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作社发展历史

㈠ 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的概念及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农村信用社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简称，是农村根据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集体合作金融机构。特点为：由农民投资入股，资金优先服务于入股社员的贷款需求。
而中国的四大银行却代表着中国更雄厚的金融资本力量，是国有控股银行。国有四大行经历了从建国之初，各自分工的专业银行阶段，到新世纪，各自基本成为综合性大型上市银行，并都跻身世界500强企业的发展战略;如今四大行的业务范围都不再单一，共同朝着综合性，国际化，现代化商业银行的目标前进。
虽然农村信用社的运作特点和管理体制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无本质区别，但在资金实力方面却远远弱势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另外，农村信用合作社是银行类金融机构，所谓银行类金融机构又叫做存款机构和存款货币银行，其共同特征是以吸收存款为主要负债，以发放贷款为主要资产，以办理转帐结算为主要中间业务，直接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
农村信用合作社又是信用合作机构，所谓信用合作机构是由个人集资联合组成的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机构，简称“信用社”， 以互助、自助为目的，在社员中开展存款、放款业务。信用社的建立与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由于农业生产者和小商品生产者对资金需要存在季节性、零散、小数额、小规模的特点，使得小生产者和农民很难得到银行贷款的支持，但客观上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又必须解决资本不足的困难，于是就出现了这种以缴纳股金和存款方式建立的互助、自助的信用组织。因此，农村信用社在资金的来源、分配和支出上也与四大行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银行类金融机构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农民和农村的其他个人集资联合组成，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组织，其业务经营是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由社员指定人员管理经营，并对社员负责。其更高权利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和业务经营的执行机构是理事会。
2、主要资金来源是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留存的公积金和吸收的存款;贷款主要用于解决其成员的资金需求。起初主要发放短期生产生活贷款和消费贷款，后随着经济发展，渐渐扩宽放款渠道，现在和商业银行贷款没有区别。
3、由于业务对象是合作社成员，因此业务手续简便灵活。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依照国家法律和金融政策的规定，组织和调节农村基金，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综合发展，支持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社员家庭经济，限制和打击高利贷。

㈡ 我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我国农村信用社在50多年的发展中，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1、1951-1959年，是新中国农村信用社组建和发展的第一阶段。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88368个。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基本保持了合作制的性质。

2、1959-1979年，这一阶段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农村信用社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3、1979-1996年，农村信用社由农业银行进行管理。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和接受农业银行领导、监督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存贷业务。成立了县级联社。这段时期农村信用社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贷款大量投放乡镇企业，农民对信用社的经营活动失去监督。

4、1996年至今，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几年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整顿和规范管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既是金融监管机构，又是行业管理机构的双重身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样对农村信用社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所以2000年开始在江苏进行农信社的试点改革，试图为农信社的发展趟出一条新路来。2003年6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8月，国务院确定浙江、江苏、四川、贵州、山东、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西等为8个改革试点省（市）。

㈢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史

我国近代农业保险已有70多年的发展历史,历经建国前20年代的小范围内试办、50年代农业保险的兴起和停办、80年代前期的恢复和试办等阶段。1982年到1986年的恢复试办阶段，政府干预力量较为得力，农业保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政府垄断经营。在业务经营中不大考虑盈亏问题，经营的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实行全国统一核算，盈亏由保险公司内部险种互补，亏损可由其他险种的盈利弥补。运作过程中，这种方式渐露缺陷。一方面对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统一核算，盈亏互补，不利于调动保险公司经营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政府考核保险公司的绩效。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大干大赔，小干小赔”的局面使保险公司倾向于减少农业保险的供给，而加大盈利性险种的经营。1987年6月，政府决定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部特设农村保险业务部，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经营，并从1988年开始以省为范围，实行农业保险单独核算，但由于政府未能理顺与保险公司、农民之间的关系，农业保险经营风险更加集中，巨额亏损使得经营农业保险难以维继。198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了农牧业保险公司。新疆建设兵团保险公司开办的农业保险属于行业性保险，对象主要是新疆农垦系统的农场，以工补农，国家财政也给予巨大支持。但随着该公司改制，农险业务也呈下滑趋势。1991年和1996年，中央、国务院分别做出“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建立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农村专项保险基金，逐步建立农村灾害补偿制度”和“发展农村合作保险”“逐步建立各类农业保险机构”，“为避免农业保险机构因承保种养业保险造成亏损，国家将在政策上给予适当扶持”等决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转变经营方式，委托地方政府代办、与地方及其他经济组织合办发展合作农业保险等多种经营模式的试点工作。上述试点，对我国农业保险的运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缺少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资金支持，大部分经营性试验陆续停办。特别是农业保险合作社，虽然可以有效解决保险经营中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但由于农民保险意识淡漠，保险合作社规模难以扩大，面临筹集保险基金难等问题，而且保险合作社赔偿能力有限，对农民吸引力不大。 我国农业保险自1982年开始恢复，到高峰期的1992年，农业险保费收入达8.2亿元，但赔付率高达116%，完全是亏本经营。从1996年起，农业保险规模逐年萎缩，2001年农业保险规模跌到20多年来的最低谷，农险保费收入仅3亿元，占保险业总保费的0.14%，农业保险密度仅为0.38元，农业保险深度仅为0.02%，是近2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国2.3亿农户，户均保费不足2元。 总的看，自我国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以来，尽管农业保险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成绩，但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有效需求不足以支持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商业保险公司由于担心亏损，而不愿涉足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业务量逐年呈负增长，市场“失灵”。我国用了23年的时间，得出了与国际农业保险同行相同的结论：农业保险不能实行商业化运作。

㈣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起源及发展

什么是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
农村信用社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以其全部资产对农村信用社的债务承担责任，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其财产、合法权益和依法开展的业务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银行类金融机构，所谓银行类金融机构又叫做存款机构和存款货币银行，其共同特征是以吸收存款为主要负债，以发放贷款为主要资产，以办理转帐结算为主要中间业务，直接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
农村信用合作社又是信用合作机构，所谓信用合作机构是由个人集资联合组成的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机构，简称“信用社”，以互助、自助为目的，在社员中开展存款、放款业务。信用社的建立与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由于农业生产者和小商品生产者对资金需要存在季节性、零散、小数额、小规模的特点，使得小生产者和农民很难得到银行贷款的支持，但客观上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又必须解决资本不足的困难，于是就出现了这种以缴纳股金和存款方式建立的互助、自助的信用组织。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特点
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银行类金融机构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农民和农村的其他个人集资联合组成，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组织，其业务经营是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由社员指定人员管理经营，并对社员负责。其最高权利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和业务经营的执行机构是理事会。
2、主要资金来源是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留存的公积金和吸收的存款；贷款主要用于解决其成员的资金需求。起初主要发放短期生产生活贷款和消费贷款，后随着经济发展，渐渐扩宽放款渠道，现在和商业银行贷款没有区别。
3、由于业务对象是合作社成员，因此业务手续简便灵活。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依照国家法律和金融政策的规定，组织和调节农村基金，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综合发展，支持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社员家庭经济，限制和打击高利贷。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之路
农村信用社是由农民入股,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地方性金融组织,它的服务对象是农民,服务区域在农村,服务目标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农村信用社建社 50多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以及农村社会稳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然而,建国后成立的农村信用社都是以行政指令组合而成的名义上的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不符合“自愿、互助合作、民主管理”等合作制原则规范,经历了多次整顿、改革,现在合作金融的基本属性已经所剩无几。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农村信用社现有产权状况的多样性,农民参与农村信用社民主管理的意识低下等原因造成了农村信用社的亏损和历史包袱严重,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变迁的国家偏好和农民的接受程度之间存在着矛盾,信用社复杂的股权结构和长期的“官办”色彩更加剧了这一矛盾。
截至2003年6月末,全国信用社法人机构34909个,其中信用社32397个,县级联社2441个,市地联社65个,省级联社6个;各项存款余额2233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6181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和贷款余额的11.5%和10.8%。2001年底,全国信用社不良贷款529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44%,当年有46%的信用社亏损,亏损金额167亿元,历年累计亏损挂帐1250亿元;有58%的信用社已经资不抵债,资不抵债金额为161亿元。这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信用社的改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现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甚至经济环境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保持信用社的稳定经营至关重要。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我国不需要合作制农村信用社,或国际规范的农村信用社在我国无法生存。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发达国家,合作金融仍然是各国金融业中不可或缺的生气勃勃的重要组成部分。合作金融的必要性和存在生存、发展的空间就在于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团体合作、资金联合的方式,实现互助,解决单个社员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现在,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业面临的现实是:商业银行战略转向、机构网点收缩;政策性银行无力直接伸到最基层去顾及农户的金融需要;农村信用社也面临重组、改造,甚至撤并;民间借贷、地下钱庄日渐活跃。因此,完全有必要发育一大批农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对现有农村信用社也应区别情况进行可行的合理的改造。为此,国家决心将农村信用社按照合作制进行规范,并明确提出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造应当是一个在国家适度推动下的自然过程。
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思考
●农信社50多年来在支持“三农”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三农”未来的发展中更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信社改革的总体要求是：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扶持、地方政府负责。
●这次改革试点方案设计不搞“一刀切”。不论是产权改革还是管理体制改革，都提供了可选择的不同模式。
●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自主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是目前情况下和现有认识水平上的最佳选择。
●以县为统一法人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产权形式，适应“三农”发展的趋势，见效也比较快，是这次农信社改革的重点。
●在国家财政、税收、资金等扶持政策支持下的产权改革，无论是采取何种模式，都要立足于机制转换及建立和完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近来，随着8省市农村信用合作社（简称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的逐步展开，这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笔者深感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与农信社改革的效果密切相关。
一、要理直气壮地肯定和宣传农信社在支持经济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社会各界对农信社的改革试点工作很关心，各种评论很多。总体上看，这些评论对农信社改革趋向评价积极，对产权和管理体制改革见解纷纭，而对农信社这些年来的工作似乎是“贬多褒少”，或者说是谈农信社过去的功绩和未来作用的文章不多。事实上，农信社50多年来在支持“三农”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农信社在“三农”未来的发展中更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是一个有8亿多农民的大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仍较落后，农信社改革还不能完全都走市场化的道路，还必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必须有国家政策性的扶持。农信社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产权和管理体制改革，使农信社真正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金融纽带。全面正确评价农信社历史、现实和将来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有利于提高全国62．8万名农信社职工和长期从事农信社监管工作干部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推动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从两个方面的数据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1、截至2003年6月末，农信社存款余额22330亿元，贷款余额16181亿元，这两项指标分别仅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和贷款余额的11．5％和10．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月末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6966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83．8％，比1996年末增加5483亿元，增长幅度达370％。
2、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加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网点近几年来正在大规模地从县级以下地区撤出。自1998年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仅从甘肃、河南、湖南、贵州、吉林五省就撤并了10728个分支机构。虽然农业银行在大多数地区还设有县级机构，但由于贷款权的上收，很多都是只存不贷，加上邮政储蓄又从农村转移出去资金每年不少于 1000亿元，使得农村金融供需矛盾更加突出。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使农信社为“三农”服务的压力日趋加大，但另一方面给农信社也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近两年来，小额信用贷款在农村地区迅速发展的情况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现在，全国90％以上的农信社都开办了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自 2001年正式开办以来，截至今年7月末，共累计发放2918亿元，大大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矛盾，而且其间蕴藏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省市和中西部地区差异很大，各地农信社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水平也大不一样，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的要求也不相同。虽然农信社改革已经研究论证了很长时间，并且也在局部地区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但是，对于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信社管理体制和农信社的产权结构，如何选择适应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要求的农信社组织形式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试验。
因此，在这次改革试点方案的设计中没有搞“一刀切”。不论是产权改革还是管理体制改革，都提供了可选择的不同模式。在产权体制改革方面，允许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并存；在企业法人形式方面，有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股份合作制）、以县为统一法人的农信社、县与乡镇两级法人的农信社多种形式；即使是以县为统一法人，也可选择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省级政府的农信社管理体制，在不把管理权逐级下放的原则下，完全由省级政府决定。国家扶持政策既体现了扶持的力度，也给具体操作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和灵活性，如央行再贷款和专项票据可以权衡得失实行“一省两制”。可以看出，试点方案是认真总结过去农信社改革经验和教训的改革方案，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试点省市如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选择，则成为改革试点成功与否的关键。
三、把农信社交由省级政府管理是适应我国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结农信社50多年发展历史，在现有认知水平上的最佳选择。
50多年来，农信社的管理体制问题经过多次反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回顾这些年来的历史，农信社虽然经历了1951年—1958年、1959年—1979年、1979年—1996年、1996年—2003年四个不同管理阶段的变化，但实际上都是由国家金融机构来管理的。事实证明，农信社点多分散，国家金融机构人力、手段都有限，鞭长莫及，根本难以真正管理好农信社。今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了银监会，但银监会管理农信社实质上是自己监管自己，似乎不太合理，作为过渡期，国务院授权管理是可以的，但时间不宜过长。对农信社的管理，不能再回到人民银行或者农业银行管理的体制，也不能由银监会长期负责下去，这一道理，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无可争议的。现在试点方案设计的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自主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应该说是目前情况下和现有认知水平上的最佳选择。舆论上对农信社管理体制交由省级政府负责多有质疑或担忧，但尚未看到有谁提出更好的设想和建议。
国务院在试点方案中明确了省级政府对农信社管理的职责，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督促农信社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引导农信社坚持为“三农”服务的经营宗旨；二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指导本地区农信社加强自律性管理，督促农信社依法选举领导班子和聘用主要管理人员；三是统一组织有关部门防范和处置辖内农信社金融风险；四是帮助农信社清收旧贷，打击逃废债，查处农信社各类案件，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维护农村金融秩序稳定。同时，方案还强调，省级人民政府应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对农信社依法管理，不干预农信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不把对农信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这是在试点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落实的。前不久，有位省委书记曾对农信社的同志说，过去地方政府只管催你们贷款，以后管理责任下放后就不一样了，也要盯住你们的不良贷款、违法乱纪等问题了。这句话对我们改革管理体制来说，是值得深思的。现在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省级政府既不能把管理权限再下放到地、市、县政府，防止基层政府和领导个人干预农信社经营，但是又要发挥地、市、县政府在农信社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在试点过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要不然管理体制改革就很难说是成功了。
还有个别人提出，能不能不设对农信社的管理主体。这样做，在国外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或许可以，但在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这种设想行不通。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现行的市场约束机制和法制都还很不健全，农信社的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也都很不完善，还不能没有管理主体对农信社进行必要的、间接的、宏观的管理。
四、中西部地区要把农信社产权改革的重点放到以县为统一法人的产权形式上。
与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相比，农信社产权体制改革试点更为大家所关心，也更为复杂。改革方案在产权体制改革上提供了三种模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从农信社的发展历史看，可以说农信社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制，即：自愿加入，自愿退出，一人一票，民主管理。而是随着50年代“一大二公”为主旨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逐步变成了国家银行的附属机构。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合作制在中国农村大地上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尽管这次提出了几种产权改革模式，但是中西部地区包括有的东部沿海农业大省，还是应该把产权改革的重点放在以合作制为基础、以县为统一法人的产权形式上来。以县为统一法人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产权形式，适应“三农” 发展的趋势，见效也比较快，应该是这次农信社改革试点的重点。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广这种模式，包括积极探索以县为统一法人的股份合作制农信社产权形式。西方金融学派中有一“功能论”的观点，认为金融机构的功能比形式更为重要。农信社产权改革选择何种模式、何种组织形式，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及“三农”发展的实际需求。
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作为改革试点，是兼顾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实际，是一种积极、必要的探索。但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如何将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和增强服务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有效防止内部少数人控制决策层，是尚待解决的两大难题。同时，农村商业银行包括农村合作银行是一把双刃剑，在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增大风险的可能。全国124家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管理现状尽管都在提高，但还不容乐观，目前我们对自己的监管能力也难以乐观得起来。现在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基础、条件与1995年组建城市商业银行时相比也难说好多少，全国高级金融管理人才的储备也很不够，农村吸引人才的条件、环境也比不上城市，参与城市银行市场的竞争决不是农村商业银行的优势。因此，组建商业性的农村银行，即使在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在改革试点时期也不宜多。尽管有这么多困难，然而，确实具备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条件的地区，仍要积极地去试，努力探索出一条产权关系明晰而又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之路。但要防止揠苗助长，欲速不达。另外，就股份合作制而言，不能因为股份合作制在乡镇企业和城市金融机构未能走通，就简单地认为也不适合于农信社改革。对农信社改革应当宽容一点，应当允许多种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的探索。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国家财政、税收、资金等扶持政策支持下的产权改革，无论是采取何种模式，都要立足于机制转换及建立和完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上。政策设计的理念或出发点，就是花钱换来一个良好的机制，以达到增强服务功能的目的。离开机制的转换，后者就无从谈起，或是不可能实现。所以，要正确把握国家扶持政策的精神，切实把注意力放在转换机制上，放在提高效益上，放在改善服务上，使农信社逐步走上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另外，如果按照市场法则，不少农信社早就该撤销关闭了，但考虑到农信社现在的支农作用以及金融风险等问题，这次改革试点明确提出只是对少数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需求较少的农信社，可按有关规定予以撤销，这是十分明智和正确的。否则，很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真会出现一些专家担心的地区性“农村金融空洞化”。
五、增强农信社对“三农”的服务功能，这是农信社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量农信社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和试金石。
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问题
一、当前信用社面临的突出问题
目前信用社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三个方面：
1、金融风险日渐累积，且缺乏迅速遏制的办法。2001年底，信用社不良贷款529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44%，其中呆滞和呆帐贷款分别占31%和8%，当年全国46%的信用社亏损，亏损额167亿元，历年累计亏损挂帐1232亿元。如果预计呆滞贷款50%在未来会变为呆帐贷款(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一比例更高)，那么不良资产与累计亏损的数额大约在4000亿元左右。
2、产权不清、体制不顺是信用社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其经营状况的重要原因。如何界定信用社的产权制度及其性质，是信用社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和基础性的环节。目前，信用社已经不具备成为合作金融组织的条件。建立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不仅需要逐步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还需要充分竞争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作为依托及其他更加复杂的制度条件，因此合作金融的真正建立和发育当是中国农村一项长期的目标和任务。
信用社脱离农业银行以后，产权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解决管理体制问题和扶持政策也无从谈起，造成信用社的金融风险的化解和经营管理改善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
3、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金融服务，信用社已独木难支。
二、已经实施的改革试点及其评价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进行了几个方面的试点：一是在北京、天津、海南、宁夏等五个省市实行建立省级联社的试点，二是在四川、浙江等五省试行建立地市联社和省级信用合作协会(作为信用社的行业管理机构)，三是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进行了建立县一级法人，乡信用社作为其分支机构的改革试验。同时张家港、常熟、江阴三个地级市进行了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试点。四是人民银行在 8个县开展了信用社利率放开的改革试验。
上述改革试点基本是在恢复和重建合作金融体系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除江苏省的改革以外，都没有触及信用社的产权制度问题。但是，信用社的产权问题是所有政策和管理体制设置的基础和前提。依照不触及产权制度而重建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改革思想，管理体制的重新设计、历史亏损和不良资产的处理就会失去依据和标准。而不能明确亏损和不良资产处理政策的标准及重建管理体系的依据，改善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和逐步化解金融风险的目标就难以真正实现。这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仅仅在管理体制层面进行调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信用社面临的诸种难题。在产权制度不明晰、财产责任不清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法确定是否或如何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因为产权不清，财产使用的后果就缺乏最终责任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虽然可以解决信用社暂时的经营困难，但却难以保证信用社就此之后就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中央政府也可以自此就免除其存款保险人与全部金融风险最终承担者的责任。
四、当前改革应予关注的几个问题
对于信用社改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各个层面的分歧还比较大。应在考虑改革方案时予以关注。
1、进一步明确信用社改革的目标。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逐步满足多样化的农村金融需求是信用社改革的根本目标，而暂时解决信用社的经营困难，处理目前的累计亏损和不良资产只应是阶段性目标。由于地区的差异，强调统一的管理模式或必须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显然不是一种符合实际的改革思路。
2、管理体制及监管模式的确立问题。信用社的监管体制如何设置，是改革中的一大难题。建立全国统一的联社管理体制是一种集聚风险的制度设计。继续保持3.8万家产权独立的信用社由中央银行监管并负责业务管理、指导也不现实。
3、要求地方政府担负管理和监管责任，信用社改革应采取分散决策。中央政府不可能永远担当信用社经营风险最终责任人和存款保险人的角色。
4、地方政府承担地方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监管职责应以储蓄保险体系或金融风险防范基金的建立为前提。与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建设相配合的一条重要措施是：应尽快建立多层次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风险防范基金，以降低和分散中央银行(其实是中央财政)所担负的银行机构的全部风险。
5、对信用社的扶持和经营限制应予权衡。这包括现有不良资产、累积亏损的处理政策和未来扶持政策两个方面。
6、应逐步扩大贷款利率自由化改革的试验。 7、信用社改革应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相配套。

㈤ 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由来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来实现成员互助目的的组织，从成立开始就具有经济互助性。拥有一定组织架构，成员享有一定权利，同时负有一定责任。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第一章总则第二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简要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从概念上规定合作社的定义，即“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另一方面，从服务对象上规定了合作社的定义，即“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㈥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之路

[摘要] 本文分别从宏观的农村制度安排以及微观的农户需求出发，分析了我国农村对合作金融的需求，并指出使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回归合作制，存在着“路径依赖”障碍，应结合我国的农村实际，重建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
[关键词] 农村金融需求合作金融

一、前言

当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是以商业化、市场化为主导。在农村金融市场，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造使其大范围的撤离农村领域，农村的邮政储蓄也是只存不贷（2007年将成立的农村邮政储蓄银行的作用还有待观察），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主体。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央政府就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上世纪60年代开始信用社被强制纳入国有金融体系，走上了“官办”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曾多次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希望恢复其合作原则。但实践表明，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农村信用社管理权的下放最终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并没有恢复合作金融的本来面目。建立适应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的农村合作金融，应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二、农村合作金融需求分析

1.从农村制度安排的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需要合作金融
我国历史上土地的所有权并没有呈现集中的趋势。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保留了名义上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所有，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却分散给了农户，农户成为了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这种制度安排最大的制度收益就是社会的稳定。虽然我国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依附于土地，他们不是绝对的无产者，即使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的流动打工者，他们也不是城市的定居者，大多数在农村还保留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并没有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没有社会动乱，都应归因于这种制度安排。
但是，这种制度安排也是有成本的，即农业不可能有规模收益，农业的产业化也受到了阻碍。我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限制于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投入农业的资本利润率也会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必然少于社会平均水平，农村和城市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人口和土地资源约束条件下，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既然我国的基本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且长期存在，我国的金融制度也有必要按照二元结构来分别安排，不能用商业化来同时满足城市和农村的金融需求。
商业金融资本的逐利禀性决定其必定追求“规模效应”，资本的积聚会降低单位资金融通的费用。我国目前的农村制度安排主要是土地的分散经营，没有规模经济可言，农业的资本收益率必然低于其他产业。与这种制度对应，分散的农户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其所需贷款额小，单位资金融通成本较高。我国农村的制度安排决定商业化的正规金融必定会退出农村领域。在正规金融退出农村金融市场的同时，为防止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有必要建立农村合作金融制度。

2.从农户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需要合作金融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说，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是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原则行事的。斯科特则认为，小农经济关注的是生存，而不是收益最大化，不能用市场的存在作为前提来分析农户的行为。
与西方不同，我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在农村，是以家庭为中心，向血缘基础上的家族扩展，再按人际交往的远近亲疏继续向外延伸形成“圈层社会结构”。在这种以社会关系网络为核心的“圈层社会结构”内，农业生产和平滑生活支出的金融需求通常以“人情借贷”的方式获取。这种借贷基本上是以无息的、互助的方式进行，适应于小农经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情借贷”不足以满足具有商业性质的金融借贷需求，农户也会寻求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但单个农户面对金融机构会面临以下限制:
一是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中非生产性需求往往占很大比重，其中除一部分用于维持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外,相当规模的资金被用于购置修缮房产、修建祠堂庙宇或是满足丧葬嫁娶的礼俗要求，贷款缺乏未来收入作为偿还保障。
二是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在“人情借贷”中，贷款者和借款者有着较广泛的联系，因而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而正规金融机构面对的是分散的农户，在进行信贷决策时，缺乏有关农户特点和活动的私人信息，形成了“事前信息不对称”，在利率受到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只有实行信贷配给。正规金融机构也缺乏有效的手段监督农户对贷款的使用，形成了“事后信息不对称”，加大了信贷风险。
三是缺乏有效的抵押物。一般来说，具有确定价值的抵押物会增加借款额。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抵押物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变现容易程度。农户一般缺少用于贷款的抵押物，即使能提供抵押物，大多为房屋、农具或农产品，正式金融机构由于其与农民生活之间实际距离的存在，在接受的抵押品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劣势。
四是履行贷款契约的形式单一。农户的产出都为实物，正规金融机构是不接受实物偿还贷款的。农户在偿还贷款时要把实物转换为现金，需要经受市场风险，分散的农户更愿意持有实物以回避市场风险。
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组织相比，借贷双方具有较广泛的联系，资金提供者对农户的私人信息有相当的了解，借贷双方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相似，对抵押物有较高的认同，契约的履行方式也灵活多变，因此，民间金融更适应农户的信贷需求。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规范民间金融活动，合作化成为有效的选择。
三、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安排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4)定义,合作社是一个自愿组织在一起的民主的组织形式、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协会。合作金融是合作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以合作制原则为标准，以金融资产形式参与，并专门从事规定范围金融活动的经济形式。合作金融在西方国家已有140多年的历史，同时，农村合作金融也是一个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

1.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合作金融的主要形式，甚至是唯一的形式。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5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异化现象，背离了合作原则。历次改革经验表明，使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回归“合作原则”，会遇到“路径依赖”的障碍。
首先，经过历次改革，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强化了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权，农村信用合作社已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调配金融资源的工具，脱离了合作原则。要使农村信用合作社回归合作原则，就必须归社员所有，社员享有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使用权、让渡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这样，必然会削弱地方政府调配金融资源的能力，地方政府必定不会放弃既得的权力和利益。
其次，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长期依附于国有银行，与国有金融机构及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强的“亲和力”，一旦要回归到信用合作制原本的道路上来,仍需要经一个较长的艰难“学习”过程。
最后，信用社的员工与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不再同属于一个利益群体，前者的经济地位明显高于后者。恢复信用社的合作制，意味着信用社从国家银行附属机构的位置上降格为农民自身的金融机构，自然会受到既有经济利益格局的抵制。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回归”受到上述种种限制，因此，有必要重建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

2.重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 真正的信用合作制度生长于农业经济体系内部，是农民自发的联合，而不应是一种外生金融制度安排。内生的农村合作金融应符合自愿原则、互助原则、民主管理原则以及非盈利原则。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重建，应从我国的农村实际出发，结合我国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信用社。
首先，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模式应采取多样化的形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不能推行全国统一的农村金融合作模式，应当倡导具有多样性的地区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已经市场化，应推动市场化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按照股份制原则建立商业银行模式。对于正在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部分农村，同样应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股份制改造，但应建立农村合作金融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欠发达的地区，主要以低收入的农民为主，重新建立合作性质的信用社，解决农民的生活和生产的资金需求。
在农村合作金融的规模方面，不应一味地追求规模效应。新建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主要服务于低收入的社员，如果组织规模的扩大是由于社员金融资产数量的提高，那么组织的客户层次已经发生了转移，即不再是原来的低收入群体，这样组织的性质就要发生变化，如果来源于低收入社员数量的增多，那么组织的信息成本、管理成本都有可能上升，合作金融组织不具备显著的规模经济的特点。
在组织体系方面，考虑我国农村的实际，可以建立金字塔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体系。在较小范围内建立具有法人地位的基层合作金融组织，满足农户小额的资金需求，基层合作金融组织由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成立更高层次的联合组织，增强服务能力，即形成农村信用社——县（市）信用联社-——省级信用联社的形式，自下而上层层入股，形成多极法人体系。各级信用联社本身是具有资金运营能力的独立法人，可以独立向农户提供较大数额的贷款，除此之外，还为基层信用社提供资金调剂、异地支付等服务，还可以对基层信用社进行风险监督。
在内部管理机制方面，坚持社员代表大会是信用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必须真正代表社员利益。在基层信用社，严格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决定信用社的业务类型、人事任免和重大经营决策。由社员代表大会从社员中选举产生信用社的管理者及常设机构，处理社员平常的小额贷款，较大数额贷款必须由社员代表大会集体决策。社员都可以监督信用社的日常活动，信用社定期向全体社员公布信息以确保广大社员的知情权
在业务经营方面，基层信用社服务对象就是参加信用社的社员，主要以低收入的农户为主，其金融需求形式比较单一，一般只进行存贷业务和与之相关的结算。针对不同农户的具体情况，基层信用社可以提供灵活的信贷契约。在合作化初期，基层信用社主要考虑的是为农户社员服务，而不是盈利。除为农户提供存贷款服务，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还应提供诸如教育培训等公益产品服务，这是信用合作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取向。
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还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农村合作金融是弱势农户的互助组织，政府应采取优惠政策扶持其生存和发展，利用信贷和税收等经济杠杆，通过低税或减免税收，低息或无息贷款等方法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提供有利的支持，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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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㈦ 中国农村信用社发展史

1920年，中国许多省份遭受严重旱灾，尤其是华北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受灾农民达2000万，为抵抗灾情，当时各省纷纷成立义赈团体筹措赈灾款救灾。然而到了1922年华北各省又告丰收，但当时义捐的赈灾款尚有将近300万的剩余，如何继续使用这笔赈灾款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当时负责管理赈灾款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认为，救灾不如防灾，防灾不如组织灾区群众生产自救，在这种理念确立之后，相当一部分人又将目光转移到发展合作事业上来。
1923年,由华洋义赈总会组织设立的第一个信用合作社在河北香河县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信用合作社。
农村信用社是由农民人股、入股农民民主管理、主要为人股农民服务的金融组织，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合法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筹集农村闲散资金，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中国农村信用社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

1951年至1959年，是新中国农村信用社组建和发展的第一阶段。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88368个。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货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基本上保持了制的性质，成为农民生活上的参谋助手，以及扶持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

1959年至1980年，这一阶段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农村信用社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1980年至1996年,农村信用社由农业银行进行管理．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金融组织，在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和接受农业银行领导、监督下，独立自主地开展业务．恢复和加强农村信用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此后在中国农业银行的领导下。农村信用社在民主管理、业务经营、组织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县级联社的设立，对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的发展和内部管理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同时也使农村信用社成为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贷款大里投放乡镇企业。农民对信用社的经营活动失去监督。

1996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信用社改革管理的政策措施，农村信用社得到长足的发展。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15129亿元，各项货，110489亿元，比1980年分别增长56倍、134倍。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的征程，新的形势，农村信用社面临着新的任务，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农村信用社要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因地制宜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服务中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只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农民的需要，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改善服务，农村信用社就一定能够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创造新的辉煌。

㈧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历程是什么详细的!

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历程及其评价 我国农村信用社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农村信用社组建和发展阶段（1951-1959），基本保持了合作制的性质。二是反复和停滞阶段（1959-1980）。农村信用社下放给社队，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筹资和分配的主要渠道。三是农行代管阶段（1980-1996）。信用社归农行管理，两套编制，两本账薄。农村基层信用社入股组建县联社，信用社与县联社为两级法人体制。四是1996年至今。1996年信用社脱离农行，开始恢复合作金融性质。1996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信用社正式脱离与农业银行的行政隶属关系，逐步改变为“农民自愿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理顺外部关系、明晰产权、强化内部管理的改革。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开始了多种形式的改革试点。《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根据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的性质是股份制的商业银行”。1997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意见》（国发[1997]20号）要求坚定不移地把农村信用社办成合作金融组织，按合作制原则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完善和加强县联社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管理，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增设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专门承担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工作。1998年11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整顿规范管理工作意见》（国办发〔1998〕145号），要求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清产核资，按合作制进行规范改造，中国人民银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组建农村信用社县以上行业自律组织，行使对农村信用社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功能。 1999年4月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农村信用社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根据需要，逐步组建地（市）联社，承担行业管理和服务职能；在全国各省建立信用合作协会，主要职能是对信用社提供联络、指导、协调、咨询、培训等方面的服务。2000年7月 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同意，人民银行和江苏省政府在江苏全省进行了信用社改革试点。在明晰产权、完善经营机制的基础上，全省信用社实行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在常熟、江阴、张家港三个县级市组建了农村商业银行；在县（市）联社入股基础上，组建了江苏省联社。2002年3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企业改革，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发〔2002〕5号），提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点是明确产权关系和管理责任，强化内部管理和自我约束机制，进一步增强为“三农”服务的功能，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人口稠密地区和部分粮棉主产区，具备条件的可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建立县一级法人体制。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少数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可进行股份制改造。全国农村信用社的监管由银行监管机构统一负责。各省政府要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指导本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加强自律性管理，并统一组织有关部门防范和处置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2003年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发〔2003〕3号），提出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总的要求是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扶持，地方政府负责。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文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革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二是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把信用社交由省级人民政府管理。为了解决信用社不良资产问题的自有资本不足问题，2003年《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规定，中央政府按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的数额的50%发放专项再贷款或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帮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化解历史包袱。央行准备拿出一笔资金解决农信社的5000多亿不良资产和亏损挂账的50%，另一半由地方政府承担，然后将农信社交给地方。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拟定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票据操作办法》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借款管理办法》。专项票据的兑换与信用社改革的效果挂钩。国家开发银行负有发放、监督和回收专项再贷款的义务。 从1996年以来迄今为止的改革实践看，以产权清晰为导向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模式，无外乎三种创新：一是江苏模式，即以县为单位统一信用社法人；二是江苏苏南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模式；三是浙江宁波农村合作银行模式。但实践证明这三种模式均难以彻底同时解决产权清晰和信贷支农问题。2003年的试点改革是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进行不同产权形式的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实行股份制改造；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进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在组织形式方面也要多样化，一是在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比较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少数地区，可以组建股份银行机构；二是在人口比较稠密或粮棉基地县（市），可以县（市）为单位，将信用社和县（市）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三是其它地区，可在完善合作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乡镇信用社和县（市）联社各为法人的体制。到目前，我国信用社有三种形式：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合作社。尽管农村信用社经过一系列改革，但无论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合作制银行，还是信用合作社，离完善的产权制度仍有一定距离。县联社统一法人形式，沿袭了原有的信用社产权结构特征，仍存在所有权缺位的问题，民主管理有名无实，成立县联社统一法人，使信用社离农民越来越远，对信用社的参与程度越来越低。在信用社扩大规模和信贷业务高度专业化以后，信用社的民主管理更加难以实现。在省联社与县联社之间，在组织形式上，省联社是行业自律组织，承担着规范与管理县联社的职责，而实际上，县联社是省联社的股东，作为一级法人，它有合法经营的自主权，省联社对县联社的管理成了法人管法人，会出现县联社不服管的局面。就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募集的股本中，中小股东所占股本比例太小，而法人股东尤其是政府股份占较大比例，可能造成内部人控制或者是政府对信用社的行政干预，为信用社偏离其经营目标埋下了隐患。合作制银行的改革形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合作制中，自然人股东多，股本小，农民的无知和对合作社的不关心，使信用合作社的民主管理无法落实。而且，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使大股东也没有对合作银行的实际支配权，而成了行长说了算。

㈨ 农村合作社的历史发展

农村合作社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即合作化时期（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专公社时期（属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经济合作社时期（农村改革撤销人民公社、设立乡村建制后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相应地变更为乡、村民小组，为适应生产队的经济职能，又更名为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和经济合作社两个名称同时存在）。

㈩ 我国旅行社的发展简史是什么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尚无华人开办的旅游机构。
1923年8月15日，银行家陈光甫内在他担任总经理的上容海商业储蓄银行内开设了旅行部。
1927年6月1日，旅行部与银行分立，正式命名为中国旅行社。
1954年4月15日，中国旅行社北京分社成立。
直到1979年，我国只有国旅（接待外国旅游者）和中旅（接待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两个旅行社系统。
1980年6月，中国青年旅行社成立，形成了国、中、青三足鼎立的局面。
1984年国务院对我国旅行社进行体制改革：一，打破垄断；二，由行政或事业单位该为企业。
截至2002年底统计，全国有国际旅行社1358家，国内旅行社10257家，共计11615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