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評價李鴻章的作文800字
說起晚清權臣李鴻章，人們總是會想到「賣國賊」、「千古罪人」這樣的評價。但是，當我們平心靜氣、理性來思考李鴻章所處時代大廈將傾的尷尬境地的時候，我們發現，李鴻章無法也不能承擔晚清對外交往失敗的悲劇後果。
理想與現實的兩難
中西沖突，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明體系的沖突。這樣的沖突既是局勢上的沖突，也是士大夫內在觀念的沖突。因此，晚清外交的兩難本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困境。把李鴻章放到中西對比的世界環境中去評價，有助於深刻理解李鴻章和晚清的命運。處在中國傳統外交體制解體的歷史悲劇中，李鴻章是晚清中國官僚集團中較為清醒和理性地對待「千古變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圖建立中國對外關系的新的明確的原則和適應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滿著矛盾：他認識到時代變局需要中國變革，而又無法從體制上乃至文化上採取根本的變革；他實現了從崇拜皇權到推崇國權的政治價值觀的轉變，證明他本質上仍是一位現實主義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現實主義與晚清外交面臨的兩難：既要維護帝國的傳統外交體制??天朝禮治體系或朝貢體系的傳統理想，又要適應完全對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際關系體系的現實，便構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
兩難之下，對李鴻章對外交涉的評價，必須對他的鮮明的時代意識予以充足的關注。客觀的說，在晚清權臣中，李鴻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鴻章對時局有明確的看法，並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變局」的命題。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摺中，多次強調，中外之局勢是「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深切認識到中國必須開放，與西方競爭。這才有了後來洋務運動的興起。
李鴻章的變局觀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徵，沒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就提不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命題，也就不會有對時局的冷靜思考。
塞防與海防之爭：李鴻章的現代海權意識
1875年，清廷內部出現塞防和海防之爭。當時清廷面臨著雙重危機：西部新疆幾乎完全喪失，東面日本正凱覦台灣。實際上這還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是財政預算，二是國防思想的現代化。前一個問題又和左文襄(左宗棠)與李中堂(李鴻章)的個人權力有關。在愛國情操之外，兩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義，左宗棠督師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爭收復新疆自然是「份內」之事。而當時國家財政不可能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左宗棠後來出師新疆相當一部分還是靠自籌資金。不過，左宗棠比李鴻章的理論似乎更有煽動性，他主張塞防和海防並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論，僅從政治斗爭上，他就比主張海防建設的李鴻章高出一籌。以恭親王奕 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爭論，李鴻章被委任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的建設，是中國國防現代化的開始：一方面改變了傳統上注重內陸防禦的戰略，另一方面，現代化海軍的建設，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洋務運動)的重要契機，這一點，又是塞防論所不能達到的。另外，李鴻章認為日本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敵人，這一點對當今的中國人仍然具有警醒的價值。當然，如果把政策的重點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夠戰勝日本。畢竟，經過明治維新而走上現代國家之路的日本，無論在體制上、經濟上、戰略上，還是軍備上，都已經甩開清朝甚遠。
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清王朝首要和緊迫的任務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國家安全防禦體系。在經歷了幾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之後，究竟哪一方是國防戰略的重點，戰略重心應設立在什麼位置？這個問題引起了清王朝眾多政治家的廣泛爭論。這次爭論的結果初步改變了中國已經延續千年的國防戰略格局，對中國近代國防的重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這次國防大討論為轉機，近代中國的國防開始實現了戰略性的轉移??海防成為國防重心。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爭的歷史價值。
左宗棠和李鴻章的觀點在當時具體的個案上發生了爭論，但並不能就此認為二人完全在長期的國防上持相反觀點。作為洋務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軍隊現代化上的觀點是一樣的。左宗棠大力創設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證明了他的海防意識。而李鴻章也不是只搞海軍。
出訪歐美：鮮明的現代意識
《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為千夫所指，失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等職務。1896年2月，為祝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時也為「聯俄制日」，李鴻章作為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出訪俄國。不久他便前往歐美做了一次環球訪問。《中俄密約》的簽字，使李鴻章相信「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但實際卻開啟了列強爭相打開中國的大門。不過，對於這趟經歷，他得出的根本結論是：「至於根本計，尤在於變法自強。」
1896年6月他到達柏林。為討教強國之策，李鴻章專門趕到漢堡附近拜訪已經下台的俾斯麥。對於「東方的俾斯麥」的來訪，俾斯麥提供了建立強國的要訣：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顯然，這符合李鴻章的改革取向。但是，這並非是中國自強的根本之計。
1896年8月28日李鴻章抵達紐約。正在海濱度假的美國總統克利夫蘭特地趕來會見李鴻章。紐約港到處掛起了大清帝國的龍旗，可謂禮炮轟鳴，萬人空巷，受到了「史無前例的禮遇」(《紐約時報》)。李鴻章在回答美國記者提問時也展現了一個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銳的國權意識和現代意識：
??他抨擊美國的排華法案。適逢美國國會已通過了排華法案《格利法》。李在抨擊這個法案時，「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說，「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們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嗎？這不是自由！」
??他認識到國際經濟的互利性質。當記者問到對華投資時，李鴻章認為，在華投資是雙方互利的事，並表示清政府非常歡迎任何資本前來投資，建立當代工業企業。他同時說：「對於鐵路、電訊等事務，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不允許任何人危及我們神聖的權利。」
??他對於婦女的教育問題表達了開明的立場。美國記者問及「閣下贊成婦女受教育嗎？」時，他說：「在我們清國，女孩在家中請女教師提供教育，所有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雇請女家庭教師。我們現在還沒有供女子就讀的公立學校，也沒有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這是由於我們的風俗習慣與你們(包括歐洲和美國)不同，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你們的教育制度，並將最適合我們國情的那種引入國內，這確是我們所需要的。」
??他認識到報紙或者新聞媒體應該揭露真相。他說：「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也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這，就是李鴻章，一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徘徊矛盾的人，一個處於夾縫中的人。戊戌變法的健將梁啟超曾評價李鴻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識，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認為自己不過是個「裱糊匠」。適逢內憂外患，從里到外都爛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將一個破屋(清王朝)裝飾一新噓噓人尚可。偶有小風雨修修補補也能看得過去，但真的遇到大風雨，破屋必然原形畢露，又豈是一個半個「裱糊匠」所能補補貼貼支撐起來的呢?
2. 如何評價李鴻章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評價李鴻章的兩個前提
要認識和評價李鴻章，必須弄清以下兩個前提：
一是李鴻章本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轉型時期。而這樣一個過程，又是在中國被動落後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鴉片和洋槍大炮軍艦，逼迫中國實行所謂「門戶開放」的。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變局當中，社會上各個階層、各種身份的中國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說法和方案，試圖尋找出一條強國富民的理想道路。這時候，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國內太平天國運動，一個新興的統治階級改革派——洋務派，從清王朝統治集團的高層產生出來。他們接過傳統儒家經世致用的旗幟，提倡和標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力圖挽封建末世的狂瀾於既倒。所以，這樣的一個改革派，也可以稱之為封建統治的「補天派」，因為他們雖然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層面上，無法觸動封建社會體制的根本痼疾。
由於洋務派的領袖人物們，掌握了從中央到地方相當大的一部分權力，所以洋務派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早期改革舞台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成為眾多改革派別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務派內部，又分成眾多的集團，如中央的奕訁斤、文祥集團；地方的曾國藩、左宗棠兩個湘系集團以及後起的張之洞集團，其中，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是這些集團里實力最強、興辦洋務成效最大的一個。李鴻章，可以說是一個伴隨著近代洋務運動潮流而產生的標志性人物。由於他所具有的權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時代的慈禧、赫德三個人交織構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滿漢中外各項決策的關鍵性歷史人物。
二是李鴻章究竟幹了一些什麼事。從1862年當上江蘇巡撫起，李鴻章在晚清社會政治舞台上縱橫捭闔，活動了整整四十年，其時間之長、涉及的領域之廣、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時代的政治家所無法比擬的。他先後擔任過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從1870年起，在長達25年的時間里一直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文華殿大學士（賞穿方龍補服），是清朝政府高層參與決策、執行決策的重要人物。在軍事上，李鴻章是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創始人，開了中國軍隊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軍和一系列軍工企業，為中國工業打下最早的基礎。在經濟領域，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鴻章一個人就辦了前面三個，後來他還辦了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等，並且率先倡導在中國修建鐵路。可以說他在洋務活動中，創辦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鴻章的自強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兩個留存至今的近代企業——江南製造局和輪船招商局。江南製造局採取中國人擔任領導，聘請外國技師；而輪船招商局作為民用的服務企業，則是純粹的華人企業，它的章程里特別規定，不接受外國資本。相比之下，江南製造局由於模仿生產西方的船隻兵器，受國外的影響更大，而輪船招商局由於採用了股份制，在組織結構上更先進。它所採用的洋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體的組織生產的方式，一直為後來的民族工業所襲用。從細節和局部上看，李鴻章採取的措施是先進的，代表了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的。但就他們所想達到的中國「自強」的目的來說，在當時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李鴻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為清王朝服務，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統治和現有的政治結構，這就意味著他所倡導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防禦性的現代化，是沒有實現可能的。梁啟超謂李鴻章「只懂洋務，不懂國務」，可謂一語中的，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後的一面，也是他個人悲劇性人生的來源。在外交領域，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經辦了許許多多的對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絕大部分對外條約都是由他出面簽訂的。以致在當時外國人的眼裡，李鴻章就代表著清朝政府，甚至只見李鴻章而不見清朝皇帝。其實，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李鴻章就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縮影，不了解李鴻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國近代史。
蓋棺尚不能論定
李鴻章去世前曾留下這樣的遺詩：「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李鴻章去世後，當時有人用「權傾一時，謗滿天下」來形容他。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對他的評價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識」、「悲李之遇」。他雖然已去世一百餘年，但仍是百年沉浮，蓋棺不能論定。而對他的評價爭議最大的，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國內戰爭中鎮壓農民起義，用鮮血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這當然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像李鴻章這樣的封建統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點。值得探討的是，在內戰烽火中發跡起來的這部分地主階級經世派官僚，在面對強敵環伺、外侮日亟的形勢下，從軍事近代化做起，開始了「自強應變」的洋務運動，這是時代潮流的使然。借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革命的鎮壓者變成了它的遺囑執行人。二是如何看待李鴻章在主持洋務活動中的「賣國」，洋務又分經濟建設和外交活動兩大類，隨著近年來海內外研究的進展，學術界對他在洋務———近代化建設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對於外交活動、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對外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則眾說紛紜，褒貶不一。其中疑點最大的，是他在簽訂《中俄密約》和中東鐵路交涉時，是否收受過俄方的賄賂問題。前不久，長期研究張蔭桓的學者馬忠文先生，經過旁搜博證，寫出《旅大交涉中李鴻章、張蔭桓「受賄」的疑點》，予以廓清，認為李張二人不可能接受賄賂。此事尚待進一步求證。再比如馬關簽約，「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李鴻章從此背上賣國的罵名。可是目前的研究顯示，李鴻章在談判中無論大事小事，都用電報向國內最高當局請示，所謂「商讓土地」即割地之權，也是早經授予的；至於賠款數額，根據甲午戰爭史權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於我方密電碼早在戰前就被日方破譯，因而二萬萬兩賠款的底線早被日方掌握，李鴻章無論如何在談判桌上辯爭也無濟於事，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後必然挨打的鐵證。
我覺得，「權傾一時，謗滿天下」這八個字的評價很形象。因為李鴻章掌握了相當一部分的權力，而中國又是一個弱國，常言弱國無外交，在外交上他無論如何絞盡腦汁，總逃不脫受制於列強的命運。當然李鴻章本人在如何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用人舉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點，講裙帶關系，任人唯親，不敢越封建體制的雷池一步。歸根結底，因為他畢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麼說，李鴻章總是他那個時代處於朝野內外各種矛盾和旋渦中心的一個關鍵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對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都十分明顯地擺在那裡！
他是一個弱國的外交強手，也是經濟天才；軍事上內戰屬強者，外戰屬庸者（不完全是弱者），軍事思想不如他的後輩先進；文化上是奉行「中體西用」的代表——這點個人比較欣賞，這才是真正的「拿來主義」，比「全盤西化」和「閉關自守」都來得符合實際；官場生存方面，也屬於強者，一直能立於政治的中心；政治理念上，他只能屬於封建王朝的衛道士，根本不是什麼新時代的代表——他就是自己評價自己的那種「為破屋子修修補補的裱糊匠」，根本不會想到把那間「破屋子」完全推倒了，再建一座新的。
梁啟超說得好：「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3. 如何評價歷史人物李鴻章，近代史綱要論文
你得客觀的來評來價自他，首先一點他很愚忠，這一點是肯定的，從另一個角度講，他積極尋求改革，發行了我們國家歷史上得第一隻股票，對經濟的發展是有重要作用的。現在說一個積極方面的人物吧，梁啟超，他評價李鴻章：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你好好體會一下這句話，應該對他從另一個方面進行了解吧。他的確簽了很多屈辱條約，但是在那種情況下，還有其他的出路沒有，我是說不好的。
4. 對李鴻章的歷史評價(好評)
對李鴻章的歷史評價(好評)
關於李鴻章的評價，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贊之者，如梁啟超稱之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美國人認為：「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中國人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貶之者，則多以「賣國賊」三字以蔽之。那麼，這種種評價是否就能准確地概括李鴻章的全人呢？以往由於史料的限制，對准確評價李鴻章帶來了難度。新編《李鴻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為正確評價李鴻章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新的依據。
「使當日盡用其謀，知成效必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現，則士論又當何如？」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經當過李鴻章僚屬的嚴復在李氏去世時作的輓聯。從那時起到現在，李鴻章死了已經整整一百年，但對他的評價仍然是毀譽不一，蓋棺尚未論定。
「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作為晚清一代重臣和權臣，李鴻章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舞台上，一直處於古今中外、朝野滿漢各種矛盾的漩渦中心，作為實力最強的洋務派淮系集團的首領、清政府重要的決策者和執行者之一，為了因應不可抗拒的時代變局，他在中國早期的洋務——近代化活動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爭議和非議也最大。有人用八個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真正使李鴻章聲名掃地的是甲午戰敗，當時彈章盈廷，國人一片唾罵。於是，就有號稱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吳汝綸挺身而出，為李鴻章辯誣止謗。他在給友人潘黎閣的信里說：「自倭事起至今，傅相為中國士大夫所唾罵，此由政府揚其焰，而後進之士聞聲和之。弟以傅相經營遠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則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總署信函，則全系親筆。後十年則機要事件，皆在電報，亦不肯請人代辦，必出親裁。現擬將此三書輯錄成冊，則歷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強之苦心，俱在簡冊，亦止謗之一道也。」這就是傳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來。吳汝綸編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把李鴻章在當政期間所做的業績展示給世人，為此他把幕府歷年保存下來的文稿逐一考訂，分為詳、簡兩套本子。但一來李氏後人拿出的經費有限，二來有些文稿在當時出版還有禁忌，三是吳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後來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編印出版的這部全集只是簡本，盡管字數已經不算少，但它只佔詳本的三分之一強。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詳本解放後幾經輾轉，得到已故顧廷龍先生悉心收集保護，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塵封在上海圖書館的書庫里。
「只見李做事，不見其為人」
這樣一來，勢必會給李鴻章的研究和評價帶來很大的片面性。因為任何科學全面的歷史評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佔有史料。一百年來，已經出版的四十多部有關李鴻章的專著和一千四百多篇論文，所依據的主要史料就是這部《李文忠公全集》以及於式枚編印的《李文忠公尺牘》和其它一些已刊的李鴻章文稿，總字數在七百萬字左右。而研究成果數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學界對這樣一個近代歷史關鍵人物的高度關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結論不能盡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學家蔣廷黻先生說過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見李做事，不見其為人。」其實這只能說他較准確地解讀了吳編《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說准確評判了李鴻章。
既見李做事，又見李做人
新編《李鴻章全集》是由顧廷龍、戴逸兩位先生擔任主編，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獨家出資，組織全國三十多位學者於1992年開始啟動編纂的。編委會首先從上海圖書館接收了吳汝綸當年所編詳本共約1900萬字的底稿、以及該館館藏的李鴻章其他函稿；接著又收錄了各地陸續發現的散稿，和已經公開出版的李鴻章文稿約300萬字。
在這些稿件中，數量最大的是奏稿。甲午以後，李鴻章到北京入閣辦事，或是因為無錢，或是因為當京官體制上有規定，或更可能因為避嫌，沒有再請幕僚，所以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沒有底本。到了光緒二十六年他出任兩廣總督，又有六冊《督粵奏稿》，此外還有上圖長樂路書庫的兩大冊奏稿散頁。這些奏稿，雖然都經過吳汝綸的圈閱，留下編選的痕跡，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無准確的日期。另外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就是發現了一套較完整的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期間的題本，即直隸總督督署，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由縣、州、府層層上報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蓋上直隸總督的官印，以李鴻章的名義上奏。雖然嚴格說並不能算李鴻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對研究直隸當時的吏治和省情，頗有價值。
由於李鴻章從事的活動幾乎涵蓋了近代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各個領域，這批數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將問世，對於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進展，乃至對李鴻章個人的評價，都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從奏稿來看：吳汝綸刻本選取的折和片，多是按事抽樣，互不連貫。新編全集通過和軍錄副檔的對勘，一是校準了日期，二是軍機處在收到奏摺後，照錄下朝廷所附在後面的諭旨，反映了最高當局對李鴻章呈報各事的處理意見，這在底本里是沒有的；三是另外還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沒有的。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鴻章作為淮系集團的首領，是如何網羅人才，左提右挈，扭結成這樣一個近代最龐大的實力集團的。再就是目前奏稿的整理已經盡量趨全，一折數片，加上附錄上諭和其他大臣的折片（由清廷發下交給李鴻章「妥議具奏」的），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針上的決策過程；同時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所以說李鴻章是既做事，又做人。
隨著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對李鴻章的評價也會隨著研究的深入而不斷深化細化，由以往宏觀的定性的評判，轉向微觀具體的、有特指對象的量化分析。如李鴻章和淮系集團的研究，可以著重剖析這一集團在中國近代社會進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鴻章在近代軍事外交每一件具體事情上的具體做法，都有詳盡的資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鴻章的吏治手段，李鴻章的賑災舉措，李鴻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財經驗，李鴻章的人際關系，李鴻章的教育改革，等等，無論其成敗得失，他山之石，對於今天仍然有著一定的參照作用。
5. 對李鴻章的歷史評價
關於李鴻章的歷史評價基本上是圍繞著他簽訂《馬關條約》，出賣國家主權的問題上展開的，因此李鴻章也就成了一個漢奸，清朝的走狗。其實這種評價是不公平的。首先，簽訂《馬關條約》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應該說是慈禧的意思，李鴻章不過是一個傳達命令的人，因此不能把這個罪名加到他的身上。
其實李鴻章也是一個有作為的大臣的，首先他不是滿洲血統，能作為一個漢人在清朝當上如此大的官是很不容易的；再者在洋務運動中，李鴻章也是一個積極的領導者，創建了很多現代的武裝力量，雖然沒有起到救國救民的作用，但也對中國的現代化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6. 求「我評歷史人物李鴻章"論文一篇 急需 2000字以上
說起晚清權臣李鴻章，人們總是會想到「賣國賊」、「千古罪人」這樣的評價。但是，當我們平心靜氣、理性來思考李鴻章所處時代，大廈將傾的尷尬境地的時候，李鴻章無法也不能承擔晚清對外交往失敗的悲劇後果。 細數李鴻章的一生，他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盪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什麼黑鍋總是讓他背，就算說他賣國，也是光緒、慈禧他們逼他去賣的！如果朝廷的軍費都到位，如果皇帝確實落實海防，那時日本鬼子會攻的進來嗎？他們敢侵犯台灣嗎？而後面簽約都是別人逼他去的，清朝政府那麼多文武大臣，哪位有能力去簽？《馬關條約》只是讓他成了朝廷的替罪羊。換一句話說，如果清王朝統治者不同意割讓台灣，李鴻章簽不簽約有用嗎？看來看去，我感覺李鴻章真的很冤。
在經濟現代化方面，李鴻章倡導洋務運動，創辦江南製造局、天津機器局、北洋艦隊、輪船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派遣中國第一批學生留美等等。這些實業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洋務運動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改革開放。
在外交現代化方面，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化外交就是從李鴻章開始，歷史上的中國外交都是進貢關系，真正與世界列國平等外交應該是從李鴻章開始，李鴻章應該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晚年有周遊列國，與各國政要交往，各國對李鴻章的評價都相當高。雖然幾乎所有的賣國條約上都有他的簽名，但是在當時那種國際大環境下他已經盡到一個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為千夫所指，失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等職務。開始了他的環球旅行：
1896年6月他到達柏林。為討教強國之策，李鴻章專門趕到漢堡附近拜訪已經下台的俾斯麥。對於「東方的俾斯麥」的來訪，俾斯麥提供了建立強國的要訣：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顯然，這符合李鴻章的改革取向。但是，這並非是中國自強的根本之計。
1896年8月28日李鴻章抵達紐約。正在海濱度假的美國總統克利夫蘭特地趕來會見李鴻章。紐約港到處掛起了大清帝國的龍旗，可謂禮炮轟鳴，萬人空巷，受到了「史無前例的禮遇」(《紐約時報》)。李鴻章在回答美國記者提問時也展現了一個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銳的國權意識和現代意識：
??他認識到國際經濟的互利性質。當記者問到對華投資時，李鴻章認為，在華投資是雙方互利的事，並表示清政府非常歡迎任何資本前來投資，建立當代工業企業。他同時說：「對於鐵路、電訊等事務，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不允許任何人危及我們神聖的權利。」
??他對於婦女的教育問題表達了開明的立場。美國記者問及「閣下贊成婦女受教育嗎？」時，他說：「在我們清國，女孩在家中請女教師提供教育，所有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雇請女家庭教師。我們現在還沒有供女子就讀的公立學校，也沒有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這是由於我們的風俗習慣與你們(包括歐洲和美國)不同，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你們的教育制度，並將最適合我們國情的那種引入國內，這確是我們所需要的。」
??他認識到報紙或者新聞媒體應該揭露真相。他說：「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也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這，就是李鴻章，一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徘徊矛盾的人，一個處於夾縫中的人。戊戌變法的健將梁啟超曾評價李鴻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識，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認為自己不過是個「裱糊匠」。適逢內憂外患，從里到外都爛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將一個破屋(清王朝)裝飾一新噓噓人尚可。偶有小風雨修修補補也能看得過去，但真的遇到大風雨，破屋必然原形畢露，又豈是一個半個「裱糊匠」所能補補貼貼支撐起來的呢?
「天下惟庸人無咎可譽」這句話說得好，出錯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兒的人，而不作事兒是不會犯錯誤的。「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願；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歷史與真實的差距確實很大，其實多做實事的人未必能流芳萬世。李鴻章並不算是真的賣國賊，而是中國近代的一位很值得敬佩的偉人。我贊同梁啟超的《李鴻章》傳對他的評價，說國人全體不努力，然後歸咎於一人，這種劣根性至今未變。
本文根據《中國近代史綱要》的歷史理論與知識，採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從歷史的客觀性出發，結合作者對《中國近代史綱要》的學習與體會，寫了這篇以我個人的看法對李鴻章的評價，通過學校開設《中國近代史綱要》這一門課，對於國家的近現代歷史，了解到很多的歷史知識，讓我更深刻到中國近現代史風雲變幻與厚重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讓我更加熱愛和珍惜現在的生活。
7. 關於李鴻章的歷史小論文
首先請大家搞清楚一個基本觀點：我們應該怎樣評價歷史？評價歷史人物主要看他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否促進社會的發展，至於其動機和目的如何，不是也不應是歷史評價的主要依據。拿這一觀點評價李鴻章，我們不難得出下面的結論：李鴻章作為晚清封建官僚，盡管其主觀動機是為了維護清朝專制統治，但他在任期間，以「練兵制器」為核心，引進西方軍事技術和民用技術，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了一定的抵製作用，因此其可說是中國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化的潮流相比，他頑固維護清朝封建專制統治，只學技術，不學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落後狀態，因此其進步的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李鴻章在對外戰爭中，戰略失誤，指揮失當，對甲午戰爭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戰後代表清政府簽訂賣國的《馬關條約》，盡管是被迫的，但客觀上確實是喪權辱國，因此說其是賣國賊也毫不過分。總之，李鴻章盡管是晚清有一定作為的封建政治家，他領導的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的學習存在著本質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同時他對外賣國，是清朝主要的賣國賊之一。
我們還可以對照同一時期日本的情況。日本在19世紀中期同樣面對西方的侵略，同樣為了挽救其統治，日本以天皇為首的封建政治家先是發動武裝倒幕推翻腐朽的幕府統治，然後在日本實行「脫亞入歐」的明治維新，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幾乎是全盤西化，結果日本很快崛起為亞洲的資本主義強國，政治面貌煥然一新，不僅逐步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擺脫了民族危機，而且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在日俄戰爭中又擊敗俄國，成為帝國主義俱樂部的成員！同一時期的中俄兩國為什麼都敗給日本，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在根本上向西方學習，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隔靴搔癢式改革，和日本的革心換面式變革不可同等而語。因此李鴻章的洋務運動盡管是進步的，但作用是極有限的。
過去多年來我們的歷史書打著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旗號，其實卻對歷史人物求全責備，存在著嚴重的臉譜化傾向。比如對李鴻章，單純強調他反動賣國的一面，對其領導的洋務運動也基本上全盤否定，看不到它對中國近代化發展的促進作用，因此是片面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在看到李鴻章進步性一面的同時，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對李鴻章的賣國也大加諒解，說成是「不得已而為之」。
評價歷史的主要標準是看其客觀效果，但同時也要了解其主觀動機（盡管是第二位的）。尤其是歷史文藝作品，歷史的客觀性決定了它對歷史的評價應遵循客觀性原則，文藝的情感性又決定了它必須同時揭示歷史人物復雜的動機。如此我們才能看到一個豐滿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依次來衡量《走向共和》一劇，我們看到編導把李鴻章描繪成一個憂國憂民的人物，完全看不到他作為一個封建官僚，維護清朝專制統治和個人私利的一面，這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另一方面，對李鴻章的洋務運動也大加贊揚，看不到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歷史局限性；甚至對其賣國行為，也以濃重的筆墨為其辯護。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不是歷史唯物主義。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歷史是為現實的政治服務的，她是一個女人，想給她怎樣打扮就給他怎樣打扮。當年中共領導農民打土豪，鬥地主，而李鴻章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又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因此當然要把李鴻章之類的地主反動派踏翻在地。時代發展到了今天，中共要學習西方技術，進行改革，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不過內容換了，當年李是堅持封建專制統治和封建文化，只學西方軍事和民用技術；當今中共是堅持一黨專政（四項基本原則），只學習西方的經濟體制。歷史真是驚人的相似！物換星移，當年對李鴻章的評價就不合時宜了，因此要翻案！美化李鴻章的意圖昭然若揭！
首先請大家搞清楚一個基本觀點：我們應該怎樣評價歷史？評價歷史人物主要看他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否促進社會的發展，至於其動機和目的如何，不是也不應是歷史評價的主要依據。拿這一觀點評價李鴻章，我們不難得出下面的結論：李鴻章作為晚清封建官僚，盡管其主觀動機是為了維護清朝專制統治，但他在任期間，以「練兵制器」為核心，引進西方軍事技術和民用技術，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了一定的抵製作用，因此其可說是中國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化的潮流相比，他頑固維護清朝封建專制統治，只學技術，不學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落後狀態，因此其進步的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李鴻章在對外戰爭中，戰略失誤，指揮失當，對甲午戰爭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戰後代表清政府簽訂賣國的《馬關條約》，盡管是被迫的，但客觀上確實是喪權辱國，因此說其是賣國賊也毫不過分。總之，李鴻章盡管是晚清有一定作為的封建政治家，他領導的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的學習存在著本質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同時他對外賣國，是清朝主要的賣國賊之一。
我們還可以對照同一時期日本的情況。日本在19世紀中期同樣面對西方的侵略，同樣為了挽救其統治，日本以天皇為首的封建政治家先是發動武裝倒幕推翻腐朽的幕府統治，然後在日本實行「脫亞入歐」的明治維新，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幾乎是全盤西化，結果日本很快崛起為亞洲的資本主義強國，政治面貌煥然一新，不僅逐步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擺脫了民族危機，而且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在日俄戰爭中又擊敗俄國，成為帝國主義俱樂部的成員！同一時期的中俄兩國為什麼都敗給日本，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在根本上向西方學習，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隔靴搔癢式改革，和日本的革心換面式變革不可同等而語。因此李鴻章的洋務運動盡管是進步的，但作用是極有限的。
過去多年來我們的歷史書打著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旗號，其實卻對歷史人物求全責備，存在著嚴重的臉譜化傾向。比如對李鴻章，單純強調他反動賣國的一面，對其領導的洋務運動也基本上全盤否定，看不到它對中國近代化發展的促進作用，因此是片面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在看到李鴻章進步性一面的同時，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對李鴻章的賣國也大加諒解，說成是「不得已而為之」。
評價歷史的主要標準是看其客觀效果，但同時也要了解其主觀動機（盡管是第二位的）。尤其是歷史文藝作品，歷史的客觀性決定了它對歷史的評價應遵循客觀性原則，文藝的情感性又決定了它必須同時揭示歷史人物復雜的動機。如此我們才能看到一個豐滿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依次來衡量《走向共和》一劇，我們看到編導把李鴻章描繪成一個憂國憂民的人物，完全看不到他作為一個封建官僚，維護清朝專制統治和個人私利的一面，這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另一方面，對李鴻章的洋務運動也大加贊揚，看不到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歷史局限性；甚至對其賣國行為，也以濃重的筆墨為其辯護。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不是歷史唯物主義。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歷史是為現實的政治服務的，她是一個女人，想給她怎樣打扮就給他怎樣打扮。當年中共領導農民打土豪，鬥地主，而李鴻章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又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因此當然要把李鴻章之類的地主反動派踏翻在地。時代發展到了今天，中共要學習西方技術，進行改革，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不過內容換了，當年李是堅持封建專制統治和封建文化，只學西方軍事和民用技術；當今中共是堅持一黨專政（四項基本原則），只學習西方的經濟體制。歷史真是驚人的相似！物換星移，當年對李鴻章的評價就不合時宜了，因此要翻案！美化李鴻章的意圖昭然若揭！
8. 誰來幫我寫一篇關於李鴻章的歷史論文，600字左右
李鴻章是晚清偉大的人物，他繼承老師曾國藩的事業，開啟中國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個真正看世界的中國文人與官吏。他的看世界當然比林則徐來得偉大。林則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與官吏，但他屬於舊時代的文人與官吏，所以他所開啟戰爭的目的是企圖將外人全部驅逐出中國，最後以失敗告終。
李鴻章所要進行的事業是想讓中國工業化，軍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國確實在他的倡導下進步了，而且進步非常大。在實業方面並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時，中國海軍在東亞是領先於日本。工業也領先於日本。這在西人當時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對他的熱情評價。日本領先於中國在於立憲，在於常備軍制，在於國民的熱情，和國內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穩定。
具地講，中國落後於日本在於政治制度方面，在於國民萬眾一心的勇氣和探索精神。這些東西我們中國曾在漢、唐時一個也不少啊。其他微觀因素還有:第一是連年的災害，這不得不令翁同和將海軍的軍費壓縮，而去救災(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說的是與李鴻章鬧個人意見!!翁與李個人關系很好。翁有許多次求助於李，李全部答應。)。第二，中國的國家和政局不穩，每十年有一次戰爭，或對外或對內，而且每次要選在太後萬歲之時，這也是令太後不愉快的事情。中國的國力已經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年要向外人借款來填補軍費等開支。第三，國民素質太低，受近代文明教育的比例還是太低。教育的內容還是二千年來的科舉制的內容，雖有一些經世致用的內容，但與當時的泰西諸國的科學比較，顯然落後幾百年。第三，國民沒有愛國熱情，在滿人當政漢人受壓迫的年代，漢人是不會真正替滿人出力的，一切唯滿人的意志而決定，漢人逆來順受，雖然在洪楊之後，有曾，李，左等大臣擁兵地方，但號召全國顯然力所不能。所以李鴻章所倡導的事業也只能在北洋和南洋有開拓性的進展，在其他地方是沒有動靜或很少動靜的。第五，士大夫和官吏階層沒有緊迫感，李鴻章再急，也無濟於事。還沒有一個奮勇爭先的官僚階層為中國的奮起而努力。這點日本較中國強幾十倍。第六，即使像李鴻章這樣真正看世界的人，也並不完全知曉世界大事。所看的世界以實用性為主，如軍事，如實業，如教育等，沒有看到法律，科學，政治制度，種族關系這些在背面起作用的因素。所以也不可能去改革政治體制與文化體制、種族體制、社會的法律的體制。所以孫中山對李鴻章雖屬尊敬，但也指出了他的這一缺陷。第六，中國傳統文人與官吏所具備的美德束縛了李鴻章等人的手腳。他們唯知忠君報國，不論上面的決定是好是壞，總是唯命是從，一切不敢抗命，與孫文一代比，這也是他們那一代的重大缺陷。
由於以上這些原因，甲午戰爭失敗了，李鴻章也失敗了。李鴻章失敗後，並沒有灰心喪氣，而是周遊世界。他是中國人中走得最遠，走得國家最多的中國文人與官吏。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他在這些歡呼中保持了冷靜和尊嚴。他更加廣泛地了解了泰西諸國的政治，經濟，工業，人文，治世之道。與俄國建立了聯盟，也以實業做誘餌，博得了英，比，德，法等國的好感，來華投資者漸多。
李鴻章自身失敗了，但他的的事業並未全敗，又被他傳給了袁世凱。袁世凱比李鴻章強的一點是非常有頭腦，有決心，有毅力，有勇氣，有規劃，所以能最後成功。但這成功的起點當是起自曾國藩，繼自李鴻章。這三人相輔相成，誰也不能少掉誰。所以我們現在說中國的近代史，可以說起自林則徐，也可以說是起自洪秀全，也可以說是起自曾國藩和李鴻章。
李鴻章當然不是完人，世間本無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談。李鴻章像所有偉大人物一樣，不在於他自身的成功與失敗，而是找到了使中國強盛的事業，並選擇了繼承者，將這一事業傳接下去。這也是李鴻章留給中國的最有意義的遺產。
我們評價李鴻章，不需要無聊地替他的失敗去辨解，去掩飾，去粉刷添彩，也無需大動肝火地去無端指責他的失敗，更無需很無聊地把他描寫成為一個沒事情就去逗弄八哥的人，沒事就去取悅太後和皇上的人，沒事就與小女人嘻嘻哈哈的人，沒事就與翁同和在大殿上嚼舌頭的人。
李鴻章是中國的文人與官吏。有中國文人與官吏的主要特徵與缺陷，也有中國人的骨氣，智慧，膽略，見識。我們應該把他做為中國人的一部份，去理解他，去批評他，去贊揚他，也要去愛護他，紀念他。
李鴻章是歷史人物。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為歷史人物。成為歷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歷史上可值得一書的事與績。對待歷史人物，不能以現在的眼光去強求他要達到某個高度，如果達不到的話，就將之貶得一無是處。這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同時，對歷史人物評價，也不能為現時的政治，政黨，時事等服務。搞順我者榮，逆我者亡。歷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襯。是事實，不是面團。對李鴻章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實為基礎，而不但以個人的好惡和感情去妄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