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國改革開放經歷了那4個階段
改革開放３０年間，我國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圍繞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這條主線，可以把這段歷史粗略概括為頭4年、中間兩個10年和最近6年，這樣4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２年，是「撥亂反正和改革起步的四年」。其在「解放生產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農村經濟活躍起來，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
第二階段：從１９８２年到上世紀９０年代初，是「開始全面改革，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道路、基本路線並大膽探索改革目標的十年」。其在「解放生產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出現了「隔幾年上一個台階」式的加速發展時期，城市經濟活躍起來，對外開放由點到線再到面，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從這時起，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經濟社會又面臨著新的考驗和挑戰。
第三階段：從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２年黨的十六大之前，是「經受住政治和金融風波考驗而更加堅定奮進，有系統地確立指導理論、基本綱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實現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性突破的十年」。其在「解放生產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在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６年年均增長１２ . １％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內需，克服亞洲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同時使國家計劃管理由指令性計劃向指導性計劃轉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集中到一點，就是經過這一段落的持續改革和發展，中國總體上進入小康社會。
第四階段：也就是從２００２年以來這最近６年以至今後，乃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明確界定當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方位，更高地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六年」。其在「解放生產力」 上的顯著成效，就是２１世紀頭７年經濟總量保持兩位數穩定增長，國民經濟基礎設施和國有經濟重大項目上了新的大台階，人民生活也上了新的大台階，並且在加快發展的同時更加關注公平正義，進入了一個以更高自覺致力於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同時全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使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更加協調推進的嶄新階段。
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國情復雜的大國，是怎樣做到３０年一以貫之、旗幟鮮明地堅持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這樣一種境界的呢？我認為，這里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３０年中所獲得的馬克思主義偉大新覺醒。也正是在這樣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獲得新覺醒而與時俱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進到新的境界。直到黨的十七大，達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個一」的統一認識：一面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一條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個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而為我們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實踐和認識道路。
❷ 怎樣理解中國現代化所處的歷史方位及其階段性特徵
我是這樣理解的：
歷史方位：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沖破了束縛生產力發
展的體制障礙，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
;
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打開了我國經
濟、政治、文化、社會全面發展的嶄新局面，形成了對外開放的全新格局，實現了新的歷史性突破。
當代
中國正處於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快速推
進，在整體上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成為名副其實的工業大國；信息化已跨入中等水平的國家行列，
信息化，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已初見成效；城鎮化已進入加速時期，城鎮化率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國家的平
均水平；市場化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
增強，市場體系初步形成；國家化發展日益深刻，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
中國都將處於「五化」不斷深入，並且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歷史進程中。
當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了
歷史性變化。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努力突破封鎖到全方位對外開放，以嶄新面貌登
上並屹立於世界舞台，成為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當代中國與世界前所未有的緊密
聯系在一起，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與穩定也離不開中國。
特徵：我國正處在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當代中國發展的一個顯著地階段性特徵。
階段性
特徵還包括①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同時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不高，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
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同時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
礙依然存在，改革攻堅面臨深層次矛盾和問題。③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④協調發
展取得顯著成績，同時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後的局面尚未改變，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促進經
濟社會協調發展任務艱巨。⑤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發展、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扎實貫徹，同時民主法制建
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繼續深化。⑥社會主義文化更
加繁榮，同時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趨旺盛，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
對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⑦社會活力顯著增強，同時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
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社會建設和管理面臨諸多新課題。⑧對外開放日益擴大，同時面臨的國際競爭日趨
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占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增多，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要求更高。
❸ 新時期黨的歷史方位是什麼，請指點
對新時期黨的歷史方位問題的若干思考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llgc/llgc2003/0304/030414.htm
試析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與「左」傾右傾表現的同異（戴茂林）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學判斷黨的歷史方位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須准確把握時代特點和黨的任務，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這是黨的十六大對新時期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要做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就必然要克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的干擾。而戰勝「左」右傾錯誤干擾的前提，是對「左」傾右傾的本質屬性和不同時期的表現形態有著清醒的認識。
一、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內，「左」傾右傾的表現形式存在差異
「左」傾、右傾，是在黨的歷史上和現時黨內生活中都頻繁出現的概念，似乎屬於不需要辨析的常識。然而，何為「左」傾?何為右傾?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內，「左」傾右傾的表現形式有何不同?對於這些問題，如果按照熟知的常識去解釋，還不能給人以心悅誠服的回答。
通常，人們是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超越或者是落後客觀發展階段作為區別「左」傾與右傾的標準的。超越，就是「左」傾；落後，即為右傾。以「左」傾為例，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連續發生過三次「左」傾錯誤，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瞿秋白「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和王明教條主義錯誤。雖然這三次「左」傾錯誤的程度不同，表現也有區別，但共同特徵都是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超越革命發展階段，「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定界限，並主觀地急於要超過民主革命。」[1]新中國成立後，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政治生活中爆發了在執政黨內部搞「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這些「左」傾錯誤的基本特徵，也都表現為急躁冒進，超越階段，背離客觀實際。
但是，進入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改革開放新時期後，黨內出現的「左」傾錯誤則主要表現為固守舊體制，保守僵化，反對改革開放，不能夠與時俱進，與此前的「左」傾表現形式出現了較大的不同。而且這種表現形式的差異也引起了人們認識上的一些困惑，有人甚至提出，應當把保守僵化、反對改革開放的錯誤傾向認定為右傾，把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傾向認定為「左」傾。
雖然我們不能同意這種觀點，但應當承認，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內，「左」右傾錯誤的表現形式確有不同。「左」傾右傾在不同環境下的差異是本質特徵的變化還是表現形式的不同?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應當從「左」傾右傾的本質屬性談起。
二、「左」傾右傾的本質區別在於如何對待舊形式
「左」傾與右傾原出於「左」派與右派。「左」派與右派一般指政治上激進或保守的派別或政黨，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激進派與保皇派。中國共產黨是從俄國共產黨那裡引進「左」傾右傾概念的。1918年初，俄國共產黨在是否簽訂對德和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歧。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列寧提出的盡快同德國媾和的建議，列寧在《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一文中批評了他們的錯誤觀點，指出：「必須善於估計力量的對比，不要在社會主義力量還薄弱、作戰時機顯然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時候同帝國主義者作戰，便於他們反對社會主義。」，[2]1920年4—5月，列寧撰寫了著名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在批判「左派」幼稚病時，對何謂「左」傾與右傾作了原則上的界定。提出：「右傾學理主義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不顧新內容，結果破產了。左傾學理主義則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3]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左」傾右傾的概念逐步引入黨內。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中，認為黨內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出現了「左傾或右傾的錯誤」。左傾的主要表現，是「主張繼續做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宣傳，反對加入國民黨，甚至反對參加國民革命，以為這是和資產階級妥協，使我們的黨變成黃色」；右傾的主要表現，是「忘了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及黨的工作」，「忘了民族運動中無產階級的經濟爭斗」，「忘了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革命之准備。」[4]
從上述考證中可知，無論從列寧對「左」傾右傾的界定還是從中國共產黨引入「左」傾右傾的原意來看，「左」傾右傾的本質區別並不在於超越或者落後於客觀發展階段，而在於如何對待舊形式，也即如何對待與自身有重大區別的團體、政權和制度。右傾的本質特徵是「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不顧新內容」；「左」傾的本質特徵與此相反，「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超越或者是落後於客觀發展階段，只是這種本質特徵在具體條件下的表現形式。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所發生的各次「左」右傾錯誤，對這種界定的科學性已經做出了證明。大革命時期黨在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右傾與「左」傾，就是在如何對待國民黨的問題上，前者「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不顧新內容」，後者則「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
大革命後期的右傾錯誤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錯誤，在路線方針政策上都表現為超越或者是落後於革命發展階段。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是在與國民黨合作時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而三次「左」傾錯誤的共同表現是急於在民主革命階段就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但是，雖然「左」傾右傾主要表現為超越或者是落後於革命發展階段，究其實質，都是在如何對待國民黨和民主革命任務的問題上出現了偏差。右傾，是在與國民黨合作時過分依賴於國民黨這個舊形式，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不想向社會主義前進；「左」傾，則是看不到國民黨這個舊形式所具有的積極意義，認識不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經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所出現的「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雖然也都表現為急躁冒進，超越階段，但其實質也是「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甚至連農民的小塊自留地都要鏟掉，幻想讓「小生產在中國絕種」。
改革開放後的「左」傾錯誤雖然主要表現為固守舊體制，在形式上與以往的「左」傾錯誤出現了差異，但這種差異僅是現象上的區別，其本質特徵並沒有發生改變。因為固守舊體制，反對改革開放，實質上是反對借鑒資本主義的舊形式來鞏固和發展自己。而且「左」傾錯誤所固守的「一大二公」的舊體制，本身就是一個急躁冒進的、超越客觀發展階段的「左」傾體制。所以，不管是主張在這個體制的基礎上繼續冒進也好，還是僵化地固守這個超越客觀發展實際的體制也好，「左」傾的實質並沒有改變。
三、「左」右傾表現形式的差異源於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
雖然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不同表現形式的「左」右傾錯誤都有其共同的本質特徵，但改革開放前後「左」右傾錯誤在表現形式上的差異，終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而且這種變化對於我們正確認識並進而克服「左」右傾錯誤的干擾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所以，分析這種變化的原因，對於我們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理解黨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有著現實的意義。
「左」傾與右傾，雖然源於黨外的「左」派與右派，但自引入黨內後一般指黨內偏離了事物客觀發展規律而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主張。在戰爭年代，黨的政治目標是領導人民推翻舊政權的統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由於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只能是先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然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並進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如果不首先完成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就不可能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認識不到這一點，企圖在民主革命階段就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是「左」傾；如果看不到民主革命必然要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使黨的奮斗目標僅僅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就是右傾。因此，新中國成立以前所發生的「左」右傾錯誤，往往表現為超越或者是落後於客觀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黨的歷史方位發生了變化，黨的政治目標已經由推翻舊政權轉變為建設新國家，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頭等重要的任務。在實現這一任務的歷史進程中，如何對待與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立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成為「左」右傾錯誤產生的主要原因。拒絕學習吸收資本主義的合理成分為我所用，以姓「社」姓「資」劃線來判定先進與落後，就是「左」傾；主張全盤西化，看不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忘卻共產黨人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就是右傾。因此，黨執政後所發生的「左」右傾錯誤，主要表現為保守僵化還是全盤西化。
但是，既然黨執政後的「左」右傾錯誤主要表現在保守僵化和全盤西化，為什麼改革開放之前的「左」傾錯誤卻表現為急躁冒進、超越階段呢?
中國共產黨經過八十多年的艱苦奮斗，經歷了革命、建設和改革三個階段，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的這種歷史方位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帶來了黨內「左」右傾錯誤表現形式的差異。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是黨和國家政權關系的改變；從封閉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到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是黨的執政環境的改變。如果比較一下這兩次變化就會發現，第一次變化與第二次變化具有質的不同，是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而第二次變化是在執政黨地位不變的情況下執政環境的改變。因此，改革開放之前出現的「左」右傾錯誤，本來應當與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左」右傾錯誤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但是，由於我們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經驗，對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合理因素一概排斥，而且仍然採用革命戰爭年代的習慣方法搞經濟建設，所以，此時出現的「左」傾錯誤在表現形式上反倒與革命戰爭年代的「左」傾錯誤具有了更大的相似性，而與改革開放後的「左」傾表現有了形式上的差異。
四、要立足於黨的歷史方位來研究反對黨內錯誤傾向的新特點
「左」傾與右傾，是黨加強自身建設的一個頑疾。由於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必須不斷地面對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也就必然地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左」傾與右傾認識。因此，不斷地克服「左」傾右傾錯誤的干擾，是加強黨的建設的歷史進程中的一項長期任務。在當前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進程中，在反對黨內錯誤傾向問題上，特別應當注意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在正確判斷黨的歷史方位的前提下，認清不同環境下「左」右傾錯誤的不同特點。黨的十六大全面總結了黨成立以來特別是執政以來的經驗教訓，從中國和世界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著眼，准確把握時代特點和黨的任務，明確提出，我們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的這種歷史方位的重大變化，是我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立論基礎，也是我們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觀依據。新時期的所有黨建工作，都必須緊緊把握住黨的歷史方位的這個變化來展開。反對黨內「左」右傾錯誤的斗爭，更要研究隨著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而出現的新情況。既要認清「左」傾與右傾的本質特徵，更要看到隨著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左」傾右傾在不同的時期內會有不同的表現特點。做到不為現象所迷惑，不犯黨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把「左」傾當作右傾來反對的錯誤。
第二，根據黨的主要任務的變化來確定反對錯誤傾向的重點。在正確區分「左」右傾錯誤在不同時期表現形式同異的基礎上，還必須認識到，伴隨著黨的主要任務的變化，反對「左」傾右傾錯誤的斗爭也會有不同的重點。改革開放之前，黨在計劃經濟和封閉的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沒有融合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交流范圍局限於蘇聯等少數社會主義國家，自然難以認識、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經濟政治文明，黨內的「左」傾錯誤易於成為主要傾向。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既要破除長期「左」傾錯誤的影響所造成的思想僵化，又要防止打開國門後放棄四項基本原則的自由化傾向，出現了「左」傾右傾錯誤交織在一起的新情況。
雖然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左」右兩種錯誤傾向會交織出現，但是，由於黨的主要任務是不斷地擴大開放和深入地進行改革，必須正確地認識和借鑒資本主義和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因此，防止和反對「左」傾錯誤，仍然是反對黨內錯誤傾向的主要任務。而且，伴隨著每次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無論是初期的改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都必須克服「左」右傾錯誤的干擾，特別是「左」傾的影響。這是我們在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的進程中，應當加以特殊警覺的。
參考文獻：[1]毛澤東選集[M].(3)人民出版，1991.972.[2][3]列寧選集[M].(3)(4)人民出版社，1995.514、211.[4]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M].(1921-1925).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2.276—277.
❹ 我國改革開放經歷了那幾個階段
❺ 改革開放初期的歷史方位與我們現在的歷史方位是一致的。對還是錯
改革開放初期的歷史方位與現在的歷史方位是一致的。這個方針政策肯定是對的。
❻ 改革開放之前歷史經驗總結大神們幫幫忙
在改革開放３０周年之際，面對中國社會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人們思緒萬千，感慨萬端。究竟是什麼使中國發生如此之巨變，充滿希望地活躍起來了呢？其根本經驗是什麼？給了我們哪些重要啟示呢？ 帶著這樣的問題，金秋十月，新華社記者采訪了７６歲的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 「所有經驗，從根本上說，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 記者：據了解，您是我們黨參加中央全會文件起草次數最多的理論幹部之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您參與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此後又相繼參與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六大報告的起草，同時參加了這期間各次中央全會的理論性綱領性決議的起草，您還參與了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整理工作。從這樣的經歷出發，您怎樣看待改革開放３０年來的歷史經驗？ 鄭必堅：這３０年間，我國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在這個偉大歷史進程中，共產黨領導人民開拓進取，創造和積累了多方面的寶貴經驗。黨的十七大報告概括的「十個結合」，是這些經驗的完整綜合和總結。而所有這些經驗，從根本上說，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 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思想啟動，是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大討論。應當特別強調的是，在這３０年中，黨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一個最大特色，就是把實踐這個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堅決、徹底、鮮明地集中到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要求上來，集中到生產力標准上來。實際上，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３０年的思想起點、邏輯起點和歷史起點。 記者：今年對中國來說是極不平凡的一年。我們戰勝了低溫雨雪冰凍和汶川大地震兩場罕見的重大自然災害，成功舉辦了第２９屆奧運會，圓滿完成了「神七」載人航天任務。幾經洗禮的中國人民回顧改革開放３０年歷程，認識有了新的提高，情感有了新的升華，人心有了新的凝聚。您如何看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鄭必堅：３０年歷史巨變，可以從多方面，用多視角來觀察，而其中最突出的一條，或者說最使十幾億中國人受惠的一條，就是在新時期，從根本上改變了封閉僵化的頹勢和萬馬齊喑的沉悶，真正充滿希望地活躍起來了。 鄧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７年５月曾經說過：中國真正活躍起來，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還是在１９７８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從總結歷史教訓的高度，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和之後黨和國家的狀況、人民群眾精神面貌的狀況，作了尖銳鮮明的對照，把問題集中到究竟是要「沉悶停滯」，還是要 「中國真正活躍起來，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這樣具有思想穿透力的體察和眼光，實在發人深省！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這３０年最為重視的就是這個「活躍起來」的問題，就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之有無活力的問題，就是人民群眾精神狀態是沉悶還是活躍的問題。我們這樣一個１３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一個社會主義的後發現代化國家，在改革開放推動下，實現了世界近代以來大國發展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持續高速發展。顯然，這樣一種罕見的 「井噴式」發展勢頭還將長期持續下去。 今天，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活力，已成為舉世矚目的重大現象。 「改革開放３０年進程可概括為四大歷史段落」 記者：改革開放是一個波瀾壯闊、豐富生動的偉大進程，您能否簡要梳理一下這一進程的歷史脈絡？ 鄭必堅：圍繞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這條主線，可以把這段歷史粗略概括為頭四年、中間兩個十年和最近六年，這樣四個大段落。第一大段落，從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２年，是「撥亂反正和改革起步的四年」。其在「解放生產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農村經濟活躍起來，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第二大段落，從１９８２年到上世紀９０年代初，是「開始全面改革，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道路、基本路線並大膽探索改革目標的十年」。其在「解放生產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出現了「隔幾年上一個台階」式的加速發展時期，城市經濟活躍起來，對外開放由點到線再到面，鄉鎮企業異軍突起。 記者：從這時起，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經濟社會又面臨著新的考驗和挑戰。 鄭必堅：對。第三大段落，從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２年黨的十六大之前，是「經受住政治和金融風波考驗而更加堅定奮進，有系統地確立指導理論、基本綱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實現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性突破的十年」。其在「解放生產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在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６年年均增長１２ . １％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內需，克服亞洲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同時使國家計劃管理由指令性計劃向指導性計劃轉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集中到一點，就是經過這一段落的持續改革和發展，中國總體上進入小康社會。 第四大段落，也就是從２００２年以來這最近６年以至今後，乃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明確界定當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方位，更高地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六年」。其在「解放生產力」 上的顯著成效，就是２１世紀頭７年經濟總量保持兩位數穩定增長，國民經濟基礎設施和國有經濟重大項目上了新的大台階，人民生活也上了新的大台階，並且在加快發展的同時更加關注公平正義，進入了一個以更高自覺致力於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同時全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使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更加協調推進的嶄新階段。 記者：您這樣的劃分令我們耳目一新。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國情復雜的大國，是怎樣做到３０年一以貫之、旗幟鮮明地堅持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這樣一種境界的呢？ 鄭必堅：我認為，這里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３０年中所獲得的馬克思主義偉大新覺醒。也正是在這樣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獲得新覺醒而與時俱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進到新的境界。直到黨的十七大，達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個一」的統一認識：一面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一條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個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而為我們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實踐和認識道路。
❼ 改革開放的歷史方位給我們帶來了什麼
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努力實現新的要求，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目標、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