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的細節4

1. 急需關於抗日戰爭的小故事，小細節

北平被日寇侵佔後，京西一帶便成了鬼子的根據地，但在永定河西岸的老八區(當時屬宛平縣)，活躍著一支小小的游擊隊，人數雖不多，根據地在齋堂、靈水地區，活動范圍卻達到了永定河邊的壩房子、稻地和侯莊子一帶。
小小的游擊隊在當時可是做了不少大事。隊員們喬裝打扮到河東探聽日寇的動向，與麻峪村韓×、王×有過聯系，同時，了解到麻峪橋梁小學的劉靜軒老師是八區人，並與他取得了聯系。針對鬼子搞的「中日親善」、「大東亞共榮圈」等有意奴役中國人民思想的侵略宣傳，游擊隊展開反日宣傳，編印揭露敵人侵略陰謀的宣傳品，請劉老師幫助刻印，那個時候，劉老師都等夜深人靜，在昏暗的油燈下以刻印測驗試卷為掩護，刻印宣傳品。這些宣傳品再由游擊隊員秘密取走，分發到老百姓手中。
當時，敵寇在麻峪修碉堡，小小游擊隊 還教大家巧妙地跟鬼子斗爭，「出工不出力」，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在幹活時，村民們都在磨洋工，游擊隊的宣傳作用又得到了較好的發揮。期間也發生了不少抗戰小故事。

游擊隊巧捉鬼子官

在麻峪村東西兩個碉堡修好後，雖然日夜有鬼子兵站崗放哨，但也阻擋不住在村民們掩護下的游擊隊河東河西自由地往來。日寇在其既有武裝駐防，又搞了「連環保甲制」的情況下認為萬無一失，便在永定河東一些村子隨便出行。
孰不知在抗日情緒高漲的村莊里，老百姓、游擊隊已成一家，同時下地幹活，頻頻出現在街頭巷尾。一天下午(大圈兒)一名叫菊本的軍曹和一個叫白連碧的特務從河邊碉堡下來，去了保公所，村民看見了立刻通知了正在麻峪村工作的游擊隊長杜鋼和隊員李英。兩人迅速背上背筐，帶上除草的小薅鋤，化妝成農民，尾隨敵人其後。當鬼子和特務走到麻峪南「武道廟」時，杜鋼隊長從後面用沒把的小薅鋤頂住了鬼子菊本的腰，令其舉手繳械，李英同志健步飛奔過去下了特務白連碧的手槍。抓住鬼子和特務後，將他們押在村中的進步戶中。第二天，在過河幹活的人群掩護下，把敵人押送到河西遊擊隊根據地。
事過兩天鬼子發覺菊本和白連碧失蹤，便派兵到各村尋找，他們把老百姓集中起來詢問，人人都說「不認識，也沒看見有一個日本官和一個中國人在一起」。無可奈何的日本鬼子最後也只得不了了之了。

2. kindle電子書抗日戰爭的細節4什麼時候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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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人看過魏風華的《抗日戰爭細節》嗎感覺怎麼樣的一本書

能顛覆你對於抗戰的認識，

4. 1944年抗日戰爭衡陽戰役殘酷的詳細資料及細節

衡陽保衛戰是國軍在孤城守備爭奪戰堅持時間僅次於淞滬會展的一次極其慘烈悲壯的非嫡系英勇奮戰。下面這篇文章可能對你有幫助。
彭厚文：試析衡陽保衛戰中方先覺投降日軍事件

1944年8月8日，中外矚目的衡陽保衛戰在堅持了47天之久後，因彈盡援絕而失敗，守軍主將、國民黨第10軍軍長方先覺率殘部投降日軍，衡陽陷於敵手。此後，方先覺的投降事件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公案。之所以成為公案，一是在他是否曾經投降的問題上存在不同說法。雖然日方的戰史著作，以及中方一些重要當事人的回憶錄上，都有言之確鑿的記載，但方先覺本人始終否認曾經投降日軍，台灣方面的歷史著作在寫到這段歷史時，也一直迴避方先覺的投降問題，對此不置任何可否。二是在如何看待他的投降問題上，不同意見各執一端。大陸方面出版的主流派的歷史著作中，認為方先覺投降日軍是「貪生怕死」、「叛國投敵」，但也有人認為不能攻其一點，不計其餘，不能全盤否定方先覺在衡陽保衛戰中的表現。筆者寫作本文，無意為方先覺的投降日軍翻案，因為這是鐵板上釘釘的事實。筆者甚至認為，方先覺否認曾經投降日軍，台灣方面的歷史著作迴避這一問題，是一種對歷史不負責任的態度，是一種不實事求是的態度。但是，筆者也認為，在如何看待方先覺投降日軍事件的問題上，我們的評價應該更慎重一點，更客觀一點，更公正一點。因為歷史現象是復雜的，歷史人物也是復雜的，不能說好就是絕對的好，說壞就是絕對的壞。我們應該站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以一種同情的了解，去全面地、客觀地看待方先覺的投降事件。這樣，我們或許能夠對方先覺其人得出一些新的認識，並以一種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對他做出較為恰當的評價。

方先覺是在衡陽保衛戰的最後時刻投降日軍的，因此，對他的投降事件，不能孤立地看，而應同整個衡陽保衛戰聯系起來考察。筆者認為，方先覺在衡陽保衛戰中的表現應是我們評價他投降日軍事件的重要依據。

發生在1944年6月23日—8月8日的衡陽保衛戰，是抗戰期間國民黨軍守城時間之長僅次於淞滬戰役的一個戰役。這一保衛戰雖然最後失敗了，但在抗戰史上仍佔有重要地位。首先，衡陽保衛戰歷時47天，守城時間之長，只有抗戰初期的淞滬戰役可與之相比。戰後，國民黨第九戰區在檢討衡陽保衛戰時說：「我10軍利用河泊，堅守衡陽達47日，為抗戰來堅守陣地發一異彩。」從而肯定了衡陽保衛戰在抗戰史上的突出地位。其次，衡陽保衛戰戰斗極為慘烈。在47天的戰斗中，衡陽國民黨守軍以17500人的兵力，同約5個師團的日軍浴血死戰，最後傷亡殆盡，在抗戰史上寫下了英勇而悲壯的一頁。第三，衡陽保衛戰消耗了日軍大量的有生力量。在衡陽保衛戰中，日軍共計死傷19380人。這個數字超過了衡陽守軍的全部人數。此外，衡陽守軍47天的戰斗，還遲滯了日軍的進攻，打亂了日軍的作戰時間表，使其打通大陸交通線的計劃沒能如期實現。衡陽保衛戰在抗戰史上能佔有這樣一個重要地位，與守軍主將方先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方先覺在衡陽保衛戰中的表現，除了指揮有方，對衡陽保衛戰進行正確的部署外（對此筆者在《衡陽保衛戰述論》一文中有專門論述），還有三點是值得特別指出的：

第一，鼓舞官兵士氣，督促他們奮勇殺敵。衡陽保衛戰前，方先覺訓誡全體官兵，要求他們堅守陣地，並規定：「上校負傷者賞一萬元，中少校五千元，尉官四千元，士兵一千元。負傷不退者，特賞；傷愈歸隊者，晉級。」以此來激勵官兵不怕犧牲，奮勇作戰。保衛戰開始的最初幾天，方先覺為了振作士氣及便於指揮，將指揮所設於衡陽南郊五桂嶺上的湘桂路局內，距前線僅300公尺。日軍幾次沖到他的指揮所前面，但他仍沉著鎮靜地指揮戰斗。他的表現起到了穩定下屬官兵情緒的作用。「……官兵們見軍長如此鎮靜，也都鎮靜下來。」方先覺還親臨前線指揮戰斗，慰問前線官兵。原第10軍特務營少尉排長劉先州回憶說：在一次激烈的戰斗中，「軍師長親臨前沿陣地慰問士兵，指揮戰斗。方先覺指著羅炳武的機槍掩體笑道：『兄弟們打得好，我們的陣地就是敵人的墳墓。』」衡陽保衛戰期間，第10軍官兵士氣一直很高，究其原因，應該說與方先覺本人的言行有著很大的關系。

第二，在衡陽保衛戰進行到危急的時刻，反對突圍。衡陽保衛戰從1944年6月23日開始，日軍先後對衡陽城發動了三次總攻。第一次從6月28日持續到7月2日，第二次從7月11日持續到7月20日，第三次從8月4日至8月8日衡陽淪陷。守軍打退日軍第二次總攻時，已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守軍傷亡過半，……彈葯所余無幾」，傷病員缺醫少葯，官兵們用鹽水下飯。方先覺不斷打電報向蔣介石等人求援，但援軍遲遲不至。守軍在這種困難情況下又堅守了10餘天。8月4日，日軍對衡陽發起最後的攻擊。這一次，日軍的攻擊部隊除了原有的第68師團、第116師團外，又增調了第58師團、第40師團、第13師團的的一部分。日軍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由長沙飛赴衡陽親自指揮攻城。他給各師團長下了死命令：必須在三日內攻下衡陽，否則一齊在前線剖腹自殺。因此，這一次的戰斗比起前兩次更加慘烈，守軍處境更加危急。8月5日下午，方先覺召集各師長開會。第3師師長周慶祥提出突圍。從當時情況看，守軍仍有突圍的力量，突圍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方先覺反對突圍。他說：「突圍力量是有的，可以突出去。但是我們走了，剩下這樣多的傷兵怎麼辦呢？敵人見了傷兵就殺，守常德的余程萬可以不問傷兵，我方先覺不能，你們忍心丟下傷兵讓敵人去殺，以後活著那個再願做你們的部下？」最後，方先覺做出了「決不突圍，一定死守」的決定，並對各師長說：「你們每個師長只准留衛士4人，其餘一概到前方作戰。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說就算違抗命令，按私說你們對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彈，也不準再說突圍的話。我方先覺決不私自逃走。必要時，大家都到軍部來，我們死在一處，如要自殺，我先動手。」

第三，方先覺是在衡陽保衛戰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投降日軍的。日軍發起第三次總攻後，守軍據守的各外圍要地相繼失守。8月7日，日軍突破衡陽城北小西門一帶的陣地，沖進城內，與守軍展開巷戰。至7日下午，日軍已控制了半個城區。這時，雖然守軍在西南郊天馬山一帶的陣地仍然沒被攻破，但守軍傷亡殆盡，要繼續戰斗下去已十分困難。原第10軍機槍手羅炳武回憶說：「天馬山、花葯山、接龍山一帶官兵已剩餘無幾，這時我還在天馬山的機槍陣地，我們十五梃重機槍，……機槍手也只剩下七人。步兵被炮擊和轟炸死光了。」

一方面是守軍傷亡殆盡，已無有生力量可以繼續堅守；另一方面，向衡陽增援的國民黨援軍也在衡陽郊區被日軍擊退。國民黨第九戰區的《湖南會戰戰斗要報》說：國民黨外圍各路援軍自8月2日起「即展開雨母山要點爭奪戰，反復沖擊，得而復失，至7日，敵終頑抗。是晚，我以總預備隊加入施行總攻擊，直撲衡陽，求將包圍核心之敵壓迫於湘江而殲滅之，以解衡陽之圍。8日晨，我軍豕突狼奔，進至五里牌附近，攻勢終告頓挫。」從這兩方面的情況來看，守軍也許還能堅持一兩天，但衡陽終不能免於淪陷。方先覺正是在這樣一種大勢已去的情況下投降日軍的。

此外，方先覺投降日軍時的情況，還有兩點值得注意：

其一，方先覺見大勢已去，曾企圖自殺。關於方先覺自殺未遂的事件，有種種說法。有的說：「軍長方先覺向委員長拍電報：『彈盡援絕，來生再見』。之後即回室拔槍自殺，幸得孫參謀長及周、葛兩師長進行諫阻，方軍長的自殺才未遂……」有的說：「聽說軍長方先覺向全國發出通電，正要舉起手槍自殺，被隨員擁抱，把槍奪下來了。」最可信的是原54師師長饒少偉的回憶：「（8月7日）黃昏時，方先覺來電話要我到軍部開會。……當我到中山南路第10軍軍部（原中央銀行地址）時，軍參謀長孫鳴玉及處長以上幕僚人員和周慶祥、葛先才等，均已齊集在一個防空洞內。我走進去就看到方先覺裝著哭泣的樣子，一面說：『我的手槍呢？』一面打開抽屜尋找，好象要自殺。其實，他的手槍早已收檢起來了，盡管他連開三個抽屜，自然還是找不到手槍。」因為饒少偉是親眼所見，所以其所述基本事實是可信的。但他認為方先覺是在做樣子，裝假，我不能贊成。我認為方先覺的確有自殺的企圖，理由有二：1、如前所述，方先覺在衡陽保衛戰進行到危急的時候，曾召集各師長開會，說過「必要時，大家都到軍部來，我們死在一處，如要自殺，我先動手」這樣的話，可見他早已有了自殺的念頭。2、方先覺在8月7日下午，曾向蔣介石拍電報說：「敵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來，即在城內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刻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死報黨國，決不負鈞座平生教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後之一電，來生再見。」可以認為，方先覺此時已決心自殺，否則他不會把話說得如此決絕。他找不到手槍自殺，可能是他的部下事先把手槍藏了起來，也可能在此之前他已試圖自殺過，但被他部下把手槍奪走了。總之，方先覺企圖自殺的事實應是沒有疑義的。

其二，投降的主張是第3師師長周慶祥最先提出來的。因此，投降的始作俑者是周慶祥而不是方先覺。

以上論述了方先覺在衡陽保衛戰中的表現。如果這些論述是站得住腳的話，那麼對方先覺的投降事件，我們首先可以得出如下三點看法：

第一，方先覺在衡陽保衛戰的絕大部分時候，是有著比較高的抗戰積極性的。在投降之前，他已率部堅守衡陽47天之久，給予了日軍重大打擊。他並非不戰而降，也非戰至中途而降，而是戰至最後，在官兵傷亡殆盡、守城無望的情況下才降。因此，要把方先覺同那些為了苟且偷安，或者為了高官厚祿而不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主動投降日軍的漢奸區別開來。此外，在抗戰中，國民黨軍隊有不少將領，在與日軍作戰時往往不戰而逃，或者一觸即潰。方先覺與這些將領相比，在抗戰史上的地位是否應高一些？我認為答案應是肯定的。

第二，方先覺投降日軍對戰局並不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他是在衡陽保衛戰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投降日軍的。即使他不投降，衡陽城也不可能免於淪陷之命運。此外，他率部堅守衡陽47天，早已完成了蔣介石令他堅守衡陽10天至半月的任務，並在相當大程度上遲滯了日軍的進攻，基本上達到了作戰的目的。此外，在外圍援軍作戰不力、不能倚賴的情況下，方先覺以不足二萬人的兵力，事實上難以達到固守衡陽城的目的。對於這一點，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楊森在戰後檢討湘北作戰時曾說：「衡陽現有兵力（六個團）固感不足，增加一倍，亦難達成固守之目的。」

第三，方先覺並非貪生怕死之輩。他率部在日軍的四麵包圍之下堅守衡陽47天這一事實，已足以證明這一點。他在衡陽保衛戰進行到危急的時刻，放棄突圍這一唯一的逃生之路，以及後來企圖自殺的事實，亦是這一論點的有力證明。我們過去說方先覺投降日軍是因為貪生怕死，這一說法失之於得簡單和片面化。

那麼，在衡陽保衛戰的最後時刻，方先覺為什麼要率部投降呢？弄清這一問題，是評價方先覺投降日軍事件的關鍵所在。

應該說，方先覺並沒有投降日軍的思想基礎。早在衡陽保衛戰前，方先覺曾率部先後參加過第二、第三次長沙會戰及常德會戰，表現了較高的抗戰積極性。尤其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當時任第10軍預10師師長的方先覺率部死守長沙，與日軍血戰四晝夜，終保長沙不失，為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方先覺亦於是役「以死守長沙而獲猛將之名」。應該說，方先覺不是一個天生的軟骨頭，投降胚子。他的投降，在客觀上有著下述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當衡陽守軍在城內浴血苦戰時，外圍援軍救援不力，使方先覺極為不滿。將軍隊視為保持和提升自己地位的本錢，在作戰中保存實力，是國民黨部隊相當一部分將領身上存在的一個頑疾。這個頑疾在八年抗戰中時有暴露，在衡陽外圍的作戰中更是暴露無遺。衡陽保衛戰前，蔣介石曾對方先覺許諾說：「希弟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陸空軍助弟完成空前大業。」7月12日，即日軍發起第二次總攻後，蔣介石即致電第九戰區，令第62軍由衡陽西北郊猛攻敵背，第79軍協同第62軍向衡陽西北郊猛進，第63師由北向南攻擊，以「速解衡陽之圍」。但各解圍部隊受命後，行動緩慢。第62軍為保存實力，將主力集結於衡陽郊區譚子山附近，僅用兩團兵力增援衡陽。7月20日，這兩團兵力曾攻入衡陽火車西站。如果他們不顧一切往前沖，完全可以沖破日軍的包圍，與城內守軍會合。但也許是擔心沖入城內後，與衡陽守軍一樣陷於日軍的包圍之中，這兩個團滯留於衡陽火車西站，再也不往前進攻。到了7月23日，日軍反擊，威脅第62軍軍部及該軍左側後，該軍軍長黃濤生怕被日軍包圍，急令這兩個團撤回。第一次解圍戰斗就這樣功敗垂成。7月25日，蔣介石再一次組織解圍戰斗。但第62軍自衡陽西站撤出後，日軍加強了阻擊，再也無法重新接近西站。第79軍進入西郊後，一直與日軍在賈里渡、銅錢渡、雞窩山一帶形成對峙狀態，不能前進。7月27日，蔣介石令第46軍、第74軍一部投入戰斗。第74軍第58師曾佔領衡陽郊區的雞窩山，「已經遙望衡陽，只要再前進一步，就可能與守軍取得聯絡」，但這時第74軍副參謀長丘耀東竟無緣無故地下令他們後撤。至7月29日，「各路援軍被擊退」，第二次解圍戰斗也遭失敗。8月2日，蔣介石組織第三次解圍戰斗。但至8月7日，各部沒有任何進展。當晚，解圍部隊發起所謂總攻擊，但至五里牌附近即被日軍擊退。這樣，一直到衡陽失守，援軍都未能到達衡陽。

衡陽之圍為何始終未解？第79軍軍部少校參謀歐陽潤一語中的：「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參戰各軍保存實力，以求鞏固其地位，不願與敵寇力戰故也。」

一方面，城外援軍為保存實力，行動緩慢，不願竭盡全力往城裡沖；另一方面，困守危城的方先覺和其下屬官兵卻在苦苦支撐，無時無刻不在盼望援軍的到來。方先覺曾說：「那一部友軍先打進城來，我一定向委座叩頭，請求頒給他一顆青天白日勛章。」由於援軍遲遲不至，7月下旬，方先覺在絕望中給蔣介石、薛岳等人發電報，呼籲：「衡陽危在旦夕，個人事小，國家事大，救兵如救火，無論如何，請派一團兵力，沖進城來，我們自有辦法。」遺憾的是，不要說一團兵力，外圍援軍連一兵一卒都未能沖進衡陽城。

城外援軍的救援不力，使方先覺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滿，也對他產生了一種負面影響，這就是使他的心理狀態漸趨消極。這種消極的心理狀態是促成他向日軍投降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在決定投降日軍時說：「好，就是這樣干嗎！不是我們對不起國家，而是國家對不起我們，不是我們不要國家，而是國家不要我們。」這段偏激之語，其內容無疑是不正確的。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在一個多數人都為自我打算，都只顧保存實力，不肯為國家為民族犧牲一己利益的群體中，一個人會受到怎樣的消極影響。在這樣一個群體中，彼此不是以各自的公而忘私互相激勵，而是互相作出消極的榜樣，互相傳遞消極的信息。方先覺投降日軍，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周圍國民黨援軍以他們的救援不力傳遞給他的消極信息密切相關的。在這一點上，蔣介石組織解圍不力及城外援軍對解圍消極應付，亦應承擔相當的責任。

第二，為了避免日軍屠城。方先覺最後決定投降，應該說與此有著重要關系。衡陽保衛戰中，日軍死傷累累。日軍破城後，為了報復，難免會對俘虜及受傷官兵進行大肆屠殺。這一點，應該說是方先覺最不願看到的。在7月下旬突圍還有可能成功的情況下，他之所以反對突圍，就是不願把傷兵丟給日軍。因此，方先覺的確有這樣一個考慮，就是企圖以有條件的投降來換取日軍對守軍官兵的人道待遇。在投降前，他向日軍提出了七項條件，其中兩項就是「要求日軍進城不殺害俘虜」、「要求日軍對受傷官兵給以人道待遇」。這些條件最後雖然遭到了日軍的拒絕，但方先覺率部投降後，第10軍被俘官兵沒有遭到大規模的屠殺。應該說，方先覺的目的部分達到了。

第三，受了部下的影響。如前所述，衡陽保衛戰快要失敗時，方先覺要自殺，遭到部下的諫阻。第3師師長周慶祥提出投降的主張後，除了第54師師長饒少偉不贊成外，其餘的師長和幕僚人員都沒表示反對。他的部下的態度對他顯然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從上面所述來看，方先覺投降日軍，有著明顯的客觀原因。但是否還有著主觀上的原因呢？答案是肯定的。方先覺作為一個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有較高的抗日積極性，但思想境界不高，是非觀念不明，因而由對城外援軍的不滿導致到對國家的不滿，在大是大非上沒能把握住；他並不貪生怕死，但意志不堅定，不僅不能左右部下，反而被部下所左右。這些弱點是他投降日軍的重要主觀原因。

因此，方先覺投降日軍，既有主觀上的原因，也有明顯的客觀原因。按照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來衡量，他投降日軍，是不光彩的，是應被譴責的，他本人應負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我們應看到他投降日軍的客觀環境，應看到在他投降日軍這一可恥舉動的後面，包含有對城外援軍的不滿，對守軍官兵生命的保全心理。這樣，也許我們可以對他產生一點諒解和同情，而不會簡單地把他的投降原因歸結為「貪生怕死」的卑鄙動機。

（四）

方先覺投降日軍後，他的所作所為只是為了應付日軍，並沒有死心塌地地做漢奸。而且他在投降日軍後不久，就開始尋找機會逃跑，後來終於成功地逃回重慶。這是我們在評價方先覺投降日軍事件時必須注意到的又一事實。

方先覺投降日軍後的第二天，日方發表了一篇方先覺的書面談話。1944年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談話。在這篇談話中，方先覺對日軍進行吹捧，稱贊「日軍之神勇，巧妙之戰術」，說「相信余之敗北，並非敗於軍事，而實敗於正義」；表示決心跟隨汪精衛之後當漢奸，「今後決定參加和平陣營」；並談到為什麼率部投降，說「此固系本人之意見，同時亦為四師長之意見。余早有此私見，未敢輕易宣布，既而得到日軍之勸告，始披瀝投效決意，並無一人反對」。

日方發表的這篇談話，是後來一些歷史著作認定方先覺「叛國投敵」的重要依據之一。但這篇談話的真實性是值得懷疑的。首先，它是應日軍記者的要求而發表的，在日軍的壓力下，方先覺不可能真實地、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只能迎合日軍的口味；其次，這篇談話中的有些內容明顯是言不由衷之辭。如方先覺說自己投降日軍是「早有此私見」，「今後決定參加和平陣營」，明顯是假的；最後，日軍發表這篇談話時，完全可以根據他們的需要對談話任意改動。這篇談話是不是方先覺所說的原話，也是大可值得懷疑的。

因此，我認為方先覺的這篇談話主要是應付日軍的，不能據此來判斷方先覺的真實態度。

方先覺投降日軍後不久，日軍將第10軍的殘部改編為所謂的「先和軍」（取方先覺的「先」字和偽和平軍的「和」字），任命方先覺為軍長。「先和軍」成立時，日軍舉行了一個儀式，日軍記者給方先覺和他的四位師長與日軍第68師團長、慕僚長等人照了一張合影。日軍離去後，方先覺對他的部下說：「來在屋檐下，誰敢不低頭，日本人只照得我們的相，卻照不到我們的心。」這句話很能反映方先覺的真實態度，它說明方先覺對日軍只是應付而非真心投靠。

1944年10月初，第3師師長周慶祥和軍參謀長孫鳴玉越窗而逃。方先覺看到他們逃跑後，日軍沒有加強防範，於是也開始尋找機會逃跑。他先派人與外界取得聯系，然後在當地幫會勢力、國民黨軍統特務、國民黨地方游擊隊的共同幫助下，於1944年11月底12月初，成功地逃回了重慶。這樣，方先覺從投降日軍到逃跑成功，經歷了4個多月不到5個月的時間。方先覺逃回重慶，進一步說明，他投降日軍後的所作所為是策略性行為，是為了應付日軍。

對於方先覺投降日軍後的表現，日軍方面也認為是巧妙的偽裝。日本大本營陸軍作戰部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在《大東亞戰爭全史》一書中寫道：「這位投降的方先覺軍長被俘後態度偽裝得很巧妙，後來乘機逃脫，返回了重慶軍。」日方的這一觀點對於我們看待方先覺的投降事件也是有參考價值的。

（五）

方先覺投降日軍事件是抗日戰爭期間的一個特殊個案。這一特殊個案反映出一個歷史事件、一個歷史人物可以有多麼的復雜。我們在評價歷史人物時，稍有不慎，就難免失之於簡單化和片面化，而這對歷史人物是不公正的。通過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對方先覺投降日軍事件不能簡單地扣之以「貪生怕死」、「叛國投敵」的大帽子。而應該看到：在衡陽保衛戰的大部分時間里，方先覺的表現是值得肯定的，衡陽保衛戰能堅持47天之久，與身為守軍主將的方先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方先覺是在衡陽保衛戰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投降的，這一戰役失敗的責任不能由他來承擔；方先覺的投降，除了主觀上的思想境界不高、意志不堅定等原因外，還有重要的客觀原因，衡陽城外救援不力的國民黨援軍、最先主張投降的師長周慶祥等人，對他的投降應承擔相當的責任。此外，我們還應該看到，方先覺的投降，還有在日軍破城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保全殘余官兵生命的考慮。從人道立場出發，這樣的考慮是無可厚非的。他投降日軍後，並沒有死心塌地地賣身投靠，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成功地逃回了重慶。這樣，我們就會發現，方先覺的投降，並不必然地與「貪生怕死」、「叛國投敵」聯系在一起。當然，方先覺的投降日軍，與中華民族傳統的倫理道德是不相容的，與抗日戰爭中舉國倡導的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也是不相容的。這使他的投降事件，成為一起連他自己也羞於承認的不光彩事件。他的投降事件的負面意義正在這里。
作者簡介：彭厚文：1965年生，湖南新化人，歷史學博士，現為江南大學法政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研究。

5. 魏風華寫的<抗日戰爭的細節>只寫一半就停了嗎

1928年6月4日凌晨5點23分，東北軍大元帥張作霖的專列從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一聲巨響，列版車被炸上了天。

200米開外權按下起爆鈕的那個日本兵，就是時任關東軍沈陽守備隊第四中隊長的東宮鐵男。他身邊的神田泰之助，也在爆炸的瞬間按下了快門，因緊張而表情扭曲的東宮被歷史定格。

張作霖渾身鮮血地倒在鐵路邊，咽喉被撕開一個口子，被手忙腳亂地塞進了汽車。

大元帥雖然身負重傷，但神志很清醒，問誰乾的。部下回答:是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