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延安人口

『壹』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的延安

抗日前的延安: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延安曾經是黨中央的所在地，物質生活十分艱苦，住的是土窯洞，吃的是小米飯，穿的是粗布衣，點的是小油燈。尤其是1939年至1943年期間，日軍大舉「掃盪」，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自然災害的侵襲，使解放區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局面。但是，全國人民把希望寄託在延安，各地進步青年紛紛奔向延安。當時延安的生活很艱苦，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吸引力呢？因為延安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的革命精神。
現在:延安有非常豐富的旅遊資源，在歷史古跡方面有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重點保護單位--軒轅黃帝陵、有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子長鍾山石窟等；在自然景觀方面有延安黃河壺口瀑布、全國最大的野生牡丹群和花木蘭故里萬花山等。
延安，是舉世聞名的中國革命聖地,在中國現代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特殊位置，現存革命舊居140多處，如：中共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所在地--王稼坪；中共中央舊址鳳凰山；以及寶塔山、棗園、楊家嶺等地。
延安的民間歌舞豐富多彩，著名的有陝北民歌、安塞腰鼓、上元轉九曲等，這些都為陝北農民喜聞樂見。
延安屬於暖溫帶，年平均氣溫為9.3oC，夏季的延安城是避暑度假的好地方，這里每天早晚和中午的溫差較大，你不妨准備幾件稍厚些的衣服。每年的7、8、9三個月是旅遊的最佳時間。

『貳』 延安的人口

第一次人口普查與市人民代表大會的選民登記是同時進行的。登記時間是1953年7月1日零時。這次人口普查有以下特點：第一，結合本市具體情況和選舉工作，確定本市的人口范疇，選擇了常住人口，作為普查對象；第二，為照顧群眾的接受程度，刪去次要項目，只登記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和文化程度等基本項目；第三，事先公布登記辦法。訓練普查人員，抽調幹部參加指導，劃分普查區域；第四，以戶為單位，逐人填寫人口調查登記表，一式兩份，一份存鄉政府，一份送市人口普查辦公室；第五，各鄉政府統一設立調查登記辦公室和選舉委員會；第六，規定了統一的統計程序。（1）計算人口數。男女數以自然村逐點點數，算盤計數。（2）計算戶數。（3）計算人口年齡——將一個單位的人口年齡用劃「正」字法填入年齡計算表。（4）累計。各單位各項人口數作累計，先作年齡累計。第一次延安市人口普查：總戶數24360戶，戶均3.85人。總人口數93905人，男52846人，占總人口數的56.28%，女41059人，占總人口數的43.72%。
常住人口
截至2010年11月1日，全市常住人口為2187009人，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時的2055941人相比，十年共增加131068人，增長6.38%。年平均增長率為0.62%。
家庭戶人口
截至2010年11月1，全市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戶646054戶，家庭戶人口為2030604人，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3.14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3.66人減少0.52人。

『叄』 抗日戰爭東北三省人口

三省加起來也沒湖南省多，抗日戰爭東三省一共才3000萬，而湖南一省就有3800多萬，抗戰中湖南是當時中國輸送兵源最多的省。

『肆』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有多少人口

抗日戰爭時期是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2日。

這個期間的人口是有變化的，在民國時期的人口總數一直沒有一個准確的官方說法，一般通用的就是4萬萬同胞，也就是4億人，約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中國人口到18世紀中葉已經超過4億，近代以來，在籍人口不斷增加，從1841年的4.13億增加到1949年的5.41億，在109年中增加了31%以上。

(4)抗日戰爭時期延安人口擴展閱讀：

抗日戰爭人口損失數量

抗日戰爭是近代史上中國人民為追求民族解放、捍衛國家獨立的一場偉大全民族抗戰。抗戰八年，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並最終與世界反法西斯正義力量一起贏得了戰爭的最後勝利。

逐日寇出國門，挽民族免滅絕，奠立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根基，但中國人民也為此偉大勝利付出了極其慘烈的代價，遭到前所未有的損失，人口損失即為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經過長達四年時間的研究，利用戰爭期間及戰爭勝利後形成的大量檔案文獻資料，對國民政府權轄區域內南京市、江西、廣西、湖南、福建、河南、雲南、貴州等省以及陝甘寧地區、國民政府部分中央部會機關、南洋華僑等方面的戰時人口損失情況進行了分別的考察。

結合利用相關資料對部分省區的戰時人口損失數目進行增補及重新核算，對中國解放區抗戰人口損失進行了分析、核算，得出有關中國抗戰時期人口損失的初步研究結論。

中國抗戰直接人口損失可累計之估計數為2062萬人，合可累計之戰爭直接傷殘人口，軍民傷亡最低限為3480萬人；同時，我們認為，中國抗戰直接傷亡人口合計應在4100萬上，合戰時失蹤被俘等項數字。

戰爭直接給中國造成的死亡、傷殘及失蹤等項人口損失共計超過4500萬人；而從人口損失的角度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損失總數應在5000萬人以上。

『伍』 抗日戰爭時期延安是靠什麼維持的它的經濟收入有哪些方面最好詳細些,可以懸賞.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在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外援佔全部財政收入的51％到85％。1941年至1945年外援中斷，邊區的財政來源主要靠各稅收和公營企業的發展來提供。

下面是一片相關的學術論文,希望對你有幫助.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
作者：黃正林 文章來源：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4233
【原文出處】固原師專學報：社科版
【原刊期號】199802
【原刊頁號】36～40
【分 類 號】F7
【分 類 名】經濟史
【復印期號】199804
【 標 題】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
【 作 者】黃正林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分兩個時期，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1941年至1945年主要依靠邊區政府的各種稅收和公營企業的發展來提供。本文就這兩個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及與其相關的問題進行考查。

一、1937年至1940年的財政來源及1941年發生財政困難的原因

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國共產黨的財政政策是力爭外援，休養民力，醫治創傷，積蓄力量，支持長期抗戰。這個政策的基本點是爭取外援。因此，在抗戰時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國民政府給八路軍的軍餉，一部分是海外華僑和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邊區財政收入約50％到85％。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額及占當年財政收入比率為（法幣）：1937年，4563.9萬元，占年財政收入77.20％；1938年，46.8萬余元， 占年財政收入51.69％；1939年，566.4萬余元，占年財政收入85.79％；1940 年，755 萬余元，占年財政收入70％。（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

除外援外，其餘的財政收入來源是少量的稅收和行政性收費（包括沒收款、罰款、土地登記手續費等）。這幾項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資料。1939年稅收65.8萬余元；沒收款9.5萬余元；罰款近1.9萬元，土地登記手續費0.37萬元，雜項2萬余元，總計占年財政收入的9.17 ％。（註：邊區財政廳：《財政工作報告》，1941年10月26日，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41、45、41、45頁。）1940年稅收196.4 萬余元，企業盈餘42.7萬余元；公產收入0.5 萬元，寒衣代金42.7萬余元，罰款28.5萬余元；雜項29.2萬余元，總計占年財政收入24.87％。（註：邊區財政廳：《財政工作報告》，1941年10月26日，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41、45、41、45頁。）

總之，從上面各項收入的統計資料比較可以看出，1937年至1940年，外援是陝甘寧邊區財政來源的主要部分。

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財政雖然困難，但精打細算，尚可維持，甚至有所結余，如1938年餘10.3萬元（註：邊區財政廳：《財政工作報告》，1941年10月26日，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41、45、41、45頁。），1939年餘8.4 萬元（註：邊區財政廳：《財政工作報告》，1941年10月26日，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41、45、41、45頁。）。但1941年，邊區財政出現了嚴峻的形勢，這年財政虧空567.2 萬余元（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毛澤東回顧當時困難狀況時曾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註：毛澤東：《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嚴峻的形勢？

第一，皖南事變後，邊區政府的外援完全中斷。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隨著日本對華政策的改變，國民黨的政策也由積極抗日轉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表現在經濟上停發給八路軍的軍餉和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1940年9月，國民政府就一度停發每月60萬元的軍餉， 皖南事變後，八路軍的軍餉全部被停發。同時，國民黨頑固派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鐵、布匹等入口，阻撓扣留邊區商人；提高稅率，不許邊區土產向外推銷。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蠶食政策和經濟封鎖下，邊區的面積縮小，人口銳減。抗戰初期，邊區總面積為12. 96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00萬。被封鎖和侵吞之後，邊區面積減少到9. 89萬平方公里，人口減少到約150萬。（註：《陝甘寧邊區幅員的說明》1944年， 見《史料摘編》第一編《概述》第10頁。）國民黨的封鎖，使海外華僑及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也中斷了。

第二，非生產人口的增加是造成邊區財政困難的客觀原因。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邊區脫離生產的黨政軍人員最多不超過3萬人。1938年後，大批愛國青年奔赴延安，到1939年邊區非生產人員增至4 萬人。1940年至1941年局勢最為吃緊時，從前線調部隊保衛邊區，使非生產人員達7.2萬餘人。非生產人員的增加，加重了邊區的財政困難。 就糧食一項來說，除徵收救國公糧，缺額部分由財政撥款購糧。1938年購糧款6.8萬元，占年財政收入8.3％，1939年購糧款52.4萬余元，占年財政收入8％。1940年購糧款大幅度增長，款183.5萬余元，占年財政收入18.86％。（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分別比1938年增長了26倍和10個百分點，比1939年增長了3倍多和10 個百分點。

第三，不合實際的財政政策是造成邊區財政困難的主觀原因。1937年至1940年邊區「力爭外援，休養民力」的財政政策總體上是正確的，但在執行過程中過於機械和教條，出現了不合實際之處。一是對外援認識不足。抗戰初期，國民黨積極抗戰的確鼓舞人心，但當人民力量壯大時，它必然要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給予扼殺。盡管當時邊區黨和政府已經預見到外援不可靠，毛澤東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動手，開展生產運動的號召，但「沒有把1939年的熱潮堅持下去，普遍推廣到農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這說明黨的一部分人包括高級領導人有依賴於外援的思想，沒有做發展經濟、增加財源的長遠打算。二是狹隘的「仁政」觀點。經過一段休養民力，邊區經濟比之抗戰前已有所好轉。盡管征糧數額成倍增加，但因農業經濟發展而實際徵收比例下降了，農民負擔相應也減輕了。在當時，政府總是考慮休養民力，總怕群眾負擔重了，而對戰時特殊環境考慮則較少。正如南漢宸所說：「各級幹部處理一些問題也沒有將戰爭與革命的特點把握住，只是站在怎樣減輕負擔和改善人民生活這方面去看問題，而沒有看到日寇和頑固分子有進攻邊區的可能性，忽視了軍事財政等方面的准備。」（註：財經辦事處：《關於財政工作總結》，1944年2月， 見《史料摘編》第一編《概述》第74頁。）這種狹隘的「仁政」思想造成了1941年的糧荒和財政困難。

第四，邊區經濟落後，工商業基礎薄弱，政府財源睏乏。抗戰前，邊區農業尚不能自給，抗戰開始後，政府採取多種措施，耕地面積有所增加，糧食產量有了提高，但沒有給政府增加多少財源。抗戰前邊區沒有工業，抗戰開始後發展起來的工業也很薄弱。據統計，1940年邊區共有公營工廠9家，工人434人，資金52.3萬余元。生產合作社29個，社員1132人，股金13.5萬元，產品種類300個，產值僅有2萬元。（註：林伯渠：《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廿八一三十年）1941年4 月，見《史料摘編》第一編《概述》第123頁。）薄弱的工商業經濟無力給政府增加更多的財源。

二、邊區經濟的發展和1941年至1945年的財政收入

1941年，隨著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時期，陝甘寧邊區政府也面臨著嚴峻的財政形勢。為了解決財政困難，中央和邊區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這些措施是：調整財政政策，大力發展邊區經濟，增加稅收，發行公債等。

調整過去的財政政策是解決財政困難的一項主要內容。皖南事變後，邊區政府為解決燃眉之急，確定了獨立自主、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財政原則。具體做法是，給各機關部隊一部分生產資金讓其各自經營以解決經費困難；大量開發食鹽，發動群眾馱運食鹽出口，計劃出口60萬馱，其中6萬馱為公鹽，分配各縣，由群眾義務馱運；統一產銷鹽價，其收入歸軍委，作為軍費和軍委生產保證；發行建設救國公債618 萬元；徵收救國公糧20萬石，公草2600萬斤，解決人員和馬匹糧草；禁止法幣，發行邊幣1054萬元。（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這些應急財政措施，對解決1941年的財政困難起了很大作用。但這只是應急之策，要徹底解決財政困難，還必須有一個長遠的方針政策。1942年，在邊區高幹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在這一總方針指導下，每年根據不同的實際情況進行變革。1943年的政策是「統一領導， 分區統籌」，1944年的政策是「節約儲蓄，克服浪費，積蓄力量，備戰備荒」，1945年的政策是「生產節約，長期打算，積蓄物資，准備反攻」。（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從1941年到1945年邊區財政政策調整可以看出：（1）「發展經濟， 保障供給」的總方針是符合戰時環境的，它體現了邊區政府在財政問題上實事求是的精神。（2）比1940年的政策有了較大的靈活性， 基本上是政府給政策，各地區、部門自己用政策解決自己的問題。（3 ）邊區政府財政工作經驗日益豐富，財政政策和財政管理日益成熟。

發展經濟是解決邊區財政困難的最根本途徑。1940年11月，邊區中央局發出《關於開展邊區經濟建設的決定》，指出：「沒有有效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邊區的鞏固與發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從1941年開始，邊區再次掀起了繼1939年之後的經濟建設高潮，政府加大了對經濟建設的投入，使邊區在農業、工業、商業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一）農業。農業是陝甘寧邊區支柱經濟部門。邊區農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耕地和植棉面積擴大，糧食產量和棉花產量的提高。1941年至1945年反映農業發展的幾項主要指標統計見表1（註：根據《史料摘編》第二編《農業》第85—87頁有關數據統計。）。

表1

年代 耕地(畝) 糧食產量(石) 植棉(畝) 產量(斤)
1941 12 223 344 1 470 000 39 987 508 131
1942 12 486 937 1 500 000 94 405 1 403 646
1943 13 774 473 1 600 000 150 473 2 096 995
1944 12 205 553 1 750 000 295 178 3 044 865
1945 14 256 144 1 600 000 35 000 /

（二）工業。1941年至1945年邊區工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1943年工業發展水平為例，公營工業發展最快，全邊區有紡織廠23家，年產大布3.29萬余匹；造紙廠11家，年產紙5671令；化學工業工廠10家，肥皂廠2家，陶瓷廠3家。石油廠1家，火柴廠1家，制葯廠1家， 皮革廠2家，印刷廠4家，被服廠12家，煉油廠2家，工具廠8家，木工廠2 家。（註：《解放日報》1944年5月1日。）公營工業是邊區工業的骨幹，給邊區財政提供了大量的收入。手工業發展也很快。就民間紡織來說，全邊區有紡婦13.3萬餘人，紡車12萬余輛，1943年共紡紗83.5萬余斤，（註：《解放日報》1944年5月1日。）給公營紡織廠提供了相當部分的紗線原料。其它工業如煤1943年產量達到每月7600噸；鹽1943年產量達52.1萬馱（只據幾個重要鹽池的統計）。（註：建設廳：《一九四三年工業統計表》1944年4月1日，見《史料摘編》第三編《工業交通》第115頁。）同時，私營工業也得到發展，盡管產量不佔主要地位，也可為政府增加財政收入。（三）商業。農業、工業的發展推動了邊區商業貿易的發展。1937年至1940年邊區的商業貿易是采辦性質的，主要是保證黨政機關和軍隊的物資供應，只有很少部分具有營利性質。1941年後，邊區政府加強對貿易的領導，制定了合理的商業政策，促進了邊區商業貿易的發展。如1941年6月，延安市的公營商店達46家，總資本273.8萬元，1至6 月份貿易額為937.9萬元，純利潤110.3萬元。 （註：邊區貿易局：《邊區對外貿易概況》1942年，見《史料摘編》第四編《商業貿易》第44頁。）再如1943年統計的幾個比較典型地區的貿易情況：靖邊公營商店總資本133萬元，上年利潤87.8萬元；＠①縣公營商業總資本4539.9萬余元，上年利潤77.1萬元；延安市公營商店、客棧等資本總額2470.5萬元，上年純利329萬余。（註：根據《史料摘編》第四編《商業貿易》第273—276頁有關數字統計。）同時，合作社商業和私營商業都得到一定的發展。總之，工、農、商業的大力發展，成為邊區財政來源的基礎。

稅收是1941年後邊區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邊區政府的稅收種類有：（一）農業稅。農業稅是邊區政府要求農民交納的救國公糧。1942年前是以攤派形式來完成，1943年開始實行農業統一累進稅，以每戶人口平均收獲細糧之多寡為標准分級累進。1941年至1945年農業稅收入如下：1941年，20.1萬余石；1942年，16.5萬余石；1943年，18.4萬余石；1944年，16萬石；1945年，12.4萬石。（註：《陝甘寧邊區歷年公糧負擔表》，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52頁。）

（二）工商業稅。隨著邊區工商業的發展，工商業稅成為邊區財政收入的主要財源之一。1941年至1945年工商業稅收統計見表2 （金額均以券幣計算，單位：元）（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

表2

項目 貨物稅
入境稅 出境稅 過境稅 產銷稅
年度
1941 200 653 49 989 32 316 26 612
1942 1 687 364 199 705 953 323 53 885
1943 2 118 535 1 003 902 1 018 244 10 200 781
1944 65 663 489 3 330 126 8 763 909 4 920 555
1945 181 501 043 52 606 117 12 242 884 44 155 870
項目 營業稅 合
營業稅 臨貿稅 計
1941 83 249 / 432 819
1942 435 702 / 3 329 979
1943 9 743 071 / 24 084 533
1944 18 762 816 9 890 768 115 942 794
1945 29 110 843 10 602 335 337 146 979

（三）鹽稅。鹽稅徵收開始於1937年，隨著邊區鹽務的發展，鹽稅成為邊區一項重要的財源。1937年至1945年鹽稅收入統計如下（以券幣為單位）：1937年近0.2萬元；1938年4.9萬余元；1939年2.9萬余元；1940年4.4萬余元；1941年37.2萬余元；1942年48.9 萬余元； 1943 年447.1萬余元；1944年2457.8萬余元；1945年17818.7萬余元。（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

（四）公鹽代金。嚴格的說，公鹽代金不是稅，而是臨時捐，是動員群眾幫助政府運鹽的勞役，其金額較大，在政府財政收入中有一定地位。公鹽代金始征於1941年，各年統計見表3（1942年前為邊幣， 1943年後為券幣，單位：元）（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

表3

年代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金額 7 009 000 35 557 000 4 521 796 45 793 291 84 637 878
占年財政
27.73% 10% 2.82% 9.07% 5.25%
收入比例

（五）牲畜買賣稅和斗佣。牲畜稅是牲畜買賣的一種手續費，徵收牲畜價格的5％。斗佣是代買賣糧食者過斗而徵收的手續費，一般徵收1％到2％。二者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歷年收入數額是：1941 年45萬元；1942年190萬元；1943年4728萬元；1944年約8000萬至1億萬元。（註：南漢宸：《邊區財政工作》1944年8月， 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390頁。）除以上五種稅捐外，還有煙酒、羊稅等。

特產貿易收入是邊區一項重要的財源，可解決邊區財政的26％至40％。特產貿易始於1942 年，歷年統計見表4（註：《邊區特產貿易收入統計》，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426—427頁。）。

表4

年代 收入 備注
1942 139 623 000元(邊幣) 占歲入40%
1943 65 347 927元(券幣) 占歲入40.82%
1944 135 388 778元(券幣) 解決財政開支26.63%
1945 757 995 348元(券幣) 解決財政開支40.07%

公營企業的發展，為邊區政府提供了部分財源。據不完整統計，公營企業為政府提供的財政收入是（缺1941年、1943年資料）：1940 年2.7萬余元（法幣）；1942年422萬元（邊幣）；1944年18385.4萬余元（券幣）；1945年23121.1萬余元（券幣）。 （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公營企業的收入在邊區政府財政來源中佔有重要地位，如1944年的收入占當年財政收入的36.2％。（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

綜合上述，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來源分兩個階段兩個不同來源。1937年至1940年期間，外援是邊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的政治、經濟、軍事封鎖，使邊區財政困難。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制定了經濟發展的合理的財政政策，促進了邊區經濟的發展，為邊區財政狀況好轉奠定了基礎。稅收、公債、特產貿易、公營企業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

『陸』 抗戰時期的延安生活

日寇飛機空襲延安知多少

吉 壇

1937年9月，八路軍在平型關戰役中殲敵近千人，取得了中國軍隊抗戰首次大捷。1938年3月，惱羞成怒的日軍調兵遣將進攻我邊區東部黃河防線，遭到了八路軍抗日勇士的迎頭痛擊。日寇在地面上失敗後，便採用對邊區空襲手段來施行報復。

1938年11月20日，是個星期日。延安城內人來人往，突然間，設在寶塔山上的防空警報大鍾敲響了。

當日寇的7架飛機飛到延安上空時，人們慌亂起來，人叫馬嘶，黃塵滾滾。敵機向人群掃射、投彈，瞬間房倒屋塌。延安被炸成了瓦礫堆，人員傷亡較大。為防止空襲，當晚在延安城裡的中央機關、單位、學校都遷到城外山溝里。第二天敵機又來時，群眾有序疏散、隱避，因此，除一些房屋受損外，沒有一個傷亡。以後日寇飛機還對延安實施了多次轟炸。

1938年11月20日和21日這兩次轟炸，各來飛機7架次、投彈110枚，死30人，傷122人，毀民房109間。

1938年12月12日第三次空襲，來襲飛機7架次，投彈40餘枚，毀民房100多間，人無傷亡。

1938年12月14日第四次空襲，來襲飛機7架次，投彈45枚，損失甚微。

1939年8月15日第五次空襲，來襲飛機10架次，投彈40枚，死傷6人，毀民房27間。

1939年9月8日，日軍從早到晚出動飛機43架次，先後3次空襲延安，投彈200多枚，死傷50多人，毀房100餘間，牛一頭、馬一匹、豬四頭。

1939年9月10日第九次空襲，來襲飛機10架次，投彈、掃射，八路軍政治部的鍾蛟盤同志被炸身亡。

1939年10月15日上午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空襲，共投彈122枚，死23人，毀房30間，死牲畜數頭。

1940年4月2日第十三次空襲，來襲飛機43架次，投彈52枚，毀房6間，石窯4孔，死馬一匹，無人員傷亡。

1941年8月4日來敵機共27架次，分三批空襲延安，共投彈100多枚，死傷6人，牲畜34頭，毀房5間。

1941年8月19日第十七次空襲，來襲飛機35架次，共投彈35枚，死傷10人。延長縣也遭到敵7架飛機的空襲，死傷多人。

從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8月19日，近33個月，日寇不定期地來延安空襲，對延安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了重大損失，日寇飛機空襲延安共十七次，共投彈約1690枚。死亡214人，傷184人，毀公房1176間，過街樓10座，石牌樓10座，石洞5座，毀民房14452間，死牲畜197頭，毀糧34萬4千斤。基督教堂1座，房屋94間。天主教堂房屋75間。共計損失282126億元。

『柒』 延安在紅軍剛到時,當地老百姓總人口是多少人

當地的老百姓有幾十萬人吧？

『捌』 抗日戰爭時日本人為什麼不攻打延安

個人理解為：如果有哪個國家和中國戰爭，敵人是選擇轟炸正面的政府軍，還是轟炸偏遠的農村土匪窩！！

日寇飛機空襲延安知多少
吉 壇
1937年9月，八路軍在平型關戰役中殲敵近千人，取得了中國軍隊抗戰首次大捷。1938年3月，惱羞成怒的日軍調兵遣將進攻我邊區東部黃河防線，遭到了八路軍抗日勇士的迎頭痛擊。日寇在地面上失敗後，便採用對邊區空襲手段來施行報復。
1938年11月20日，是個星期日。延安城內人來人往，突然間，設在寶塔山上的防空警報大鍾敲響了。
當日寇的7架飛機飛到延安上空時，人們慌亂起來，人叫馬嘶，黃塵滾滾。敵機向人群掃射、投彈，瞬間房倒屋塌。延安被炸成了瓦礫堆，人員傷亡較大。為防止空襲，當晚在延安城裡的中央機關、單位、學校都遷到城外山溝里。第二天敵機又來時，群眾有序疏散、隱避，因此，除一些房屋受損外，沒有一個傷亡。以後日寇飛機還對延安實施了多次轟炸。
1938年11月20日和21日這兩次轟炸，各來飛機7架次、投彈110枚，死30人，傷122人，毀民房109間。
1938年12月12日第三次空襲，來襲飛機7架次，投彈40餘枚，毀民房100多間，人無傷亡。
1938年12月14日第四次空襲，來襲飛機7架次，投彈45枚，損失甚微。
1939年8月15日第五次空襲，來襲飛機10架次，投彈40枚，死傷6人，毀民房27間。
1939年9月8日，日軍從早到晚出動飛機43架次，先後3次空襲延安，投彈200多枚，死傷50多人，毀房100餘間，牛一頭、馬一匹、豬四頭。
1939年9月10日第九次空襲，來襲飛機10架次，投彈、掃射，八路軍政治部的鍾蛟盤同志被炸身亡。
1939年10月15日上午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空襲，共投彈122枚，死23人，毀房30間，死牲畜數頭。
1940年4月2日第十三次空襲，來襲飛機43架次，投彈52枚，毀房6間，石窯4孔，死馬一匹，無人員傷亡。
1941年8月4日來敵機共27架次，分三批空襲延安，共投彈100多枚，死傷6人，牲畜34頭，毀房5間。
1941年8月19日第十七次空襲，來襲飛機35架次，共投彈35枚，死傷10人。延長縣也遭到敵7架飛機的空襲，死傷多人。
從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8月19日，近33個月，日寇不定期地來延安空襲，對延安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了重大損失，日寇飛機空襲延安共十七次，共投彈約1690枚。死亡214人，傷184人，毀公房1176間，過街樓10座，石牌樓10座，石洞5座，毀民房14452間，死牲畜197頭，毀糧34萬4千斤。基督教堂1座，房屋94間。天主教堂房屋75間。共計損失282126億元。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讓我們永遠記住這血淋淋的數字，永遠記住那段恥辱的歷史，把祖國建設的無比強大。

『玖』 抗戰時，延安離日佔區那麼近，為什麼日本人不去佔領延安呢

原因如下：

1.與日軍的戰略目標有關。日軍的侵略擴張是為了解決其國內危機，掠奪別國資源。延安資源貧乏，不在其戰略目標。日軍首先佔領我國東北就是最好的證明。

2.與延安的地理有關。日軍佔領華北後與延安北有山西相隔，有太行山呂梁山阻隔，交通不便。日軍沒有地面進攻延安，也沒有地面進攻重慶，就是這個原因。

3.與中國軍隊的布防有關。在黃河以北有共產黨的八路軍、閻錫山的晉軍、中央軍阻斷了日軍的補給線。在黃河以南有胡宗南的部隊，有潼關之險，有西安之固。

4.與日軍的戰線有關。太平洋戰爭以後，日軍對多國作戰，國內資源、兵力有限。最明顯的就是日軍的華北治安主要靠偽軍來維持，可是對偽軍又特別地不放心。

『拾』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有多少

抗日戰爭時期是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2日
這個期間的人口是有變化的。根據我國官方數據回是損失答3500萬人口。
在民國時期的人口總數一直沒有一個准確的官方說法，一般通用的就是4萬萬同胞，也就是4億人，下面提供一組數字作為參考：
公元1931年 （民國二十年） 約421,700,000
公元1935年 （民國二十四年） 約462,150,000
公元1937年 （民國二十六年） 約483,400,000
公元1947年 （民國三十六年） 約461,000,000
滿意請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