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歷史角度回答李約瑟難題

Ⅰ 從思想史的角度闡述你對「李約瑟難題」的理解~~，重點在於要從思想史的角度談談理解~~

先進的制度是第一生產力！生產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人，而制度是人盡其才的保障！而先進的制度源於先進的思想，先進的思想被實踐並最終確立為制度後才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更為廣泛的積極影響。新生思想產生之初往往是脆弱的，容易在傳統權力的壓迫下夭折，所以一個利於新生思想成長發展的環境非常的重要。
一個沒有思想活力的社會是很難有進步的。近代歐洲與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很像，國家小而多政治避難容易成功大量的新生思想能夠得以流傳與發展;而大一統時期政治避難很難，新生思想很難得以流傳發展並且往往會被迫害致死。春秋戰國與文藝復興分別是中國與西方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產生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並產生了許多影響世界的著作；不同的是我們至今沒有產生出既能保有政府權力又能保持社會擁有一定思想活力的制度在王朝的不斷輪回中止步不前，西方的三權分立與民主法治是人類的一大創舉這使得制度本身就擁有了很強的自我修復能力。
第一個總統制之所以能夠在美國建立，也是因為那裡的舊有保守勢力較弱新生思想與力量在那裡得以站穩的緣故，這就是為什麼第一個總統制誕生與美國而不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英國她的宗主國的原因。
中國衰落始於漢武帝「罷黷百家，獨尊儒家」，一個失去思想活力的社會走向衰落是必然的。假如中國不能及早地實現民主法治，中國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將不斷拉大。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只是因為外力的推動而不是內部制度的完全改善帶來的，只是內外的「水位」差太大在容器開口後帶來的增長。隨著能自由流動的水的減少（更能推動經濟增長的先進的制度與科技受到內外勢力的限制），這種增長顯得不可持續且越來越弱。

Ⅱ 李約瑟難題詳細的回答。

李約瑟難題是英國學者李約瑟所提出的，其內容是：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對此問題的爭論一直非常熱烈。

其實李約瑟一直強調其問題是把雙刃的劍，李約瑟難題還有另外一個表述方式：為什麼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之間，在將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於實用目的方面，中國較之西方更為有效？或者，為什麼近代科學，關於自然界假說的數學化學及其相關的先進技術，只是輝煌而短暫地興起於伽利略時代的歐洲？

李約瑟在193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時提出了這一問題。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很多人把李約瑟難題進一步推廣，出現「中國近代科學為什麼落後」、「中國為什麼在近代落後了」等問題。早在李約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與李約瑟難題類似的問題。中國學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鴻雋在中國最早的科學雜志《科學》第1卷第1期(1915年)發表《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一文提出了類似的問題。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自然科學？〉開啟了李約瑟對中國的科技史的研究興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為「為何中國沒有產生科學」這句話就是李約瑟問題的全部內容，那麽不亦是說：李約瑟是被「李約瑟難題」所吸引，進而研究它，然後再把它給提出來——這么說顯然是不準確的。李約瑟在經過他畢生的鑽研後總結說：魏特夫的看法是太過膚淺的並且是歐洲人本位的。在這一個部份，李約瑟已經在西方獲得「中國科技史」的權威研究者評價，但李約瑟卻也必須承認中國這四、五百年來的科學落後仍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魏特夫的提問仍然沒有解決，而李約瑟不願意武斷地結論中國人的民族性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為李約瑟拒絕像他所批評的魏特夫一樣用民族性差異做為這個問題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難題。

關於李約瑟難題的爭論和見解一直都比較多，直到現在仍然沒有等到一個完整的答案。
「李約瑟難題」很耐人尋味，它猶如科學王國一道復雜的「高次方程」擺在了世人面前。

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曾因胚胎發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後來他又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傑出貢獻成為權威，並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於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著名的《中國，發明的國度》一書中曾寫道： 「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於中國人。」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劇降為只佔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一直努力地尋求這個難題的謎底。雖然他所尋求的答案還缺乏系統和深刻，就連他自己也不甚滿意，但卻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為這個難題的解答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維成果。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這二十年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使中國科技迎來了新的春天，各個學科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總的來說，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國內生產總值雖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競爭力卻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學研究和專利指標的國際競爭力分別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競爭力遠遠落後於經濟競爭力。我國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也比較少。據瑞士洛桑國防管理開發研究院的統計，1997年我國在國際上發表的論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學論文索引》上發表的論文數居第12位，僅占當年世界論文總量的1．6％，相當於美國的6％，英國的19％。世界發表論文最多的200所大學沒有一所是中國內地的。再如，美國現在每年申請國內發明專利20多萬件，日本40多萬件，我國只有1．3萬件。看來，在經濟有了長足進步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擺脫「李約瑟難題」的困擾。

「李約瑟難題」的解究竟在哪裡？即怎樣甩掉中國科技落後的帽子，或者說怎樣能使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同頻共振？科學發展的實踐反復證明，人是第一生產力的開拓者，科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國曾開展了一次建國後最大規模的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計算結果顯示，我國公眾理解科學對社會影響的比例為3．3％，了解科學研究過程的比例為2．7％，具備科學素養的比例僅為0．3％。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世界科學報告》資料，每千人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日本為 4．7人，美國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為2．8人，歐共體12國平均為1．9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為1人，而我國只有0．4人。上面兩組數字對破譯「李約瑟難題」的解頗有幫助，西方發達國家正是在人才上佔有數與質量的絕對優勢，科學技術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個科技人才缺乏的國家，也必然會處在科技落後的尷尬境地。

應當看到，科學思想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紮根和探求不夠，是一個非常要害的歷史和社會根源。中國科學家與外國科學家從素質上比，差距並不明顯。美國社會科學家朱克曼曾對313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做過分析，發現躋身於一個優秀的科學家團體，得到過名師指教者頗多，僅英國卡文迪什實驗室就誕生過17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國為何至今與諾貝爾科學獎無緣的原因時認為，西方科學有著良好的「求異」傳統，所以他們總是刻意求新。而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視思想「守一」和「齊一」的思想控制，嚴重地影響了科學的萌芽，抑制了人們的創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為21世紀定調的主旋律是科學技術，它能否成為一個民族的興奮點乃至注意力，最該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這就同為「李約瑟難題」的難之處和解之處。

決定科學盛衰的鑰匙在哪裡？「李約瑟難題」及他的解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應該是明確和清醒的，這就是要以戰略性的眼光和任務，把大力培育科學精神賴以生長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養的步伐，切實作為我們偉大而古老的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強手之林的關鍵性鏈條和杠桿性環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趕超先進、重塑輝煌，才能迎來日新月異、鳥語花香的科學春天

李約瑟之謎
為什麼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李約瑟從科學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國人不懂得用數字進行管理。這對中國儒家學術傳統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經濟管理是很好的批評。但這只是對李約瑟之謎的一個可能的回答。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另一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
中國以前人多地少，卻認為人口少，所以各個王朝建立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鼓勵生育；而西歐人少地多，他們卻認為生活的空間狹小，要向外擴張，這個問題不得不讓人深思為什麼。
一、資源因素。中國多山少地，半乾旱氣候的生態約束促使中國發展了節省能源、消耗勞力的農業技術，而非擴張資源、節省勞力的牧農技術，導致周期性的生態危機和治亂循環，阻礙了勞動分工的發展。
二、文化因素。從文化競爭模型可以看到：冒險精神利於多元和創新，避險傾向利於穩定和趕超。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
三、系統復雜性因素。勞動分工的發展，要求穩定的環境，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的出現不是單一問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種文明沖突演化的結果。中國面臨單一小農經濟造成的生態危機的惡化，秦漢以來自然災害的周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都不利於勞動分工的保持

Ⅲ 什麼是李約瑟難題,怎樣解答它

李約瑟難題，由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此問題，其主題是：「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

解答：

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另一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中國以前人多地少，卻認為人口少，所以各個王朝建立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鼓勵生育；而西歐人少地多，他們卻認為生活的空間狹小，要向外擴張。

一、資源因素。中國多山少地，半乾旱氣候的生態約束促使中國發展了節省能源、消耗勞力的農業技術，而非擴張資源、節省勞力的牧農技術，導致周期性的生態危機和治亂循環，阻礙了勞動分工的發展。

二、文化因素。從文化競爭模型可以看到：冒險精神利於多元和創新，避險傾向利於穩定和趕超。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

三、系統復雜性因素。勞動分工的發展，要求穩定的環境，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的出現不是單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種文明沖突演化的結果。中國面臨單一小農經濟造成的生態危機的惡化，秦漢以來自然災害的周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都不利於勞動分工的保持。

(3)如何從歷史角度回答李約瑟難題擴展閱讀：

「李約瑟難題」很耐人尋味。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發明外，其他科學發明和發現也有不少。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驟降為只佔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的思潮是把科學僅僅視為知識，在一個自主的封閉體系中去探討科學的發生和發展，這就是所謂「內在論」或「內部主義」的思潮。但是，李約瑟通過對中國古代技術的長期研究，發現僅僅用內在論去研究李約瑟問題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從外部，即外在的影響如社會經濟，人文思想方面去研究它們對於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的影響。

科學哲學中社會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庫恩說過：「把科學實體作為知識體系來考察，經常稱之為『內部方法』，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學家的活動作為一個更大文化范圍中的社會集團來考察，經常稱之為『外部方法』，這是『內部方法』最新的對立面。怎樣把這二者結合起來，也許就是這個學科現在所面臨的最大挑戰，而現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決跡象。」

Ⅳ 李約瑟難題怎麼來解答

關於中國古代科學的沒落，還有西方近代科學的產生及其帶來的科技革命的為什麼的問題，最早由李約瑟博士提出，而至今沒有令人滿意答案的難題，被稱為李約瑟難題。在這里，淺顯的我能談的也只是一些自己淺顯的見解罷了。
要問為什麼，我們首先就要搞清問題的界定。首先近代科學是什麼？它的特點又是什麼？它的產生又需要什麼樣的環境。
有人把科學歸結為兩類：一是以近現代科學，尤其是以物理學為典範，從科學的內在結構出發，強調科學是由概念、定理、定律的組成的關於自然界的嚴密的理論體系；其二是從人對自然界的認識和實踐活動出發，認為科學是人的「一種特殊的思想和行為」，是「理性思維在經驗目的上的應用」，並認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社會中，人們實現這種思想和行為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即科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社會中有不同的形式。
關於這兩種認識中，顯然第二種更符合我們現在對於科學的理解。但在本文的討論中，我們討論的應當是第一種，即所謂的近代科學。
近代科學主要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的主要特徵是用數學抽象地描繪自然規律，同時面對自然能夠創造出相適應的抽象數學。那麼對於我們的描繪是否准確，我們採取的是實驗的方法。所以自然科學大部分都屬於實驗科學。
要討論李約瑟問題，就必須拿中國的文明傳統來和西方的文明傳統作一個比較，同時這個比較應該是多方位的。有人只比較東西方的思維方式，顯然過於片面和簡單了。說到底，科學雖然和人的思維方式有著很大的關系，但要形成一種科學文化，並隸屬與文化，那就離不開關於該文化產生的地理，歷史，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馬克思講，文化是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如果科學不能形成一種文化來傳播，那它絕不會有科技革命。只有把近代科學當成一種文化來研究，我們的認識才能更全面一些。
有人提出了對李約瑟難題的兩個方向的理解：一種是以研究歐洲近代科學的產生為主體；一種是以研究中國古代科學的沒落為主體。
我們既然已經把近代科學歸結為一種文化來討論，那麼我們首先來從第一種方向進行理解。
歐洲的本土文化中世界可算是荒蠻的，但是文藝復興以後，歐洲科學文化迅速形成，並藉助科學的力量有了現代技術而迅速崛起，站在了世界的文明之顛。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讓歐洲文明有了跨越式的發展，我們就不得不看看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到底如何對歐洲文化進行了作用。
這裡面主要有兩點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歐洲的宗教改革進一步解禁了封建主義對科學探索的禁錮，哥白尼式的命運得到了解放；其次，文藝復興拿來了本非歐洲的古希臘文明，而古希臘文明中有著早期的科學哲學思想。
歐洲本來就是世俗政權和教皇政權並存的專制制度，宗教改革對於封建專制的進一步解禁使得像古希臘先哲那樣網路全書式的人物有了更大的研究和教學空間，而崇尚自由，同時又有著自然崇拜的西方思想自然而然地將探索文化的重心轉移到了科學領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隨著新航路的開辟，和城鎮商業文化的興起，對於技術的需求越來越迫切，為科技文化的興起提供了廣泛的價值基礎並推動了它的發展。
同樣，文藝復興借鑒來的古希臘文明的科學哲學傳統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是相適應的。古希臘的先哲們既是哲學家又是科學家和工匠，正是這樣一種科學與社會、科學家與工匠的結合，促進了西方科技文明的興盛。
也許正是因為歐洲沒有太多經典的本土文化，所以它對於外來文化顯得更容易適應，古希臘的科哲文明在他們手重顯得更加務實。
盡管文藝復興使歐洲的哲學後來有了形而上的風氣，可它畢竟成就了歐洲偉大的科學文明，從而帶動了歐洲的整個物質文明。從這個角度來講，文藝復興對於歐洲來講是功不可沒的。
但從探討歐洲科技革命的發生是說明不了問題的。如果說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去問為什麼了。要想更深的理解李約瑟難題，關於中國的古代科技文明的沒落就成了必須，因為只有通過比較，我們才能更深的理解近代科學文化的生長環境。網上有評論說探討李約瑟問題實際上是沒有價值的，我認為恰恰相反，只有我們更深刻的理解了近代科學文化的環境屬性，我們才能更深地理解被我們已經改造了的現代科學文化，才能更有效地發揮它的價值。這都是我們現在必需的。
現在沿第二種方向來走。席文說：「中國（過去）有各種『科學』，而沒有『科學』」，因為這句話而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中國過去的確沒有像在歐洲那樣形成著整合與資產階級革命同步發生的可革命，可既然討論的是古代哲學，就絕不能以現在的標准來看待過去對自然知識的認識。中國過去有在過去可以稱為科學的科學，那它就是有科學的。
中國古代雖然有科學，但中國的古代科學是和古希臘的哲學科學是有很大區別的。這涉及到文化傳統的一些問題，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圖紋崇拜和祖先崇拜，而西方是圖形崇拜和自然崇拜。所以西方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要支配人去探索自然；而東方的文化很大程度是要進行對祖先之法的理解，要為比西方強大得多的封建專制服務。中國盡管有科學，但長期受封建專制的影響，很難得到充分發展，所以，中國的科學都是些工匠科學。
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科學的阻礙主要有兩個：一是從孔子開始的教學平民化過程中，由於封建專制的束縛，平民文化將科學的探索認為是末學；而把適合封建專制的「君臣，父子，夫妻」等倫理綱常的儒學作為顯學。因為儒學的核心思想是「仁」，強調的封建等級關系並論證這種關系的神聖性和合理性的。這在意識上抑制了科學的發展。
二是教學傳統的沿襲抑制了科學的發展。科學的發展最基本的一個要求就是要交流，而中國最可能產生科學種子的工匠們沒有這樣一種適應科學產生的傳統體制。古希臘的科學可以由學堂里進行師承，而中國的工匠們還沒有這樣的條件來廣泛地把自己的科學思想進行傳播。我們的工匠師傅們有了研究成果，就會把它當秘方一樣供起來，而不可能把它用與廣泛的交流。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中國的小農經濟所造成的，而與我們不同的西方城鎮文明裡，他們的意識要比我們開放的多，他們明白交流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好處。我們明白交流好處的都是士大夫，而士大夫又是忌諱搞科學的；工匠明白科學的好處，可又忌諱交流。這也是一大阻礙。
對於我們科技文明的沒落，單從東西方思維方式不同的影響是過於片面了，可在長期的封建文化的影響下，我們與西方的思維方式的不同確實也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我們科技文明的沒落。
我們從孔子開始就講的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目的在某種程度上阻斷了我們對於自然的一種探索意識。同時，我們沒有自己的宗教，長期受著空前強大的封建專制集權的統治，又由於我們的農業文明、小農經濟，我們已經習慣了在自己的家耕自己的田，向來都把穩定和秩序作為最低底限。保守最後植入了我們的民族個性。最後造成了我們對於人事的理解往往都是靠經驗靠感覺進行處理的，對於自己的生活我們都習慣了按照傳統去執行，成了「禮性社會」。而相反，西方的封建時代比我們要短，同時由於宗教的作用，他們的封建禁錮比我們要少，同時他們的文化有著追求終極理性的傳統，所以在15~17世紀封建時代接近尾聲時，他們的思想比起我們要自由得多，一個宗教改革，一個文藝復興，他們就能夠蘇醒。而我們經歷了很多的歷史變遷，又經歷了批孔倡新的五四革命，我們都沒能完全蘇醒過來。我們又遭受了十年的偏左的浩劫，直到今天，我們用自己的傳統文化的優勢改造了近現代科學，並廣泛地引進了西方的文化，同時基本上建立了相對民主的社會體制，我們才有所好轉。但盡管這樣，我們與西方相比還是顯得不夠開放。而這些文化形態的不同始終都是與長期文明體制的不同有著莫大的關系。
也許是由於歐洲本來就能夠用於否定的文化不夠強大，所以它很容易就完成了否定，並用復興的方式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得到了發展。而我們可能是自己的文化過於強大，很難否定，但是由於我們的基數要比他們大，等到我們完成了否定之否定，我們就一定比他們的發展更扎實，更能產生出適合我們發展的大文化。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Ⅳ 李約瑟難題是什麼,如何求解

編輯本段難題
「李約瑟難題」很耐人尋味，它猶如科學王國一道復雜的「高次方程」擺在了世人面前。
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曾因胚胎發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後來他又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傑出貢獻成為權威，並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於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著名的《中國，發明的國度》一書中曾寫道： 「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於中國人。」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劇降為只佔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編輯本段李約瑟本人的努力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花費了多年時間與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試圖尋求這個難題的謎底。雖然他所尋求的答案還缺乏系統和深刻，就連他自己也不甚滿意，但卻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為這個難題的解答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維成果。
編輯本段解答
世界歷史的發展永遠是必然性大於偶然性的。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近代中國的落後不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就好像瑪雅文明永遠會比舊大陸文明要落後一樣，這是不可能改變的歷史事實。中國在近代會落後於西方，這也同樣是必然的，是不可更改的歷史。不可能說假設沒有滿清或者沒有什麼其他因素中國就會先進，而且這種假設也沒有必要。歷史不是假設出來的，它是必然的。中國之所以必然要落後於西方，那是因為中國是農耕文明，而西歐是工商業文明。單說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發明指南針——促進軍事——爭奪疆土——發展農業；發明紙張——方便朝政——利於統治——安定社會——發展農業；發明火葯——促進軍事——爭奪疆土——發展農業；發明印刷術——方便寫書——利於農學傳播——發展農業。當然四大發明並不完全為了發展農業，但是看問題要看主體，要看重點，重點即偏向——四大發明主要還是發展了我國的農業。
請看下列例證。
《墨子》書中的數學概念定義的嚴密性和抽象性，集中反映了其理性思維的深度。可惜的是，書中的數學理論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同時代歐幾里德著的《幾何原本》中，涵蓋了定義、公式和各種命題，是一部幾何學專著。從動機上講，墨子寫書是為其政治思想服務的，這也基本上就是古代中國所有學者們寫書的共同目的；歐幾里德寫書是為總結前人的經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發展自己的幾何學說。在內容上，《墨子》共有十餘條命題加定理，而《幾何原本》全書總共十三卷，有上百個命題，僅第一卷就有23個定義之多。從兩本著作的社會影響來講，研究《墨子》的學者偏重書中宣揚的社會觀，而研究《幾何原本》的則是為了學數學。
《周髀算經》還算不上一部數學方面的專業著作，但其對於勾股定理的描述、運用以及對復雜分數的計算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周髀算經》中，作者僅總結出了一個公式，即勾方加股方等於弦方。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公式定理了。《九章算術》是算學上的著作，書中介紹了各種計算方法，包括乘積、比例、乘方、方程等幾大類。《九章算術》的成書意在培養人們的計算能力，僅此而已。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很多了，涉及面雖廣，但是其中每一本書都是單就一個方面進行具體論述的，因而其專業性、目標性很強。阿基米德更是專攻理科，他的每一部著作均只單獨論述一種學科中的一個小點，因此阿基米德的任何理論都是相當嚴謹縝密的。阿基米德計算了大量復雜幾何圖形的各種數值，比如拋物線幾何體、圓形、橢圓形體、螺線等等，並在物理學領域總結出了杠桿原理、浮力定律等重要定理。阿基米德定義的這些圖形中，諸如拋物線等形狀，中國人直到近代都不很了解，更別提古代了。古中國人在日常的生產生活中總結出來的數學與西方是不同的，我們的數學集中在丈量土地、計算日程、貿易往來和天文歷法等方面，所以在實際測量計算中是不可能出現螺旋形、甚至拋物線的。作個比方吧，彈簧肯定不會出自古代中國人之手；假如近代西方人沒有打擾我們，到現在也沒有影響過我們，我們肯定至今都不會使用彈簧。
前面舉了物理數學的例子，然而在絕大部分領域，古代中國人得出的公式、定理都遠遠少於西方。近現代科學技術的各項突破無一不是建立在嚴密的科學理論之上的，而一個不善於總結公式的農業社會又怎麼有能力自主地跨進近代科技的大門呢？
這個問題還牽涉到了我們的文字。試想，若要表述浮力定律，是用中文方便些，還是用希臘字母方便些呢？答案應該是不言而喻的。不僅是這么一個定律，我們今天在數學和物理中的所有公式都是如此，不一而足。不同的文字決定了不同的思維方式，同時也就影響到了一個民族的命運。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去熱愛我們自己的民族傳統或者我們獨特的、美麗的、偉大的文化。我只是想說，漢字與其他文字一樣，畢竟也是普通人發明的，畢竟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我們要正視這些缺陷。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在各種刊物、科學著作中廣泛地使用拉丁字母的原因。我們不可以固執地為了捍衛傳統文化的「純潔」而去抵制一切外來文化，這是有悖歷史客觀發展的。還是那句老話，「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揚長以避短。當然，這扯遠了，但這是筆者的一點心聲。
回到主題。中國自古就是大河流域的農耕文明國家，其地理環境相對封閉，除了事農以外，並不利於其他如海外貿易之類的行業生存。因此，中國社會的各個層次都是圍繞農業而生的。中國的一切科學發明、技術創造，無一不與農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社會上一切脫離生產實際、與農業無關的動作或革新就都被視為無用乃至錯誤之舉。比如明清時期打壓行會。古代中國有很多表面上與農業無關的階層，比如朝廷、文人墨客等等，實際上也都是間接在為農業而操勞。農業是中國萬事之本，古代中國的農業一旦癱瘓，整個國家社會就將徹底崩潰瓦解，這與歐洲是很不同的。
中國是農耕文明國家。古代中國人的發明都屬於技術革新，甚至可以說，都是農業技術革新；我們沒有什麼從技術之中脫穎而出並獨立於技術之上的理論、公式。沒有一些可以在實踐中套用的公式，就決定了我們沒有獨自發展出繁榮的近代文明的能力。或者換句話講，古中國要想像西方國家那樣完全獨立地自己發展到近現代社會，那就不是多花個幾百幾千年可以解決的問題了。
編輯本段借鑒與啟示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這二十年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使中國科技迎來了新的春天，各個學科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總的來說，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國內生產總值雖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競爭力卻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學研究和專利指標的國際競爭力分別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競爭力遠遠落後於經濟競爭力。我國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也比較少。據瑞士洛桑國防管理開發研究院的統計，1997年我國在國際上發表的論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學論文索引》上發表的論文數居第12位，僅占當年世界論文總量的1．6％，相當於美國的6％，英國的19％。世界發表論文最多的200所大學沒有一所是中國內地的。再如，美國現在每年申請國內發明專利20多萬件，日本40多萬件，我國只有1．3萬件。看來，在經濟有了長足進步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擺脫「李約瑟難題」的困擾。
「李約瑟難題」的解究竟在哪裡？即怎樣甩掉中國科技落後的帽子，或者說怎樣能使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同頻共振？科學發展的實踐反復證明，人是第一生產力的開拓者，科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國曾開展了一次建國後最大規模的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計算結果顯示，我國公眾理解科學對社會影響的比例為3．3％，了解科學研究過程的比例為2．7％，具備科學素養的比例僅為0．3％。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世界科學報告》資料，每千人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日本為 4．7人，美國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為2．8人，歐共體12國平均為1．9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為1人，而我國只有0．4人。上面兩組數字對破譯「李約瑟難題」的解頗有幫助，西方發達國家正是在人才上佔有數與質量的絕對優勢，科學技術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個科技人才缺乏的國家，也必然會處在科技落後的尷尬境地。
應當看到，科學思想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紮根和探求不夠，是一個非常要害的歷史和社會根源。中國科學家與外國科學家從素質上比，差距並不明顯。美國社會科學家朱克曼曾對313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做過分析，發現躋身於一個優秀的科學家團體，得到過名師指教者頗多，僅英國卡文迪什實驗室就誕生過17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國為何至今與諾貝爾科學獎無緣的原因時認為，西方科學有著良好的「求異」傳統，所以他們總是刻意求新。而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視思想「守一」和「齊一」的思想控制，嚴重地影響了科學的萌芽，抑制了人們的創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為21世紀定調的主旋律是科學技術，它能否成為一個民族的興奮點乃至注意力，最該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這就同為「李約瑟難題」的難之處和解之處。
決定科學盛衰的鑰匙在哪裡？「李約瑟難題」及他的解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應該是明確和清醒的，這就是要以戰略性的眼光和任務，把大力培育科學精神賴以生長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養的步伐，切實作為我們偉大而古老的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強手之林的關鍵性鏈條和杠桿性環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趕超先進、重塑輝煌，才能迎來日新月異、鳥語花香的科學春天！

Ⅵ 關於李約瑟難題應從哪些方面分析

轉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對李約瑟難題做出了相關分析，供參考
李約瑟難題內涵豐富，解答困難。本文分別從「科學，技術，社會」三方面分析「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這一問題，並著重從社會這一角度進行分析。
一．科學的本質——「由特殊到一般」與「由一般到特殊」的碰撞 古代西方科學的本質特點與中國科學的本質特點是不同的。他們對於事物的研究是採用分類的方法。例如，他們把科學分成一個一個的大段，從而有一個一個的大的學科，如物理，數學，生物學等，每一個大段還可以分成若干個小段，每個小段再可細分，如生物學的分類系統就有7個主要級別：界、門、綱、目、科、屬、種（種是最基本的分類單位），他們科學的任務就是分別研究實是的各個品種。如此的分類就使得他們的科學注重不同事物所特有的東西，因此，西方科學的顯著特點是「特殊性」，即尋求這一事物區別與其他事物的特點。然後，再把分類的事物加以整理，歸納，形成一個個大的學科，從而形成科學。相比於西方，古代中國科學的本質特點則是「一般性」，中國古人的科學強調「道理」，也就是推之萬物之理。正如老子所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這意思是說，道理不僅不以實踐為基礎，過多的實踐，沉溺於具體的食物，會妨礙我們對整體道理的把握。因此，古代中國學者總是先去探尋事物的本質道理，在把得出的普遍道理加以應用，推廣。 不同的本質特點，決定著不同的發展規律。由於中國古代學者的聰明智慧，總可以總結出許多相對正確，科學的道理，並加以實踐，應用，因此這種「速成」發使得中國在很早就有了如李時珍的《本草》，勾股定理的之類的發現，相比於西方還在研究事物的「特殊性」的時候，中國已經有了許多相對整體的科學，如「黃帝內經」「水經注」等著作，因此古代中國的科學遙遙領先於西方。但因為中國對於事物特殊性的研究過少，也就是實踐的過少，使得理論並不完善，且進步，發展緩慢。而「重學輕用」的特點使得實踐是作為對 「道理」的補充而存在的，不是最核心的內容，因此整體中國科學發展緩慢。而西方科學的發展由於幾個世紀甚至是十幾個世紀對自然認識的不斷積累，實踐，便可以對各種學術進行整理和分類，從而得到了較為系統的科學。如歐幾里得的《幾何學》，阿基米德的《力學》，托勒密的《天文學》。再加上文藝復興後，科學家大量的實踐研究（如伽利略的自由落體，鍾擺試驗，人體解剖）進一步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又深化了對科學規律的認識。因此古代中國科學在近代被西方科學超越也是不足為奇了。
二．技術的進步——「經驗」與「工具」「理論」的主導地位 技術與實踐緊密相關，它直接為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需要服務，並隨著時間的發展而發展。技術大致包括「經驗技能」「工具設備」「理論應用」三個方面的要素。在古代，由於工具設備的落後和理論應用的殘缺，經驗技能起主要作用。中國從公元前475年就已進入封建社會（戰國），並且社會在長達2000年的時間內相對穩定，且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因此中國關於生產，生活方面的技術有著極其豐富的經驗積累。而歐洲封建社會的開始是以西羅馬帝國（公元後476年）的滅亡為標志的。換句話說，中國封建社會比歐洲早950年，長達數個世紀的經驗積累以及工具設備、理論的傳承保證了中國古代技術相對於西方處於領先地位。 然而，近代隨著科學的發展，理論的不斷發現和創新，特別是重大理論研究的發現（如牛頓力學3定律，能量轉移與守衡定律）以及工具設備的不斷更新，工具設備和理論應用對於技術的影響漸漸代替了經驗技能，對於技術的發展起主要作用。如第一次科技革命：紡紗機、織布機、蒸汽機等工具設備的產生使生產技術發生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第二次科技革命（發電機、電動機、為代表）的關鍵技術就是建立在科學的電磁理論基礎之上的。現代的技術更加依賴科學，理論應用日益成為了影響技術的最關鍵性因素。因此，在近代由於中國的工具設備尤其是相關的科學知識落後於西方，技術也落後於西方也就理所當然了。
三．社會的發展歷程——「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新老代替 當然，我認為之所以在科學、技術等方面一直領先的中國在近代被西方超過的最根本原因在於中國與西方社會因素的不同。我認為這是以下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產生的結果。
a) 長達2000年的封建制度是把雙刃劍。中國從公元前475年就已進入封建社會（戰國），而相對穩定的社會為經驗的傳承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因此悠久的歷史和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使得中國古代科技領先與西方。但殘酷的封建制度嚴重的扭曲了勞動人民的人性，壓抑了人們的創造力，作為推動科技的主體，中國人民在如此的制度下只能僅僅維持生計，沒有精力也沒有條件去創造，研究，去發展科學。而西方科技的發展和科技革命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和興起的，資本制度的產生和建立極大的解放了人類的生產力，人們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間；而資本主義的本質「最大程度的榨取勞動人民的剩餘價值」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們爭先恐後的不斷研究科學，研究技術，從而進一步的推動生產力以及科技的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經濟基礎。相對於封建的小農經濟，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可以更有效的推動科技，社會，文化的全面發展，而穩定的中國封建統治抑制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導致中國的科學，技術，文化的全面落後。
b) 「閉關鎖國」「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成為影響中國科技進步又一重要原因。科技的進步與實踐密不可分，而交流是使實踐擴大的一種很好的形式，「閉關鎖國」政策使得中國看不到西方世界的進步，缺少與世界先進技術的交流，閉門造車，中國便缺少了科技進步的客觀因素。再加上國家「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使得中國人民不願發展商業和金融。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把人束縛在了土地上，限制了人的想像力，創造力和開拓精神。中國又失去了發展科技的主觀因素。而相比於中國的西方，隨著資本主義產生，發生的文藝復興運動沖破了探索自然的禁區，天文學、物理學、醫學突飛猛進，發生了科技革命。海外貿易和掠奪又使得西方國家為商品生產提供了雄厚的資金，引發了工業革命，為科學技術的進步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久而久之，西方的科學，技術相對於中國已遙遙領先。
c） 千年的儒家文化和科舉制度對於中國國民的影響深遠。中國人民是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度過了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儒家思想重視求道，《論語》《詩經》《周禮》《大學》等都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為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儒家思想的核心在於人道和學問，也就是儒家思想更注重個人內心的修養，以及對於道理的理解，對於實踐卻並不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其次儒家文化重視發展農業，把人民束縛在土地上，從而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也對科技的發展起了一定的阻礙總用。封建科舉制度，為平民登上仕途提供了道路，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民對文化，對理論知識的學習，有利於科技的發展。但從長遠的角度看，毫不變革的科舉制度，尤其是明朝開始興起的「八股文」形式單一，知識 片面，重點在於對個人修養的培養，而忽視了對客觀事物的了解以及對自然、社會的實踐，忽視了對理論知識的創新，牢牢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嚴重的阻礙科技的進步。 此文僅僅是個人對李約瑟問題的一些粗淺理解，同時也借鑒了不少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期待大家共同討論，共同進步。

Ⅶ 如何分析理解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難題本身的前提就有疑問，
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很可能並未高於西方，例如東漢制刀要向匈奴取得技術，盡管中國人有不少發明創造，但中國很有可能仍然落後於西方，因為中國以實用技術為主，缺乏理論研究，中國的研究不像西方那樣是為了探索宇宙規律，而更多地出於實用的目的。古希臘人從泰勒斯的時候起就認識到：「宇宙是有規律的，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人從未產生相同的認識。
科學方面，中國沒有產生邏輯化的、系統的科學體系，只有零散的科學知識。
中國的數學是以案例為基礎的，不像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那樣是以公理化體系、邏輯推理建立起來的，此外，中國的數學缺乏證明。
天文學方面，中國人精於記錄天象，但對天地的認識長期停滯不前，始終沒有發現大地是球形的。更沒有提出像地心說、日心說那樣一數學幾何為基礎的宇宙模型。
技術方面，雖然中國有不少技術發明，但由於各種原因所限，很多發明並未被廣泛應用，因此，使得中國的總體技術水平較低，發展較慢。
活字印刷一直無法在中國推廣開來，清末時廣泛運用的仍是雕版印刷。
由於明清的海禁，指南針用處也不大。
中國的火葯缺乏改進，威力不佳，以致明末需要從西方人處購買紅衣大炮來抵抗清軍。
由於中國禁止民眾遷徙，採取誅族、連坐等嚴苛法律，加上稅、兵役、徭役繁重，中國的農業技術一直無法推廣，歷史上不斷發生飢荒和食人事件。
愛因斯坦曾經明確表示，由於中國既沒有產生形式邏輯也沒有產生實驗方法，中國是不可能產生科學的。一些中國學者也指出，李約瑟對中國的科學技術過度拔高。

不說別的，紅衣大炮是清勝利的關鍵所在，但紅衣大炮是葡萄牙人賣給中國的，後期的中國自主研發的火炮各方面度遠遠不及紅衣，這證明了中國雖然發明了一些東西，但很少有能做到高品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