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農村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是改善、還是改變和改觀
改變。
農村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改善:意思是為追求更快、更好、更加內簡潔地達成工作目標而通容過"手段選擇"或"方法變更",把事情或動作往好的方向修正或調整的過程,簡單來說就是改變原有情況使好一些。
例如:人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改觀:改變原來的樣子,出現新的面目。
例如:河流水質大為改觀;昔日荒山大為改觀。
B. 一道簡單的歷史題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十一五」期間,解決好「三農」問題仍然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這主要是考慮:一方面,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目標的難點和關鍵在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體現了農村全面發展的要求,也是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舉措。另一方面,我國農村發展和改革已進入了新的階段,必須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加大各方面對農村發展的支持力度,這樣才能較快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和要求,可以概括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二十個字,內容豐富,涵義深刻,全面體現了新形勢下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突出抓好以下幾個重點方面:一是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加快農業科技進步,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加強農業設施建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二是全面深化以農村稅費改革為重點的綜合改革。加快推進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縣鄉財政體制、農村金融和土地徵用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三是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加快發展農村文化教育事業,重點普及和鞏固農村九年義務教育,加強農村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體系建設,促進農村精神文明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明顯改善廣大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和整體面貌。四是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要採取綜合措施,廣泛開辟農民增收渠道,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引導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有序轉移,繼續完善現有農業補貼政策,加大扶貧開發力度。必須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個艱巨和長期的任務,各地要制定科學規劃,注重因地制宜,加強分類指導,堅持從實際出發,尊重農民意願,防止形式主義和強迫命令,扎實穩步地推進。
參考資料:http://www.gov.cn/ztzl/2005-10/19/content_86221.htm
C. 怎樣才能改變農村的面貌
農村怎樣才能富?少生孩子多種樹。農村怎樣才不窮?少生孩子喂狗熊。
D. 建國六十年來農村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60年以來,中國社會發生著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發生在農村。變化主要體現在農民收入不斷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加強、農村面貌不斷更新等三個方面。
一、農民收入不斷提高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百廢待興到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一路櫛風沐雨、一路蒸蒸日上,農民收入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不足百元增加到1996年的千元,再到2018年的接近萬元大關,收入不斷跨越新的台階。
二、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加強
新中國成立以來,各級黨委政府深入貫徹落實中央、省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始終把「三農」工作擺在重中之重位置,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尤其是近幾年,以國家現代農業示範區建設為抓手,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型生產經營主體新產業新動能,農業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產業結構逐步優化,農產品供給水平不斷提升,現代農業融合創新發展,農業轉型升級速度加快,農業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邁上了新台階。
三、農村面貌不斷更新
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的土地問題得到了解決,到如今農村的面貌又得到更好的改善,農村的環境不像以往那樣臟亂差了。
國家在農村也開始大力推行環保政策,尤其是展開了對農村污染企業的治理,凡是對環境有影響的企業都必須繳納環保稅,並且不允許隨意向河流中排放污水。在農村生活區一定范圍內禁止舉辦養殖場,通過一系列的措施來改善農村的環境問題。
(4)歷史題中如何改變農村的面貌擴展閱讀
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穩妥推進新農村建設,加快改善人居環境,提高農民素質,推動「物的新農村」和「人的新農村」建設齊頭並進。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是一個新概念,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曾多次使用過類似提法,但在新的歷史背景下,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和更加全面的要求。新農村建設是在我國總體上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新階段後面臨的嶄新課題,是時代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當前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難點在農村,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沒有農村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世界上許多國家在工業化有了一定發展基礎之後都採取了工業支持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戰略。
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已由農業轉變為非農產業,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非農產業,根據國際經驗,我國現在已經跨入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因此,我國新農村建設重大戰略性舉措的實施正當其時。
E. 中國社會面貌發生了哪些巨大的變化
中國一步步走向繁榮昌盛,華夏兒女們安居樂業。青藏鐵路,一條幾乎不可能的鐵路,中國人民做到了;火車多次提速,讓人們的生活更加便捷;奧運場館建設,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讓舉國上下一片歡呼雀躍……中國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完成著一個又一個壯舉!
六十年裡,中國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文明古國成為了一個和諧的大家庭。1998年,南方特大洪水,淹沒了許多樓房,淹沒了許多人民,卻淹不滅中華兒女的愛心;2007年年底,當春節來臨之際,一場突如其來的雪災,阻礙了人們回家的道路,卻阻礙不了中華兒女救災的決心;2008年5月,里氏高達8.0級的汶川大地震一度牽動了世界各地的心,地震震倒了一座座樓房,震碎了一顆顆逝世者家人的心,卻震不倒中華兒女突破重重困難的熱情。我相信,再大的困難除以13億,會變成小小的煩惱,再小的幫助乘以13億,會變成大大的扶持。炎黃子孫會手挽手,心連心,克服一切困難!
六十年來,中國的航天事業迅速發展,中國在歷史上刻下了輝煌的一頁。2003年,神舟五號發射成功,楊利偉叔叔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千年飛天夢;2008年,中國的首顆探月衛星「嫦娥一號」飛上太空,到月球上去拜訪嫦娥和玉兔;同樣是2008年,神舟七號升空,翟志剛成為中國歷史上首位進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員。中國的科技技術蒸蒸日上,為發展中的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
六十年來,中國建設新農村的腳步越走越快。以前,農村人知識很少,只知道勞作。現在,「活到老,學到老」的理念越來越普遍,連許多老年人都發奮學習。農業不僅用上了力氣,同時也充分運用上了智慧。越來越多的農村人上了中學、大學,成為了建設祖國新一代的智囊團;以前,農村生活是吃不好,穿不暖,過的都是苦日子。現在,農村人的經濟能力越來越好,紛紛過上了小康生活。手機、彩電、冰箱……這些曾經連想都不敢想的東西,一樣樣成為了現實。以前,農村給人的印象是又臟又亂。一下雨,小路便成為了「水泥路」,山上雜草叢生,無人問津……現在,一提到農村,人們想到的是清新的空氣,美麗的青山綠水……改革開放,讓農村展現出了勃勃的生機,讓人們的生活過得更加幸福。
我堅信,中國將會迎來更美好的未來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28 16:35 2009年,我們的共和國已經走過了60年的光輝歷程。回顧過去,我們豪情滿懷;放眼未來,我們信心百倍。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紅旗從北京天安門升起,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新中國成立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第一,表明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斗爭,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了國家的主人。中國的歷史進入一個新紀元。第二,標志著中國從此走上了獨立、民主、統一的道路,開始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時期。第三,宣告佔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壯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
一,建國六十年來,社會主義制度已在中國大地上紮根、開花,結出累累碩果。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建立了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沒收了大官僚壟斷資本,通過土地改革,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作為階級的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這就從根本上鏟除了階級剝削的根源,消滅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現象;這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
消滅了剝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優點,從此全體人民有了共同的根本利益。人民利害相同、休戚與共,每個人的利益都依賴於國家、集體事業的發展。人們在生產中建立起了同志式的協作關系。盡管在人民內部還有矛盾,但這種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是局部的、暫時的,只要正確處理,就不難解決。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由於根本利益一致,因此人們有共同的理想和奮斗目標。把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就是我國人民共同的理想和奮斗目標。它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符合我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它經過全體人民的奮斗,一定能實現。對於這一點,絕大多數人民群眾有著堅強的共同信念,並由此迸發出無窮的力量。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決定了我們的生產力能夠高速度地向前發展。建國60年來,我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工業的發展上,我們只用了20多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半個多世紀走過的路程。我們的農業、交通運輸、科學、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實現「四化」創立了可以依靠的前進陣地。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社會主義制度在人類歷史上是新生的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樣,它還不完善,在成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遭到挫折,出現反復,但這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有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不斷糾正工作中的失誤,同時吸收世界各國的進步因素,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正在日益顯示出來,它必將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必將趕上和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
1978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扭轉了長期佔主導地位的「左」傾路線,標志著「以階級斗爭為綱」時代的結束,開啟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從那時以來的30年,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改革開放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斗的壯麗史詩,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國,重新煥發出蓬勃生機,穩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而且為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改革開放30年,我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中國奇跡」,在民族復興的偉大道路上走過了輝煌的歷程,這是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30年,是我們黨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同心同德、銳意進取,進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創造性活動的30年。我國人民在建國以後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礎上,取得了新的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30年的改革開放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給中國帶來了持續快速的發展。文革中一度瀕臨崩潰邊緣的中國經濟,到今天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額居世界第三。老百姓從溫飽不足到吃飽穿好,不少人還買房買車,到國外旅遊。從抗震救災中,從奧運會和殘奧會的成功舉辦中,從神七飛天太空行走中,我們進一步看到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
30年的基本經驗告訴我們,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一重要論斷,高度概括了改革開放的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就是要讓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勃勃生機,給人民帶來更多福祉,使古老的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潮流,實現偉大復興。
三,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我們的偉大目標是到建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
胡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黨帶領人民進行改革開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在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胡書記指出:我們的偉大目標是,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的黨中央及時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集中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制定和作出了指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現在又為我們提出了振奮人心的奮斗目標,只要我們在黨的領導下,一代接一代地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勝利實現這一宏偉藍圖和奮斗目標。
F. 關於1949到1979年中國農村面貌的文章 快!!!!
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百年回顧
徐勇/徐增陽
根據現代化經典理論,現代化意味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意味著城市和鄉村的中心—
邊緣、支配—被支配的關系。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的鄉村將面臨嚴峻的挑戰:生存還
是毀滅,衰敗或是復興,遺棄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必然面臨並必須解
決這一「哈姆雷特」式的難題。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正是在現代化背景下提出來的一個
社會改造和發展問題。在古代,社會是鄉土社會,農業是主要產業,民眾主要是農民,
以農耕文明為特質的均質性社會按照自身的邏輯演繹和發展。因此,在古代,農村、農
業和農民並沒有構成社會和政治問題。只是隨著以工業文明為載體的工業、城市和工人
等現代文明因素的出現,與傳統農業文明密切相關的農村和農民便構成了社會和政治問
題。特別是對於中國而言,由於其現代化進程是在西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下啟動的,在此
情景中,作為傳統因子的農村和農民問題便格外突出。自本世紀以來,在西方工業文明
裹挾的大量現代因子的沖擊下,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日益凸顯,成為知識界和政府十分
關注並致力於解決的重大問題。由此,本世紀關於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研究便具有了明顯
的「問題導向」的特性。
20世紀上半期:農村的衰敗與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19世紀60年代晚清啟動現代化進程以來,作為現代化「棄兒」的農村和農民一直
在衰敗和危機中掙扎。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國民黨統治時期不僅沒能遏制農村衰敗、克
服農村危機,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來鄉村社會中所凸現出的全部矛盾,釀成20世紀
上半期農村空前的社會與政治大動盪。日益嚴重的農村與農民問題,引起了當時的知識
界和政府的廣泛關注,試圖尋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紀中國農村
和農民問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在這次研究高潮中,國內實際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研究路徑:一種是出於救國救民的
政治需要而研究農村和農民問題,其中以毛澤東和梁漱溟為代表;另一種是從學術上研
究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並為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提供了思路,其中以費孝通為代表。
1.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道路」。由於現代化造成農業和農村的衰敗,引起
一批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梁漱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為「中國最
後一個儒家」,梁漱溟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浸染,深厚的傳統文化背景使梁漱溟洞
識到,西化道路不可能解決中國的農村和農民問題。自19世紀後期的自強運動以來,中
國經歷了一次次社會變革,領導變革的知識分子都認為通過學習西方可以使中國富強。
但是,這些運動都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反而造成無序和混亂,是農民群眾而不是知識精
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財富和機會集中於城市,農村一步步遭受劫掠,特別是以都市文
明為載體的西方文化破壞了傳統的風俗習慣和道德規范這一中華文明賴以存在的基礎。
以西化為目標的現代化給農村造成苦難這一事實證明,一味仿效西方都市化、工業化文
明無濟於事,中國只能復興「以農立國」的中華文明,知識精英只有轉向受西方文明浸
染較少且受西方苦難最多的鄉村,才能找到中國的出路。他認為:民族自覺的頭一步,
便是覺悟到鄉村,從這一步,就可以覺悟到一切,覺悟到我們原來的社會構造的特殊,
覺悟到我們自有我們的前途。所以,鄉村建設是中華文明復興的起點和基礎。
梁漱溟之所以提出「鄉村建設」,而不贊成共產黨的農民革命,是基於其對中國國
情的獨特理解。他從文化本位出發,認為中國社會是以人倫關系為本位,只有職業之別
,而沒有階級之分,因此只有建設之任務而沒有革命之對象。中國的問題雖然包含政治
經濟問題,但實則是近代西方文明沖擊造成的文化失調問題,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
制度革命,解決鄉村問題進而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出路是通過鄉村建設復興中華文明。
鄉村建設的基本任務就是依靠鄉村自治,創造一種以理性和倫理為基礎的新團體組織,
由此推動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全面進步。為此,在國民黨地方派的支持下,他及其同事
身體力行,先是舉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培養有志於鄉村建設的知識精英,後又直接
到山東省鄒平從事社會實驗。可以說,鄉村建設運動帶有強烈的精英主義傾向,是以知
識精英為主體的文化改良運動。
梁漱溟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認識和實踐有獨到性,但是其局限性也十分明顯。其獨
到性在於:一是不同意西方道路的普適性,而強調中國的特殊性。梁漱溟獨具慧眼地看
到了以城市化、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兩大弊端,即物慾橫流和鄉村遺
棄,認為中國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力圖以文化重建復興鄉村,進而改良中國;二是強調
知識精英必須到農村去,主張知識精英與農民結合。其局限性在於:一是過分強調中國
特殊性,從而否定現代工業文明的普適性,這必然妨礙他正確認識、分析中國和鄉村的
根本問題;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視了農民貧困化的根源;三是將鄉村居民等同於
農民,無法改變農村固有的社會階級關系,無法激起下層農民的熱情和嚮往。梁曾為之
嘆息:「工作了九年的結果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梁漱溟希望造就鄉村領導精
英推動鄉村建設運動終於流於空想。
2.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探索。作為「農民的兒子」,毛澤東對現代化啟動
後農村的衰敗和農民的苦難有著更為真切的感受。從青年時代起,他就致力於尋求救國
救民的真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使他的探索獲得了正確的理論指導。根據馬克思
主義經濟分析方法,毛澤東將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根源歸之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
壓迫。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即不合理的地權關系。因此,只有充分動員廣大貧
苦農民改變舊的統治秩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在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
題的認識上,毛澤東形成了一些不同於馬克思等人的獨到思想。
其一,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大批破產農民被轉化為城市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是人
數最多、受壓迫最深的階級,因而,工人階級是改造舊社會,重建新制度的階級力量。
而在中國,現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啟動的,傳統社會的主要社會成員——農民作為
一個階級被完整地保留下來,而且所受苦難最深重,「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
壓迫……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地破產,他們過著飢寒交
迫的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1](p631)。 只有解決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問題,制度
革命才能成功,從而為現代化重建制度基礎。
其二,在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看來,農民不過是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棄兒」。即使
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農民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也估計不足,恩格斯認為:「我們的小農
,正如任何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殘餘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2](p487)在中
共創立初期, 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也認為只有城市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動力。陳獨秀
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識精英自居,輕視和忽視農民的歷史主動性。而毛澤東通過實際調查
,對農民的歷史主動性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並將對待農民運動的態度作為檢驗是否是革
命者的標志。毛澤東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認為,正是農民成就了多年
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
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沒有貧農,便沒有革
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3](p21)。之後,毛
澤東又多次強調農民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斗爭實質上是無產
階級領導的農民戰爭;知識分子只有與工農結合,才能成為革命隊伍的一員。由此將被
視為消極存在的農民階級提升到革命主體的地位。
其三,西方現代化理論將人口、資本、知識、技術集中的城市作為社會歷史變革的
中心,分散的鄉村則處於邊緣地位。以西方國家經驗為基礎形成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認
為,革命的中心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集中居住的城市。而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的城市
主要是政治統治的堡壘和消費中心,中國的經濟主要是農業經濟,農村是消費品的主要
生產地。為此他提出,要以農村為革命根據地,在農村造就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的成
功。
其四,由於農民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農民是革命的動力,農村成為革命根據地
,因此必須正確認識和解決土地問題。毛澤東認為,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即不
合理的地權關系。只有實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權,才能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解
放農村生產力。解決土地問題的實質是滿足農民對土地的渴求,實現其物質利益。這正
是農民作為歷史變革動力的持久源泉。顯然,它與簡單地消滅私有和遏制個人利益追求
的思想和做法有顯著的差別。這反映了毛澤東對農民的深刻了解和認識。
在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認識上,毛澤東既注意到現代工業文明的普適性,又能
從中國特殊國情出發,因此他創造性地探索出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並領導中國革命取
得成功。
為探索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出路,毛澤東十分重視實地調查,如20年代對湖南農
民運動的考察,30年代江西的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40年代主持的陝西省農村調查
等等。這些調查不僅為制定農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據,而且在調查方法方面也作出了重
要貢獻。
與此同時,一些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運用經濟分析方法對中國農村問題進行了
研究,並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觀點。主要代表人有陳翰笙、薛暮橋、千家駒、孫治方等
人,他們的文章主要發表在《中國農村》雜志上,因此又被稱為「中國農村派」。他們
認為梁漱溟等人看到了農村問題,但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源,因此不可能有醫治問題的良
方。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入實際從事社會調查,正
確認識到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提出了有效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正確思
想,從而產生了20世紀上半期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最輝煌成果,構成新民主主義理論
的重要組成部分。
3.以費孝通為代表的學院派的研究。本世紀上半期,一些學者從學術上研究中國農
村和農民問題,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並為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提供了思路。這一研
究由於屬於純學術研究,因此被稱為學院派。1926—1927年間,李景漢就曾指導燕京大
學的學生對京郊掛甲屯等四村160戶家庭進行調查,並於1929年出版了《北平郊外之鄉村
家庭》一書。1933年李景漢又根據自己以及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調查部的同仁進行的定
縣調查出版了《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當然,在這些人中,最典型的是費孝通,其主要
著作是《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1936年出國留學前,費孝通在家鄉江蘇吳江開弦
弓村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細致調查。此後,在其導師人類學功能派大師馬林諾夫斯基
的指導下,寫出了題為《中國農民的生活——長江流域農村生活的實地調查》的博士論
文。這本譯成中文後改稱《江村經濟》的著作不僅從社會學角度深入細致地描述了中國
一個村莊的農民生活,而且提出了一個創造性的觀點:以恢復中國農村企業,增加農民
收入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和土地問題。
開弦弓村是一個農業加手工業的典型社區。費孝通通過調查注意到農村中農業、家
庭副業和鄉村工業的關系。在他看來,傳統中國農村經濟具有工農相輔的內涵,農業和
手工業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時間。現代化不是憑空而來的,要在傳統的底子上建設。
中國農村的發展必須注意到傳統力量與新的動力具有同等重要性,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
的產物不會是西方世界的復製品或者傳統的復歸,其結果如何,將取決於人民如何去解
決他們自己的問題。這意味著中國的鄉土重建既不能復制西方,也不能復歸傳統,而應
在傳統力量和新的動力相互作用下依靠民眾去解決。
通過一個村的深入調查和研究,費孝通准確地把握住農村的基本問題,認為「中國
農村的真正問題是人民的飢餓問題」[4](p200)。 從這一意義上,費孝通贊成中國共
產黨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決土地問題的主張。但他認為,僅僅實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權
並不能真正解決中國農村問題,最終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不在於緊縮農民的開支,而
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恢復農村企業是最根本的措施」[4](p202), 即走鄉村工
業化之路。這種農村企業就是深藏於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生產方式中的「草根工業」。
回國後,費孝通與張子毅等人一起,調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祿村、玉村和易村,並
先後寫出了《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和《鄉土重建》等以農村社會學為主題的理論
著作。在《鄉土中國》中,費孝通深入解讀了中國傳統社會,認為中國是鄉土性社會,
鄉土社會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關系構成中國的特殊性。他總的思想是,以工業
重建鄉土,進而解放農民,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並最終解決中國問題。改革開放
後的實踐證明,其思想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國外力量的介入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現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本世紀上半期,一些外國人也開始涉足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這種研究也可分為
兩類。一類是學術性研究。這主要是當時一些在大學任教的西方學者運用西方社會學理
論對中國鄉村進行的學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學農科教授卜凱
對中國7省17縣2866個農場進行了為期五年的詳細調查。1933 年他出版了《中國農家經
濟》一書。他通過調查發現,中國的貧困在於農場面積的零細,生產力的薄弱,總根源
是人口過剩,人口過密。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是實行人口節制。 1925 年上海滬江大學
的美國學者庫爾普( DanielKulp)帶領攻讀社會學的學生對廣州潮州鳳凰村的家族進行
了調查,並撰寫了《南部中國的鄉村生活:家族主義的社會學》。
另一類研究是為本國制定政策提供依據。從研究角度看,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的費
正清。費正清是個「中國通」,在中國居住過很長時間。在《美國與中國》這部書中,
他將中國視為兩個不同的社會,一個是都市,一個是鄉村。在中國鄉村社會與國家的關
系中,鄉紳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國家與農民的中間人,是鄉村社會的實際統治者。其研
究成果對美國政府從主要扶持中國中央政府轉而關注地方實力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
,早在1907年日本就在大連設立了「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其主要目的
是搜集中國的社會經濟情報,從而為制訂侵華政策提供依據。在他們看來,中國社會的
主體是鄉村,是農民,要真正征服中國,就必須征服農民,要征服農民,就應該了解農
民。因此,他們將調查的重點放在對農村的調查上,其調查范圍和內容也隨著侵華范圍
的不斷擴大而擴大,涉及全國大多數省份。主要調查方式是在全國不同地區抽樣調查村
庄,包括村莊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習俗等各個方面,獲取了大量寶貴的資料。據
統計,目前在日本及美國的大學里保存的滿鐵調查報告和文章有10514種之多。 現已出
版《中國農村慣行調查》(6卷)。關於這些資料的學術價值,國內外學術界有爭議,
有的認為這是日本為侵華的需要進行的,缺乏科學性;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雖然滿鐵
的調查是為日本侵略服務的,但是這些資料是值得重視的,是了解和研究20世紀上半葉
中國鄉村社會的寶貴資料。美國著名的華裔學者黃宗智先生就認為,滿鐵資料不失為用
現代經濟人類學方法來研究中國農村的一組數量最大而內容又極為豐富的資料。它們的
質量,甚至可能高於本世紀前半期世界任何其它小農社會的有關資料。現在國內外有不
少學者正在利用這些資料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鄉村社會進行研究,有的成果在國內外已
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如當前國際上影響很大的杜贊奇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
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就是利用滿鐵在華北調查的幾個村的資料寫作的,朱德新也利
用滿鐵在山東和河南的資料分析保甲制度,出版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河南冀東保甲
制度研究》(1994),曹幸穗撰寫的《舊中國東南農家經濟研究》也是在滿鐵對江蘇調
查的基礎上撰寫的。總之,滿鐵的調查資料是有待進一步開發利用的研究20世紀上半葉
中國鄉村的很有價值的資料。
50—70年代:國內研究的停滯與國外研究的進展
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由於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因此,中國
在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之後,迅速轉入農村集體化。從此一直到70年代末,對中國農村
和農民問題認識的主線是圍繞農業集體化展開的,並由此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重大分歧和
爭論。
土地改革後的農業集體化主要有三個目的:一是增加生產,解決日益增多的人口吃
飯問題;二是為工業化提供積累;三是實現大體均等,避免兩極分化。集體化對中國來
說的確是一場革命。因為,幾千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生產都是以戶為單位,既不同於西方
的個人本位,也不同於蘇聯有村社集體共同生產的傳統。但是,受蘇聯模式影響,我們
對集體的理解出現了偏差。認為集體不僅是生產資料的集合,而且是勞動的集合,以致
集體的規模愈來愈大,由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由此就
脫離了中國建立在手工勞動基礎上以戶為單位生產的國情和傳統。先是1955年左右出現
了所謂「生產力暴動」,農民以破壞生產工具等消極方式反抗急劇加快的農業集體化。
但這種反抗是無力的,因為農民的土地是共產黨領導革命勝利取得國家政權後分給農民
的,加上相當多數的農民對黨的號召寄予厚望,有要求互助合作的積極性。所以,集體
化進程總的來說比較順利,生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特別是通過人民公社這種集中
勞動和集體分配的方式,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近7千億元的資金,興修了大量的水利工
程, 做到了大體均等。
但是,人民公社一成立,就面臨著致命的弱點,即無法解決勞動管理和生產動力問
題。在一家一戶為單位的生產方式下,受「不勞動不得食」的鐵的規律支配,人們自覺
勞動。進入集體以後,許多人共同勞動,勞動態度和貢獻有所差別,但這種差別卻難以
通過報酬體現出來。由於報酬的平均化和科層制管理,勢必出現集體性偷懶和少數人占
便宜現象,從而影響生產的持續發展。在這一背景下,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
鄧子恢率先提出 「集體勞動必須包工包產」 的責任制主張,1957年浙江省永嘉縣興起
「包產到戶」。由於反右,這一試驗受到激烈批判而中止,直到1959—1961年,全國非
正常死亡人口達3千萬, 才引起我們黨對農村政策的深刻反思和高度重視。為此出現兩
種不同的思路。
一是包產到戶的探索。由於糧食生產和供應的日益緊張,一些地方實行包產到戶,
並得到劉少奇、陳雲、鄧小平、鄧子恢等中央領導人的支持。
二是堅持人民公社體制。毛澤東起初支持包產到戶,是將其作為權宜之計。他的基
本思路是堅持人民公社體制。認為人民公社的主要問題是一平二調,核算單位太大。主
張通過調整,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但仍然沒有從根本上
解決勞動和報酬脫節的問題。隨著黨內愈來愈多的人贊成和支持包產到戶,特別是毛澤
東的秘書田家英由過去堅決反對到支持包產到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認為這與人
民公社體現的平等理想背道而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可以大體平均;包產到戶一小二
私,會出現兩極分化。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將包產到戶上升到兩個階級、兩條
道路斗爭的高度,不僅激烈批判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形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
路線,最後發展到「文化大革命」。
由於這一時期農村和農民問題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因此,除了農民革命和農
民戰爭的主題外,到1979年前,在中國境內有關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研究基本停頓下
來。
與國內研究的基本停滯相比,在這30年中,國外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研究倒是
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其中影響較大的有:(1 )旅美華人楊慶kūn@③根據自己50年
代初在廣州郊區鷺江村的調查寫成的《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一個中國農村》(1959)。
(2 )威廉·韓丁根據他對人民公社時期陝西長弓村的再度調查,出版了《身翻:一個
中國農村的繼續革命》(1983)。(3)1975—1978年, 美國漢學家陳佩華(Anti Cha
n)、Jonahan Unger和Richard Madsen 對廣東陳村的研究。他們三人對26位流入香港
的陳村知青和村民進行了223次深入訪談, 撰寫了《陳村:毛澤東時代一個中國農民社
區的現代史》( 1984 ),Madsen 還利用這次訪談的資料撰寫了《一個中國村落的道
德和權力》(1984)。這兩本書對陳村的社會權力結構和幹部權力的道德基礎等進行了
深入的分析。
此外,由於這一時期西方學者對中國大陸鄉村的實證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一些西方
學者如裴達禮、王斯福、馬丁和帕斯特奈克等人,便將研究的重點轉移到台灣和香港地
區,對這些地區的鄉村進行實證研究。1964年和1969年帕斯特奈克(Burton Pasternak
)對台灣南部兩個社區進行了調查,並於1972年出版了《兩個中國村莊的血緣和社區》
。英國人類學家華德(Ward)在對一個香港漁村進行調查的基礎上,出版了《多樣化的
意識模式》。
80年代以來:農村的改革開放和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出現
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得以恢復和發展,並形成了本世紀第二次高
潮。這次高潮的出現是有其深刻背景的。首先,1978年開始發動的農村改革,揭開了中
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的帷幕。20年來,我國農村經濟、政治、教育、文化和農民的精神
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包產到戶,到鄉鎮企業,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新現象
層出不窮。同時,此前在農村中掩蔽和積累的各種問題、矛盾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也逐
步顯露,甚至激化,這些都為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其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為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創造了寬松的意識
形態環境;其三,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大量引入,為研究提供了可資
借鑒的廣闊理論資源。在此情景下,在學術界和政府政策部門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農村
和農民問題研究不斷拓展和深入,形成了本世紀第二次高潮。
根據不同時期不同的學術興奮點,這次高潮大致可以分為有機銜接的三個波浪段:
1.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圍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進行的農村經濟研究。這一時期研究的
主題多與1979年開始推進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關,許多研究論文和調查報告或積極
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鼓與呼,或是調查論證改革開放給農村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的各
種變化,其論證政策合理性的色彩較多。
2.80年代中後期主要是圍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和人口流動及其所引起
的社會變革而進行的農村社會研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解決了生產動力問題
,使生產得以迅速發展,一舉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的糧食緊張問題。但是,隨後而來的
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日益突出。數億農民堆積在有限的土地上,這種「過密化」使
我國農村依舊沒能擺脫只有增長沒有發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狀態。可貴的是改革開放後
農民身上迸發出來的巨大創造力和想像力並沒有就此打住,農村剩餘勞動力以「離土不
離鄉」的鄉鎮企業和「離土又離鄉」所形成的席捲全國的「民工潮」形式,開始了中國
農民反「過密化」的歷史進程,並成為這一時期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兩大熱點。
其中關於農民流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當前農村人口流動的基本狀況和總體特徵,
如袁亞愚的《中國農民的社會流動》;農村人口大規模流動的條件和原因,如黃平的《
尋求生存——當代中國農村外出人口的社會學研究》;農村人口流動的組織化問題,如
王春光的《社會流動與社會重構——京城「浙江村」研究》;農村人口流動的影響,如
杜鷹等的《走出鄉村——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實證研究》;農村人口流動與城鎮化,如
辜勝阻等的《當代中國人口流動與城鎮化》。盡管關於農村人口流動的研究成果汗牛充
棟,然而從學術分科來看,已有的努力基本是由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學者所作的,
而這與農村人口流動之於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全方面的影響是不相稱
的。
3.90年代開始圍繞村民自治興起的農村政治體制研究。村民自治是中國政治體制改
革中一個較深入的領域。村民自治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授權方式,由自上而下授權變
為自下而上授權,體現了現代法治和民主精神。村民自治推行的原因,一是改革開放後
農村經濟利益格局發生變化,農民成為利益主體。幹部由人民公社時期的給農民轉為向
農民要,因此,幹部必須重建合法性權威,即向農民提供公共服務,向群眾負責;二是
在集體經濟背景下,基層幹部掌握著一定資源,由於意識形態控制力的松馳,幹部可能
利用政府和集體名義搭便車,從而造成幹部與群眾、國家與農民關系緊張化。為此,國
家實行村民自治,運用民主方式重建國家權威,並通過民主所動員的民間力量監督基層
幹部。這樣,在農村基層,國家的體制性權力
G. 思考題140年前,我們通過農村改革拉開了改革開放大幕,40年來,我國鄉村發生了哪些巨變
應該是這個啦
40年來,農業農村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是農業現代化建設躍上新水平。國家糧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糧食產量由6000多億斤提高到1.2萬億斤,肉蛋菜果茶魚等產量穩居世界第一,依靠自己的力量,比較好地解決了歷朝歷代困擾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農業發展方式深刻轉變。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7.5%,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68%,農民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正在成為歷史。農業經營方式現代化水平顯著提升。各類新型農業主體超過300萬,新型職業農民超過1500萬人,帶動廣大小農戶邁向農業現代化。
二是農民生活水平踏上新台階。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由130多元增長到1.4萬多元,實際增長17倍多。農民消費水平不斷提高。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從67.7%下降至31.2%,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增加近40平方米。脫貧攻堅成效舉世矚目。農村貧困人口由當年的7.7億減少到目前不到3000萬,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篇章。
三是城鄉融合發展邁出新步伐。農村基礎設施顯著改善,社會事業加快發展,農民社會保障從無到有,並與城市逐步並軌,農村基層黨建和鄉村治理不斷加強。新型城鎮化加快推進,城鎮化率比1978年提高40.6個百分點,第一產業就業佔比由70.5%下降到27%,城鄉居民收入比由3.3∶1下降到2.7∶1。
農業農村發展持續向好,保證了國家大規模城鎮化、快速工業化對農產品和勞動力的需要,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化解各種風險挑戰提供了堅強保障,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
H. 歷史題:中國農村五次土地改革有什麼啟示
第一次土地改革:
1949年後,中國確立了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同時憲法明確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這就形成了舊的國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徵:一是土地無償使用,二是無限期使用,三是不準轉讓。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於30日公布施行。《土地改革法》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到1953年春,全國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台灣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農民真正獲得了解放。我國存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從此被徹底被摧毀,地主階級也被消滅。
第二次土地改革:
1953年到1956年。在保留農民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的農業互助組和初級合作社的土地改革,這次土地改革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三大改造」之一。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又叫農業合作化運動,仿照蘇聯建立合作社。從1951年12月開始,中共黨中央頒發了一系列的決議,規定了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到1956年底,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歷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三階段後基本完成,全國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96.3%。自此,中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土地制度。
第三次土地改革:
1958年到1978年。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高級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土地改革。
雖然新中國在第二次土地改革中建立起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土地制度,但是由於歷史的種種原因,中國國內生產的有限性,尤其是糧食供給的有限,中國出現了糧荒,為此有人將原因歸結為國家對土地控制的力度不夠,所以又進行了第三次土地改革。這次土地改革的目的被宣傳為加強發揮集體生產的優越性。這一次土地改革後的土地制度在中國存在了25年。
改革開放前,中國城鎮國有土地實行的是單一行政劃撥制度,國家將土地使用權無償、無限期提供給用地者,土地使用權不能在土地使用者之間流轉。
第四次土地改革:
1979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土地公有,由農戶家庭經營的土地改革。
新中國的第三次土地改革後的土地制度在中國並沒有發揮出優越性,直到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一群農民違法結束了這種土地制度。這次土地制度改革的目的,用農民的話說就是求溫飽,求生存。而官方推行目的是解放和發展農村的生產力,滿足農民對土地的需求,發展農業,增加農民收入。
1979年中國開始以場地使用權作為出資興辦中外合資企業或向中外合資企業收取場地使用費。土地使用權可作為合資企業的中方合營者的投資股本。
第五次土地改革:
2008年10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
決定中提到,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權能,依法保障農民對承包土地的佔有、使用、收益等權利。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願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這是建國以來首次提出農村土地可以流轉。
同時決定中也指出,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
I. 如何改進農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目前,農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動在各地農村正如火如荼地開展,如何通過改造提升行動讓村莊更加干凈整潔、宜居靚麗,讓百姓幸福指數得到提升,需要注意以下十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要解決好點面結合、自主推進的問題,在抓好重點村的基礎上向面上推進,堅持點面結合、分類指導,全面推開。
二是要解決好規劃水平不高的問題,圍繞15件事做規劃,不能貪大求洋,突出每個村的特色,嚴格執行規劃,一張藍圖繪到底。
三是要解決好工作進度不快的問題,發揮統籌作用,加強工作調度,倒排工期,掛圖作戰,確保完成今年的工作任務。
四是要解決好標准不高的問題,積極對標先進,嚴格落實規劃,堅持表裡兼顧,加強項目監管,提高項目質量。
五是要解決好資金不足的問題,加快對接撥付進度,強化縣級資金統籌,加強資金監管。
六是要解決好重點項目技術支撐問題,破解廁所改造、垃圾處理、民居改造、農村能源替代、村莊綠化和污水處理等項目推進過程中遇到的技術問題。
七是要解決好發動群眾的問題,真正把群眾發動起來,讓群眾積極支持、主動參與、投工投勞。
八是要解決好工作組作用發揮的問題,嚴格管理,加強監督,強化考核。
九是要解決好推進方式創新的問題,強化縣委書記和分管領導的責任,盡快成立鄉鎮規劃管理辦公室,創新統一招標、實物支持等推進辦法。
十是要解決好長效機制的問題,積極探索農村保潔、公共服務設施運轉以及產業發展的長效機制。
J. 農村革命的歷史面貌主要保留在蘇區文藝中,革命民歌的發展有怎樣的重要性
農村革命的歷史面貌主要保留在蘇區文藝中,特別是革命民歌中。由於使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民歌形式表現最現代的內容,因而對新詩的民族化、群眾化也是很有啟發的。特別對後來民歌體新詩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革命民歌因為運用了極為豐富的民間文學傳統,在藝術上達到很高水平,許多優秀民歌比起當時詩人的作品並不遜色。它們大多五言、七言,整齊押韻,採用民歌、民謠、快板的形式。藝術手法十分豐富,大量使用比興,有許多精巧的比喻。有的用排比,從各不相同的角度形容、描繪自己的歌唱對象。有的還運用流傳民間的神話故事來歌頌紅軍。許多詩都能在樸素淺淡中寓深沉的情感。如湖北蘇區一首歌頌賀龍的詩:睡到半夜深,門口在過兵,婆婆坐起來,順著耳朵聽。不要茶水喝,不驚老百姓,只聽腳板響,不聽人作聲。「伢們不要怕,這是賀龍軍,媳婦你起來,門口點口燈,照著大路上,同志們好行軍。」這里沒有華麗的詞藻,沒有強烈的音調,只用非常平易的語言,寫活了一個老年農婦。既寫出了由於舊軍隊殘害百姓造成人們對「兵」的恐懼心理,又寫出他們對紅軍的嶄新認識。最後幾句話表現了這位婆婆對紅軍的信任、熱愛之情,把這位從強烈的新舊對比中認識了人民軍隊本質的農民形象完整地顯現出來。而透過這個形象,反射出紅軍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從而達到歌頌的目的。多麼豐富的內涵又表現得多麼凝練、多麼樸素。對於作家創作來說,革命民歌提供了多麼新鮮的藝術天地。可惜這一支新詩中突起的異軍,受反動派的阻隔,一時還不能對新詩創作發生應有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