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19大報告提出的中國發展的新的歷史方位是
19大報告提出中國發展的新的方位是就是能夠自立自強更加富強。
㈡ 如何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基於客觀事實的判斷。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等工作,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沒有變,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㈢ 黨的報告中,新的歷史方位、新的歷史時期的「歷史」是什麼意思
這里指自然界和社會的發展進程。
在新的歷史方位中,歷史意味著一種看問題的角度、一種新的站位。
一開始,歷史哲學僅僅關心如何改進歷史研究的方法,但認為被研究和記錄的歷史就是真實的歷史。在新康德主義和新黑格爾主義的影響下,人們對自身的認識過程有了重新的理解,哲學家開始重新定義歷史學。
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提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命題,認為往事只有在當代人生活中發揮作用才成為歷史,否則是「死的歷史」,即編年史。因此,同樣的歷史在不同的時期會被不斷的改寫。
英國哲學家柯林武德又進一步認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即歷史是歷史學家思想的反映,不僅因時代而異,也因人而異。而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認為歷史事件是客觀存在的,歷史則是歷史學家主觀對客觀的歷史事件的認識。
由於人主觀的局限性,對客觀的歷史事件的認識是有限的,主觀的認識不能完全符合客觀的歷史,因此只有不斷改進逐漸逼近,這一過程同自然科學的過程一致。
(3)新的歷史方位有哪些擴展閱讀
歷史性成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第一個根據。既指「經過長期努力」,「推動我國國際地位實現前所未有的提升,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它也指「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這些歷史性成就是全方位的、開創性的。
歷史性變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第二個根據。這種變革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從國內到國際全方位地展開。
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會產生歷史性影響。歷史性影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第三個根據,也就是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三個意味著」。這「三個意味著」都是解決好了「欠發展」時期所存在的根本問題,從而為我國發展起來以後進入新的歷史方位提供了立論依據。
㈣ 新時期黨的歷史方位是什麼,請指點
對新時期黨的歷史方位問題的若干思考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llgc/llgc2003/0304/030414.htm
試析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與「左」傾右傾表現的同異(戴茂林)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學判斷黨的歷史方位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須准確把握時代特點和黨的任務,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這是黨的十六大對新時期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要做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就必然要克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的干擾。而戰勝「左」右傾錯誤干擾的前提,是對「左」傾右傾的本質屬性和不同時期的表現形態有著清醒的認識。
一、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內,「左」傾右傾的表現形式存在差異
「左」傾、右傾,是在黨的歷史上和現時黨內生活中都頻繁出現的概念,似乎屬於不需要辨析的常識。然而,何為「左」傾?何為右傾?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內,「左」傾右傾的表現形式有何不同?對於這些問題,如果按照熟知的常識去解釋,還不能給人以心悅誠服的回答。
通常,人們是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超越或者是落後客觀發展階段作為區別「左」傾與右傾的標準的。超越,就是「左」傾;落後,即為右傾。以「左」傾為例,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連續發生過三次「左」傾錯誤,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瞿秋白「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和王明教條主義錯誤。雖然這三次「左」傾錯誤的程度不同,表現也有區別,但共同特徵都是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超越革命發展階段,「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定界限,並主觀地急於要超過民主革命。」[1]新中國成立後,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政治生活中爆發了在執政黨內部搞「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這些「左」傾錯誤的基本特徵,也都表現為急躁冒進,超越階段,背離客觀實際。
但是,進入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改革開放新時期後,黨內出現的「左」傾錯誤則主要表現為固守舊體制,保守僵化,反對改革開放,不能夠與時俱進,與此前的「左」傾表現形式出現了較大的不同。而且這種表現形式的差異也引起了人們認識上的一些困惑,有人甚至提出,應當把保守僵化、反對改革開放的錯誤傾向認定為右傾,把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傾向認定為「左」傾。
雖然我們不能同意這種觀點,但應當承認,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內,「左」右傾錯誤的表現形式確有不同。「左」傾右傾在不同環境下的差異是本質特徵的變化還是表現形式的不同?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應當從「左」傾右傾的本質屬性談起。
二、「左」傾右傾的本質區別在於如何對待舊形式
「左」傾與右傾原出於「左」派與右派。「左」派與右派一般指政治上激進或保守的派別或政黨,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激進派與保皇派。中國共產黨是從俄國共產黨那裡引進「左」傾右傾概念的。1918年初,俄國共產黨在是否簽訂對德和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歧。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列寧提出的盡快同德國媾和的建議,列寧在《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一文中批評了他們的錯誤觀點,指出:「必須善於估計力量的對比,不要在社會主義力量還薄弱、作戰時機顯然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時候同帝國主義者作戰,便於他們反對社會主義。」,[2]1920年4—5月,列寧撰寫了著名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在批判「左派」幼稚病時,對何謂「左」傾與右傾作了原則上的界定。提出:「右傾學理主義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不顧新內容,結果破產了。左傾學理主義則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3]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左」傾右傾的概念逐步引入黨內。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中,認為黨內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出現了「左傾或右傾的錯誤」。左傾的主要表現,是「主張繼續做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宣傳,反對加入國民黨,甚至反對參加國民革命,以為這是和資產階級妥協,使我們的黨變成黃色」;右傾的主要表現,是「忘了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及黨的工作」,「忘了民族運動中無產階級的經濟爭斗」,「忘了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革命之准備。」[4]
從上述考證中可知,無論從列寧對「左」傾右傾的界定還是從中國共產黨引入「左」傾右傾的原意來看,「左」傾右傾的本質區別並不在於超越或者落後於客觀發展階段,而在於如何對待舊形式,也即如何對待與自身有重大區別的團體、政權和制度。右傾的本質特徵是「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不顧新內容」;「左」傾的本質特徵與此相反,「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超越或者是落後於客觀發展階段,只是這種本質特徵在具體條件下的表現形式。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所發生的各次「左」右傾錯誤,對這種界定的科學性已經做出了證明。大革命時期黨在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右傾與「左」傾,就是在如何對待國民黨的問題上,前者「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不顧新內容」,後者則「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
大革命後期的右傾錯誤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錯誤,在路線方針政策上都表現為超越或者是落後於革命發展階段。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是在與國民黨合作時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而三次「左」傾錯誤的共同表現是急於在民主革命階段就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但是,雖然「左」傾右傾主要表現為超越或者是落後於革命發展階段,究其實質,都是在如何對待國民黨和民主革命任務的問題上出現了偏差。右傾,是在與國民黨合作時過分依賴於國民黨這個舊形式,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不想向社會主義前進;「左」傾,則是看不到國民黨這個舊形式所具有的積極意義,認識不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經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所出現的「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雖然也都表現為急躁冒進,超越階段,但其實質也是「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甚至連農民的小塊自留地都要鏟掉,幻想讓「小生產在中國絕種」。
改革開放後的「左」傾錯誤雖然主要表現為固守舊體制,在形式上與以往的「左」傾錯誤出現了差異,但這種差異僅是現象上的區別,其本質特徵並沒有發生改變。因為固守舊體制,反對改革開放,實質上是反對借鑒資本主義的舊形式來鞏固和發展自己。而且「左」傾錯誤所固守的「一大二公」的舊體制,本身就是一個急躁冒進的、超越客觀發展階段的「左」傾體制。所以,不管是主張在這個體制的基礎上繼續冒進也好,還是僵化地固守這個超越客觀發展實際的體制也好,「左」傾的實質並沒有改變。
三、「左」右傾表現形式的差異源於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
雖然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不同表現形式的「左」右傾錯誤都有其共同的本質特徵,但改革開放前後「左」右傾錯誤在表現形式上的差異,終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而且這種變化對於我們正確認識並進而克服「左」右傾錯誤的干擾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所以,分析這種變化的原因,對於我們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理解黨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有著現實的意義。
「左」傾與右傾,雖然源於黨外的「左」派與右派,但自引入黨內後一般指黨內偏離了事物客觀發展規律而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主張。在戰爭年代,黨的政治目標是領導人民推翻舊政權的統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由於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只能是先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然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並進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如果不首先完成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就不可能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認識不到這一點,企圖在民主革命階段就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是「左」傾;如果看不到民主革命必然要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使黨的奮斗目標僅僅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就是右傾。因此,新中國成立以前所發生的「左」右傾錯誤,往往表現為超越或者是落後於客觀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黨的歷史方位發生了變化,黨的政治目標已經由推翻舊政權轉變為建設新國家,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頭等重要的任務。在實現這一任務的歷史進程中,如何對待與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立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成為「左」右傾錯誤產生的主要原因。拒絕學習吸收資本主義的合理成分為我所用,以姓「社」姓「資」劃線來判定先進與落後,就是「左」傾;主張全盤西化,看不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忘卻共產黨人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就是右傾。因此,黨執政後所發生的「左」右傾錯誤,主要表現為保守僵化還是全盤西化。
但是,既然黨執政後的「左」右傾錯誤主要表現在保守僵化和全盤西化,為什麼改革開放之前的「左」傾錯誤卻表現為急躁冒進、超越階段呢?
中國共產黨經過八十多年的艱苦奮斗,經歷了革命、建設和改革三個階段,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的這種歷史方位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帶來了黨內「左」右傾錯誤表現形式的差異。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是黨和國家政權關系的改變;從封閉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到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是黨的執政環境的改變。如果比較一下這兩次變化就會發現,第一次變化與第二次變化具有質的不同,是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而第二次變化是在執政黨地位不變的情況下執政環境的改變。因此,改革開放之前出現的「左」右傾錯誤,本來應當與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左」右傾錯誤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但是,由於我們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經驗,對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合理因素一概排斥,而且仍然採用革命戰爭年代的習慣方法搞經濟建設,所以,此時出現的「左」傾錯誤在表現形式上反倒與革命戰爭年代的「左」傾錯誤具有了更大的相似性,而與改革開放後的「左」傾表現有了形式上的差異。
四、要立足於黨的歷史方位來研究反對黨內錯誤傾向的新特點
「左」傾與右傾,是黨加強自身建設的一個頑疾。由於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必須不斷地面對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也就必然地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左」傾與右傾認識。因此,不斷地克服「左」傾右傾錯誤的干擾,是加強黨的建設的歷史進程中的一項長期任務。在當前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進程中,在反對黨內錯誤傾向問題上,特別應當注意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在正確判斷黨的歷史方位的前提下,認清不同環境下「左」右傾錯誤的不同特點。黨的十六大全面總結了黨成立以來特別是執政以來的經驗教訓,從中國和世界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著眼,准確把握時代特點和黨的任務,明確提出,我們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的這種歷史方位的重大變化,是我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立論基礎,也是我們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觀依據。新時期的所有黨建工作,都必須緊緊把握住黨的歷史方位的這個變化來展開。反對黨內「左」右傾錯誤的斗爭,更要研究隨著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而出現的新情況。既要認清「左」傾與右傾的本質特徵,更要看到隨著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左」傾右傾在不同的時期內會有不同的表現特點。做到不為現象所迷惑,不犯黨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把「左」傾當作右傾來反對的錯誤。
第二,根據黨的主要任務的變化來確定反對錯誤傾向的重點。在正確區分「左」右傾錯誤在不同時期表現形式同異的基礎上,還必須認識到,伴隨著黨的主要任務的變化,反對「左」傾右傾錯誤的斗爭也會有不同的重點。改革開放之前,黨在計劃經濟和封閉的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沒有融合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交流范圍局限於蘇聯等少數社會主義國家,自然難以認識、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經濟政治文明,黨內的「左」傾錯誤易於成為主要傾向。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既要破除長期「左」傾錯誤的影響所造成的思想僵化,又要防止打開國門後放棄四項基本原則的自由化傾向,出現了「左」傾右傾錯誤交織在一起的新情況。
雖然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左」右兩種錯誤傾向會交織出現,但是,由於黨的主要任務是不斷地擴大開放和深入地進行改革,必須正確地認識和借鑒資本主義和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因此,防止和反對「左」傾錯誤,仍然是反對黨內錯誤傾向的主要任務。而且,伴隨著每次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無論是初期的改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都必須克服「左」右傾錯誤的干擾,特別是「左」傾的影響。這是我們在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的進程中,應當加以特殊警覺的。
參考文獻:[1]毛澤東選集[M].(3)人民出版,1991.972.[2][3]列寧選集[M].(3)(4)人民出版社,1995.514、211.[4]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M].(1921-1925).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2.276—277.
㈤ 論述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不少於1000字論文,不能復制)
誰要是給你手打1000字,我將膜拜
㈥ 今天中國的發展已經處於一個新的歷史起點和方位這個起點和方位是什麼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起點和版歷史方位,權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實踐基礎和現實依據,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㈦ 中國新的歷史方位是什麼時間提出哪次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開。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
㈧ 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是什麼
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回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答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8)新的歷史方位有哪些擴展閱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