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裡讀書歷史的變遷

Ⅰ 中華民國地圖的歷史變遷，那段悲劇的歷史應該怎麼去讀

民國時期是內有不絕外患不斷的特殊時期。我個人覺得其根本原因在於"攘外必先版安內"這句話權.蔣介石政府在當時只是名義上的中央政府.實際上各地軍閥諸侯林立,地方對中央的命令多因涉及派系利益爭斗陽奉陰違.所以戰斗意志渙散,很多官員對內只圖自身榮華,對外只保身家,置國家民族大義於不顧.因此日本,蘇俄才有機可乘,並且蘇俄先後吞並東北的飛地,控制蒙古並使之獨立.其實根源就是國家不團結,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和穩定.所以攘外必先安內,國家統一穩定,國力強盛才不至於受他國欺凌

Ⅱ 簡述圖書形式在中國歷史上的幾個主要的變化。(200字以下）

1、繩串聯
中國的書籍出版有著悠久的歷史，書籍的裝幀形制，也是隨著書籍的生產工藝和所用材料的發展變化而不斷地演變著。
一般認為，中國最早的書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龜甲或獸骨，距今已有3000餘年。當時，為了便於保存，將內容相關的幾片甲骨用繩串聯起來，這就是早期書籍的裝幀形式。
從商代後期開始，出現了青銅器銘文，統治者將重要文書鑄於青銅器上。特別是到了西周，銘文可以容載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銘文達500字，因人們多把古代這種鑄之銅器上的銘文看作古代「原始書籍」形式之一，故多數書史家認為，它也是古代書籍裝幀的一種形制。
2、竹簡
竹簡是紙發明前最具代表性的書籍形制。它可以根據文章的長短，任意確定簡數，一簡書字一行，最後用上下兩道繩編串起來，卷捆後保存，還有葦編和絲編兩種，考究者用織物縫袋裝入。竹簡約起源於西周後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紀。竹簡除以竹製成外，也有用木者稱木簡。與竹簡
並行的還有木牘，製成長方形木片，用於書寫短文。
3、帛書
帛書是略晚於竹簡的一種書籍形式，它是將文字書寫於絲織品上，其裝幀形制是縫邊後成卷存放，由於材料昂貴，多為統治者書寫公文或作繪畫用，一般書籍使用較少。
4、石經（石碑）
石經也是古代書籍的一種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經》，它開刻於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將儒家七經刻於46塊石碑上，總字數20多萬字。它立於洛陽太學門前，供人們閱讀、傳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過了一般書籍。其形制是雙面刻字，文字豎向閱讀行列整齊，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開刻的房山雲居寺佛教石經，雖年代晚於《熹平石經》，但其影響更大，價值亦高。
5、拓印（卷軸）
紙張發明後，出現了一種拓印形式。它可以將各種石刻文字復制在紙上，經裱裝成卷後便於保存和閱讀。後來這種方法又用於青銅銘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從南北朝到隋代的宮廷藏書中，各種拓印件是一個重要的類別。
紙發明於公元前二世紀；從公元二世紀起，紙才較多地用於書寫；公元二世紀，紙的使用才更為普遍，成為書籍載體的主要材料，紙質寫本書籍的裝幀形制有多種變化，最早的寫本書延用了簡策和帛書的形式，即卷軸裝。唐代初期，在卷軸裝的基礎上，又出現一種旋風裝，過去，由於只見記載，未見實物，因而對旋風裝的形制眾說不一。宋代張邦基稱這種裝幀為「逐頁翻飛，展卷至末，仍合為一卷」；清代葉德輝稱其為「鱗次相積」；也有人認為是將經折裝首尾相連即為旋風裝。後來發現了唐代《唐韻》寫本，是將所寫書頁逐張依次錯開貼於卷軸底紙上，閱讀時打開逐頁翻閱，讀畢仍卷為一軸，其外觀與卷軸相同，從而證明前兩種說法是正確的。
6、經折裝、旋風裝和蝴蝶裝（印刷術發明初期、遼金時代的書籍裝幀）
經折裝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將所寫書頁按順序裱貼在一起，再一正一反連續折疊，再裱以前後護封。
印刷術發明前，書籍的裝幀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幾種。印刷術發明後，卷軸裝、經折裝仍在繼續使用，但在使用材料，開本的大小，裝潢工藝等方面，仍不斷有新的發展。並且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新的書籍裝幀形式也不斷出現，先後有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
印刷術的發明，標志著書籍的出版進入了新的時期。由於生產手段的改變，使書籍能夠快速大量地生產，使更多人能有讀書機會；書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業的繁榮和發展。出版者對書籍的裝幀形制則越來越重視，從開本的選用、版芯的大小、字體和行格、裝幀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體現了完整的古代書籍裝幀藝術。
印刷術發明於隋未唐初，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於公元704年前後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敦煌發現的《金剛經》。刻印於公元868年，都為卷軸裝。由此可知，卷軸裝為印刷術發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種裝幀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書籍是《唐韻》，其裝幀形式可能是旋風裝，約印於唐晚期。
從唐到五代，印刷還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吳越等地有印刷記載。到宋代，出版印刷業才逐漸普及，政府印書、民間印書、學校印書、寺院印書都發展起來，印書的地域也更為廣闊。與此同時，北京也出現了出版印刷業。過去對遼代北京印刷的書籍，多數只見於記載，實物留傳的很少。例如：遼統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編的《龍龕手鏡》，乾統年
間（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醫書《時後方》、《百一方》，以及遼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經總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應縣木塔四層佛像胸中，發現了一批遼代印刷品，大部分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遼統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的《土生經疏科文》一卷，最晚的為天慶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薩戒壇所牘》一書。其他書籍有《契丹藏》及遼代刻印經卷47件，遼刻書籍8件，雕印著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為公元990～1121年之間。從這些印刷品的題記中，我們還知道了一批遼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單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楊家」、「燕京檀州街顯忠坊南頰住馮家」、「大吳天寺福慧樓下成家」、 「燕京憫忠寺」、「燕京聖壽寺」等。由此可以看出，遼代北京的印刷業已十分興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書為開寶五年（公元972年）的《尚書》和《經典釋文》，《開寶藏》則刻印於開寶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書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見北京出版印刷的歷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從這些遼代北京的印刷品來看，多數為卷軸裝，也有蝴蝶裝和經折裝。有的書籍還經過染潢防蟲處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遼代北京印刷品，紙墨、刻工、裝幀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圖畫，代表了我國古代書籍重視插圖的優良傳統。從遼代現存書籍的刻印、裝幀水平來看，北京的書籍出版印刷的歷史，似應再向前推移。
在應縣木塔中，還發現幾件雕版印刷著彩佛像，它是採用雕版方法印刷線條輪廓後，再用手工塗染成彩色。這是距今發現最早的印刷塗彩張貼掛圖。
公元ll27年，金滅遼，定燕京（今北京）為中都，這里成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設立秘書監和國子監，專門從事書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軍佔領汴京後，又將那裡的大批書籍、印版運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裝訂工匠也來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裝力量又進一步擴大，由於金政府的重視，北京出書的品種大大超過遼代。據統計，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書籍有經史子集。醫學、道藏和佛藏，總計超過200種。
金代北京的書籍裝幀形制，大約與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軸裝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經折裝，一般書籍多用蝴蝶裝。
蝴蝶裝是印刷術發明後新出現的書籍裝幀形式。有人推斷，五代馮道組織刻印儒家經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裝，但無實物留傳，還難以確定。北宋初年，所印經、史著作，都用蝴蝶裝，並很快在全國通行。從遼代開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裝，其進程大體和中原一帶相當。蝴蝶裝的應用，是書籍裝幀形制的一大改革。是書籍從卷軸、經折向冊頁的轉變，從而確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書籍基本裝幀形制。
7、包背裝（元代、明代的書籍裝幀）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遷都燕京，改名為大都，此後近百年間，北京成為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著突出的成就，例如，印書的品種超過前代；木活字的首創和應用，朱墨雙色套印書籍以及包背裝的推行和廣泛應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視書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編修所、秘書監、經籍所主要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興文署、藝文監、廣成局、國子監等機構，也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政府還設立專門的歷書編印機構、每年出版印刷大歷、小歷、回回歷三種，印量達300多萬冊。由於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間的印刷業也十分繁榮，他們編印的多為戲曲、話本、詩詞等書。
元代北京出版書籍的裝幀形式，以蝴蝶裝、經折裝為主，蝴蝶裝多用於一般書籍，如政府編印的經史類書籍。經折裝則多用於佛經。在字體方面則多選用趙體，民間出現的話本中，使用了較多的簡化字。
元代的蝴蝶裝書籍中，出現了一種開本較大、版芯較小的書籍裝幀形式，這是前代所少見的。如元大德年間刻印的《夢溪筆談》一書，開本為高416毫米，寬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寬200毫米，版面的四邊留有很大的空白。兩空白面之間墊一張白紙，並與兩白面粘連在一起，克服廠一般蝴蝶裝在閱讀時需翻過一空白頁的缺點。封皮用硬紙裱以織物。這種裝幀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開始，書籍多用包背裝。色背裝的工藝特點是：本頁齊中縫文字向外折疊，配頁後，撞齊，訂口在書頁空白邊，用紙捻穿訂扎平，訂口外裁切，書背刷糨糊，貼上封皮後，裁切上下書口。一般書籍多用厚紙作封皮，宮廷用書，則用紙裱以黃綾。元代北京印刷的《秘書監志》一書中，記有表背匠焦慶安的打麵糊物料配方：黃蠟、明膠、白礬、白芨、藜簍、皂角、茅香各一錢，藿香半錢，白面五錢，硬柴半斤，木炭二兩。這個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劑、防腐劑和芳香劑三大部分，可見當時書籍裝幀的用料是很科學的，它可以使書籍長久保存。
包背裝較蝴蝶裝有很多優點，一是閱讀方便，二是書籍更為堅固耐用。也是書籍裝幀形式的一個重要階段，它更接近於今天書籍的裝幀形式。
明代是我國古代出版印刷業最為輝煌的時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為全國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機構，都從事出版印書活動，而印書的內容按其職能各有側重，北京國子監主要印刷教育用書（如經史類書），欽天監以印歷書為主，禮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醫院、史局、兵部、工部、順天府等機構，也都從事過印書活動。有的部門還設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設立的司禮監經廠，是一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印刷廠，其總人數為120O人。其中從事書籍裝幀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間印刷業也很繁榮，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幾家。
明代北京的書籍裝幀，是歷代集大成者。書籍的開本大小、開本比例形式多種多樣，歷代的書籍裝幀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藝則更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書籍的裝幀形制，以經廠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經史類書籍，版面行格疏朗，字體楷書端正，大黑口、雙魚尾、注釋用雙行小字，多採用包背裝。藏書家多稱「監書天下第一」。經廠印刷的《大統歷》，有兩種裝幀形式，一種是包背裝，一種是經折裝，印刷有墨印和藍印兩種。凡經廠所印的各種書籍，封皮用料有幾種不同的檔次，以黃綾裱紙包皮者，多供宮廷使用；以素色綾絹裱皮者，多供官員使用；以厚紙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員使用或向民間出售。經廠印裝的《大藏經》（北藏），為經折裝，長度約一尺，封皮用硬紙裱以黃綾及各色彩綾，其裝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寫本書《永樂大典》，共11095冊，書高一尺七寸，寬一尺，為歷代開本最大的書，也近似於黃金比例。該書為包背裝，封皮裱以黃綾，是歷代書籍裝幀中最為壯觀者。
線裝是明代興起的一種新型書籍裝幀形制，也是我國古代最完美的一種書籍裝幀形式。線裝書的加工流程為：折頁、配頁、撞齊、訂紙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線、包書角等。明代線裝書的封皮，多數為紙面，選用較厚的紙，或幾層紙滾貼而成。較為考究的書皮，則在厚紙上滾
以布、綾、錦、絹等織物，包角是在書的訂口上下兩角裁切邊處貼以細絹，以使其美觀堅固。有的書還有書根，即在書的下切口靠訂口處寫上書名
及卷次，以便於閱讀時查找。線裝的訂眼是為了穿線，隨書的開本大小和設計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訂線多用白絲線穿雙道，書要壓
實，線要拉緊。明代孫從添在《藏書紀要》中說：「訂線用清水白絹線雙眼訂結，要訂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脫而緊，如此訂書乃為善也。」
8、線裝書（明清時代的書籍裝幀）
線裝書的封皮文字稱書箋，只有書名和卷次，印或寫在長條紙上，貼於封面的左上角。扉頁所載內容較詳細，有書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詳細的出版情況，多印於書後。有些政府出版的書籍，還在書的第一頁或封面蓋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經廠印刷的《大統歷》，不但蓋有政府公章，並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書籍裝幀還包括函套，以便將一部書的各冊包裝為一個整體。函套多用厚紙板外裱以藍布（也有用綾錦者），隨書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四麵包裹，露出書的上下口，稱半包式；另一種是將書的六面全部包裹，稱全包式。除厚紙布面函套外，還有夾板和木匣兩種外包裝，夾板式是用兩片與書同大小的木板，夾於書的上下，再用布帶捆牢。木匣則是按一部書的大小，製成木匣，將書裝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還有一種書頁內襯紙的裝幀形式，這多用於較薄的紙張，有一種羅紋紙，薄如蟬翼，透印嚴重，襯紙後不但克服了透印現象，也增加了書頁的強度。
由於刻版和印刷技術的發展，為書籍的裝幀藝術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其中包括版面藝術、字體藝術，插圖藝術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書字體，多選用顏、歐、趙等名家書體。明初開始，書籍用字一改傳統風氣，改用橫平豎直，橫輕豎重的匠體字，這就是現在書籍常用的宋體字。宋體字萌芽於宋，由還不成熟而未能推廣。成化年間，國子監、經廠的版本中，開始使用宋體字，從而很快在全國推廣，字體的風格也有粗體、中粗體和細體幾種。這種印刷專用字體的廣泛應用，標志著古代書籍版面藝術的新發展。我國古代書籍的插圖藝術，有著優良的傳統。唐代的佛經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圖，宋代有插圖的書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書籍的插圖藝術達到很高水平，在民間刻印的戲曲、話本中，使用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圖；官方出版的科技書、醫學書、方誌書中，也使用了較多的插圖，特別是宮廷使用的啟蒙讀物中，出現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圖。
出於書籍產量的大增，使社會的中下層人士也有讀書機會，從書籍的裝幀形式來看，也分成不同的檔次。就是經廠本，也分為不同的裝幀檔次，既有供上層使用的豪華本，也有供中下層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間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會一般人士需要，從刻印到裝幀，也力求簡朴實用，成本較低，在開本上，既有較大的開本，也有中小開本。明代孫從添在《藏書紀要》中說：「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方為第一。這代表了明代人對書籍裝幀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這里仍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視書籍的出版印刷，並設立了專門從事書籍出版印刷的機構--武英殿。
康熙年間，集中了一批知識分子，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並製造銅活字25萬個，印刷了這一大部頭叢書。乾隆年間，武英殿在金簡主持下，又刻制棗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計253500個，乾隆皇帝親自將活字版定名為「聚珍版」。除用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外，還印了其他一些書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書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較多的書籍，以《耕織圖》、《南巡圖》等質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點，是民間印刷作坊的興盛，據統計最多時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廠兩處。在這些作坊中，也有專門從事書籍裝訂和字畫裱裝者。
清代最通用的書籍裝幀形式是線裝，卷軸裝、經折裝、蝴蝶裝和包背裝等，都有使用。卷軸裝在清代多用於字畫的裝裱，其裝裱工藝十分精緻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紙，畫芯四邊裱以素色彩綾，軸外裱以錦緞，軸頭用料則分為不同的檔次。經折裝除用於佛經及字帖外，也用於一般書籍，宮廷印刷的《耕織圖》，《南巡圖》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裝幀採用經折裝，所不同的是開本約一尺見方，封皮用厚紙板裱以黃綾。康熙、雍正年間刻印的《龍藏》，共720冊，全為經折裝，書皮裱以黃綾，10冊一函，規模巨大。蝴蝶裝在宮廷印刷的書籍中也有使用，曾有過清代中期的蝴蝶裝書，用上等宣紙印刷，版邊留有較大空白，封皮用硬紙板裱以黃綾，並有前後環襯頁，一邊裱於封皮內側，裝幀平整，裁切跟齊，屬於宮廷書籍裝幀之上品。包背裝在清代也有較多的使用，乾隆時期編纂的《四庫全書》一套共36315冊，為著名的寫本，共抄寫七部，共計254205冊，全為包背裝。全書封皮用厚紙外裱綾衣，四庫分別用不同顏色，其經庫用綠綾，史庫用紅綾，子庫用藍綾，集庫用灰綾，最後分別用木函裝書。線裝為清代書籍裝幀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書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線裝書則力求「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紙面和市面兩種，封面多貼書簽，書本部較薄，一部書裝於函套。清代線裝書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張白頁，其後才是扉頁，內容有書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點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書根字，寫有書名、卷次等。
從開本大小來看，清代則是多種多樣，政府出版物的開本都較大，民間出版物多為中小開本，有一種稱為夾帶本的，是歷代最小的開本，約相當於今天的128開，字很小，但印刷裝訂都很精緻。
清代出現了一種連續性出版物，一種是《晉紳錄》，一種是《京報》，《晉紳錄》按季出版，內容為中央、地方官員的名錄，以紅紙為封皮，稱為紅皮書。《京報》相當於今天的報紙，但也裝訂成冊，每期二三頁或六七頁不等，封皮有白紙，黃紙不等，封面蓋有紅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兩種，由於有時限性，印裝都十分粗糙。但作為連續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從18世紀初期開始，西方的印刷技術逐漸傳入我國，近代出版印刷業開始興起。隨著新型印刷技術的應用，書籍的裝幀形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冊頁裝及矩形開本等基本形式，則起源於我國的宋代，約公元14世紀，逐漸傳向西方。雖然在材料、工藝方法等方面有階改進，但其基本形式，仍為中國古代所首創。

Ⅲ 新華書店的歷史

新華書店是中國共產黨於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創立並領導的文化企業，成立以來始終傳承紅色基因，為推動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最強大的實體書店品牌。

1937年4月24日，新華書店在革命聖地延安的清涼山創立 。半個世紀來，它在抗日的烽火、解放的硝煙里成長，在新中國成立後發展壯大。

從1957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國開始進行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在這十年期間，新華書店的管理體制先後進行了兩次變動。總店成為文化部指導全國圖書發行工作的職能部門，著重抓了基本業務建設，總結推廣經驗，安排圖書市場，清倉核資等項工作。

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總店盲目提倡高指標，片面強調擴大發行數量，忽視發行質量，是個很大的失誤，給全國新華書店的工作帶來了損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包括總店在內的全國新華書店也遭到了空前浩劫。2018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當天，新華書店網上商城正式上線運營。

(3)去哪裡讀書歷史的變遷擴展閱讀：

後續情況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我們的國家進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國新華書店經過撥亂反正和組織整頓，各項工作重新蒸蒸日上。

從1977年到1986年，是新華書店的發行網點、事業規模、職工隊伍和進銷業務得到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在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和國家出版局的正確領導下，新華書店總店著重抓了企業整頓、隊伍培訓、發行體制改革、業務建設、經驗交流、表彰先進和推廣現代化設備等方面的工作。

十年期間，總店的領導班子曾作過多次調整。1979年7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命王璟為總店經理，汪軼千、趙國良、程剛楓、魯明為副經理。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命鄭士德為總店副經理。1983年，王璟、程剛楓離休，國務院任命汪軼千為總店總經理；文化部任命趙國良、魯明、鄭士德為總店副總經理。1986年，趙國良、魯明離休，文化部任命高起成為總店副總經理。

Ⅳ 請詳細介紹一下近一百年圖書的變遷

摘要：中國的編輯出版活動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積淀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和研究成果。從出版傳播與復制技術、編輯出版物與社會文化建構、近代新式傳播媒介與社會變遷等方面，綜合考察中國編輯出版活動從古代到近代的發展，梳理其中所顯現的媒介演變與文化傳播的基本規律，這對於新舊媒介的比較研究以及書籍史和文化傳播史的研究，都具有參照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編輯出版史；媒介演變；文化傳播；基本規律；
http://www.pcrc.cn/rbase/hc/resources/20080109235330559.doc
全文網址，希望能幫到你。
參考資料：http://bbs.obpo.com/ShowForum.asp?ForumID=13

Ⅳ 最近想了解中國每一個一個朝代的演變和每個朝代重要的事情 有沒有可以推薦的一本通讀中國歷史的書

資治通鑒的白話本。
上下五千年。
歷代帝王。
袁騰飛的中國史。
高中教科書。
如果這是宋史。
明朝那些事。

Ⅵ 求是書院的歷史沿革

浙江最早創辦的新式高等學校。由杭州知府林啟提出建議，經浙江省巡撫廖壽豐奏報清廷批准，於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5月正式開學。校址在杭州蒲場巷（今大學路）普慈禪寺。該院當年招收「舉貢生監」30名。次年擴充學額，分設內、外兩院，以原有30名為內院生，另招外院生60名，以有志於講求新學者為合格。課程分必修課與選修課，必修課有國文、英文、算學、歷史、地理、格致（物理）、化學及體操等課，選修有日文、外國史地、音樂等，肄業以5年為限。杭州知府林啟兼任書院總辦，聘請美國人（E.L.Mattox）為總教習,並延聘各科教習。為避免當時保守勢力的阻撓，故不稱學堂而稱書院。院里有藏書樓，學生可去借閱讀。指定的必讀書有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船山的《黃書》及嚴復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等。書院不僅在院培養學生，而且首創派學生出國留學。1898年至1902年就資送何燏時（爕侯）、許壽裳等32人赴日留學。1901年11月，各省有設大學堂之議，故將該書院改為浙江省求是大學堂。次年去「求是」兩字改稱浙江大學堂。1904年遵照「欽定高等學堂章程」規定更名為浙江高等學堂。1912年按中華民國教育部的有關規定，改名浙江高等學校，又奉命停止招生，至1914年維持到最後一屆學生畢業，學校完全停辦。1927年在原校址成立國立第三中山大學（由浙江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和浙江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改組為第三中山大學工學院和勞農學院）,學生數達174人。1928年4月1日改名為浙江大學，1928年7月1日起，冠以「國立」兩字，稱國立浙江大學，下設工、農、文理3個學院。
求是書院舊址於1997年被列為浙江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現仍聳立於杭州大學路原址。

Ⅶ 生活書店的歷史沿革

創建於1925年10月。1932年7月，在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社基礎上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對外稱生活書店。生活書店是解放前重要的進步文化機構。前後出版發行了大量進步的社會科學和文藝書籍，達1000多種。生活書店一直自辦發行，有健全的發行機構。除發行本版書刊外，還經售外版的進步書刊，從而成為新出版業的發行中心。生活書店剛成立時還沒有門市，1933年年底，《生活》周刊被迫停刊，生活書店遷移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桃源坊後，才在那裡建立了最早的門市。1934年生活書店遷到福州路復興里。1938年初，生活書店將福州路復興里的門市部結束，另在福州路378號用「遠東圖書雜志公司」名義開設門市，繼續營業。1940年又將「遠東圖書雜志公司」改稱「兄弟圖書公司」。1943年春又將「兄弟圖書公司」改組為「新光公司」，經營圖書、文具和百貨。翌年新光公司也告歇業。抗日戰爭勝利後，生活書店迅即在重慶南路6號公寓大廈樓下建立門市，於1945年10月開業。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情況下，1947年12月2日，重慶南路門市部被迫結束，遷至福州路復興里四樓繼續營業。1948年2月12日，國民黨上海市執行委員會發出查封生活、讀書、新知三書店密令的前夕，生活書店等三書店緊急撤離上海，遷往香港。郵購工作是生活書店的重要業務。1937年上半年，生活書店擁有郵購戶6萬多戶，郵購戶在書店的存款余額近10萬元。生活書店的批發業務也頗具規模，全國經常有300多個代銷單位分布在各大中小城市。生活書店在全部營業額中，本外版的出版物各佔百分之五十。生活書店在1935年下半年還在上海建立了電話購書服務業務，直到日軍侵佔上海才停止，讀者稱便。抗戰前生活書店只有武漢、廣州兩處分店，後來又陸續在西安、重慶、長沙、成都、桂林等地開設分店，共達55處。生活、讀書、新知三書店於解放前夕同時撤離上海後即在香港實行合並。1948年10月26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管理處在香港成立，三店合並任務正式完成。全國解放後，1951年4月，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等5單位的發行機構聯合成「中國圖書發行公司」，上海成立分公司。1954年起，中國圖書發行公司並入新華書店，中圖公司上海分公司並入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上海分店。

Ⅷ 關於勤奮讀書的歷史故事有哪些

1、懸梁刺股

懸梁的故事發生在楚國一位名叫孫敬的賢士，到洛陽求學，為了勤於學習， 怕受睡眠困擾，因而把頭發綁住懸於樑上，如果讀書疲累，眼睛一合上，頭低下 來，那懸在樑上的頭發一拉，必定痛得醒過來，而後他苦讀有成。

刺股的故事發生在戰國蘇秦身上。他在鬼穀子那兒學合縱連橫之術，學成後 到秦國游說，不被採用。旅費用完只好回家，但家人皆不理他，他很羞愧難過， 於是發憤苦讀。讀累了打瞌睡，就拿一把錐子在腿上戳，把睡意趕跑，又繼續苦讀。

後來，再出發游說諸侯時，無不成功，身掛六國相印，好不威風。

2、囊螢讀書

車胤，晉代南平人，年輕時就愛讀書，好學不倦，但因家境貧苦，沒錢買油 點燈。日子久了， 車胤覺得長久下去，將不知浪費多少寶貴時光，一定要想辦法 解決才行。一晚，他見一群螢火蟲， 一閃一閃的飛來飛去，立刻想到，如果捉十 幾只螢火蟲放在袋中，不就可以藉它們所發出的光來讀書嗎?

此後，他就每晚靠著螢火蟲的光來讀書，有時甚至看到天明。

3、映雪讀書

古時有一讀書人名叫孫康，也因家貧，冬夜經常在雪地藉助雪光返照來讀書。 隨月讀書 南齊有一讀書人叫江泌，他白天要作工，只有晚上有時間讀書，但家貧買不 起燈，只好利用有月光的夜晚讀書。他每當讀到月光西斜時，就搬一張梯子擱在 牆腳下，站在梯上讀，月光逐漸下墜，他也一級一級升高，一直爬到屋頂。

有時 ，讀累了，一不小心從梯上掉下來，他連忙爬起來，連身上的泥土也不拂掉，又 爬到梯上，繼續讀下去。

4、畫荻教子

北宋時期，有個傑出的文學家和史學家，叫歐陽修。文章寫得很出色，在文學上有很高的成就。他四歲那年，父親去世了，家裡生活非常困難。他的母親一心想讓兒子讀書，可是，哪裡有錢供他上學呢？她左思右想，決定自己教兒子。

她買不起紙筆，就拿荻草稈在地上寫字，代替紙筆，教兒子認字，歐陽修就這樣在母親的教導下在地上用荻草稈在地上寫字，終於學有所成。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畫荻教子」的故事。

5、鑿壁偷光

漢朝元帝時的匡衡，從小喜好讀書。可是家裡很窮，連飯都吃不飽，哪有錢上學讀書呢?他只好白天幹活，晚上自己學習。家裡沒有錢買燈油，怎麼辦呢？匡衡沒有向困難屈服，想出了一個辦法：在牆壁上鑿了個小洞，借鄰居家照射過來的微弱燈光看書學習。他勤奮刻苦，學到了許多知識，後來做了宰相。

Ⅸ 想了解下中國的歷史該從哪方面入手

同學你好！

1.歷史方面是有規律的。

任何重大事件都包括【背景或者原因，導專火線，過程屬或者主要內容，影響或者意義】

回答內容或者意義類題目從【經濟，政治，文化或者思想】等入手。

要做好自己的【基礎積累】是很重要的，不然上面說的都無意義了。

【基礎積累】包括：對歷史線索的了解，也就是能掌握主體歷史長軸，對歷史框架順序有詳細了解，每一年發生哪些事~~~。

2.我個人認為每天早晚半小時，主要看書，看試卷，做錯題。

3.可以幾個相關的事件結合來記，也可以相互比較，例如【明治維新，彼得大帝改革】。

4.可以和朋友一起【答題】，相互問答，增強興趣，也可以搶答，激發潛力。

5.對於近代史和世界史，建議看些關於近代發展的電影，推薦《甲午風雲》《大清帝國》《火燒圓明園》等，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將自己的茫然無措，轉變為愛國意識，同時培養起對歷史的興趣】。

6.還有就是【「答題時多審題，結合材料」】加油！！

加油！要相信自己，堅持不懈！我就是這樣曾經歷史全校第一！！

希望幫到你！！

Ⅹ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歷史沿革

三聯書店的前身是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活躍於中國出版界的三家著名出版發行機構——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
生活書店成立於1932年7月，創辦人是鄒韜奮、胡愈之、徐伯昕等，前身是創辦於1925年的《生活周刊》。讀書出版社成立於1936年，創辦人是李公朴、艾思奇、黃洛峰等，前身是1934年創刊的《讀書生活》半月刊，1937年更名為讀書生活出版社。新知書店成立於1935年，創辦人是錢俊瑞、徐雪寒、華應申等，前身是《中國農村》月刊。
從1928年6月《生活》周刊社開始出版圖書，至1948年10月三店正式合並為止，三店共出版圖書2000餘種，先後共編輯出版期刊約50種。三店先後在上海、漢口、廣州、西安、香港等地開辦過百餘家分店。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重慶的生活、讀書、新知三店合並。1948年10月三家書店全面合並，在香港成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管理處。1949年3月，總管理處遷至北京。
1951年8月，三聯書店並入人民出版社，仍保留「三聯」名義出書，按需要出版「非馬列」或「力圖運用馬列但還不純熟」的著作。1954年4月，三聯獲中央批准有了自己的編輯室，下轄中國歷史、外國歷史、地理等六個編輯組。
1979年，《讀書》雜志創辦起。
1986年1月1日，三聯書店恢復獨立建制。
80年代以來，出版界面臨著巨大的市場誘惑，書店始終保持三聯版圖書的品位和特色，同時對開拓和發展市場做了積極的探索和嘗試，成立了三聯讀書俱樂部，恢復了《讀書》雜志和《生活周刊》，創辦了《愛樂》雜志。
自2003年年底以後，三聯書店的運營出現了與「三聯傳統」不協調的聲音，為了經濟利益大量出版教材教輔圖書，違反國家規定，以一號兩刊形式發行《三聯財經競爭力·人才與財富版》、《讀書·中國公務員》兩本雜志，與雜志原有的學術品位大相徑庭。三聯書店主要領導人的行為引起了公憤，眾多員工為此聯名起草公開信，表達了他們對「三聯」現狀及前景的憂慮。
2004年3月一號兩刊的違規操作及員工公開信經媒體報道後，三聯風波在學術界、出版界引起巨大震動。楊絳、陳樂民、許紀霖、葛兆光、陳平原、資中筠、邵燕祥等作家學者先後不約而同地寫文章回憶老「三聯」，以另一種方式表達了對「三聯風波」的看法和關注。
2004年4月，北京萬聖書園、上海季風書園等全國42家民營書店聯名遞呈《致三聯書店暨中國出版集團的公開信》，要求對三聯書店總經理兼總編輯進行「彈劾」，此舉引發了中國文化界的「三聯保衛戰」。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9月14日三聯書店召開了全體員工大會，正式宣布總編輯汪季賢調離，歷時180天的「三聯保衛戰」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