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抗戰時國軍裝備如何
國軍裝備參差不齊，個別財力強的部隊能夠買到當時世界一流的裝備，比如宋子文的稅警團和龍雲手下滇軍的幾支主力，東北軍整體裝備最好，中央軍裝備整體上還可以，和日軍沒有代差，部分項目甚至要強於日軍，但是某些窮的雜牌就差的厲害了，比如黔軍、川軍和西北軍。
但是就整體而言，國軍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絕大部分裝備都沒有自產能力，基本依靠進口，國軍各派系中，只有東北軍和晉綏軍擁有一定的軍工生產能力，其中東北軍最強，能夠自產絕大部分自己所需要的裝備，而且技術水準不弱。晉綏軍雖然有能力自產，但是質量非常差。從而導致東北淪陷後，幾乎所有國軍的裝備都是一次性的，後續維護補給都要依靠進口，一旦進口通道被截斷，許多裝備尤其是全部重裝備立刻就失去補充，很快就被損耗殆盡。而國府自己又不思進取，不但沒有下力氣建設自己的軍工能力，反而各種手段打擊民族工業，導致本國重工業受到嚴重打壓。以鋼鐵產量為例，清末中國的鋼鐵產量已經突破了三十萬噸，北洋時期也始終保持在24萬噸以上，經過國府黃金十年後，很快跌破了十萬噸，到了1941年，跌破7萬噸，1942年時進一步跌破五萬噸，這個鋼鐵產量還不如唐朝，而這時正是抗戰最激烈的時候。整個抗戰八年，國府名下的大把兵工廠，連一門火炮都沒有能夠造出來，連在太行山山洞裡貓著的共黨兵工廠，都能用鐵軌鋼仿造出了92步兵炮，國府在經濟上的無能，可見一斑。
㈡ 抗日的時候為什麼我們裝備差，而日本人裝備那麼好
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當時的工業基礎太差，當時中國的鋼鐵產量只有可憐的四萬噸，是日本的幾十分之一，而918事變之後不僅中國的鋼鐵煤炭基地大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東北的鋼鐵煤炭產量當時佔全國的4/5)，就連全國兩大軍工企業之一的沈陽兵工廠也被鬼子佔領了。當然一些國民黨軍的武器裝備也不差，有很多性能比小鬼子的還好很多，關鍵在於不配套，發揮不出真正的威力，如淞滬會戰時國民黨調上去了一個德式重炮團，沒幾下就把小鬼子打得連還手都沒法還了，可惜不一會兒就把炮彈打完了，大炮又不能拼刺刀，只能幹瞪著眼挨打。輕武器也是這樣，因為當時的槍和子彈的口徑不統一，子彈和配件都沒法替換，如果你的子彈打完了，就算旁邊還有一大堆，可子彈的口徑不一樣你也沒辦法。要說武器裝備最差的還是八路軍，因為我軍當時根本沒有軍工企業，所需的武器裝備全部靠繳獲，不用說沒有重武器，就連槍也是「萬國造」德日美英法蘇瑞士本國等都有，而且很多槍當時槍齡很老的老爺貨，膛線都快磨平了，那玩意兒子彈打出二三十米後就沒准了，就不用說殺傷力了，而且子彈奇缺，抗戰初期國民黨還給我軍多少補充一點彈葯（總數約120萬發，而國民黨軍在抗戰中消耗的子彈數為17億多發、炮彈960萬發、手榴彈和槍榴彈2360萬枚，平均消耗2000發子彈、30枚手榴彈和12發炮彈斃傷一個鬼子，蘇軍在二戰中平均消耗1300發子彈、9枚手榴彈、30發炮彈和230公斤航空炸彈才斃傷一個德軍），這還不算，我129師出征誓師時全師9000多人，卻只有3000多支槍，配備刺刀的僅96支，而且我八路軍總部還曾下過不準部隊與老百姓爭榆樹皮吃的命令，我們可以從中想像出我軍當時的條件有多麼艱苦。
㈢ 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為什麼總是打不過日本是裝備不如他們嗎
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打不過日本軍隊，這其中有很多原因。
國民黨軍隊的領導人問題。 抗戰爆發前，國民黨的中央軍整編了幾十個德式裝備的師。這些都是國軍的精銳部隊。淞滬會戰期間，蔣介石把這些精銳部隊投入戰斗，期間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上海沒有保住。這些部隊遭到巨大損失，又沒有德國武器的補充，造成日後國民黨軍隊對日作戰很被動。
國民黨軍隊有一些將領貪生怕死。 其中比較出名的是劉峙。抗日戰爭爆發後，他任國民黨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集團軍司令。日軍佔領平津後沿平漢路南犯時，率部在正面抵抗，未經激烈戰斗便自行退卻，十餘天內潰退千里，被稱為「逃跑將軍」。還有那個孫元良，在南京保衛戰中，作為最精銳部隊的第87師（全部德式裝備）最高指揮官孫元良卻拋棄部隊並成功逃亡。他被蔣介石認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試想，國民黨當中有這些人存在，打不過日本是很正常的。
國民黨軍隊一些將領貪污腐化。據說用國軍將領貪污的錢買武器可以裝備100個機械化師。而抗戰初期，中國還沒有一個機械化師。
國民黨軍隊一些將領為了保存實力，消極抗戰。看看台兒庄戰役中湯恩伯集團的表現。還有韓復榘，1937年冬，日軍進攻山東時，他為了保存實力，不戰而放棄濟南。
國民黨軍隊對日作戰很被動，不去主動的尋找殲敵的機會，很多偷襲日軍的機會白白的浪費掉了，我們也幾乎看不到國民黨軍隊偷襲日軍的例子。
國民政府不走全民抗戰路線，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來抗日。這也難怪他們，這是他們的性質決定的，他們不會發動人民去抗戰，因為人民的力量壯大了，日後會威脅到國民黨的統治。
還有很多 如抗戰初期的中國戰區國軍兵力布置的不科學，抗戰期間國民黨軍時不時剿共…… 這些都會成為消極因素。
個人覺得武器裝備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為抗戰後期國民黨軍隊陸續裝備美式武器。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是計劃用美式武器裝備國民黨軍隊，用中國的人、美國的武器打敗日本，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美國人的傷亡，事實上，國民黨軍隊的表現多少令羅斯福失望，不知何年何月才打敗日軍。所以才有後來的美國請求蘇聯出兵東北，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的結局。有美式武器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是可以把日軍趕出中國的，只不過抗戰的時間會更長一些。
㈣ 請問，抗戰期間國民黨為什麼使用的都是德國裝備
一、魏瑪共和國時代早期的中德關系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使德國從世界一流強國的位置上跌落下來，海外市場與殖民地被以英法為首的戰勝國剝奪殆盡，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由於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代表的強烈反對，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中國代表沒有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對巴黎和會和《凡爾賽和約》的共同不滿，使德國積極謀求與中國、美國等非凡爾賽和約國家接近，試圖重塑昔日的大國地位。1920年7月，德國前駐華總領事卜爾熙（von Borch）作為政府代表，來華與中國政府談判恢復外交關系、重建兩國通商關系事宜。德國方面表示，盡管中國未簽署《凡爾賽和約》，德國仍將承認和約第128~134款中關於德國完全放棄前帝國在華特權的規定。1921年5月20日，中德兩國正式簽訂《中德協約》，宣布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恢復友好和商務關系；德國放棄了在華領事裁判權，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原則。
在政治關系改善的推動下，中德經貿關系很快得到了相當的恢復和發展。到1925年，德國自中國的進口達2.29億馬克，遠遠超過戰前水平；出口為1.18億馬克，恢復到戰前水平的90%，其中以軍火貿易最為興盛。據中國海關統計，僅1925年，德國船運來華的武器總價值就達1300萬馬克，超過全部外國武器進口值的一半以上，而這還不包括走私和通過第三國轉口的武器。德國公司也獲得了一些兵工廠的建設合同，雲南昆明兵工廠、沈陽化學兵工廠均是由德國人設計建立的。
1921年9月，德國擬在廣州重開領事館。副領事瓦格納（Wilhelm Wagner）於9月25日對孫中山作禮節性拜訪，談話中，孫中山提出了與德國合作問題，希望能得到德國的承認和支持。盡管瓦格納對孫中山抱有好感，並對其聯德思想十分感興趣，但他認為：「從整體考慮，特別是考慮到同北京政府的關系，對此我們要妥善處理。」卜爾熙亦認為，與孫中山的南方政權只能保持非官方關系。對孫中山在德國招募顧問和游說德國企業家等活動，德國也表示不會給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們已經承認的北京政府的誤解」。
1921年~1924年間，孫中山積極聯德，三派代表赴德游說，並與前後三位德國駐廣東領事反復交涉，卻都收效甚微。德國官方一直未接受孫中山的倡議，只是在非官方的框架內對其經濟設想提供了有限的支持。盡管孫中山的聯德構想未獲實現，但其這一主張卻「為後來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發展對德關系定下了基調，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二、20世紀30年代的中德關系
1925年2月28日，魏瑪德國第一任總統艾伯特因病去世。4月26日，興登堡當選為魏瑪共和國第二任總統。1928年8月17日，魏瑪德國宣布承認南京國民政府。中德雙方的關系亦從此邁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1928年11月，德國陸軍前上校馬克斯·鮑爾（Max Bauer）率領一個由他組織的25人的顧問團來到南京，以私人身份受雇於蔣介石政府，協助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建設。這個25人的顧問團包括10位負責軍事訓練的軍官、6位軍械後勤軍官、4位警政專家和5位經濟、市政管理、鐵路管理、醫療、化工方面的專家，以「幫助蔣介石消滅各地軍閥，把中國變成德國的市場」。
從1928年鮑爾來華任職至1938年希特勒德國撤回所有在華顧問為止，總共有135名德國軍事顧問受到官方的認可，被派往南京國民政府任職，其中還不包括8名文職顧問和許多省級軍事、技術專家。這些德國軍事顧問大多數是普魯士帝國軍隊以及後來的國防軍參謀總部的軍官，他們的在華活動與德國的經濟、政治領導集團利益緊密聯系，在重新恢復德國自《凡爾賽和約》以後失去的在華經濟和政治影響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國的對華政策還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目標，因而當時軍事顧問團的活動也沒有完全同國防軍或德國政府的官方政策結合起來。第一任軍事顧問鮑爾上校對於國民政府的軍隊現代化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建議下，南京政府成立了一個教導隊，轄有一個步兵隊、一個重兵器隊、一個炮兵隊和一個通信隊，裝備德國兵器，並以德國顧問指導訓練，是國民黨軍隊中多兵種現代化部隊的胚胎。教導隊初建時為一個團，1930年擴為教導師，爾後又擴編為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師，不僅武器，甚至連軍樂隊的鼓號都由德國提供，成為蔣介石嫡系部隊的中堅力量。
鮑爾不僅在國民黨軍隊現代化上做出貢獻，還在德國鋼鐵和化學工業對華貿易的增長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鮑爾率領的顧問團中，經濟與技術專家占據了核心地位。他在給蔣介石的「整理中國陸軍建議書」中就申明，中國「必須先有完整的軍火工業、交通、電訊、郵政，甚至市政與衛生設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現代化之國軍均將受其阻礙」。鮑爾利用自己的顧問身份，多次與在華的德國法本化學公司、史蒂夫斯道夫辛迪加等著名大公司的代表直接會談，商討拓展兩國貿易問題，並使德國大壟斷財團直接與蔣介石取得了聯系。1929年3月，德國工業家協會主席、法本公司總裁杜伊斯博格來華訪問，同蔣介石進行會談，表示德國工業界樂於同南京政府直接打交道，共同發展兩國貿易。在鮑爾的建議和陪同下，蔣介石派出了陳儀為首的中國考察團，專赴德國考察政治、軍事及軍工技術，並與克虜伯、西門子等大公司簽訂購買了價值近100萬德國馬克的武器和軍需品的意向性合同。
1929年10月開始的經濟危機在美國首先爆發。美國在戰後將大量資金借給急需經濟復興而資金匱乏的歐洲各國，一舉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為了應付經濟危機，美國開始從歐洲抽回資金，由此使得歐洲的經濟基礎產生了動搖。歐洲的經濟危機便於1931年5月率先在嚴重依賴美國資金的奧地利和德國爆發。在此之前，德奧曾擬建德奧關稅同盟以共同應付經濟危機，但遭到法國的堅決反對。5月11日，占奧地利銀行業務近2/3的奧地利信貸銀行宣告破產；7月13日，德國三大銀行之一的達姆斯達特銀行宣布倒閉，至8月5日，德國所有銀行均關閉。德國國內工人運動迭起，魏瑪政權搖搖欲墜，極端政治力量紛紛登場，布呂寧政府被通貨膨脹、財政崩潰和大規模失業等社會問題攪得焦頭爛額，此一時期德國的外交政策帶有較為明顯的「保守合作，低調參與」的色彩，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也刻意地保持了中立態度。10月10日，德國外交次長畢樓（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在日內瓦對德國駐國聯公使莫提烏斯（Gerhard von Mutius）說：「德國對待滿洲事變的態度原則上應該在華盛頓九國公約的框架內，應盡量少參與。」
從艾伯特總統時代起，魏瑪德國對中日一直採取的是等距離外交的政策，不願開罪其中任何一方，以保證本國利益的最大化。盡管德國政府小心翼翼地在九一八事變後的國際輿論中保持中立，甚至通過輿論將公眾支持中國的思想導向中立，1932年初，日本各大報紙還是猛烈抨擊了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參加了中國方面一二八抗戰的軍事行動，使得德國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上討好日本。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關東軍扶植的偽滿洲國建立，日本駐德國大使小幡酉吉多次造訪德國外交部，在不同場合提議建立兩國在滿洲的紀念館及合作關系。德國方面表示接受提議，但又「絕不採取任何特別的主動」，很顯然，德國不想因承認偽滿問題而得罪中國這個從經濟上來說更為有利的亞洲夥伴。以1930年來說，德國與中日兩國的貿易總額分別是3.475億帝國馬克和2.34億帝國馬克，德國的油脂工業幾乎完全依賴中國滿洲里的大豆出口。9月14日，小幡酉吉又向德國外長牛賴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提交了一份關於請求德國承認偽滿的備忘錄，牛賴特推說要經外交部商議才能答復，但此事隨著巴本內閣的倒台而不了了之。
1933年1月，興登堡總統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巴本為副總理組成新內閣。隨著希特勒的上台，德國的內政外交亦有了新的變化。在自傳式的作品《我的奮斗》中，希特勒提出要為亞利安民族爭取「生存空間」、土地、資源，德國必須向外擴張，而擴張的手段就是對外戰爭。無疑，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無戰略構想的消耗戰對德國是相當不利的，希特勒設計了一種新的不同類型的戰爭——閃電戰爭。這種戰爭需要做兩件事：迅速重整軍備和把潛在的敵國一一孤立起來，利用暫時的軍事優勢來進行一場短期的對敵各個擊破的戰爭。這樣的戰爭將擴大德國的人口和工業基地，使德國軍隊取得有用的經驗，並把潛在的敵國嚇唬住，從而加強德國，以便進行下一場這樣的戰爭。
在希特勒的戰略構想中，中國和日本均佔有一席之地。中國作為德國在遠東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原料供給者，是德國許多重要戰略資源諸如鎢、銻、錳、鉛、大豆、棉花的來源，也是德國工業產品的重要市場，同時德國可以從對華貿易中得到其缺乏的大量外匯。而日本則是德國藉以牽制蘇聯勢力、吸引英國在遠東注意力的重要籌碼，德日雙方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共同不滿使得日本成為德國一個潛在的盟友。另外，希特勒的外交重心主要放在歐洲，只要中日兩國保持和平關系，德國與這兩國的關系就不構成難題。因而在希特勒掌權初期，德國對中日兩國仍然實行魏瑪政府的「等距離外交」原則。
1933年夏，前德國陸軍上將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訪問中國，隨後又於次年4月受聘於南京國民政府，擔任蔣介石政府的局勢總顧問。塞克特曾任德國國防軍參謀長、總司令，在《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只能保有10萬陸軍的情況下保佑並整頓了德國國防軍，並因此獲得了「國防軍之父」的稱號。包括丘吉爾在內的很多人認為，戰後德國的大裁軍事實上是歐洲安全的一個隱患，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德國軍隊的精英化，而塞克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塞克特同德國軍界、政界和經濟界上層人物關系密切，他將中國軍隊的重整工作交給自己的副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處理，本人則致力於軍事工業及軍火貿易，在其1933年6月30日遞交蔣介石的《陸軍改革建議書》中就大肆鼓吹武器的作用，但中國兵工廠目前提供的裝備遠不能滿足需要，「在歐洲軍火公司的幫助下」，中國將能順利建立起軍火工業。1934年5月，蔣介石做出決定：今後將只購買德國軍火，並授權塞克特與軍政部工兵署署長俞大維磋商決定購買軍火的種類和數量。不久，塞克特將德國在華軍火商漢斯·克蘭（Hans Klein）引薦給蔣介石，有意使其作為援華建軍計劃的執行人。
1934年1月24日，克蘭在柏林創辦私人有限公司合步樓（Hapro，「工業產品商貿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strielle Prokte的德文縮寫），總資本20萬馬克，克蘭獨資19萬馬克，主要貿易對象是發展同中國的軍火和戰略性原料貿易。早在與蔣介石政府就合作問題談判之前，克蘭已經就軍火貿易與粵系軍閥陳濟棠簽署了《中德交換貨品合約》和《浥江口各兵工廠建築物承建合約》，分別價值5490800港幣和657000港幣。事實上，合步樓公司的成立是得到德國軍政部（後改稱國防部）的暗中支持的。一個間接的證據就是，隨著《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的簽署，克蘭及其合夥人將合步樓的全部股權轉讓給軍政部，同年，德國超越英、法、日，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
8月23日，經過歷時4個星期的談判，克蘭與國民政府代表孔祥熙在南京秘密簽訂了《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開始了以德國的工業產品、武器裝備、機器設備、技術、人員等換取中國農礦產品和原料的易貨貿易。但由於克蘭與陳濟棠的秘密協約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在1936年3月底德國軍政部停止向廣東當局運送軍備後，中德雙方遂於4月8日在柏林簽訂了《德華信用貸款合同》，德國政府給予中國政府以貨物信用借款1億馬克，並且規定德國政府將1億貸款交由德意志銀行與中國中央銀行執行雙方貨物互換的付款業務。從此，南京國民政府由資源委員會籌集鎢、銻等礦產，中央信託局籌集桐油、生絲等農產品，來交換大批的德國軍火、兵工廠及重工業設備。
中德易貨貿易對德國的意義是深遠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疆界內，煤炭是德國唯一能夠自給自足的戰爭原料，85%的石油、80%的鐵礦、70%的銅、90%的錫、95%的鎳、98~99%的鎢和銻，以及20%的糧食來自國外。隨著德國於1933年10月相繼推出國際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希特勒擴軍備戰的意圖也日趨緊迫，為了賦予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缺乏的那種經濟持久耐力，必須對國家的生產能力進行有計劃的、長期的動員，並為應付一場突發的持久而「全面」的戰爭貯存原料，而《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的正式實行則為德國達到了這個戰略目的。合同簽訂之後，希特勒通過塞克特致函向蔣介石轉達謝意，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國防部長布隆堡也致函蔣介石等人表示祝賀。自此，中德關系進入了所謂的「蜜月時期」。英國報紙對此評論道：「同其他列強關系相比，中國同德國關系更加密切，無論在經濟、政治上，還是軍事關繫上，德國人都獨占鰲頭。」30年代晚期，英國外交部一位官員這樣評論德國的對外貿易：
德國用計帳結算方式從瑞典買進一千噸鐵砂，來煉出五百噸鐵。德國用易貨方式從中國買進十噸鎢，又用計帳結算方式從土耳其購進二十噸鉻砂。德國用這些沒有花一分錢現金買來的材料煉出五百噸優質鋼。德國用本國的輔助原料、燃料、電力、勞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說）十輛坦克、兩部渦輪機和一百台打字機。坦克投入現役；德國（因為它的坦克幾乎已足夠了）就把去年型號的四輛坦克調出來供出口。其中兩輛賣給中國，兩輛賣給土耳其；德國人不僅付清了鎢和鉻的價款，而且還換得十大捆棉花和一百噸黃豆。渦輪機賣給瑞典，抵償了鐵砂的價款之後還有餘。九十九台打字機在英國出售，得二百英鎊，用以購買無法用記賬結算方式購得的較少量原料，如椰仁等。這樣一來，德國陸軍就獲得十輛嶄新的坦克，以替換四輛過時的舊坦克；德國工業獲得十大捆棉花、一百噸黃豆、一架打字機（困難時期，力求節約）和二百英鎊的椰仁，買了這一切而不損失任何外匯。誠然，德國就不需享用土耳其軟糖和中國燕窩湯，因為土耳其棉花和中國鎢對德國更為重要。但它增加了六輛坦克，能使一千名工人有兩個月的工作；既然瑞典要收取鐵砂的代價，就不得不購進德國的渦輪機，而瑞典也許更想買英國的渦輪機。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中德政府之間的密切合作與往來也為中國的抗戰准備做出了貢獻。德國的軍事顧問團幫助國民政府整軍建軍，加快了國民政府軍事現代化的步伐，增強了國民黨軍隊的軍事素質，提高了國民黨軍隊的綜合作戰能力。至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大約有30萬軍隊經過德國顧問的訓練和重新武裝——其中絕大部分是蔣介石的直屬部隊，其中又以在塞克特建議下組編的「德式中央軍」（Germantrained Chinese Central Army）最為精銳，其餘176個師團大多僅由輕步兵組成，裝配的武器也僅有來復槍、輕機槍和迫擊炮。在抗日戰爭中，這些新式部隊構成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主力和中堅力量。
另外，德國軍隊事顧問直接為中國抵抗日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戰略和戰術提議，並部分參加了中國的對日作戰。尤其是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對抗日戰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35年8月20日，他不顧德國外交部的反對，專門寫成《法肯豪森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呈送蔣介石，對中國抗日提出了若干建議。甚至在1938年5月德國政府勒令所有在華的德籍顧問返國時，他也拒不從命，直至希特勒政府以其在德國境內的家人安全為要挾，才於同年7月離華。
最後，德國對華輸出的大量軍火，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國武器裝備落後的狀況，增強了中國的抗戰實力；德國還為中國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建設提供了機器設備、技術、資金等方面的支持，為中國持久抗戰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三、七七事變後中德關系的轉變
1936年11月德日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一事曾經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關注和不安，蔣介石以各種方式和渠道多次向德國詢問德日協定中是否有關繫到中國的秘密條款，並得到德國方面的保證，即德日協定僅僅是防共反蘇性質，不會影響中德貿易和合作關系。1936年12月28日，德國國防部長布隆堡還專門致電蔣介石，祝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937年6月孔祥熙訪德時向希特勒否認中國存在共產主義威脅的說法，希特勒向前者表示德中之間僅是商業關系，德國在遠東沒有任何政治上領土上的目的，德國唯一的願望就是開展商業活動。
1937年7月7日，日軍製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這一重大事件上，德國事先沒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消息，因而感到十分困惑和震驚，一時在外交政策上無法達成一致。最初，德國附和英美，發表聲明指責日本違背了《非戰公約》，希望中日兩國盡快談判，解決爭端。7月20日，德國外交部公開宣稱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態度，並且私下對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國會贊成日本的行動」。就這一問題，德國政府內部也有分歧。大致說來，國防部長布隆堡、外交部長牛賴特和經濟部長沙赫特是親華的，里賓特洛甫及其所轄的「里賓特洛甫辦事處」是熱烈親日的，對外政策部的興趣只集中於阿富汗，納粹黨國外組織部對這一問題甚至沒有明確的傾向和方針，戈林本人是同情日本的，但又對在華貿易的巨額利潤很感興趣，因而舉棋不定。就希特勒本人來說，他對日本毫無預兆地同中國開戰感到惱火。德國不願支持日本，尤其在蔣介石向德國表示了堅定的抗日決心之後，希特勒害怕偏袒日本會把中國推向蘇聯的懷抱，從而增強後者的力量；而如果中日戰爭變成一場持久戰，則無疑會減少日本對德國的價值，西方諸國和蘇聯就有可能在歐洲自由採取行動。此外，德國也不願因為支持日本過早地同英美發生沖突，因此仍寄希望於雙方通過協商解決沖突。
7月22日，日本再次向德國提出停運軍火來華並撤回在華軍事顧問，德國政府則表示這些貿易和僱傭關系都是私人身份的，政府無法阻止。德國官方向中國表示，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與中日沖突沒有任何關系。8月10日，沙赫特在柏林對再次來訪的孔祥熙說，「只要中日部正式宣戰，中德間的所有合同繼續有效」。
8月13日，日本進攻上海，中日間的全面沖突不可避免，德國開始意識到調和政策無濟於事。但此時德國內閣中，牛賴特、布隆堡和沙赫特等人均認為德國挑起世界大戰的時機尚未成熟，公開聯合日、意對抗英美蘇法未免失之過早。因此希特勒的對華政策盡管有了調整，但在遠東仍繼續推行中立政策。8月16日，希特勒在會見牛賴特與布隆堡時表示，他「原則上堅持同日本合作的觀點」，但將繼續對中國提供武器，由中國用德國所急需的原料和外匯來償付。據統計，抗戰初期中國對日作戰軍火的80%左右來自德國。
1927年8月21日，蘇聯主動與中國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為在抗戰初期唯一公開援華抗日的國家，它給蔣介石政府以物資、技術、人力等方面的抗日援助後，蔣介石對蘇聯政府表示了熱誠歡迎和贊譽。中蘇的接近使得希特勒極為惱火，同時也同日本合作的觀點更加堅定，因為「遠東問題並非首要，德國也沒有必要冒險支持中國，得罪日本」。9月3日，孔祥熙直接致函希特勒，為中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進行解釋，聲明此舉只是中國抗日戰略的需要，中國絕不會倒向共產主義。但是，這番解釋沒能打動希特勒。
隨著戰爭的持久化，日本迫於形勢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企圖利用外交手段押赴中國。10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會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表示願意同中國談判，並希望德國能從中斡旋。於是，從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中旬，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間奔走，充當「傳信人」的角色。在陶德曼調停期間，日本先後三次提出所謂的和平條件，而與此同時卻並沒有放鬆對華的軍事侵略。不僅如此，日本政府提出的和平條件如內蒙自治、華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國際共管等均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對此，德國政府不僅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反而力勸中國接受。1937年11月26~29日，陶德曼接連三次會見孔祥熙，勸說中國接受日本條件。12月2日，他又親自會晤蔣介石，勸其投降。另一方面，德國也遣使赴日，提醒日本適可而止，不要採取過急行動，以配合陶德曼的勸降。
但是，日本的態度隨著其在戰場上的勝利而相應變化。他們最初提出的條件在上海陷落之後出乎意料地於12月3日被蔣介石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但在南京的進一步勝利促使日本更進一步提出令中國無法接受的條件。具體條款如下：
第一條，中國應放棄容共和反抗日「滿」政策，與日「滿」合作，共同實行防共政策。
第二條，設置非武裝地帶，並在必要區域成立特殊政權。
第三條，在日「滿」華之間簽訂密切的經濟協定。
第四條，中國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
沒等陶德曼和蔣介石的進一步商談得出任何實質性的結果，日本方面便於12月16日發表了一份官方聲明說談判已經結束。東京方面對德國「提供的斡旋」正式表示感謝，並且撤銷對國民政府的承認，因為日本已經在華北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在南京扶植了一個「維新政府」。此後，雖然日本方面又於次年1月裝模作樣地提出了第三次和平條件，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的努力實際上已告失敗。
在陶德曼調停期間，德國的政策已經明顯倒向了日本，希特勒希望通過壓制中國做出巨大犧牲，部分滿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結束中日戰爭，實現兩國和解，以維持德國的遠東利益。調停期間，日本屢次向德方提出承認偽滿、撤回在華軍事顧問、停止向中國提供軍事物資等要求，德國政府均未付諸實施。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德國政府必須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做出一個選擇，而這個選擇實際上是不難做出的。此時，東西方局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方面，在遠東，中日戰爭將繼續下去。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不斷擴大和中國大部分國土的淪陷，德國認為中國在遠東戰略中的地位及德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已變得無足輕重，相反，進一步發展同日本的經濟、政治關系卻顯得越發重要了。
另一方面，在歐洲，希特勒於1937年11月5日召開「領袖會議」，要求三軍將領迅速做好戰爭准備。自從1936年9月實行四年擴軍計劃以來，德國的軍備已經日趨強大。丘吉爾早就注意到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他寫道：
根據德國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數字，從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賬目開支是：1933年接近50億馬克；1934年接近80億馬克；1935年接近110億馬克——總共240億馬克，大約20億鎊。請看這些數字，三年中的比數是5:8:11。這些數字很准確地給你提供充分發展軍火生產所常有的支出累進情況。
同時，與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友好關系」使得希特勒能從西班牙得到他所需的銅、鎢、鉛、錳等戰略原料。希特勒已經做好向東擴張、並發動世界大戰的准備，在此時，日本的價值亦顯得尤為重要。尤其在1938年2月5日，日本外相廣田召見狄克遜，強硬要求德國停止一切對華軍事合作，否則日本將考慮廢除《反共產國際協定》。為此，希特勒於1938年2月對德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原國防部長布隆堡因與一名「身世可疑」女子的婚姻而被撤職，由希特勒自任國防部長，布勞希契任陸軍總司令，里賓特洛甫代替牛賴特任外交部長。至此，德國政府中以布隆堡、牛賴特為首的親華派全部被替換或排擠，希特勒為他的新遠東政策消除了一切障礙。
2月23日，德國承認偽滿。4月22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到柏林的指示，必須終止在中國的工作，立即返回德國。5月3日，德國政府下令對華實施軍火禁運。21日，德國政府正式下令，所有受雇於中國的德籍顧問一律返國，否則以叛國罪處理。7月5日，全體德國軍事顧問離華返國。中德合作至此宣告結束，兩國關系基本破裂。
㈤ 抗日戰爭時國民黨軍隊的裝備如何
裝備情況參差不齊,號稱萬國武器博覽會.有的部隊在用漢陽造,有的是全德械裝備專,蘇械裝備屬,後期又有全美械裝備.整體而言,輕武器與日本在一個層面上,重武器差距很大.
抗戰爆發前號稱有近千架飛機,不過很多都是義大利的破爛,到了武漢會戰後基本已不復存在.後期得到美援,中國空軍在飛虎隊的幫助下控制了中國戰場指空權(不含東北)
軍艦只有一些輕型艦只,且多老化.武漢會戰後全滅.
坦克: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50325/12192706.html
㈥ 為什麼二戰時的國民黨軍隊有那麼多德式裝備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國大選中獲勝，出任德國總理。在中德軍事合作領域，阿道夫·希特勒見蔣介石政府驅逐蘇聯顧問、與蘇聯交惡、發動四一二事變、圍剿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等行動與其堅決反共的立場非常合拍，同時中國蘊藏的豐富自然資源（特別是如鎢、銻等戰略資源）和廣闊的工業品市場，也正是德國復興的重要便利條件，而且作為蘇聯的鄰國，完全可以作為有效的牽制力量和共同反蘇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後廢除了凡爾賽條約的種種限制，因此來華德國軍事顧問的級別與規模逐漸提高，原先帶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質而逐漸轉為公開的官方援助。
中德軍事合作因此漸入高潮，不僅雙方簽署了《五年軍事工業發展計劃》，德國開始幫助中國建立軍事工業，並在中國軍事工業尚未建成前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而且第四任德國軍事總顧問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漢斯·馮·塞克特上將（他是歷任德國軍事總顧問中最受蔣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委員長委託人」的身份，代表蔣介石向國民黨政府各部門首腦下達指令！）在協助中國整軍建軍方面，提交《陸軍改革建議書》，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財力，首先建立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小型核心示範武裝，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國60個師的整編，他認為中國有這樣60個師的精銳常備軍就足以應付各種狀況了，這就是國軍30年代60個整編師方案的來源。
㈦ 「人民解放戰爭」中，國民黨的裝備，和「抗日戰爭」中，日本鬼子的裝備，哪個好
相差不是太大，總體日本要優良點~~
不能否認國民黨為抗日作出的巨大貢獻~~
㈧ 為什麼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會用納粹的裝備，中國那時候跟德國關系真的那麼好求詳解
是這樣的 1928至1938年中國個德國處在一個互幫互助的友好合作階段 相對於中國需要德國的協助，德國有求於中國的是稀有戰略金屬——鎢礦砂，它是製造鎢合金鋼的關鍵材料，與製造槍炮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當時亞洲的產量佔全球產量的80%，中國華南地區的產量又占亞洲第一，中國的鎢產量佔有世界舉足輕重之地位。雙方議定用以貨易貨方式來進行貿易，中德兩國通過這樣的雙邊經濟往來均深蒙其惠。
作為歐洲陸軍強國的德國，歷來就是一些在軍事上相對比較落後國家的學習效仿對象，如日本明治維新時所建立的陸軍幾乎就是照搬普魯士陸軍全套軍事思想、建設制度和制式操典。而中國很早就開始學習德國軍事，清朝後期所建立的新軍，就有著深深的德國軍事影響的烙印。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國大選中獲勝，出任德國總理。在中德軍事合作領域，阿道夫·希特勒見蔣介石政府驅逐蘇聯顧問、與蘇聯交惡、發動四一二事變、圍剿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等行動與其堅決反共的立場非常合拍，同時中國蘊藏的豐富自然資源（特別是如鎢、銻等戰略資源）和廣闊的工業品市場，也正是德國復興的重要便利條件，而且作為蘇聯的鄰國，完全可以作為有效的牽制力量和共同反蘇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後廢除了凡爾賽條約的種種限制，因此來華德國軍事顧問的級別與規模逐漸提高，原先帶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質而逐漸轉為公開的官方援助。
中德軍事合作因此漸入高潮，不僅雙方簽署了《五年軍事工業發展計劃》，德國開始幫助中國建立軍事工業，並在中國軍事工業尚未建成前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而且第四任德國軍事總顧問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漢斯·馮·塞克特上將（他是歷任德國軍事總顧問中最受蔣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委員長委託人」的身份，代表蔣介石向國民黨政府各部門首腦下達指令！）在協助中國整軍建軍方面，提交《陸軍改革建議書》，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財力，首先建立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小型核心示範武裝，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國60個師的整編，他認為中國有這樣60個師的精銳常備軍就足以應付各種狀況了，這就是國軍30年代60個整編師方案的來源。
伺候中國國民革命軍德械師的步兵制式裝備從頭到腳都是德國進口 或者中國工廠引進的設備仿製的 其戰鬥力在日軍之上 但是全德械師少的可憐 其主力在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中損失殆盡
德軍在中國軍隊中留下的影像 木柄手榴彈 鋼盔 毛瑟步槍 捷克制輕機槍 軍用水壺 一號戰車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