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國政府為何放棄日本對華賠款
這是來有特定歷史背景的，60年代源，中國與蘇聯決裂，蘇聯在北方邊界囤積重兵，並挑起一系列爭端，中國面臨著蘇聯非常強烈的戰爭威脅，在此背景下，中國急於尋找外來的支持，主要是美國的支持，為了修復與美國的關系，雙方都需要一個中間人，這就是日本，在中國急於修復與美國關系的背景下，為了表示誠意，中國主動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索賠。
『貳』 中國政府放棄日本戰爭賠款是怎麼一回事
當時，台灣當局是國際上承認的中國，聯合國五常的席位就有他一個，大陸在聯合國回里，連成答員國都不是，不被聯合國承認。
台灣為了讓美國保護他，加入了美國的軍事同盟，從而成為了日本的戰友，因此放棄了賠償，這個在國際上是有法律效力的，中國不能改變。
後來事態有了轉機。』
中美開始聯合抗蘇，於是在美國的推動下，中日破冰建交，日本則以貸款和援助的名義給中國提供資金，但條件是不能叫賠償。
所以，日本對中國的低息貸款和無償援助一直持續到2008年終結。
台灣吃虧了，大陸並沒有吃虧。
『叄』 為什麼中國放棄了日本的賠款
原因：
（1）中國來政府雖源然提出日本應該進行戰爭賠償，但1951年9月美國在將中國排斥在外的情況下，一手操縱了舊金山對日媾和會議，使中國喪失了通過普遍和約的形式結束敵對狀態，解決戰爭賠償問題的機會。
（2）對日本索要戰爭賠款只會增加日本人民的負擔。當時中國政府為了進一步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步有了放棄要日本進行戰爭賠償的打算。
（3）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正式訪華。9月29日，雙方最後達成的聲明關於戰爭賠償問題的內容，首先是日本對戰爭的反省，然後在第五條里，中國單方面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至此，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略中國所致的中國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問題，最終以中國方面的放棄基本上得到了解決。
但應當指出的是，中國只是放棄了對日本國家間的賠償要求，至於日本對中國人民的民間賠償問題在聯合聲明中並未作任何規定。
『肆』 為什麼日本戰敗後中國政府主動放棄了日本的戰爭賠款
要賠款也得人家賠得起呀，日本投降的很大因素是日本當時經濟已經接內近崩潰了，中正公並不像容現在描述得那樣白痴，他懂得既然日本賠不起再逼他的話，可能引起下次戰火，(一戰結束後，戰勝國對德國提出的賠款是德國根本還不起的，為了讓德國還錢，就貸款給德國發展經濟，結果德國經濟好了不但不還賠款，反而侵略貸款給他的國家……）當時國內還不穩定，沒必要增加這個外部隱患。美國當時提出了賠款，結果不但沒收到多少，反而倒貼很多進去幫助日本發展成當今的第二大經濟體。
『伍』 為什麼要免除日本的戰爭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飽受侵略戰爭蹂躪的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回顧這段歷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日本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可以用來賠償。戰後初期，美國對於日本賠償的態度還相當積極，後來稍有動搖，但還是於1947 年4月4日採取單獨行動，發動了「先期拆遷」。可是隨著美、蘇對立日益尖銳，再加上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順利進展，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在遠東方面，美國亟盼建立一個反蘇反共的基地，而環顧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這個條件。於是扶持日本、抵賴賠償，就成為美國的基本方針。
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中國戰時損失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國民黨政府派出的中國首席代表吳半農多次嚴正交涉。但美國一意孤行，不予理會。中方得到消息後，立即派專家拆卸設備。美國政府頒發臨時指令，取消「先期拆遷」計劃。本來，按照1946 年3月美國政府所制定的「臨時賠償方案」，「先期拆遷」計劃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是，隨著時局的變化，美國為自己狹隘的戰略所考慮，對這個30％的賠償范圍一減再減。最後中國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這期間國民黨政府派出的中國首席代表吳半農多次嚴正交涉。但美國一意孤行，不予理會。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 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 」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 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初，作為當時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也曾有過對日索賠的打算。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了一個陰謀，目的是迫使台灣當局在談判中作出讓步，放棄戰爭賠償。台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台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1949 年下半年，美英協調策劃單獨對日媾和。此時，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台灣。至1950 年4月，印度、英國、印尼等國家承認了新中國。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加緊了單獨對日媾和的工作。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初，作為當時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也曾有過對日索賠的打算。此時，台灣當局為得到美國的支持和幫助，在日本賠償問題上一改原來的積極立場，轉而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對美國對日和約七原則和備忘錄採取「無可奈何」的態度———關於賠償問題，台灣當局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簽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簽訂雙邊條約。其實，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個陰謀，目的是迫使台灣當局在談判中作出讓步，放棄戰爭賠償，與日本媾和。1952 年2月17日，台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台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綜觀整個簽約過程，台灣當局為求得一個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處處委曲求全，步步退讓，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令每個正直的華夏子孫羞愧。
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實際上進入了半官半民階段，恢復日中邦交已為期不遠。但恢復邦交，必然要對戰後日本賠償問題作出決定。隨著邦交正常化時機的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又一次擺在中日兩國政府的面前。中國政府放棄1200 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1952 年4月27日，台灣當局與日本簽訂所謂的「日華條約」，雙方宣布「結束戰爭狀態」，建立所謂的「外交關系」，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給予了強烈的譴責。而此時，中國大陸與隔海相望的日本的關系還處於冰凍期。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採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設置了不少障礙。隨著民間貿易與文化交流的不斷發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實際上進入了半官半民階段，恢復日中邦交已為期不遠。但恢復邦交，必然要對戰後日本賠償問題作出決定。在這一問題上，我國領導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態。1971 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系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系極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國人事先卻沒有打個招呼，而是以一種突然襲擊的方式，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准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台，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隨著邦交正常化時機的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又一次擺在中日兩國政府的面前。在田中訪華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對方提出賠償，只要數額適當，他打算賠！1972 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准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台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台灣斷交。中央關於日本與台灣的關系，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周總理的態度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襟懷，也代表了一個泱泱大國的寬容大度和長遠眼光。1978 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簽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二戰結束後，蘇聯從德國獲得120億美元的戰爭賠償；猶太人從德國獲得600億美元的賠償。而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賠償要求。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即放棄了1200 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 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陸』 中國為何放棄日本戰爭賠款
中國放棄日本戰爭賠款的來龍去脈
2002-08-15 08:30:53 南方網綜合 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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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網訊 按照國際慣例，在每一份戰後簽署的和約中都包括戰爭賠償的內容。這種由戰敗國向戰勝國繳納的賠償，款額往往大得驚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後，戰勝的日本就通過《馬關條約》以戰爭賠償的名義從戰敗的中國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銀兩億兩。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在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在戰爭結束後，戰敗的日本卻沒有向作為主要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繳付賠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戰爭破壞遠較中國為輕的東南亞國家卻不同程度地獲得了賠償，其中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所得賠款分別為2億美元、5．5億美元和2．23億美元，甚至連當時尚未統一的越南南方吳庭艷政權也獲得了賠款3900萬美元。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還是讓歷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 張群曾在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大聲疾呼：「決不放棄我們對日要求應得的賠償！」
1945年8月15日，伴隨著廣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戰詔書的公布，在中國大地上飛揚跋扈了整整十四個年頭的太陽旗頹然墜地——中國抗日戰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終取得了勝利。
1945年9月2日上午10時，日本代表在停泊在東京灣的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簽署了投降書。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國軸心集團中，日本是最後一個在投降書上簽字的。在此之前，義大利與德國已分別於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軍投降。
從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國投擲原子彈和蘇聯出兵東北的行動在內的盟軍聯合打擊下乞降的，但實際上，對促使日本投降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是中國八年的全面抗戰。
中國的抗日戰爭貢獻最大、損失也最大。據統計，在這場歷時持久的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人數總計高達3500萬；各種損失摺合當時美元計算數額高達1000億以上。
面對如此慘重的經濟損失，要求罪魁禍首日本給予中國戰爭賠償是天經地義的。中國政府對此態度相當明確，當時的國民政府外長王世傑在闡述戰後中國對日基本政策時指出：盡管中國不主張採取狹隘的報復主義，但就賠款問題則「應一本正義與公道之要求，以從事解決。」為此，中國政府特意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和統計戰爭中各項人力、物力損失的情況，以便對日提出賠償要求。
中國要求日本賠償的政策與盟國戰後對戰敗國總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蘇首腦舉行雅爾塔會議時，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給予盟國戰爭賠償的原則。規定德國應賠償200億美元，其中100億歸蘇聯，80億歸英美，20億歸其他國家。戰後，英、美、法、蘇對德國實行分區佔領，成立盟國管制委員會，德國的賠償以盟國從各佔領區拆遷工業設施抵償。同時，對於追隨德國與盟軍作戰的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五國同樣提出了賠償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國與上述五國計立的和約中規定，意、羅、保、匈、芬五國分別向蘇聯、南斯拉夫、衣索比亞、希臘四國賠償2．55億、3億、0．7億、4億和3億美元。
對於日本，以美英蘇中為首的同盟國在日本投降後成立了一個賠償委員會，專門協商日本賠償問題。1945年11月5日，該委員會一致認為，為了剝奪日本進行戰爭的產業能力，防止軍國主義復活，決定加重日本的戰爭賠償。方式是把日本工業設備的一大半拆遷給各戰爭受害國作為賠償。為此，指示各國分頭調查、統計戰爭期間的損失，以便具體確定賠償的方案。
1947年10月25日，經過兩年多的調查核實，同盟各國向日本提出了索賠要求，總計金額為540億美元，中國也在其中。但是在賠償如何分配的問題上，各國意見不一，英國要求佔有賠償的25％，美國要求34％，蘇聯要求14％，法國要佔12％，澳大利亞要佔28％，僅這幾個國家，還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國的要求，分配比例總和已超過了100％。
中國在會上以「受害最久，犧牲最烈」為由據理力爭，堅持應獲日本賠償總數的40％，但各國不依，僅同意佔30％，此後各方爭執不休，問題一拖再拖，久而未決。國民黨政府由於忙於打內戰，因而後來對日本賠償的分配問題也就無心顧及了。不過，國民黨政要張群在1947年9月9日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上所作的外交報告中仍大聲疾呼：「決不放棄我們對日要求應得的賠償！」這充分表明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態度。
而日本方面，直到舊金山對日和約簽字，從未向任何國家提起過戰爭賠償問題。這中間一晃就是四年。
二 美國為稱霸世界，操縱舊金山，會議把中國拒之門外
1951年7月12日，美國公布了對日和約草案，並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國發出了召開舊金山會議的邀請函，從而把一度被擱置的對日和約問題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國大為驚訝的是，在美國起草的對日和約草案中所列的對日作戰國家的名單中沒有中國，其後中國也沒有收到出席舊金山和會的邀請函。這意味著中國——這個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戰中歷時最長、貢獻最大、損失最重的國家，將不得參加盟國對日和約的擬定和簽署工作。舊金山和會把中國關在了門外。
毫無疑問，美國是策劃將中國排除在對日集體締約之外的主謀。此舉的出籠與當時美蘇對立的國際形勢及美國戰後稱霸世界、遏制蘇聯的全球戰略有著密切的關系。
二戰結束後，美國憑借戰爭中壯大起來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急於在世界建立「美國式的和平」，充當世界的霸主。但是戰後實力同樣強大的蘇聯以及在蘇聯影響下在東歐建立的一系列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國的夢想。美國便在「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幌子下，糾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地與蘇聯展開角逐。於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曾經並肩浴血奮戰的昔日盟友開始分道揚鐮。至五十年代初，美蘇對峙的冷戰格局已經形成。此間發生的國際事件如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爆發，東、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鮮三八線的劃分，無不被打上美蘇冷戰的時代烙印。其中，中國事態的發展最典型地反映了這一時代特色。
從1947年至1951年，對中國人來說的確稱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這期間，點燃內戰戰火的蔣介石退踞台灣；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則於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宣告了新中國的誕生。面對中國形勢的變化，美、蘇兩大戰後強國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蘇聯於1949年10月立即承認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美國則極力否認新中國的合法地位，執意拉扯著日趨末落的蔣介石政府。
為了平衡新中國的誕生給資本主義陣營帶來的沖擊，就必須在遠東重新扶植一個新的反共堡壘，以遏制共產主義的發展。美國選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國陸軍部長亞羅爾在一次演講中公開宣布：「今後對日佔領政策是扶植強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禦今後在遠東方面發生新的共產主義威脅的堡壘作用。」這標志著美國對日政策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由戰後初期的抑日變為扶日。此後，美國走上了重新武裝日本的道路。
1950年6月，朝鮮半島爆發的戰爭點燃了美蘇兩大陣營間的第一次武裝沖突。隨著美國和中國先後的介入，朝鮮戰爭已由單純的內戰升級為一場國際戰爭。
美國為了打贏這場所謂「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爭，急欲啟用日本這一反共先鋒。為此，美國力主盡快與日本締結和約，解除對日本的軍事管制，恢復其主權，以便使日本盡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開舊金山會議的建議，就是在這種火葯味極濃的氣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於美蘇對中國政府的認同不一，在邀請國、共哪一方出席舊金山會議的問題上雙方發生了爭執：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張由台灣蔣介石政府參加和會，這遭到了蘇聯政府的堅決反對。眼看舊金山會議有擱淺的危險，美國為了早日實現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國作為主要戰勝國的權益於不顧，借口盟國對中國政府的認同有分歧而單方決定不邀請中國代表出席舊金山和會，主張中國應在會外與日本單獨締結和約，對於將由中國哪一方與日本締約，美國強調「應由日本去決定」。
這種把中國排除在對日和約談判之外並且給予日本選擇締約對象權利的做法，使中國在對日和約問題上失去了主動地位。中國海峽兩岸對美國無視中國權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強烈的反對：7月16日，蔣介石在台灣發表談話指出：「中國被拒絕參加對日和約簽字，乃破壞國際信義之舉，政府決不容忍。」8月15日，周恩來外長代表新中國政府對此提出了抗議，指出將於9月4日在舊金山召開的對日和約會議，背棄了國際義務，中國不予承認。
然而，美國當局不顧中國方面的強烈抗議，一意孤行，於9月4日－8日召開了有52個國家出席的舊金山會議，並操縱會議通過了對日和約。
舊金山和約是很不公正的條約，它把對日作戰的起始時間定為1941年12月7日，從而抹殺了中國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別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這幾年對日寇的單獨抗擊的歷史。同時，和約在賠償問題上極力寬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規定：「日本國對戰爭中造成的損害及痛苦，將向盟國支付賠償。」對於具體數額根本沒有提及，同時對戰勝國的賠償要求作了原則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製造上、打撈上及對各該盟國的貢獻的其他服務上的技能與勞作，作為協定賠償各國修復其所受損失的費用」，而且必須在「日本可以維持生存的經濟范圍內進行」。這種重重限制的賠償規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勞務充作賠償，實際上是變相減免日本的戰爭賠償，與1945年盟國賠償委員會作出的加重賠償的原則是相抵觸的。因而遭到了亞洲、歐洲正義國家的反對。除了中國、朝鮮、越南未被邀請赴會外，緬甸和印度拒絕出席會議，而出席會議的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會後拒絕簽字。這樣，由於中、印、蘇等國的抵制，當時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
9月18日，周恩來外長代表新中國政府嚴厲譴責了舊金山和約，指斥它是「一個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敵視中蘇，威脅亞洲，准備新的侵略戰爭的條約」。同時聲明，「舊金山和約由於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准備、擬制和簽訂，中央人民政府認為是非法的、無效的，因而是絕對不能承認的。」
然而，與新中國政府捍衛民族權益的嚴正態度相反，退踞台灣的國民黨當局為了爭得與日本締約的所謂「正統地位」，轉而承認舊金山和約，追隨美國的意願走上了與日本單獨締約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灣當局外長葉公超發表聲明表示：台灣當局願意以舊金山和約為藍本與日本簽訂雙邊和約。
三 日本利用舊金山和約玩弄花招，美國推波助瀾，台北為爭正統放棄賠款
1951年9月8日簽訂的舊金山和約，極大地改善了日本戰後所處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國會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這個和約。與舊金山和約同樣給日本帶來好處的，即日本對於中日雙邊和約締結對象的選擇權。日本當時的首相吉田茂很興奮地宣布：「日本現在有選擇媾和對手之權，對於如何行使此權，應考慮客觀環境，考慮中國情形以及其與日本將來之關系，不擬輕予決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這一權利謀取最大的益處。事後證明，吉田政府的確在這個問題上絞盡腦汁，大做文章，極盡陰險、奸詐之能事。
為了等待時機，日本政府在與中國締和問題上採取了拖延的對策，但為了防止盟國指責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費苦心地搞了一個民意測驗，讓日本國民就同北京還是台北締結和約表態，但得出的結果卻令人哭笑不得：支持與台北或北京締約的比例一模一樣，均為38％，而餘下的24％則是無所謂的。這樣，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難辨，難以作出決斷為由，理直氣壯地拒不表態，靜觀事態的發展。而私下裡針對台灣急於與之締約的心理，不時散布一些可能與北京締和的言論。
1951年10月25日，蔣介石派駐日本代表董顯光拜會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詢問有關締約的事宜。岡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國現在若與貴國訂立雙邊和約，勢將引起大陸中國國民對我之仇視」，因此，「我們現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時機，以待日本實現獨立自主後，研究何時同中國簽訂和約或選擇中國的哪一方問題，我國歷來尊重中華民國政府，遺憾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土只限於台灣。」言下之意似乎是並不準備與台灣方面締約。
五天以後，吉田在日本參議院的演講更讓台灣心驚。吉田公開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後三年內提議根據舊金山和約與日本討論締結和約，日本政府自然願意談判並締約，絲毫不會提出反對。」事後吉田還在會見董顯光時表示：「日本不能忽視大陸上四億五千萬中國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論，使台灣當局如坐針氈，台灣當局為了保住所謂的正統地位，一方面連續電令駐美大使顧維鈞策動美國對日施加壓力，一方面又在草擬的對日和約當中廣作讓步，特別是在日本方面尤為敏感的賠償問題上更為明顯。如草案中規定：中國「承認日本國如欲維持足以生存之經濟，則其資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賠償所有此類損失及災難，同時並承擔其他義務」，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國民為中華民國從事生產打撈及其他工作，以作為補償。除此以外，中華民國放棄一切賠償要求，放棄該國及其國民因日本國及日本國民在作戰過程中所採取任何行動而產生之其他要求。」這個草案已初步放棄了日本賠償，僅僅保留了一部分勞務補償內容。
與此同時，台灣當局又處處小心謹慎，生怕惹惱了日本，喪失了締約的機會。有個小插曲充分表現了這一點，即當駐美大使顧維鈞遵命與美方交涉後，美國合眾社發了一個消息，內稱顧大使對日本拖延雙邊和約表示不快。台灣外交部聞訊大驚失色，立即查詢此事，並發表否認聲明，指稱電訊報導有誤等等，由此可見台灣誠惶誠恐到了何種程度。
由於美國當時出於反共目的，在亞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棄蔣的政策，因此，在台灣力爭與日本簽約的問題上給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國白宮表示：「堅決反對日本與中共拉籠關系之任何企圖。」此後又於12月10日，派舊金山和約的主要策劃人之一，負責對日締約的杜勒斯作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蔣和約而對吉田政府施加壓力。杜勒斯直接了當地要求日本與台灣締約，並威脅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華民國簽訂和約，美國國會就不批准舊金山條約。」
在美國的強硬幹預及台灣方面作出了重大讓步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才「不情願」地改變了態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認共產黨中國，願與台灣締結和約。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為中日和談首席全權代表赴台，與國民黨政府外長葉公超進行雙邊談判。
1952年2月30日談判正式開始，至4月28日和約簽字，前後進行了正式會談3次、非正式會談18次，歷時67天。談判期間，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陰險、狡猾的面目。
戰爭賠償問題是和約的重要內容，因而在這個問題上爭論十分激烈。根據中方起草的和約草案，在賠償問題上只要求日本對中國提供勞務補償，其他賠償已經放棄，這是台灣當局作出的重大讓步，而且與舊金山和約的原則一致。但日本對此卻堅決反對，蠻不講理地堅持台灣可以根據舊金山和約沒收日本在華財產和資產作為補償，不應再提勞務補償的要求。由於雙方觀點相差懸殊，談判多次陷入僵局。不僅如此，日本彷彿把戰敗國的身份忘在了腦後，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約草案，氣焰囂張至極。
而台灣方面在談判初期自恃有美國撐腰，認為只要美國以不批准舊金山和約相威脅，便不難最終迫使日本就範，因而在談判中據理力爭，態度甚為堅決。對中方草案只作細節修改，重大原則毫不讓步。誰知至3月下旬，風雲突變，美國先於3月20日，操縱國會以66票對10票批准了舊金山和約，後於4月16日宣布舊金山和約將於4月28日生效。美國的行徑對台灣當局來說不啻於背後一刀。因為美國國會承認舊金山和約，使台灣在對日談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時，美國限定了和約生效時間等於給了日本有力支持。因為一旦和約正式生效，日本解脫了戰敗國的束縛，恢復了主權，在對華締約問題上將更為主動，這對台灣來講極為不利。
在這種形勢逆轉的情勢下，蔣介石政府為了趕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與日本達成和約，被迫在賠償問題上作出全面讓步，於3月25日決定放棄全部賠償。僅在條約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認其賠償之義務，我方亦承認日本無力作出全部賠償，為此……我方宣布放棄以勞務進行賠償之要求。」
然而，得了勢的日本變本加厲，居然抓住台灣方面急於簽約的心理，對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堅持在和約中取消有關賠償問題的條款，否則採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談判。台灣當局無可奈何，於4月12日答應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蔣、日和約的最後簽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時才告完成，此時距舊金山和約生效僅僅還剩7個小時。
因此，在蔣日和約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賠償二字，其相關內容僅是在和約以外的議定書中加以確認的。
議定書第一條乙項原文為：「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舊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
另一處相關內容是在和約正文附錄的記錄中，原文是：
日本國全權代表：「本人了解：中華民國既已如本約議定書第一項乙款所述自動放棄服務補償，……是否如此？」
中華民國全權代表：「然，即系如此。」
蔣日和約的締結，引起了新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1952年5月5日，即和約簽字一周後，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嚴正聲明：「對於美國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單獨對日和約，是絕對不能承認的；對於公開侮辱並敵視中國人民的吉田蔣介石和約，是堅決反對的」。並且指責蔣介石所謂放棄賠償要求的允諾是「慷他人之慨」，中國政府和人民絕對不予承認。
四 中日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指出：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中國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要求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時27分，當那架銀白色的總統專機掠過浩瀚的太平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機場降落的一剎那，以中美蘇三國為基點的國際戰略新格局便誕生了。
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實況，通過衛星向世界各地進行轉播。這次行動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間相互敵視的歷史，在世界范圍內引起的震動不亞於一場大地震。
受到沖擊最嚴重的莫過於中國東部近鄰日本。面對美國180度的急轉變，一貫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日本措手不及，當時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是歪著嘴看完電視轉播的。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識時務者為俊傑」，佐藤內閣深諳此理。盡管內心不滿，但為了跟上美國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訪華後，便秘密地委託東京都知事美濃部在訪華時給周恩來總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親自訪華」。誰知當即被周恩來以「佐藤政府說了不做」為由加以拒絕，並宣布中日談判不以佐藤為對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周恩來回絕佐藤的試探，並非表示中國不願與日本復交，相反，新中國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發表過迅速准備對日和約的社論。僅僅因為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承認蔣介石政權並與之締結非法和約，才導致中日兩國長期的敵對。尼克松總統訪華後，形勢的發展有利於解決中日歷史上遺留的問題，因此毛澤東曾明確指出：中日恢復邦交問題「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談得成也好，談不成也好，總之，現在到了火候，要抓緊。」周恩來回絕佐藤，一方面體現了欲擒故縱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對長期敵視中國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個懲誡。
果然，6月17日，佐藤榮作內閣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榮內閣登場。田中在就職當天便表示了要與中國恢復邦交的願望。對此周恩來於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應，他在歡迎葉門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宴會上專門加了一句：「田中內閣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隨即又讓中日友協副秘書長孫平化借率領上海舞劇團在東京訪問演出之機，轉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當面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
當時日本政府要想恢復中日邦交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對待中國一再堅持的中日復交三原則（三原則的主要內容是：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另一個就是有關日本戰爭賠償問題。關於這一問題，中國政府在不承認日台條約時已強調指出：「日本軍國主義者殺害了上千萬中國人，使中國蒙受數百億美元的公共財產和私人財產的損失。中國擁有要求賠償這些損失的權利」。這就意味著日本對中國的賠償數額將相當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這一問題，便轉而指望中國高抬貴手。為了探摸中國的態度，預先就雙方的爭執點達成諒解，需要一個從中穿針引線的人。當時日本公明黨委員長、正在訪華的竹入義勝充當了這個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義勝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述了他於1972年7月25日與中國方面會晤的細節：
「我把我們的意見全說了，共有十幾條，並告訴他們，如果你們贊成這些意見，事情就好辦了。……周總理最後問我，假如我們接受你們的建議，日本政府會採取行動嗎？於是，我就從北京打電話給田中先生，請他作出決斷。田中回答『行』，很乾脆。最後一次拜會周恩來總理的時候，周總理拿出一份列印文件並對我說『這基本上是我們關於日中聯合聲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驚，內容和後來的日中聯合聲明差不太多。」竹入義勝的活動為中日邦交談判打下了基礎。
關於日本戰爭賠償的問題，在中方草案第七條這樣寫著：「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對日本國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但是在日後中日聯合聲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個別改動，去掉了「權利」二字換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蓋著談判桌上的翻雲覆雨，唇槍舌劍。在中方放棄賠償的問題上，中日雙方果然有一場短兵相接的較量。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達北京的第二天，中日兩國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輪外長談判。當談判進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賠償問題時，日方代表高島忽然狂妄地聲稱，根據1952年日本與台灣締結的和約，日本戰爭賠償問題已經解決，因而不存在中國放棄什麼賠償權利的問題。同時對中日間終止戰爭狀態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絕，會談因此不歡而散。
次日，周恩來會見田中，一反前一天溫和的態度，以嚴厲的口氣譴責了日本的行為。他說：「聽了今天上午外長會談的匯報。高島條約局長是破壞日中邦交正常化來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個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高島局長是搞訟棍那一套嘛！我不認為高島局長的意見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時周總理對中日賠償問題再次重申不承認台灣的允諾，指出：「當時蔣介石已逃到台灣，他是在締結舊金山和約後才簽訂日台條約，表示所謂放棄賠償要求的。那時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國，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戰爭損失的主要是在大陸上。我們是從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出發，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賠償負擔而受苦，所以放棄了賠償的要求。」「毛主席主張不要日本人民負擔賠款，我向日本朋友傳達，而你們的條約局長高島先生反過來不領情，說蔣介石已說過不要賠款，這個話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絕對不能接受。我們經過50年革命，蔣介石早已被中國人民所推翻。高島先生的說話不符合你們兩位的精神。」面對周恩來總理義正辭嚴的聲明，田中一行垂頭喪氣，連晚飯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聯合聲明起草小組再次開會，高島一上來便對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聲言日本國民對中國放棄戰爭賠款的要求深為感動。至此，由於戰爭賠償問題引起的風波方才平息下去。不過中方體諒到日本方面的難處，同意將聲明中有關賠償的「權利」一詞換為「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時20分，中日兩國代表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聯合聲明。聲明第七條寫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至此，中日兩國間懸而未決長達27年之久的賠償問題，以中國政府的大義放棄而畫上了句號。（
『柒』 1972年中日建交後，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為何放棄中國對日本國的戰爭賠款
個中情況比較復復雜。新中國建立以制後，在台灣還有中華民國的政府存在，這中間存在在國際社會上爭權奪勢的情況，誰來代表中國的情況。你也知道日本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影響力，如果大陸要賠款，台灣說不要賠款，那麼日本自然和台灣好，然後承認台灣的合法地位。
到72年時中日建交了，那麼怎麼對待賠款這件事呢？很明顯不能要了，否則日本又跑去和台灣建交去了。
另外一方面，其實呢72年時錢對中國來說並沒有什麼用，中國需要的是科學技術這種發展的原動力，進而解決發展停滯不前引發的社會動盪，因為當時中國被西方國家封鎖和蘇聯關系也不好，就算有再多的錢啥也搞不到，賠款對於中國來說就像廢紙一樣。
但對於日本就不同了，日本科技發達，處於戰後經濟高速發展時期，賠款會對日本造成巨大影響，那麼中日就各取所需，中國不要賠款，日本提供中國技術援助，這就叫雙贏。
『捌』 二戰結束後中國政府放棄對日本戰爭賠款索賠的影響
中國當時以要求日方經濟援助替代了戰爭賠款。我們今日的北京國際機場、京九版鐵路線就有他們權的一部分功勞。經濟援助一直持續了幾十年，包括現在我國較為基礎的汽車製造機床、各大學（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實驗室也有日本無條件提供的高端儀器、中日友好臨床醫院研究所也是日本全力出資創建的。可以說中國用這一方式取得了中日雙贏，在較快時間內得到了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同時也彰顯了戰後共同促進亞洲繁榮的決心。畢竟日本大部分平民在戰爭中也是受害者，中國通過這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軍國主義成為中日民眾共同的敵人，既避免了日本民眾因中國索要巨額賠款而對中國產生仇視心理（德國因1919巴黎和會不合理的巨額賠款在一定程度上使納粹極右勢力登上政治舞台）；也防範日本軍國主義的再次抬頭。
『玖』 為什麼當年中國免除了日本的戰後賠款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這相當於當時清朝國庫3年的財政收入。靠這筆錢日本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飽受侵略戰爭蹂躪的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回顧這段歷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日本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可以用來賠償。戰後初期，美國對於日本賠償的態度還相當積極，後來稍有動搖，但還是於1947 年4月4日採取單獨行動，發動了「先期拆遷」。可是隨著美、蘇對立日益尖銳，再加上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順利進展，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在遠東方面，美國亟盼建立一個反蘇反共的基地，而環顧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這個條件。於是扶持日本、抵賴賠償，就成為美國的基本方針。
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中國戰時損失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國民黨政府派出的中國首席代表吳半農多次嚴正交涉。但美國一意孤行，不予理會。中方得到消息後，立即派專家拆卸設備。美國政府頒發臨時指令，取消「先期拆遷」計劃。本來，按照1946 年3月美國政府所制定的「臨時賠償方案」，「先期拆遷」計劃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是，隨著時局的變化，美國為自己狹隘的戰略所考慮，對這個30％的賠償范圍一減再減。最後中國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這期間國民黨政府派出的中國首席代表吳半農多次嚴正交涉。但美國一意孤行，不予理會。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 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 」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 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初，作為當時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也曾有過對日索賠的打算。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了一個陰謀，目的是迫使台灣當局在談判中作出讓步，放棄戰爭賠償。台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台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1949 年下半年，美英協調策劃單獨對日媾和。此時，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台灣。至1950 年4月，印度、英國、印尼等國家承認了新中國。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加緊了單獨對日媾和的工作。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初，作為當時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也曾有過對日索賠的打算。此時，台灣當局為得到美國的支持和幫助，在日本賠償問題上一改原來的積極立場，轉而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對美國對日和約七原則和備忘錄採取「無可奈何」的態度———關於賠償問題，台灣當局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簽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簽訂雙邊條約。其實，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個陰謀，目的是迫使台灣當局在談判中作出讓步，放棄戰爭賠償，與日本媾和。1952 年2月17日，台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台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綜觀整個簽約過程，台灣當局為求得一個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處處委曲求全，步步退讓，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令每個正直的華夏子孫羞愧。
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實際上進入了半官半民階段，恢復日中邦交已為期不遠。但恢復邦交，必然要對戰後日本賠償問題作出決定。隨著邦交正常化時機的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又一次擺在中日兩國政府的面前。中國政府放棄1200 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1952 年4月27日，台灣當局與日本簽訂所謂的「日華條約」，雙方宣布「結束戰爭狀態」，建立所謂的「外交關系」，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給予了強烈的譴責。而此時，中國大陸與隔海相望的日本的關系還處於冰凍期。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採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設置了不少障礙。隨著民間貿易與文化交流的不斷發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實際上進入了半官半民階段，恢復日中邦交已為期不遠。但恢復邦交，必然要對戰後日本賠償問題作出決定。在這一問題上，我國領導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態。1971 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系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系極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國人事先卻沒有打個招呼，而是以一種突然襲擊的方式，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准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台，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隨著邦交正常化時機的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又一次擺在中日兩國政府的面前。在田中訪華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對方提出賠償，只要數額適當，他打算賠！1972 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准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台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台灣斷交。中央關於日本與台灣的關系，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周總理的態度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襟懷，也代表了一個泱泱大國的寬容大度和長遠眼光。1978 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簽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二戰結束後，蘇聯從德國獲得120億美元的戰爭賠償；猶太人從德國獲得600億美元的賠償。而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賠償要求。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即放棄了1200 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 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拾』 為什麼當時中國政府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
就蔣來說，當時面臨著party的很大威脅，而日軍突然投降後蔣軍都在西南，沒辦法接受，而party則集中在日佔區，當時party也雄心勃勃，試圖佔領整個華北、東北甚至華中，並且已經任命了各省的省長。在這種情況下蔣為了防止日軍向party轉移佔領區和武器要求不能向party投降，並且試圖以對日寬大換取日的配合，例如蔣拒絕了美國讓中國出兵佔領四國、琉球等地的要求。而在簽訂對日合約的舊金山會議召開時，party已經控制大陸並捲入朝鮮戰爭，於是美國的對華政策由49/50年的「等待塵埃落定」和之前的以華制日戰略調整為扶植日本戰略。這種情況下，簽訂了對日十分有利的舊金山合約。而蔣敗退後希望美日的保護，自然也就放棄了索賠。
對於party，一個現實的背景是，六十年代，中蘇分歧以及日益明顯，甚至中蘇還發生過武裝沖突。雙方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要知道中蒙邊境離北京非常近，可以說當時對中國威脅最大的國家就是蘇聯。而中印武裝沖突之後，中印之間也形成對立局面，而印度表面是不結盟卻與蘇聯勾勾搭搭。可以說中國從北面、西面、西南都被蘇聯包圍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進行了戰略調整，改善與西方的關系，共同對抗蘇聯，當時蘇聯盛極一時，美日壓力都很大。於是在這種情況下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後訪華。然後對外政策上追隨美國的日本也改善與華關系。中國因為急於擺脫國際上孤立和被包圍的地位也就放棄是對日索賠，雙方迅速建立了外交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