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化關系

㈠ 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化的關系100字左右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抄史的一個轉襲折 點,它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以大炮轟開了中國閉關、落後的大門,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運動方 向,它是中國近代化的起點。同時,它既對中國近代化起到促進作用,也對中國近代化起到抑製作用。

㈡ 鴉片戰爭與中國現代化啟動的關系

現代化是指整體性的社會變革過程，現代化包括了經濟，政治，社會內，文化，教育，科技容，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各個方面的整體性社會變革。正是由於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急於開拓海外市場，地域廣闊，擁有極大消費力的中國成為理想之地，當時尚處於封建統治的中國被迫打開了大門，先進的生產方式，思想理念伴隨著列強的侵略隨之而來，開啟了中國現代化啟動。
經濟結構的變化是中國現代化啟動首要的組成部分，鴉片戰爭結束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創造了某些客觀條件。
政治思想的變化是中國現代化啟動的重要內容。鴉片戰爭後，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愛國知識分子開始主張學習西方，向西方尋求真理，逐漸成為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的主流，並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隨後洋務運動中的「中體西用」也體現了這一主張， 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包括企業、科技、教育、海軍、留學等），興辦近代工礦交通企業，編練新式陸海軍，設立學堂，派遣留學生等。
所以，鴉片戰爭一定程度上使當時的中國走上了步履蹣跚的現代化之路。

㈢ 鴉片戰爭與中國近現代化

鴉片戰爭前夕的中國，雖說已到了封建末世，新的社會因素漸多地進行了量的積累，在一度程度上呈現一種新舊交互滲透的過渡性狀況。但是總的看來，社會的舊格局、舊面貌基本保持著。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依然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且這種矛盾較前更嚴重激化，封建統治面臨危機。資本主義萌芽有所增長，但封建制度沒有改變。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清王朝已經走上衰敗的道路，政治黑暗，國防薄弱，財政拮據，國勢日衰，到了19世紀以後，嘉慶、道光王朝更呈江河日下之勢。

1、落後的經濟

統治中國的清王朝，經過「康乾盛世」已進入了危機四伏的「衰世」。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在全國占據主導地位。土地兼並的現象十分嚴重，大量耕地集中在貴族、地主手中，皇帝是全國最大的地主。據1812年(嘉慶十七年)統計，皇帝直接或間接掌握的土地達83萬頃。乾嘉之際的權臣和坤就占田8000餘頃。道光年間的大官僚琦善則有地252頃。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沒有土地。廣大農民在封建地租、賦稅、徭役和高利貸的重重盤剝下，陷於貧困破產和流離失所的悲慘境地。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

2、腐敗的政治

清王朝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已腐朽不堪。皇帝專橫獨斷，驕妄自大，沉醉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一般封疆大吏愚昧閉塞，官場貪污成風，吏治敗壞。乾嘉以來,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高級官僚當中,多次揭露出驚人的貪污案件,這不過是因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而揭發出來的一小部分丑聞而已。當時有人將清朝皇帝查辦貪污案諷刺為「宰肥鴨」。貪污在清統治集團中成為不可遏制的一種流行病。結黨營私，在當時統治集團中也形成惡劣的風氣。

3、廢弛的軍事

鴉片戰爭前夕，清朝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編制上雖有八九十萬人，但缺額甚多，武器落後，其裝備水平與清朝早期相比反而有所退步。而且軍務廢弛，缺乏訓練，軍紀敗壞，國防力量十分虛弱，每年消耗餉銀二千萬兩以上（占當時清朝年財政收入的將近一半），都到了腐朽不堪的程度。

4、沉悶的思想文化

清朝統治者還實行嚴酷的文化專制政策，沿用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大力提倡空疏的宋學即理學和脫離實際的漢學，並大興文字獄，鉗制和禁錮士人的思想。當時思想界處於一種相當麻木、壓抑和沉悶的氛圍中，但是龔自珍頗有「眾人獨醉我獨醒」的勢頭。他長歌當哭，不遺餘力地揭露和抨擊時弊。

5、閉關自守的對外關系

鴉片戰爭以前，盡管清王朝保持比資本主義制度落後了一個時代的封建制度，盡管它已經相當地沒落腐敗，但是，它卻是一個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還沒有被外國控制。清王朝採取的對外關系政策是「閉關」政策。「閉關」政策肇端於明朝的「海禁」，是明、清某些時候實行過的一種政策，閉關政策它既有前後聯系、一脈相承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的時候，實施的背景、目的、具體內容、辦法各不相同的一面，所以應作具體分析、我們這里要著重了解的也可以說特指的，是乾隆以後的閉關政策，也就是限廣州一口通商時期的這種政策。清統治者把閉關政策當作外交的武器來使用，無異於一個人舞紙劍而自詡英雄。閉關政策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國人，但是從長遠、從全局來看，這一政策，沒有也不可能起到抵制殖民侵略的積極作用，反而限制了中國自己，到頭來是作繭自縛了。所以從根本上說這是一項消極的、落後的、錯誤的政策。清政府沉迷於幾千年的繁榮昌盛中，不願意接受世界的變化，不相信世界能有國家會超過自己。

鴉片戰爭後：

1、社會性質的變化。鴉片戰爭後，中國領土、領海、司法等主權遭破壞。外國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2、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社會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開始轉變為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各種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3、社會革命任務（革命對象）的變化。鴉片戰爭後，中國人民肩負起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對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革命任務。中國從此進入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戰前，中國是一個政治上獨立自主的國家，清政府可以行使自己的主權而不受外國干涉；戰後，中國的領土完整被破壞，主權從多方面被侵害，已經喪失完全獨立自主的地位。

戰前，中國是一個經濟上自主的國家，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占著統治地位；戰後，外國商品源源不斷的湧入中國，原有的封建經濟基礎開始受到破壞，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失去經濟上自立的地位。

戰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戰後，中國的社會矛盾變得復雜化了，又增加了外國資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間的一對矛盾，並且這種矛盾地位越來越突出。毛澤東同志說：「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人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正是由於這種矛盾的內容和格局，決定了中國人民從鴉片戰爭就開始肩負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雙重任務，也決定了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

4、結論：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點，中國社會從封建社會開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標志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㈣ 談談你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向近代化社會轉變的認識 求解答

鴉片抄戰爭以來中國社會向近代化社會的轉變主要是被動的轉變。因為鴉片戰爭及其以後的侵華戰爭，驚醒了國人，有識之士逐步認識到要獨立自主就必須要富強，要採用新制度，要讓國民的思想得到洗滌和革新。這也正是中國向近代化社會逐步轉變的過程：器物——制度——思想（或者說是文化）。這三個階段對應的分別是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
向近代化社會的轉變同時也是多方面多層次的，一個是經濟層面的，主要表現為自然經濟逐漸解體，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政治層面的，主要表現為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中國進入半封建社會，各種政治思潮迭起。社會習俗方面的，受西方文化的浸染，中國的社會習俗發生了很多轉變，如服飾、交通、通信等方面，傳統和近代並存。思想方面的，主要是向西方學習，西學東漸（上面提到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都有這方面的內容）。

㈤ 為什麼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

鴉片戰爭的結果：中國被迫同英、美、法等國簽訂了《向京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社會的性質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
原因具體有以下三點：
1．中國的主權開始遭到破壞，戰前，中國政治上是一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的國家。戰後，割讓香港等條款破壞了中圍的領土及領海主權；「領事裁判權」制度，破壞了中國的司法主權，協定關稅，破壞了小國的關稅主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為列強廣泛地掠奪中國提供了方便。這樣，中國就從一個獨立的主權園家開始淪為一個遭受外因侵略者奴役的半殖民地國家。

2．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戰前，中國經濟上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國家，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有力地排斥著外國的商品侵略。戰後，廢除「公行」制度，增加通商口岸，喪失關稅主權，外國的廉價商品源源不斷地湧入中國。 這種商品「重炮」，逐漸摧毀了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使中國日 益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

3．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和主要矛盾開始發生變化。戰前，中國社會基本上只有兩大對立階級，即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戰後，出現了一批買辦和買辦商人；在外國企業中出現了第一批產業工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除原有的封建地主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外，又出現了外國資本主義相中華民族的矛盾。從此，中國的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任務。

㈥ 鴉片戰爭洋務運動和辛亥革命,分別從哪些層面對中國近代化進行了探索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向近代化社會的轉變主要是被動的轉變。因為鴉片內戰爭及其以後的侵華戰爭，容驚醒了國人，有識之士逐步認識到要獨立自主就必須要富強，要採用新制度，要讓國民的思想得到洗滌和革新。這也正是中國向近代化社會逐步轉變的過程：器物——制度——思想（或者說是文化）。這三個階段對應的分別是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

向近代化社會的轉變同時也是多方面多層次的，一個是經濟層面的，主要表現為自然經濟逐漸解體，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政治層面的，主要表現為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中國進入半封建社會，各種政治思潮迭起。社會習俗方面的，受西方文化的浸染，中國的社會習俗發生了很多轉變，如服飾、交通、通信等方面，傳統和近代並存。思想方面的，主要是向西方學習，西學東漸（上面提到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都有這方面的內容）。

㈦ 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化

一、鴉片戰爭前中國仍然是一個封建社會

鴉片戰爭前夕，以英國為首的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均已先後完成了產業革命，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在全世界的統治地位。誠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它那商品的低廉價格，就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滅亡的恐怖下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制度，……變為資產者。簡短些說，它按照自己的形象，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頁。)也就是說，當時的世界資本主義潮流，正在迫使所有落後民族走向近代化，亦即走向資本主義化。中國當然不可能例外。英國下決心發動鴉片戰爭，用大炮轟開中國閉關的大門，正是不自覺地充當了強迫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歷史工具。

當時，中國仍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封建社會，仍然是一頭做著「天朝大國」封建美夢的睡獅，仍然閉關鎖國自絕於世界資本主義潮流。毛澤東說過：「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但是這個「緩慢」，還不知道要「緩慢」到何年何月？因為當時的實際情況是：

第一，中國仍然是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封建自然經濟，在商品經濟發展基礎上，孕育著的資本主義萌芽，雖然擁有長達300年左右的歷史，遍及30多個手工業行業；但上升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諸條件，均未成熟，只有少數行業出現了手工工場，大部分行業仍停留在萌芽狀態。也就是說，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孕育著的資本主義萌芽，仍然不成氣候，對它不能作過高估價。

第二，明末清初以黃宗義、顧炎武、王船山為代表的反對封建專制、要求民主政治的呼聲，雖曾一度露頭，但仍然是中國古代儒家「民貴君輕」思想的延續和發展，並不反映近代民主的要求，而且很快遭到封建勢力所扼殺。中國社會始終沒有出現第三等級和市民階層等要求近代民主的新興勢力，封建專制結構，仍然牢不可破，原封未動。這一封建專制政權所採取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如重農抑商，橫征暴斂等等，嚴重摧殘著工商業，抑制和阻撓著新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順利發展。

第三，在文化思想上，雖也出現了如古典小說《紅樓夢》中所反映的沖破封建禮教束縛等新因素，但畢竟很微弱，沒有出現西歐那裡的文藝復興思潮。中國人的頭腦，仍然被「三綱五常」等封建傳統思想禁錮著，積重難返，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之風，一時還吹不進來。

第四，清政府繼續採取的閉關鎖國政策，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潮流，閉目塞聽，昏瞶無知，仍然以「天朝上國」自居；對外通商只限於廣州一口，而且還要通過十三行，不許外商直接貿易；不懂近代外交禮節，堅持外交使節靚見，要行三跪九叩首封建大禮；仍抱著康熙年代「上國物產豐富，無所不有」的老觀點，不重視對外貿易。這一政策，嚴重阻礙著東西之間的正式交往。

根據上述情況，如果僅僅依靠中國本身力量，要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近代化邁進，必然是十分緩慢的。

二、鴉片戰爭後中國才開始近代化

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五口通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陸續輸入，才開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近代化邁進，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歷程，至19世紀末，中國近代化的基本情況是：

在經濟上：（一）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體制，已開始解體。1899年全國進出口貨值264748千海關兩，出口貨值195785千海關兩，兩筆共達460533千海關兩。這就是說，中國經濟已基本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二）使用機器的近代工礦企業陸續出現。據統計，1895年全國近代工礦企業總數達200家，資本總額5004萬元，工人總數91350～98060人。(黃逸峰、姜鐸：《中國近代經濟史論文集》第338頁。)（三）近代交通運輸業陸續出現，近代輪船公司約20家，擁有大小輪船約300艘，噸位總數約10萬噸。已築成的台灣鐵路及京奉鐵路天津至山海關段共364公里，蘆漢鐵路已開始興築。電報及郵政等事業，已通達全國主要行省。（四）近代商業也陸續出現。外資在華開設的洋行總數達400餘家。中國舊式商業，正在適應外資洋行經營進出口商品的需要，逐漸出現經營洋布、西葯、生絲、茶葉等新興行業。以上海為例，19世紀末，上海在舊有商業的土布、米、木材、糖、綢緞等行業的基礎上，又新興起洋廣什貨、五金、西葯、紙業、棉紗等四五十個行業。其中洋布公所全部同業一百三四十家；五金鋼鐵業58家，絲棧、絲號100家左右。(根據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商業史》編寫小組提供的材料。)（五）近代金融業也應運而生。外國在華的銀行保險業已近20家，包括總行設在中國、資金較為雄厚的英國匯豐銀行。中國本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也於1897年設立。舊式線庄業也開始轉向近代化。

在政治上：（一）原已走下坡路的清王朝封建政權，經過國外侵略勢力和國內農民革命的幾度沖擊，已無法照老樣子統治下去，在「滅亡」威脅面前，一部分封建統治階級，不得不轉化為洋務派，推行洋務運動，實施「同光新政」，於是，封建政權開始向資本主義近代化傾斜。（二）隨著近代企業的出現，不僅引進了西方的生產技術，同時還引進了西方的社會制度，政治民主化，開始提上了中國的議事日程，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的早期改良派，率先提出設立議院，由君主專制向君民共主轉化，反映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呼聲。（三）康梁為首的「百日維新」，把早期改良派君民共主要求，通過光緒皇帝的詔書，付諸實施，雖然中途夭折，以「六君子」壯烈犧牲而告終，但畢竟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企圖登上政治舞台的一次嘗試。

在文化思想上：（一）西方資本主義的近代科學技術以及社會文化的書籍，逐步輸入。1868年上海江南製造局附設的翻譯館，至19世紀末，先後共譯出各類西書160種，總數達1075卷，由江南製造局公開出版發行。譯書內容以介紹近代科學技術為主，兼及各國政治歷史。1867年開辦的北京同文館，對翻譯西書也比較重視，先後譯成《萬國公法》、《格物入門》《化學指南》等西書26種，由該館印書處刊印公開發行。這批西書都在1870年前後出版，成為當時知識界中學習西方知識的最早入門書，對傳播西學起了積極作用。梁啟超即曾稱贊這批西書，是光緒年間人們求知識於域外的「枕中鴻秘」。(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160頁。)（二）傳播西學的各種新式學堂陸續開辦，並開始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60年代後期北京、上海等地開辦的同文館和廣方言館，先後培養了300人左右翻譯和辦洋務的人才。從1872年開始，清政府採納容閎的建議，陸續選派了120名學生赴美國留學，目的是培養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科的人才。這批留學生雖於1861年後中途撤回，未能完成學業，但大部分已在美學習5年以上，對各種學科有一定基礎，回國後分配在陸海軍、各軍事工業及電報、鐵路等局任職，成為洋務運動的得力助手。其中有一些人後來還成為著名的官僚、軍閥和技術人才，如著名的鐵路工程專家詹天佑等。1866年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一開始便設立了船政前後學堂，教習英文、法文、數學、繪圖等課程，專門培養造船和駕駛人才，陸續畢業的學生共628名，從1876年起，還先後派三批優秀學生68人赴歐洲深造，學習造船、駕駛、化學、冶金、地質等學科，培養高級技術人才。這批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大都成為造船專家和海軍骨幹。80年代，李鴻章在天津創辦的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也培養了一批近代海陸軍人才，著名近代思想家和翻譯家嚴復，即曾擔任過天津水師學堂的總教習。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即相繼誕生，前者創辦於1898年，後者創辦於1896年。於是，中國的教育制度逐步實現近代化。沿襲多年，弊端叢生的八股科舉制度，不得不於1901年宣布廢除。（三）作為輿論工具的報刊雜志，陸續出版發行，沖破了封建統治的沉悶空氣，反映了要求政治民主的呼聲。舊中國歷史最久、規模較大的上海兩家大報——《申報》和《新聞報》，已先後創刊，前者創刊於1872年4月，後者創刊於1893年2月。特別在1895年維新運動進入高潮期間，各種報刊，如雨後春筍，紛紛創刊，如北京強學會創辦的《中外紀聞》，上海強學創辦的《強學報》和《時務報》，湖南南學會創辦的《湘報》等等，對推動維新運動起了號角作用。（四）隨著西方資本主義近代文明的逐步輸入，中國維持了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思想，已開始從根本上發生動搖，人們的價值觀念，逐步在向近代化轉變。

中國近代化基礎，雖然十分薄弱，但畢竟已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近代化邁進，不再是一個原封不動的封建社會了，而且這一基礎，是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社會繼續向近代化發展的起點。

三、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化起了雙重作用

鴉片戰爭，是英國為了毒害中國人民、阻止中國禁煙而發動的一次侵略戰爭。戰爭結果，中國第一次向外國侵略者屈辱求和，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從而獨立的中國走上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苦難道路。因此，鴉片戰爭是中國人民遭受外國侵略者壓迫、剝削、欺凌的開端。但鴉片戰爭又迫使中國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近代化，中國近代化是鴉片戰爭的直接產物，因此，鴉片戰爭又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鴉片戰爭的這兩個開端，便交織成一部舊中國109年的歷史，實際上也就是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化所起的雙重作用。即既刺激和促進了中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又壓迫和抑制了中國近代化的順利進行，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道路。

鴉片戰爭對中國現代化起的刺激和促進作用是：

——迫使中國人睜眼看世界，承認自己落後，逐步消除「上國天朝」、「惟我獨尊」、「夜郎自大」等等虛驕之氣，不得不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引進近代化生產技術和社會制度，把自己變為資產者。林則徐、魏沅等進步先驅，是第一批自覺地這樣做的人，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響亮口號。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和干王洪仁玕發布了舊中國第一個較完整的近代化綱領——《資政新篇》。洋務派奕 、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輩，則是半自覺地這樣做，開創了一系列中國近代化事業，擔負起他們力不勝任的歷史任務。頑固派則從近代化的「絆腳石」，轉而被近代化牽著鼻子走，跌跌沖沖地進入近代化。早期改良派和維新派，則總結和吸收了中國近半個世紀近代化的經驗教訓，響亮地提出「救亡圖存」「變法維新」的政治綱領，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對中國近代化逐漸成熟的要求。這半個多世紀各政治派別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圍繞著近代化所展開的政治角逐，都是在鴉片戰爭炮聲揭開中國近代化序幕的大背景下進行的。

——輸入機器和近代生產技術，在中國封建自然經濟的曠野上，移植了幾百個近代大機器工礦交通企業，大大縮短了中國近代化的歷程。根據馬克思的研究，作為資本主義典型的英國，是經過簡單協作、手工工場再發展到近代機器大工業的，這一歷程花了近300年左右的時間。而中國近代機器大工業的出現，則是跳過了前面兩個階段，直接從外國移植過來，象江南製造局那這龐大的近代機器工廠，從籌備到建成，一般只經過3年左右，比起英國縮短了100倍。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是經過一段摸索過程的。例如曾國藩，開始對仿造洋炮洋船的想法很簡單，認為外洋器物「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土，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6頁。)於是他便於1862年，在安慶內軍械所，委託徐壽、華蘅芳等，開始用手工仿造洋炮洋船。先試制出中國第一部蒸汽發動機，接著又試制出木殼輪船「黃鵠」號，試航結果，「行駛遲鈍，不甚得法」，失敗了。他只得改變辦法，於1863年，選派最早留學美國的容閎，赴美購辦「製造機器之機器」，准備運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機器設備，正式建立近代機器工業。例如李鴻章，在1865年創辦江南製造局前幾年，已先後派江海關道丁日昌、總兵韓殿甲和英人馬格里，在上海、蘇州兩地分設了3個洋炮局，以手工製造開花炮彈等軍火，供應軍隊使用。再如左宗棠，在1867年創辦福州船政局之前，已在杭州西湖，用手工試造過小輪船未成。曾、左、李輩在60年後期進口外國機器設備創建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大型近代軍事工業獲得成功後，便陸續創建了輪船招商局、蘭州織呢局、上海織布局、開灤煤礦局等大型近代機器工礦交通企業，奠定了中國近代工業的基礎。

——外國在華近代企業的示範作用。舊中國興辦近代企業，先有外國在華資本，後有洋務企業和民營企業。當洋務企業於60年代初陸續創辦時，外國在華資本經營的近代工廠已有26家，其中船塢船廠10家，機器鐵廠3家。這些廠在使用機器、培養技術工人、以及經營管理等方面，對後起的洋務企業和民營企業，都直接間接地起著示範作用。李鴻章1862年辦的上海洋炮局和1863年辦的蘇州洋炮局，一部分技工便是從外商工廠來的。1863年開設在上海的美商旗記鐵廠，還被李鴻章花6萬銀兩買下，該廠的全部機器設備，連同美國資本家科爾，洋匠8名和一部分中國工人，都成為舊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業——江南製造局的基礎。1866年創辦的上海最早的一家民營機器廠——發昌機器廠，也是依靠向外商船廠承接裝配船用零件發展起來的。不僅外資在華工廠，對後起的中國工廠起著示範作用，外資在華的航運、銀行等業，也在起著同樣作用。1872年創辦的中國第一家近代航運業——輪船招商局，內部的經營管理制度，大都從當時外商在華輪船公司搬用過來，連局裡的總船主和每艘輪船的船主，都長期聘用著外國人。1897年創辦的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經營管理模式，完全是英商匯豐銀行的一套。

——培養近代技術人材。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帝國主義，通過在華企業僱用中國職工，受中國聘用的技術人員，接受中國留學生等各種渠道，為中國培養了大批近代人材。這里只舉福州船政局為例，便足以說明。左宗棠於1867年創辦福州船政局時，即同船政局法國正副監督日意格、德克碑簽訂培養人材合同，議定5年限滿，教中國員匠能自按圖監造並能自行駕駛，即加獎日意格和德克碑銀各2．4萬兩，加獎各法籍師匠共銀6萬兩，計定獎格銀10．8萬兩，另再加精神獎勵。至1873年5年期限屆滿時，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楨，督促法監督日意格，逐廠試驗中國員匠製造技術，洋匠逐步撤走，交給中國員匠放手自造，正副匠首都選中國工人擔任。經過半年多的考核試驗，於合同期滿後，洋匠全部遣散回國，按合同規定給予獎賞。該局撤走外籍技術人員，在本國技術人員主持下，陸續製造了十餘艘兵商輪船，基本上已具有獨立製造能力。

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化起的壓迫與抑製作用是：

——仗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攫取的特權，加速擴大外國在華資本勢力，逐步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把中國民族資本壓得抬不起頭來，不能獲得正常的發展。據統計，外國在華資本在中國資本總額中所佔的百分比是：1894年佔60．7，1913年佔80．3，1920年佔70．4，1936年佔78．3。也就是說，外資要佔中國資本總額的60～80％左右。在中國不少重要近代產業部門，外資均處於壟斷半壟斷的優勢。中國新生的民族資本，多方遭受排擠和限制。例如早期以英國資本為主在上海、廣州等地興辦的幾個船舶修造廠，便擠垮了中國具有千餘年傳統的舊式造選業，壓抑著中國民族資本經營的新式造船業，長期壟斷著中國船舶修造工業。前面提及的上海最早舉辦的民族資本發昌機器廠，便因競爭不過英商船廠，於1899年為英商耶松船廠所吞並。又如早期俄國資本在武漢、福州等地興辦的茶磚廠，便擠垮了福建好幾家新生的民族資本茶廠。20世紀後，外國資本已逐步趨向壟斷，對中國資本的排擠、壓抑直至並吞，更十分明顯。例如外國資本對中國近代煤礦的控制和壟斷，不僅壓抑著民族資本的中小型煤礦喘不過氣來，連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經營的大型煤礦，也逃避不了外資侵吞或控制的命運。英國資本騙奪開平煤礦和並吞灤州煤礦的過程，便是最典型的史實。外國資本對中國鐵路運輸的壟斷和控制，事例也很突出。從1896—1914年間，外國資本對中國鐵路的直接投資總額達2．92億美元，在修築成的1萬余公里鐵路中，外資佔90％以上。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修築的鐵路，大部分是借外國資本。「商辦鐵路」，雖然一度呼聲很高，但在外國資本勾結中國封建勢力的強大壓力面前，毫無成就，民族資本鐵路所佔比重，微不足道。至於中國的金融市場，更是長期被以英國匯豐銀行為首的外國銀行所壟斷。外國資本對中國經濟命脈的控制，是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獲得順利發展的根源。

——長期控制和壟斷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在工業進口農副產品出口之間，進行不等價交換，加上早期的販運鴉片，從中吮吸著中國人民的大量血汗，使中國陷入貧困的境地。關於進出口商品的不等價交換，找不到全面的估算數字，根據《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匯編》一書的估算，僅1926—1936年的10年間，我國在進出口商品總值中所遭受的不等價交換的損失總額，高達當時幣值50億元余，每年平均損失達5億元，當時每年的進出口商品總值為20億海關兩左右。約折成30億元，年損失比重為1／6。如果以此類推，中國近百年來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不等價交換的總損失，該是何等驚人！(參見《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匯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62頁。)早期販賣鴉片，毒害中國人民，是外國在華洋行攫取暴利的重要手段，如老牌的怡和、太古、旗昌等洋行，大都靠販賣鴉片起家。據估計，怡和洋行在19世紀四五十年代，每年僅從販賣鴉片一項，即可獲利400萬銀元左右，(當時鴉片年輸入量約5萬箱，每箱利潤約400元，恰和至少佔1萬箱。)利潤之高可以想見。

——巨額的戰爭賠款，成為中國人民的沉重負擔。鴉片戰爭賠款2100萬銀元，開了戰爭賠款的惡例。後來戰爭賠款的數量越來越大，中日甲午戰爭的賠款總額高達2．30億兩，八國聯軍的庚子賠款，更高達4．5億兩。當時晚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也只有1億銀兩左右，為了應付這些賠款，不得不把人民搜括得民窮財盡。這些戰爭賠款，成為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赤裸裸的政治掠奪，帶有濃厚的原始積累性質。例如日本在華的直接投資，至1913年已超過4億銀元，恰好相當於她從中國獲得甲午戰爭賠款的本息。

——扶持中國封建半封建的落後政治勢力，阻礙中國政治上的近代化。眾所周知：如果去，沒有資本帝國主義的「助剿」和維護，反動腐敗的晚清政府，便不可能把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不可能出現「同光中興」局面，不可能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封建統治；竊國大盜袁世凱的粉墨登場，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幕後導演起了重要作用；北洋軍閥的連年混戰，背後牽線的是帝國主義列強。總之，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操縱下，舊中國的歷屆政權，始終掌握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集團手裡，民族資產階級始終處於從屬地位，政治上未能實現資本主義近代化，這就必然影響到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順利發展。

上述鴉片戰爭給中國近代化帶來的雙重作用，是符合舊中國所處的109年國際資本主義發展潮流的。在這一歷史時期，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挾其強大的社會生產力，如水銀瀉地般無孔不入，侵入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落後民族地區，一方面迫使這些落後民族走向近代化，另方面又進行殘酷的壓迫與剝削，阻礙這些落後民族近代化的順利發展。進步性與侵略性並存，這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內在的本質所決定。當代世界，正是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所起的這一雙重作用的矛盾過程中走向進步與文明的，舊中國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縮影罷了。

那末，人們不禁要問：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化所起的雙重作用，究竟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呢？應該承認，這在國際國內學術界，都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值得深入研究。前幾年有些國外學者，強調外國在華資本對中國民族資本所起積極作用的一面，否認存在壓迫民族資本的一面，從而提出了所謂「反壓迫論」的觀點。新中國史學界，過去為了服從反帝斗爭的政治需要，往往強調後一方面的作用，而忽視甚至否認前一方面的作用，顯然不夠全面。近十年來有所糾正，已能兩方面兼顧。但有少數論者，也走上另一極端，過份強調了前一方面的作用，把它說成是主要的方面。至於在去年政治風波中的有些「精英」，竟然信口開河地胡說什麼，中國要實現「真正的歷史變革」只有再當「三百年殖民地」！難道我們的鄰邦印度，當了英國300年的殖民地還沒有當夠？他們僅在1770年孟加拉省的大飢荒中，便餓死了1000萬人，占該省3000萬人的1／3。(北京大學歷史系簡明世界史編寫組：《簡明世界史》近代史部分，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版，第157頁。)難道我們的台灣同胞當了日本50年的殖民地還沒有當夠？難道我們的東北3000萬同胞當了日本14年的殖民地還沒有當夠？這簡直是不值一駁的胡說！

平心而論，對鴉片戰爭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所起的雙重作用，應該根據歷史，作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而全面的評價。我個人認為：雙重作用，都是客觀存在的，不應忽視或否認任何一面；但壓迫與抑制的一面是主要的，刺激與促進的一面是次要的。毛澤東早已一針見血地指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不是為了幫助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是為了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惟其如此，舊中國進行了109年的資本主義近代化，但始終沒有化好，三種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的產值，始終只佔工農業總產值的20％左右，小農經濟和小手工業經濟的產值，始終佔80％左右；三種資本近代企業中，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主義始終佔主要比重，民族資本只佔20％左右；舊中國始終未能化成一個獨立的近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化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會，直到新中國建國40年後的今天，四化大業尚未完成。當前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施的四個現代化大業，實質上是舊中國無數志士仁人為之奮斗的中國近代化事業的繼續和發展。因此，我們今天紀念鴉片戰爭150周年，應該接受中國近代化始終未化好的歷史教訓，弘揚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全國團結，上下一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力爭早日實現四化大業的兩個戰略目標，為把中國建成一個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

㈧ 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的影響

鴉片戰爭有兩次

第一次鴉片戰爭影響的影響有三個

1、政治

清政府開始一步步成為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隨著中國的領土、領海、司法、關稅和貿易主權開始遭到嚴重破壞，中國逐漸由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2、經濟

隨著列強向中國傾銷產品和對中國絲、茶等農副產品的收購，逐漸把中國捲入世界市場；原本佔主導地位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強烈沖擊，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一部分。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利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但是外國資本主義進一步激化了階級矛盾，一定程度上致使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

3、思想

鴉片戰爭後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拋棄陳腐觀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尋求強國禦侮之道，萌發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對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沖擊作用。社會矛盾上，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變成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

中國人民的革命任務，從反封建變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由此，中國從封建社會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第二次鴉片戰爭戰爭影響

1、政治上，它使中國損失了更多的主權和領土，中國喪失了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俄北京條約還為沙皇俄羅斯更多地割佔中國西部領土製造了條件。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進一步加深；清朝統治者投靠外國侵略者，開始成為他們的附庸與工具，中外反動勢力公開勾結，共同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

2、經濟上，外國侵略勢力擴張到中國沿海各省，並伸向中國內地，方便了列強傾銷商品，掠奪廉價原材料和勞動力，使中國受到資本主義經濟的侵略性沖擊。

3、鴉片貿易合法化、華工出國及允許外國人前往內地傳教，都使中國的社會矛盾更加激化。

4、外國公使駐京加強了對清政府的影響和控制。

5、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佔領京城，火燒圓明園，對中國文化和心理都造成了沉重打擊，地主階級分化，部分滿清統治者痛定思痛，決定「師夷長技以制夷」，從而開始了「洋務運動」，迎來了迴光返照的同治中興。

6、喪失大片領土。 割讓給英國的九龍半島只是彈丸之地，而割讓給沙俄的領土則前後達150萬平方公里之巨，奠定了後來中華民國的版圖基礎。

7、戰爭結束後，清政府得以騰出手來鎮壓太平天國，勉強維持了其統治。《北京條約》剛一簽字，英、法、俄等公使就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認真「履行條約」，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1861年1月，清政府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862年1月，清政府對太平天國事件確立了「借師助剿」的方針，引用外國軍隊來幫助其鎮壓內亂。

(8)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化關系擴展閱讀

評價

鴉片戰爭是中國抗擊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第1次戰爭。英軍以較少的兵力、較小的代價戰勝了中國。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觀上敵人兵器佔有優勢，戰略戰術運用得當，能集中大部兵力轉沿海城市，佔領經濟命脈之地，戰斗中常以正面攻擊與側翼包抄相結合之外，在主觀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政治腐敗中國封建社會制度到了19世紀30年代，更加沒落腐朽，不僅經濟停滯，十分落後，削弱了戰爭賴以取勝的經濟基礎，而且整個統治集團內部，彌漫著享樂苟安，貪污腐化氣息。

㈨ 為什麼說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

從原因分析，十九世紀是世界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而恰逢中國封建社會衰落時期，清政府為維護搖搖欲墜的封建制度，實行了關閉政策，嚴禁對外貿易，把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東方大國與世界經濟體系隔絕。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輸出商品、進口原料，這就不可避免的要與世界其它國家發生經濟聯系。這時候哪個國家能主動迎接挑戰，通過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增強綜合國力，就可以免遭外國侵略，而清政府卻恰恰喪失了這個歷史機遇，才導致了歷史悲劇的發生。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鴉片戰爭再給中國造成危害的同時，還給中國帶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1.鴉片戰爭使中國的生產關系發生了重變革，使中國再短期內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 中國從明朝中後期在江南一些商品生產發達的地區出現了「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資本主義萌芽，直到清朝中期幾個世紀過去了，這種生產關系發展仍然十分緩慢，而且水平處於手工工場的低級階段。 鴉片戰爭以後，外國到通商口岸開設工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這些地方出現，產生了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在清政府內部出現了以奕忻為首的洋務派，他們於十九世紀六十到九十年代掀起了洋務運動。洋務派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創辦軍用工業。雖然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走向富強的道路，但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鴉片戰爭以後的半個世紀中國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走完了戰前幾個書記都沒有走完的道路。如果沒有鴉片戰爭是難以想像的。正是由於新的生產關系的產生，幾千年來中國自給自足的校農經濟在開通商的口岸誒摧毀。許多破產農民被迫進行商品生產，從而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2.鴉片戰爭後中國對外貿易獲得了較塊發展。戰前由於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嚴格性質對外貿易只開放廣州一處口岸，並規定由政府特許的「十三行」統一管理對外貿易。戰後通商口岸增加使中國的對外貿易迅速上升。以中國的出口弄產品茶和絲為例從1840年開始中國的茶和絲的出口量迅速增長。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萬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多萬斤。絲的出口由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 3.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思想長期沉悶的狀態。中國這頭東方睡獅被震醒了，它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由於清朝康熙到乾隆前期實行殘酷的文字獄，在思想界造成的恐怖陰影一直難以抹去。使人們不敢過問政治迴避社會現實。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各方面的劇烈變動使一些開明的封建士大夫開始關注世界、思考現實。如林則徐、魏源等。為了讓中國人更多地了解世界，魏源寫了《海國圖志》一書，這是我國系統地介紹外國歷史地理的著作。 4.鴉片戰爭促進了中國外語人才的培養。戰後由於對外工作的需要，對外語人才的重要性清政府有了初步認識。在與外國簽訂《南京條約》及附件時清政府連一個懂外語的人也找不到，任外國人蒙騙。因此，奕忻於1861年奏請設立外語學校，培養外語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師同文館」學員除學漢語外，主要學習外文。外語人才的增加促進了西方科學技術和民主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從而加速了中國生產技術和社會的進步。 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的正面影響是客觀存在的。這些影響有的是短期內顯現出來的，有的是長期潛在的。我想如果沒有鴉片戰爭的炮聲，沒有西方民主思想的沖擊，沒有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傳入，那麼中國也許到今天仍然還會處於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自信中，還會處於養豬為過年、養牛為耕田，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占絕對優勢的狀態中，我們這一代人也就不可能趕上今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機遇了

㈩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化的近代化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勢為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一定的變更空間和物質條件，同時也促使中國文學形成了發展變革的思想動力。從鴉片戰爭開始，民族受凌辱，國家被瓜分的嚴酷現實，使全國人民在思想上產生了巨大的震動，社會各階層都從各自的立場、不同的角度紛紛探討救國圖強的途徑，各種學術理論也以此作為最迫切的研究課題，從而興起了一股強大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救國圖強的社會思潮。

1840年的炮聲轟醒了長年沉湎於程朱理學、仕途經濟的中國知識界，帝國主義的步步入侵和封建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加速了中國士大夫集團的分化 。在嚴酷的社會現實面前 ，中國的知識界終於從從過去「天朝大國」「長治久安」的幻想中看到即將亡國滅種的危勢。先進的知識分子轉而關心祖國的危亡 ，民族的災難 。他們「慷慨論天下事」，積極尋找改革之道。他們提出「更法」「改制」、「師夷長技以制夷」等方針給以後的改革者和愛國者很大的啟迪，對近代的思想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統治集團中又出現了以奕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為的洋務派，他們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於是興起了辦軍事、辦工業的洋務運動，以圖自強求富，挽救民族危機。

但是，經過八十年代的中法戰爭、特別是九十年代的中日甲午戰爭 ，洋務運動徹底宣告失敗 。先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靠他們那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根本無法自強求富，要挽救民族危機只能另走新路。於是出現了包括康有為、譚嗣同、嚴復、梁啟超等人的維新派。他們以「變法」「維新」為旗幟，以進化論和天賦人權學說為思想武器，批判封建君主專制，抨擊封建舊思想、舊文化，大力提倡新學，並以「 變亦變，不變亦變 」的強硬姿態要求進行社會改革。

維新變法運動後來雖僅以百日「新政」而結束，但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卻產生了極其深遠的歷史影響。「百日」間所昭示「新政」雖然大多沒得以繼續，有的甚至還來不及實行，但維新派所翻譯介紹的進化論和天賦人權等思想，卻給中國人的思想文化帶來了觀念性的變更，成為二十世紀前半期社會進步力量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

變法維新的失敗也使先進的知識分子更為清醒地認識到，造成中國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滿清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所以，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行動綱領，發動了自下而上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並在1911年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國，從而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帝制統治。

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的更迭演變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影響、決定或者牽引著各種思潮產生、發展，驅動各種「新政」出台的最主要因素，無一不是「救亡圖存」。洋務派認為造炮製艦，開礦辦郵，推行「自強新政」是強國之道，不料他們堅甲利兵的夢想在甲午戰爭中被帝國主義的炮艦擊沉在大海之中。維新派希望通過政制國體的維新救中國，但慈禧太後們的宮廷政變使他們的熱切希望化作了泡影。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認為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就可改變落後挨打的被動局面 ， 但袁世凱的竊國又使中國陷入更為混亂的境地。面對這一樁樁悲劇性的事件，進步愛國的知識分子不能不時時進行歷史的反思，不能不在困惑中尋求新的答案。

嚴復思索著：「海禁大開以還，所興發者亦不少矣。譯署一也，同文館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業局四也，輪船招商五也，製造六也海軍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學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礦務十二也，電郵十三也，鐵路十四也。拉什數之，蓋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強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則淮桔為枳，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者，則又何也？」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民力已隳，民智已卑 ，民德已薄 ，雖有富強之政 ，莫之能行 」（嚴復：《原強》）。所以治本之法是「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而其中，他又以「開化民智」為這三者的關鍵。

梁啟超後來也談到：「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他所說的「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很大程度上指的也是整個國民思想觀念的不足。他們還從西方社會的發展歷史中看到，「泰西諸國富強之基，根於工藝，而工藝之學不能不賴於讀書」（鄭觀應：《盛世危言•技藝》）。因此梁啟超說：「必以廣智為第一義」（《 上陳寶箴書 》），嚴復也認為「尤以愈愚為最急」（《 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 》） ，肯定「 民智者，富強之源」（《原強》）。

鑒於文藝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中宣傳啟蒙思想、揭露批判封建主義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們也看到文藝對群眾的極大影響，因此確定文藝是開啟民智的最好手段，也就是改革社會的最有效工具，所以特別強調文藝的社會作用和地位，認為「蓋載道明德、紀政察民，胥於此文是賴；含融萬匯，左右群情，而吐焉、納焉、臧焉、否焉、生焉、滅焉，惟茲文學始獨有此能力」。又說，「當此時期，倘思撼醒沈酣革新積習，使教化日隆，人權日保，公德日厚，團體日堅，則除恃文學為群治之萌芽，誠未聞別有善良之方法。」（陶曾佑：《論文學之勢力及其關系》）「近年以來，憂時之士，以為欲救中國，當以改良社會為起點，欲改良社會，當以新著小說為前驅。」（王無生：《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系》）這樣的觀點當時很普遍。他們將文學的力量講得極為神奇 ，有的甚至說文學有「 左右世界之力 」（黃遵憲：《與邱寂園信》）。

因此，在甲午、戊戌深創的國恥和血泊中，進步愛國的知識分子逐漸形成了共識：要強國救國，中國就應該進入一「人心之營構」的新階段，就必須「啟智」 「新民」，必須 「使民開化」。而要「啟智」「新民」，文學又是首選工具，他們不能不通過對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文學樣式以及文學表現手段的改造來實現其文化功利目的。作為文化名人，作為時代弄潮兒的嚴復梁啟超們的這種思想深深地影響著當時的思想文化界，同時也得到了更為年輕一代的進步知識分子的回應。青年時期的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 《吶喊•自序》）。

正是近代以來這種 「救亡」 「啟智」的社會思潮，連同「變亦變，不變亦變」的批判革新精神，驅使中國文學向著新的方向發展。從後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文學革命所展示出的反帝反封建和科學與民主的歷史風采，我們不能不說「救亡」「啟智」是二十世紀初年到五四時期中國文學現代化變更的歷史驅動力，同時也是這一文學進程的歷史性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