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歷史上最大全國性旱災是哪年要確切年份。
光緒朝代是慈禧太後專權的時代。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年代。清末各種天災頻繁不斷。周而復始，歷史的規律不可抗拒。
在清代頻繁的旱災中，最大、最具毀滅性的一次，要數光緒初年的華北大旱災。
這次大旱的特點是時間長、范圍大、後果特別嚴重。從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續了整整四年；受災地區有山西、河南、陝西、直隸(今河北)、山東等北方五省，並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和川北等地區；大早旱不僅使農產絕收，田園荒蕪，而且。餓殍載途，白骨盈野」，餓死的人竟達一千萬以上!由於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為主，而這兩年的陰歷干支紀年屬丁丑、戊寅、所以人們稱之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稱「晉豫奇荒』、「晉豫大飢」。
這場大旱災是光緒元年(1875年)拉開序幕的。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區先後呈現出乾旱的跡象，京師和直隸地區在仲春時節便顯示了災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與此同時，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等省，都在這年秋後相繼出現嚴重旱情。
光緒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災范圍也進一步擴大。以直隸、山東、河南為主要災區，北至遼寧、西至陝甘、南達蘇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廣袤旱區。
京師及直隸地區，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減半。旱災引發蝗災，從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蟲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殘存莊稼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間，又因陰雨連綿，大清河、滹沱河、瀦龍河、南運河、漳河、衛河同時泛濫，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災的土地又被水淹。這一年，直隸省遭受水、旱、風、雹的地區達63個州縣。
河南省的災情和直隸相近。從春到夏，旱情日重。尤其是黃河以北的彰德、懷慶、衛輝三府，早倩更為嚴峻。入夏以後，旱情稍有緩解，但彰德、衛輝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災，田地被淹。不過，就全省情況而言．仍以旱為主。全省農業歉收，減產一半左右。因此，「乏食貧民，所在多有」，僅開封一地，靠賑災粥廠就食的災民即達7萬餘人。
這一年，山東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區有一段時間略遭水災外，絕大部分地區均遭旱災，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東通志》稱該年全省「大旱．民飢」。據《申報》載，、由於旱災，山東各地災民紛紛逃荒、鬧荒或祈雨。但祈雨無濟於事．各處「飢黎鬻妻賣子流離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狀」(1876年12月11日 《申報》)。
旱魃向南為虐，禍及蘇北和皖北。蘇北各地這一年開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連雲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農田減產或絕牧。旱災引發了蝗災，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災民「逃亡餓死者不計其數」。一些災民甚至「飢則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蹤，相戒裹足」。蘇北的社會秧序，因嚴酷的旱災而變得動盪不安。為了活命．飢民紛紛渡江南下，由蘇南的地方官員和土紳在蘇、松、太以及江陰、鎮江、揚州等地收容的流民達九萬餘人。
皖北的旱情與蘇北相似。入夏之後，持續乾旱；許多地方連禾苗也末能栽插：後雖下過一些雨，但「又復連日烈日。」，連補種的庄核也大多枯死；當年全省收成減半。有的地方顆粒無收。於是，成群結隊的飢民．匯成了四齣逃荒的人流。
這一年，北方的陝西、山西、遼寧等省．也遭受到旱災的威脅。陝西全年乾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數地方種不下去。山西因旱災嚴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遙等縣幾乎顆粒無收。奉天的義州(今遼寧義縣)，因大旱無雨，飢戶多達十萬，廣大農民在飢餓中痛苦地掙扎著。
經過近兩年的大旱之後，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災情在丁丑年(1877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狀態，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撫曾國荃在奏議中說災區「赤地千有餘里，飢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奇災，古所未見」(《曾忠襄公奏議》卷8)。毀滅性的旱災，使山西農村長時間大面積的減產與絕收。連續兩年的飢荒，使農戶蓄藏一空將愈來愈多的災民推向死亡的邊緣。飢餓難當的災民為了「苟廷一息之殘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為食」或「掘現音白泥以充飢」，結果「不數日間，泥性發脹，腹破腸摧，同歸於盡。。(1877年6月30日《申報》)。
隨著旱情的發展，可食之物的罄盡，「人食人」的慘劇發生了。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災區山西，到處都有人食人現象。吃人肉、賣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還有將老人或孩子活殺吃的……無情旱魔，把災區變成了人間地獄!
河南的災情，與山西相似。經過連續兩年的大早，富饒的中州平原，已化為千里赤地。當年的《申報》刊登消息，說河南全省「歉收者50餘州縣，全荒者28州縣」。但是，奉旨幫辦河南賑務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恆抵豫則宣布：全省報災者八十七個州縣，飢民五六百萬。
旱災的陰影，同時還籠罩著陝西全省。同州府員的大荔、朝邑、邰陽(今合田)、澄城、韓城、白水及附近各縣，災情。極重極慘」。走投無路的飢民鋌而走險，聚眾槍糧，有的甚至「攔路糾搶，私立大纛，上書『王法難犯，飢餓難當』八字」(1877年10月3日《申報》)。
甘肅東部、四川北部，也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南江縣志》對川北的旱災有翔實的記載：「丁丑歲，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縣尤甚……赤地數百里，禾苗焚稿，顆粒乏登，米價騰涌，日甚一日，而貧民遂有乏食之慘矣：蔬糠既竭，繼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諸樹皮掘剝殆盡……登高四望，比戶蕭條，炊煙斷縷，雞犬絕聲。服鳩投環、墮岩赴澗輕視其身者日聞於野。父棄其於，兄棄其弟，夫棄其妻，號哭於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舉家悄斃．成人相殘食，饉（死部）殍不下數萬。」
這一年，包括京師在內的直隸和魯西北地區以及江蘇、安徽的部分地區，依然有較嚴重的旱災。以直隸縣為例，僅河間一府就有二百餘萬災民。災荒之年，社會動盪，許多災民為死裡求生而鋌而走險。在武強縣，有災民組成的「砍刀會」；霸州、通州等地方也多有災民組織武裝．進行搶糧斗爭。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區仍然持續乾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緩解；到6月間有過短暫的雨水期，之後又連續亢旱，一直延續到次年七月。不過從整個災區來看，旱情開始減輕，陝西、山東、河南、直隸等省．旱情都趨於緩解。但是，經過連續三年的特大旱災，老百姓對於天災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極限，因旱災帶來的各種人間慘劇，並未因旱情的緩解而相應地減少，反而更多更嚴重了。在山西．越來越多的村莊和家庭毀滅於天災之中。在河南，僥幸活下來的飢民大多奄奄一息，「既無可食之肉，又無割人之力」，一些氣息猶存的災民，倒地之後即為餓犬殘食。在直隸河間府，一些壯年飢民「竟在領受賑濟的動作中倒死在地上。」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場大面積瘟疫向災區襲來。河南省幾乎十人九病，陝西省「災後繼以疫癘，道饉（死 部）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達十之二三。
進入光緒五年(1879年)，盡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東起直魯、西迄陝甘的廣闊土地上，畢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里重新盪漾起清波，龜裂的土地開始滋潤，並重新泛起了綠意。旱災．已進入尾聲，苦難的歲月就要結束。可是，正當死裡逃生的人們准備重建家園之時，一場新的災難驟然而至，這就是7月1日發生在甘肅武都的震級達8級、烈度為11度的大地震。在地震中受到破壞或受到影響的地區，大部分在旱災區域之內。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慘絕人寰的境地!據不完全統計，從1876年到1878年，僅山東、山西、直隸、河南、陝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災的州縣分別為222、402和331個．共955個。而整個災區受到旱災及飢荒嚴重影響的居民人數，估計在一億六千萬到二億左右，約占當時全國人口的一半；直接死於飢荒和瘟疫的人數．在一干萬人左右；從重災區逃亡在外的災民不少於二千萬人(參見李文梅等《中國近代十大災荒》)。
清代末年這場特大旱災，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場大劫難!當年清朝官員提起這場旱災，稱其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餘年末見之慘凄，未聞之悲痛」，說這是。古所僅見的「大□奇災」。今天回顧這場天災，仍不免使人毛骨悚然。然而，我們並不滿足於這場天災的記敘，除了哀嘆，更需要深思
B. 1942年河南旱災了嗎多嚴重
不光是旱災，還有水災、蝗災、兵禍。
首先是持續乾旱，導致蝗蟲大量繁殖，形內成蝗災。
接著是黃河決容口，水災來襲。
而此時正是抗日戰爭最艱難時，除了日寇，還有湯恩伯的部隊在河南橫征暴斂。
所以有人總結那時河南四大害是水、旱、蝗、湯。
C. 1942年河南大飢荒發生了什麼
從1941年開始，地處中原的河南就開始出現旱情，收成大減，有些地方甚至已經「絕收」，農民開始吃草根、樹皮。到1942年，持續一年的旱情更加嚴重，這時草根幾乎被挖完，樹皮幾乎被剝光，災民開始大量死亡，在許多地方出現了 「人相食」的慘狀，一開始還是只吃死屍，後來殺食活人也屢見不鮮。
然而，國民政府對此似乎了解無多，不僅沒有賑濟舉措，賦稅還照征不減。事實證明，一旦政府採取種種有力的賑災措施，災民得到救濟，死亡人數便迅速減少。在這次大飢荒中，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TheodoreH.White)在促使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最終採取果斷措施、拯救無數生靈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D. 1942年，面對河南大飢荒，國民政府的領導們是如何反應的這場災難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我獲得一個明確的信念，我們的盟友國民黨政權正在自我毀滅，並且走上喪失權力的道路。」費正清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道，他補充說：「國民黨是逐步走向沒落的，我的上述結論也是逐步形成的。」
回到1942年的現場，在那場導致3000萬人流離失所，超過300萬人死於非命的災荒中，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已為後來的政權崩潰埋下了伏筆。
預警
時至1942年7月，來自不同管道的消息，通過電文、私人信函、媒體報道將河南災荒嚴重的情形，不斷傳遞到戰時國民政府高層官員們的耳中。
1942年7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第四戰區司令長官何應欽接到了駐洛陽的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曾萬鍾的電報，報稱：「河南素稱農產豐稔之區，乃今歲入春以還，雨水失調，春麥收成僅二三成，人民已成災黎之象。近復旱魈為虐，數月未雨，烈日炎炎，千里赤地，禾苗既悉枯槁，樹木亦多凋殘，行見秋收顆粒無望，災情嚴重，系數年所未有，尤以豫西各縣為最。人民生活不堪其苦，相率逃災。」
何應欽將這封電報中的內容轉給了全國賑濟委員會代理委員長許世英。
兩天之後，創刊不久的南陽《前鋒報》，針對河南各縣均已成災之現實，以社評的方式呼籲政府「災象已成，迅謀救濟」。報紙評論相當尖銳地指出，「如政府坐視不理，一任其如往時一樣的浪費，那麼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遺即輾轉於飢餓線上，或餓死，或流徙，北戰場上亦將無協軍抗敵之人了。事甚嚴重，情亦甚迫，吾人決非故為大言，以聳聽聞。負責當局其速圖之！」
8月14日，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亦致電中央賑委會孔祥熙委員長，許世英代委員長稱：「查豫東各縣上年荒旱，顆粒未收，街（蝗）蟲遺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勢若燎原，以致鄢凌（陵）、扶溝、西華、太康、淮陽、鹿邑、杞縣、寧陵、商人（水）、項城、沈邱、太和、臨泉等縣先後呈報發現蔽薪蓋野，禾稼被食殆盡。……迄今各縣秋收絕望，民命堪虞，數百萬災黎鵠待賑濟。」
豫籍國民政府參議員郭仲隗則收集了災民所食雁糞、榆樹皮、觀音土等，在10 月30 日的國民參政會上當眾展示，並領銜聯名提出《河南災情慘重，請政府速賜救濟，以全民命而利抗戰案》，大聲疾呼政府救濟災民。同時，他還奔走於財政部、糧食部等中樞主管機構，呼籲、敦促豁免軍糧，減輕民負，賑濟災情。
黨、政、軍、民各路人馬沿著政府有效的溝通渠道，將河南重災的消息傳遞到決策中樞。
失真
在所謂黃金十年（1927-1937）的快速發展期中，國民政府事實上已經積累了一套相當成熟的應急救災體系。
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翌年，西北的大旱曾令當時的國民政府手足無措。之後國民政府在1930年10月公布了《救災准備金法》，規定國民政府每年由經常預算收入總額內支出1%為中央救災准備金，省政府每年由經常預算收入總額內支出2%為省救災准備金。
1931年，江淮流域暴發百年不遇大水災，災情遍及23省。南京國民政府乃改變以往救災政策，以中央政權為中心，制定計劃，動員全國人力物力，將整個救災過程置於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下，並設立專門的賑務委員會，專門負責賑濟事務，其委員長一職由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任。
江淮水災的救援，被國民政府財政顧問楊格認為是「有效的大規模行動」。
從確立救災制度，到全國動員，乃至賑災方式的創新，國民政府在其後的數年間積累了足夠多的經驗和教訓。1942年的各種警報顯示，對於剛剛遭受過水災的河南來說，當年的旱災是一場巨大災難的開始。
但這一次，當足夠多的災難信息開始預警的時候，中央政府的反應卻截然不同。
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在重慶曾向蔣介石報告河南災情，蔣聽後要李趕快去見何應欽，但何的反應卻是：「災情是不能隨便報的，鄂西有災，因為地方政府有報告，河南方面未見地方政府報告，何來的災情？」
國民政府的最高統帥蔣介石顯然得到了更多的消息和匯報，但他的反應更加出人意料。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里回憶稱，河南大旱，餓死人無數，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叫河南征糧。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大膽地向蔣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
蔣介石生氣自有道理。此前的1941年，為了穩定戰時經濟，國民政府要求田賦征實，這一年河南在受水災的情況下，田賦征實小麥108萬擔、征購305萬擔，分別佔全部國統區征實、征購小麥的34%和36%，均為後方各省第一。
1942年10月的參政會上，國統區21省中照核定數額完成徵收者僅有11省，而僅有半壁江山的河南亦名列其中。國民政府糧食部長徐湛特此對河南糧政局進行了表揚。
這樣一個征糧業績如此優秀的省份，怎麼可能突然之間就變成了災區呢？
不惟蔣介石不信，國民政府的高層人士中，對河南災荒的真實成分持懷疑者不在少數。
掩耳
「恰好這幾天以來，天雨適時，各地農作物皆欣欣向榮，本年糧食產量必然特別增多，歲收豐稔，可以預卜，可謂得天助。」
1942年6月1日，西安。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主持召開全國糧政會議時，心情相當不錯，除了「天助」，他在演講中列出的有利因素還有「人助」——來自美國的5億美金的援款。同一天，蔣介石的光輝形象出現在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上。
蔣介石認為，「天助和人助都有了，但還需要自助」。
「我們的政府對於人民真是所謂仁至義盡，如果連到這一點征糧的要求都持異議，未免太不自助了。這樣的人不惟政府無法寬容，就是社會全體亦應鳴鼓而攻，羞與為伍。」蔣介石對各地的糧政局長們說，「抗戰已經五年，政府對於人民有餘的糧食，仍舊沒有廢止市場交易，在合法范圍內，仍許其自由買賣，而且關於徵收征購的辦法，還很虛心的向地方徵求意見，現代世界六大洲中，在戰時的國家，無論何國，亦找不出如此寬大為懷的一個政府。」
這真是過於直率的肺腑之言，翻譯一下這位統帥的言下之意：考慮到在打仗，政府的糧食政策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好的，如果老百姓不主動納糧，那就是全社會的敗類，應該馬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萬只腳。
各省的糧政局長們聽明白了，他們感到了一種巨大的壓力。
災荒中的河南開始叫「苦」連天，有些地方農民已經開始吃草根、樹皮，卻仍要面對新一輪的征購。1942年8月，河南省災情調查委員會公推劉基炎、任劭魯、楊一峰三位代表組成災情請願團，前往重慶謁見蔣介石。但蔣不僅拒絕見他們，還禁止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之後，楊一峰發現當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報告，竟說河南的糧食收獲還好。
蔣介石並未注意到他的前線戰場上正在發生的災荒，或者說對這一切視而不見。他最關注的事情「一是徵兵，二是征糧」。
河南處於中原主戰場，駐扎著湯恩伯、蔣鼎文率領的40萬軍隊。在這次糧政會議上，河南省官員和國民政府糧食部長徐湛討價還價的結果是，將河南1942年軍糧配額減為250萬石。但會後徐湛大筆一揮，將250萬石改為250萬包，於是實際徵收軍糧數額變為335萬石。
蔣介石並不相信河南官員的報告，他當時的一份批示明確表露了個人態度。
「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紳，文電紛馳，申報水旱災況，或稱赤地千里，或稱田廬漂沒，一方請求豁免徵購，一方請求巨款賑濟，然究其實際，則其間多數地區，雖或略有災歉，大都以少報多，以輕報重，過甚其詞，張皇入告。操其心跡，官吏則藉報災荒，豫圖減輕征課之責任，或竟假以結好於富豪，士紳則藉報災荒以期市惠於鄉里，或竟假以規避其本人納課之義務……」
當年9月6日，在西安王典召開軍政會議時，蔣介石更在演講中痛斥各地軍糧辦事人員不努力。並當場規定：以後縣長的考績，軍糧佔35%，兵役也佔35%，其他佔30%。軍糧局以後不準向部隊發給軍糧券，必要交給實物，並且要如期如數交到兵站，不得借口糧食缺乏，來推諉責任。在蔣介石看來，「軍隊謊報欺矇之習，現在到處難免，流弊所及，不僅騙上官，騙同事，騙部下，而且他還要騙自己 。」
河南省糧政局秘書於政洲當時跟隨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和河南糧政局局長盧郁文赴西安參會，一路上眼見人民紛紛西逃，沿途餓殍載道——「李主席目睹此況，始覺災情問題之嚴重，會後歸來，雖會商種種救災辦法，可惜為時已晚，多屬緩不濟急。」
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後來跟《大公報》總編王芸生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緩免。」
國民政府農林部、糧食增產委員會之後的統計顯示，1942年河南的稻穀收成在四成上下，而實際收成僅有一成，這個數字則是河南當局虛報而至。
河南的確在瞞報，蔣介石猜對了開頭，但卻猜錯了結果。
於是，在災情快速蔓延的同時，河南省政府指派大員分頭出發，一面督催軍糧，一面視察災情。時任河南省建設廳廳長張仲魯後來回憶說，前一任務才是主要目的。他從洛陽出發，一路調查滎陽、鄭縣、新鄭等六縣征糧與災情。在滎陽的官紳會上，縣長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糧任務而哭起來。在鄭縣，縣長魯彥談到李姓一家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投河自殺時，痛哭失聲，跪地叩頭，求免軍糧。
張仲魯更親眼目睹方城城外的人市，「一對夫婦，無法生活，妻被出賣，當分手時，妻呼其夫說：「你來，我的褲子囫圇一些，咱倆脫下換一下吧。」夫聽此話，大受感動，抱頭痛哭說：「不賣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成千上萬的災民開始逃離故土，遠在重慶的《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得到不少傳教士發來的消息，他在這一年10月26日發出的報道中稱，「兩萬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區正陷入飢餓之中。男人和女人們正在吃樹皮和草根，腹部腫脹的孩子們被賣掉換取糧食。數千人已經死去，數十萬人走投無路，千萬人面臨著一整個漫長冬天的大飢荒的折磨。其原因為：1.日本人，他們在撤退前毀掉了地里的莊稼。2.上帝，他拒絕給麥田降雨。」
他忘了加上第3個原因——「國民政府」，當災難向著更為嚴峻的方向發展時，國民政府高層的一系列錯誤判斷和決策，更像是火上澆油。
用不了多久，白修德就會發現：這最後一根稻草是如何加上去的。
白修德經過一個縣接一個縣，一個村接一個村的統計，發現40個受災最嚴重的縣仍然有800萬百姓活著，他估計有200萬到300萬難民從鐵路線逃出了災區，另外200萬人則已經死去。如果新糧到五六月份還不能接上，那麼還將有200萬到300萬人被餓死。
官僚機構層層掩蓋著災荒的真相，文件一層層上報到重慶後，呼聲已經變得十分微弱。被正義感和良心所折磨的白修德決心設法要見到蔣介石並告訴他河南發生的一切。
「我完全無法控制心中的憤怒。」白修德後來回憶說，「我幾乎像是發了神經病一般地吼叫著說：『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
回到重慶的白修德四處求見國民政府的高官。國防部長何應欽坦率地告訴他：要麼是白修德在撒謊，要麼是別人對白修德在撒謊。司法部長謝冠生則告訴他，只有蔣介石才能解決問題。花了5天時間，白修德最終通過宋慶齡得以見到中國的最高統帥。
一張狗吃死屍的照片，最終令蔣介石行動起來。
1943年4月11日，蔣介石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道：「公務員生活窮困萬狀，妻室以產育無錢多謀墮胎者，有醫葯無費，病貧亦深者。華僑在粵，有鬻子女過活者。河南災區餓莩在道，犬獸食屍，其慘狀更不忍聞。天呼！若不使倭寇從速敗亡，或再延長一二年，則中國勢難支撐。余將不能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矣！奈何蒼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這位國民政府的掌舵者終於承認了河南災荒存在的現實。他本應做更多事情來挽回一切，但這一天他暴露出自己的虛弱和無力，他祈求上帝來救他於危難之中。只是，這個國家留給他做試驗的時日無多。
促使國民政府最終行動起來的因素，除了真實的災情，恐怕還有顧慮國際影響，更實在的則是害怕影響即將開始的美國援助。但是當一個國家最終的決策者，要通過西方記者依靠私人關系突破重重障礙，才會重新判斷災情，做出救援舉措的時候，實際上則宣布了政府行政體系的失敗。沒有可靠的情報系統，沒有負責任的行政官員，也沒有行之有效的決策系統——這一切的責任最終需要蔣介石來買單。
運送糧食的火車終於加快了速度，但是蔣所掌控下的國度卻要沖出軌道了。
E. 1942年的河南旱災到底是什麼導致的
當年的復大陸副熱帶高壓比較強制，次高壓不斷增強分裂東移，影響河南。在高壓的控制下，強烈的下沉逆溫使低層水汽難以成雲致雨，造成晴空萬里的穩定天氣，時間久了就出現了大范圍乾旱。 河南地處黃河中下游地帶，土壤大部分屬於沙土性質，因此水分的蒸發和下滲速度都比較快，只有西部山區的伏牛山腹地的水分蒸發量較少，因此「靠天吃飯」成了河南農業的一大特點。為此，當地的百姓有著「五天不雨一小旱，十天無雨一大旱」的說法。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導致了1942年秋天，河南農戶幾乎顆粒無收。
F. 歷史上比較大規模的旱災都發生在什麼時候（中國）持續了多久，有怎樣的社會危害
商朝
成湯十八年至二十四年（前1766－1760年間），曾有連續七年的大旱，《管子·輕重篇》曰：「湯七年旱，民有無子者。」管仲還認為：「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
周朝
《詩經》有「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以及「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4]的描述。《詩經•大雅•雲漢》二章：「後稷不克，上帝不臨。」《集傳》：「言後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
厲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853年），連續六年大旱。
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史載「三川竭，岐山崩」，三川即涇河、渭河、洛河。伯陽父認為「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飢」漢朝
《鹽鐵論·水旱》：「六歲一飢，十二歲一荒。」
《史記·孝景本紀》載後元二年「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前漢書·武帝本紀》載，（前114年），「四月，關東旱，郡國四十餘飢，人相食」。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國大旱，「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
王莽建平四年（前3年）發生大旱災。
東漢安帝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
南北朝
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挽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
南朝宋大明年間有旱災。沈約在《史臣曰》說，「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並命比室，口減過半」。
隋朝
大業八年（612年）大旱，「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
大業十三年（617年）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遣築城，發男女，無少長，皆就役。」
唐朝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冬旱，至是（六月）雨 」。
《舊唐書·德宗本紀》載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
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元和三年（808年），元稹曾任監察御史，負責賑災，他寫有《旱災自咎，貽七縣宰》：「吾聞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災我身。胡為旱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已頻。」。
宋朝
《文獻通考》卷301記載，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種粒皆絕，人多流亡，因飢成疫，死者十二三。」
南宋隆興元年（1163年）平江主簿王夢雷在湖南大旱飢荒，寫下一首《勘災詩》，「散吏馳驅踏旱丘，沙塵泥土掩雙眸。山中樹木減顏色，澗畔泉源絕細流。處處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無收。下官雖有憂民淚，一擔難肩萬姓憂
元朝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諸路旱蝗，告飢者令就食他所。」
明朝
洪武十二年（1379年）詔曰：「廣平所屬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艱於樹藝，衣食不給。……今年夏秋稅糧悉行蠲免，以蘇民力。」
《明英宗實錄》載：天順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銅鼓、五開等府衛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飢殍者不可勝記。」
嘉靖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四年陝西連年大旱。
《烈皇小識》：「先是天啟丁卯，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陰糾數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塗面。王二高喝曰：『誰敢殺張知縣？』眾齊聲應曰：『我敢殺！』如是者三，遂闖入城。守門者不敢御，直入縣殺耀采。眾遂團聚山中。」
《鹿樵紀聞》說：「崇禎改元之歲，秦中大飢，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鳩眾墨其面，闖入澄城，殺知縣。」
崇禎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獸皮蟲蠅皆食盡，人多飢死，餓殍載道，地大荒」。河南內黃縣蘇王尉村發現的《荒年志》碑記崇禎十三年時「斗麥價錢六百文，斗米價七百文，斗豆價四百文」。
有專家統計明朝旱災次數一共有174次。
清朝
《濟南府志》記載康熙四年「春飢，免順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賦糧並發帑分賑。六月大旱，飛蟲蔽天，墜地如蜣螂」。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十三個省受旱，「草根樹皮，搜拾殆盡，流民載道，餓殍盈野，死者枕藉」。
清光緒三年（1877年），「河南全省大旱，夏秋全無收，赤地千里，大飢，人相食。」又山西境內「無處不旱」，「河東兩熟之地，災者八十餘區，飢口入冊者不下四五百萬」。是年8月1日，山西巡撫曾國荃奏摺曰：晉省報災州已有57處，飢民200餘萬，後來「赤地千有餘里，飢民至五六百萬之眾」。據12月10日奏報統計，全省被旱10分（顆粒無收）者16個州縣；被旱9分者13個縣；被旱8分者30個縣；被旱7分至5分以下者還有9個縣。
中華民國
1929年，陝西大旱，80%的縣受災，估計死亡加逃亡人數達300萬。
中華人民共和國
至今中國依舊是旱災頻仍，幾乎是無年不荒，缺水成為中國全國境內最迫切的問題。2006年內蒙古蘇尼特草原持續旱災，受災草場面積23186.7平方公里。2006年5月中旬以來，重慶市遭遇大旱災。2009春，乾旱波及中國12個省份，河北南部、山西東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一度達到特旱。2010年初，雲南、貴州為中心的五個省份已達到特旱。
G. 抗戰時河南叛變投降事件
卻有此事，河南旱災，國民政府無法補給災糧，結果日本人打到河南後就發糧食給河南人，很多河南人就叛變了，其實我們應該要理解當時的情況，河南人因為在這場災難面前死了很多人，面對災難，那個時候只有求生的想法！
H. 歷史上的一次大旱災是什麼時候
1637～1643年的乾旱（通常又稱崇禎大旱）其持續時間之長、受旱范圍之大，為近百年所內未見。我國南、北方23個省容（區）相繼遭受嚴重旱災。乾旱少雨的主要區域在華北，河北、河南、山西、陝西、山東，這些地區都連旱5年以上，旱區中心所在的河南省，連旱7年之久，以1640年乾旱最為猖獗。乾旱事件前期呈北旱南澇的格局，且旱區逐年向東、南擴大；1640年以後北方降雨增多，轉變為北澇南旱。在這期間瘟疫流行、蝗蟲災害猖獗。
1585～1590年的乾旱地域廣、變化大，大范圍乾旱持續6年。乾旱事件可分為前後兩段，前段呈北旱南澇的旱澇分布格局，後段旱澇分布格局有改變，北方開始多雨，乾旱區擴大並南移至長江流域及江南。由各省逐年受旱成災的縣數統計可見，前段受旱最重的是河北、山西，後段受旱最重的是江蘇、安徽和湖南，旱災持續最久的則是河南。1589年達到極旱，1585～1590年間各地河湖井泉乾涸記錄可旁證乾旱程度，其中1589年的許多乾涸記錄為最近50年所未見。例如，安徽「淮河竭、井泉涸、野無青草」；浙江「運河龜坼赤地千里，河中無勺水」等。這次乾旱事件尚伴有大范圍飢荒和瘟疫，疫區隨大旱地區而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