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反腐戰爭

㈠ 中國什麼時候開始反腐倡廉啊。

不可能的事情。最多隻能抓個副職的，，你什麼時間看見過正職的被抓？而且正職不用斂財,錢是由副手交上的,他沒們和那部分行賄人接觸,所以查不到,中國幾乎所有的案件來自舉報,這就是主要原因！你根本沒證據！
反腐倡廉？除非再來次解放戰爭，你覺得可能嗎？
朱鎔基總理抓貪官是最厲害的了吧？可是最對就到省級，再往上就沒了！為什麼？
1、怕引起社會恐慌。2、領導層突然斷開還怎麼管理？3、那些幹部沾親帶故的，抓一個就得一群。
現在抓貪官最多到市長這一級別在高就不可能了，因為他們上面的人就已經很高了，在高的話。。不說了！(中國有句話叫做虎毒不食子)！
而且是眾人皆知的情況下才會去抓！
一般也就抓抓縣級幹部沒啥關系！柿子撿軟的內！
哎，，社會就是這樣子！
貪污1元錢沒人去管。搶劫1元就要判刑。而且挺重！要是兩者能達到一個級別，就差不多要開始了

㈡ 蔣經國反腐為什麼會「夭折」

因為抗戰後民生受到極大的創傷，金融改革不得不提上日程，但金融改革初期受官僚資本的抵制，蔣經國奉命去上海打虎，初期收效不錯，最後順藤摸瓜，打到了孔祥熙的孩子，也就是宋美齡的侄子，因為宋美齡無後，所以對侄子特別溺愛，護短。

所以蔣介石無奈，只能讓蔣經國放棄。使得金融改革迅速失敗，導致經濟崩潰。

蔣經國是蔣介石之子，又名建豐，俄語名字叫尼古拉，浙江奉化人。1920年，蔣經國就學於上海有名的萬竹小學。當時，蔣介石正追隨孫中山在粵工作，就委託在上海經商的陳果夫對蔣經國予以照料。

1925年10月，蔣經國赴蘇聯留學，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不久加入蘇聯共產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公開反共反蘇，使十七歲的蔣經國被貶到西伯利亞當列兵。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蔣經國發表聲明，聲討蔣介石背叛革命。1928年秋天，他又回到莫斯科，在列寧格勒托瑪卡紅軍軍校學習。1935年，蔣經國在蘇聯與礦場女工芬娜結合，芬娜後來改名叫蔣方良。

1936年1月，蔣經國在蘇聯《真理報》發表譴責蔣介石的公開信。第二年，在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前夕，他被獲准回國。從1925年10月留學，到1937年回國，蔣經國在蘇聯一共生活了12個年頭。

回國以後，他的父親蔣介石先安排他在奉化溪口故鄉，讀《孟子》、《曾文正公(曾國藩)家書》這類的古書，叫他「補課」和「洗腦筋」，還叫他閱讀《總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這類的書。

1945年春天，蔣經國跟隨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長」宋子文赴蘇聯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蔣經國被任命為東北行營外交特派員。此後，他一直控制「三青團」，成為國民黨一個派系的首腦，是他父親的得力助手。

1949年1月，蔣介石宣告「下野」以後，蔣經國陪著父親退居溪口，後來在成都登機飛往台灣。在台灣他曾歷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國民黨「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國防部」副部長、部長、「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等職。蔣介石病逝以後，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就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

(2)中國反腐戰爭擴展閱讀：

主要貢獻

蔣經國在「行政院長」任內推動十大建設，台灣經濟發展迅速，使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推行十大建設之前還在行政方面進行十項革新，使行政執行更為簡廉有效，此外也頒布「政治與社會革新」的八項要點，有人將這兩次革新統稱為「十八項革新」。

在其主政台灣期間較重視本土人才，大量啟用台灣本省籍官員，積極推行「本土化政策」。在其執政晚年逐步開始民主改革，即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報禁，以及實行「民意機構改革」等，開啟了台灣政治民主化之路。

蔣經國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反對「台灣獨立」。1987年11月宣布開放部分人士赴大陸探親，結束了近40年兩岸同胞不相往來的局面。

在擔任「行政院長」期間，蔣經國主張改革台灣人鋪張餐飲陋習，提倡「梅花餐」（即五菜一湯），使餐飲奢侈風氣有所收斂。

較關心基層民眾的生活，據報道，其每年超過200次親自下鄉走訪，以了解地方實際需要。同時也很注重偏遠鄉村建設，落實水電及基礎醫療衛生建設，減少城鄉差距，使台灣的鄉村建設程度較進步。由於其作風親民，深受台灣民眾的好評。

當他在台灣逝世的消息傳出，不少台灣民眾曾聞聲痛哭。迄今為止，在對以往幾位台灣領導人的民調中，他仍是最受台灣民眾肯定的一位。

蔣經國著有《我的生活》、《我的父親》、《負重致遠》、《蔣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等書。

㈢ 反腐怎麼這么不解恨

1、草根網路平台的反腐：游擊戰。

在草根層面，中國政府打的是一場游擊戰。爆料人和網民使用社交媒體，曝光猖獗的貪腐行為。但是大部分被曝光的腐敗官員都是低級別官員。盡管如此，廣為傳播的病毒式視頻已經表明，中國政府再也不能將反腐搞成一場表演——這類表演意在將公關效應最大化，而將對官僚體制的實質打擊最小化.

2、針對中低級官員的反腐：持久戰。

文章稱，在互聯網上開展反腐游擊戰的同時，中國政府還在繼續已持續了近20年的針對中低級別官員腐敗的持久戰。這一戰線上的反腐是陣地戰：人員傷亡名單不斷加長，但反腐內容缺乏實質進展。2013年，在這一戰線上的戰斗似乎比過去幾年力度稍大。根據媒體報道和中紀委網站上公布的案件調查，這一層面的反腐似乎更像是圈禁「幼虎」，被抓的都是縣處級以下的官員，以及常規反腐的對象——低級別的官員和幹部，即大量的「蒼蠅」。但目前，似乎中國政府尚未在這方面有任何真正的突破。

3、針對本國及外企的商業反腐：第三條戰線。

反腐的第三條戰線則是打擊商業賄賂，包括國內外商業機構的腐敗行為。

中國的檢察官們自2006年起就開始涉足商業反腐，在2013年起訴了一些對官員和企業進行商業賄賂的公司和個人。2013年，中國的檢察部門加大了反腐力度並將目標擴展到外國企業。在中國（當然不僅是中國）做生意，賄賂和收取回扣一直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顯然中國政府仍在這一領域繼續反腐。據報道，2013年被檢察院起訴的行賄人數增加了18.6%，從2012年的4650人增加到5515人，而因涉嫌商業賄賂而被檢察院調查和判決的官員則有4549人。

4、針對高層的反腐：政治戰。

文章稱，中央反腐戰爭的最後一個領域則是「空戰」。檢察人員起碼需要得到高層批准，才能調查涉嫌貪腐的高層官員。

此次反腐斗爭涉及的官員層級之高，以及其中政治因素的比例之重，使其在程度和范圍上區別於後毛澤東時代的所有反腐斗爭。當前的反腐無疑更能持續，力度也更大。

㈣ 大家介紹下有什麼好的電影，反腐題材或戰爭的，國產

1 《暖秋》
影片中，主人公陳立生憑著勤奮實干，被提拔當某市交通局局長，但他位高權重後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蛻變成謀私受賄的犯罪分子，最終受到法律的制裁。

2 《生死抉擇》

上海電影製片廠2000年出品

主 演：王慶祥 廖京生 左翎 王振榮

導 演：於本正

類 型：社會片

《生死抉擇》是一部振聾發饋的反腐倡廉力作，以澎湃的激情成功地塑造了李高成、楊誠等有血有肉、令人信服的優秀領導幹部形象，同時，影片中揭露的腐敗現象發人深省，深刻地揭示了反腐敗是一場關繫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

3 《生死界限》
以原深圳市人民法院法官陳麟基的先進事跡為基礎創作而成，由著名導演杜雲萍執導。影片主要圍繞陳麟基同志如何堅持司法的公平、公開、公正原則審理「大華特大走私案」和「孫鐵故意殺人案」的故事展開，頌揚了人民法官陳麟基秉公執法、清正廉潔、無私奉獻的精神。

㈤ 我黨在反腐倡廉方面經歷了哪幾個歷史階段

一、建國前的反腐敗斗爭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誕生到1949年成為全國執政的黨，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和地下斗爭時期。艱苦的斗爭環境，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忠於黨的事業，勤政廉潔的好黨員、好乾部；另一方面，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關頭，也都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和投機革命的人，在剝削階級思想影響下走上腐敗道路。因此，我們黨一貫重視自身隊伍的建設，堅決抵制剝削階級影響，防止和清除黨內的腐敗現象。
1.大革命時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國共兩黨實行合作，中國共產黨的隊伍有了迅速發展，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400餘人猛增到1925年的3萬餘人。隨著黨員隊伍的擴大，難免混進一些投機分子，他們趁革命高潮之機撈取個人利益。因此，中共中央於1926年8月4日發出了《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漲時，許多投機腐敗分子均會跑到革命隊伍中來，一個革命黨若是容留這些不良分子，必定會使黨陷於腐化，不僅不能執行革命任務，且將為群眾所厭棄。所以應該堅決地清洗這些不良分子，同他們作堅決的斗爭，才能鞏固革命營壘，才能樹立起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這個《通告》是我黨頒布的第一個懲治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黨在幼年時期就十分警惕剝削階級思想對黨的腐蝕，並鄭重表示黨對腐敗現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時期的反腐倡廉斗爭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部隊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進軍，迅速開辟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形成了比井岡山時期更加高漲的革命局面。但是，隨著紅軍戰爭的勝利發展，在紅四軍黨內、軍內以及根據地政權中也逐漸產生了某些消極腐敗現象。有的人不願意在艱苦的鄉村創建根據地，要紅軍開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還有少數人置軍令軍紀於不顧，帶著錢財，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這些消極腐敗現象嚴重影響紅軍戰爭和根據地政權的存在和發展。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決議》除對建黨建軍的基本原則做了明確規定外，還提出了黨和軍隊幹部的廉政建設問題。《決議》分析了紅四軍黨內、軍內出現的一些消極腐敗現象，如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享樂主義、平均主義等，指出它的結果將會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擔負不起斗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決議》著重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要求用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瑞金紅色政權的建立，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為人民服務的廉潔政府，它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同反動派進行斗爭的政治保障。但是，由於復雜的歷史和社會原因，在蘇維埃政府中也有少數幹部滋生了消極腐敗現象。他們亂用公款，揮霍浪費，甚至發生貪污犯罪現象。當時瑞金縣機關一個月內用紙費達200餘元（銀元），燈油費126元；該縣財政部會計科科長唐某侵吞各軍政機關交來的餘款、糧票等，合銀元共2000餘元。這不僅破壞了黨的優良傳統，敗壞了人民政府的聲譽，而且給革命根據地財政帶來很大困難。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員會發布了《幫助紅軍戰爭，實行節儉經濟運動》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開展反對貪污浪費的斗爭，「驅逐各地政府中的貪污分子出蘇維埃」。1933年1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又發布《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規定了「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等具體懲治條例。這場斗爭歷時二年零八個月，到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時止。這次反腐敗斗爭的特點是：①充分依靠群眾。1932年3月中央蘇維埃政府成立了檢舉委員會，提出「把檢舉運動造成廣大的群眾運動」，從而把反腐敗斗爭引向高潮，造成了強大的聲勢和廣泛的群眾基礎。②把反腐敗斗爭與廉政建設結合起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先後制定並實施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一切重大的財政經濟問題都要經過代表會議討論，並受代表會議監督，真正體現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調動了人民群眾參加斗爭的積極性。中央蘇區還頒布了統一的稅收條例和細則，建立了預決算制度和會議制度等，便於群眾監督。③注重幹部的思想教育。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作報告說：「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斗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後還應用力。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1]
中央蘇區的反腐敗斗爭是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探索廉政建設的一次重要嘗試，為後來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後的廉政建設積累了重要經驗。
3.抗日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我黨領導人民在敵後和邊區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據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情況極為復雜。國民黨堅持「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在經濟上，根據地承認地主階級的剝削，鼓勵發展私營工商業。因此，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意識以及國民黨的思想作風必然會腐蝕我們的隊伍。革命隊伍中出現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極思想，繼而又出現貪污腐化現象。此類現象在基層政權中尤為嚴重。針對這種情況，陝甘寧邊區黨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中共中央《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立即執行。1939年8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制定了《懲治貪污條例（草案）》，其他各抗日根據地民主政府也都頒布了類似的條例法規等。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1939年受理貪污案件84件，1940年受理115件，1941年上半年又有36件。民主政府的反腐敗斗爭，收到了明顯效果。這次反腐敗斗爭的特點是：①執法嚴格，出擊有力。根據各抗日民主政府頒布的懲治貪污法規條例中的規定，貪污數目在1000元以上者，均處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例如，1933年參加革命的原陝甘寧邊區貿易局副局長（當時任清澗具張家畔稅務所主任）肖玉壁因貪污公款3050元，被判處死刑。因此，當地群眾稱陝甘寧邊區為獎廉肅貪的模範。民主政府的聲譽迅速傳遍全國，吸引了大批愛國志士奔赴延安，參加抗日。②共產黨員犯法，從重治罪。1937年10月5日，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槍殺了陝北公學學員劉茜同志。案發後，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大肆渲染「發生在延安的桃色事件」，引起不良影響。對此，一部分同志認為，黃克功從小參加紅軍，經過井岡山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對革命作過重大貢獻，在此民族危難之緊要關頭，應對他免除死刑。當地群眾也對此議論紛紛。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對此案件作了認真研究，經中共中央同意判處黃克功死刑，並召開公審大會以教育廣大幹部和群眾。毛澤東同志就此案給審判長雷經天的信中說：「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2]③把反腐敗與對幹部的廉政教育結合起來。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強調：「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範。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乾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3]後來，毛澤東又寫了《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等闡述革命人生觀的光輝篇章，教育黨員和幹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4.解放戰爭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派出大批官員下山「摘桃子」，任意將收復區的民有企業、私人房屋指為敵產加以沒收，而後據為己有。國民黨的這種貪污搶占風氣，不可避免地影響共產黨員中某些不堅定的分子。當時在新解放區也發生了一些貪污現象。因此，1946年7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指出：「必須檢查和糾正各地已經發生的貪污現象。」[4]1947年5月東北行政委員會頒布了《東北解放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隨後其他各大解放區也都頒發了同類條例。各條例首先明確規定貪污罪的界定范圍是：在土改中侵佔或竊取群眾斗爭果實者；繳獲敵人物資應交公而私行留用者；憑借政治地位或職權，勒索強占、強征、強募財物或受賄者；吞沒或盜賣公物、公糧、公產者等等。這些條例還規定了嚴厲的懲辦措施。如東北地區規定貪污2萬斤高粱米市價以上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晉冀魯豫規定貪污7000斤小米市價以上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各解放區嚴格執行懲辦貪污條例，懲辦了一批貪污犯罪分子。與此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新進行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紅軍時代創立的，根據各大解放區軍隊執行的情況，經過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於1947年10月以解放軍總部訓令形式重新向全軍頒發，要求深入教育、嚴格執行。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短短三年多的時間里，解放區黨政軍的反腐倡廉建設同國民黨統治區的貪污腐敗形成鮮明對比。共產黨深得群眾擁護，民心所向勝過百萬雄兵，這是中國共產黨能夠用小米加步槍打敗國民黨八百萬軍隊，奪取全國勝利的重要原因。
二、建國後的反腐敗斗爭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產黨從領導根據地解放區的局部政權轉變為掌握整個國家命運的執政黨，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也是共產黨面臨的比革命戰爭更加嚴峻的考驗。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民主人士黃炎培曾向毛澤東提出共產黨如何避免「始興終亡」的問題。毛澤東回答：依靠民主制度和人民群眾的監督。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時，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嚴肅地告誡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決議：對黨的領導幹部一不作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會後不久，黨中央由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遷往北平。毛澤東離西柏坡時登車後向周恩來風趣地說：我們要進京趕考。我們進北京，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1.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在歷史的轉折關頭，總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機分子是要掉隊的。新中國的成立使一部分黨員幹部產生了「革命到頭」的思想，表現為居功自傲，不求上進，貪圖享受，甚至走上貪污犯罪的道路。為此，中共中央於1950年5月1日發出了《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主要內容是整頓各級領導幹部中存在的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以及少數人的貪污腐化傾向，中心是加強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以保持黨的群眾基礎和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純潔性。這次整風根據延安整風的經驗，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學習文件，提高認識，自我檢查和組織幫助的方法，收到了一定效果，促進了國民經濟恢復和各項社會改革的進行。但是，仍有少數黨員幹部沒有接受黨的教育，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走上了腐化墮落的道路。他們勾結私商以各種手段侵吞、盜竊國家財物，有的收受賄賂，包庇資本家偷稅、漏稅。據不完全統計，1951年底僅中央人民政府系統的27個單位中就發現1760多人有貪污行為。同時在黨政軍機關和人民團體中的鋪張浪費、大吃大喝風氣也相當嚴重。
1951年10月天津專署一位幹部向河北省委揭發了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專員張子善嚴重違法亂紀，進行巨額貪污的事實，引起河北省委重視，並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立即批轉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認真研究，注意發現所屬單位的同類事件。
1951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一次黨內指示中指出：「反貪污反浪費一事，是全黨一件大事」，「我們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發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1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貪污斗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5]。指示強調「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是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隨後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到1952年2月底，全國共查出貪污1000萬元（相當於新幣1000元）以上的大貪污犯105916人，占貪污犯總人數的8.8%（總數為120多萬人），運動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52年2月1日，北京市舉行公審大會，宣判了總額為億元（相當於新幣10000元）以上的7名大貪污犯。中國畜產公司業務處副處長薛崑山（貪污23億元，相當於新幣23萬元）、公安部行政處副處長宋德貴（貪污6.4億元，相當於新幣6.4萬元）分別處以死刑和無期徒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開萬人公審大會，宣判全國解放初期最大的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挪用公款總計171.6272億元，相當於新幣171.6272萬元）死刑，震動了全國，成為共產黨執政後反腐敗的第一聲巨雷。
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案發，促使黨中央下決心發動「三反」運動，清除黨內已經滋長起來的腐敗現象，從而凈化了黨風和社會環境。這是一場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也是一場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移風易俗的群眾運動。此後，「奢侈浪費可恥，艱苦樸素光榮」的觀念深入人心，「為官不貪，為人民服務」的新風尚盪滌了舊社會的腐朽丑惡現象。

㈥ 現在中國開始瘋狂的反腐，是不是再為未來的戰爭做准備

不要戰爭，倒霉的永遠是老百姓。看看伊拉克等戰爭過後民眾的生活吧…

㈦ 為什麼說反腐倡廉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

丈夫總對妻子說「我堅決反對賣~淫~嫖~娼行為，堅決支持專一性~生~活」!可這么多的性~工作者又是哪個男人養活的呢?說白了就是一句為了繼續征服對方的一句謊言!。。。杜絕腐敗不是靠打和反的，必須靠制度與機制!不改變現有的制度與機制腐敗現象將永在世界，所謂的廉潔奉公只是統治階級給被統治者畫的一張吊胃口的餅!

㈧ 我黨在「反腐倡廉」方面經歷了哪幾個歷史階段

一、建國前的反腐敗斗爭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誕生到1949年成為全國執政的黨，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和地下斗爭時期。艱苦的斗爭環境，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忠於黨的事業，勤政廉潔的好黨員、好乾部；另一方面，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關頭，也都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和投機革命的人，在剝削階級思想影響下走上腐敗道路。因此，我們黨一貫重視自身隊伍的建設，堅決抵制剝削階級影響，防止和清除黨內的腐敗現象。

1. 大革命時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國共兩黨實行合作，中國共產黨的隊伍有了迅速發展，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400餘人猛增到1925年的3萬餘人。隨著黨員隊伍的擴大，難免混進一些投機分子，他們趁革命高潮之機撈取個人利益。因此，中共中央於1926年8月4日發出了《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漲時，許多投機腐敗分子均會跑到革命隊伍中來，一個革命黨若是容留這些不良分子，必定會使黨陷於腐化，不僅不能執行革命任務，且將為群眾所厭棄。所以應該堅決地清洗這些不良分子，同他們作堅決的斗爭，才能鞏固革命營壘，才能樹立起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這個《通告》是我黨頒布的第一個懲治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黨在幼年時期就十分警惕剝削階級思想對黨的腐蝕，並鄭重表示黨對腐敗現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時期的反腐倡廉斗爭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部隊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進軍，迅速開辟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形成了比井岡山時期更加高漲的革命局面。但是，隨著紅軍戰爭的勝利發展，在紅四軍黨內、軍內以及根據地政權中也逐漸產生了某些消極腐敗現象。有的人不願意在艱苦的鄉村創建根據地，要紅軍開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還有少數人置軍令軍紀於不顧，帶著錢財，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這些消極腐敗現象嚴重影響紅軍戰爭和根據地政權的存在和發展。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決議》除對建黨建軍的基本原則做了明確規定外，還提出了黨和軍隊幹部的廉政建設問題。《決議》分析了紅四軍黨內、軍內出現的一些消極腐敗現象，如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享樂主義、平均主義等，指出它的結果將會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擔負不起斗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決議》著重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要求用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瑞金紅色政權的建立，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為人民服務的廉潔政府，它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同反動派進行斗爭的政治保障。但是，由於復雜的歷史和社會原因，在蘇維埃政府中也有少數幹部滋生了消極腐敗現象。他們亂用公款，揮霍浪費，甚至發生貪污犯罪現象。當時瑞金縣機關一個月內用紙費達200餘元（銀元），燈油費126元；該縣財政部會計科科長唐某侵吞各軍政機關交來的餘款、糧票等，合銀元共2000餘元。這不僅破壞了黨的優良傳統，敗壞了人民政府的聲譽，而且給革命根據地財政帶來很大困難。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員會發布了《幫助紅軍戰爭，實行節儉經濟運動》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開展反對貪污浪費的斗爭，「驅逐各地政府中的貪污分子出蘇維埃」。1933年1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又發布《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規定了「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等具體懲治條例。這場斗爭歷時二年零八個月，到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時止。這次反腐敗斗爭的特點是：①充分依靠群眾。1932年3月中央蘇維埃政府成立了檢舉委員會，提出「把檢舉運動造成廣大的群眾運動」，從而把反腐敗斗爭引向高潮，造成了強大的聲勢和廣泛的群眾基礎。②把反腐敗斗爭與廉政建設結合起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先後制定並實施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一切重大的財政經濟問題都要經過代表會議討論，並受代表會議監督，真正體現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調動了人民群眾參加斗爭的積極性。中央蘇區還頒布了統一的稅收條例和細則，建立了預決算制度和會議制度等，便於群眾監督。③注重幹部的思想教育。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作報告說：「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斗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後還應用力。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

中央蘇區的反腐敗斗爭是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探索廉政建設的一次重要嘗試，為後來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後的廉政建設積累了重要經驗。

3.抗日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我黨領導人民在敵後和邊區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據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情況極為復雜。國民黨堅持「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在經濟上，根據地承認地主階級的剝削，鼓勵發展私營工商業。因此，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意識以及國民黨的思想作風必然會腐蝕我們的隊伍。革命隊伍中出現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極思想，繼而又出現貪污腐化現象。此類現象在基層政權中尤為嚴重。針對這種情況，陝甘寧邊區黨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中共中央《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立即執行。1939年8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制定了《懲治貪污條例（草案）》，其他各抗日根據地民主政府也都頒布了類似的條例法規等。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1939年受理貪污案件84件，1940年受理115件，1941年上半年又有36件。民主政府的反腐敗斗爭，收到了明顯效果。這次反腐敗斗爭的特點是：①執法嚴格，出擊有力。根據各抗日民主政府頒布的懲治貪污法規條例中的規定，貪污數目在1000元以上者，均處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例如，1933年參加革命的原陝甘寧邊區貿易局副局長（當時任清澗具張家畔稅務所主任）肖玉壁因貪污公款3050元，被判處死刑。因此，當地群眾稱陝甘寧邊區為獎廉肅貪的模範。民主政府的聲譽迅速傳遍全國，吸引了大批愛國志士奔赴延安，參加抗日。②共產黨員犯法，從重治罪。1937年10月5日，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槍殺了陝北公學學員劉茜同志。案發後，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大肆渲染「發生在延安的桃色事件」，引起不良影響。對此，一部分同志認為，黃克功從小參加紅軍，經過井岡山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對革命作過重大貢獻，在此民族危難之緊要關頭，應對他免除死刑。當地群眾也對此議論紛紛。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對此案件作了認真研究，經中共中央同意判處黃克功死刑，並召開公審大會以教育廣大幹部和群眾。毛澤東同志就此案給審判長雷經天的信中說：「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③把反腐敗與對幹部的廉政教育結合起來。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強調：「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範。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乾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後來，毛澤東又寫了《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等闡述革命人生觀的光輝篇章，教育黨員和幹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4.解放戰爭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派出大批官員下山「摘桃子」，任意將收復區的民有企業、私人房屋指為敵產加以沒收，而後據為己有。國民黨的這種貪污搶占風氣，不可避免地影響共產黨員中某些不堅定的分子。當時在新解放區也發生了一些貪污現象。因此，1946年7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指出：「必須檢查和糾正各地已經發生的貪污現象。」1947年5月東北行政委員會頒布了《東北解放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隨後其他各大解放區也都頒發了同類條例。各條例首先明確規定貪污罪的界定范圍是：在土改中侵佔或竊取群眾斗爭果實者；繳獲敵人物資應交公而私行留用者；憑借政治地位或職權，勒索強占、強征、強募財物或受賄者；吞沒或盜賣公物、公糧、公產者等等。這些條例還規定了嚴厲的懲辦措施。如東北地區規定貪污2萬斤高粱米市價以上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晉冀魯豫規定貪污7000斤小米市價以上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各解放區嚴格執行懲辦貪污條例，懲辦了一批貪污犯罪分子。與此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新進行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紅軍時代創立的，根據各大解放區軍隊執行的情況，經過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於1947年10月以解放軍總部訓令形式重新向全軍頒發，要求深入教育、嚴格執行。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短短三年多的時間里，解放區黨政軍的反腐倡廉建設同國民黨統治區的貪污腐敗形成鮮明對比。共產黨深得群眾擁護，民心所向勝過百萬雄兵，這是中國共產黨能夠用小米加步槍打敗國民黨八百萬軍隊，奪取全國勝利的重要原因。

二、建國後的反腐敗斗爭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產黨從領導根據地解放區的局部政權轉變為掌握整個國家命運的執政黨，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也是共產黨面臨的比革命戰爭更加嚴峻的考驗。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民主人士黃炎培曾向毛澤東提出共產黨如何避免「始興終亡」的問題。毛澤東回答：依靠民主制度和人民群眾的監督。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時，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嚴肅地告誡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決議：對黨的領導幹部一不作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會後不久，黨中央由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遷往北平。毛澤東離西柏坡時登車後向周恩來風趣地說：我們要進京趕考。我們進北京，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1. 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在歷史的轉折關頭，總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機分子是要掉隊的。新中國的成立使一部分黨員幹部產生了「革命到頭」的思想，表現為居功自傲，不求上進，貪圖享受，甚至走上貪污犯罪的道路。為此，中共中央於1950年5月1日發出了《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主要內容是整頓各級領導幹部中存在的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以及少數人的貪污腐化傾向，中心是加強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以保持黨的群眾基礎和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純潔性。這次整風根據延安整風的經驗，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學習文件，提高認識，自我檢查和組織幫助的方法，收到了一定效果，促進了國民經濟恢復和各項社會改革的進行。但是，仍有少數黨員幹部沒有接受黨的教育，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走上了腐化墮落的道路。他們勾結私商以各種手段侵吞、盜竊國家財物，有的收受賄賂，包庇資本家偷稅、漏稅。據不完全統計，1951年底僅中央人民政府系統的27個單位中就發現1760多人有貪污行為。同時在黨政軍機關和人民團體中的鋪張浪費、大吃大喝風氣也相當嚴重。

1951年10月天津專署一位幹部向河北省委揭發了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專員張子善嚴重違法亂紀，進行巨額貪污的事實，引起河北省委重視，並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立即批轉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認真研究，注意發現所屬單位的同類事件。

1951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一次黨內指示中指出：「反貪污反浪費一事，是全黨一件大事」，「我們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發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1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貪污斗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5]。指示強調「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是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隨後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到1952年2月底，全國共查出貪污1000萬元（相當於新幣1000元）以上的大貪污犯105916人，占貪污犯總人數的8.8%（總數為120多萬人），運動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52年2月1日，北京市舉行公審大會，宣判了總額為億元（相當於新幣10000元）以上的7名大貪污犯。中國畜產公司業務處副處長薛崑山（貪污23億元，相當於新幣23萬元）、公安部行政處副處長宋德貴（貪污6.4億元，相當於新幣6.4萬元）分別處以死刑和無期徒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開萬人公審大會，宣判全國解放初期最大的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挪用公款總計171.6272億元，相當於新幣171.6272萬元）死刑，震動了全國，成為共產黨執政後反腐敗的第一聲巨雷。

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案發，促使黨中央下決心發動「三反」運動，清除黨內已經滋長起來的腐敗現象，從而凈化了黨風和社會環境。這是一場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也是一場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移風易俗的群眾運動。此後，「奢侈浪費可恥，艱苦樸素光榮」的觀念深入人心，「為官不貪，為人民服務」的新風尚盪滌了舊社會的腐朽丑惡現象。

㈨ 十八大以來我國反腐取得哪些成就

成就一：
高層親自推動。
成就二：
密集出拳①查辦②約談③巡視④清退會員卡⑤網路舉報監督專區。
十八大以來，中紀委頻頻出手,打出一套查辦、約談、巡視、清退會員卡等環環相扣的密集組合拳，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成就三：
群眾參與，形成反腐的人民戰爭。網路反腐成效顯著。情婦反腐成為利器。實名舉報不斷涌現。中國新聞網

拓展資料：

反腐倡廉，亦稱「懲腐倡廉」。即反對腐敗，倡導廉政。政治倫理學術語，屬政治道德范疇。廉政建設的基本內容。思想道德建設的集中體現。要廉政就必須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中國共產黨歷來堅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經濟體制轉換的改革開放的時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行動綱領。

2014年12月19日，由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商務印書館等主辦的「漢語盤點2014」年度字詞今揭曉， 「反腐」列年度國內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