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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研究歷史

發布時間:2021-02-03 05:52:54

歷史學家怎麼研究歷史的

歷史學家運用歷史資料,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對過去事件進行研究。內
歷史學家主要是研究政容治制度的發展歷史,從各種事件的關系中找到因果線索,演繹出造成制度現狀的原因,推測該制度未來的變化。
歷史研究的記錄通常來自兩個方面,其一為書面記錄,如書籍、報紙、期刊、日記、信件、文稿、會議記錄等等。其二則為遺跡、遺址或遺骸。譬如陶器、錢幣、瓦罐、戰斧、界址以及工具、器皿的碎片等等。

㈡ 怎樣研究歷史

學習歷史是為了牢記過去,研究歷史是為了珍惜現在和展望未來。
唐太宗李世民說的好,」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泱泱浩大的五千年文明史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傳承,中華民族的永續,祖先用丹青墨筆記載下了寶貴的信史資源,這是中華文明的瑰寶。

學習歷史可以讓我們深刻體會中華民族是如何從黃河岸邊的一個部落歷經滄桑,飽經磨難,堅韌不拔,風雨兼程一路走來的艱辛和不易。
會增強自己熱愛祖國,熱愛民族的一份情感。
學習歷史會在心底記錄下曾經發生在中國大地的重要往事,因為歷史會帶我們走進戰爭與和平的交替,體會發展與進步的艱難,感受文明與野蠻的抗爭,回味輝煌與落後的反差,見證民族遷徙和民族融合結出的文明碩果。
學習歷史會讓我們懂得辨別人的忠與奸,正與邪,善與惡,善政與惡政,輕輕觸摸古人的精神世界,與古人進行對話,遙想遠去的風煙往事。
學習歷史會讓我們從沉痛中得到堅強,讓中華民族懂得如何更好的保衛自己,在歷史的『鳳凰涅槃』後得到發展,在燦爛的輝煌中增強民族自豪,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
翻閱歷史的演進過程會讓目光變得深邃,遠大,思維變得跳躍而豐富,個人的品味和修養得到提升,這都是學習歷史帶給個人的好處。

僅僅學習歷史不是最終目的,如果能夠通過學習的基礎再去思考和研究歷史才是真正的價值所在。
作為非歷史專業人士我們該如何研究歷史呢?

簡要談點個人心得;
一;首先必須尊重歷史;
這是研究歷史最最基本的要求;中國歷史是國家聖器,是中華民族的人生歷程,是中國的國家尊嚴,是民族的體面,以崇敬的心情看待中國歷史,像安撫和關心親人一般地愛護她是對喜愛中國歷史者的最基本要求。
但網路現實卻很遺憾,總有那麼一些人夾帶著濃厚的偏見,情緒和性格化來』咒罵研究』歷史,並且『振振有『義正詞嚴』,只要他們一開口侮辱,謾罵,抨擊,羞辱,詆毀中國歷史,王朝,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言語就源源不絕而來,比如有人辱罵宋朝是『慫朝』,清朝是『蟎清』,漢族是』綿羊,軟蛋,慫漢『,更甚者辱罵『靖康之恥』時期宋朝受害的皇室女性是『雞』,聽到這樣殘忍無情的言語,血都要噴出來。在中國古代皇權和皇族就是國家的象徵,就是華夏民族的象徵。我們的祖先都曾經無怨無悔地為王朝,為國家流盡自己最後一滴血,拋下一顆頭顱,祖先用生命捍衛國家尊嚴,守護民族自尊。這些辱罵中國王朝,侮辱皇室的人,民族情感何在?國家情感何在?對得起那些流血犧牲的祖先嗎?
中國王朝政權在後人眼裡永遠是一個靜態存在,因為他們所有的一切功過是非,大惡大善都融化進了中國歷史,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份,成為中華民族人生的一部份。
沒有尊重的心態就不要說研究什麼歷史,最好的選擇是連歷史都不要去看,徒留下不健康的心理,反而得不償失。

二;客觀,公正的立場研究歷史;在用心尊重歷史的基礎上,通過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是研究歷史問題的最佳利器,因為歷史是過往,曾經的事件,人物,政策,作為等一切都是過往,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功過善惡都成過去,所以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重點必須放置在歷史的天平,重點考察對歷史的影響,其次是把研究對象放置在他們對當時的時代影響,以歷史影響高於當時影響為決定標准。
而研究對象往往又具有復雜的兩面性,一正一反,一榮一辱,一功一過,一善一惡,因此不能用簡單,粗暴的』一刀切』不是好,就是歹來判定,而是結合歷史行為綜合比較,權衡之後,最後得出結論,是功大於過,或是過大於功。
比如對秦始皇的歷史評價,應該是功在千秋,罪在當代。
功在千秋;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基中國本部版圖,統一文字,度量衡,建立中央集權,完善郡縣制,為中國的大一統做出巨大貢獻。
罪在當代;『焚書坑儒』毀滅先秦時期留下的大量文化典籍[同時也是罪在千秋],嚴刑酷法,耗盡國力民力修建阿房宮和秦始皇陵,不重視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安定民心,給當時的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
站在後人角度和立場一比較,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秦始皇功大於過。

三;用串聯的思維研究歷史;
研究歷史非常忌諱那種僅以一點,一事,一言,一行確定歷史某人,某事不是好就是歹的『一根筋思維』。應該把某人,某事用歷史串聯起來進行比較,區分和判斷。
比如網友攻擊漢武帝的『罷黷百家獨尊儒術』是錯誤的決策,而應該延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國策,這就是典型的孤立看待歷史問題,缺乏對歷史的綜合考量。
思考視角要放置到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和各家核心理念的比較。
百家爭鳴是春秋戰國大戰亂時代的獨特歷史產物,是百家各展所長,激烈角逐政治統治思想的產物,從百家爭鳴到漢武帝時代已經相距300-200多年,假若百家爭鳴的狀態依然繼續延續,歷史上就不會出現秦始皇統一了,也不會有漢朝的誕生了,漢族也不會出現了。自秦孝公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變法』開始,法家成為秦國的絕對主導
政治思想,隨著商鞅變法的成功,秦國率先走上封建社會制度的國家體制,實現富國強兵,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國家大一統後,社會本應由大亂走向大治,與民修養,愛惜民力,恢復生產,增加人口,建立社會秩序,建立人文倫理觀念的最好時機,但法家卻反其道而行,逆社會需要安定的潮流而動。

法家首開中國歷史文字獄,『焚書坑儒』,毀滅先秦以來大量中華文化典籍,一味以『性惡論』和『法,權,術,勢』作為治國理念,而嚴刑酷法,徭役深重給百姓和國家帶來巨大災難,導致農民起義,秦國經歷30年就滅亡。
法家豈能贏得當時民心?
豈能在當時社會潮流前站穩統治腳跟?
法家自此成為輔助儒家,區居第二的統治理念,也就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
其次;在考察道家
漢初70多年一直執行『黃老之學』的觀念治理國家,道家清靜無為,講究無為而治,重視休養生息,愛惜民離,恢復生產,增加人口,這是道家治國思想的優點。

但道家的短板也是根深蒂固,[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是老子描述的理想國境界。
道家之長在哲學,而不在政治觀念,『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超脫境界是和『大一統』理念背道而馳的。漢初政治面臨重大問題,國家統一和行政管理面對破壞,郡縣制面臨嚴峻挑戰,國家面臨再次分裂的危險。
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和武帝時期的淮南國之亂就是明證,劉嚊和劉安就是『黃老之學』的忠實信徒。再次;墨家
後人看來,最吸引人的是科技,的確如此。但墨家的核心理念卻問題多多,兼愛,非攻,選君,選賢。什麼意思?兼愛,就是無條件的愛,非攻,就是不打戰,反對戰爭,這和不拘手段的統一主張也是背道而弛的,墨家的『鬼神觀』,假如墨家成為治國理念,中國可能就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了,墨家主張『天選君』,即天子通過天選舉確立,這種主張是直接和皇權對立的。所以墨家是四大家裡最早消亡的。

最後研究儒家,漢武帝時代董仲舒向武帝建言推行『罷黷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綱領,而儒家的核心政治觀念『天人合一』『仁政』『仁德『人本思想』,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的修身觀,教育人的最高目標』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契合了當時社會需要安定和統治者治國的實際需要,由春秋戰國經秦,漢初延續幾百年大亂的徹底結束,大亂走向大治儒家開始登上政治舞台。
政治思想的確立給完成文化,疆域,社會,民族等大一統創造了條件,在大一統理念的指導下漢族誕生了。漢族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
從學習歷史到研究歷史的過程可以看出,歷史帶來的最大作用;
一;中國歷史具有不可割裂的延續性,任何歷史事件,政策或人物都不能用孤立,靜態的眼光去看待,認為是想當然的結果,事實並非如此,而是經過漫長的不斷演變,運動,角逐和轉化最後才成為必然的結果。
二;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文,影響一直延續至現在,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國情』,即使在西方價值觀念不斷充斥下的今天,任何外來事物,無論是先進或落後,首先都必須面臨是否符合『中國國情』的考驗。
學習歷史研究歷史展望未來。

㈢ 如何研究歷史人物

今天講「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
歷史是人事的記錄,必是先有了人才有歷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會有歷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數人能來創造歷史。又且創造了歷史,也不一定能繼續綿延的,定要不斷有人來維持這歷史,使他承續不絕。因此歷史雖說是屬於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較少數人身上。歷史是關於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參加創造歷史與持續歷史者,則總屬少數。似乎中國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國歷史記載最主要的在人物。向來被認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體例,特別重要是列傳。可見中國人一向以人物為歷史中心。故要研究歷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數的歷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歷史人物,亦即無法研究歷史。固然也有人脫離了人和人物中心而來研究歷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將總不會接觸到歷史之主要中心,這是決然可知的。
我們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為一歷史人物。一歷史人物,比一專門史學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斷有歷史人物出現,才能持續舊傳統,開創新歷史。這比不斷有史學家出現更需要。我此講如何研究歷史人物,也可說主要用意即在此。

但空說歷史人物,勢難從頭列數,這究將何從說起呢?我此下將試把中國歷史人物分作幾類來加以述說:
第一類:先說關於治世盛世的人物與衰世亂世的人物。
有人幸而生於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於衰亂之世。若說歷史以人為主,要人物來創造持續,則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較多,又較勝。在衰亂之世所出人物必會較少,又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勝,因此才成其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為衰亂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應如此,但根據中國歷史看,卻並不然。
中國歷史人物,似乎衰亂世更多過了治盛世,又且強過了治盛世。我此所謂歷史人物,乃指其能對此下歷史發生作用和影響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國歷史上,顯然是生在亂世衰世的,更多勝過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歷史事實為證,不容否認。譬如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於春秋末期的衰亂世,霸業已盡,時代將變。可說此一時代,已瀕臨舊歷史傳統崩潰消失的末路,勢已不可收拾,誰也挽回不過此一頹運來。孔子以後,如孟、荀、庄、老諸子生於戰國,論其時代,更不如孔子。那時天下大亂,殘局日破日壞,更是無可收拾了。然論開創此後歷史新局面,能在中國此後歷史上具有無比的大作用大影響的人物,我們總不免要數說到先秦。試問先秦人物,豈不全是些衰亂世的人物嗎?
繼此再說到兩漢。兩漢之治盛,勝過先秦。但論人物,其在歷史上作用之大,影響之深,則決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東漢之治盛,不如西漢。但論人物對此下歷史之作用與影響,似乎更勝過西漢。因此後代人對東漢人物,也似乎較對西漢人物更重視、更敬仰。即就經學言,兩漢經學首推鄭玄。但鄭氏已生在東漢末期。他身經黨錮,下接黃巾之亂,而死在獻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開始在東漢末的最衰世,而淹沒在三國初標準的大亂世。但在中國學術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響的一位大儒呀!
說到唐代,自然可說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開元以前轉似不如天寶以後。宋代雖非亂世,亦可稱衰世。但宋代人物,卻超過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國家將亡,出一朱子。論其在學術史上之地位,尤應越出在鄭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後中國歷史上之作用與影響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與朱子,是中國史上前後兩位最偉大的人物,卻均出在衰亂世。
我們再講到元代,可說是中國歷史上之黑暗時代。任何衰亂世,均不能與此時期相比。元人統治中國,前後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時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應麟、胡三省與馬端臨三大史學家,他們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國學術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對於此下歷史上之作用與影響,可謂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輩開國人物如劉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時期中養成。
明代之盛,堪與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陽明出世時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亂將起。下迨明亡,大儒輩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樣。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近人稱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稱為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
綜上所陳,可見在中國歷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漢、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少,他們對此下歷史之作用與影響也往往比較小。至於衰世亂世,如戰國、如漢末、三國、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多,其對中國歷史此下之作用與影響也比較大。我們若從二十四史中,把各時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統計,便可知我前面述說之不虛。
諸位當知,此處實為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一項偉大精義所在。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義,可自試讀《論》、《孟》、《庄》、《老》諸書。凡此諸書中所陳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類歷史之偉大展望。但在他們書中,卻不見他們時代的衰亂實況來。諸位如欲認識他們的時代,當另讀《左傳》、《戰國策》等史籍。諸位把此兩方面會合看,便知他們之偉大處。他們雖生存在此時代之中,而他們的精神意氣,則無不超越乎此時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時代。他們都是我所謂能主持一時代,而又能開創一時代之大人物。歷史只是人事記載,衰亂世自然多記載了些衰亂事。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記載上他們當時的歷史,然而他們卻轉成為此下最偉大的歷史人物。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於治世盛世,他在當時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現,他所表現的即成為歷史了。但在事業上表現出其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則決非事業可盡。因此,只憑事業來烘托來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處,則決不能表現出。人生衰亂世,更無事業表現,此人乃能超越乎事業之外,好像那時的歷史輪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業之外表現出他自己。他所表現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現了一人。那種赤裸裸地只是一個人的表現,則是更完全、更偉大、更可貴,更能在歷史上引起大作用與大影響。
此項理論,實應為歷史哲學上一大問題。我們固可說,所謂歷史人物,則必須該在歷史上表現出其事業來,才見其人歷史性之偉大。人若不在歷史上有表現,個何從見其在歷史上之地位與價值。如此說來,衰世亂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歷史言,似乎人物總該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亂世,就再沒有人物或沒有更偉大的人物出現。但在中國歷史上則不然。惟有中國,卻能在衰亂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偉大意義與價值的人物,由他們來持續上面傳統,來開創下面新歷史。他們的歷史性價值,雖不表現在其當身,而表現在其身後。此即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精神真價值所在,亦即是中國歷史上一項最有意義的特殊性。

第二類:關於得志成功的人物與不得志失敗的人物。
所謂得志,指其在當時活動上或說在當時歷史舞台上有所表現。不得志者,則當時身跑不上歷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業終歸於失敗。誠然,歷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敗者只能在歷史中作陪襯。但就中國以往歷史看,則有時失敗不得志的,反而會比得志而成功的更偉大。此處所謂偉大,即指其對此下歷史將會發生大作用與大影響言,而得志與成功的,在其身後反而會比較差。
且看中國古代歷史上兩大聖人周公與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餘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嘗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自嘆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終不行。但孔子對此後歷史上的作用與影響,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國人多推尊周公。故從歷史眼光來說,周公反而不能與孔子比,這亦因周公在當時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與全人格,反而給他的得志與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說全掩蓋住了。孔子則是一位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與人格,反而更彰顯地照耀在後世。
中國人又多愛崇拜歷史上失敗的英雄。對於在歷史上成大功立大業的英雄,如漢代的衛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諸名將,反而比較不重視。如岳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等,雖然他們在事業上失敗了,反而更受後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國人的傳統史心與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所在。他們在當時雖失敗了,但對後來歷史言,卻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歷史上每一時代的人物,必有成功與失敗之分。但人能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將來歷史上之更成功。這一番道理,又是中國文化精義所在。
從另一方面說,衛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諸人之成功,只表現在事業上,事業表現即代表了其人。我們可以說,衛、霍、二李,其人與其事業,價值若相等。但岳飛、史可法諸人,因為他們的事業失敗了,故其事業不能代表其人,最多隻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體性,則遠超乎其事業之外。我們看衛、霍、二李,只見他們擊匈奴、敗突厥,覺得他們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價值,反不見有什麼突出性。但我們看那些失敗英雄時,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業拋棄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別突出。宋儒陸象山曾說:「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價值便不會出色。縱使依附於事業,也一樣如此。失敗英雄,因無事業可依附,而更見出色。
當知歷史只是認識記載,人事則此起彼落,隨表現,隨消失。只有人,始是歷史之主,始可事態之流變,而有其不朽之存在。歷史不斷在變,故一切歷史事態必然一去而不復。後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則永遠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樣,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業到底由人物而演出。歷史雖是人事之記載,但並非人事之堆積。事之背後有人,把事業來裝點人,反把人之偉大真性減色了。正由此人在事業上不圓滿,倒反把他那個真人顯出來。
這並不是說,在歷史上凡屬成功的人物,皆是無價值。乃是說,遭遇失敗的人物,在其深厚的歷史上,反而更顯得突出。此因人物之偉大,並不能專以其事業作代表。但此也須人物自心能識得此理,又須有史學家能為此闡發。因此我說這是中國的史心,亦正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之真精神所在。

第三類:要講到有表現的人物與無表現的人物。
剛才說到,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失敗人物為當時及後世史家所推尊頌揚,他雖然失敗,但總是有所表現了。此下所講,則從一個人之有無表現來說。我們通常聽人說,某人無所表現,似乎其人無所表現即不值提。但在中國歷史上,正有許多偉大人物,其偉大處,則正因其能無所表現而見。此話似乎很難懂,但在中國歷史上,此種例,多不勝舉,亦可說此正是中國歷史之偉大處,也即是中國文化之偉大處。
例如吳太伯,又如伯夷、叔齊,在歷史上皆可謂無所表現,而為孔子所稱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億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似乎孔子乃在其無表現中贊揚其已有所表現。而且是表現得極可贊揚。我們也可說,此乃是在人群社會中,在歷史上,一種不沾染不介入的表現,一種逃避脫離的表現。
孟子也常稱頌伯夷,他說:「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他的稱頌伯夷,大意亦與孔子相同。孟子又將伯夷、伊尹、柳下惠並稱為三聖人。他說:「伊尹聖之任,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伊尹為湯相,亦是政治上一得志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則並無表現,並無成功,孟子卻將他二人與堯、舜、禹、湯、伊尹相提並論,同稱之為聖人。
後來太史公作《史記》,此為中國正史之創始,為二十四史之第一部,其體例之最重要者,厥在其以人物為中心,而特創列傳一體。但太史公又將《吳太伯世家》列為三十世家之首,將《伯夷列傳》列為七十列傳之首。他在《伯夷列傳》中,屢屢提到因於伯夷之無所表現而無可稱道,甚至其人若猶在或有或無可信可疑間,只因孔子稱頌了他。太史公又用顏淵作陪襯,他說:「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其實顏淵也就無所表現,故太史公引來推崇伯夷無表現之偉大,而褒然列之於列傳之首。
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顏淵似乎是最無表現。孔子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淵死,孔子哭之慟。並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然顏淵在孔門到底是無表現,不能與子路、子貢、冉有、宰我諸人相比。故太史公亦雲:「伯夷、叔齊雖賢,顏淵雖篤學,得孔子而名益彰。」可見孔子最能看重人物之無表現之一面。孔子目此為德行,吳太伯民無得而稱,孔子卻稱之為至德。德行在孔門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記》可謂深得孔子之意。
以下中國歷史上遂搜羅了極多無所表現的人物,而此等人物,亦備受後世人之稱道與欽敬,此又是中國歷史一特點。故我說此乃中國之史心,亦即中國文化傳統精義所在。諸位只有精讀中國史,深研中國歷史人物,始能對此有了悟。
讓我姑舉數例以作說明。如春秋時代之介之推,戰國時代之先生王斗,西漢初年之商山四皓,及魯兩生。循此以下,如東漢初年的嚴光,此人對歷史亦一無表現,但後人永遠覺得他是一個了不起人物。漢光武即帝位,以前長安太學中同學,均已攀龍附鳳,功成名遂。獨嚴光隱身不見。光武思之,乃令以物色訪之,久而後得。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這一番故事,雖若有表現,只可說是無表現,亦可謂是表現了其無表現,此等更說不上得志與成功。似乎他既不像有志,亦不求有功。又如宋初陳摶,居華山修道,恆百餘日不起。又有林和靖,隱居西湖孤山,垂二十年,足不履城市,植梅畜鶴,時謂其梅妻鶴子。此等皆同為後世稱道。我們今天如去富春江畔,或去西嶽華山,或去杭州西湖,自然知道對這些人心焉嚮往。即使我們並不親歷其境,但也多知道他們的姓名,對於他們那種無所表現的人格,亦可謂乃只表現一無表現的人格,還像歷歷在目,這也真是怪事。
又如三國時代,英雄人物層出不窮,大家各顯身手。可謂在此時代中人,必是各有表現者。然亦有無所表現,而被認為第一流人物,如管寧即其一例。管寧在當時,實是一無表現。但論三國人物,管寧必屈首指。他少時曾與華歆同席共讀,遇軒冕過門,歆廢書往觀,寧即與割席分坐。魏明帝時,華歆位至太尉,欲遜位讓寧,寧終不就。看來歆雖佩服寧,寧終不重視歆。史書稱其「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此亦孟子所雲禹、稷、顏回同道之意。其實管寧固可比顏回之不出,而華歆又豈得與禹、稷相提並論。要之,中國史家喜歡表彰無表現之人物,真是無微不至。論其事業,斷斷不夠載入歷史。但在其無表現之背後,則卓然有一人在,此卻是一大表現。這意義值得吾們深細求解。
又如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他並不是不能有表現,卻又不想表現。後來劉先主三顧草廬,始肯出許馳驅。他在《出師表》中說:「苟全性命於卵石,不求聞達於諸侯。」今且問,此兩語是否當時諸葛真意?我且舉其友作證,一是徐庶,他知諸葛最深,應亦是一有作為人。初事劉備,曹操獲其母,庶乃辭備歸操。雖仕至御史中丞,然在歷史上,終不見徐庶曾為曹操設一謀,劃一策。其人便如此無表現而終了。又一人如龐德公,時荊州刺史劉表屢以禮延,不能屈,隱鹿門山,采葯以終。諸葛孔明常拜於其床下,可見其人亦非不能有表現,只是寧為一無表現人。徐、龐如此,故知若非劉先主三顧草廬,諸葛定亦永無表現如徐、龐。

我們當知諸葛《出師表》兩語中,全性命是大事。懂得要全性命,自然無意求聞達。中國歷史上此種無表現的人物,真是各時代都有。他們的本領,亦只在全性命。正以全得性命,所以成得一人物,而且是至高卓至偉大的人物。我們若能匯集起寫一書,即名「中國歷史上之無表現人物」。此書亦可有大作用,大影響,至少在闡發史心,宣揚文化傳統上,可有大貢獻。
此種尊崇無表現人物之傳統,又影響到小說。如唐人《虯髯客傳》,即是故意要描寫一個無表現之英雄。又如《水滸傳》敘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開始卻有一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此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也是一無表現人物。《水滸傳》作者,把此一人閑閑敘在前面,真使後面忠義堂上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位好漢,相形減色。此種筆法,可謂與太史公《史記》三十世家以吳太伯為首,七十列傳以伯夷為首,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謂是能直探史心的一種大手筆,諸位莫輕忽過。
今天諸位也可說是各處在衰亂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諸位一讀歷史,知道研究歷史人物,便知我們盡可做一不得志和失敗的人,或甚至做一無表現之人。這一時代是失敗了,但處此時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並可有大成。只要人能有成,下面時代便可挽轉,不使常在失敗中。若人都失敗了,則一切完了,下面亦將無成功時代可期。孟子曾說:「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禹、稷是有表現的人,顏回則是無表現的人,這只因時代不同。但不論有表現無表現,歷史傳統,文化精神,卻同樣主持在他們手裡。孟子又說:「人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不為正是無表現。所以若時代不許可,我們盡可不強求表現。一旦時來運轉,風雲際會,到那時自有出來表現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保留得有人,還怕歷史中斷嗎?
昔范仲淹作《嚴子陵先生祠堂記》,末後兩句為「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有一人說,「德」字不如改作「風」字,范公欣然從之。上面說過,孔子四科,德行為首,而顏回、閔子騫、仲弓、冉伯牛那些德行人物,卻都是無表現的人物,故范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與人格,但此只屬私人的。風則可以影響他人,擴而至於歷史後代,並可發生莫大影響與作用。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孟子亦雲:「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但孟子只言伯夷、柳下惠之風,卻不說伊尹之風,此何故?豈不因前兩人無表現,而後一人有表現?在事功上有了表現的人,反而對後世的風力少勁。因事功總不免要摻雜近時代呀,地位呀,機緣呀,遭遇呀,種種條件,故而事功總不免滯在實境中,反而無風,也不能成為風。惟有立德之人,只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業表現,反而其德可以風靡後世。在嚴子陵本人當時,只是抱此德,但經歷久遠,此德卻展衍成風。故說「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之德字不如改風字,更見深義。否則有德之人,豈不成為一自了漢,與世無補,又何足貴?
在中國歷史上,正為有此許多衰世亂世的人物,有此許多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有此許多無表現無作為的人物,才使中國歷史文化綿延不綴,直到於今,經歷了四五千年的長時期,而依然存在。故我勸諸位,處衰世亂世不足怕,就是不得志或失敗了,亦不足怕。甚至於無所表現無所作為,同樣不足怕。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有了人物,下面自然會不斷有歷史。但如何才算得一人物呢?此正是我這一講演所要提出,請諸位去細心研究的。

上面所說,似乎像指中國古人所謂立德立功與立言的三不朽而言。德指的人格方面,功指的事業方面,言指的思想與學術方面。現在再就中國的文學方面略有陳述,文學不必全是立言。中國歷史上最受後代崇拜的三大文學家,屈原、陶淵明與杜甫,此三人,皆為眾熟知。屈原可說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陶淵明則是一位不願有所表現的人物,杜甫則是意欲求有表現而終無機會讓他表現的人物。他們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熱情,透過文學,而表達出他們各自的心志來。上面說過,人在治世盛世,功成志得,有所表現,別人反而對他為人不易有更深的覺察。惟在衰亂之世,不得志,失敗了,或是無表現,這樣的人,凡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內心意志來,如上三人均是。
不但文學如此,藝術亦然。如宋末鄭所南畫蘭,即是最好之一例。又如元末高士倪雲林,明末八大山人與石濤等,此等詩人畫家在歷史上可謂一無表現,但歷史卻在他們的藝術與他們的詩文上表現出來了。他們無事功可表現,所表現的則是他們之心志。由他們之心志,可以想見他們之時代,故說歷史在他們之詩文藝術上表現了。故中國人之文學,非純粹之文學。中國人之藝術,亦非純粹之藝術。重要者,乃在其內心意志一面。一人在事業上無表現,旁見側出在文學藝術作品中來表現,這亦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之一脈。他其人可以不上歷史,但歷史卻在他身上。他可以無表現,但無表現之表現,卻成為大表現。中國有許多歷史人物皆當由此處去看。
我在此將特地提出一「志」字。中國人常言「志士仁人」,人若無志,便亦不仁。但其所志,亦正貴在此一仁字上。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說:「匹夫不可奪志」。諸位如須研究歷史人物,卻須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之志。若沒有了此志,則古人自是古人,歷史自是歷史,和我渺不相涉,總研究不出一所以然來。
昔顧亭林嘗雲:「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又說:「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亭林所謂保國與亡國,是指一國之政治言。所謂保天下與亡天下,則指民族文化之絕續言。我上面所說那些歷史人物,則多是有志保天下的人。他們在歷史上,有許多亦僅只是一匹夫。但文化絕續,時運興衰之大責任,他們卻把己身來擔起。
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或許比歷史上任何時代更衰更亂。可是我們的處境,比起古人來,實未見困難更甚。如我們能設身處地,平心去研究我們歷史上許多處衰世亂世的人物,許多不得志失敗的人物,甚至許多無表現無作為的人物,便知今天的天下興亡,我們也實在責有難逃。若我們脫離現實,只馳心空想漢、唐盛世,只馳心空想一旦得意來做一個歷史上成功的人物,則深恐河清難俟,我們也只有嗟嘆終老,但也好因此把我們的責任交卸凈盡了。
《易經》上亦說:「天地閉、賢人隱」,隱了自然沒有所表現。中國文化之偉大,正在天地閉時,賢人懂得隱。正在天地閉時,隱處仍還有賢人。因此,天地不會常閉,賢人不會常隱。這些人乃在隱處旋乾轉坤,天地給他們轉變了,但別人還是看不見,只當是他無所表現。諸位想,這是何等偉大的表現呀!諸位若有志,不妨來搜羅隱逸,寫一部中國賢人傳,把中國歷史上那些無表現的人物,自許由、務光、吳太伯、伯夷、叔齊起,從頭敘述。我想只在正史上,又何止有千百人。他們之無所表現,正是我們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現。諸位若再搜羅到各地地方誌,及筆記小說之類,更可找出很多這類的人物。這是天地元氣所鍾,文化命脈所寄。今天我們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現的人,卻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敗和無表現的人。因此也遂覺到自己並無責任可言。諸位當知,中國歷史所以能經歷如許大災難大衰亂,而仍然綿延不斷,隱隱中主宰此歷史維持此命脈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無表現的人物身上。
但在今天,我們心目中已無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縱使尚有隱了的賢人,我們也將覿面不相識,此實是中國文化的極大不幸極大危機。我們當求再認識此等人物之可貴。人或問,我一匹夫,怎能負起天下興亡之大責?其實匹夫也好,匹婦也好,只要他能像像樣樣地做一人,便是此責已盡。
從人物來講歷史,近人或許已認為是落伍了。至於研究歷史而注意的這些無表現的人物,近人將更認為此與歷史無關。此話亦不錯,此等人本可以不載入歷史。但歷史的大命脈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國歷史之偉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歷史不相干之人來負荷此歷史。諸位今天,也莫要認為自己和歷史不相干,諸位亦正該負荷起此歷史之重任。
或有人問:你是講歷史的,將來中國前途如何,你該有一看法。其實我亦哪能燭見未來。我只見向來歷史是如此,在此亂世,我亦只能說:「苟全性命,不求聞達。」諸為或許又會問,現在時代變了,人人得有一分自由,該有一番表現,為何卻要置身事外做一無表現的人?此則又須回復到我上次所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話題。當知各人的成敗,全視其「志」「業」。但業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們自難有把握要業必成。志則是內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對每一人,且莫問其事業,當先看其意志。
中國古人又說「詩言志」,中國人有時把此志只在文學中詩中來表現。若我們把西方人觀點來看中國人,有時覺得像是不積極,無力量,無奮斗精神。我亦常說中國史像似一首詩。但詩中有志,看似柔軟無力,卻已表現出無限力量。詩可以風,我們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學詩。中國詩里的理想境界,則必是具有風力的。風來了,萬物滋生。諸位若能從詩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風,諸位又若能把此風吹向他處,吹向將來。諸位當知風是無物能阻的。風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們大家來吹噓成風吧!

㈣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翦伯贊

唯心主義者不僅把歷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為「卓越人物」的願望,又把「卓越人物」的願望歸結為神的啟示。貫徹在中國歷史學中的天命論,就是唯心主義的最高發展。照天命淪者說來,「卓越人物」都是帶有神性的超人。打開二十四史一看,那些王朝的開創者幾乎都是感天而生,應天而王。用現代的話說,這些王朝的開創者都是神、是聖、是上帝最寵愛的兒子被派到人間世界來統治勞動人民的,他們的行為都是上帝授意的。上帝通過讖緯、符瑞給他們以暗示,他們就依照上帝的暗示行動。這樣說來,人類歷史最終極的動力不存在於人類社會,而是要從神的啟示中去尋找說明了。 這樣的看法,當然是不正確的。應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研究中國歷史,我們首先就應該從中國史上撕去這種騙人的神秘主義的外衣,揭穿唯心主義者的階級實質,正確地指出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不是「卓越人物」的願望,更不是神的啟示,而是社會經濟。社會經濟的結構是歷史的真實基礎。在歷史上各時期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學及其他觀念,歸根到底都應該由社會經濟來說明,因為政治、法律、宗教、哲學及其他觀念都是社會經濟的派生物,只要社會經濟一有更改,它們或遲或早都跟著更改。社會經濟決定歷史的發展,也決定它的轉變。因此,我們研究歷史,就必須研究歷史上各時期的社會經濟和它的變更,必須分析由這種變更而發生的歷史過程和具體事件,而決不該該用偶然的因素、個人的作用乃王神的它示來代替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更而引起的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歷史過程的客現規律性。總而言之,我們應該把歷史的動力歸結於生產這些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歸結於社會經濟基礎。 歷史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社會經濟演著決定的作用;但這不是說觀念就毫無作用。唯物主義者從來不否認,而且承認觀念形態對歷史所起的反作用。唯物主義者認為各個歷史時代的觀念形態不僅消極地、被動地反映這個時代的社會經濟情況,而且,積極地、能動地反作用於這個時代的經濟情況。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不僅要根據物質的實踐去說明觀念形態,也要從觀念形態中去尋找它們對社會經濟所起的反作用。

㈤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這要看你個人了
我覺得研究歷史不在於多而在於精 應選取一個興趣點 因為沒有哪個歷史學家是專能在屬短時間內研究完全部中國歷史的 範文瀾曾經說過「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
研究歷史的人要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備 不過在這個急功近利的、浮躁的社會 做到這一點很難

㈥ 如何研究歷史

,這個概念對我們來說顯得大而有些不切實際,即便是對現在許多史學大家而言也不便妄談此論,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更顯得極為奢侈,不過正所謂「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們也應該去考慮一下我們應當如何去研究歷史以便有助於我們今後去研究歷史。這里的說法讓史學大家來看是些不成文的野路子,權且作為拙筆對研究歷史的一些粗略的看法吧!研究歷史前,拙筆認為首先需要明確一個概念,那就是我們為誰而研究歷史既我們研究歷史是在為古人而寫還是在為今人而作。這是一個在研究歷史之前我們有必要去弄明白的問題,從現在的角度去看我國古代的二十四史,就會發現史書裡面有很多記載多是為祖先彰顯功德的事情,正所謂蓋棺定論。歷史研究的指揮棒不同,那麼歷史研究成果也就不同。拙筆在閱讀過一些史書之後覺得歷史研究還原歷史真相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從這些歷史中真正挖掘到對我們後世有益的東西,否則拙筆真不知道研究歷史的真正價值所在。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我們應以怎樣的認識去研究歷史。很多了解史學的人都知道,我國古代史學研究一般以經學為指導,因而現代人認為我國古代的史學研究除受到政治影響外還無形中要受經學影響,比如很多古人在寫史書時都喜歡用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雖然當時認為這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不過從現在來看他卻給後人對歷史的研究造成很大的不便。可見研究歷史指導思想很重要,有什麼樣的指導思想就會有什麼樣的史學研究成果。只有科學的思想才有利於我們去研究歷史。除卻以上提到歷史研究之處外,古人對歷史研究的方法總結我們是不能忽視的,譬如著名的史學三長:才、學、識及史德的提出。對於這些拙筆認為我們對歷史研究時需要很好的繼承。才,一般而言就是指我們對歷史研究的書寫表達,我們研究的再深再高沒有很好的書寫表達能力是不行的,這樣會使我們的史學研究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一定的損失,不過它在史學三長中不能成為最主要的。學、一般很重要,它主要是指我們的史學知識,相對來說「學」是比較復雜的,它是我們歷史研究的基礎,有時它甚至與「識」有一爭高下之勢,如我們常常說某某史學大師以功夫見長,某某史學大師以思想見長,說的就是「學」與「識」的事。說到「學」,我們就應該提到與其密切相關的史料的整理,史料對歷史研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沒有正確的資料,我們對歷史的一切推索可以直接視為枉費,因此很多史學大師對史學資料極為看重,甚至不惜重金索取。沒有足夠的學是不行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史學大師在為其弟子講課時都喜歡列出一系列書單的原因,其目的就是要增加弟子們的學,一面在以後的歷史研究中做出誤判。至於「識」,拙筆認為除卻經驗外,更多的是一種天賦,這也是在間接地告訴我們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適合搞研究。我們不敢說所有史學大師的成就一定出於其天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天賦的史學大師成就會更高。下來,我們談論一下關於「史德」的話題。一個歷史研究者品德的好壞將會影響其在史學的成就,對於這一點我們不能做過多的闡述和解釋,不過一名歷史研究者在品德方面的修養無疑是很有必要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處理史料的問題。對於如何收集史料及辨別史料的真偽和史料的價值,這方面許多歷史研究者早已作出非常健全的考證方法了,拙筆就不在這里班門弄斧、多費筆墨了。不過有幾點拙筆還是認為有必要提出的:其一,資料收集越多越好,資料越靠近史實越真;其二,既要依靠史料,又要跳出史料。既不能拘泥於史料,因為時代不同、價值觀念不同。其三,史料需要多方對證,上下結合(地上資料和地下出土文物)其四,多學科集合,多記載結合,譬如經、子、集等也是具有一定史料價值的。總之,歷史研究繁重而又很考驗人的事,它不但需要豐富的史學知識、高超的史學造詣,還需要很多其他學科方面的知識。

㈦ 如何研究歷史

近代的中國人,只因我們一時科學落後,遂誤認為中國以往歷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後了。此實是一種可笑的推斷。最低限度講來,中國人所一向重視不斷講究的修齊治平之道,較之並世各民族,斷不能說是落後。此一分辨,近代惟孫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據孫先生意見,中國人所講治平之道,實在比之並世諸民族遠為先進。惟孫先生亦只是粗枝大葉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來仔細發揮闡述,自然應該是有志研究史學者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研究中國制度史,必須注意兩點: (一)研究制度,不該專從制度本身看,而該會通著與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這有兩點原因,一因制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單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之史事,便看不出該項制度在當時之實際影響。一因每一制度自其開始到其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歷史上記載制度,往往只舉此一制度之標準的一段落來作主,其實每一制度永遠在變動中,不配合當時的史事,便易於將每一制度之變動性忽略了,而誤認為每一制度常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在西方歷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只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鳩等人皆是。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這並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當知中國歷代所制定所實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後都隱伏著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國自秦以下歷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但我們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 我根據上述,敢於說,中國人自古代歷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天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此廣大的國土。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規模達於幾千年之久而不墜。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種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則因中國民族天賦有此能創立優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說創制立法,是中國人天賦上一種優異表現。試舉一簡單易明之例,如中國的賦稅制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於民。只要此制度一訂立,便易獲得全國人民心悅誠服。社會便可藉此安定幾百年。綜有變壞,經一番亂事之後,此項制度又復活了。此事似極尋常,不值得我們來誇大宣揚。但以此和西方歷史比觀,我們的賦稅正為沒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產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現在我們偏愛說中國人無法制,無定憲,永遠在帝王專制下過活,那豈非冤枉了中國歷史。這因我們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歷史,遂誤認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於是只想抄襲別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國家庭,各有貧富職業種種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襲別人家的一套規模,來應用於自己家庭,而可以獲得理想安樂的?何況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而立國規模卻要完全向外國去學習模仿,那實在是近代中國一悲劇。 近代的中國人,每每誇耀西方,如電燈,如無線電,如原子彈和火箭等,莫不是別人家在發明。一切近代科學確是如此。但我要試問,如中國歷史上一切傳統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選舉制度、考試制度和賦稅制度等,這不是一種發明嗎?這究是誰在發明的呢?我們歷史上的古人,他們究自何處抄襲這一套,而把來傳入中國的呢?我之欽佩孫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亦能不將自己的優良歷史文化傳統一筆抹殺。他的偉大處,在能確見中國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處,實早已凌駕在西方之上。孫先生此說絕非無據。孫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學家,但他對中國傳統政治之優點,已能洞若觀火。在這一點上,他確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覺者。 國家之存在,民族之綿延,歷史之持續,自當有隨時革新改進之處。但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歷史、新文化,也決不能遽爾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歷史、舊傳統,只盲目全部學習他人,便可重新創造自己。這並不是說西方民主制度有什麼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傳統來歷。即如英國和美國,他們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歷史傳統,幾千年來的國情民風,有些處迥異於他邦。若中國人不能自己創制立法,中國今天將永遠無望。我們若只知向外抄襲,不論是民主抑是極權,終究是一種行不通的一面倒主義! 我們今天來研究中國政治制度,一面固當比較參考西方的,固當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數典忘祖,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我們若從頭再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別類。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項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匯在一起。須能看其乃是一整體。又須能配合現實,坐而言,能起而行。當知政治理論並不是紙上談兵。在中國古人中任意舉出一兩位,如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絕不單是一書生。他們之作為中國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見諸實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創立出一套制度來,垂之幾百年,即朝代換了,亦並不能完全蓋過他們,超越他們。這是中國政治家之偉大處。我們今天如能有人來寫一本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史,或中國歷史上的大政治家這一類書,必可對此下國人發生大影響。 (摘自錢穆先生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標題為編者所加。錢穆(1895~1990),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由錢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講匯集而成,從通史和文化史的總題及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學術史、歷史人物、歷史地理等6個分題言簡意賅地論述了中國歷史研究的大意與方法。為作者此後30年史學見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視為錢穆先生對中國史學大綱要義的簡要敘述。)

㈧ 怎麼做歷史課題研究

科研課題即研究題目,是依據研究目的,通過對研究對象的主客觀條件進行分析而確立的研究的問題。
一、選題的意義
第一,是教育科學研究的起點。
第二,是教育科學研究成功的必要條件。
第三,能反映研究者的研究能力。
二、課題的類型
教育是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蘊含著豐富的研究課題。教育科研課題從不同角度可以分為不同類型。
1、從研究的性質看為:
理論性課題。
應用性課題。
2、從資料來源和時間看:
歷史性課題,
現實性課題,
3、從研究的內容看,
綜合性課題。
單一性課題。
4、從研究的手段看:
實驗性課題,
描述性課題,
5、從課題選定形式看:
新開課題
結轉課題
委託課題
自選課題
總之,對於教育科研課題可以進行多角度、多側面的分類。不過各種類型的劃分都只是相對的,在現實的教育研究中的課題往往是幾種類型的綜合。
三、選題途徑與方法
(一)問題來源(選題途徑)
1、從有關理論中演繹研究問題。
2、從教育實踐中發現研究問題。
(1)從如何提高本職工作的質量上去發現問題。
(2)從工作中的困難與缺點中發現問題;
(3)從成功的教育教學經驗總結中發現問題;
(4)在移植和借鑒其他領域先進經驗和方法中提出問題;
(5)從教育實踐活動的觀察中去發現課題;
(6)從平常的教學實踐中發現問題;
3、從過去研究中尋找研究問題。
4、從各種信息交流中去發現研究問題。
(二)選題的思維策略
1、懷疑。
2、變換角度。
(三)選題的原則要求
1、價值性原則。
(1)理論價值
(2)應用價值,
(3)綜合價值,
例如:「上海高中生思想狀況的調查報告」
2、科學性原則。
3、創新性原則。
教育科研的創新重要表現在:
(1)內容上創新,
(2)方法上創新,
(3)應用上創新,
4、可行性原則
選題不宜過大
選題不宜過難。
選題不宜過於專業化。
(四)選題的具體方法
小題大做,即課題的切入口要小,但解釋面要大。小題大做的意思就是將課題做深做透。
要注意循序漸進。由小到大、由易到難、由淺入深、由單項到綜合,步步為營、逐漸發展。

㈨ 怎樣做「歷史研究」

歷史是一門可研究性較強、同時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學科。歷史研究的方法主要可以從一下幾方面入手:
1、進行一定研究歷史理論的學習,了解研究歷史的一定方法和技巧。對歷史的研究來說,進行研究歷史理論的學習是必不可少的,通過歷史研究方法理論的學習掌握一定的歷史研究技巧和方法,從而加快歷史研究的能力;
2、多閱讀史料,盡量把握所研究歷史資料的全面性和准確性。史料是經過前人加工整理而成的,由於受整理史料的人所處的歷史環境、階級立場、價值取向、個人喜好等因素的制約,所寫的史料不一定是真實和全面的,因此對史料的了解需要全面。閱讀時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注意不同時期史料的閱讀。歷史事件發生時期所記錄的史料可能是全面的,但是整理加工性可能不太強。而後人整理後的史料,雖然整理性強,但是由於時間太為久遠,所整理的史料有可能不夠完整,甚至是彎曲的反應當時的歷史;
(2)注意閱讀同一歷史事件,敵對雙方的不同描寫。同一歷史事件,由於敵對雙方,利益不同,價值觀也不同,故而導致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記述和評價也會大有不同,因此只有全面閱讀敵對雙方、甚至是中立者的史料才能夠全面的把握歷史事件的真實性;
(3)注意正史與野史方面書籍的閱讀,以達到相互驗證的目的。正史和野史書籍的相互驗證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中國古代孔子提出「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因此有關統治者、賢能的人、親人的記述不可能是完整全面的,因此需要考究大量野史與正史相互印證。
3、對歷史的研究要注意對歷史遺跡、文物的考究。由於歷史史料經人加工的主觀性,因此需要與歷史文物和歷史遺跡相互驗證才能得出全面、真實的歷史。同時結合歷史文物和歷史遺跡的考究,得出正確的結論,不斷完善正確、全面的歷史;
4、對歷史研究達到一定程度後要善於思考,採用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解決實際中存在的問題。如馬克思、恩克思正是對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歷史的研究,大膽的提出人類下一步歷史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㈩ 如何研究人類文明歷史

研究人類文明歷史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出發:
一、人類來源
人們對人類來源的內真正答案,只是100多年的事。容因為化石提供了事實根據,化石是古代生物遺留下來的部分遺體或活動的痕跡。找到人類骨骼化石和石器,可以了解古代人類的體質、智力和用具的發展水平。由化石發現的地點,可以知道古人類的地理分布及其所處的地質時代和生活環境。
二、文明來源
最新的研究發現,地球人類的文明可能源於萬年冰雪履蓋的南極大陸!而這一發現甚至曾得到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的支持。
事實上,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南極大陸可能存在史前文明的設想反復被提及,不少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以及考古學家紛紛將目光投向那片冰天雪地,其中一幅不可思議的古地圖更是加強了科學界對南極的思索。
三、人類文明進步的演進過程
人類工業文明的演進經歷了歐洲文藝復興,發展到殖民主義與資本時代;儒家文化的復興,將建立的應該是以人為本的全球化民權時代;因而,人類社會從神權社會到資本社會,從官本位社會到以人為本的人本社會,經歷三次工業革命,將進入地球文明的後工業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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