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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老匯大廈歷史去哪裡查

發布時間:2021-02-26 03:00:52

① 誰能找一些上海在1848-1937之間的歷史

(1900~1999年)

大規模越界築路。 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大規模越界築路。

復旦大學創辦。 1905年,馬相伯在吳淞鎮行轅舊址創辦復旦公學(今復旦大學)。

整治黃浦江航道。 1906年,黃浦河道局聘用荷蘭人奈格為總工程師,整治黃浦江航道,設計並建造吳淞口左導堤、右順堤。又治理高橋內沙。黃浦江水深由—2.4米增至—5.8米。

同濟大學創辦。 1907年6月3日,德文醫學堂(今同濟大學)創辦。

上海電話局開業。 1907年9、10月間,由郵傳部撥款3萬銀元籌建的上海電話局,在南市東門外新碼頭里街建成開業。

廣慈醫院開市。 1907年10月13日,天主教江南教區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開設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

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通車。 1908年1月21日,英商上海電車公司的有軌電車從靜安寺車棧駛出,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上試行。3月5日,上海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建成通車。

滬寧鐵路通車。 時間為1908年4月1日。

中國首家電影院建造。 1908年12月22日,中國首家正式的電影院——虹口活動影戲園(今虹口區文化娛樂廳址)由西班牙商人安·雷瑪斯在海寧路、乍浦路口搭建。

滬杭鐵路通車。 1909年8月13日,滬杭甬鐵路上海至杭州段建成通車(今滬杭鐵路)。

華山醫院創辦。 1910年,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今華山醫院)落成。1911年10月14日正式開業。

中華書局創辦。 1911年(清宣統三年)初,陸費逵等集資創辦中華書局。

上海光復。 1911年11月3日上午,閘北民軍起義。巡警總局騎巡隊提前起義,佔領巡警總局。下午5時,敢死隊、商團齊集滬軍營。5時,陳其美率部攻打江南製造總局受阻,陳其美進局勸降被扣。第二天早晨3時,民軍再次進攻製造總局,守軍潰敗,陳其美脫險。至9時許,民軍佔領製造總局,上海宣布光復。

裁撤上海道、松江府。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權決定撤道,裁府、州、廳,留縣。上海地區廢除上海道,裁松江府,改隸江蘇省。1913年1月,民國政府宣布存道縣,實行省、道、縣三級行政區劃體制。道官改稱觀察使。上海地區自1914年始恢復「道」制,設「滬海道」,至1927年撤銷,成立上海特別市。

上海縣城牆開始拆除。 1912年,上海縣城牆開始拆除。至1914年冬全部完工。

攝制完成中國首部故事片。 1913年,張石川等人承包美商「亞細亞影戲公司」編導演業務,攝制完成中國首部故事片《難夫難妻》(又名《洞房花燭》)。

《新青年》創刊。 1915年9月15日,由陳獨秀任主編的《青年雜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創刊。1920年9月起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1926年7月停刊。

《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出版。 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陳獨秀、李漢俊校勘的《共產黨宣言》全譯本,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新青年社發行。是為中國出版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

虹橋機場興建。 1921年3月10日,虹橋機場正式興建,同年6月29日基本竣工。

中國共產黨創立。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明、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和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國53名黨員。7月30日晚,望志路106號遭到法租界巡捕房搜查。31日,大會轉移至浙江嘉興南湖遊船上繼續舉行。

最早的無線廣播電台創辦。 1923年1月23日晚8時,美國新聞記者奧斯邦創辦的無線電廣播電台(通稱奧斯邦電台)正式播音,此為上海也是中國境內最早正式播音的無線廣播電台。至同年4月停止播音。至解放時,上海先後有各種廣播電台234家。

五卅慘案發生。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學生萬餘人在南京路抗議租界當局非法逮捕工人、學生,英國巡捕開槍打死群眾十餘人,傷無數,是為「五卅慘案」。

上海總工會成立。 時間為1925年5月31日。

三次工人武裝起義。 1926年10月24日,上海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閘北、南市、滬西三處同時舉行第一次武裝起義,因准備不足,遭軍閥鎮壓而失敗。1927年2月22日,上海36萬工人總罷工。下午6時,總罷工轉為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又因發動起義時間過遲而再次失敗。3月21日,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戰斗分閘北、南市、虹口、浦東、吳淞、滬東、滬西七個區進行。經過激烈戰斗,起義取得勝利,成立羅亦農、汪壽華等人組成的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並立即派人去新龍華車站迎接北伐軍進駐上海。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指使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僱用流氓,冒充工人襲擊工人糾察隊隊部,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第二十六軍周鳳岐部藉口「工人內訌」,強行將工人糾察隊繳械,並打死打傷工人三百餘人。翌日,十萬余工人群眾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工人,發還武器,在閘北寶山路三德里附近遭軍隊鎮壓,死傷群眾數百人。隨即,蔣介石下令封閉上海總工會,大肆捕殺工人和共產黨員。

農民舉行武裝暴動。 1927~1930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滬郊農民先後舉行了西沙(崇明縣,1927年8~11月)、楓涇(1928年1月)、六里鄉(嘉定縣,1928年3~4月)、庄行(奉賢縣,1929年1月)、新街(金山縣,1929年2月)和泥城(南匯縣,1930年8月)六次農民武裝暴動。

左聯成立。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至同年7月,又成立了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

中共臨時中央在滬成立。 時間為1931年9月下旬。至1933年1月,撤往江西革命根據地瑞金。

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 1932年1月21日,日駐滬總領事村井以日僧到三友實業社尋釁被毆事件為借口,向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發出最後通牒,限中方於28日下午6時前作出答復。1月28日下午1時45分,吳鐵城答復日本總領事,所提四項要求全部接受。4時,日總領事通知駐滬各國領事團,對上海市市長答復表示滿意。晚11時30分,侵滬日軍突然進攻閘北,第十九路軍奮起抗戰,蔣光鼐、蔡廷鍇星夜步行到真如車站設臨時指揮部指揮作戰。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2月,淞滬抗戰激烈進行。中共發表一·二八事變決議,號召工農兵武裝起義,進行民族戰爭。3月1日,侵滬日軍海陸空兵力達9萬人以上。當日,向閘北、江灣、廟行、吳淞發起總進攻。中國守軍在滬實數不足5萬人,孤軍無援。十九路軍總部於21時下令全軍後退到黃渡—方泰、嘉定—太倉第二道防線。3月20日,據國民政府中央統計處初步調查:一·二八淞滬抗戰全市損失逾15億元,有18萬戶居民受到損害,死傷失蹤者1.8萬人。

侵滬日軍總司令被炸斃。 1932年4月29日,侵滬日軍在虹口公園舉行日本天長節慶祝會和閱兵典禮,朝鮮抗日愛國志士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擲手榴彈,侵滬日軍總司令白川義則大將重傷死亡,另有多人受傷。

《辭海》出版。 1936年,《辭海》由中華書局出版。1965年4月,經修訂的《辭海》(未定稿)內部出版發行。此後,在1979年9月、1989年9月和1999年9月,《辭海》又出版了三個版本的修訂本,基本做到「十年修一典」。

全面抗戰爆發。 1937年8月9日,兩名日本兵駕車強闖虹橋中國軍用飛機場進行挑釁,被當場擊斃。8月13日上午9時15分,侵滬日本軍艦重炮轟擊閘北,日本陸戰隊一小隊向駐守在西寶興路附近的保安隊射擊,中國守軍予以抗擊,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全面抗戰爆發。8月20日,中國政府成立以蔣介石為首的大本營,劃江蘇長江以南(包括京滬)及浙江為第三戰區,兵團防區劃分:蘇州河以北,沿黃浦江以西,屬第九集團軍,張治中為總司令;蘇州河以南,浦東及杭州灣左岸,屬第八集團軍,張發奎為總司令。9月12日,國民政府軍隊放棄第一道防線。9月21日,上海戰區防務進行調整,分右翼、中央和左翼三個作戰軍: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轄第八集團軍及第十集團軍;中央軍總司令朱紹良,轄第九集團軍和第十八師;左翼軍總司令陳誠,轄第十五集團軍及第十九集團軍。10月27日,國民政府軍隊放棄南翔以東、蘇州河北岸全部陣地。11月5日,侵滬日軍於杭州灣北岸金山衛附近登陸,國民政府守軍陷入夾擊困境。至11月8日,第三戰區長官部向上海戰區部隊下達轉移命令。11月12日,上海淪陷。

「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 1937年10月27日,國民政府軍第八十八師二六二旅五二四團團附謝晉元奉命率領該團一營(實有452人,號稱八百壯士),堅守閘北四行倉庫,掩護主力退卻。與敵戰斗四晝夜後完成任務,所剩398人奉命退入租界。1941年4月24日,謝晉元在孤軍營被刺遇害,十餘萬人前往弔唁。

在中國文化中,海派文化是近代崛起的一種地域文化,它也可以代表上海的近代文化。這種文化的精神實質,能在上海的近代建築形象中得到顯現。

上海文化的原型,其實是江南文化,這種文化表現在建築上,現在還可以在上海郊區的一些遺留建築中見到。後來隨著城市的發展,上海的建築也就有了更多的城市化,如今上海南市豫園一帶的小街店鋪,明顯地表現出當時的上海文化形態。但是,近代的上海是新的文化時代,當時西方文化大舉東漸,西方列強在此建立租界;而隨著經濟和商業的發展,上海便逐漸變成一座近代的大城市了。它的文化特徵就是「海派」,即吸收許多外來文化,兼收並蓄,共存共容,不拘一格。這些文化特徵反映在建築上,其特點是多方面的,有住宅方面的,商業建築的,以及其他建築形態的等等。

上海近代的住宅,可以說是以里弄房子為主。這種形式是:一條弄堂進去,兩邊都是住宅,叫石庫門房子(門框用條石築成),一個門就是一家,但現在已是三、四家合住。門內是一個小天井,正中客堂問,室內後壁有一扇門,裡面是樓梯間及灶間等,然後是後門。門外仍是弄堂,也是一家家的石庫門房子,如此形成一片住宅區。這種住宅一般為二至三層,樓上是卧室、書房等,屋頂上有曬台,可以涼曬衣、被等。這種建築適合上海的一般市民居住。客堂間可作起居室、會客室等。有的喜歡中式,八仙桌、茶幾椅子,牆上可掛山水畫、對聯等;有的喜歡西式,則圓桌、沙發、寫字台、轉椅等,牆上掛的當然是西洋畫了。大門形式利用傳統的江南民居形式(石庫門),但門上門邊,也可以裝飾西方古典建築上的浮雕圖案,可謂中西結合。

中國傳統的住宅是按社會等級來分類的,按官品的大小來確定住宅的大小和式樣,官品低微或平民百姓,就不許用斗拱、畫龍鳳、堂屋的大小也有規定。而上海的近代住宅就不是以這種關系來分類,而多是從經濟條件出發。有錢的可以住別墅小洋房,沒錢只好住得差。能住上別墅的多是洋行、大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等;略差一點的如中等公司總經理、大律師、大學教授等,則住花園里弄,如凡爾登花園(今長東新村),或高級公寓,如畢卡地公寓(今衡山賓館);再次一等的如小公司或商店的老闆,高極職員等,則住里弄房子。比這更差的,如浴室、理發店等服務性行業者,一般的工廠工人、小店小攤的等等,則住老式里弄住宅或大雜院,這些人家房子小、條件差,所謂「七十二家房客」(一出滑稽戲)。更差的就是棚戶,兩邊磚牆,找一些木條擱置,上鋪油氈。這些人多為北方逃荒來上海謀生者,如黃包車夫、打短工的等等。還有一些從皖北、蘇北來的災民,以拾荒糊口,住的條件更差,找幾根竹竿,彎一下,兩端插入泥地,上蓋破油氈,稱「滾地龍」。地面很潮濕,只鋪些破席,蜷居在內。有的災民還找不到睡的地方,只好露宿在金陵東路的人行道上,因為這里有騎樓,即上面有樓屋,可擋雨。但他們多為隻身出逃,沒帶禦寒之物,冬天寒潮襲來,飢寒交迫,總要凍死一些人。這可見近代上海的貧富差別。建築,活生生地描述著上海近代社會。

上海近代建築,其性質當然也有「海派」性。「海派」一詞是褒詞還是貶詞?也許有人以為海派是一種無規無矩、隨心所欲之義。其實,海派的最大特點就在其「活性」。中國古代文化到了晚清,已行將終結,但出路何在呢?在近代中國,海派文化獨樹一幟。上海一埠,固然由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必然有許多污泥濁水,這里有鴉片、盪婦、賭場,這是紙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瘋歌狂舞,頹廢沒落,這是社會的陰暗面。可是,上海卻更有另一面:上海的近代文化充滿活性,充滿欣欣向上、富於想像、敢於冒險、敏於領悟、善於接受新事物的氣質。因此近代上海就成為全國經濟的最大實體,在科技、文教諸方面都走在前列。上海的近代建築,不僅是這些內容的「容器」,而且表述著這種精神。

從商業性建築來看,海派還體現著它的競爭機制。上海南京路,在中國近現代稱得上是全國第一繁華的商業街了。這條街兩邊的大小商店鱗次櫛比,數也數不清。其中先施公司(今為時裝公司)建造得較早,1915年,其形式和規模十分引人注意。後來在它的對面又建造了一座大型的商業建築,永安公司(今為華聯商廈),他們想方設法要超過先施公司,所以在屋頂上造了個「倚雲閣」,起到招徠作用。從此,先施公司的生意受到影響。於是先施公司也設法在建築上動腦筋,便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加建一座三層高的屋頂空塔,不但高度超過永安公司的倚雲閣,而且名字也更妙,叫摩星塔。於是生意又回到先施。但後來永安公司又做大動作,他們在浙江路對面建起一座高達20層的塔式高樓,稱「新永安」,不但高,而且形式新穎,使永安公司在上海灘上大放光彩。後來由於抗戰爆發,城市經濟和商業大受影響,故這場競爭也就此作罷。這些現象,也就是上海近代文化的建築表述了。

上海的「海派建築」,更表現在建築形式上,上海的近代建築形式多樣,有「萬國建築博覽會」之稱,英國的、法國的、德國的、西班牙的、美國的、荷蘭的、挪威的、日本的、印度的等等,應有盡有,而且古代的和近代的也都有,外灘江海關大門口的四根柱是最標準的古希臘陶立克柱式,而大光明電影院則是當時最「摩登」的建築了。以上海外灘為例,北起蘇州河北岸的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南至金陵東路外灘,這里的建築形式豐富多彩:東方匯理銀行是法國巴洛克式的,中國銀行是近代中國式的,沙遜大廈是近代美國式的,匯中飯店是文藝復興式的,江海關大樓是折衷主義的,匯豐銀行是羅馬復興式的,英國總會是英國古典主義的等等。這些建築雖然風格多樣,但從外灘建築整體上看,卻又顯得是那樣的協調、美觀,真可謂難能可貴了。

上海近代建築的海派特徵,具有積極向上、不拘一格和追求發展的精神,這種精神不但對今天的建築,而且對今天的社會文化也都是有益的。

② 上海蘇州河的歷史

蘇州河是吳淞江進入上海市區段的俗稱。在任何正規文件中,蘇州河的大名還是叫做吳淞江。 據上海市檔案館研究員馬長林介紹,蘇州河屬於太湖水系,上海開埠前,蘇州河一直叫吳淞江,只是上海開埠後,由於外國人發現可以乘船從這條河到蘇州,所以叫它為蘇州河。但是中國官方資料一直叫這條河為吳淞江,所以吳淞江這個大名一直沒有改變。不過根據習慣,以北新涇為界,吳淞江上游稱為吳淞江,當地百姓也是這么稱呼的,而北新涇以東為吳淞江下游,進入上海市區,上海人稱之蘇州河。

蘇州河水由西向東流入黃浦江。但上海的都市化則是從東頭的河口開始,溯流向西延伸的。沿河兩岸曾經錯落地散布著農田、濕地、蘆葦、溝汊,冷僻的地方野氣愈重,「秋風一起,叢葦蕭疏,日落時洪瀾回紫」。在都市化的鋪展之勢面前,這些土生土長的東西已不能與膨脹的經濟共棲,它們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向後退去。在它們騰出來的空間里,參差地立起了英國領事館、禮查飯店、百老匯大廈、文匯博物院、新天安堂、光陸大戲院、公濟醫院大檔、郵政局大樓、自來水廠、天後宮、河濱大樓、自來火房、聖約翰書院(後為聖約翰大學)等等各擅勝場的建築。這些樓群臨水而立,時人譬之為「連雲樓閣」。它們以商業繁華為擴展中的都市畫出了一種側面的輪廓,流經其間的蘇州河就此成了一條城市的內河。 一百多年來,城市長足發展的過程是與人力影響和支配蘇州河的過程連在一起的。人力的影響和支配,使蘇州河日甚一日地被兩岸的社會經濟構造所籠罩,也使蘇州河在不息的流淌之中一點一點地失去了自然本色。 20世紀中期那一場改造中國的革命,使許多東西都發生了變化,但這一條流過城市的河流卻仍然在視野之外。40多年前,小學課本描述工廠里的煙囪冒出來的濃煙,是以盛開的黑牡丹為比喻的。其誇張和遐想既顯露了文人浪漫的不著邊際,又真實地記錄了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對工業化的理想與期望。 在21世紀到來的時候,沿河兩岸正在新播綠色。綠色延伸促成了希望和憧憬的延伸。我們期待著新世紀的蘇州河重現煙雨中的靈秀,夕照下的嫵媚;水裡魚游,岸上鳥鳴。有萬千心願的牽動和盼望,這天已經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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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百老匯大廈的簡介

百老匯大廈(Broadway Mansions),位於北蘇州路20號(上海大廈)。因傍百老匯路(專今大名屬路)頂端,故名百老匯大廈。由主樓和副樓組成的上海大廈位於外白渡橋的北側。這是一幢早期現代派風格的八字式公寓結構。外部處理與內部裝修簡潔明朗,外觀氣勢宏偉。主樓原名「百老匯大廈」。副樓又名「浦江飯店」。現為四星級賓館,飯店設有中、美、英、法、日、阿拉伯六國特色高級套房,曾接待許多國家元首及中外遊客。

④ 周恩來在上海的故事

周恩來在上海

一、「周公館」
1946年,在我黨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期間,上海思南路107號(現為思南路73號)的大門上,釘有一塊銅牌,上鐫有三個大字:「周公館」。銅牌下端還有一行英文字,直譯就是「周恩來將軍官邸」。

這所當時為中外輿論界十分關注的住宅,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上誨辦事處的所在地。「周公館」,是為適應蔣管區具體情況的對外公開名稱。自1946年5月初隨著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而由重慶東遷,一直到同年11月19日因談判最後破裂而撤返延安,在這風雲變幻的7個多月中,周恩來同志--當時我們稱他「副主席」,外國人稱他「周將軍」--經常奔忙往返於南京--上海--南京之間,同國民黨進行了艱苦卓絕的談判。思南路107號,就是他受黨中央、毛主席之重託,在國民黨盤踞下的上海指揮戰斗的總部。那些戰斗的日日夜夜,今天回想起來,還感到那麼親切!

「周公館」是一幢座北朝南的一底三樓獨立式花園洋房。南面,隔花園與梅蘭芳公館相望。自1946年三四月間我們一些先遣人員「頂」下了這所房子後,除面向梅公館的這一面外,其它三面,都被國民黨特務的眼睛盯上了。這里過去是法租界很安靜的高級住宅區,沒有店鋪,更沒有叫賣的小攤小販。可打從我們一住進,門前突然熱鬧起來了。馬路對面設了個從不見有人光顧的皮鞋修理攤。一些拉三輪的,裝作候客總停在門口。賣香煙的小販,剃頭挑子,也在我們門前晃來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最蹩腳的演員。周公館周圍有好幾家房子,被特務機關強「租」下供作監視點。他們在對面思南路98號上海婦孺醫院設立了秘密監視據點,並根據上海警察局長宣鐵吾的密令,黃埔分局派去的人每天要詳細上報記錄當天情況的《監視專報》。在正對我們大門的一間屋內,還設有攝影機,拍下進出周公館的每一個人。

周公館靠北的一面住著陳家康、徐克立(南方局婦女組)夫婦。他們窗外下面是一條僻靜的小巷。這條小巷,也是有眼睛盯著的。我們的人從市區回來,首先看到的是家康、克立房間的窗檯。為了安全計,我們在這個窗檯上擺著一盆菊花作為信號。每當有敵特或他們僱傭的地痞流氓要來搗亂時,就把花盆撤掉。外出回家前要先打個電話問問,到家時還要先抬頭看看這個窗檯,見花盆還在,才能撳鈴進門。

周副主席、董老他們極重視安全保衛工作。每當接見一些過滬的地下黨員時,除了談形勢、談工作外,總要詳細地、具體地指導他們躲避特務盯梢的方法。有些相識的當時地下黨的同志,日後和我們聊起這些情況時,深為領導同志對敵區幹部這樣的關切、愛護感嘆不已。

二、和談--「教育人民的一課」

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政府的和平談判,主要在南京進行,但副主席在短短的半年裡四次來上海,在他的「公館」里小住。有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時則住得時間長些。

對於舊上海,各式各樣的評論多矣,什麼「十里洋場」、「冒險家的樂園」、「上海灘」等等,都生動地表述了它陰謀、黑暗、無恥的一面。它是反動、黑暗勢力的大本營,蔣介石就是在這里起家的。但上海又是中國工業和中國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它同時也是革命、進步的大本營,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也是中國文化、科學、技術最為發達的地區。可以說,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都集中在那裡。據當時看到的材料,那個時期國民黨統治地區百分之八十的黃金貯存在上海,國民黨政府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也來自上海。上海那時實際上是國民黨的命脈,也是我們黨在國統區開展外事工作、統戰工作、社會工作、宣傳工作、文化工作等的一個重要基地。

周副主席來上海還有一條重要原因,即談判斗爭的需要。誰都知道,那時國民黨蔣介石毫無和談誠意,它只是利用和談作為部署全面內戰的煙幕。要在中國實現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廣大人民群眾徹底揭露國民黨假談真打的陰謀。周副主席把這叫做「教育人民的一課」。他說:我們明知馬歇爾、蔣介石是在搞欺騙,明知談判不會有什麼結果,但不能不和他們談判,因為人民不了解,我們不談就會孤立。我們一定要通過事實,也通過我們的努力,完成這「教育人民的一課」。

國民黨一方面在美國的全力幫助下,運用一切手段通過陸、海、空加緊運兵、運軍火,蔣介石本人也特意飛往廬山牯嶺避風,讓下面將領放手大打,妄圖造成以武力消滅我黨我軍的「既成事實」;另一方面採用政治欺騙手段,製造和談空氣,散布和談幻想,企圖沖淡其在軍事上大舉進攻解放區的嚴重事實,誘使輿論誤以為它還是願意談判,談判還是有希望的。

每當這種時候,恩來同志就從南京來到上海。他氣憤地對我們說:我不能繼續呆在南京,去客觀上幫助蔣介石製造一種談判還在繼續,談判還有希望的假象。蔣介石和美國方面在談判中蠻不講理,施加壓力,以為我們是怕他們的,逼我們割地求和訂立城下之盟。可我們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乾脆離開南京了。我來上海,就是要讓全國、全世界都知道,和談受到了挫折,正處於僵局、停頓狀態。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談判還沒有恢復。

恩來同志在接見外國記者時曾說,由於國民黨政府拒絕保證停戰,他已暫時退出南京談判,不再與政府及美方代表進行毫無意義之磋商。除非同意重開唯一有權討論停戰問題之軍事三人小組會議,否則他將不返回南京。至於司徒雷登大使主持的五人非正式小組,討論范圍僅以改組國府委員會為限,值此內戰正繼續進行之際,此五人小組成就如何,實無任何實際意義可言。

那時,我們在時事政策學習中,曾爭論過一個問題:蔣介石最終會選擇戰,還是和?

有的同志認為:對蔣介石來說,不打,還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則明擺著迅速導致徹底毀滅。蔣介石是個聰明人,他總不至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後來聽喬木(即喬冠華,以下同)同志談,副主席聽到這個說法後,笑了笑說,不要替蔣介石設想他是打聰明些,還是不打聰明些。他是不可能按我們共產黨人的邏輯辦事的。他站在極端反動的立場上,只能妄想消滅我們,只能打。他在別的事情上可能是聰明的,但在這樣歷史性選擇的大問題上,他不可能聰明,只能是愚蠢的。

三、扣人心弦的中外記者招待會

周公館里,最激動人心的,莫過於副主席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了。

招待會上,副主席那鏗鏘有力,帶點兒淮安口音的普通話,至今仍回響在我們耳際,遙遠,然而清晰。

他指點著地圖,面對擠滿會場的百餘名中外記者,滿腔義憤地揭露蔣介石在各個地區挑動內戰的詳情。他分析形勢,講我們必勝的根據。有時講得慷慨激昂了,就離開翻譯章文晉同志,一面指著作戰形勢圖,一面直接用英語講起來。翌晨,翻閱英文報紙時往往可以發現,外國記者在報道時,常喜歡特別說明哪些段落是「周將軍」親口用英語講的。副主席就這樣努力通過中外記者之筆、之口,向全國、全世界闡明事實真相和我們黨的立場。

周副主席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之激動人心,還因為這種場合往往要與國民黨特務面對面斗爭。

招待會在周公館一樓大客廳舉行。但因到會的記者太多,大客廳里坐不下,還有許多人要坐到一樓平常用來吃飯的廊廳里。因此副主席總是站在大客廳通廊廳的門中間,一半身子在客廳,一半身子在廊廳。大門敞著,以便讓盡量多的記者來參加。這樣,便可以從大門外望見站在客廳與廊廳之間的周副主席的半邊身子。一次,副主席正在向中外記者發表講話,管保衛的同志悄悄告訴他,大門口站著好幾個帶槍的特務,請副主席站進客廳里,不要讓半邊身於暴露在外。副主席一聽大怒,乾脆走到直通大門的平台上,大聲向門外帶槍的人喝斥道:「你們誰是特務?站出來讓大家看看!我是你們的政府請來談判的,你們竟敢對談判代表採取這樣卑鄙的手段!」副主席這種凜然正氣和大無畏精神,竟把那幾個特務給嚇跑了。

四、「周公館」里的座上客

我們後來稱之為民主人士、愛國人士的,當時他們自稱為「第三方面人士」,意為既非國民黨一方,亦非共產黨一方之「第三方面」也。迨1946年底,馬敘倫先生在上海《文匯報》撰文《再論第三方面與民主陣線》指出:自國民黨當局公然推翻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召開國民黨一黨包辦的非法國大之後,中國便只有民主和反民主兩個方面,不容許在這兩個方面之外還有個第三方面,因此「第三方面」這個名詞以後在爭取民主時期應不再出現。馬敘老這篇宣言性的文章發表之後,才基本上不再見有人自稱或被稱「第三方面」。

周副主席是做統戰工作的模範。他尊重、理解朋友們,這些朋友們也很尊重他,信賴他。他有時同朋友們聚談,討論,有時做耐心的解釋。

我們素所敬重的孫夫人宋慶齡先生曾與副主席在上海多次會面,親切晤談。我們也曾見宋慶齡先生親臨周公館訪問副主席。郭老那時是經常來的客人。他那時還不算老,身手還很矯健。一次,他一縱身跳過園子里的一汪雨水,隨即向同來的幾位老先生吹說:「看!我一個箭步就過來了!」

張瀾、沈鈞儒、馬敘倫、馬寅初、譚平山、柳亞子、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許廣平、沙千里、史良、包達三……這些後來參加了政協、人大或人民政府工作的愛國民主人士,也經常或有時在周公館里看到。「混入又混出」的青年黨人,那時還混跡於「第三方面」,有時也出現在我們的大客廳里。後因參加偽國大而被民盟決議令其「退盟」的民社黨領袖張君勱,在「動搖」過去之前,也常來作客。

1946年7月25日,民主戰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突患腦溢血溘然長逝。周副主席遽聞噩耗,是多麼悲痛啊!他含著眼淚說:在韜奮去世之後,我們黨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最可貴的朋友!一位黨外布爾什維克!這真是我們黨、我們人民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他當天在致黨中央電中稱譽陶先生是一個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並關照在上海工作的潘漢年、伍雲甫等同志,要對進步朋友多加照顧。

周副主席一向很重視文化界的工作。許多著名作家、藝術家和電影戲劇演員經常應邀來座談。其中有田漢、陽翰笙、胡風、夏衍、於伶、黃佐臨、劉厚生等,還有電影明星白楊、秦怡、張瑞芳、丹尼等。

一天,我們正出門,看見門口徘徊著一位身穿黃絲綢長衫,頭戴禮帽式草帽,腋下夾著一根手杖的約有四十來歲的男人,他一見有人出來,忙摘下草帽,用誇張的京腔京調,一板一眼地問:「請問,這兒是周公館嗎?」這樣的衣著風度,這樣清晰洪亮的舞台京白腔,實黨驚異!我們定睛一看,原來是京劇「麒派」創始人做麟童--周信芳先生!後來知道,他是應副主席之邀,來周公館參加文藝界人士的座談的。

周副主席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的第二天早上,往往是我們最緊張的時刻。那時,郭沫若、沈鈞儒、馬敘倫、黃炎培等各老朋友往往早早就來了,他們到得差不多了,副主席就依慣例叫於產(於土當時名於產)把當天早晨所有英文報紙上關於他頭天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的報道,關於對我們黨的反應、評論,當場翻譯給他和這些客人一起聽。什麼報,寫消息的記者是誰,他講的哪些話報道了,哪些沒報道,哪些話報得真實,哪些歪曲了,都要一一介紹清楚,否則他就要問。有時,連當日有什麼有影響的外國人士過往上海、南京,周副主席也要知道。這些,都是我們外事組對外聯絡組工作任務的一部分。周副主席和客人們邊聽邊談論,那空氣就象是一家人一樣。

記得當四平激戰時,有少數民主人士曾勸我們主動「讓出」四平。當我們主動放棄張家口時,也有少數民主人士以為我們頂不住了。還有的責怪我們的土改政策「損害」了「群眾」利益。甚至認為我黨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戰略方針,不過是「戰敗」的遁辭而已,等等。當時我們這些年輕同志中有不少人對此很氣憤。但周副主席卻一方面向這些民主人士指出:在談判桌上,蔣介石還沒敢向我們提出「讓出」四平街的要求,想不到我們的朋友竟向我們提出了,另方面又以事實,從道理上耐心說服他們。他還教育我們這些沉不住氣的青年同志說,不要著急,等將來我們實行大反攻了,他們就會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想法的。

事實的發展果然如此。1946年11月,民盟嚴正宣布拒絕參加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大」之後,副主席曾總結說:民盟不參加,「國大」開了就很臭。這個目的達到了。這是八年抗戰和最近一年來談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於反對蔣記國大,跟著我們這條路走了。

形勢發展很快。周副主席離開上海前,在1946年11月17日夜寫給郭老、於立群夫婦的信中曾說:「今後要看前線,少則半載,多則一年,必可分曉。」到了1948年秋冬,前線上早已見分曉了。這些老朋友從香港坐船去東北解放區的心情已與在上海時完全不同了。

這里,我們覺得有必要提一提一位「洋」座上客--加拿大著名和平人士文幼章先生。

文幼章先生算是周公館的老朋友了。他和周副主席談論形勢,和家康等人談論事務,還幫助我們年輕同志潤飾英文稿。在周公館里,他象在家裡一樣。

美國著名女記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她前往延安之前,副主席曾在上海周公館里會見她。那是1946年7月下旬,領導上告訴於產,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來上海了,住百老匯大廈(今稱上海大廈),要於產立即帶些吃的東西先去看看她,向她表示熱烈歡迎。她若提出什麼要求,盡量都答應,因為她從沒提過不合理的要求。

於產遵照領導的指示去拜訪她,表示熱情的歡迎。她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會見周恩來將軍!

於產當即回答:我將立即報告將軍。我認為將軍會很高興見到您的。具體時間、地點,由將軍和您共同決定好嗎?斯特朗很通情達理:「完全聽周將軍方便吧!」

第二三天,於產就又去百老匯大廈,去接她來周公館與周副主席會面。後來聽喬木、文晉同志說,副主席就著一幅新繪制的戰場形勢圖,不厭其詳地向她介紹了國民黨軍隊進攻我解放區的情況,以及我必勝、蔣必敗的根據。

斯特朗女士在上海會見了周恩來將軍後,很快就取道北平飛延安采訪毛澤東主席去了。

五、「周恩來瘦了」

鄧大姐1946年7月在回答上海記者們的問題時說:周恩來為中國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間也睡得極少,而且寢不能安。周恩來瘦了,不象往日那樣健壯了。這時,我們也都發現我們的副主席消瘦了。

他怎麼可能不瘦呢?

健壯固然健壯,可人畢竟不是機器人呀。在那些處於「突擊」狀態的日日夜夜裡,中午從不見他午睡,晚上,按一般情況,總要工作到翌日清晨四時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七時半左右起來,立即又開始了一天的緊張工作。這樣的生活,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一天晚上,都下一點了,家康轉告於產,副主席要於產立即整理一件特急材料給他。於產整好,已經快凌晨四點了,便從自己所在的二樓,躡手躡足下到一樓周副主席辦公室兼卧室。一看,辛勞了一整天的周副主席還坐在桌子前,戴著眼鏡,正聚精會神地看著上面寫滿了極小極小字體的材料呢!

我們工作當然也忙,但都有明確分工:管內部工作的只管內部工作,管外事工作的只管外事工作。除有時需作必要的協作外,一般互不涉足他人工作范圍。但副主席就完全不同了。他什麼都得管。作為中共中央南京局書記,他還負責指導我國南部國統區地下黨的工作。在實踐中,他把合法與非法,公開與秘密,上層與下層,黨內與黨外既嚴格分開又緊密配合,工作有條不紊。許多黨員,許多情況,他都很熟悉。他經常接見地下黨的

他如此繁忙,還時刻關心每個同志的安全。

周公館的同志們不是為了工作是不隨便外出上街的。一天,單獨外出工作的廣東籍年輕幹部關振群同志(因為長得象,大家都叫他「莫洛托夫」)到晚上10點,過了預定回來的時間很久了還沒有回來。副主席知道後非常著急,親自在一樓用作飯廳的廊廳里把大家召集攏來,在作了分頭去找的部署後,一直在廊廳里焦急地踱來踱去,當著大家的面批評有關負責同志不該讓一個剛來上海不久的年輕同志晚上單獨外出工作,若有必要也得有人陪伴,去前要說明所去地點和預定返回時間。

副主席正說著,那個小廣東自己回來了。原來,他在回來的路上,發現有人跟蹤,他花了好大力氣才脫了「梢」回到家。他一進門,看到周副主席正為他的安全問題那麼焦急,他感動得湧出了熱淚!

上海工委青年組組長劉光同志,因病,化了名,填了友人家的住址,住進了上海第四醫院。副主席忙成那個樣子,竟曾三次親往醫院去探視。7月16日晨,劉光同志終於永遠停止了呼吸。副主席和鄧大姐聞訊急速趕到醫院,他悲痛得說不出話來,鄧大姐則撫屍大哭。每一個同志,哪怕是青年同志,是多麼牽動著副主席的心啊!

周副主席工作繁忙,吃飯極簡單。在家裡,他總堅持和大家同桌吃一樣的飯菜。那時,管炊事的陳姐對日理萬機的副主席,總覺得飯菜太單調了,於心不忍,有時就偷偷炒盤雞蛋端上。細心的副主席一看另外一桌上沒有,就告訴管行政的同志,以後不許對他「特殊」,並把炒蛋推到桌子中央,要大家一起吃。

附帶說一句,副主席瘦了,我們大家絕大多數也並沒有長胖。試想,副主席那麼忙,每天做那麼多事,他的那些秘書,以及幾乎所有的工作人員,誰又能不踏著這快速的節拍起舞呢!

多麼辛勞的日日夜夜啊!可是,我們多麼渴望再過過這種雖然辛勞,但卻沒有扯皮,沒有歪風邪氣,真正全心全意撲向工作的日日夜夜啊!

六、人鬼之間

一度,領導上傳達說:據地下黨可靠情報,國民黨C.C.派特務機關,計劃派出大批特務,並僱傭一批流氓、打手,打著「蘇北難民」(蘇北的還鄉團、逃亡地主之類,國民黨就叫「難民」)的旗號來我周公館「請願」,對我土改政策進行「抗議」,並在混亂中趁機砸周公館,殺害我方工作人員。傳達中還說,國民黨特務新制訂了一系列暗殺手段,其中包括:佯裝一般車禍,伺機用汽車將我方人員撞死在大街上;跟蹤我方獨行人員,於僻靜處於以綁架;製造個人原因的假象,對我方某些人員實行槍殺,等等。雖然我們都是正式登了記、辦了戶口的中共人員,於理是不能加害的,但國民黨一向反共不擇手段,它哪管什麼理不理!

為此,副主席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憤怒地指出:從滄白堂扔石子,校場口打傷人,到搗毀《新華日報》,到處進行暗殺,現在竟發展到暗殺李公朴、聞一多兩先生!這一連串事件都是有計劃的,其嚴重性不亞於內戰,因為這是打擊大後方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工業家、新聞記者和文學家,這真是無恥之極!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上列有許多民主人士,准備逮捕、毆打、綁架和暗殺他們。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陳立夫手上,更不要說我們共產黨人了!副主席大聲疾呼:現在已經不是抗戰以前的時候了,我們要伸雪!我們要控訴!希望記者先生們用筆和口來控訴,以制止這種卑鄙無恥的暴行!

一次,副主席乘車外出,發現後面有一輛中統特務汽車緊緊尾隨。副主席的車停它也停,車開它也開。周副主席叫司機停車,自己下來走向特務汽車,大聲斥道:我周恩來是你們蔣委員長和美國馬歇爾請來談判的,你們知道嗎?你們這是要干什麼?快給我走開!那幾個特務只好灰溜溜地掉頭開跑了。事後,副主席還曾當面向國民黨上海市市長吳國偵提出抗議,要他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吳國偵只好作了保證。

自國民黨撕毀政協會議決議,悍然於1946年11月15日片面召開非法的「國民大會」,最後關死和談大門,而完成了教育人民的一課。周副主席於這年11月19日飛返延安之後,周公館改稱「中共代表團上海聯絡處」,由董老坐鎮,國民黨對我們的騷擾迫害,更加變本加厲,明目張膽了。

七、「民主死不了!」

先後慘遭國民黨特務槍殺的李公朴、聞一多兩先生的追悼大會,1946年10月4日上午在上海四馬路天贈舞台(現名勞動劇場)舉行。領導上派我們二人前去參加大會,並觀察情況。

會場附近,「民主死不了!」的大幅張貼畫赫然在目,一下子攫住了大家的心!會場大門口,架著兩排美製機關槍,從大門一直排到樓下內門。會場四周的軍警憲特,一步一崗,荷槍實彈,如臨大敵。他們守在門口盯著進入會場的每一個人,一一檢查入場證,就連新聞記者,也不準自由入場采訪。

會場裡布滿了特務和「短衣客」(打手),臂上都一色兒纏著黑紗(兇手給殉難者戴孝,真是莫大的諷刺!),還有不少花錢雇 來的流氓、無賴以及一些還不懂事的小學生模樣的孩子。這些 人把會場四周和後排的位子都佔去了。據鄰座的與會者介紹,這幫人清早六點就搶先來佔位子,說好開會時特務一帶頭鼓掌, 他們就跟著緊鼓掌,特務一帶頭起鬨,他們就跟著大起鬨,不許 自作主張。報酬是除管一頓早點外,每人還發「五隻角子」(五毛錢)。我們進會場時,這幫人正在補進早點--大嚼包子、麵包。有個被哄騙來的女工對別人說:「叫我來,說是有好戲看。怎麼還不開鑼呀!」這幫人也真象是來天蟾大舞台看戲似的,從始至終嗑瓜子,嬉笑打鬧,旁若無人。

國民黨上海市長吳國須首先致詞,接著上海市議長潘公展講話,他們說什麼上海是「全國民主與自由的楷模」,「允許人民發言,批評」,但「要有分寸」,「要負責任」,「要顧及對國家、民族、社會、世界之影響」,雲雲。特務帶頭,那幫人鼓了掌,稀稀拉拉。有趣的是,他們中有人可能以為在捧歌星呢,竟高呼「安考兒!」「安考兒!」(英語「encore」之音譯,意即「再來一個!」)有的則象聽戲捧名角似地大喊:「喲,喲,好!」「喲,喲,好!」真令人哭笑不得!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一上台講話,特務就帶頭鼓噪:「共產黨的尾巴!」「共產黨的尾巴!」那些被雇來的人也就跟著大吵大鬧,亂成一團。但郭沫若、史良、羅隆基、楚圖南諸先生的講話,仍贏得了群眾熱烈的掌聲。

就在郭老講話的掌聲未落的時候,忽見鄧穎超大姐出現在講台上了!她神態嚴肅、莊重,大聲宣告:我謹宣讀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親筆書就的悼詞: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聞一多兩先生,時局極端險惡,人心異常悲憤。但此時此地,有何話可說?我謹以最虔誠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

周恩來

鄧大姐庄嚴的正義的聲音震徹全場。她每念一句,台下就熱烈鼓掌一次。只念了短短幾分鍾就戛然結束,從容走下講台。這時,全場又爆發了雷鳴般的掌聲,久久停不下來,我們見此情景,激動得熱淚盈眶。

那些被特務雇來的人在此情勢下,也跟著拚命鼓起掌來。過了一陣,幾個特務才明白過來,忙打著手勢大聲喊:「錯了!錯了!不要拍手!不要拍手!」但是,一幫特務是扭轉不了局勢的,廣大群眾以雷鳴般的掌聲,一直把鄧大姐送上了汽車。民主與獨裁斗爭的這一重要回合,我們勝利了!

兩天後,10月6日,周副主席親自出席了在靜安寺舉行的對李、聞兩烈士的公祭。人們望著李、聞兩烈士的遺像,眼前總浮現著那幅巨大的招貼畫:「民主死不了!」是的,這次追悼大會的情景證實,以後的歷史發展更證實:民主是死不了的!

八、撤退前夕的不眠之夜

我們兩人是當時在周副主席身邊工作的幹部中很年輕的兩個,都是代表團的外事組(外事委員會)組員和外事組對外聯絡組組員。

在蔣介石最後關死和談大門,我代表團人員被迫作緊急撤退時,哪些同志回解放區,哪些同志去香港工作,哪些同志留在上海轉入地下,周副主席都是根據每一個同志的具體情況,和有關負責同志一起,一個人一個人地親自進行研究並作出決定的。1946年10月14日晚上,我們外聯組組長陳家康同志叫我們二人晚上不要睡覺,聽候命令,隨時准備出發。半夜裡,他來通知我們准備去香港。我們馬上把箱子里所有「土」的東西都揀出來,只剩些「洋」的。隔一兩個鍾頭,又通知我們有變動,要回解放區。於是我們又把「洋」的全倒出,箱子里全裝些「土」的。又隔一兩個鍾頭,又通知我們還是要去香港,又把箱子倒騰了一番。到天已蒙蒙亮時,才最後通知我們:立即上船出發回解放區。這時,家康同志鄭重告訴我們,這是副主席親自下的決心。按我們的專業,理應去香港工作的,但副主席考慮到我們即將有一個小寶寶出世,怕在香港萬一有危險不好辦,才最後下決心把我們安排到回解放區的行列中。當我們得知敬愛的副主席在這樣危急的時刻,竟為未來的一個小生命而通宵考慮再三,我們怎能不感動,怎能不感到渾身是力量?

翌日,10月15日清晨,我們登上了由上海開往我解放區的登陸艇,順利回到了山東解放區的煙台。

⑤ 誰知道上海蘇河灣的變遷歷史

蘇州河水由西向東流入黃浦江。但上海的都市化則是從東頭的河口開始,溯流向西延伸的。沿河兩岸曾經錯落地散布著農田、濕地、蘆葦、溝汊,冷僻的地方野氣愈重,「秋風一起,叢葦蕭疏,日落時洪瀾回紫」。在都市化的鋪展之勢面前,這些土生土長的東西已不能與膨脹的經濟共棲,它們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向後退去。在它們騰出來的空間里,參差地立起了英國領事館、禮查飯店、百老匯大廈、文匯博物院、新天安堂、光陸大戲院、公濟醫院大檔、郵政局大樓、自來水廠、天後宮、河濱大樓、自來火房、聖約翰書院(後為聖約翰大學)等等各擅勝場的建築。這些樓群臨水而立,時人譬之為「連雲樓閣」。它們以商業繁華為擴展中的都市畫出了一種側面的輪廓,流經其間的蘇州河就此成了一條城市的內河。
一百多年來,城市長足發展的過程是與人力影響和支配蘇州河的過程連在一起的。人力的影響和支配,使蘇州河日甚一日地被兩岸的社會經濟構造所籠罩,也使蘇州河在不息的流淌之中一點一點地失去了自然本色。
20世紀中期那一場改造中國的革命,使許多東西都發生了變化,但這一條流過城市的河流卻仍然在視野之外。40多年前,小學課本描述工廠里的煙囪冒出來的濃煙,是以盛開的黑牡丹為比喻的。其誇張和遐想既顯露了文人浪漫的不著邊際,又真實地記錄了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對工業化的理想與期望。
在21世紀到來的時候,沿河兩岸正在新播綠色。綠色延伸促成了希望和憧憬的延伸。我們期待著新世紀的蘇州河重現煙雨中的靈秀,夕照下的嫵媚;水裡魚游,岸上鳥鳴。有萬千心願的牽動和盼望,這天已經來到。

⑥ 上海有哪些著名建築師或者事務所設計的建築

坐917路 到同濟大學門口下 有這站的 ,五角場附近, 具體位置你丁丁下啦,很好找的,其他的優秀建築不內一定讓你進去的 ,像Z85這種,一般不能隨便進的吧 ,看其展會的門票也不菲額, 同濟大學的那個校區有很多不錯的建築,特別是建築系的樓,空間手法貌似很值得探究(以上都是同學灌輸的思想,具容體我也沒去過額)

上海科技館建的也比較華麗,在造型上看的挺舒服的

其他的一時還想不出,平時看到不錯的單體建築一般都是有其商業用途的,不花錢進去消費想去看還真說過不通

其實還可以去看看 上海那些一個個的文化創意園區

⑦ 十月圍城的拍攝地在哪捏

電視來劇《十月圍城》主要講源述清末民初的省港地區,一個草根小人物——車夫阿四誤打誤撞做起革命青年李重光替身,從而串起整個家族以及周邊人投身革命的故事。

電視劇版十月圍城拍攝地點——上海,拍攝地點:北蘇州河沿岸的一些古舊建築、浦江飯店,還有市中心的一些老洋房等。


⑧ 上海大廈曾經的歷史事件有什麼

各國政要入住

⑨ 上海大廈百老匯大廈的介紹

上海大廈原名百老匯大廈,1934年為英商所建,至今70多年歷史。上海大廈坐落於上海外灘外白渡橋旁,外灘金融街、南京路商業街近在咫尺,據地鐵二號線步行僅12分鍾,據地鐵十二號線(在建)步行僅7分鍾。

⑩ 理查飯店的歷史是什麼

查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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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查飯店(英語:AstorHouse)是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上海的主要外資旅館之一。1959年以後改名為浦江飯店。

目錄[隱藏][編輯]地理環境

禮查飯店座落在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處,外白渡橋北堍東側,今虹口區黃浦路15號。在禮查飯店的繁盛時期,其西側百老匯路[1]對面是百老匯大廈[2],南側隔蘇州河與上海外灘建築群相望,緊鄰的黃浦路邊,集中了美國、德國、日本、蘇聯等十餘個國家的領事館。沿百老匯路向東直到提籃橋,當年是英資和日資的輪船碼頭,如公和祥碼頭、匯山碼頭。

[編輯]歷史[編輯]19世紀

禮查飯店始建於1846年,當時上海開埠只有三年時間。英國商人阿斯脫豪夫·禮查(Richard)在英租界與上海縣城之間、今金陵東路外灘附近[3],興建了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旅館,名為Richard'sHotelandRestaurant(禮查飯店)。這是上海最早的一所現代化旅館[4]。

1856年,蘇州河上外白渡橋的前身「韋爾斯橋」建成,1857年,禮查看好此處的發展前景,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買下橋北側河邊的一塊面積為22畝1分的荒地,在此建造了一座東印度風格的2層磚木結構樓房,將禮查飯店從原址遷移到這里,[5]。不過,由於當時該處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初期的經營狀況不佳。

1860年,英國人史密斯(HenrySmith)接手經營禮查飯店,改名為AstorHouse。在史密斯的管理下,禮查飯店除了客房外,又開設了彈子房、酒吧、舞廳及撲克室,樓下大廳常有歌舞、戲劇演出,以招徠顧客。於是,旅館開始出現轉機,外國旅客明顯增多。

在19世紀後期,禮查飯店經常是中國最早接受現代事物的場所:1867年,該店在上海最早使用煤氣;1882年7月,在此安裝中國首批的電燈,曾引來好奇參觀的人潮;1883年,這里成為全上海最早使用自來水的地方。

[編輯]20世紀上半葉

1906年,因外白渡橋改建鋼橋,須讓出部分飯店土地,同時,另一家外資旅館匯中飯店(PalaceHotel)已經開始新建六層樓房,由於它位於南京路外灘的黃金地段,給只有2層樓、又位於蘇州河北岸的禮查飯店帶來生存壓力。為了在競爭中獲勝,同年禮查飯店也拆除舊樓,重建為一座5層磚木結構的樓房,建築面積為8100平方米(今金山大樓)。由於仍難以與匯中飯店媲美,於是緊接著又在該樓前面再建造一座豪華的6層大樓。這座大樓在1910年竣工,四面臨街,佔地4437平方米,建築面積為15011平方米,鋼筋混凝土和磚木混合結構,風格為新古典主義式樣,擁有繁復的大弧形拱窗以及成排的愛奧尼立柱,灰色外牆,轉角處屋頂上建有塔樓,擁有維多利亞時期的迴廊式中庭,採用開放式的天窗進行上採光。新的禮查飯店共設有客房200多套。禮查飯店的歷任經理大都有過做船長的經歷,所以該飯店的許多設施都仿照船上的式樣,如飯店的走廊,油漆得好像客輪上通向睡艙的通道。

禮查飯店是當時遠東設備最現代化的豪華飯店之一:24小時供應熱水、每間客房一部電話、中國最早的電梯之一、上海最早放映半有聲電影(1908年)和有聲電影(1913年12月29日)。

禮查飯店的頂層大餐廳(孔雀大廳)十分寬敞豪華,可容納500人就餐或跳舞。晚上,交響樂隊在此演奏,晚上8點,穿得衣冠楚楚的客人來此進餐。「這時,你可以看到這個港口城市的大部分外國頭面人物[6]」

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禮查飯店是世界各地的名人來到上海的鍾愛的下榻地,他們的名單包括:英國愛丁堡公爵、美國南北戰爭中著名的五星上將、第十八任總統總統格蘭特將軍(UlyssesS.Grant,1879年入住禮查飯店410房間)、英國哲學家伯蘭特·羅素(1920年)、科學家愛因斯坦(1922年)、喜劇大師卓別林(1931年、1936年)、《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夫婦(1931年)等。

[編輯]衰落

禮查飯店走向衰落的轉折點是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的爆發。戰爭期間,由於禮查飯店所在的虹口屬於日本勢力范圍[7],和上海公共租界其他地區分開,不列為戰時中立區,住在虹口的西方僑民迅速離開,遷往較為安全的上海公共租界中區、西區及其越界築路地帶[8],以及上海法租界[9]。西方僑民撤離虹口後,禮查飯店因失去服務對象,無法經營下去。於是英國人將該飯店轉讓給日本人經營。抗戰結束後,英國人收回禮查飯店,交由建華地產公司租用經營,底層大廳被分割成23間,改建成沿街店鋪,開設咖啡館、酒吧等,樓上由美軍俱樂部等單位租用。

1949年以後一段時期,禮查飯店仍由英國人管理。1950年租約到期,建華地產公司將房屋交還英商。這時出現中國政府與英商之間的修繕費問題的糾紛。最後在1954年4月19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曾先後作為華東紡織管理局和中國茶葉進出口公司等單位的辦公樓。1958年6月25日劃歸上海市機關事務管理局。1959年5月27日,禮查飯店更名為浦江飯店正式對外營業,負責接待外籍和華僑旅客。

[編輯]現狀

浦江飯店在文革中又受到較大破壞,頂層大餐廳面目全非,昔日的豪華飯店逐漸衰老式微。1988年,浦江飯店隨上海大廈一同劃歸上海衡山集團。1995年,原禮查飯店差點就被拆除改建,衡山集團總裁吳懷祥在發現飯店的歷史淵源後,決定保留老飯店,計劃逐步恢復其原貌。2002年重新裝修後,浦江飯店列為三星級酒店,共有客房總數116間套。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在昔日禮查飯店的底層大廳掛牌成立。[10]

[編輯]其他

1846年12月22日,英國駐滬領事阿禮國召集了在上海租地的外僑,租用禮查飯店,召開大會,成立「道路碼頭委員會」(CommitteeonRoadsandJetties),即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前身。

1897年,上海道台蔡鈞在禮查飯店舞廳舉辦大型舞會,慶祝慈禧太後六十壽辰。應邀出席舞會的有各國駐滬領事和旅滬的外國富商。

20世紀初葉,禮查飯店首次在周六及周日的晚上舉辦「交際茶舞」,從此,交誼舞會開始在上海盛行起來。

1919年,禮查飯店的侍應生周祥生意外揀到一大筆盧布,兌換了500銀元,跳槽在鄰近的百老匯路、武昌路口開辦了祥生汽車行,後來成為上海灘的出租汽車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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