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南京大學搬遷

Ⅰ 暨南大學經歷了幾落幾起幾次搬遷

暨南大學經歷了三起三落，五次搬遷。暨南大學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學內校的前身是容1906年清政府創立於南京的暨南學堂。後遷至上海，1927年更名為國立暨南大學。抗日戰爭期間，遷址福建建陽。

1946年遷回上海，1949年8月合並於復旦大學、交通大學等高校。新中國成立後，暨南大學於1958年在廣州重建，「文革」期間一度停辦，1978年在廣州復辦。改革開放後，學校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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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華僑最高學府」之稱的暨南大學，恪守「忠信篤敬」之校訓，注重以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道德文化培養造就人才。學校積極貫徹「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辦學方針，建校至今，共培養了來自世界五大洲170多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的各類人才30餘萬人，堪稱桃李滿天下。

作為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暨南大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第一所由國家創辦的華僑高等學府，校名一直沿用的百年名校之一，全國首批試行學分制的高校，最早在綜合性大學里開辦醫學院的大學，最早設立華僑華人問題研究機構的大學，最早創設商科的大學。

Ⅱ 伍獻文的人物生平

1921年，伍獻文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到福建廈門市集美學校任教。一年以後，廈門大學正式成立，他轉到廈大動物學系擔任助教。廈門大學的六年生活在伍獻文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在這里他所接受的動物學研究的基礎訓練，奠定了他終生事業的基礎。初到廈門大學，他跟隨S．F．賴特（Light）指導學生的動物學實驗。為了勝任這項工作，伍獻文向賴特學習動物分類學。有一次，賴特帶著伍獻文到海邊岩石上取下一種動物，要他自己去分類鑒定，他先從培養觀察、形態解剖入手，弄清楚構造，然後從門、綱、目、科、屬，一直定到種，用了一個多星期時間，終於確定這種動物是一種內肛動物的群體。這種分類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訓練，給伍獻文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1925年，秉志來到廈門大學，在動物學系教授脊椎動物比較解剖學、組織學和胚胎學。在秉志的鼓勵下，伍獻文向學校注冊為動物學系學生，一面給秉志當助教，一面完成自己的學業，他在組織學和胚胎學方面的堅實基礎，就是這一時期在秉志直接指導下取得的。與此同時，伍獻文又跟隨R·何博禮（Hoeppli）學習寄生蟲，並對廈門和浙江的自由生活線蟲、江豚的肺寄生線蟲及其引起的組織病理變化進行了研究。年青的伍獻文在這里邁出了一生事業的第一步。
廈門大學畢業以後，伍獻文應聘到南京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生物學系教動物學。雖然這時他已經在線蟲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對魚類學研究的志趣卻始終沒變。在南京只停留一年，他就辭去了中央大學的教職，於1929年接受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資助去法國留學，在巴黎博物館魚類學實驗室L．羅勒（Roule）的指導下學習魚類學。經過三年含辛茹苦的刻苦努力，伍獻文終於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中國比目魚類的形態學、生物學和系統學的研究》（Contribution a l』Etude morphologique，biologique etsystematique des Poissons Heterosomes（pisces heterosomata）dela Chine．Theses Univ．Paris，Ser．A，no．224（1932）：1—179），於1932年取得了巴黎大學科學博士學位。
從20年代初起，在秉志等動物學界先輩的努力下，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靜生生物調查所相繼成立，並創建了多種科學刊物。伍獻文出國前後，已在這些刊物上發表了一些論文。1930年，中央研究院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在南京成立，這是我國由政府主辦的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伍獻文回國後，立即被推薦主持博物館動物學部的工作，同期在動物學部工作的還有方炳文、常麟定等人。為了調查祖國富饒的生物資源，他們深入到廣西、貴州、雲南等邊遠山區，採集了大量的標本，發現了許多在科學上未曾記載過的新的物種。在這段時間，伍獻文的工作涉獵面相當寬，表現出他在動物學研究上的堅實基礎。
1934年，自然歷史博物館改為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不久又改稱動植物研究所。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軍的炮火迅速向南蔓延，中央研究院所屬各研究所紛紛遷入內地，動植物研究所也奉命遷往湖南的長沙和衡山，幾年艱辛初創的科研條件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為了起碼的科研工作需要，伍獻文和他的同事將顯微鏡和圖書資料一一裝箱帶走，卻丟掉許多私人生活用品。當時研究所已收藏了大量的動植物標本，包括一些新種的模式標本，都無法帶走。為了保存這些標本，他們在夾牆的地下挖了一條深溝，小心翼翼地將標本一瓶瓶埋藏起來，想在抗戰勝利後取出使用。誰曾料到，八年以後，他們怎麼也挖掘不出這批珍貴的標本，盜掘者可能因為挖到的不是金銀珠寶而將這些「臭魚爛蝦」隨手倒棄了，而伍獻文他們卻為丟失這批無價之寶而終身遺憾。
長沙大火又將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趕到了廣西陽朔。艱難的跋涉、困苦的生活、拮據的科研經費，並沒有動搖伍獻文繼續進行科學研究的決心。在陽朔的短暫停留中，伍獻文完成了《灕江的魚類》（On the fishes of Li－kiang．Sinensia，10（1—6）：92—142）一文，其中描述了發現於灕江的11個新種。1939年，動植物研究所搬遷到四川重慶北碚，才有了稍為安定的科研環境。然而，中原淪喪，烽煙四起，調查祖國自然資源的計劃已難以實現。在這種情況下，伍獻文決定以室內工作為主，開展了一系列實驗魚類學研究，在形態學、組織學及生理學領域發表了許多論文。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搬到上海。伍獻文和他的同事們一直到1946年才登上輪船迤邐東下，在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任研究員。1948年，他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然而，國民政府的腐敗和通貨膨脹，使已過不惑之年的伍獻文對國民黨的統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與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的全體職工一起，不顧國民黨特務的威逼利誘，挫敗了將研究所遷往台灣的陰謀，從而翻開了自己歷史新的一頁。
上海剛剛解放不到兩個月，伍獻文就接到了參加新中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議的通知。漂泊半生的伍獻文感到無比激動，他決心將自己的後半輩子完全獻給新中國的科學事業。他參加了中國科學院的籌建工作。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及植物研究所的藻類專業人員，於1950年聯合組成了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並先後分設青島、廈門兩個海洋生物研究室和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伍獻文被任命為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兼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主任。1954年，青島海洋生物研究室獨立直接隸屬中國科學院領導，而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其所屬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一起搬遷到武漢市武昌的東湖之濱，成為以淡水生態學為主的我國水生生物學研究中心，伍獻文一直主持該所魚類學的研究工作。在科學研究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的方針指引下，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一直圍繞著如何加速淡水漁業發展這個中心內容進行，魚類學研究的重點也逐步轉移到生態學領域。
自從1950年擔任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以後，伍獻文陸續又擔任了許多職務。1955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擔任過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院長、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和國家科委水產組副組長。他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常務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又是湖北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副主任。雖然領導工作和各項兼職佔去了伍獻文的許多時間，但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科學家，主要的任務是科學研究。他決心為調查祖國豐富的淡水魚類資源作出新的努力。歷經20多年的標本收集、資料整理和悉心研究，圖文並茂的《中國鯉科魚類志》上、下卷分別於1964年和1977年出版。
《中國鯉科魚類志》下卷出版時，伍獻文雖已78歲高齡，但壯志未衰，又作出了一個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戰略部署。他對助手們說：「我們的這部書在中國的鯉科魚類的種類及其分布的記錄上是有很大的增加，但是在鯉科及其所屬各類群的系統和宗系發生關繫上，仍不脫前人之窠臼。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應該轉到研究鯉亞目魚類的系統發育上去。」經過無數個不眠之夜，伍獻文和他的助手們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提出了鯉亞目魚類的新分類系統，佔領了這個領域的世界前沿。
從1924年伍獻文在廈門大學季刊上發表《浙江瑞安所產蛇類初志》的第一篇研究報告開始，60年來，他在國內外科學刊物上發表論文及專著共計80餘篇（冊）。其中有關魚類學論文45篇，有關線蟲及其它蠕蟲的論文16篇，有關節肢動物和爬行類、兩棲類等其它動物的論文11篇，還有關於海洋及湖泊調查、魚類考古學研究的報告多篇。

Ⅲ 憑什麼同濟大學的土木工程這么牛

憑什麼同濟靠土木獨步天下，傲視群雄一百多年呢？別著急，請聽博士慢慢道來。
同濟大學成立於1907年，其前身是德國醫生寶隆在上海創辦的德文醫學堂，後更名為同濟德文醫工學堂、國立同濟大學，是我國最早的七所國立大學之一。此後，歷經抗日戰爭六次搬遷，在浙江、江西、廣西、雲南、四川等地流離顛沛，同濟師生們咬牙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然而，從1946年到1952年的六年時間，同濟師生同仇敵愾，宇宙大爆發，同濟成為理、工、醫、文、法五大學院齊頭並進的綜合性大學。根據《碩士博士圈》編輯部提供的資料，在1952年那場著名的院系調整中，同濟原有的醫、理、文、法、測繪、機電、造船等優勢學科相繼劃入其他高校。當然塞翁失馬，與此同時，全國10多所大學的土木建築相關學科一並劃入同濟，使同濟成為國內土木建築領域規模最大、學科最全的大學。正是這一舉措賦予了同濟土木工程強大的基因。
2000年-2003年間，老同濟與上海鐵道大學、上海航空工業學校合並，組建成新的同濟大學。目前，同濟佔地面積3900餘畝，有四平路、嘉定、滬西、滬北等4個校區，設有36個學院、7家附屬醫院以及4所附屬中學。其中嘉定校區位於嘉定區安亭鎮，佔地達到2500畝，主要是汽車、軟體學院所在地。校區環境很漂亮，體育運動區、生活休閑區、公共綠地區、軌道交通試驗區和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風洞試驗區一應俱全。滬西校區位於普陀區真南路，佔地面積420餘畝，主要是大一本科新生在此就讀。滬北校區是同濟高等技術學院所在地，校區佔地65畝。當然，最具有同濟校園特色的還是佔地900餘畝的四平路。所以，各位就移步四平校區，去感受一下別樣的「土木范」吧。
這里多說一句，博士在游覽的過程中，在很多大學的校史館如南京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中大大學等參觀的時候，1952年是無法迴避的一個年份。不少大學在那一年之後一蹶不振，如聖約翰、震旦、滬江這三所由教會創辦的著名學府就徹底消失在歷史的風雲中，讓人扼腕嘆息。難怪有人說「1952年以後中國再無大學」。所以博士覺得各位名校的校友也要擺正心態，你所在的大學現在牛，或許是繼承了一筆「飛來橫財」，是大學圈裡面的「官二代」、「富二代」。如果張口就是「我爸是李剛」，靠老子去耍闊，走下波路是必定的。再如我國股市，僅靠政府之手是不可能造成真實牛市的，或許短時間能夠牛起來，時間一長必定露出熊尾巴，成為財富的海市蜃樓而已，更可悲的是很多投資者沒有在熊市下倒下，卻在牛市中跳樓了。人生如此，股市如此，大學也如此。以史為鑒，現在回過頭來看六十多年前那場完全靠行政手段的大躍進，這么大規模的調整是不是有些過於拍腦袋？
同濟本部與復旦邯鄲本部僅僅一路之隔，跨過內環高架橋就是。坐地鐵10號線去同濟最方便，專門有同濟大學一站。上海市政府也是蠻拼的，連地鐵站外立面都採用紅色磚石裝飾，與同濟紅色的建築風格保持一致，讓人過目難忘。但是，同濟的校門看起來卻很普通，校門採用牌樓樣式，表面是白色的，採用仿細斬假石處理。門眉有我國書法學會名譽會長舒同題寫「同濟大學」四個字，也是銀色的。博士不知道當時的設計者是出於什麼樣的美學考慮，反正這種色調搭配，太陽光線稍微強一點，校門上的題字都看不清楚。

進門首先看到的是毛主席的揮手像，在周圍綠樹花叢的簇擁下顯得異常高大。記得博士上次在復旦校園里看到的毛主席雕塑是背手像，要論形態還是這尊更為傳神。網上流傳一個笑話，說有一位復旦新生從日月西路前往五角場吃晚飯，沿原路返回學校時，猛然看見身穿軍大衣的毛主席已經將右手揮起，頓時就嚇壞了，後來才發現虛驚一場，原來是上了四平路，走進了同濟的校門里了。
同濟校園內最有看點的就是造型各異的建築物，能夠數得出的名字如南北樓、行政樓、圖書館、一二九禮堂、大禮堂、羽毛球館等大大大大有近二十所之巨。它們大都歷史久遠，誕生於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些造型各異建築物如同靜止的音符，安靜地矗立在同濟校園里，共同譜寫了校園里最華麗的樂章。由於博士建築學知識有限，對這些建築物只是浮光掠影，只能從美觀的角度去評價，所以還請各位看官諒解，同濟大師在構建這些建築物中所使用的手法、材料等，博士是沒有資格評價的。
毛主席雕塑背後就是圖書館群，前面是二層磚混結構的矮房子，這是原來的老圖書館，紅色的磚搭配白色線條，十分醒目。背後是兩棟加蓋的看起來像「8」字形的高房子，一左一後，呈對稱分布，據說這是中國九十年代十大預應力建築之一。同濟的圖書館包括總館、滬東分館、滬西分館、滬北讀者服務部、嘉定校區圖書館組成，總面積達到七萬多平方米，館藏資源非常豐富，尤其是土工工程、建築學等方面資料眾多，據說藏有很多鎮館的寶貝，每年各地慕名而來這里查閱資料的網友絡繹不絕。
毛主席雕像南北兩側，就是著名的南北樓了。南北樓是二幢四層磚混結構的房屋，也是建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外牆均為紅色的清水牆，裝飾以白色的豎條，一位力學泰斗評價說南北樓是同濟最美的建築。的確，這兩棟建築物，雖然不高，但是圍繞廣場呈對稱布局，尤其是古樸端莊的教學樓與周圍高大的喬木早已融為一體，看起來富含中國傳統建築的神韻，確是非常的美！南北樓至今仍是同濟大部分學子上課的地方，每天中午，這里人流如潮，青春的活力寫在每個同濟學子的臉上，讓人羨慕。
南北樓、圖書館、毛主席像共同構成了同濟的第一印象，彷彿在提醒各位遊客，這里是建築的天堂，這里是土木的世界。（未完待續）

Ⅳ 暨南大學重建30周年

暨南大學的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創立於南京的暨南學堂。後遷至上海，1927年更名為國立暨南大學。抗日戰爭期間，遷址福建建陽。1946年遷回上海。1949年9月合並於復旦、上海交通等大學。
1958年在廣州重建。
由於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1970年2月，在沒有任何正式中央文件，僅憑國務院一名值班員電話通知的情況下，廣東省教育辦口頭通知學校革委會，宣布撤銷暨南大學，並於2月12日確定了搬遷計劃。
暨南大學被撤銷後，所屬各系在3月底前並入各有關院校。
中文、歷史、數學、物理4個系合並到華南師范學院（現為華南師范大學），經濟、生物2系合並到中山大學，外語、外貿2系合並到廣州外語學院（現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化學系、學校機關和直屬單位合並到廣東化工學院（該院後來合並到華南工學院，現為華南理工大學）。一所全國重點大學就這樣被撤銷了。這也是暨南大學校史上的第三次停辦。
1978復辦。
學校於1978年10月16日隆重舉行復辦後的第一次開學典禮。楊康華繼任校長，梁奇達、王越、羅戈東任副校長。

Ⅳ 中國 大學的發展歷史

▎民國沒有重點大學，但有西南聯大、中央大學等名校
在中國歷史上，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是在19世紀末期，隨著傳統教育的衰落和現代新型高等教育的興起，才逐漸出現的。當時的大學基本上都是由私人創建的，如高層官僚、開明紳士、傳教士等，1895年建立的北洋公學，1896年建立的南洋公學，是中國現代大學的雛形。

民國時期，蔡元培借鑒德國的大學模式，把高等院校分為以理論學科為主的大學和以應用性學科為主的專業院校。他對北大進行教育改革，設立課程選修制度。五四運動後，北大一躍成為中國當時最有名的大學。

20年代初期的新學制深受美國教育制度的影響，高等學校分成了大學、獨立學院和專科學校兩種。新學制實施後，涌現了大量高等專業學校，學習工程技術、法律、醫學、農業等專業技術。

1927年，新的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國立高等學校體系，在他的倡議下，中華民國大學院成立，除了管理全國的大學、圖書館等文化教育機構外，還起到教育部的作用，負責全國的教育立法工作。他還在全國實施大學區制，把中國分成若干學區，每個學區都擁有一定數量的高校。但是大學在之前就獲得了相當大的自治權，並不願意服從中央政府的規劃。1928年，蔡元培的改革計劃以失敗告終。

抗日戰爭爆發後，沿海的高校大量內遷，四川、陝西、甘肅、雲南等省的高校數量迅速增加。西南聯大合聚清華、北平、南開三校之力，是當時全國最好的大學，也是當時世界的名校。抗戰結束後，各校又紛紛回遷，並沒有改變中國高校地理分配不均的狀況。

1949年之前，陸續出現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交通大學、南開大學等著名高校。西南聯大培養過楊振寧、李政道等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央大學也走出了無數傑出人才。

同時教會大學為中國的教育科技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頂尖教會大學的教學質量並不遜於國立大學，如金陵大學在南京堪與中央大學媲美，燕京大學在北京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並雄，聖約翰大學在上海與交通大學齊驅。
現代大學建立初期，在辦學思想、課程設置等方面，基本是移植了歐美和日本等國家經驗，結合中國傳統和實際情況，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知識自由和社會責任的大學辦學思想。

▎50年代開始院系調整，建立重點大學

建國後，政府接收舊國立大學，號召高等教育為經濟建設服務，開設適應國家實際應用所需要的課程，同時把馬克思主義教學內容融入原有的課程體系中。在蘇聯單科大學教育模式的指導下，進行了「院系調整」的教育改革，旨在使教育地區分布合理化，和對課程模式、高校名稱進行調整。那些已經擁有人文科學、基礎科學、工程學、教育學、農學和醫學的綜合性大學被紛紛拆散，並入新成立的各院校中，私立和教會院校也被合並重組。
中央大學被肢解為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幾個大學，交通大學成為純工科大學，唐山、北方兩交大也相繼獨立，浙大按理、工、農拆成幾部分。它們是院校調整最大的受害者。

到1955年，一個結構嚴密的高等教育體系形成了。中國人民大學在這體系中居首，其次是高等教育部直接管轄的一些工業大學和綜合性大學，再次是由一些其他部委管轄的部屬院校。

50年代末期，地方創辦的大學明顯增多，如湖北大學、遼寧大學、黑龍江大學等。從1957年到1960年期間，高校數量和入學人數增長驚人。高校數量從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1960年的1289所，學生數則漲了至少一倍。
特殊時期，我國高等教育遭到了很大的破壞，曾一度停止招生，一些學校被裁並、撤銷。1971年高校數量328所，被砍掉了106所。

1954年，開始出現了第一批重點大學。教育部指定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北京醫學院、哈爾濱工業大學6所學校為重點大學，到1959年又擴展到了16所。重點大學不斷增加，到1966年前，全國重點高校有68所。
西南聯合大學1938年遷至昆明，到1946年結束。
▎「七五」「八五」期間重點建設15所大學改革開放後，高等教育開復甦。特殊時期被搬遷和解散的各類院校開始恢復，1952以後停辦的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也得到了恢復。

1977年5月2日鄧小平提出要辦重點大學，集中優秀人才辦。1978年恢復前60所全國重點高等學校，並增加28所高校為重點大學。1978年國務院最終確定的88所全國重點大學至今仍具有重要影響力。

八十年代初，四所大學校長（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天津大學、大連理工大學）聯名向中央寫信，建議中央政府增加對教育的財政預算和投入，特別是要撥出專款、大力度地支持全國著名的部分重點大學建設。國務院採納了這個建議，並於1984年確定清華、北大、復旦、上交大、西交大、中科大六所大學納入國家「七五」重點投資建設項目，後來增至15所。而上述四所大學均未上榜。

「七五」國家重點建設的15所大學確定後的十年間，教育領域的格局並未發生大的變化。因此五年後這15所大學又順延為「八五」重點建設的大學。

▎90年代高校格局大亂，211工程名單起變化

進入90年代，南大、浙大的崛起使高校格局大亂。南京大學要求每位博士生必須發表兩篇SCI文章才能拿到學位，使得連續7年SCI文章位列全國高校第一，學科建設水平、教師科研能力也都迅速提高。浙江大學大力發展研究生教育，特別是博士生教育，其規模一度比其他同類學校高出一倍以上，使得浙大在學科布局，特別是理科博士點的布局及國家重點學科的爭取中都取得主動。華中理工、東南、天大、哈工大等校發展也很快，之前的重點大學建設名單有些不適應了。1995年，開始了在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大學的「211工程」。用新的15所高校取代了老的15所。去掉了國防科大、人大、北師大、北醫大四所，新添了南大、浙大、南開、天大共四所大學。211工程一定程度促進了各校的競爭，也一定程度助長了攀比。迄今為止，根據教育部官網數據，中國共有112所211院校。

1966年大學停止招生，1970年和1971年開始試點招收工農兵學員，每年只招4萬多人。

▎985工程是211工程的升級版，是高校重中之重

從1996年，國務院、教育部就設想再從這15所大學中選出10所，作為中國高校航母，即重中之重。國家將投入巨資，目標是在中國打造10所國際一流的、高水平大學。這就是所謂的「985工程」的原型。

1998年5月4日，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向全世界宣告：「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首批「985工程」的9所院校當年12月出爐：北大、清華、復旦、上交、西交、南大、浙大等教育部屬七所、中科院屬中科大以及國防科工委屬哈工大入選。其中北大、清華是重中之重，南大、浙大則是新面孔，取代了其他兩所高校。

985工程」成了其他各校爭搶的名額，不斷擴大。至今，985高校共有39所。而第一批上榜的9所頂尖大學基於互相認同，為了互相促進，「九校」組織了自己的「常春藤聯盟」，即C9聯盟。

▎985、211工程後，高校差距開始拉大

很多高校紛紛開始合並。北京大學合並北京醫科大學，復旦大學合並上海醫科大學，上海交大合並上海農學院、上海第二醫科大學。華中理工合並同濟醫科大學、武漢城建學院改名為華中科技大學。武漢大學則合並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湖北醫科大學。浙江大學合並了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吉林大學合並了吉林工業大學、白求恩醫科大學、長春科技大學、長春郵電學院。

211工程和985工程，本意是集中優質資源重點建設一批學校盡快達到世界一流水平。但很多高校卻把它當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徵。高校有了一個985的帽子，一戴定終身，缺乏淘汰、更新的機制。

在招生中，985、211高校能輕松地獲得比一本普通本科院校更好的生源；獲得的國家資源也遠比其他普通院校多。據媒體報道，2013年，清華大學科研總經費最多，為39.31億元，財政撥款為27.75億元，而非「211」、「985」的高校科研經費最多的西南石油大學，4.6億元經費中僅有26.1%為財政撥款，約1.2億元，兩者科研經費所獲的財政支持相差26億之多。

另外社會上的用人單位會以985、211工程為標桿來簡單衡量人才。雖然教育部多次提過「不得設置211、985門檻」，但實際收效甚微。甚至部分事業單位選拔，一些地方公務員引進人才，也把985視為一個必要的門檻。

這些弊端讓「985」「211」的存廢爭議在社會上時常出現。2014年11月，一則「國家已低調廢除高校『985工程』『211工程』，中國大學格局面臨重新洗牌」的傳聞在網上持續發酵。雖然教育部後來辟謠了，但關於「985」「211」高校存在價值，關於教育資源失衡、大學等級森嚴、利益固化等弊端卻再度成為熱議焦點。

教育部多次提過「不得設置211、985門檻」，但實際收效甚微

▎2011計劃，加強高校創新能力建設

進入2011年後，我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個全新的計劃——「2011計劃」。

「2011計劃」全稱「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其根本目的旨在突破高校內外部機制體制壁壘、釋放人才、資源等創新要素活力。「2011計劃」是繼「985工程」、「211工程」之後，中國高等教育系統又一項體現國家意志的重大戰略舉措。

2013年4月，中國教育部公布即「2011計劃」的首批入選名單，全國4大類共計14個高端研究領域獲得認定建設，相關單位成為首批工程建設體。

首批牽頭的高校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四川大學、河南農業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天津大學、中國政法大學、浙江工業大學、蘇州大學、南京工業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其中河南農業大學、浙江工業大學、南京工業大學此前並不是211工程高校。

2014年後，國家層面又公布了24個「2011協同創新中心」名單，入選包括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等。

▎「雙一流」是211、985的延續，引入淘汰機制

2015年開始，面對新的形勢，國家提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新方案。教育專家曾表示，國家提出「雙一流」，是中國教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選擇。「我們最早提出211概念，是為了做出一批好大學；後來提出985，是為了培養出一批更優質的大學；現在提出雙一流，是要再提升一個層次，建設世界一流的大學。」三者之間是一個層層遞進、逐步發展的關系。
2015年11月，國務院正式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提到要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以後每五年一個周期，2016年開始新一輪建設。

985、211工程不同的是，一位教育部官員表示，「雙一流」建設的評審標准、資金分布都會有新的機制，不會像以前一樣向確定的一所高校撥款。「會更注重學科建設，同時在遴選上，會有滾動淘汰的機制加入。」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關於公布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的通知》，正式確認公布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首批雙一流建設高校共計137所，其中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42所（A類36所，B類6所），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95所；雙一流建設學科共計465個（其中自定學科44個）。

如今，距離雙一流計劃提出已經過去了數年，雙一流高校的建設評估提上日程應該也不會太久了。140所高校發展情況到底如何？未來哪些高校將新增進入這些名單，哪些高校「半路下車」成為大家關注的話題。

Ⅵ 施士元的重要貢獻

施士元從國外回到上海，正逢中國物理學會召開第二屆年會。施士元在會上作了放射性元素β磁譜的報告，受到與會者的好評，並在會上接到中央大學和浙江大學的聘書。他認為中央大學更需要他，於是應中央大學之聘來到南京，成為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當時，他只有25歲，是全國高等學校中最年輕的一位教授。
在1933—1952年的19年中，他每學期開兩門課，有時開三門課。除無線電課程以外，其餘課他都開過。由於當時只有外文參考書，沒有中文教材，因此他在講課過程中，常常自編講義，先後編寫了普通物理學、原子物理學、理論力學、光學等講義。1952年院系調整後，他還編寫了X光結構分析、核理論、粒子物理等教材。為配合教學和科研的需要，他又翻譯了X光結構學、角動量理論、核理論精選等方面的書。在他和物理系一批老教授的教誨下，南京大學物理系培養了一批物理學人才。他的學生中，有的後來成為世界聞名的科學家，如吳健雄等 。
施士元在教課之暇，堅持進行科學研究工作。在設備條件很差的情況下，於1936年用X光衍射法觀察到，鈉在熔點以上處於液態狀態還存在著晶態的衍射花樣，這表示，在液態中一個鈉原子周圍的環境，還保持局部的晶體環境 。
1937—1945年抗日戰爭期間，中央大學西遷重慶，因日本飛機經常轟炸騷擾，實驗室工作大部分停止，科學研究工作無法正常進行。
科普工作
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原子彈的爆炸震驚了全世界，人們自然而然地提出一系列問題：什麼是原子彈？為什麼原子彈有這樣大的威力？原子彈是怎樣製造的？等等。施先生的學生吳健雄就參與了曼哈頓計劃，並負責曼哈頓計劃中最尖端的核心技術部分。吳健雄博士是唯一一名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女科學家，故而吳健雄博士有「原子彈之母」的稱號 。

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施士元根據核物理知識和自己對核裂變現象的了解，作了一系列報告。施士元的報告在中央日報上作為新聞出現。於是政府機關（如資源委員會等）、工礦企業、軍事部門和軍隊紛紛約請他作報告 。
在50年代，當蘇聯建成第一個原子能發電站後，施士元做了多次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報告。當蘇聯第一艘原子能破冰船下水啟航時，施士元又做了一系列報告。這些科普宣傳工作使施士元獲得科普積極分子稱號 。
抵制搬遷。南京解放前夕，蔣介石政府命令中央大學搬遷到台灣去。施士元當時任理學院物理系的代理系主任。理學院數物理系的圖書儀器最多。校長周鴻經派人送來木箱子，要施士元組織人力將圖書和儀器設備裝箱，搬到台灣去。施士元借口箱子質量差，不符合長途運輸的要求，不能裝物理系的圖書儀器，抵制搬遷。理學院召集全體教職員工開會，討論搬家問題。會上，施士元說，一個大學要搬去台灣，圖書儀器一定要同時搬走。如果沒有圖書儀器，教學和實驗很難開展。而今圖書儀器不能搬走，我們只好不搬。共產黨來了，大學還是要辦的，所以建議不要搬到台灣去。最後大會舉手錶決，大家同意理學院不搬。當時的中央大學有七個學院，包括理學院、工學院、師范學院、農學院、林學院、醫學院、政法學院。理學院是一個大院。理學院不搬，工學院知道了也不搬，醫學院、林學院、師范學院隨後都決定不搬。這樣中央大學就沒有搬到台灣去。不久南京就解放了。最後只有校長周鴻經和教務長唐培經兩人攜帶了中央大學的公款，跟國民黨逃到台灣去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中央大學沒有搬到台灣，這批教師留了下來，圖書儀器保留了下來，這對保證解放後江蘇南京地區的高等教育教學質量，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創建金屬物理專業
1952年，中央大學改為南京大學 ，並成為文理科綜合性大學。仿照莫斯科大學，各系成立專業教研室，採用蘇聯教材。1954年，施士元為了配合重工業發展的需要，與同事們共同創建了金屬物理專業，目的是培養發展重工業所需的金屬物理人才。施士元開出X光結構分析課，翻譯出版了《倫琴結構分析》（俄譯本）與《X光結晶學》（英譯本），培養了金屬物理方面的研究生與光譜分析方面的進修教師，發表了AuCu3有序無序轉變動力學等10餘篇文章。
創建原子核物理專業
施士元為了配合我國發展原子能事業，在校領導支持下，和同事們一起，創建了原子核物理專業。第一屆國際和平利用原子能會議在日內瓦結束以後，蘇聯來我國幾個大城市，進行原子能和平利用圖片資料巡迴展覽。施士元和南京大學一批師生到上海蘇聯展覽館參觀學習。會上來了十幾位蘇聯專家作學術報告。翻譯人員因缺乏專業知識，翻譯得牛頭不對馬嘴，聽者茫茫然。為彌補僵局，施士元作輔導報告，深入淺出，聽眾恍然大悟。出版社得知此訊，索要施士元講稿，成書出版。《核反應堆理論導論》就這樣於1960年出版。這是我國當時唯一的反應堆理論書籍。多年之後，這本書依舊是從事核反應堆設計學生們的入門教材 。
創建核物理實驗室
1958年，核物理專業師生分成加速器、探測器、質譜儀、β譜儀、核電子學等小組，日以繼夜研製教學用的儀器設備。奮戰一年後，核物理實驗室逐一建立起來，自力更生，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學生，送往祖國邊遠地區原子能事業單位。
施士元考慮到核物理是實驗科學也是理論科學，遂在專業內建立一個理論小組，並在教學工作的同時出版了《角動量理論》與《核理論精選》二書。約在1975年，核理論小組接受了第二機械工業部下達的核參數理論計算工作的任務。在核武器或反應堆設計過程中，需要大量的核參數，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子打在一些核素上的散射截面。理論計算工作是使零星分散的實驗數據系統化，填凹補缺，內插外延，以滿足設計工作的需要。核理論小組用共振群方法進行中子對一些輕核的截面計算。計算結果經鑒定後被採用，並得集體獎。施士元用蒸發模型成功地計算在氚及氦上的（n，2n）和（n，3n）截面。當時在極低能量區中，理論與實驗不一致。施士元在1983年用准自由散射模型獲得滿意結果，文章在核物理雜志上發表。1978年以後，核參數工作發展成為核少體問題理論工作，施士元曾多次主持核少體學術會議 。
放射性同位素的應用研究
70年代末，國內在1958年建立起來的核物理專業紛紛下馬。施士元和同事們將實驗工作轉向利用放射性同位素作核技術應用方面的工作，在80年代先後開展了穆斯堡爾譜在生物分子研究方面的工作和用正電子湮沒技術研究高分子材料的工作。在理論工作方面，施士元轉向研究粒子物理最基本的強作用問題 。
社會活動
施士元除科研和教學外，積極參加各項社會活動。1956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1958年起被選為江蘇省第二、三、五、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南京市常務委員會委員。曾任中國質譜學會副理事長與質譜雜志主編，江蘇省物理學會理事長，江蘇省科普創作協會理事長，中國核學會、核物理學會、科普協會常務理事。施士元積極參加由中國物理學會組織的物理學名詞規范化的工作，由他參加編寫的《英漢物理學詞彙》，1975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從1982年起到1987年，他主持編著《漢英物理學詞彙》，於1993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
80歲開始畫油畫
施士元退休後，由於身體原因，不再能從事物理學教學科研工作。從80歲開始，學習畫油畫，臨摹法國、義大利、德國、波蘭古典名畫幾十幅，創作油畫一百多幅，其作品《雁歸來》參加了1993年中國油畫展。

施士元於1987年退休，並受聘為南京大學物理系名譽主任。
2007年9月19日，南京大學物理系和江蘇省物理學會為施士元先生慶祝百歲華誕，其文集《施士元·回憶錄及其他》 舉辦首發式。
2007年9月28日，多個媒體發文，悼念施士元先生逝世 。

Ⅶ 中國一類大學和二類大學是哪幾所

中國一類院校和二類院校不止幾所，總共有上千所。

下面列舉一些排名靠前的院校。

一類院校：

1、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創辦於1898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也是當時中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辛亥革命後，於1912年改為現名。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作為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科學思想的發祥地，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活動基地，北京大學為民族的振興和解放、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社會的文明和進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鋒作用。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精神和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學風在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傳。

4、昆明醫科大學

昆明醫科大學是省屬重點大學，前身是創建於1933年的東陸大學醫學專修科，1956年獨立建院，1981年成為全國首批碩士學位授予單位，1998年成為博士學位授予單位，2010年雲南醫學高等專科學校並入，2012年更名為昆明醫科大學，是國家首批中西部高校基礎能力建設工程院校。85年來，培養的10萬余名高級醫學人才紮根邊疆，服務基層，為雲南醫葯衛生事業和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民族團結進步、邊疆繁榮穩定做出了卓越貢獻。

5、貴州醫科大學(原貴陽醫學院)

貴州醫科大學前身為創建於1938年的國立貴陽醫學院，是當時隸屬於教育部的九所國立醫學院校之一。1950年改名為貴陽醫學院，2015年更名為貴州醫科大學，是貴州省唯一擁有醫學學士——碩士——博士完整醫學人才培養體系的省屬重點高校。

Ⅷ 張紹忠的人物平生

張紹忠，字藎謀。1896年11月18日出生於浙江省嘉興縣。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以教書為生。9歲喪父，12歲喪母。自幼勤奮好學，成績優異。1915年考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現為南京大學），1919年畢業後留校任助教一年。他自幼目睹貧窮落後的中國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內心十分憤慨，渴望國家富強。臨畢業前，他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在「科學」、「民主」思想的影響下，堅定了他走教育救國和科學救國的道路。1920年，他考取留美公費生。1922年在芝加哥大學獲理學學士學位。1924年在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之後繼續在哈佛大學從事高壓物理研究。在哈佛大學期間，他被選為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主席，組織了不少愛國活動。
1927年回國，先後任廈門大學教授，南開大學和浙江大學教授、系主任，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副院長、教務長等職，並曾代理浙江大學校長。
抗戰期間，他先後兼任浙江大學特種教育委員會副主席、主席，協助竺可楨校長，克服重重困難，完成遷校任務。
抗戰勝利後，浙江大學遷回杭州。張紹忠因積勞成疾，於1947年7月28日病逝於杭州。 張紹忠還很重視科學普及工作，早年曾積極參加中國科學社的活動。在抗戰後期，美軍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後，盡管忙於浙江大學由貴州遷回杭州的各種事務，在遵義還多次去部隊等單位作有關原子能和原子彈的科學普及報告，從科學的角度解釋原子彈的原理、威力和在戰爭中的作用。
張紹忠是中國物理學會早期領導人之一。1932年8月中國物理學會在北平召開成立大會，張紹忠曾先後擔任評議員（相當於現在的常務理事）、會計（學會的4名領導人之一）、《物理學報》編輯委員、物理教學委員會副主任、監事等職。他為中國物理學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1896年11月18日 出生於浙江省嘉興縣。
1915—1919年 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數理化本科學習，畢業。
1919—1920年 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助教。
1920—1924年 公費留學美國。1922年獲芝加哥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24年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
1924—1927年 在哈佛大學從事高壓物理研究工作，並擔任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主席。
1927—1928年 任廈門大學物理系教授、系主任。
1928—1935年 任浙江大學教授、物理系主任，後又兼任文理學院副院長。
1935—1936年 任南開大學教授兼物理系主任。
1936—1939年 任浙江大學教授兼物理系主任；特種教育委員會副主席、主席（1937年起）。
1939—1947年 任浙江大學教務長。
1947年7月28日 逝世於杭州。 張紹忠認為，教師對學校的校風起決定作用，教師不僅須有真才實學，還要能為人師表，教學上能高標准嚴要求，否則縱有「名師」也出不了高徒。所以竺可楨和他都十分重視師資的聘請考核。他是浙江大學升等委員會的主席，規定教師升等要有一定水平的學術論文，教學上使學生敬服。故浙江大學教師重視科學研究、鑽研教學蔚然成風。
張紹忠也十分重視學生的學風。他認為勤奮出真知，學習必須刻苦踏實，沒有嚴格的訓練是培養不出棟梁之材的。學校必須制定嚴格的教學制度和紀律，並切實執行之。首先錄取新生從嚴毋濫，確保質量。一次，有三四十個青年軍企圖不通過入學考試直接進入浙江大學，氣勢洶洶地堵住張紹忠的家門，氣氛很緊張，大有一觸即發、大打出手之勢。但張紹忠不畏蠻橫和暴力，對他們進行了教育，堅持了原則。為了樹立起嚴謹好學的學風，學校制定了嚴格的考試和升留級制度以及各種紀律。他執行規章制度一向鐵面無私。他認為嚴是愛、寬是害，為了國家，為了學生本人，他必須這樣做，並深信學生以後會理解他。期終考試時，他常約院長們一起去各考場監察考試情況，如發現作弊，他就毫不客氣地立即出布告開除或記過。他還親自去教室聽課，了解教學質量，及時解決存在的問題。他經常找學生談話，對成績突出、為人正直、要求上進的學生，採用因材施教，勇當伯樂。他曾鼓勵胡濟民、鄒國興等轉學物理，後來都成了我國著名的物理學家。由於嚴格的制度，每年被淘汰者確有不少，但跋山涉水前來貴州浙江大學求學的有志者卻年年增加。因此，浙江大學畢業生不乏真才實學之士，有幾十人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在抗日戰爭期間，浙江大學由杭州輾轉遷徙，到達貴州遵義和湄潭，前後4次大搬遷，歷時兩年半，像一支堅強的打不爛的軍隊輾轉數千里，一面行軍，一面教學，發揚光大了「求是」校風，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張紹忠身為主持搬遷的特種教育委員會主席和教務長，為了遷校和教學工作，隻身奔波於師生遷徙途中，出沒於緊急危難之處。每到一處，他總是不顧疲勞，首先考慮安置教室和實驗場所，力爭盡早開學，他和胡剛復院長猶如竺可楨的左膀右臂。竺可楨校長對他一心為公深表敬佩和感激。在《竺可楨日記》中記有：「對於內遷事，藎謀之功尤大，因其任特種教育委員會主席也。」張紹忠去世後，竺可楨悲痛地說，他是「以身殉學」，並寫下輓聯：「十餘年得助最多獲益最多況離亂同舟瘴雨蠻煙當日夢，二三子成德以教達材以教嘆須臾返駕只雞斗酒故人情。」
浙江大學因為張紹忠貢獻卓著，在圖書館懸掛了他的遺像，以資永久的紀念。

Ⅸ 南京大學搬遷當塗

發給解放軍規范

Ⅹ 暨大幾起幾落搬遷了多少次

學校的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創立於南京的暨南學堂。後遷至上海，1927年更名為國立暨南大版學。抗日戰權爭期間，遷址福建建陽。1946年遷回上海。1949年8月合並於復旦、交通等大學。1958年在廣州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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