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述我國抗日戰爭時期音樂創作特點

㈠ 抗日戰爭歌曲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侵華事實造成民族危機感的空前高漲。伴隨著抗日救亡運動，出現了群眾性的救亡歌詠活動。廣大進步音樂工作者創作了大批救亡歌曲。從而奠了我國歌曲創作的另一走向。
聶耳是救亡歌曲作家中的佼佼者。在短短兩年左右的時間里，他所寫的30餘首歌曲絕大部分是廣為流傳的成功之作。《畢業歌》、《新女性》、《開路先鋒》、《義勇軍進行曲》是他在進行曲方面具有開拓性貢獻的作品。《飛花歌》、《塞外村女》等則是民歌風抒情歌曲中很有特點的作品。
在救亡歌詠活動中，還可以舉出像《大刀進行曲》（麥新詞曲）、《到敵人後方去》（冼星海曲）、《游擊隊歌》（賀綠汀詞曲）等進行曲風格的歌曲。這一時期奠定的進行曲風格的群眾歌曲（日後稱為隊列歌曲）已表現出成熟的中國民族特點，如較少採用和弦分解化的旋律，而是以五聲音階為主；旋律多級進，富於抒情性等等。
與此同時，進步音樂工作者也介入了以電影為主要媒介的流行音樂創作活動。如聶耳的《告別南洋》、《梅娘曲》、《鐵蹄下的歌女》，任光和安娥的《漁光曲》、《王老五》，賀綠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田漢光詞）、《春天裡》（關露、賀綠汀詞）、《秋水伊人》及劉雪庵的《何日君再來》（貝林詞）等都是為進步電影所作的插曲。
總之，到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的歌曲創作除少數藝術歌曲外，大致可分為兩支。一支是以黎錦暉為代表的流行音樂，另一支是以聶耳、冼星海等人為代表的群眾性歌曲。流行音樂以西方流行音樂形式為藍本，寫作上則有民歌化與西產大小調式化的兩種趨向，群眾性歌曲以西方進行曲及民歌為藍本，寫作上則有民歌化和進行曲化的兩種趨向。至此完成的類型分化奠定了日後群眾性歌曲創作的基本態勢。

四、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流行音樂和群眾歌曲創作

抗日戰爭期間，淪陷區的敵偽統治者十分重視流行歌曲的宣傳作用。偽滿時期，著名歌星李香蘭曾成為流行音樂的風雲人物。
李香蘭本為日本人，生於中國，本名山口淑子。戰後回到日本，入政界為日本參議員。她在抗戰期間受人利用，演唱了大量流行歌曲，如《滿州姑娘》、《戒煙歌》、《支那之夜》、《蘇州夜曲》等，均以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宣揚「東亞共存」為主旨，在當時產生過惡劣影響，激起了有良知的中國民眾的強烈反對。
當時活躍的中國流行音樂作曲家有黎錦光、陳歌辛、姚敏、梁樂音、嚴工上等人。其中影響最大的為黎錦光和陳歌辛。黎錦光的代表作有《夜來香》、《五月的風》、《瘋狂世界》、《采檳榔》等；陳歌辛的代表作有《薔薇處處開》、《漁家女》、《戀之火》、《高崗上》等等。
在這一時期，中國流行音樂沒有太重要的成就和發展。除技術上的某些進步外，整體風格沒有超過早期的格局。
總的來看，中國流行音樂從產生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的發展，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條件下進行的。由於特定歷史環境的限制，它的發展是不完善的。一方面，它帶有濃重的殖民地氣息，存在先天不足的軟弱；另一方面，由於不發達的社會經濟文化，流行歌曲只面向人數不多的小資產階級及市民階層。作品題材狹窄，製作技術粗糙。這決定了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必將經歷一條曲折的道路。
自抗日戰爭以來，以延安為中心的進步音樂工作者繼續沿著救亡歌詠活動的方向發展創作。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光未然詞）、鄭律成的《延安頌》（莫耶詞）、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還有《軍民大生產》、《南泥灣》以及歌劇《白毛女》、《劉胡蘭》等作品的誕生都顯示出生氣勃勃的發展趨勢。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又出現了《解放區的天》、《山那邊好地方》、《咱們工人有力量》和《勝利進行曲》等優秀歌曲。

義勇軍進行曲
參加抗日聯軍歌
歡迎抗日軍歌
東北抗聯第一路軍歌（楊靖宇詞）
中朝民眾聯合抗日歌（楊靖宇詞）
中朝民族聯合起來（楊靖宇詞）
露營之歌（李兆麟詞）
長白山歌（李兆麟詞）
革命歌（李兆麟詞）
第三路軍成立紀念歌
東北抗日聯合軍歌
紅旗歌（1931年）
紅旗歌（1934年）
西征勝利歌
義勇軍四季游擊歌
青年義勇軍歌
抗聯教導隊歌
抗日救國兒童團
蓮花泡戰役歌
楊靖宇司令
國恥紀念歌
歸 屯 嘆

㈡ 什麼和什麼是我國音樂家最早創作的抗日歌曲

他的歌曲《抗敵歌》《九一八》《旗王飄飄》等是我國音樂家最早創作的抗日歌曲,在當時抗日戰爭時期,均起到了鼓舞我國人民的愛國熱情的作用。

㈢ 抗戰時期流行文學及文學特色簡介

十四年抗戰時期文學一瞥
http://www.tynews.com.cn/tyrbmap/2005-07/27/content_1157023.htm

概念的困惑及其它

抗戰文學，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或者說，狹義上的抗戰文學，應該指的是1937—1945年間，反映抗戰時期與日寇作斗爭的文學，所謂與日寇作斗爭的文學，固然包括反映中國軍民直接與日寇作斗爭的文學，如丘東平的《一個連長的遭遇》、馬烽和西戎的《呂梁英雄傳》等等，也應該包括反映間接與日寇作斗爭的文學，這種文學，又應該分為兩類，一類是作品所寫內容與抗戰生活直接相關，如張天翼的《華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里》等等，這類作品中，雖無日寇形象出現，但華威先生之出入於抗戰活動場合，其香居茶館里圍繞徵兵的爭吵，無不與抗戰生活息息相關。另一類作品所寫內容，是反映抗戰時期人的生活形態與精神面貌的變化的，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康濯的《我的兩家房東》等等，這類作品，所寫內容表面上看，似乎與抗戰生活不大相關，例如《小二黑結婚》所講乃是一個新的社會形態下的新的愛情故事，但這新的社會形態及這新的愛情故事，卻是在抗戰期間所發生，所以，人們一般將之歸入抗戰文學而不大發生疑義。但循此邏輯我們再往下推演，則不免就會發生困惑了：如果寫抗戰時期新的社會形態下的新的愛情故事，可以歸之於抗戰文學，那麼，何以寫抗戰時期舊的社會形態下的舊的愛情故事，如抗戰時期淪陷區作家所寫的表現男女情愛的小說，就不可以歸之於抗戰文學呢？那也同樣是抗戰時期的中國人的一種人生形態呵。再往下推演，則我們可以說，梁實秋的《雅舍》，也是可以歸入抗戰文學的，因為那反映了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在大後方的艱苦的生活情形及其樂觀的精神姿態。但將梁實秋這類充滿清新味道的，談日常生活情趣並在日常生活情趣中見出對人生真義理解的《雅舍》及《雅舍小品》，歸之於充滿火葯味的抗戰文學，總是有點讓人覺得不那麼到位。梁實秋本人在抗戰時期所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平明》的「編者的話」中曾說過：「現在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微不同，與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梁實秋的這段議論，在當時被時人冠以「與抗戰無關論」，並引起了一場對梁實秋進行批判的軒然大波。但看來梁實秋本人卻並未被這場批判所折服，《雅舍小品》就可以視為是梁實秋自己上述主張的具體實踐，可見，梁實秋本人是未將自己的此類文字歸入抗戰文學的行列之中的。但魯迅的意見卻與此不盡相同，他在《這也是生活》一文中批評當時的某些人：「教人當吃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的土地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自然，這是無時無地無事而不愛國，無可訾議……但我自己問，戰士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儀式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覺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卻並不想到此外任何的好聽的大道理……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將魯迅這段話移入關於抗戰文學之於抗戰時期之生活的關系中，我想也是極為貼切極為適用的。張愛玲在論及戰爭與個人生活的關系時，曾說過這樣的話：「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里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素日的生活典型……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你不能不承認，這也是一種被戰爭所影響了的生活，雖然其並不那麼讓人激動，讓人感奮。但是，當你將上述種種生活及對其的反映都歸之於抗戰歸之於抗戰文學時，抗戰、抗戰文學，也就因其無所不包，無所不指，因其概念的過於寬泛，失去了特指的規定性，從而也就失去了其自身。

所以，我在本文中用了「抗戰時期文學」這樣一個沒有內涵特指只有時間限定的片語。

但即使用這樣一個片語，也與時下略有不同。時下所說抗戰時期文學，一般是指1937——1945年，在其它時間、范疇的作品，一般不算。但我在這里，卻是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算起的。不論你是將「九·一八」事變算作是中日的局部戰爭，還是算作是中日全面戰爭的序曲，總之，從這時開始，對日作戰已經成為影響其時國人精神生活的重大的時代內容。抗戰、抗戰時期的文學，從此正式地登上了中國歷史的舞台。

抗戰時期的文學，還有著這樣的一個特點，就是越是臨近抗戰後期，或者是在抗戰結束的幾年內，成熟的作品相對來說就越多一些，如長詩《王貴與李香香》、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等等，而在抗戰初起之時，難得有讓你拍案的作品問世。這樣的一個原因，其實不難找到。魯迅曾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一文中說過：「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盪，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閑空談文學了。」用魯迅這段話來說明抗戰初期何以好作品不多，我以為是極為准確的。如是，現在的一些談抗戰文學的著作、論文，是往往不將1945年作為文學史上的一個截然兩分的時間的，是常常將1945年之後幾年內的好作品也歸之於抗戰時期的文學的，因為那也是在抗戰時期結下的碩果呵。但在本文中，我想還是應該將下限規定在1945年，雖然有些寫抗戰生活的著名作品，寫於抗戰時期，卻發表於抗戰勝利之後，如孔厥、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等，但我也仍然不將其列入本文的論述范圍之內，那原因，也只是因為「抗戰時期」這一時間的限定。

東北作家群

東北作家群是指以蕭紅、蕭軍、白朗、羅烽、舒群、李輝英等為代表的作家群體。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品是蕭紅的《生死場》、《呼蘭河傳》，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鴜鷺湖的憂郁》，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駱賓基的《幼年》，羅烽的《呼蘭河邊》等等。他們的作品率先寫出了被異族統治的痛苦與對之進行反抗的怒火，被稱為中國抗戰文學的先聲。

東北作家群又被稱為流亡作家群，其創作又被稱為流亡文學，這是東北作家群不同於抗戰時期其它文學創作群體的一個顯著特點。「九·一八」事變後，曾經有過一個短暫的以哈爾濱為基地的「北滿文學」中心時期，以蕭紅、蕭軍為代表的文學青年，在這一時期積極開展各種抗戰文學活動，但旋即即遭迫害與鎮壓，蕭紅、蕭軍等主要作家相繼入關南下，不久，在左翼文學活動的中心上海，形成了東北作家群的第一次大會合。上海淪陷前夕，他們又再次向南方遷徙，會聚武漢，形成了東北作家群的第二次大會合。武漢淪陷後，他們星散各地，融入到其它創作群體中，宣告了東北作家群的結束。背離家鄉，流離失所，多次遷徙，終無歸宿，可以說，是這個作家群共有的命運。這樣的一種流亡生涯流亡心態，勢必自覺不自覺地體現在他們的創作之中，體現在那情感流淌著的字里行間。

日寇在中華大地上的暴行，是東三省人民最先感受到的，東北作家群對此作了充分地展示。最早的作品是李輝英發表於1932年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即描寫了某淪陷城市一女學生被侵略日軍蹂躪的悲慘故事，而性暴力是戰爭年代中政治暴力、軍事暴力的最常見的最突出的顯現形式。在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中，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慘不忍睹的場面：「路上隨時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屍體。女人們被割掉了乳頭，褲子撕碎著，由下部流出來的血被日光蒸發，變成黑色。綠色的蒼蠅盤旋著飛。」這種對日寇暴行的揭露，我們在羅烽的《呼蘭河邊》、端木蕻良的《壓歲錢》、舒群的《鄰家》、白朗的《輪下》不時地可以看到。但是，有壓迫就會有反抗，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描寫了一支抗日游擊隊在斗爭中成長的故事，人民革命軍司令陳柱、隊長鐵鷹、群眾李七嫂等等勇敢堅毅的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品被時人稱為「中國的《鐵流》」。蕭紅在《生死場》中，寫了東三省人民的覺醒：「我是中國人，我要中國旗子，我不當亡國奴，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這可以說是覺醒了的東三省人民的共同的心聲。東三省與朝鮮山水相連，命運相關，反映中國人民與朝鮮人民的聯合抗日，構成了東北抗日文學的一個特點，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就是這方面的名篇。

無家可歸的流亡狀態、心態在東北作家群的身上體現得特別突出。「蕭軍的《櫻花》，寫一位愛國志士手斃敵寇，幾乎死於囚牢，但當他歷盡千辛萬苦逃到關內時，卻生活無著，淪為乞丐，女兒也被迫賣淫。舒群的《老兵》中走向抗日的張海，流落關內後，竟然露宿街頭，悲慘死去」（章紹嗣《抗戰文壇上的一支勁旅》）。這樣的一種流亡心態，隨著時日漸久，就轉化為對家鄉、童年的憶念。這方面最突出的作品是蕭紅的《呼蘭河傳》、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的第二部、駱賓基的長篇自傳體小說《幼年》等。而蕭紅以一個女性身份，最後極為孤獨地客死於香港，可以視為是這種流亡狀態、心態最為集中、鮮明地體現。

東北作家群中，最為優秀的作家是被稱為二蕭的蕭軍與蕭紅。魯迅曾分別為他們的《八月的鄉村》、《生死場》作序。在《序》中，魯迅認為《八月的鄉村》是「關於東三省被占事情的小說」中「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稱贊《生死場》「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魯迅的這些評價，可以說，是具有著某種經典性的。

國統區戰時文學

國統區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但成功地描寫與日寇作戰的作品並不多，常常被史家所稱道的是丘東平的《第七連》、《我們在那裡打了敗仗》、《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和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等。丘東平的小說讓讀者看到了「中國的新軍人果然在舊的隊伍中產生了」，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寫一個被人認為「不夠數兒」而落下個「差半車麥秸」綽號的農民，在抗戰中不斷成長的故事，從而反映了抗日戰爭的全民性。真正能夠體現國統區戰時文學特色和成就的，是那些以批判性見長的作品，這就是張天翼的《華威先生》、陳白塵的《陞官圖》等等。張天翼的《華威先生》，著重抨擊了抗戰時期，以國民黨為代表的某些人，假借抗戰之名，處處為個人爭取權力。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里》，通過地方勢力邢么吵吵與方治國在茶館里圍繞著服兵役問題而發生的一場爭吵，特別是通過未出場的新任縣長的形象，揭露了國民黨地方政權的腐敗，揭露了國民黨表面上大力整治地方吏治的虛偽，並由此揭露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無葯可治的絕境。茅盾的《腐蝕》，以一個失足女特務的日記的形式，生動地展示了國民黨大後方黑暗的特務統治。陳白塵的《陞官圖》，是一幅逼真的官場群醜圖，官場中的貪婪、虛偽，見風使舵，落井下石，爾虞我詐，昏庸無恥，通過官場中群醜的形象塑造，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呼之欲出。自五四時代始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現代文學對社會的現實批判性，在這些作品中，得以一脈相承的體現與承傳。在過去我們對這些作品的評價上，有兩點是未能給以足夠的關注的，一是這些社會弊端與戰爭的關系。正是在戰爭這樣的一種極端的社會形態中，這些社會弊端才能得以集中的展現與形成。再一個是，我們過去總是將這些社會弊端歸之於國民黨政權的腐朽性，而未能將其視為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弊端及其在戰爭形態下的突出顯現。這樣，我們對這些作品的現實的社會批判性就未能在一個歷史進程的維度上，給以更充分的認識，而只是將其歸之於一個社會平面的層面上。

這樣的一種批判性，在那些以拷問人性深層意蘊的作品中，如路翎的《飢餓的郭素娥》及其後在抗戰中完成了一半的《財主的兒女們》，夏衍的《法西斯細菌》，以胡風為代表的七月詩派的詩作中，體現得更為深隱。以胡風為代表的七月詩派的詩作，及其在小說領域里的代表——路翎的小說，重在寫人性在社會中的扭曲及生命力為之的抗爭，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寫暫時的文明對野蠻的無力中的人的思想與命運的復雜。如果說，前述張天翼的《華威先生》等，雖然也寫出了超越一個時代的人物的性格上的特徵，但畢竟是以對社會的批判性而為其最為主要的特徵的話，那麼，這些作品的最為主要的特徵，則是對人性及人的命運在社會中的復雜意蘊的深入挖掘。這一特徵，是五四文學的「人的文學」的延展與潛伸。

梁實秋的《雅舍小品》、馮至的十四行詩等，是國統區戰時文學中的一組獨特的奇葩。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寫日常生活的種種情趣與人生哲理，如對男人、女人、中年等各作人生概括的《男人》、《女人》、《中年》等等。這些作品看似遠離抗戰生活，但在戰時，一經發表，卻為戰爭時代的陪都人民所爭相傳閱，這其中的意義是時至今天也仍然沒有給以真正的認識的。周作人在其著名的作為「五·四」文學革命理論宣言的《人的文學》中曾說過：「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至於無我的愛，純粹的利他，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間的道德，不是人所能為的了」。這一「五·四」時代「人的文學」的重要的思想內涵，在推崇犧牲的火與血的抗戰年代，自然易被時代所忽視，但被忽視卻並不等於在實際生活中不存在，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在其時的風行一時，或許正是對其存在的最好的說明。馮至是一位被魯迅最為推崇的中國現代的詩人，他的十四行詩，是「關於個體與人類的生存狀態、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體驗與思考」，是西方現代文明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生命相遇合的結果，在戰火紛飛的抗戰時代，這樣的一種遇合，怎樣說來，也是一個奇跡，那更為深廣的歷史背景，我們也許要到二戰時期的，有英美參加的最為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去找，那或許是其在中國的一道獨特的投影。

歷史劇在國統區的戰時文學中，也是一道奪目的風景線，郭沫若的《屈原》、陽翰笙的《天國春秋》等，都是其中的亮點。這些歷史劇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含沙射影以古諷今，將古代歷史在歷史劇中作今天化處理而不完全拘泥於歷史事實。譬如《屈原》中對投降派的尖銳的批判，譬如在劇作中加入了歷史中的屈原身邊所不曾有的嬋娟等等。對歷史所作的這樣的處理，因為切合了當時人們的現實的情感需要，因而，倍受當時人們的歡迎，不似現在人們，在觀看歷史劇如《雍正王朝》、《漢武大帝》時，總要屢屢以不合歷史史實而非之，這或許也是戰時歷史劇與今天歷史劇在不同時代受眾頭腦中不同的「期待視野」之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結果吧。作為詩人的郭沫若，其歷史劇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強烈的詩的抒情性，如他在《屈原》中的「雷電頌」即是突出一例。這與其說是郭沫若歷史劇的一個特點，毋寧說成是當時那個時代受眾的抒情的迫切性使之然，或者說，體現了那一時代受眾的迫切的抒情需求。說到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提到戴望舒的《我用殘損的手掌》、艾青的《火把》、田間的《給戰斗者》等表現抗戰時期中華民族情懷的抒情詩作。這些抒情詩作，不僅在當時讀來讓人心潮澎湃，即使在今天讀來，也仍然會讓人感到熱血沸騰。

國統區戰時文學中，有一個領域在今天特別值得給以深入的打撈與細致的辨析，這就是當時反映國民黨抗日的作品。這些作品由於其後話語權力作用的結果，我們對其往往缺乏必要的了解與認識，從而使這一領域成為一個明顯的「被遮蔽區」，或者是受到不應有的扭曲與批判。就拿陳銓的《野玫瑰》來說吧，劇作表現的是國民黨特工人員在其時受命鏟除漢奸的故事，但這一劇本在發表之初，即受到批評，其後，長時間不為人知，即使在今天，其實也沒有受到應有的了解與重視。

解放區戰時文學

解放區戰時文學因為與其後四年的文學及再往後的十七年文學血肉相承，所以，一直被大眾所熟知。但熟知與真知還是有一段遙遠的距離的，我們今天重說解放區戰時文學，也只是試圖縮小這一距離而已。

解放區戰時文學的最大特點是歌頌。歌頌一個新的社會，一個新的人生。

這種歌頌的一個最主要的特點，是對既定事實的充滿理想性的「改寫」，並通過這樣的一種「改寫」，來表現自己對現實的革命性願望。趙樹理《小二黑結婚》中小二黑、小芹原型的命運，原本是一個非常辛酸悲慘的結局：男主人公被妒嫉他的男青年們毆打致死，而又被偽以自殺假象，男主人公的父親為此狀告各方卻得不到應有的同情。這一結局，原本是中國國民受幾千年封建思想愚昧的結果，在魯迅的筆下，正可以作如潤土、祥林嫂等國民劣根性的標本，但在趙樹理的筆下，卻將這一結局，改寫為一個男女主人公喜結良緣，二諸葛、三仙姑痛改前非（至於三仙姑是否有「前非」，則又另當別論）的大團圓結局。《白毛女》中喜兒的原型，原本是一個對所嫁財主曾心存幻想的農村女子，這在「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就是那一個時代統治階級的思想」的年代，實屬正常，但在《白毛女》中，也因了階級話語的作用，將之改寫為對地主黃世仁、穆仁智們心懷深仇大恨，人物性格也從病態而趨於健康。孫犁自稱其小說的創作，源自於對社會現實、時代人生的「殘破」印象的太深太多，但這太深太多的「殘破」所直接引出的，卻是其作品如《荷花澱》中女性天性的美好純潔。類似這樣的改寫，在解放區戰時文學中，可謂比比皆是。不難看出，這樣的一種改寫，是基自於對一個新的社會形態的嚮往與希望，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嚮往與希望，正是因為其時解放區的出現。

解放區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其必然的原因。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在解放區之外，私有經濟的惡性膨脹，貧富之間極端的懸殊與對立，壟斷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尖銳矛盾，權力機關的腐敗墮落等等，都使廣大民眾將希望的目光與前行的腳步，投向共產黨所領導的解放區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眾多有志之士有志青年潮水般地湧入解放區，解放區的迅速擴大並最終完成了新的共和國的成立，就是最好的歷史的證明。正因此，當解放區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出現在為現實所苦的人們面前之時，大家對此抱以滿腔的熱情與理想，並以此來「改寫」現實，就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了。這樣的一種改寫，是以對社會的理想作為其價值導向的，解放區戰時文學推崇理想化色彩甚濃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至在建國後，再發展為以浪漫主義為主導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兩結合」，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解放區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也可以說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種種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而解放區文學，就是對解放區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在社會生活、人生形態、情感形態上的形象反映，譬如財富均衡，地位平等，執政廉潔等等，惜乎人們對解放區這一現代性特徵及因這一特徵的存在，而使中國的現代性呈現某種復合形態的重要性尚缺乏足夠的重視。

時人常常認為解放區文學是對傳統文化的某種回歸，是對五四精神的某種遠離，但事實未必盡然。中國的傳統社會是宗法社會，家族在鄉村中，佔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在解放區中，共產黨卻通過階級斗爭、政治形式，對中國傳統的家族社會形態，給以了某種摧毀性的打擊。你看，在《小二黑結婚》中，家族勢力占上風的農村基層政權，不是在共產黨的政治權力的作用下土崩瓦解了么？在趙樹理的小說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農村中的好吃懶做的「混混」，最容易成為村落中家族利益的代表，成為混入我黨的異己分子。在馬烽的《村仇》中，我們也看到，以家族利益為本位的村落之間的沖突，最終在共產黨階級斗爭學說的作用下，化干戈為玉帛。孫犁的小說，則通過對女性的描寫，通過對女性獨有的生命形態、情感形態的描寫，寫出了人性及人的存在的本然形態。這些，都是與五四現代精神有著一脈相承的血緣關系的。

解放區戰時文學的構成成分比較復雜，相互之間的沖突、矛盾也比較多，這尤其體現在從上海等都市來的藝術家們與本地文化之間的關繫上，這構成了解放區戰時文學的一大特色。丁玲的《在醫院中時》，寫一位從大都市上海來的受過現代科班訓練的醫生陸萍，在解放區醫院里，與本地文化的沖突，從而折射出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二者之間的不和諧性。她的另外一部名篇《我在霞村的時候》，寫被日寇俘獲的農村女子貞貞，放棄從日寇魔爪下逃跑的機會，忍受日寇的蹂躪，為抗戰軍民獲取敵偽情報，為抗戰立了大功，但卻被自己家鄉的鄉親們所不能理解，被視為是一個喪失了貞節的壞女子。表現這種現代思想與傳統觀念沖突的作品，還有丁玲的雜文《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雜文《野百合花》、莫耶的小說《麗萍的煩惱》等等。解放區戰時文學各種文學質素、力量的消長起伏，是一個在思想、精神、文學等等方面，含金量均極高的「富礦」，或許現在的開采才剛剛開始。

淪陷區戰時文學

淪陷區是指在抗戰時期為日寇所佔領的地區。淪陷區戰時文學最值得關注的有兩種文學現象，一種是女性的個人生活化寫作，一種是通俗文學寫作。

女性的個人生活化寫作的代表作家是張愛玲、蘇青、梅娘。張愛玲的小說，近些年來極為火爆，我在這里反而可以略而不表。蘇青在當時，與張愛玲齊名，她的小說代表作是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續結婚十年》等。蘇青的小說，注重對女性生存困境的抒寫和對女性情慾的表露。前者如「生女的悲哀」「為人媳的煩惱」；後者如對女性性要求的大膽抒寫。蘇青的小說還有更值得重視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她在作品中，處處為女子作實際的打算，推崇女性的實用主義觀。蘇青小說的意義在於：既批判了「封建」的男權文化，又質疑了五四的女性觀，而後者，其實更為重要。梅娘也是一位曾在抗戰時期享有盛譽的作家，時被稱為「南玲北梅」，南即上海的張愛玲，北即當時身居北京的梅娘。梅娘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其所謂的「水族系列小說」如《蚌》、《魚》、《蟹》。她的小說，對女性的生存處境、生存困境給以了高度的關注，又常常用象徵手法來表現這種關注，如用蚌、魚、蟹來象徵著女性的三種生命處境。

張愛玲、蘇青、梅娘的作品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她們的作品似乎都遠離著抗戰的烽火，而一味的沉浸在自己對個人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研究張愛玲的學者費勇，曾在其《張愛玲傳奇》中記載過一位老作家對張愛玲的斥責：「那時候我們在前線抗戰，她在干什麼？」這種觀點很能體現一部分人對抗戰時期張愛玲小說創作的看法。蘇青在《關於我》中，曾為自己作過辯護：「是的，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適逢其時，蓋亦不得已耳……我沒有高喊打倒什麼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假使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以為蘇青的話是頗值得重視的。我們既然贊美大自然的千姿百態，我們既然提倡百花齊放而不是一花獨秀，我們我們為什麼不承認人生形態多樣性的合理？我們為什麼要把不同人生形態在人生形態上的不同與價值上的高低、對錯畫等號？我們為什麼要在畫了等號之後，給一種人生形態改變另一種人生形態以行使權力的法理性依據？從生存論的角度說，一個讓普通人、小人物不能生存的社會不是一個健全的社會。從價值論的角度說，我們應該給普通人、小人物以生存、存在的價值上的認可。凡人與超凡的人，將自己的價值目標定在自己個人的日常世俗的生存的人，與將自己的價值目標定在為了一個宏大理想而獻身的人，他們作為個體生命的社會價值的大小可以有所不同，但作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約的個體生命，在個體生命自身的存在價值上，他們是平等的，他們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但我們在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卻站在整體與歷史的立場上，對這樣的個體生命形態持之過苛，並在這種過苛中，給整體、歷史剝奪個體利益以可乘之機。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所以，在普通個體生命的日常生活浮出歷史地表之時，張愛玲的作品才這樣受到當今國人的賞識，而淪陷區三位女性作家，在淪陷區的特殊環境里，命定的要在這方面為國人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淪陷區的通俗文學曾經風行一時，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徐訏與無名氏，前者的代表作是《風蕭蕭》，後者的代表作是《塔里的女人》。前者寫一個多角愛情與間諜戰的混合型故事，後者寫男女之間的愛情悲劇。通俗文學在淪陷區的風行，意義更多的不在於這些作品意義有多麼深刻，而在於它說明著淪陷區人們精神的某種特徵，說明著人的精神世界、日常生活的多樣性。

抗日戰爭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套用我在本文開篇時曾引用過的魯迅「革命時期是沒有好的革命文學的」話，我們可以說，抗戰時期是不可能產生與這場戰爭相稱的戰爭史詩的，那要等到這場戰爭發生過多少年之後。相較於我國歷史上描寫上層戰爭史詩的《三國演義》，描寫民間戰爭史詩的《水滸傳》，相較於西方及蘇聯反映二戰的帶有史詩性的作品，我們也希望著在今天或者今後，我們有著無愧於抗戰的戰爭史詩的出現，我們期待著。

㈣ 談談抗日戰爭時期流行音樂的發展狀況

抗日來戰爭（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是指20世紀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民族性的全面戰爭。國際上稱作第二次中日戰爭（Second Sino-Japanese War）、 日本侵華戰爭（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從1937年七七事變國民政府發表《告全體將士書》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結束，歷時八年，被稱為八年抗戰、或簡稱抗戰；另一說法抗戰的時間應從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開始算起，至1945年結束，共十四年抗戰。
1931年，侵華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完全侵佔中國東北，並成立偽滿洲國，此後陸續在華北、上海等地製造事端、挑起戰爭，國民政府則採取妥協政策避免沖突擴大。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附近挑起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1941年12月7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美國的羅斯福政府正式對日宣戰。

㈤ 抗日戰爭時期的歌曲有哪些特點100字以內

抗戰時期中國聲樂作品的特點不僅有來著濃郁的時代氣息與生活氣息,還有著獨特的民版族風格和藝術個性。
權
抗日戰爭時期的聲樂作品,在中國近現代聲樂作品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們有著與眾不同的演唱風格。這種詞曲結合、主題凝練、風格統一、教化功能和抒情功能於一體的藝術體裁形式,深受大眾的喜愛,因此有著廣泛的社會群眾基礎,極好的發揮了音樂作為上層建築的內在功能。

例如：冼星海創作的《黃河大合唱》源，作於1939年3月，這部作品由詩人光未然作詞,以黃河為背景,熱情歌頌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光榮歷史和中國人民堅強不屈的斗爭精神，痛訴侵略者的殘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災難，廣闊地展現了抗日戰爭的壯麗圖景，並向全中國全世界發出了民族解放的戰斗警號，從而塑造起中華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

㈥ 抗日戰爭時期歌曲

有《義勇軍進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就是力量》《黃河大合唱》《大刀進行曲》《游擊隊歌》《松花江上》《延安頌》《南泥灣》《歌唱二小放牛郎》等。

1、《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歌詞如下：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前進！前進、進！

2、《團結就是力量》由牧虹作詞、盧肅作曲，霍勇演唱歌曲。歌詞如下：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

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

比鐵還硬，比鋼還強，

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向著新中國。

發出萬丈光芒，團結就是力量。

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

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著法西斯蒂開火。。

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著太陽，向著自由。

向著新中國，發出萬丈光芒。

3、《黃河頌》冼星海、光未然創作組曲，歌詞如下：

我站在高山之巔，望黃河滾滾奔向東南。

金濤澎湃，掀起萬丈狂瀾；

濁流宛轉，結成九曲連環；

從昆侖山下，奔向黃海之邊；

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兩面。

啊，黃河！你是中華民族的搖籃！

五千年的古國文化，從你這發源；

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邊扮演！

啊，黃河！你是偉大堅強，

像一個巨人出現在亞洲平原之上，

用你那英雄的體魄築成我們民族的屏障。

啊，黃河！你一瀉萬丈，浩浩盪盪，

向南北兩岸伸出千萬條鐵的臂膀。

我們民族的偉大精神，將要在你的哺育下發揚滋長！

我們祖國的英雄兒女，將要學習你的榜樣，

像你一樣的偉大堅強！像你一樣的偉大堅強！

4、《游擊隊歌》賀綠汀作詞及編曲，田彥等演唱的合唱歌曲，歌詞如下：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

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樹林里，到處都安排同志們的宿營地，

在那高高的山崗上，有我們無數的好兄弟。

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

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

我們生長在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

無論誰要強佔去，我們就和他拼到底！

5、《延安頌》作詞莫耶，作曲鄭律成，歌曲原唱是李雙江。歌詞如下：

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

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

啊，延安，你這庄嚴雄偉的古城，到處傳遍了抗戰的歌聲。

啊，延安，你這庄嚴雄偉的古城，熱血在你胸中奔騰。

千萬顆青年的心，埋藏著對敵人的仇恨，

在山野田間長長的行列，結成了堅固的陣線。

看，群眾已抬起了頭，看，群眾已揚起了手，

無數的人和無數的心，發出了對敵人的怒吼。

士兵瞄準了槍口，准備和敵人搏鬥。

啊，延安，你這庄嚴雄偉的城牆，築成堅固的陣線，

你的名字將萬古流芳，在歷史上燦爛輝煌。

㈦ 抗戰時期著名的音樂和故事

自古英雄出少年。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涌現出了一批少年英雄。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他們跟父輩一起，用自己稚嫩的肩膀
擔起了沉重的抗爭。

他們的傳奇事跡經過藝術家們的演繹，成了經典的歌曲、小說、電影，幾十年來被人們傳頌，經久不衰。

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紀念碑

活在歌聲里的小英雄——王二小

「牛兒還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卻不知哪兒去了……」這首名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敘事民歌傳唱了許多年，優美的旋律和動人的故事影響了幾代人。

王二小家在河北淶源的一個小山村。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把魔爪伸進了這個寧靜的村莊。1942年10月25日，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時碰上了打算進村「掃盪」的鬼子。鬼子讓他帶路，二小卻把鬼子帶進了八路軍的埋伏圈。鬼子發現上當後，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

王二小犧牲後，當地軍民把他埋葬在村後的山坡上。《晉察冀日報》在第一版發表了介紹他英雄事跡的消息。詞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被王二小的事跡深深打動，很快創作了這首流傳60多年的歌曲。

新中國成立後，王二小的故事被編進小學課本，二小成了千千萬萬兒童心目中的英雄。

銀幕上的抗日小英雄——張嘎

1940年河北唐縣兒童團員在執行「安檢」

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張嘎與奶奶相依為命。為了掩護在他家養傷的八路軍偵察連長鍾亮，奶奶英勇地犧牲在日軍的刺刀下，而鍾亮也被敵人抓走了。為替奶奶報仇和救出老鍾叔，嘎子歷經艱辛，找到了八路軍，當上了一名小偵察員……電影《小兵張嘎》講述了一個小八路戰鬥成長的過程。

這部兒童軍事題材影片，通過寓意豐富的細節安排和少年兒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動的描寫，真實自然地塑造了一個性格鮮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影響了幾代小觀眾。

這部影片榮獲了1980年中國第2屆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後來，小兵張嘎的故事又被改編成了電視劇。

手持紅纓槍站崗放哨的兒童團員

「消息」樹上的小哨兵

送雞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

《雞毛信》是一部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家喻戶曉的電影。影片主角是12歲的兒童團團長海娃，他的任務是一邊放羊，一邊放哨，發現敵人，給村裡人打信號。海娃的父親是民兵中隊長。有一天，父親讓他送一封有關攻打敵人炮樓的「雞毛信」給八路軍。海娃以放羊作掩護，帶信上路。不料途中卻遭遇敵人……

故事的情節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廣大觀眾特別是孩子們的喜愛。

這部上世紀50年代拍攝的黑白片不僅在國內影響很大，而且在國際電影節上兩次獲獎。1955年，在英國第9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榮獲優勝獎，是新中國在國際上獲獎的第一部兒童故事片。

小說里的抗日小英雄——雨來

蘆花村裡有個叫雨來的男孩，他喜歡游泳，也喜歡讀書。有一天，村裡的李大叔急急忙忙地進了雨來家，挪開了水缸，跳進了缸下面的地洞。雨來將水缸挪回了原位，這時，鬼子也到了……

這是小說《雨來沒有死》描述的一段情景。

雨來是抗日戰爭年代冀東少年兒童的一個縮影，這其中也包括小說作者管樺本人在內。管樺從小就和村裡的兒童一起站崗放哨，給八路軍送雞毛信，上樹瞭望，捕捉敵情。1940年，他離家奔赴抗日戰場，長年轉戰南北。他參軍以後，童年時代的情景常常浮現眼前。於是，他創作了以雨來為主人公的小說《雨來沒有死》，發表在《晉察冀日報》上。

新中國成立後，教育部一位負責語文教科書的編審專程找到管樺，告知他的小說改名《小英雄雨來》被選進了語文課本。從此，小英雄雨來便成了整整一個時代全國少年兒童心目中的英雄。

烽火中的兒童劇團：孩子劇團

抗戰期間，學生在製作木刻書籍宣傳抗日

孩子劇團是抗日戰爭時期由中國共產黨和愛國知識分子創辦的兒童藝術團體。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犯上海，以滬東臨青學校為主的一部分中小學生，自發地在難民收容所進行抗日宣傳活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難教育社得知情況後，立刻派人前往，於9月3日正式成立了孩子劇團。孩子劇團的主要任務是進行抗日救亡愛國宣傳。小團員在老師的領導下，進行各種宣傳抗日節目的排練，然後再深入到各地特別是抗日前線去演出，宣傳抗日。

孩子劇團的足跡遍及8個省市和幾十個農村集鎮，演出過《樂園進行曲》《猴兒大王》等優秀節目，為宣傳抗日做出了貢獻。

最年輕的抗日組織——抗日兒童團

晉察冀邊區第二屆群英會上三個小英雄：張玉芬(左)、牛中才(中)、溫三郁(右)

抗日兒童團是廣大抗日根據地在抗戰中成立的兒童組織。

盡管與敵人的斗爭非常艱苦，廣大抗日根據地仍處處成立了抗日兒童團，把兒童納入組織的關懷。毛澤東和朱德曾多次題詞勉勵兒童團員。

兒童團的主要任務是學習、生產，同時也擔負著「宣傳抗日」「偵察敵情捉漢奸」「站崗放哨送書信」等任務。

在百團大戰中，王家峪兒童團幫助八路軍割草喂馬，為前線送干糧；晉察冀邊區兒童團破壞日軍的交通干線近百次，牽制了敵人的進攻和掃盪，有力地支援了抗戰。

兒童團的成立不僅給孩子的生活帶去了樂趣和希望，同時壯大了抗日隊伍的力量，為抗戰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革命接班人。

鐵蹄下抗爭 戰火中成長——當年的抗戰少年兒童追憶抗日救亡

㈧ 抗戰時期中國聲樂作品的特點

抗戰時期中國聲樂作品的特點不僅有著濃郁的時代氣息與生活氣息,還有著獨專特的民族風格和藝屬術個性。
抗日戰爭時期的聲樂作品,在中國近現代聲樂作品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們有著與眾不同的演唱風格。這種詞曲結合、主題凝練、風格統一、教化功能和抒情功能於一體的藝術體裁形式,深受大眾的喜愛,因此有著廣泛的社會群眾基礎,極好的發揮了音樂作為上層建築的內在功能。
例如：冼星海創作的《黃河大合唱》，作於1939年3月，這部作品由詩人光未然作詞,以黃河為背景,熱情歌頌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光榮歷史和中國人民堅強不屈的斗爭精神，痛訴侵略者的殘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災難，廣闊地展現了抗日戰爭的壯麗圖景，並向全中國全世界發出了民族解放的戰斗警號，從而塑造起中華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

㈨ 抗日戰爭時期有那些作曲家

1. 麥新《大刀進行曲》

2. 田漢《義勇軍進行曲》

3. 冼星海+光未然《黃河大合唱》

4. 冼星海《在太行山上》

5. 公木《八路軍進行曲》
   

㈩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歌曲介紹（五個）每條100字左右

大刀進行曲
麥新詞曲。1937年7月作於上海。同年9月初載於作者與孟波合編的《大眾歌聲》第二集。抗戰爆發後，二十九軍曾組織大刀隊浴血奮戰，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因此作者曾題"獻給二十九軍大刀隊"。歌曲發表後迅速傳遍全國，為鼓舞軍民抗戰鬥志發揮了巨大作用，是抗日救亡歌曲中的一首代表作。歌詞第二句原來是"二十九軍的兄弟們"，第七句原來是「咱們中國軍隊勇敢前進」。歌曲開頭"大刀"兩字原為一拍一音，群眾卻唱成切分音，麥新認為這樣"更能表現對敵人的無比仇恨"，立即以切分音定稿。全曲採用自由體樂段結構，首尾呼應。再現"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時音調更高昂，氣勢更豪壯，之後發出的"殺"聲，如炸雷一般，增強了歌曲強烈的戰斗氣氛。

松花江上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中國東三省，蔣介石採取不抵抗政策，驅趕「剿共」前線的東北軍官兵，攜老帶子，布滿西安街頭。他們被迫流亡關內，有家不能歸，有仇不能報，卻要為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去賣命，從心頭都郁結著悲苦怨憤，要傾吐，要爆發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張寒暉譜寫了這首感人肺腑的獨唱曲，以含著熱淚的哭泣似的音調，唱出了悲憤交加的聲音。

保衛黃河
全曲採用了進行曲體裁、以短促跳動、振奮人心的音調、響亮的戰鬥口號、鏗鏘有力的節奏，以快速大跳的動機和逐步擴張的音型，使歌曲充滿力量的感情，形象地刻畫了游擊健兒端起土槍洋槍、揮動大刀長矛，在青紗帳里、萬山叢中，為保衛黃河、保衛全中國而戰斗的壯麗場景。
這首歌採用了民間打擊樂節奏和廣東獅子舞音樂旋律為素材，使歌曲顯得明快、豪放、音樂形象分外鮮明，並具有濃厚的民族風格。

在太行山上
合唱曲。桂濤聲詞，冼星海曲。作於1938年，歌詞描繪太行山中游擊健兒緊張的戰斗生活和勇敢頑強、樂綱開朗的性格。歌曲旋律兼有抒情性和進行曲風格，上現實的戰斗性與革命浪漫主義的有機結合。這首二部合唱曲為復二部曲式，第一部分由兩個樂段構成。前段抒情寬廣，雖是小調色彩，又不乏明朗朝氣的情緒。第二聲部回聲式的短句，彷彿歌聲在山谷中回盪，營造出此起彼伏，一呼百應的氣氛。後段轉入平行大調，豪邁的氣勢中又融入深情溫柔的訴說，表過了軍民間的魚水之情。第二部分為進行曲風格，鏗鏘有力的旋律、鮮明而富於彈性的節奏，生動地刻畫了游擊隊員出沒高山密林、誓死消滅敵人的英雄形象。第二樂段高音區的切分節奏果敢有力，給人以緊迫感，隨著調向上推進，逐漸形成商潮。歌曲最後結束在小調上，使作品前後呼應、完整統一。

義勇軍進行曲
《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誕生於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年代，現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為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中華民族的堅強鬥志和不屈精神永遠不會被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