痛快淋漓: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在陈亮此词的感染下,辛弃疾的答词相对于其第一篇也变得更加慷慨激昂起来,在词的内容加入更多的家国的内容: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唤鸣瑟。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神州离合、关河路断,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却不为人所赏,失路的英雄只能有无尽的慨叹了。然而“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决绝,分明又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壮志满怀、不畏艰难的英雄。在陈亮的和作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精神:话杀浑闲说。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百世寻人犹接踵,叹只今、两地三人月。写旧恨,向谁瑟。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身为男儿理当舍弃儿女情长,英雄的事业更需要等待时代的际会。陈亮对自己报效国家时日的到来充满了信心,然而“壮士泪,肺肝裂”的沉痛分明又让人感到一种悲凉,一种无奈。鹅湖之会所留下的两人唱和往来的几首词作,从数量上讲并不为多,但其意义却非同寻常,首先是充实的现实内容、真切的英雄报国之志作为词的内容上的主要表现对象,强化了稼轩词派的显性特征。稼轩词派作为宋词的一支重要流派,不仅在风格上体现为一种雄肆豪放的特征,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这一词派同词史上的其他词派相比,一个更为显著的特征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对社会的强烈使命感。词作为一种抒情文学的体式,其所关注的焦点从一开始更多的是作为抒情主体的“小我”,浅吟低唱中更多的是男欢女爱、风花雪夜的表达,而很少有对家国、对社会的大的内容的关注。靖康之难后,南渡词人群体开始以词表现自己的家国之悲、神州陆沉之痛,词所聚集的焦点才开始更多地指向社会、家国。以派而论,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对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在词中的表现,是辛弃疾和陈亮两人及其所代表的稼轩词派词的一个共有的特征。其次,陈亮的加盟扩充了稼轩词派的创作队伍,壮大了这一词派的创作力量,使得稼轩词派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流派。人们通常所说的“花间派”其实仅止于词风上的一种相似,并无实际的创作主体之间的声气相通,因此并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词派,稼轩词派则不然,这一词派不但有着共同的风格取向,而且有着核心的创作队伍,更有着词派中创作主体之间的彼此唱和、推扬,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宋代词史上绝无仅有的,也是其他词派所无法比拟的。应该说时至此时,辛弃疾作为稼轩词派的主帅和灵魂,其词的基本风格已经基本形成,也就是说,作为词体一种的“稼轩体”,在此时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规模,《稼轩词》于本年的刊刻问世表明了辛弃疾词的创作风格的初步成熟,而范开在《稼轩词序》中关于辛弃疾其“词之为体”的一番精彩论述,更是稼轩词成熟的一个有力证据。陈亮在此次鹅湖之会之前词的创作风格也已经显露了雄放的特征来,早在鹅湖之会的前四年,即淳熙十一年(1184年)为章森使金所作的一首送别词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雄肆横放风格:“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是否在鹅湖之会前陈亮已经在自觉地和辛弃疾的词风靠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鹅湖之会的唱和对于推动稼轩词派的群体性创作特征的形成,这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是存在的。两人在词的创作上的联盟表明了稼轩词派声势上的壮大和稼轩词派风格的进一步完善。

在此之前的稼轩词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的是一种个体行为,与词派的关涉并不太大,而陈亮的加盟无疑为词派的形成增添了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使得稼轩词派更具有词派的规模和特征,而这种规模和特征的形成,辛、陈鹅湖之会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将两个词风相近的创作个体实质性地联到了一起,加之以后的刘过的加盟,彼此之间的唱和与词风的自觉追摹,使得这个以豪放为主要标志的词派在核心人物上有了明显的特征,正式形成一个词派。

⑤ 朱熹奇闻轶事，卜卦算命、何谓鹅湖之会是怎么回事

朱熹是宋代理学和儒学的集大成者，字元晦，号晦庵，他自小向父亲问天的时候，就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才华来。后来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的奇闻轶事，包括卜卦算命、鹅湖之会等等，非常的有趣。朱熹很爱读书，常常读得废寝忘食，这才成就了一代著名的理学家和思想家。
这就是朱熹卜卦算命和鹅湖之会的故事，他的学说和思想对后世也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⑥ 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辩论是宋代大儒朱熹与那一人物的争辩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由吕祖谦邀集，意图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两派争执。实质上是朱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场争论。它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