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士族南迁影响意义文库

1. 中国历史上数次汉人南迁的原因 和对后世影响

永嘉之乱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腐朽的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使黄河流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促进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安史之乱”时期发生在唐代，约有100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3.“靖康之乱”时期发生在北宋，1125年金灭辽开始南下攻打北宋，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北、四川，这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4.“金完颜亮”时期1161年金撕毁了与宋的合约，大举南侵，淮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迫使淮河流域的居民南迁到长江流域，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南、江西等地。5.“蒙古兵南侵”时期忽必烈等上汗位后，于1273年出动大批蒙古兵南侵，发动了消灭南宋的战争，主要战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当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大量向珠江流域迁徙，主要迁入广东、广西、福建等地。6.“走西口、闯关东”时期19世纪后期的旧中国，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入东北，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1923年－1930年间移入东北达300万人，1937年一年就达到70万人。此外，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也有很多来自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民。7.“东南沿海下南洋”时期欧美资本主义侵入东南亚后，为掠夺东南亚资源，招收中国破产农民作为开发殖民地的劳动力资源，并贩卖中国劳工，致使东南亚人口激增。黄河中下游平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从秦汉时期开始，我国人口就由黄河中下游平原向四周扩散，重点是向南方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扩散。由“安史之乱”而引发的人口大迁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格局，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北方人口，中国人口地区分布的中心首次由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引起我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原因，其中最直接的就是移民支边、战争和自然灾害。如我国历史上，每发生一场战乱或者灾荒，就会引起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口迁移有利于各民族的大融合。

2. 史上三次南迁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或外族入侵，便有世居于中原北方的名门望族和百姓向南方迁徙，其中尤以三次南迁的规模最大，又被称作“衣冠南渡”。

衣冠：衣和冠，古代士以上戴冠，因用以指士以上的服装。泛指衣着，穿戴，专指礼服。代称缙绅、士大夫。借指文明礼教。

南渡：所谓“南度”，渡水而南，犹南迁。晋元帝、宋高宗皆渡长江迁于南方建都，故史称“南渡”。

综上所述，虽然发生于我国历史上的三次南渡，对古代人民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害，但是，发生在战争之下的迁徙也给包括江南在内的部分南方地区带来了盎然生机。

3. 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有什么重要意义

江南地区的开发（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
江南地区的开发：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迁,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这是我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的特点：
江南开发迅速,中原发展相对缓慢；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商品经济水平较低；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伴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各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
1、北方地区的战乱,导致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西晋末年以后,上百万北方人口的南迁,充实了江南地区的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2、南方少数民族于汉族融合,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3、南方政权的一些统治者推行劝课农桑、奖励耕织、安抚流民、兴修水利等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
4、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集中在北方,南方的战争多为统治阶级内部,为经济发展保持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5、南方优秀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蕴含了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
6、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影响.“永嘉南渡”不仅是北方百姓的南移,北方的士族大姓,甚至是晋朝政府的南移,也为江南的发展带去了大批人才.
7、人民的辛勤劳动,北方的流民组要集中在荆州和扬州,其次是闽江流域及岭南等地,为了重建家园,求得安定的生活,他们有着强烈的经济开发愿望.

4. 东晋南朝时,中原人口南迁在我国历史上有什么重要意义

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和各民族间的融合.
分析：
江南地区的开发（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
江南地区的开发：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迁,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这是我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的特点：
江南开发迅速,中原发展相对缓慢；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商品经济水平较低；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伴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各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
1、北方地区的战乱,导致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西晋末年以后,上百万北方人口的南迁,充实了江南地区的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2、南方少数民族于汉族融合,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3、南方政权的一些统治者推行劝课农桑、奖励耕织、安抚流民、兴修水利等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
4、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集中在北方,南方的战争多为统治阶级内部,为经济发展保持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5、南方优秀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蕴含了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
6、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影响.“永嘉南渡”不仅是北方百姓的南移,北方的士族大姓,甚至是晋朝政府的南移,也为江南的发展带去了大批人才.
7、人民的辛勤劳动,北方的流民组要集中在荆州和扬州,其次是闽江流域及岭南等地,为了重建家园,求得安定的生活,他们有着强烈的经济开发愿望.

5. 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有什么重要意义

答：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和各民族间的融合。

分析：
江南地区的开发（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

江南地区的开发：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迁，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这是我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的特点：
江南开发迅速，中原发展相对缓慢；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商品经济水平较低；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伴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各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
1、北方地区的战乱，导致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西晋末年以后，上百万北方人口的南迁，充实了江南地区的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2、南方少数民族于汉族融合，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3、南方政权的一些统治者推行劝课农桑、奖励耕织、安抚流民、兴修水利等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
4、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集中在北方，南方的战争多为统治阶级内部，为经济发展保持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5、南方优秀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蕴含了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
6、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影响。“永嘉南渡”不仅是北方百姓的南移，北方的士族大姓，甚至是晋朝政府的南移，也为江南的发展带去了大批人才。
7、人民的辛勤劳动，北方的流民组要集中在荆州和扬州，其次是闽江流域及岭南等地，为了重建家园，求得安定的生活，他们有着强烈的经济开发愿望。

6. 中国古代历史上三次南迁的历程 原因 影响 启示

我国历史上曾进行过三次人口迁移，这三次大迁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人口迁移的原因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人口迁移。所谓“人口迁移”，一般是指人口分布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这种变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变动。黄河流域是中国最早的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中国人口最初生活和繁衍在这一片地区。引起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战乱、移民支边和自然灾害等，但战乱往往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人们为逃避战乱地区而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下面分别对三次人口南迁情况进行介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人口南迁高峰

1、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特别是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和西晋的“永嘉之乱”，黄河流域战火连绵，长时间的战乱对人民的生活造成了重大的灾难，严重的破坏了人们经济生产，北方人民为逃避战乱不得举族南迁，对于第一次的南迁描述，史称“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2、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第二次人口南迁高峰
在安史之乱前，唐朝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国力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后达到鼎盛，在这段鼎盛时期内唐朝的土地制度——均田制和军事制度——府兵制逐渐遭到破坏，由于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逐渐被日益盛行的募兵制取代，募兵制的形成，使军队开始变为私人武装，很快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力量——节度使，致使唐朝的军事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形成条件，“安史之乱”致使黄河流域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被迫南迁，对于战乱后的人口迁移的描述，史称“四海南奔似永嘉”。

3、宋代靖康之乱时期——第三次人口南迁高峰
在宋代“靖康之乱”前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混战，南方相对安定，人们纷纷南迁，但这一时期的南迁规模不及“靖康之乱”后的人口迁移规模。由于宋代统治者实行的是“守内虚外”的政策，同时宋朝国内的冗官、冗兵、冗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是构成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造成“靖康之乱”的重要因素之一。“靖康之乱”后，金兵大肆劫掠，中原战乱又起，随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人口南迁高峰，对于这次南迁的描述，史称“高宗南渡，民从之者如归市”。

人口南迁对于南方地区的影响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不仅增加了劳动力，有利于开垦荒地，而且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刺激的南方经济的增长，为南方农、工、商各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伴随着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所带来的是中国古代南北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经济重心南移，经济重心南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自东汉末年，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两宋最终完成。由于北方较南方战乱较多，所以北方的经济特点一般是反复的破坏和恢复，而南方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比较优越，其经济特点是持续的开发。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经济迎来了第二次飞跃，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愈加明显。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管子》、《汜胜之书》以及《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的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不论在质或量上方面均发生显著的变化。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影响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劳动是财富生产的唯一源泉。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生产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和积极表现，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寻觅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经过长期艰苦卓越的奋斗，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人口南迁的意义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特别是中原地区汉族人民迁居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少数民族内迁到内地，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相互融合，丰富了各族经济文化生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与发展。人口的南迁使我国人口的地理分布趋于平衡、合理，改变了古代人口布局，促进了民族融合，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于当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格局产生，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意义。

7.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迁都”，产生了什么深远影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军事上，北魏原来的都城平城地理位置偏于北方，易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不利于对整个北方的军事控制，同时也不利于加强北魏对中原地区的管辖和治理。经济方面，旧都平城地方寒瘠。虽然从398年定都平城至迁都洛阳之时已有百年历史，农业也有所发展，但粮食产量远不够供应军需和不能满足都城人口的需要，再加上无水路漕运之便，从外面运入粮食也困难，要解决粮食问题，就需要迁到农业发达、运输方便的地区。政治上，为了镇压中原地区日益频繁的武装暴动，实现统一全国大业的需要，摆脱平城地区鲜卑贵族盘根错节的势力网，削弱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尤其是尽快摆脱已故冯太后的阴影，不让冯太后的势力继续左右政局。文化方面，北魏虽然实现了北方的局部统一，但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隔阂，文化冲突剧烈，不利于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改变鲜卑民族的旧俗，深化改革，使北魏王朝以华夏正统的姿态雄踞中原，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洛阳是历代帝王建都立业之所，也是汉文化积淀深厚之地，迁都洛阳不仅有利于巩固前期改革的成果，还有利于进一步推行深层次的改革。洛阳曾是多个汉族王朝建都之地，孝文帝要通过迁都洛阳取得汉族地主认可的正统地位。在加上当时的洛阳已很繁荣。

8. . 历史上,对徽州文化带来较大影响的三次士族南迁分别是

历史上对徽州文化带来较大影响了三次南京分别是什么？他南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嗯，带来对它的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的。

9. 哪位能给我讲一下，中国古代“士”和“士族”的产生、发展、影响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演变

(1)萌芽（东汉）
政治：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 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
经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2）形成（曹魏、西晋）
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中国东汉后期至南朝末年在社会上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东汉时期，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 ，甚至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而且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些特征的家族。东汉时期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所以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门阀大族是大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当政的外戚、宦官都要同他们联结、周旋。门阀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 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与这个阶层结合在一起。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故而一再发布“唯才是举”令，选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曹操不但没有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曹操死后，曹丕 在尚未代汉称帝之前，采纳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
（3）巩固（西晋）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西晋时虽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但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选择人才的作用，以致于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西晋规定高官显爵者各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并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徭役的户数，但在占有大量田地情况下，高官显爵者必然拥有更多超过法令规定的从事劳动的依附人口。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后汉、曹魏以后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拥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4）鼎盛（东晋）
西晋亡后，在门阀士族的拥戴下，东晋王朝得以建立，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但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各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扬州与荆州)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终东晋一朝，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桓玄曾一度推翻司马氏统治，自立为帝，后失败被杀。
（5）渐衰（南朝）
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到了南朝时期，南朝宋武帝刘裕从东晋门阀专政、王权弱小、方镇割据的积弊中汲取教训，努力加强皇权，因而南朝世家大族虽然在社会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未变，不仅拥有大量田地，而且封山占水，实行庄园经济，占有广大田庄山泽和附属于土地上的大量依附人口，但实际军政实权大为削弱，政治权力主要已不在他们手中。南朝士庶之别非常严格，士族通过仕宦途径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形成封闭性集团。士族所居官都是被认为“清显”的职位，一般不理政事。士族中又有高低阶层之分，两者之间一般也不通婚，低级士族担任的某些官职，高级士族不屑担任。侯景之乱使世家大族 遭受沉重打击。承圣三年(554)，西魏军攻占江陵，俘衣冠士族数万口，驱入长安为奴婢。这是对南方门阀士族的一次沉重打击。在陈朝，无论侨姓士族或江南士族，不仅政治上早已无所作为，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也都一落千丈，门阀制度已经没落到徒具躯壳了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候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
（6）消亡（唐末）
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形成原因
（1）历史根源:东汉以来的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
（2）政治原因:魏晋政权统治基础是士族，皇帝依赖于士族的支持；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势力，维护政治特权的工具，）

衰落原因
（1）自身腐朽：腐朽奢华的生活、与身俱来的特权导致士族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
（2）东晋、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庶族乘机逐渐典掌机要；
（3）侯景之乱的冲击。晋朝南渡士族“寝略殆尽”；
（4）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
（5）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彻底扫荡结束士族制度）

影响
士族制度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特点，也是西晋政治腐败黑暗的表现，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消极作用
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是一群社会寄生虫。

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1．经济上，士族田庄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来南方立国创业，客观形势使得他们成为开发南方经济的组织者，他们在南方建立的田庄、山墅，毕竟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
2．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士
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分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
原来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 。春秋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徕士众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
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经营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穿梭于各国间，充当说客，纵横家便是其代表。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
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 。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范围。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 ，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予各种官职。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仕为品官。于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种特定阶层的含义。
士庶对立，渐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显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 ，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

补充

战国时期，从王廷到社会底层，到处都可看到"士的身影。探讨这个阶层的活动，对深入了解战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文化，很有裨益。

一、士的类分
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为了区分不同的士，当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类分。《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根据士的特点、社会地位等情况，大体可分成三大部分：
(一)武士。其中又分不同类别。第一类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由于技能、职掌、兵种以及国别等不同情况，又有各式各样的称谓："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贲之士"、"剑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等。第二类是侠士。典籍中称之为"侠"、"节侠士"、"游侠"。这些人的特点是见义勇为，为知己者死。第三类是"力士"，指力气大而勇悍之士。
(二)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化人，包括辩士，皆可称为文士。早在战国之初，墨子就曾对文士的特点与文士的不同类型作过划分，他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德行、言谈、道术应该说是对文士的类分。战国史籍中有关文士的各种称谓不下三、四十种。这几十种称谓，大体可归入如下几类。第一类可称为道德型。这一类的士把道德修养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从道德品质意义上给士下定义或概括士的特点和本质。如孔子说："士志于道。" 《吕氏春秋·正名》记尹文与齐王的对话："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道德之士的称呼计有："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劲士"、"正士"。第二类可谓之为智能型。这些人重在知识和学以致用，有如下称谓："文学之士"、"游学者"、"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辩之士"、"游说之士"、"游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贤能之士"、"策士"、"任举之士"、"倾危之士"等。隐士可以说是以上两类的附类或兼类，这类士因种种原因不为官。不出仕并不是都不关心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甚至提出系统的理论，成为一家之言。有些隐士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君主贵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却拒不受命。也有些隐士是一时的，隐居只不过是静观待机之术。与"隐士"相同或相近的，还有如下称呼："居士"、"处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贵生之士"、"高士"、"闲居之士"等。第三类可谓之技能型。这部分人又可分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三部分。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的人。《商君书·算地》说："技艺之士资在于手。"《韩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