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抗戰時期進行內遷的高校有哪些
從1937年7、8月起，各高校師生開始帶著大量書籍、實驗儀器長途跋涉，風餐露宿，迢迢千里從華北、華東遷到內地。當然，說 「內」只是相對的，它不僅指西部內陸，包括本省邊遠地區，也應包括一定時間內的租界和香港。
除了日後大家熟知的西南聯大，當年參與遷徙的幾乎囊括所有高校。早在1936年，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就預測「國家的前途將會更危險，教育要有所准備」，開展內遷准備工作，於1937年12月遷到重慶沙坪壩。大部分學校遷入四川、雲南等西南幾省。如中央大學、交通大學、復旦大學遷到重慶，武漢大學內遷四川，浙大遷到貴州。一部分大學遷往西北幾省，如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和北洋工學院遷往西安，焦作工學院遷往陝西天水，東北大學和民國大學遷入山西。還有一部分大學由大城市遷往本省內比較偏遠的縣鎮。如中山大學遷往梅州、山西大學遷往晉南，廈門大學遷往長汀，廣西大學遷往柳州，安徽大學遷往沙市，湖南大學遷往辰溪，河南大學遷往雞公山，這類大學佔全國高校的1/4左右。
受戰事的超預期發展影響，部分高校內遷次數太頻繁，飽受戰禍之苦，如同濟大學共遷了6次，輾轉於滬、浙、贛、桂、雲、川等地。據不完全統計：遷校4次以上的約有19所，其中7次的有中山大學、山西大學等5校；8次的有廣東省文理學院，各學校所到之處，皆為落後的山區，備嘗艱辛。
高校內遷於1939年底基本完成。到1940年，高等學校和在校學生都恢復到戰前水平，大學113所，學生52376人。
北大清華南開的內遷
事變之後半月內，主政北大、清華、南開的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及胡適等人被邀請到廬山，參加最高領導人主持的「國事談話會」，征詢戰和對策和議定戰爭爆發後文化教育應對策略。就在三人尚未返回平津之際，北方戰局惡化，7月29日，北平陷落，日軍進駐清華園，北大清華二年級學生不得不提前結束西苑兵營軍訓。而天津的南開在7月29日已經迎來「黑色星期四」，日軍連續兩天用飛機對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南開小學校園實行轟炸，校舍損失嚴重。教育部不得不決定讓三校搬移到長沙，組建長沙臨時大學。
多年後，蔣夢麟在《西潮》中回憶說：「三個大學有關人士正在南京商議學校內遷的計劃，大家有意把北大、清華和南開從北方撤退而在長沙成立聯合大學，我經過考慮，勉強同意這個計劃」。之後他帶著復雜的心情回家鄉去面見老父，臨別之言是「中國將在火光血海中獲得新生」，表明他立志辦好戰時教育的決心。
選擇長沙，是因為長沙交通便利，又有相對優越的辦學條件，也是清華較早做的准備。早在1935年華北告急時，為了做應變准備，清華就在嶽麓山下修建了一整套的校舍，1938年就可以完工交付使用，同時秘密運送了好幾火車的圖書、儀器等等暫存在漢口，隨時可運達長沙。長沙條件好也是相對的，畢竟都在戰亂中辦教育，因住宿條件一事還引發了三位校長的爭論，據當時學生湯衍瑞回憶，一天上午，三位常委來巡視宿舍，蔣夢麟看到宿舍破敗，設備簡陋，認為會影響孩子的身心，不宜居住，張伯苓則認為國難當頭，學生應該接受鍛煉，有宿舍就應該滿意了，梅是張伯苓的學生，未當場表示態度。蔣夢麟於是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這樣的宿舍！」張伯苓反駁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讓他住在這宿舍里。」
清華、北大和南開三校教職工家眷學生上千人從平津南下，合組長沙臨時大學，蔣、梅、張三人擔任常委，楊振聲擔任主任秘書。同年12月武漢局勢緊張，大家意識到抗戰已經不是一個短期的事情，臨大被迫再次遷徙。三大常委認為教育要搞好，必須選擇一個安全的地方，昆明一是離前線較遠，二是滇越公路可以從海外采購圖書設備，故而選擇昆明。
這時臨大已經失去了上述辦學資源優勢，必須在幾十棟磚土牆、茅草頂的平房內教學，加上圖書儀器等物資在由重慶轉昆明的過程中被敵機轟炸，幾乎被毀盡，辦學難度可想而知。
為解決內遷學生的生活問題，教育部宣布一律免除學費、提供住宿，先後採取了貸金制度和公費制度，不讓學生流失。據當時的學生何兆武回憶：在西南聯大上學時，大學生不僅免學雜費，還免每天的午餐費。如果仍有困難，可申請助學救濟金，且不需要還。
湘黔滇三千里步行
武漢告急後，長沙臨時大學遂於1938年1月20日第43次常委會決定，即日起開始放假，下學期3月5日在昆明報名、上課，師生根據個人狀況不同選擇不同路線抵達昆明，同時給教職員路費津貼65元，學生20元。關於遷校路線，雷樹滋老師提出水陸兩條路線。水路經廣州轉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由滇越公路入昆明。陸路由湘西經貴州直撲昆明，路上安排採集標本，了解風俗民情。通過身體測試，共有875學生赴滇就學，其中240人選擇走陸路，1938年2月，湘黔滇旅行團組建，共有300名學生和11名帶隊老師（聞一多、曾昭掄等），開始奔赴昆明，4月到達後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陸路全程3342里，除了常德到芷江段，晃縣到貴陽段外，其餘都是步行，共計2600里。步行第一天，走了46里，第二天大家腳上都起泡了。過程中最為艱難的是1938年2月24日，其時為農歷春節前後，天氣極為惡劣，進入常德境內，一天走了50里，就有一半同學倒下。另外陳岱孫、馮友蘭等10位教師走長沙-桂林-柳州過鎮南關，再乘滇越鐵路，馮友蘭在車子經過憑祥隧道時，探臂窗外，遭受骨折。不過，這一隊教授還前往桂林采風，聞一多在路途中還發揮其美術特長，到處寫生，學生還收集了幾千首民歌，增添不少樂趣。
內遷高校落根生芽
大學要內遷，不僅是遷到為止，還要在後方的「落根」和「發芽」，重建教學和研究秩序。各大學從大城市遷往後方後，總體還是在不斷發展的。如浙江大學在竺可楨帶領下，輾轉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義多處直到最終落腳於湄潭，在戰火中成長壯大，一度成為最好的大學之一。世界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到貴州，驚訝地發現這么貧苦的地方居然有這么好的大學，稱贊其為「東方劍橋」。
內遷西南的61所院校，有48所集中在渝、蓉兩地，以致形成了一些學府毗鄰的學苑區，像重慶沙坪壩、成都華西壩、北碚夏壩、江津白沙壩，即為名噪一時的大後方「文化四壩」。伴隨著大學內遷的是大學的合並，受戰爭影響，有些學校設施毀壞嚴重，學生失散比例高，適當減少數量可以使得師資力量更加集中，形成一定的學科優勢，大學合並的比例占高校內遷的25%左右。除西南聯大之外，安徽大學因學生失散並入武漢大學；大夏大學、復旦大學組成東南聯大；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組成國立西安臨時大學；國立北平藝專、國立杭州藝專合組國立藝專。在顛沛流離中，為解決書籍教材匱乏的燃眉之急，許多學校紛紛自編教材，經過教學實踐與修訂，逐漸錘煉成科學系統的教科書,內遷大學也最終完成了落地生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