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抗日戰爭勝利中國幾種不同的政治力量及救國方案
國共兩黨就不細說了，中國青年黨在抗戰時期，已經成為有著相當政治力量的政黨，其自己所說「中國第三大黨」，確實是實至名歸，並非妄自尊大。 1924年4月，已經在德國、比利時、法國里昂等地建立支部，發展黨員60多人的青年黨，在巴黎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後被稱為「青年黨三巨頭」其二的曾琦、李璜便分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為執行委員會委員。1925年，青年黨總部由巴黎遷至上海，1926年召開第一全國代表大會，「三巨頭」另一位左舜生成為中央常務委員。其時，青年黨黨員數激增，在湖南、湖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雲南、貴州、安徽、山西、山東、江西等省和上海、武漢等城市，陸續成立了二三十個團體，並先後建立黨部。1929年，在上海創辦了「黨校」——行知學院。而宣傳其國家主義主張和募集資金的實體，便有上海的大陸書店、愛文書店，成都的國魂書店，重慶的肇文書店，沈陽的長城書店等。當時青年黨的具體黨員數，尚未見有資料，但從1947年時，湖南的青年黨員達兩萬多人，預備黨員1萬多人，而湖南青年黨黨務在全國僅排第五來看，抗戰時期的青年黨員數絕不會少。因為青年黨在東北和四川活動頗得力，所以很多地方實力人物被囊括入黨，如東北軍入關後，天津市市長、東北軍炮兵司令、北平教育局長等，均是青年黨黨員，四川「其組織之龐大，黨員之眾多，與地方實力之雄厚，皆為不可否認之事實」。 以「國家主義」為信仰的青年黨，一向強調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面對著國家空前的危機，表現出來的，是難得的相忍為國的精神。
1931年10月，左舜生和陳啟天在上海組織「抗日急進會」，開展抗日活動。12月，李璜、左舜生、陳啟天等與熊希齡、馬相伯、沈鈞儒和黃炎培等，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 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時，駐守上海閘北的是青年黨員翁照垣指揮的十九路軍第一五六旅。元月28日夜，軍部命令翁照垣將防地移交憲兵團，由於民眾挽留換防阻滯。不料駐滬日軍發動突然襲擊。翁照垣不待軍命，奮起抗擊，爾後轉守吳淞，浴血奮戰，蜚聲中外。《申報》報道翁事跡時，稱贊為「富於謀略，勇敢過人」。2月17日，章太炎在《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文中說:「旅長翁照垣直前要之，敵大潰，殺傷過當。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中國青年黨還組織了鐵血軍（又稱義勇軍鐵血團），由戴天人率領開赴淞滬前線，受翁照垣指揮，參加保衛吳淞的戰斗，在潘家宅戰斗中有4人戰死。 1931年10月，左舜生和陳啟天在上海組織「抗日急進會」，開展抗日活動。12月，李璜、左舜生、陳啟天等與熊希齡、馬相伯、沈鈞儒和黃炎培等，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 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時，駐守上海閘北的是青年黨員翁照垣指揮的十九路軍第一五六旅。元月28日夜，軍部命令翁照垣將防地移交憲兵團，由於民眾挽留換防阻滯。不料駐滬日軍發動突然襲擊。翁照垣不待軍命，奮起抗擊，爾後轉守吳淞，浴血奮戰，蜚聲中外。《申報》報道翁事跡時，稱贊為「富於謀略，勇敢過人」。2月17日，章太炎在《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文中說:「旅長翁照垣直前要之，敵大潰，殺傷過當。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中國青年黨還組織了鐵血軍（又稱義勇軍鐵血團），由戴天人率領開赴淞滬前線，受翁照垣指揮，參加保衛吳淞的戰斗，在潘家宅戰斗中有4人戰死。
B.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政壇存在哪三種基本政治力量他們的建國方案分別是什麼
抗戰勝利後，國內政抄治局勢呈現出了「兩強一弱」的格局：國民黨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共產黨為代表的農民階級工人階級和以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民族資產階級。
為了中國的建設、發展，各方提出了自己的建國方案：
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取消，其成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國民黨一己之力組建「國民政府」，繼續「訓政」。
共產黨：先是主張建立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主體、其他黨派都參加的「聯合政府」；但「雙十協定」破產後，就堅持領導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結盟，展開社會主義新民主革命。
以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各黨派公平競爭，通過選舉產生執政黨、其他黨派為非執政的參政黨，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進行國家發展。
C. 抗日戰爭時期為什麼在軍隊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抗日戰爭時期，在軍隊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形勢和任務決定的。
（一） 抗戰時期在軍隊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抗日戰爭形勢決定的。抗日戰爭爆發後，隨著中日矛盾上升為民族矛盾，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這一時期也緊緊圍繞抗日民族大業進行。這一時期，軍隊內部的戰略任務發生了顯著變化。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轉變到圍繞抗日民族大業上來，特別是圍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對我黨的抗戰政策進行全面的宣傳教育。
（二）培養革命幹部任務的需要。抗戰開始後，黨內幹部隊伍出現嚴重不足的狀況。要贏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必須造就一批德才兼備的幹部，來領導抗戰事業，去開辟新的根據地。
（三）抗戰時期在軍隊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教育內容要突出重點的需要。大革命時期，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對象的重點主要偏重於推翻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促進工農革命的不斷發展。土地革命時期，我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其重點主要側重在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使農民得到土地，使廣大貧雇農在政治上擁有相應的權利，經濟上擁有相應的生產資料，生活有了保障。抗日戰爭時期，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則應側重於抗戰路線、方針的宣傳以及戰爭動員，鼓舞廣大農民、廣大指戰員以及我黨的廣大幹部積極投身到抗日浪潮中。
D. 抗日戰爭中發揮人民軍隊政治優勢和軍事優勢最好的作戰形式是運動戰嗎
錯誤！是游擊戰
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是在抗日戰爭條件下發揮內人民軍容隊政治優勢和軍事優勢最好的作戰形式，它
便於廣泛發動群眾，動員群眾參加戰爭，有利於軍民結合、軍政統一，創建抗日根據地，壯大革命力量，實現有根據地、有後方的持久作戰。
E. 中共七大定製的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是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是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報告科學地分析了專國際國內屬形勢，鄭重地提出了中國人民強烈希望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基本要求。在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激烈斗爭中，為了爭取光明的前途，反對黑暗的前途，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了黨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報告還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大會通過了劉少奇修改黨章的報告及新黨章。新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偏向。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從而使全黨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論基礎。
這次大會，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實現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空前團結和統一，它在總結了中國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正確的綱領和策略，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證。
F. 簡述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三種政治力量
1.國民黨。
2.共產黨。
3.這是最為人忽視的作用最大的政治力量：日本人。版
在抗日戰爭中，有權誰有資格和實力和日本人叫板？共產黨嗎？NO!
日本人是陰險的，狡詐的，有一定的遠見的。這不可否認。
正是這一點點的遠見使日本人免遭滅頂之災。
真正的歷史就是：日本人宣布投降後，他們的武器裝備幾本全編制的落入共產黨之手，他們屬下的偽軍幾乎全編制的落入共產黨之手---------這使得共產黨的軍事實力得到了急劇的膨脹，國共兩黨軍事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明顯的根本性的變化--------因為：他們十分清楚的知道：這樣做對日本人的長遠利益是有好處的。他們讀懂了共產黨，讀懂了毛澤東，共產黨比國民黨統治對日本人來說更有益處。
果然，日本人的這個決定導致了1949～1979年前中國天空的一片漆黑。
G. 抗日戰爭時期的政委主要工作
抗日戰爭時期的政委主要工作是做八路軍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士氣，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H. 抗戰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哪裡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以國防為中心，確立了戰時經濟體制，高度重視戰時首都建設。隨著中國在國際反法西斯陣營中地位的提升，戰時首都重慶成為與倫敦、莫斯科、華盛頓齊名的城市，國民政府要求擬定建設新重慶的計劃，使之真正成為全國抗戰的政治、軍事、經濟中心。為了加強對重慶建設的全面開發和管理，在組織、行政、具體規劃等方面作了一系列准備工作，1939年，立法院公布實施《都市計劃法》，規定了計劃區域的劃分，設計按住宅、商業、工業、行政、文化等特點發展各計劃區域，發展道路系統及水陸交通，發展公用事業及上下水道，土地分區使用，確定市區內中小學及體育、衛生、防空、消防等公用地設置地點，環境生態保護等。抗戰初始，大量部門和工廠湧入重慶，同時日機不斷空襲，在變幻振盪的形勢下，國民政府劃江北、巴縣以及璧山、合川、綦江為疏散區，將大量機關、學校、工廠遷入該區。1939年3月國民政府有關部門組成遷建委員會，統一指揮單位遷移，安排疏散區內房屋營造和人員安置。遷建工作對重慶人口與部門的合理分布，拓展城市區域，形成一些環繞市區半島的新城鎮起了推動促進作用。1939年12月行政院445次會議通過新勘定的重慶市新市區地界，面積約300平方公里，為形成大重慶奠下基礎。行政院1940年10月決定建立重慶陪都建設計劃委員會，由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任主任委員，詳細規劃了重慶建設事宜。當年，陪都建設計劃委員會編制《戰時三年建設計劃大綱》提出陪都整建計劃，宣布重慶在抗戰時期為全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戰後亦將為西南政治、經濟中心，重慶建設以貫徹戰時與和平時兩重性原則[1]。從而確定了重慶城市建設的方向和規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發布《三十年元旦告軍民書》，把「在抗戰中積極建國」作為後方工作的重點方針，強調了戰時建設兩重性中的平時性原則。
I. 周恩來在抗日戰爭時期在黨內是什麼職務
中國抗日戰爭，日本稱其為日華戰爭，西方國家多數稱其為第二次中日戰爭（內把甲午戰爭稱為「第容一次中日戰爭」），是指從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開始，由日本帝國入侵中華民國引發的戰爭，主戰場在中國大陸，兩國軍隊鏖戰八年，至1945年9月2日，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
1937年7月，起草《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12月到武漢，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193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8月，和毛澤東等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
J. 抗日戰爭時期我軍政治工作成熟的標志有哪些
A 抗日戰爭時期我軍政治工作
進入抗日戰爭時期，我軍政治工作有了新的發展並進入成熟階段。政工史作過這樣的概括：我軍政治工作萌芽於北伐，奠基於古田，成熟於抗日戰爭時期。
成熟的標志是譚政1944年春天在中共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所作的《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後我軍政治工作的又一個重要歷史性文獻。
一、其基本精神是：
1、科學地論述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地位。指出「政治工作是我們軍隊的生命線，無此則不是真正的革命軍隊。」並強調，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軍隊中，都應有其適當的地位。對於政治工作地位的過分強調是不對的，但是沒有必要的強調，沒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對的。
2、指明了確定我軍政治工作方向和任務的原則。指出：「整個軍隊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政治工作的任務，只能根據我軍的基本任務與當前具體任務去規定，「不能在我軍基本任務與當前具體任務以外再有所謂政治工作的獨立任務。」「如果在這方面強調政治工作的獨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務與整個軍隊任務分離起來，那便是不對的，那便會產生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目標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脫離實際」。
3、闡明了我軍政治工作總方針和正確處理軍內外關系的原則。明確地把我軍政治工作總方針概括為「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強調要嚴格區別對待敵人與對待同志、朋友的兩種態度。對敵人採取革命的「霸道」，對同志、對朋友則採取革命的「王道」。
4、明確提出了「在一定物質基礎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變一切」的著名論斷。並指出：「思想的進步過程，就是工作的進步過程」，「幹部思想的進步是一切工作進步的樞紐」。還強調，對於犯有錯誤的軍官、士兵，應著眼於改造其思想。對於落後分子的工作，也應主要採取耐心引導的方法，禁止用單純懲辦的辦法。
5、論述了政治工作的組織形式、工作制度、作風和方法要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而變化的原則。指出：「一切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大體都有基本的和臨時的兩種，帶基本性質的應當使之固定起來；帶臨時性質的則不應當固定，而應當依據具體工作的性質去選擇，依據環境與任務的變更而變更。」並且強調要以是否有利於組織和發揚戰士群眾的積極性、完成任務為變與不變的原則。報告分析了政治工作中作為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表現的四個毛病：形式主義、平均主義、空喊與孤立主義的作風。並深刻闡述了改進作風的極端重要性，提出要發揚聯系群眾與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
報告共三個部分，25000字，涉及到政治工作的許多重要問題，對我軍政治工作的一系列理論原則、方針政策、制度和方法都作了科學的論述。這個報告不僅標志著我軍政治工作的成熟，也標志著政治工作這門學科的基本形成。
二、成熟時期我軍政治工作的特點是：
我軍政治工作由經驗上升到了理論，由做法上升到了原則，形成了一整套政治工作的理論體系。可以說以後的軍隊政治工作都是在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在這個基礎上的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