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內容 歷史背景和意義
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促使共產黨以更加獨立的姿態,運用馬列主義的理論來探討中國革命的實踐,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其基本內容有：
⑴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抗戰期間,毛澤東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科學概念,以此為基點,構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框架.毛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從客觀上來講,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因為它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並不是建立資本主義共和國,而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一特殊性質的社會具有過渡性,它的目的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會主義社會.
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毛認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方案都是行不通的；同樣,現階段社會主義的條件也不具備,只能建立一個全國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工人階級領導的統一戰線的國家制度,即使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①在政治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建立有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②在經濟上,要沒收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於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建立國營經濟；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發展「友誼與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富農經濟.以此消滅舊的經濟制度,建立以國營經濟為龍頭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③在文化上,發展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科學概念和總路線的基本內容.1948年,他在《再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完整的表述了總路線的內容,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1、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
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主要矛盾,決定了中國的主要敵人,就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2、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動力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動力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而根本動力是工人和農民.
3、新民主主義的領導
由於帝國主義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任,歷史的落到了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
4、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和前途
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意義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不斷進行理論創新而形成的具有獨特性的關於中國革人民革命的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指導思想,具有偉大的意思.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解決了在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落後的半殖民的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論問題,科學地回答了近代中國革命向何處去的問題,正取得的解決了中國革命的發展理論問題,揭示了近代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極大了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地主階級剝削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是20世紀繼俄國十月革命社會主義以後改變世界面貌的偉大歷史事件.
『貳』 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系
共產國際太教條，不是根據現實制定好的策略，而是按照某主義進行內指導，就像買容鞋，買小了不是去換鞋，而是砍腳一樣，還有槍桿子里出政權，那得看什麼時候，那是被歧視，不平等的人才有的想法，在一個平等自由的地方，不滿的話或者有什麼好的意見或者建議，只要是好的，合理的，有建設性的，那麼就可以成為，，不用在用槍打。
『叄』 毛澤東什麼時候參加的抗日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就發表宣言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號版召群眾一致抗日。1935年華權北事變後，中共共產國際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瓦窯堡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方針，毛澤東也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報告，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為主要矛盾，所以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民主戰線的發起人。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通電，團結全國人民，國共兩黨合作，一起抗日，1937年9月11日，國民黨公布了國共合作宣言，抗日統一戰線建立。
這里的毛澤東代表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如果說具體的年月日的話，可以說就是1937年9月11日那天，不光是共產黨那天參加抗日，國民黨，全國人民都是那天正式的抗日，這里的抗日指的是對日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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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
毛澤東從來十分重視俄國的十月革命和蘇聯的存在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十分重視十月革命的經驗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下面一段話是毛澤東在1949年所寫的幾乎人人都知道的話：「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①
在十分尊重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的同時，毛澤東堅決反對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強加在中國革命頭上、要求一切照辦的傾向，堅決反對蘇聯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按照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國頭上揮舞的指揮棒。
中國共產黨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的道路，從而取得勝利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現在也已經走上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如果不拒絕和抵制那時的蘇聯領導人的指揮棒(在1943年以前還有共產國際的指揮棒，或者說是蘇聯領導人經過共產國際的指揮棒)，如果把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模式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唯一應當遵循的模式，那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自己的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正因為毛澤東既尊重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而又不迷信蘇聯的主張和經驗，並且和這種迷信進行堅決的斗爭，所以他成為創造性地找到中國民主革命的正確道路，並且領導這個革命取得勝利的偉大領導人。他又是首先倡議在社會主義建設上尋求具有中國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偉大領導人。
1942年毛澤東在黨內發起整風運動，其目的主要在於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反對教條主義。針對30年代前期在黨內居於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指出，絕不可以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字句當成教條，而必須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毛澤東提出整風當然只是對中國黨內來說的。但他對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的批評卻不能不具有較廣的涵義。30年代中國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實際上是把從莫斯科傳來的任何意見，不管它是如何違反中國的實際，一律看作必須遵守的金科玉律，除此之外不可以考慮別的。他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語句當作教條，也是從他們在莫斯科的老師傳授來的。
發起整風運動前的1938年，毛澤東就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他說：「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②
中國的革命當然與別的國家也有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蘇聯和共產國際曾給予中國共產黨人以有益的幫助。這主要是在中國共產黨剛成立時和在它的幼年時期。那時中國共產黨人十分缺乏經驗，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知之甚少。例如，中國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附屬國一樣，當時的革命還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樣的認識，幼年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從蘇聯和共產國際學來的。這樣的認識雖然十分重要，但是僅靠這種一般性的理論，而不真正懂得中國的具體實際，是不足以指導中國革命的。1927年中國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其原因固然在於當時革命和反革命的社會力量對比形勢，在於中國共產黨人當時還沒有獨立判斷的能力，也同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在遙遙的遠方，只憑抽象的觀念對中國革命發號施令有關。他們派駐中國的代表，雖然自居於中國革命指導者的地位，但由於不了解中國社會的情況，越到復雜的關鍵時刻，越是只能瞎指揮。
在30年代前期，共產國際及其官員對中國革命瞎指揮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危害。這時，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開始比較有了獨立的經驗，以毛澤東為代表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些農村革命根據地。但是由於種種復雜的原因，中國共產黨這時沒有能力抵抗從莫斯科來的指揮棒。在共產國際東方部的一個官員的指揮下，幾個毫無經驗的年輕的留蘇學生(以王明即陳紹禹為首)取得了黨內的領導地位。他們完全不顧中國的國情，按照他們的師傅的旨意，在中國黨內推行一整套的「左「傾的路線。在軍事上他們也拋棄了毛澤東等同志領導創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而把紅軍的指揮權全部交給共產國際派來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些經驗的外國軍官。結果是在1927年的慘敗後幾年間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苦奮斗所創立起來的可觀的基礎(包括紅軍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工作)幾乎全部覆滅。如果不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糾正了「左」傾路線，更換了黨的領導，扭轉了局勢，那麼長征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顯然將處於極端危險的局面。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處理本國革命問題的劃時代的標志。
在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中國革命又一次受到來自共產國際的擾亂。在共產國際領導機構中任要職的王明被派回國，他帶來了一套把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拉向右轉的思想和措施。由於王明有蘇聯和共產國際做後台，所以黨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這種錯誤傾向的影響。抗日戰爭的全部過程證明：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定地實行獨立自主的原則，必須實行又團結又斗爭的策略和以斗爭求團結的策略。這樣才能保持統一戰線，直至抗戰勝利。如果放棄斗爭，一味乞求團結，統一戰線必敗。王明企圖在中國黨內推行右傾路線雖然失敗了，但是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對於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所執行的全套策略，始終不能理解並表示懷疑。
由於中國社會歷史條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國相對而言的特殊性)，中國革命必然出現許多在馬克思主義書本上從來沒有的新奇的事情。最顯著的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到經濟上很落後的農村中，發動農民組織革命武裝。從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的具體情況出發，以對中國的革命斗爭經驗的總結為依據，毛澤東得出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思想，找到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這是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新觀點、新思想。沒有巨大的理論勇氣，是不可能提出並堅持這樣的新觀點、新思想的。一般地說，提出新觀點、新思想總要沖破一些舊的傳統觀念，所以要有理論勇氣。而我們這里所說的把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論點教條化，以至成為束縛人們的頭腦，限制人們的實踐的框框的人就是當時舉世公認為對解釋馬克思主義最有權威的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敢於並能夠沖破這種束縛是很難做到的。
由此可見，為什麼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總是把毛澤東在40年代初發起的整風運動看成是可疑的異端。雖然毛澤東在整風中說的只是中國黨內的問題，並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風運動中主要受批評的是王明這個蘇聯和共產國際視為寵兒的人；第二，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有一些死守馬列書本，依據俄國經驗的現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就要以城市為中心，解決中國問題似乎也只需並只能依照這個公式。而毛澤東發動的整風，實際上就是向這種公式挑戰，否認這種公式。
毛澤東在1941年5月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是說明整風運動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獻。這篇報告尖銳地批評了黨內有些「言必稱希臘」的人，說他們「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③。這里所說的「希臘」，實際上恐怕就是指蘇聯。固然在這篇報告中高度評價了斯大林主持編撰的《聯共(布)黨史》，這種評價是否適當是可以考慮的，但是毛澤東是這樣說的：「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④可見他並不把蘇聯的經驗當成普遍適用的經驗。他所重視的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鄧小平說：「中國革命就沒有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去進行，而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⑤如果中國革命不是走這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國的權威判定的天經地義來進行，抗日戰爭就不可能持久進行，1949年的勝利也完全不能想像。
1943年6月，共產國際解散。在解散前的幾年中，它對中國黨的干涉越來越少。周恩來說：「我們中國黨這時已經成熟，和共產國際的來往不多了。」⑥
在抗日戰爭時期，蘇聯領導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做法至少是有懷疑的。他們不大能理解農村游擊戰爭的意義，不大能理解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們不大能理解在統一戰線中又斗爭又團結的策略一樣。到了解放戰爭時期，蘇聯領導人不相信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徹底勝利，而且認為中國革命不宜取得徹底勝利，這和他們對世界形勢的錯誤估計有關，也與他們一貫地不能理解以農村包圍城市這條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有關。毛澤東在指出對斯大林應作「三七開」的評價(「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時說：「斯大林對中國做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斯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⑦周恩來曾說，斯大林雖然有時對中國黨有不恰當的懷疑，但一經實踐證明不對，看法也可以改變，「例如他懷疑我們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懷疑我們對於帝國主義不鬥爭，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變了」⑧。這都是說，直到中國革命在1949年取得勝利時，斯大林還對中國共產黨抱著很深的懷疑。這種懷疑顯然集中在中國共產黨內最具有理論創造能力的領導人毛澤東的身上。鄧小平說：「在斯大林時期，中國黨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沒有聽他的話，才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⑨中國黨能夠堅持從實際出發，頂住國外來的壓力，主要應該歸功於毛澤東。
鄧小平十分恰當地指出：「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⑩對這個功績無論怎樣估價都不為過。中國革命是經歷多次失敗和挫折，終於在毛澤東領導下走上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才能取得1949年的勝利的。所以鄧小平又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1956年，人民中國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開始面臨著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在這以前，從1953年起，一方面進行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方面已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社會主義改造採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國國情的特色的。這雖然是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分得土地的農民實行組織起來的經驗，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團結政策的經驗，都有助於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國國情的路子。至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經濟建設，基本上是採取蘇聯的經驗。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只有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中所得到的一些經驗，顯然是不夠用的；而中國舊社會在這方面也沒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經驗。
毛澤東在1956年4月所發表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這里所說的過去少走了一些彎路，可能是指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勝利。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中國應該接受蘇聯的哪些教訓呢？中國應該在哪些方面和蘇聯不同呢？毛澤東在他的講話中具體提到下列幾點：第一，「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第二，「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目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鑒於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第三，「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也沒有。」在這篇講話中還提到，「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第四，「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第五，「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第六，「過去，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指「如何對待犯錯誤的人」的問題——引者)上犯了錯誤，學了斯大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面。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準革命。」「他們不準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經常在黨內告誡，絕不要學蘇聯那樣建立一個從上到下，垂直系統，脫離各級黨的領導的「安全」機關。第七，「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里所說的「有些國家」指誰是明顯的。這篇文章還說：「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
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十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系。他說，「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個基本方針的提出，是和接受蘇聯的教訓有關的，當時毛澤東已經看出那種過分集中，一切由國家計劃來安排的經濟體制，那種也是過分偏於統一集中的政治體制，那種把社會主義經濟和世界其他部分隔離開來的傾向，不足以動員國內外一切有益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由此，毛澤東認為，中國可以而且應當找出一條有別於蘇聯，符合於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這在那時可以說是一種驚世駭俗的意見。那時和那時以後，蘇聯的領導人和理論界都把蘇聯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設想的模式。世界上反對社會主義和贊成社會主義的人幾乎無不是這樣以為的。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把蘇聯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弊病，贊成社會主義的人一般都以為，要搞社會主義就得照蘇聯的模式做。
當然，知道要避免蘇聯的缺點和錯誤，企圖走另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不等於已經找到了這條道路。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相當長的曲折道路，經歷了多次的挫折和失敗，由於總結了自己的經驗，特別是挫折和失敗的經驗，才能夠終於找到適合中國情況的自己的道路，走向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也不可能不是這樣。
毛澤東在上述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說到工廠和其他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還說到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等等。這些是突破蘇聯模式的新的思想的萌芽。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當時也有種種新的想法。例如陳雲在1956年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11)(即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計劃生產、國家市場三者為主體，而以個體經營、自由生產、自由市場三者為補充)。但這些處於萌芽狀態的想法，要發展成為足以代替舊的體制的新的體制，還必須經過一個實踐的過程。
1980年鄧小平曾接見一位義大利記者。這個記者在問到毛澤東是否犯過錯誤時說：「大躍進難道不是錯誤？照抄蘇聯的模式難道不是錯誤？」小平同志精闢地從原則上做了答復。但沒有具體提到「照抄蘇聯模式」的問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確曾受蘇聯模式的影響，而且是相當嚴重的影響。但毛澤東恰恰是最明確地主張不要照抄蘇聯模式的一個領袖。在毛澤東領導下，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拒絕蘇聯領導人所肯定的「天經地義」，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找到了自己的道路。這個經驗使毛澤東確信，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應該找出自己的道路。事實上，他是犯了大躍進、人民公社等錯誤，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錯誤。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蘇聯模式的錯誤。他是要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為找到適合中國情況的新的道路進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為走入歧路，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國擺脫蘇聯的模式。
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說：「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這話也應該認為是正確的。但是，在利用前一時期的經驗的時候，當然必須區別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情況。在建設時期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法，和以往的革命時期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如果把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經驗，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以為這就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
在民主革命時期，通過和廣大群眾切身利益有關的階級斗爭觀念，動員和凝聚了群眾的意志和力量，並且在廣大群眾的政治熱情發動起來以後，就產生無窮無盡的摧毀敵人的力量。但是這種經驗不能簡單地應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只用政治方法來動員群眾，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就造成了反右斗爭擴大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這些錯誤。這些錯誤使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走了許多彎路，受到許多損失。
如同在民主革命時期一樣，中國共產黨人也在社會主義時期從錯誤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在1976年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後，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了過去20年的經驗，特別是發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危險局面的「左」傾錯誤的經驗，糾正了這些錯誤，終於弄清楚了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找到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適合中國國情的一套方針政策。
現在回顧歷史，可以看出，從1957年開始的20年中，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許多錯誤，其發端在於不按照蘇聯的模式走完全一樣的路，而要另闢蹊徑。那麼我們在評論歷史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認為本來不應該懷疑蘇聯的模式，本來可以完全按照蘇聯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們曾經犯過的這些錯誤。我以為，如果進行這樣的評論，那是完全錯誤的。
在1956年，在中國面前可以說是有兩條路好走。一條路就是我們實際上在這20多年裡走過的路，另一條路就是亦步亦趨地跟著蘇聯走。認為中國應該走這另一條路的至少是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如果走這條路意味著什麼呢？那不僅意味著中國會走上一條不是那麼健康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意味著中國會成為在蘇聯指揮棒下的一個大的「衛星國」。在建設中遵循蘇聯的樣板和成為它的「衛星國」，雖然並不是一回事，但的確是密切聯系的。歷史表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已經慣於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指揮一切。斯大林的後繼人並沒有對斯大林的正確和錯誤進行科學的分析，他們在一筆抹殺斯大林的時候，繼承了斯大林的許多錯誤的作風和做法，而且變本加厲。其中也包括自居「老子黨」的地位，以大國沙文主義態度干預和支配別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由於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採取了堅決抵制的態度，中國才沒有淪為蘇聯的「衛星國」。
從50年代後期起，毛澤東不顧蘇聯方面來的異議，堅持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時也警惕地注視著蘇聯領導人日益加劇的對中國的敵視。赫魯曉夫以逐出教門相威脅，直接向中國提出了侵犯中國主權、控制中國命運的要求，毛澤東領導全黨對此作出了毫不妥協的答復。我們現在不來評論60年代初期中國和蘇聯兩黨的大論戰中的細節。應當說，中國共產黨方面在這次論戰中提出的有些論點並不完全正確。但中國共產黨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維護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按照自己的國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權利，是完全正確的。把運用一切手段直至武力來維護自己的指揮棒的權威的蘇聯稱作社會帝國主義，也並不過分。由於赫魯曉夫和他的繼承人勃列日涅夫堅持這種社會帝國主義的立場，由於毛澤東和他的同志維護黨和國家應有的獨立和主權的態度毫不含糊，中蘇兩黨的決裂成為不可避免，並且延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毛澤東在60年代初期做出為了維護自己的獨立主權，不惜和蘇聯決裂的決策，是經過反復的、慎重的考慮的。當時的蘇聯具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他的指揮棒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還很能生效。所以做出上述決定不但要准備遇到從北方來的侵略勢力，而且要准備在世界上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就中國國內來說，要轉變向來普遍存在的對蘇聯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毛澤東一生曾遇到許多艱難復雜的局勢，要求他做出正確的決策。這個決策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有長遠歷史影響的、足以表現出他用遠大的眼光解決最難解決的問題的才能的偉大決策之一。在1989年以前，也許還有人懷疑這個決策是否完全正確和必要，但是經過了1989年到1991年從東歐到蘇聯的一系列劇烈的變化以後，恐怕再沒有人能低估30年前毛澤東在中蘇關系問題上做出的決策。如果那時不做出這樣的決策，如果中國在那時走上上述兩條路的第二條路，以至成為蘇聯的「衛星國」，那麼後來的結果會是怎樣？對這樣的問題要是進行討論，大概很多人會做出同樣的答復。至於在蘇聯解體前不久，由於各種情況已和30年前不同，中國和前蘇聯的關系正常化當然是必要的，這為今日中國和原屬蘇聯的各國保持正常友好關系打下了基礎。
的確，中國在30年前走上上述的第一條路之後，由於獨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黨和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面臨著危亡的局勢。為我們所經歷過的這些曲折和錯誤而懊喪，是無益的。如果說，這兩條路都不可取，最好在1957年直接走上1978年以後的路，這樣的假想也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我們已經經歷了許多曲折和錯誤。我們正是從總結這些曲折和錯誤，才找到了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適合中國情況的正確的道路。之所以能這樣做，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具有從自己的錯誤經驗中學習的傳統。這種可貴的傳統的形成，是和毛澤東分不開的。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以黨所反復犯過的多次錯誤為借鑒，確立了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理論和政策。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曾發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缺點，試圖加以糾正。但因為對錯誤的認識還不透徹，因而未能有效地糾正。在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後期，雖然他已開始感到，這場所謂革命，至少不像他原先所設想的那麼完滿，但是他已來不及進行總結，只能把這個任務遺交給後人。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黨的新的一代領導人，既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繼承了毛澤東的正確的基本思想。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以後，立刻就出現了這樣一代新的領導人呢？這一代其實就是毛澤東自己所培育出來的。他們是在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實踐中成長起來的，並且是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成長起來的。他們中的傑出代表人鄧小平，就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團中的一員。
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從1979年起的十幾年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當年對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所抱的想望正在逐步成為現實。他的想望就是中國能夠避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缺點和錯誤，而以符合中國情況的方式，把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得更快更好些。他還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不應該像蘇聯那樣只有國家的一個積極性，而應該把全社會的一切積極力量動員起來。在國際上，也要調動一切直接和間接的力量。8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人終於發現：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唯一正確的途徑。
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幾個月，社會上傳出了他的一段話。這時，「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經臨近尾聲，但誰也不知道局勢將如何發展。據說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講的這段話，說的是他對自己一生的回顧和後事。他是這樣說的：「中國有句成語，叫做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這段話中最重要的是說：「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他說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勝利，取得了全國政權。他說：「對這件事，持異議的甚少。只有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個海島(這是指台灣——引者)收回罷了。」然後他講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們也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對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看來毛主席那時確實在病塌上對少數幾個人講過這樣一段話。記錄是否絕對准確，固然很難說，但恐怕是八九不離十吧。
毛主席在那時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顯然已不是那麼絕對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歷史的定評，還是有很大的距離。對毛主席所說的兩件事，歷史的定評是：前一件事
『伍』 抗日戰爭統一戰線與第一次國共合作有何不同
1 不同點：
兩次國共合作方式不同：第一次國共合作採取黨內合作形式.第二次國共合作沒有具體形式：形式上為國民政府領導,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保持著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兩次國共合作政治基礎不同：第一次國共合作是為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以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為合作的政治基礎.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
兩次國共合作的結果不同：
第一次國共合作由於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而中途破裂.
第二次國共合作則一直維持到抗日戰爭結束.
兩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的成熟狀況和採取的方針不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中國共產黨還處於幼年,缺乏理論修養和斗爭經驗,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放棄黨對統一戰線及革命武裝的領導權,導致大革命失敗和中國共產黨遭到血腥鎮壓.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中國共產黨已從幼稚轉向成熟,當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再度破壞統一戰線時,中共堅持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對國民黨的反共軍事進攻堅決反擊,同時繼續爭取同國民黨維持國共合作,鞏固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2相同點：
背景相同：都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里.
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作用相同：兩次國共合作都是在中共的推動下實現的,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黨更是一個首倡者.第一次合作時,共產黨處於幼年時期,缺乏理論修養和斗爭經驗,沒有自己的軍隊和根據地,帶著「二七」慘案的教訓尋求與國民黨的合作.第二次國共合作時,共產黨經歷了國良革命的失敗和國共十年對峙時期的挫折,在政治上已經成熟,擁有自己的軍隊和根據地,從民族大義出發,放棄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政策,主動與國民黨合作抗日.
共產國際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對第一次國共合作共產國際不僅提出了具體策略,還派代表直接幫助.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起到了指導作用,但在具體行動方案上則體現了中共的獨立自主.
都經歷了復雜的內部斗爭：第二次國共合作以新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它是國民黨的政治綱領,與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存在原則區別.隨著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深入,國共兩黨的分歧必然顯露.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但沒有共同的政治綱領來約束雙方.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必然面臨兩個前途和兩種命運的選擇.
都推進了中國革命的發展：第一次國共合作掀起的國民革命,雖然基本上推翻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為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准備了不少條件,畢竟因國民黨右派叛變和共產黨政策失誤而最終失敗.第二次國共合作不僅完成了抗日大業,而且革命力量的壯大和黨的建設的成效為奪取民主革命的最後勝利打下了基礎.
『陸』 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我們黨的重大決策，是共產國際確定，還是我們自己決定
自己決定，在遵義會議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確立後，中國革命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而不是奉行本本主義，照搬俄國城市革命論，在此之前，共產國際派出人員對我國革命進行指導
『柒』 共產國際和蘇共是什麼關系
原則上說，不是。來共產國源際在原則上是各共產黨之間的聯絡和協調性國際組織，可以理解成各家共產黨的國際峰會，蘇共只是這一組織的成員之一，和其他共產黨地位相同。
實際上，是。基本上，共產國際核心成員是由蘇共委派的，因此共產國際在實質上是蘇共把持全球無產運動、傳遞蘇共指示給其他共產黨的工具。
『捌』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兩黨的關系是什麼狀況
抗日戰爭結束初期，雙方維持著表面的合作關系，但到了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國共關系完全破裂。
附：國共兩黨關系史
一、國共關系的演變
（一）第一次國共合作（1924—1927年大革命時期）
1．合作原因——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任務
①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②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 ③共產國際的推動。
2．標志：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
3．影響：國民大革命迅速開展並取得重大勝利，基本上推翻了北洋軍閥的統治，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
4．破裂
①原因：兩黨不同的階級利益，階級矛盾上升。
②表現：1927年4月12日，蔣介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1927年5月，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
（二）十年內戰時期（1927—1936年土地革命時期）
1．國共的對峙
（1）表現
①政權的對峙：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標志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建立；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
②屠殺與反屠殺：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
③「圍剿」與反「圍剿」：1930年到1933年，蔣介石對中央根據地發動五次「圍剿」，中央紅軍取得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但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被迫長征（1934．10～1936．10）。
（2）影響：給日本侵華以可乘之機。
2．國共兩黨由對峙走向合作
（1）原因
①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日民族矛盾不斷上升。1935年日本策劃華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
②**的推動：1935年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35年底，**中央在陝北瓦窯堡開會，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2）標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三）第二次國共合作
1．原因：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
2．形成：
①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發表宣言，提出要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
②1935年**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③1935年瓦窯堡會議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
④1936年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標志著十年內戰基本結束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⑤1937年「七七事變」後，**發表抗日通電，號召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把日本侵略者驅逐出中國；
⑥1937年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表示准備抗戰；
⑦同時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
⑧1937年，國民黨公布**提交的國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3．合作的標志：1937年9月，國民黨公布了國共合作宣言，兩黨再次合作。
4.作用：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四）國共合作的破裂和國共雙方的決戰
1．根源：①階級利益的差別，階級矛盾的上升。②美國的干涉。
2．標志：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國共關系完全破裂。
（五）國共兩黨的長期對立（1949—1979年）
1．原因：階級利益的不同，外國反華勢力影響。
2．影響：海峽兩岸處於分裂狀態。
（六）國共關系的緩和（1979年以後）
1、原因：「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全國人民實現祖國統一的願望，中國國際地位提高。
2．表現：（1）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布採用和平方式統一祖國的方針；同時，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
（2）應**中央和**中央總書記胡錦濤邀請，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率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於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來南京、北京、西安、上海參觀訪問。國共兩黨從1949年內戰以後，隔絕了56年。這次連戰到大陸來，給兩岸關系的改善帶來積極的影響。連戰大陸之行將揭開兩黨合作新的篇章。讓人們看到了兩岸關系出現的新曙光（3）70年代末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4）1980年以後，海峽兩岸交流日益頻繁。
二、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政策
1．**創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19．5～1927．7）
（1）對策：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2）依據：亞非民族解放運動高漲，資本主義相對穩定，帝國主義採取了「以華治華」政策，北洋軍閥實行黑暗統治，因此廣大民眾與帝國主義扶植下的北洋軍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
（3）作用：國民大革命運動不斷發展，基本上推翻了北洋軍閥統治。
2．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7～1937．7）
（1）對策：武裝反蔣→抗日反蔣→逼蔣抗日。
（2）依據：隨著法西斯上台與擴張，蔣介石推行屠殺共產黨，「絕對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內」等政策，主要矛盾由階級矛盾逐漸轉化為民族矛盾。
（3）作用：**獲得了人民擁護並開辟了新道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3．抗日戰爭時期（1937．7～1945．8）
（1）對策：聯蔣抗日。
（2）依據：法西斯與反法西斯矛盾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社會各階層、各階級都積極投入到抗日救國運動中，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
（3）作用：國共兩黨基本上能並肩戰斗，最終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4．第三次同內革命戰爭時期（1945．8～1949．10）
（1）對策：自衛反蔣。
（2）依據：隨著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和美國推行扶蔣**的政策以及國民黨堅持內戰獨裁方針，**領導的廣大民眾與美蔣反動派的矛盾成為最主要矛盾。
（3）作用：**經過三年的艱苦努力，推翻了國民黨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5．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10～1956．12）
（1）對策；徹底倒蔣。
（2）依據：由於美國推行霸權政策和對新中國採取扼殺政策，國民黨又垂死掙扎，因此，**領導的廣大民眾同國民黨殘余勢力、封建地主階級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
（3）作用：**通過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等，不但徹底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而且使人民民主政權得以鞏固。
三、分析認識
1．影響國共關系的因素
（1）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當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時，兩黨就有結束對抗走向合作的可能。
（2）兩黨的階級性質不同，是國共關系矛盾、斗爭直到分裂的根本原因。
（3）國際政治勢力的態度與國際環境的影響。進步的國際政治勢力和有利的國際環境能夠促成兩黨之間的合作；反之，反動的國際政治勢力的插手，又會加速兩黨關系的破裂。
2．國共關系的認識
1924～1949年，國共兩黨關系呈現「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的曲折發展歷程。
「分則兩傷」：國共長期分裂內戰，損傷國力，十年內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瘋狂進攻紅色根據地，導致日本帝國主義乘隙而入，嚴重影響了中華民族獨立，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災難。抗戰結束後，兩黨內戰再起，國民黨敗逃台灣，海峽兩岸長期對峙，致使中華民族至今尚未完成統一大業。可見，國共分裂嚴重影響國家獨立統一、綜合國力增強和國際地位提高。但是，我們應看到：國民黨是挑起分裂的罪魁。
「合則兩利」：民族的獨立統一高於一切，沒有中華民族的獨立統一，就沒有各階級、各黨派的前途和利益，這是全體中國人的共識。大革命時期，北洋軍閥統治阻礙著中國統一，中國人民和北洋軍閥的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此，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各革命階級團結奮戰，基本推翻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30年代，日本侵華威脅到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國共兩黨「存則俱存，亡則俱亡」，為此，國共再次合作，並肩抗日，正因為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民族的共同抗戰，中國人民才取得了近百年來第一次反帝斗爭的完全勝利。
總之，合則有利於民族的興旺和崛起，分則對中華民族來說是戰爭和災難，兩黨為了民族利益，應當再次合作，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3．國共兩次合作的異同點：
相同點：（1）都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環境里，都面臨共同的強大敵人, 都由當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決定。（2）都是在**的推動下，共產國際的積極促成下實現的。（3）都大大推進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不同點：（1）背景不同：前者是封建軍閥割據，階級矛盾尖銳；後者是中日民族矛盾已成為最主要的社會矛盾，中華民族處於亡國滅種的生死關頭。（2）合作對象有異：前者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後者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親英美派。（3）政治基礎不同：前者是新三民主義，後者是共同抗日。（4）斗爭對象不同：前者要打倒北洋軍閥，後者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贏得民族解放。（5）合作的階級基礎有異：前者是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後者包括一切贊成抗日的階級和階層，具有廣泛的民族性。（6）作用和結果有異；前者推動工農運動發展，保證了北伐戰爭勝利進軍，但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合作破裂，大革命失敗；後者堅持到抗戰勝利，成為抗戰勝利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