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哪些經典的污名化事件

1. 歷史上文武全才的4位君王有哪些，第3位功績顯著，卻被後世說成昏君

歷史上文武全才的四位君王分別是：光武帝劉秀、魏武帝曹操、隋煬帝楊廣、唐太宗李世民。這幾位君王都文韜武略，可謂是少見的全才。不過其中有幾位卻是被污名化，很多人都對他們誤解頗深。

最後一位文武全才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平心而論，李世民的文學素養的確不如隋煬帝，但是由於他的治國之才，很多人在看待李世民的時候都是帶著「濾鏡」的，而且在中國歷史上的那麼多帝王中，開創了貞觀之治的李世民的膽識和英明的確是數一數二。

2. 農民工問題報道中媒體的社會倫理角色定位

污名化與貼標簽：農民工群體的媒介形象
一 污名化與標簽理論：綜合的理論視角
著名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諾教徒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污名化（stigmatization）過程，即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並加以維持的過程1。污名化反映了兩個社會群體之間一種單向「命名」的權力關系，它體現為群體特性與另一群體加諸於該群體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間的一種特殊關系，這種特殊關系即具污名的一方（身負污名的屬性）和不具污名的一方（對具污名一方有著刻板印象）之間的互動，而污名化就是這一互動關系不斷發展以致最後成為凝固現實的過程。
污名化呈現為一個動態的過程，它是將群體的偏向負面的特徵刻板印象化，並由此掩蓋其他特徵，成為在本質意義上與群體特徵的對應的「指稱物」，在這個過程中，處於強勢且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採用的一種策略，即「貼標簽」。標簽理論（labelling theory）是一種視角（perspective），它不把異端行為看作特定社會行為的某種固有性質，而是將它視為社會解釋的結果，通過這種解釋那些行為才被貼上異端的「標簽」。這種理論取向尤與Becker的論述（1963）相關。他認為，各種社會與社會群體都「確立一些凡是違反它們就構成異端行為的規則，然後將它們加諸特殊的人群，給他們貼上外人的標簽，由此製造異端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被視為異端的行為之所以「錯誤」，就因為其他人群是這樣解釋的，特別是社會中那些擁有權力以確保其解釋或「標簽」具有最大威力與法力的群體2。
污名化過程，當然還包含了「貼標簽」之外的策略，但從「貼標簽」這一種操作中，我們當可窺見污名化的實踐過程。一個標簽，最初可能只與某群體中的個體相連，隨後，這一標簽可能被更多人接受用來指稱某一特殊的群體，標簽的指稱物件泛化，標簽和群體之間的關系凝固僵化，標簽反映的特質，成為該群體的固有本性，到此，污名化的過程就完成了。從過程的角度，我們可以將污名化與標簽理論結合為綜合的理論視角，用以考察城市社會中的各種話語建構——特別是大眾傳媒的話語生產——主要藉助「貼標簽」這種策略對農民工這一社會群體進行的「污名化」實踐。
社會學家孫立平指出，在我國城市中，對農民工的污名化過程相當普遍地存在著。骯臟、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當地加在農民工的身上。一旦在一個地方發生了刑事犯罪，人們也總是首先將懷疑的物件指向進入城市的農村人3。
下面的這段文字，取自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門「創作的」出於「關愛」和「教育」目的向農民工教唱以提高其素質的歌謠：
小農意識要去掉，說話粗魯讓人受不了；裝修進了房主家，手腳不凈就要犯事了……不許隨地大小便，刮鬍子剃頭天天要洗腳；不看黃盤和小報，學習文化素質要提高……
——《民工兄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4
「小農意識」、「說話粗魯」、「手腳不凈」、「隨地大小便」、「看黃盤和小報」，文中的這些「標簽」幾乎與孫立平列舉的「骯臟、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這些污名一一對應。這些「標簽」出現在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門「創作的」歌謠裏，顯示出更深一層的反諷與黑色幽默的意味。在這個「輕松的」歌謠裏，我們看到了整個城市社會對農民工根深蒂固的歧視與偏見，與此相對，歌曲標題中將農民工稱呼為「民工兄弟」的相當「友好」的態度，卻顯得那樣虛偽與刺眼。
如果將城市社會對農民工的污名化放入歷史的脈絡中進行考察，就會發現一條從「盲流」到「農民工」的污名化軌跡。
「盲流」一詞最早出現在國家的政策法規之中。1953年國家政務院發出《關於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9年，中央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最初，「盲流」是作為動詞的「盲目外流」的名詞化縮略，指稱那些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人。而隨著社會變遷，這一指稱特定群體的詞語被添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評價色彩的內涵，一個有著共同的「流入城市」行為的鬆散的群體，被想像性地建構為行為、人品與道德方面都呈高度負面的同質性群體，這種建構甚至在某些城市管理體制的針對盲流的「執法」實踐中趨於僵化。正如盛洪指出的，（盲流一詞）從發音上，倒過來就是「流氓」，使人聯想起人格低下，道德敗壞的一群。這個詞包含了一些城裏人不那麼健康的心理，彷彿從這個詞中他們能夠發現自己可憐的優越感5。
從「盲流」到「農民工」，對這些詞語所指稱的社會群體的污名化，發生在城市市民和流入城市的農民工兩個社會群體之間，建基於「我們」（自己人、熟人）和「他們」（外人、陌生人）這一本原性的區分，更建基於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不同的社會身份，它形象地表達了這樣一種觀念，即作為外來人、作為農民的農民工，不應該來到城市，更不應該擁有城市居民的權利與待遇。綜而言之，對農民工的污名化，源於城市人對「流動而無根」的陌生人的恐懼，這是自我對他者的恐懼6，這種原初的恐懼，被「城市－農村村」、「市民－鄉下人」等顯示著群體之間高下優劣的二元概念的落差進一步放大，並藉助城市社會中的各種話語建構過程通過「貼標簽」等等策略得以表現，進而形成根深蒂固的歧視與偏見，這些觀念與制度化的歧視性政策相互扭結，鍛造出幾近凝固與僵化的污名化現實。
二 農民工群體的媒介形象
城市社會中針對農民工群體的污名化現實，在社會各個層次的話語建構中都有共鳴和呼應的表現，這一現實也流向了大眾媒體，並在媒體對農民工群體的社會再現中表現出來。
對於傳媒對農民工形象的塑造，一些研究從刻板印象等角度提供了資料。曹越等對《揚子晚報》的研究發現，2001年該報中城市農民工的形象比較差，正面角色只佔10%，而負面角色佔66.7%。2003年下半年該報農民工的形象仍然比較差，盡管負面角色下降至45.5%7。陶建傑考察了2002年《解放日報》、《新民晚報》和《文匯報》的情況，發現涉及民工的報導中，負面內容的比例分別為24%、29%和33%8。這兩項研究都證實了農民工的媒介形象中，負面形象佔有相當的比重，特別是前者，資料結論是負面形象的比重遠遠高於正面形象的比重，但兩項研究所得結果的差距也比較大。
本研究通過對《工人日報》、《北京晚報》、《成都商報》三份報紙2003年7月至2004年6月一年間的112則報導樣本的內容分析，結合「以農民工為主角的個體事件報導中的事件類型」，考察了「農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
對事件類型的研究發現（見表1），「就業、生活等諸多方面的遭遇」佔有最大比重，為57.9%，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講，農民工被塑造為一個「弱勢群體」。趨向積極的形象建構的事件類型「個人奮斗與創業」，佔有18.4%的比重，不過，偏向消極甚至負面的「沖突事件」（農民工可能是沖突當事人，也可能是受害者）、「荒唐事或不理性行為」和「違法犯罪」三種事件類型累加，也占據了約21.1%的比重。
與此相應，對形象定位的研究發現（見表2），「受侮辱與損害者」這一形象類型的比重最大，為48.8%，接近全部形象類型的半數，這充分說明了農民工群體被媒體呈現為一個「弱勢群體」。其他形象類型的比例，均在25%以下。其中，正面形象的比例為24.4%，負面形象比例為9.8%。這一結果，與前述文獻有比較大的差距，一來，本研究中正面形象的比例高於負面形象，二來，負面形象的比例也低於前兩項研究，更與第一項研究有著近於懸殊的差距。
對於這一資料反映出來的差距，我們認為，除了研究設計的差異和操作上可能的偏差這些因素之外，還需考慮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研究選取的時間段不同，在近兩年內，媒體逐漸開始對農民工群體進行比較深入而全面的觀察和報導，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負面媒介形象的降低，曹越的研究亦指出了這一點；第二，研究選取的報紙類型不同，本研究包括黨報和市民報在內，而另外兩項研究選取的均為偏向「市場化」的報紙，特別是前者，僅僅選取了一份市民報作為研究物件，本研究進行的「報紙*形象類型」交互分析（表3）發現，市民報中負面媒介形象比例較高，而黨報中的這一比例較低，由此中和了負面形象的總的比例。第三，媒介形象的類型劃分不同。前兩項研究只將媒介形象區分為「正面形象」、「負面形象」和「無正負評價」三個方面，本研究在這三者之外加上「受侮辱與損害者」這一形象類型。這一分類方式，出於這樣的考慮，即農民工群體被稱為弱勢群體，「受侮辱與損害」形象類型是這一界定在媒體上的體現，此外，這一種形象類型，也出現在市民報中大量的以農民工為主角的偏向「奇異」、「驚聳」（意外、死亡、性壓抑等）的社會新聞之中，因而其中的某些形象類型雖然不算負面，但具有很強的「消極」色彩。可以相信，倘若取消這一形象類型，該類型下涵蓋的媒介形象將被分到「無正負評價」和「負面形象」兩種形象類型之中，而不會增加「正面形象」的比例。
本研究發現，農民工在媒體報導中完全純負面形象的比例為近10%（9.8%），但若將負面形象與「被侮辱與被損害」形象中偏向消極的形象建構累加起來，媒介中關於農民工的刻板印象甚至負面形象確實佔有相當的比重，大致的估算，應該在20%至25%之間。同時，結合對取樣范圍內的報導的全面閱讀獲得的經驗，在個別事件的報導和一般化的對農民工形象的塑造中，都存在著對農民工污名化的傾向與操作。
三 農民工的污名化：從城市社會向大眾媒體的流動
從抽樣報導的內容分析結果出發，結合對所選時段（2003年7月－2004年6月）所選報紙涉及農民工的報導的泛化閱讀獲得的經驗，我們試圖對發生在傳媒舞台上的污名化進行一番清理、辨析與解釋。前面論證過，貼標簽是污名化過程中的重要策略，而既往的研究指出，大眾媒介是傳布這類標簽並使之合法化的一種主要的制度化根源，特別是它們經常對那些行為不符合主流社會規范與價值的群體進行刻板印象式的報導9。通過對媒體報導的泛化閱讀，我們發現，媒體報導中也存在著大量的用以污名化的標簽，通過對這些標簽的識別，可以粗略地勾勒出媒體對農民工群體污名化的一般圖景。我們將「污名化特徵」、特徵的「指向」、媒體報導的「例證」、具體「描述」和其中使用的「標簽」結合起來，梳理出媒體對農民工群體進行污名化操作的四種類型（表4）。
媒體污名化與城市社會中的污名化現實有很密切的對應性，前文曾列舉過城市社會加於農民工群體之上的「骯臟、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這些污名，也通過一則歌謠考察了與污名對應的「小農意識」、「說話粗魯」、「手腳不凈」、「隨地大小便」、「看黃盤和小報」等等標簽，這些標簽和它們所標示的污名，在媒體中都能找到相應的更為形象化的表達。
首先是「骯臟」、「沒素質」、「不文明」這些指向外貌與舉止的污名化特徵10，媒體報導的例證有《一群民工當道「裸睡」》等，該報導曾多次出現「只穿一條內褲的建築工人」這一稱呼，算是應用相當廣泛的標簽；其次是「粗野」、「蠻橫無理」、「不遵守城市的規范」這樣的污名化特徵，它們指向農民工的行為層面，在代表性的報導《誰也甭走》、《兩撥民工對著干 為爭電話死一人》中，「滿嘴噴污的打工仔」之類的標簽，與污名化特徵形象地對應；再次是「偷盜」、「違法犯罪」等指向人格、品質與道德水準的污名化特徵，比如被媒體廣泛報導的「天價葡萄案」，其中屢屢出現的「饞嘴民工」這一標簽，對媒體污名化過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除了這些與社會中的污名化現實緊密對應的類型之外，媒體的污名化也具有獨特之處。在以農民工為主角的以奇異、驚聳為賣點的社會新聞中，存在著某些戲劇化的標簽，如「無理取鬧」、「看黃色錄影」、「精神錯亂的民工」等，它們對應了「愚昧」、「精神疾病」、「性壓抑」等怪異的特質，這些標簽連同它們再現的特質構成了媒體污名化光譜上色彩最為光怪陸離的部分。
四 「饞嘴民工」：一個污名化的個案
在我們的研究時限內，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污名化個案：「天價葡萄案」，從2003年8月到2004年6月，媒體對該案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跟蹤式報導11。這些報導中以「饞嘴民工」為標簽進行的污名化，具體而微地展現了媒體對農民工群體進行污名化運作的策略與過程。
2003年8月7日凌晨，四名農民工進入北京農林科學院林業果樹研究所葡萄研究園偷偷摘食葡萄，臨走時又摘了一編織袋抬著回去，路上被當地警方發現。誰知，他們所摘食的葡萄竟是林果所投資四十萬元、歷經十年培育研製的新品種。該葡萄一時被人們稱為「天價」。隨著對葡萄價值的評估，農民工在被拘留之後的命運幾經沉浮，2003年9月，北京市物價局對「天價葡萄」的價值評估為11220元，三位民工隨之被拘捕。此後經過兩次退補偵察，北京市物價局最終於2004年5月認定，三民工偷吃的葡萄價值僅為376元，民工隨之被取保候審，並最終被免於起訴。
在對事件最初的報導中，某報在標題中使用了「饞嘴民工」來指稱事件中的民工，自此之後，無論是在其他媒體的轉載還是原創性的報導的標題中，都屢屢出現「饞嘴民工」這一標簽：
四饞嘴賊偷吃天價葡萄 四十萬巨額投資毀於一旦，北京娛樂信報，2003-08-10
饞嘴民工偷葡萄幾口吃掉了40萬，北京青年報，2003-08-10
北京偷吃天價葡萄案今估價 4饞嘴民工命運懸疑，中新網，2003-08-22
饞嘴民工超出「治安」范圍，專家會診「葡萄」案 燕趙都市報2003-08-25
饞嘴民工偷吃天價葡萄：3人被批捕 1人被拘留，京華時報，2003-09-17
饞嘴民工偷吃的葡萄值多少錢？「天價葡萄」一萬一，青島早報，2003-09-17
天價葡萄「銬住」饞嘴民工（副）北京4民工偷吃的葡萄最終定價萬余元，3人被逮捕1人被拘留，南國都市報，2003-09-17
清華教師願出錢保偷吃天價葡萄的民工回家過年，北京娛樂信報，2004-01-14
天價葡萄案續：葡萄只值千元饞嘴民工可能免責，北京青年報，2004-05-27
饞嘴民工已取保候審，北京晨報，2004-05-28
「天價葡萄案」落定 商水饞嘴民工被免起訴，周口晚報，2005-02-22
在媒體報導的具體論述中，這一標簽有了更清晰也更形象的描繪：
坐在葡萄架下四民工甩開膀子猛吃一氣，臨走時幾人商量，走了老遠的路光吃飽肚子太虧了，得帶些回去。在路邊垃圾箱附近李高尚撿了一個編織袋，幾個人開始摘葡萄架上的葡萄，裝滿後抬著編織袋翻牆出來，在回工地的路上被員警逮個正著。（四饞嘴賊偷吃天價葡萄 四十萬巨額投資毀於一旦）
「甩開膀子猛吃一氣」、「光吃飽肚子太虧」，這些繪聲繪形的細節化描繪，不一定是事實的「秉筆直書」，更可能是發乎想像的戲劇化的敘述。它渲染出了民工的無知、粗鄙、貪婪與饞樣兒，為「饞嘴民工」這一標簽提供了形象化的解說。
對事件的報導中，與「饞嘴民工」一詞擁有著幾乎同等出現頻率的詞是「天價葡萄」，它也是一個標簽，但它指向的卻不是什麼人的污名化特質，而是一種不僅僅屬於物的「高貴品質」，它首先是指葡萄的價值，最開始，媒體根據認定農民工「一口吃掉了40萬」，如「4民工偷吃葡萄闖下大禍幾口吃掉40萬」（2003-08-10，深圳商報）、「饞嘴民工偷葡萄幾口吃掉了40萬」（2003-08-10，北京青年報）等，雖然此後葡萄價值不斷縮水，但仍然在報導中被稱為「天價葡萄」。進而它指事件的嚴重程度，在物價局等部門的價格認定和公安局等執法部門對事實的判斷之外，媒體以「10年苦心研究，40萬元巨額投資，卻在成果即將問世之時被幾個饞嘴民工毀於一旦」之類的描述為事件定性，「天價葡萄」成為用以衡量偷盜案件嚴重程度的核心詞語，彷彿法律訴訟中的「標的」。最後，它指的是科研人員的「10年苦心研究」，由於「4個民工偷摘了其中20株果實，卻導致整個研究鏈斷裂，造成了無法挽回的重大損失」。「天價葡萄」是科研活動無法估量的價值的「隱喻」，與此相對的則是民工的無知和對科研成果的粗暴侵犯。
「饞嘴民工」和「天價葡萄」兩個標簽，構成了媒體對事件進行重新結構的兩條線索，並從指涉的社會群體、行為、在事件中的角色和道德評價等多個方面，構成了意識形態的集束，並最終在「認同」的角度回歸到「我們與他們」、「城市居民和農民工」的區分，建立起相互對應甚至對立的兩個陣營：
通過這些意識形態集束，我們發現，「饞嘴民工」和「天價葡萄」這兩個標簽和圍繞它們建立起來的論述，已經不再單純指向偷盜事件和事件中的那幾個民工，而是有向整個農民工群體泛化的趨向。從個體（甚至是「沖突個體」）經驗向群體特徵泛化，標簽的指稱物件從個體移向群體，並逐漸形成凝固而僵化的關系，乃是污名化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步驟。
社會學家李強曾區分了「沖突城市居民」和「沖突農民工」的概念，前者是指城市居民中那些不三不四的好鬥者，後者是指農民工中那些不三不四的好鬥者，甚至是違法犯罪者。藉助這兩個概念，對農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間的矛盾沖突作出區別對待和分析12。我們發現，在媒體對沖突事件的再現中對待「沖突市民」，媒體展現的是沖突個體被剔除的過程；對待沖突農民工，媒體展現的則是個體到群體的概括與泛化過程。
如果沖突事件（包括違法犯罪）是「沖突市民」的責任，媒體會非常清晰地標明其「沖突市民」身份，並將其從市民群體中剔除出來。比如在一篇《沈陽：7少年活埋打工仔》的報導中，媒體清晰指明「一夥『小盲流』將兩外地打工仔捆綁暴打後掩埋致死」，在其後續報導中，也強調指出，作案者「除一人為沈陽本地居民外，其餘6人均為外來流浪人員」。報導《四川民工西安街頭被砍》「12名來自四川的民工被20多名不明身份男子持刀亂砍」，「不明身份男子」其實就相當於「惡市民」，在《5民工深夜遭搜身》這篇報導中，報導中亦多次強調，搜民工身者為「民工住地農村的村治保會村巡邏隊」。正是通過刻意的強調，事件中的沖突市民，分別被冠以「小盲流」、「惡市民」、「城市中的農村人」這些標記，從而切斷了他們與「城市市民」的關聯，將之從城市市民群體中剔除出來。
如果事件是「沖突農民工」的責任，媒體卻往往模糊「沖突農民工」的「沖突」特質，一方面，會賦予個體「身份」標記，如冠之以「饞嘴民工」這樣的標記；另一方面，則往往抹殺個體和群體之間的差異，將個體放在農民工群體的參照框架內，將沖突農民工的個體經驗與特質推向群體的根本特徵，比如下面這種代表性的報導：
昨天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向媒體透露說，一個妻子長期不在身邊的民工，竟然色心大起，接連奸殺了三名拾荒女，此案已於10月25日告破。醫學專家表示：農民工長期性壓抑必然導致性沖動，輕微的沖動會導致心理疾病，嚴重的就會走上強奸犯罪之路，這一問題應當得到重視。（《一民工半年奸殺3名拾荒女》，《北京晚報》，2003-10-31）。
報導不僅清晰地標示出犯罪者的「民工」身份，而且就在一篇報導中明白清楚地將筆觸指向農民工群體的「性壓抑」，且不說被媒體當作不證自明事實的「性壓抑」有多大程度的真實性，即使是存在性壓抑狀況，它與「心理疾病」甚至「強奸犯罪」之間也未必存在必然性的聯系。這種跨越個體與群體的差異、跨越可能性與潛在的犯罪威脅之間差異的敘述邏輯，實在經不起自恰性的考量。
應該說，媒體對「沖突農民工」的處理方式，緣於人們的觀念中即已經剔除了個體之間的差異，將只有某些共同特徵（比如農民工的「進城」行為）的群體想像為高度同質化的原子化個體的組合。當某些污名化特徵指向個體時，這種污名，就很容易過渡到整個群體身上，成為群體的本質特徵。所以，污名化中的「貼標簽」策略，其本質恰恰是，標簽不是貼一個或幾個個體，而是貼在整個群體的身上。「饞嘴民工」事件中同樣存在著這樣的操作，「饞嘴」這一污名特質，經過媒體的放大與強化，衍生出無知、粗鄙與品質低劣等相應的特質，並進而泛化到農民工群體的身上，構成了群體污名的有機成分。到最後，饞嘴民工這一標簽連同圍繞它生成的那些論述，就不再是單純指向那幾個民工，通過事件得到強化的乃是固有的觀念與成見。在前表中所列舉的行為、事件角色、道德評價與認同等意識形態特徵，承受者從幾個饞嘴的民工轉化為整個農民工群體。
五 對污名化的新聞社會學解釋
在對媒體污名化的一般情況和污名化的過程進行了一番清理與辨析之後，我們試圖從新聞社會學的角度對之作出解釋。
對民工的污名化從城市市民的觀念向媒體的流動，或者說媒體對農民工的污名化過程，某種程度上源於媒體對這一城市外來群體的歧視，但也不盡如此。某些媒體甚至還特別要求其從業者要避免對他們的歧視，比如《南方都市報》的「A1版編輯大綱」13寫道：「對任何一個群體和個體（包括在道德或法律上處境不利的群體和個體）的歧視都會影響媒體的公正立場。最容易被歧視的物件：農民，外來人口，罪犯，犯罪嫌疑人，為道德不容者，私營企業。」從新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刻板印象的塑造甚至過渡到污名化的過程，與媒體從業人員的共識與想像、與媒體的市民立場、特別是與市民媒體採制社會新聞方面的「小報化」傾向有關。
首先是從業者共識與想像的問題。媒體從業人員持有該職業群體的共用文化、對社會面貌的認知與想像，這些觀念與市民階層基本類似，又往往受到社會中的污名化現實潛移默化的影響。在進入到對農民工議題的報導實踐時，對農民工群體的想像將對之產生先入為主的影響，它可能影響到記者的新聞採制和編輯的新聞選擇，也可能影響報導中的敘述方式、傾向、態度與評價。比如一篇題為《誰來解決民工就醫的難題》（《工人日報》，2004-06-15，樣本60）的報導，本來是要反映農民工就醫難題，但文中多次提到農民工交不起醫療費逃離醫院的事件，文章開篇在醫院逃走事件的敘述之後寫道，「民工欠費已經成了醫療欠費的主要部分。顯然，如何解決民工就醫的難題，已經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注意這裏的邏輯，讓民工就醫問題「刻不容緩」的，是民工的醫療欠費，而不是民工群體糟糕的醫療狀況。這一邏輯很有意味，它顯然是從記者的觀念和想像出發，又站在了城市社會（醫院）的立場上看待問題的結果。
媒體的市民立場對污名化運作可能產生的影響，要從兩個層面來把握。一方面，城市市民階層為社會中主要的構成人群，亦是市民報或都市報最大的目標讀者和消費群體，當涉及到社會新聞的選取視角或者農民工與城市（市民）的關系特別是矛盾沖突時，媒體往往傾向於從市民的角度出發，前述關於「沖突市民」和「沖突農民工」的討論，已經涉及到了這一點。另一方面，則與具體的新聞實踐有關。從消息來源的角度講，報導的消息來源可能對媒體內容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很多媒體是根據讀者的「報料熱線」採制社會新聞，而熱線多數電話多數是由市民打來，市民新聞由此再現了市民眼中的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表現、個體行為或者事件，從而直接反映了市民的視角，映射了社會中的污名化現實。 這名（圖片用橢圓形紅框將「主角」圈起來）手持鐵器，在公車前滿嘴噴污的打工仔，造成寬街往北至安定門路段近半小時的擁堵。……據一位路人講，寬街北面的機動車道與非機動車道是分開的，根本不存在別自行車的問題，除非自行車違章走機動車道。（《誰也甭走》（圖片新聞），北京晚報，2003-11-04，熱線新聞版。樣本9）
最後是市民媒體處理社會新聞時的「小報化」傾向。媒體商業利益訴求的涌現和對發行量的追逐，使它必須迎合市民群體的需求與趣味。這種迎合對市民媒體傳播內容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社會新聞的「小報化」傾向方面。市民是目標讀者，媒體就大量搜羅市民（優勢社會群體）之外的群體的奇聞軼事，一方面滿足市民的閱讀趣味提升發行量，另一方面迴避市民階層的批評。如在媒體污名化的四種類型部分所述，這些在以農民工為主角的以奇異、驚聳為賣點的社會新聞中，存在著大量對農民工進行污名化的標簽。不過，這也應驗了一些學者的研究結果，那就是「污名是媒體機制化下的賣座象徵，符合高度的新聞價值」。14
如前所引，市民媒體中充斥著這樣的報導：
民工路口丟命，成都商報，2003-11-28 五成民工半年無性生活，成都商報，2003-11-8 一民工半年奸殺3名拾荒女，北京晚報，2003-10-31
揣錢坐車心慌 爬上高塔唱歌（廣元市一名因高度緊張而致精神錯亂的民工，爬到了18米高的高壓鋼管塔塔頂），成都商報，2004-1-14 3民工演「跳樓秀」被拘，成都商報，2003-10-10
（主）打賭吃魚頭骨鯁在喉（副）一民工勝利在望時被卡了個半死，成都商報，2003-10-8
媒體大量報導農民工的意外死亡，卻很少關注引發其死亡的工作環境安全等問題。以農民工為主角的荒唐事件15，轉化為消費性甚至娛樂性極強的市民新聞、市井新聞。而媒體有關農民工性壓抑的大量報導，打著「關注」的旗號，但其實很少真正轉向對農民工精神、休閑與情感生活的關注，其實是將窺視、性、聳動等元素糅合在一起進行「小報化」處理的一種集中表現。

3. 污名化的帝王：為什麼雍正帝會被黑的那麼慘

不代表本人觀點
前幾天，知乎上有用戶提出「雍正為什麼歷史評價不高？」這個問題，他指出，關於雍正的故事流傳最廣的多為奪位不正、血滴子、風流韻事、離奇死亡之類的野史，所謂康乾盛世一般只提及康熙和乾隆，對雍正很少正面描述。該用戶對此表示反駁，認為：相比康熙和乾隆時期，只有雍正雷厲風行實行過新政，改革弊政，尤其是「攤丁入畝」和「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兩個改革，更是打破千年來的傳統帝國規矩。
該問題在知乎上引起大家廣泛關注和回答，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博士、知乎歷史欄目大咖司馬亮 ，對「雍正為什麼歷史評價不高？」這個問題也作了一番回答。
還是先說結論：整體上講雍正帝並沒有「歷史評價不高」。他的歷史評價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 雍正帝去世後（1735）至19世紀晚期：官私史書均對這位名列「列祖列宗」的「世宗憲皇帝」歌功頌德；
(2) 19世紀晚期至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時期：近代民族主義在否定清朝中逐漸興起，大量關於清代的負面評價與謠言浮出水面；對雍正帝的惡評作為這種大氣候的一環出現，他被塑造為「奪嫡」、「兇殘」的形象；
(3) 1920年代至1980年代清史學科逐漸發育：因襲上一階段結論，仍然出於「惡評清朝」的緣故而對雍正帝持有負面評價；
(4) 1980年代後期至今：雍正帝被塑造為剛勁有力的改革者，其歷史評價基本是正面的。
因此可以說，雍正帝「歷史評價不高」，主要發生在20世紀前期；而且這種「歷史評價不高」主要來自於人們對清朝的惡感。進一步說，對雍正帝的污名化，既是對清朝施加污名化的一個結果，又是對清朝施加污名化的手段之一，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關系。如果能夠了解清末民初反滿思想，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雍正帝的歷史形象會不斷變化。
以下展開敘述。
「歷史評價」是一個並不太好解釋的事情。
特別是對於清代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由於對清朝歷史的書寫與評價從19世紀後期開始（對，清朝滅亡之前問題就出現了）一再處於政治思潮的影響之下，長期未能發育為健全的」史學「，導致清代人物的評價也變得非常復雜。
各位看其他朝代的史書，往往會覺得人物的歷史評價基本是確定的，例如曹操有謀略、劉備能用人之類，但對於清朝歷史而言，其實大多數人物事跡整理及傳記發掘工作都是1980年代以後、清史學科稍有發展的過程中才誕生的。學術史上將這一流派稱為「清代人物研究」，認為它是清史學科發育成熟的重要動力。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暫時放下不談。
在「清代人物研究」出現以前，人們（很少數的清史學者也好，歷史教師和文人也好，普通學生和讀者也好）對清代人物的評價，往往並不是基於史料所展現的歷史事實、針對某個人的看法，更多的是在一些基礎並不充分的歷史敘述影響下，結合一些流行的謠言，來「腦補」出一個形象。
當然這距離一種科學的歷史認識非常遠，但當時的人們並不能察覺到這一點。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20世紀末以前，清史史料披露得非常少，連學者都讀不到多少東西，遑論通俗讀物寫作者及一般讀者。
那麼大多數人的選擇只能是看一些「以前的人寫的書」，因襲舊有的歷史書寫——而這個「以前的人寫的書」，幾乎都是源自清末民初編寫的歷史讀物。這就是我們討論清代歷史人物評價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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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後期以前對雍正帝的評價：官方口徑，大行皇帝/列祖列宗，非常正面
各位可能都知道清朝文網嚴密，忌諱極多。在政治壓力之下，清朝人對自己身處時代的歷史，或者說「當代史」的寫作有很大顧慮。
在18世紀中期以前，可能都沒有多少可讀的「當代史」讀物；而18世紀中期以後，隨著國史館傳記及《清實錄》逐漸被文人官吏抄出傳播，以及一部分官修史書的流傳，清朝人才開始有稍微豐富一些的「當代史」閱讀。
換句話說，18世紀後期出現的「本朝國史」，很大程度上源自官方敘事體系及官方披露史料。在這一狀況下，對身為「列祖列宗」之一的雍正帝，自然不會有任何負面評價。唯一可能會讓人得窺雍正帝負面印象的官方文獻《大義覺迷錄》，在乾隆時期遭到禁毀；當時人的撰述中，很少有該書痕跡留下。
那麼是否有私修的當代史閱讀？
當然存在。這就又繞回了文字獄的問題。文字獄對18世紀中後期最大的影響，在於它對修書者和出版者都施加了精神上的壓力，造成了一種「自我抑制」現象，即自覺地審查出版物是否「違礙」甚至「悖逆」——這一點王泛森先生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中有非常精彩的分析，我不打算抄書。故而可以說，即便有零星的人表示過不滿，這種意識亦無從傳開。
總之，很難想像會有對雍正帝不利的「歷史評價」在18世紀中後期流行。
事實上我們可以去從18世紀後期的兩種帶有反清色彩的大眾文化——秘密教門與天地會——中窺探那個時代的人是否惡評雍正。天地會話語的特點是「蒙冤-反抗」（對此，李恭忠有非常好的分析，見《蒙冤敘事與下層抗爭：天地會起源傳說新論》一文，載《南京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並沒有對雍正帝有惡評；而秘密教門白蓮教也找不到這種意識。這不難反映出，當時即便是下層老百姓，也是不會對雍正帝有什麼特別的惡感的，不然這些反清大眾文化早就與之結合了。
這里要提一下乾隆初政的所謂「翻案」問題。誠然，乾隆初年對雍正時期的許多改革措施有過修改，對大行皇帝所用之人有過一些處置，清史學界習慣稱之為「翻案」。但乾隆帝從未對乃父加以任何負面評價。相反，當王士俊（田文鏡的政治繼承人）奏疏中觸及「翻案」一事，立遭重譴。
然而，負面的書寫沒有流傳開，不代表不存在。
雍正帝即位後，其政敵便已將許多謠言流傳開，並最終釀成曾靜案——事實上，考慮到雍正帝主要政敵允禩等人及其家人，再加上雍正年間得罪被懲的大量官吏及其親屬，可能會對雍正帝留下負面記憶的人數是相當之多的。
這些人除一部分被處決者外，被流放到各地者為數不少，他們對雍正帝無疑有負面情感，願意傳播謠言。這是「惡評雍正」在人員群體上的基礎。
而《大義覺迷錄》的頒行、曾靜的巡迴宣講，無疑也是為負面謠言進一步流傳埋下了伏筆——雖然雍正帝的本意是要「把一切說明白」，但從歷史的走向來講，應該說是事與願違的。
必須要說的是，由於這些人在政治上處於低谷，而且書籍等信息載體的使用也很受限制，因而對雍正帝的負面觀感並不是成體系地流傳下來，而是零零星星地隱伏下來，很多具體信息湮沒了，只剩下一些語焉不詳的片斷，可能憑借口傳或極其隱晦的記載在小范圍中流傳。可是，這些隱伏下來的零星意識（幾乎可以改說是「零星遺忘」），最終在雍正帝去世一百多年以後突然綻放，變為「惡評雍正」的資源。
（一個補註：看到數位答主認為雍正得罪了士紳，所以士紳詆毀他。這應該說是個誤解。「耗羨歸公」改革令州縣可以有自己支配的經費，不必以灰色手段攤派差役，很大程度上是對下級官員及地方紳士的解放。可參見《州縣官的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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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對雍正帝的評價：「因為要黑清朝，所以黑雍正」；「殘暴貪婪」
19世紀最後幾年，清朝在軍事、邊疆事務中均一敗塗地，這種危機給當時的人造成了一種恐慌與懷疑感。而近代啟蒙思想的東傳，則把這種懷疑感與民族革命聯系在了一起。
在東京的留日學生、華南的會黨及一部分革命黨人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啟蒙思想演變為帶有強烈反滿反清色彩的一種政治話語。它將清末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因於滿洲人的統治，認為只有徹底鏟除滿洲人（即革命）才能解決危機。
這一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鄒容的《革命軍》，讀過它的人恐怕都會對其中鼓吹對滿人作肉體消滅的強烈仇恨心態記憶深刻。這部分歷史展開來講可以說很長很長，我們只說關鍵的部分：反滿興漢，與當時的「科學觀念」如衛生觀念、種族人類學等聯系了起來，這讓仇視滿人帶有了「進步」的「科學」意義（這方面情況可參見石川禎浩《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里》）
而當反滿思想被賦予了「啟蒙」、「進步」的科學意義以後，一些受此思想影響的人便開始論證反滿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了。其結果是，從清朝末年開始，清朝的歷史地位長期處於負面評價之下。
然而，此時梁啟超等人搞的「史學革命」還未發生，一般的作者尚無法從社會發展/變遷的高度來批判清朝，大多數人眼中的歷史仍是「帝王將相」那一套（說實話，現在很多人也是這樣的）。
這令這場「惡評清朝」的運動，在歷史書寫的范疇里，主要集中於兩條線：其一是濃墨重彩地聲討明清鼎革之際的殺戮，其二是粗言惡語地咒罵清朝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後者便是「惡評雍正」的來由。
我不想長篇大論地解釋清朝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在這場運動中被塑造成了什麼形象——有些污名化實在是讓人覺得無語——但不妨留下這么一點結論：雍正帝在清朝諸帝中間算是被醜化較多的一人。

4. 歷史上有哪些晚節不保的名人，一生功績赫赫，晚年卻成笑柄

像唐玄宗這樣的，就是早年功績赫赫，但晚年卻成為了笑柄。唐玄宗登基之初，在國事上很勤快，也非常有作為，並且重用了一批像姚崇、宋璟這樣的賢才，才開創了一個繁榮昌盛的大唐，但到了晚年，唐玄宗卻變得昏庸了，只寵信楊貴妃一個人，最後直接導致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讓大唐從一個昌盛之勢，轉變成了一個衰弱的國度。

所以一個完美形象的唐玄宗，也徹底在史書上污名化了。其原先留下的功績，也隨著大唐的消逝，慢慢淡去了，留下的只是一個寵信奸臣，禍亂朝政的皇帝形象。

5. 【刺客信條2】的歷史

有的人物在歷史中確實存在 ，你可以在 資料庫中----人物里看他們的基本資專料
像美第奇這個家族可屬是文藝復興時代赫赫有名的名門。弗朗西斯科.帕奇
還有主犯紅衣主教羅德里戈?博爾吉亞（後來的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其實很是冤枉的。因為在歷史上幾乎找不出他陷害美第奇家族的實際證據，至於為什麼會成為游戲中的BOSS，我想主要是他的壞名聲所造就的。畢竟這是一個黑手黨式的教皇，而且關於他的死，詭異的地方也太多了。
15世紀的博爾吉亞家族堪稱最早的黑手黨家族。
游戲還有其他人物出現 ，但是很多都與歷史不復。這就要找育碧了

6. 你知道哪些成果的污名化職業

世界上的大多數人都是普通人，偏偏為了輿論洗腦，搞出一大堆神聖的職業來，這種忽悠和洗腦本身是沒有邏輯和科學性的。

7. 有哪些歷史人物被污名化

數不勝數啊。近現代有李鴻章、曾國藩、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陳昌浩、段祺瑞、吳佩孚等等等。

8. 有哪些被污名化的褒義詞/中性詞

污名化 免費編輯 添加義項名
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並加以內維持的動態過程，它是將群體容的偏向負面的特徵刻板印象化，並由此掩蓋其他特徵，成為在本質意義上與群體特徵對應的指標物，在這個過程中，處於強勢且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採用的一種策略，即"貼標簽"。典型的污名化表現:黃禍論、"猶太人是低劣的人種"。

9. 歷史上有哪些最開始以為是壞人，後來卻成為好人的人物

韓侂胄（tuō zhòu）（1152年－1207年），位元組夫，相州安陽（今河南安陽）人，南宋宰專相、權臣、外戚，魏郡屬王韓琦曾孫，寶寧軍承宣使韓誠之子，憲聖皇後吳氏之甥，恭淑皇後韓氏叔祖。
韓侂胄以恩蔭入仕，淳熙末年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紹熙五年，與宗親趙汝愚等人策劃紹熙內禪，擁立宋寧宗趙擴即位，以「翼戴之功」，初封開府儀同三司，而後官至太師、平章軍國事。
韓侂胄任內禁絕朱熹理學、貶謫宗室趙汝愚，史稱「慶元黨禁」。他追封岳飛為鄂王，追削秦檜官爵，力主「開禧北伐」金國，因將帥乏人而功虧一簣。
開禧三年（1207年），在金國示意下，韓侂胄被楊皇後和史彌遠設計劫持至玉津園殺死，函首於金。時年五十五歲。
韓侂胄執政前後十四年，權勢顯赫，曾與趙汝愚一黨相互傾軋，最後適應朝野抗金的要求，發動北伐戰爭，由於堅持抗敵，遭受投降派的殺害而犧牲。但因韓侂胄反道學，長期遭到程、朱門徒的咒罵。元代修《宋史》，特立《道學傳》崇程朱，又依南宋《國史》立《奸臣傳》，不列入史彌遠，反而將韓侂胄與秦檜並列，辱罵他是「奸惡」，完全顛倒了歷史的是非。後世史家立論，或沿襲舊說，也不免有失公允。

10. 劉邦為什麼沒有污名化項羽

歷史上污化對手的君主，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給自己作戰找一個理由

從這點上來說，劉邦當初也是找了理由的。

比如義帝被項羽派人殺害後，劉邦便發使者告天下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不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可見，劉邦不是沒有「污名」過項羽

雖然「十罪說」裡面不少是項羽不該犯的錯誤，但是畢竟還是從劉邦的角度來說事情的，對項羽還是有些不公平的。

不過，因為後來我們讀到的《史記》是武帝時期的司馬遷個人所著，相對來說角度更公正一些，而且似乎司馬遷對項羽還有些許的偏好，所以項羽不但可以位列「本紀」，與劉邦「並列」，還有不少誇耀項羽的文字，所以給後人的感覺是劉邦從來沒有污名化項羽。

歷史上的君王或多或少還是會貶低一下自己的對手的，不過一般來說還都是適度的，像李唐給前朝皇帝的楊廣連謚號都改了，再扣一大堆屎盆子這種的還是不多見的。而且，很多君主還會給前朝的後人一定的分封，讓他們得以保持前朝的宗廟，以示寬容大度，意思是說，我之所以推翻他們，是因為他們這位末代君主實在是對不起老百姓，我也是順應民意，不是逆天而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