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這部書了解到的歷史有哪些

A. 資治通鑒的歷史背景是什麼

《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歷史著作，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和閱讀學習。這部書是北宋司馬內光主編的。容北宋時代，在中唐以來長期混戰之後，實現了國家統一，恢復和發展了社會經濟，繁榮了學術文化；同時，內政多弊，御戎不力，「積貧積弱」，局勢不穩。這是一個有生氣的時代，又是一個很苦悶的時代，是個前進的時代，又是個軟弱的時代。當時，君主將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慮如何生活，尋找出路。於是，有主張以「柔道」治天下，說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有立志改革，而實行變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鋌而走險，起義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識的人們，特別是歷史學家，如歐陽修、司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對現實而回顧歷史，企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借鑒歷史，為了有資於治國安邦，更好地解決現實矛盾。其中，司馬光主編（通鑒》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

B. 資治通鑒這本書講什麼的

史書，記載了宋代之前的各朝各代的歷史，包括周、秦、晉、宋、齊、梁、陳、隋、唐、後梁、後晉、後漢、後周等在內的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

C. 司馬遷寫的《資治通鑒》對了解中國歷史有什麼作用拜託各位大神

(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來代源著名的歷史著作，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和閱讀學習。這部書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北宋時代，在中唐以來長期混戰之後，實現了國家統一，恢復和發展了社會經濟，繁榮了學術文化；同時，內政多弊，御戎不力，「積貧積弱」，局勢不穩。這是一個有生氣的時代，又是一個很苦悶的時代，是個前進的時代，又是個軟弱的時代。當時，君主將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慮如何生活，尋找出路。於是，有主張以「柔道」治天下，說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有立志改革，而實行變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鋌而走險，起義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識的人們，特別是歷史學家，如歐陽修、司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對現實而回顧歷史，企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借鑒歷史，為了有資於治國安邦，更好地解決現實矛盾。其中，司馬光主編（通鑒》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

採納哦

D. 對「資治通鑒」的書評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資治通鑒》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在我們幾萬冊的史學典籍中，如果你要挑幾部最具代表性的，那必有《資治通鑒》。但一般讀者想把握其中的精義，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它篇幅巨大，從戰國三家分晉開始，到宋代建立之前的陳橋兵變，有1300多年歷史，共294卷篇幅。歷史學家在敘述歷史的過程中，往往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同一件事不同的歷史學家會有不同的表述，這就體現了他們的思想差異。對於《資治通鑒》這樣一部經典著作，如果只關注它的表面文字，不探究文字背後的深層涵義，哪怕讀得滾瓜爛熟，也不見得會了解這部書。

對於《資治通鑒》，以往大概有這么三種讀法。

第一種，訓蒙童的讀法。周一良先生小時候，他父親給他制定過一份日課，其中就有點讀《資治通鑒》的內容。這樣的情況，也可能出現在一些私塾中。這樣讀《資治通鑒》，除了了解基本歷史，主要是通曉句讀。以前的書籍，一般沒有句讀，小孩兒閱讀的過程中，需要自己點斷。今天復旦有些單位訓練研究生，也還在用這種方法練習古文閱讀能力。這當然是《資治通鑒》最簡單的讀法。

第二種讀法，也是大部分普通讀者的讀法，就是通讀《資治通鑒》，藉以了解宋朝以前的歷史。我在學校和社會上講過很多次《資治通鑒》，每次都會激起一些聽眾的興趣。很多聽眾就會去買一套《資治通鑒》，但是一般讀一段時間就會找到我說，太難了，有沒有什麼方法能讓我繼續讀下去。讀古文的過程本身就很困難，一般讀者讀《資治通鑒》就是一頁頁往下翻，再一看中華書局點校本《資治通鑒》有二十冊，就著急，恨不得一下看掉半本。大家算一下，這樣讀，即便能堅持一天讀一卷，讀完294卷至少也得294天。但這樣閱讀的效果不會太好，人腦的記憶功能有限，吸收新知識過快就容易忘掉舊的，看掉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除非真有非常充裕的時間，把《資治通鑒》翻來覆去讀，否則很難通過這條途徑掌握中國古代歷史。而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反反復復地閱讀《資治通鑒》中某一段內容，顯然不太現實。所以我經常對學生講，如果想了解中國通史，讀《資治通鑒》並不合適，還是選擇錢穆的《國史大綱》比較好。讀《國史大綱》當然也不容易，但只要有點毅力，一個學期看完應沒問題。另外，程度高點的同學可以去看清代學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

而第三種讀法，就是通過讀《資治通鑒》來做研究。這是專家們的事情，和多數普通讀者沒太大關系。

我今天主要想談另一種《資治通鑒》的讀法，也是我給復旦非歷史專業本科生開設通識課程「《資治通鑒》導讀」的主題內容，是用一種思想史的方法來解構、理解《資治通鑒》。

什麼叫思想史的讀法，思想史讀法的基本立足點在哪裡？《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我們今天給他一個歷史學家的頭銜，其實大家不要忘了，回到司馬光生活的那個時代，回到當時的場景中去，他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歷史學家，而是政治家。司馬光可以說是宋代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個時代的重大歷史事件幾乎他都參與。如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既是文學家也是政治家，而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領袖就是司馬光。司馬光並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司馬光就寫過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會危機，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張。司馬光所反對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變法的策略與具體內容，他認為王安石的方法行不通。反對失敗後，司馬光離開北宋首都開封，來到洛陽，一住就是十五年，而這十五年就是《資治通鑒》完成的重要時期。

從《資治通鑒》的編修受官方資助開始，到編修完成，前後十九年，大部分內容是司馬光洛陽定居時完成的。大家想想，一位關切時事、對時事有著深切觀察和思考的政治家，他在編修歷史的時候，難道就像一位普通歷史學教師這樣，僅僅是在講述歷史？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對《資治通鑒》研究越深，對司馬光了解越深刻，我們就能得出一個結論，這個結論雖然語言有些誇張，但基本立意是成立的，那就是，《資治通鑒》沒有一個字在講宋代，但每一個字都在講宋代。它對於歷史的解讀，對興衰成敗的總結，都是指向宋代的現實問題。司馬光在講自己編修《資治通鑒》的目的的時候，說「稽古以至治」，這句話的邏輯是，先去總結歷史經驗，然後找出治理國家的經驗和規律。我們知道，在編修之前，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思想家，所以當我們對《資治通鑒》進行認真的解讀，會發現，《資治通鑒》體現出來的東西，跟他講的這句話恰恰相反。為什麼是相反的？司馬光在編修前，頭腦中已經有一套治理國家的觀念。在這套觀念的引導下，司馬光再通過《資治通鑒》「稽古」。所以是他的政治觀念，決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敘述歷史，而不是通過稽古，另行總結一套政治觀念。

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資治通鑒》在劉備出場時，對這個歷史人物的描述。當《資治通鑒》講到某位重要歷史人物出場或退場時，都會用一些篇幅來描述這位人物的特點。《資治通鑒》說劉備的性格「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這些表述劉備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語言，顯然沿襲了《三國志》的文字。但《三國志》同時說劉備「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這些描寫劉備生性奢侈，甚至帶有些流氓性的語言，卻被《資治通鑒》刪除了。我們可以說，《資治通鑒》展現的劉備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國志》交代得全面。但《資治通鑒》為什麼要這么做？我們必須理解司馬光，以及那個時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學思潮，逐漸形成了以道德涵養為一切基礎的價值觀，司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對於這些儒學家來說，甚至於皇權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礎也在於道德。那麼一個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業，何以規勸以後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寫給皇帝看的教科書，對這個問題就有所考慮，因此刪去了劉備喜好聲色犬馬的文字，僅保留關於他有大志向的描寫。這就是典型的先有觀念，後有歷史。
而更復雜的一些政治話題，如改革問題、君臣關系問題、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問題等等，《資治通鑒》都有涉及，而這些話題的討論，看上去是在總結歷史，其實是有很深刻的現實指向。這就是我講的通過思想史的方法來讀《資治通鑒》，那這部書就是了解宋代思想狀況的一部史料，雖然它沒有講宋代。這才是它最本質的東西。

再舉個復雜些的例子。比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漢書里有全文，而《資治通鑒》中的就短了很多，那問題就來了，司馬光刪減的標准和依據是什麼？一旦我們重視這個問題，發現這些問題和宋代思想背景有著極為緊密的關聯。我們知道，漢代儒學的基礎在於天人感應，皇帝的權力原則上是絕對的權力，所以能制約皇帝權力的途徑極少，效果也有限，所以也就更強調天人感應。皇帝是天子，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說，皇帝不能亂來，一旦亂來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災字的本義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災來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該革命的時候了。

我們今天講革命，是想到農民伯伯去攻打縣衙之類的，而古文中革命是說上天不再對皇帝有所眷顧了，認為你不是一個合格的代表他來行使權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換一個代理者。這是漢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對每次日食都有詳細記載，因為那是最嚴重的天譴，太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認為太陽不見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嚴肅對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們就會紛紛給皇帝寫奏章，指責皇帝，理由五花八門，或說日食是因為皇帝造了某宮殿，或說因為皇帝輕信小人，不能說的話借這種機會全說出，皇帝是不能處罰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但到了宋代，這套不管用了。因為宋代科學知識積累了很多，歷法也很先進了，對天文現象有了很深的認識，有點知識的人都已經知道日食是有規律可循的自然現象。漢代的天人感應也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學的基礎，這也是歷史學在宋代特別發達的原因，因為要找到另外一套途徑來說服皇帝不能胡作非為，光靠天譴是不行的，所以通過總結歷史經驗來告誡。後來人總結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視理學。為什麼理學會成為宋代的文化標簽？用今天的話講（可能不太准確但仍然接近本質），宋代學者的理性思維要比前人們強得多，對於人性的認識，對於道德修養的要求，在宋代理學的系統中是擺在一個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的。比如四書《大學》中講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就能成為他人的榜樣，達到齊家的目的，這項完成後才有可能治國平天下。

這套觀念成為宋代政治哲學的基礎，關鍵在於宋代人對自然界的認識有了巨大的變化，和漢代人的觀念產生了巨大差別。天人感應在宋代也還講，宋代的皇帝挺不錯，非常配合學者們的這種講法。但儒家學者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政治哲學的基礎必須要有一個徹底的更新，也就是從天人的認識轉換到對人自身的認識，除了哲學之外，歷史學就是一個重要的途徑。所以對宋明理學的興起，我不太同意一種看法，就是強調其興起和佛學有很大的關系：因為佛學的邏輯系統嚴密，思想很深刻，哲學上的認識又是儒學比不上的，所以儒學家很有危機感，儒學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學的概念等等。我認為宋明理學更多是政治變化、人們認識變化的一個結果，而不僅僅是佛學的影響。

了解了這樣的思想背景，再來看《資治通鑒》如何處理漢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漢書》里的《天人三策》，開篇就講天人感應，非常能代表漢代儒學的特點，而司馬光偏偏將這段給刪掉了，《資治通鑒》中的《天人三策》，開篇立意已經和董仲舒的相去甚遠。但妙就妙在《資治通鑒》中《天人三策》的開篇文字，也是《漢書》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馬光刪掉了「天人」，留下並突出了「仁義」和「教化」，重點完全不一樣。仔細對比《漢書》和《資治通鑒》中的兩份《天人三策》，很容易發現，主題由原先的「天人關系」轉變成為禮樂教化。而教化是道德養成最重要的路徑之一。從中也可以看出，《資治通鑒》對於漢代文獻的刪減、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緊密的聯系。司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來編輯傳統文獻，決定什麼樣的文字能夠進入《資治通鑒》，什麼樣的文字不能進入。所謂「稽古以至治」，其實是司馬光以自己的觀念來剪裁歷史。

在《資治通鑒》的第291卷裡面，講到五代時候大名鼎鼎的馮道。在馮道去世的這則消息下面，司馬光引用了歐陽修對馮道的批評。司馬光和歐陽修之間有齟齬，所以《資治通鑒》很少引用歐陽修的文字，但在這里卻全文引用了歐陽修在《新五代史》里對馮道的評論，說明馮道這個人很值得說。五代時期政權更迭頻繁，五十四年換了五個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馮道卻是個例外，做過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晉、漢、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閔帝、末帝，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從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當時紛亂的政治背景下，無疑是個成功的人物，甚至有人送他「政壇不倒翁」的雅號。不僅五代至宋初對他的評價很高，馮道對自己這一生也顯然比較滿意。但到北宋中葉，對馮道的評價完全顛覆了。以歐陽修和司馬光為代表，對馮道歷仕各姓君主，毫無「節操」的行為，給予大張撻伐。

馮道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如何理解馮道現象？先講幾則馮道的故事。契丹滅晉時，遼太宗耶律德光進入開封，馮道應召到達，耶律德光問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馮道說：「現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契丹的殘暴舉措，保全了百姓。再就是馮道死時沒有存款，他的錢都用到那裡去了？馮道是河北河間人，他的家鄉是漢族和契丹沖突最劇烈的地方，經常有百姓被擄走當奴隸。他的錢大部分用來贖人和安置。關於馮道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他自稱「忠於國，孝於家」，這在五代時是沒有人反對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開始反對他，認為他沒有臉自稱「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對他的看法可以說是截然相反。為什麼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對「國」的看法不同。五代時，戰亂頻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軍閥，而像馮道這樣的文人是游離於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認為的「國」主要是指這個國家的老百姓，只要對得起老百姓，在軍閥的「虎狼叢中可立身」，皇帝的輪換他不想左右，也沒有能力左右。到了宋朝情況變了，當然宋儒也很看重老百姓，但是，宋代的政治結構和五代不同，為了解決政權更迭頻繁，為了國家長治久安，宋代皇帝採取了一系列舉措，非常著名的，就是「杯酒釋兵權」。當然不可能僅靠一杯酒就釋兵權，背後還有一系列的努力。宋代能夠長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軍閥政治，使得政治結構趨於穩定。而歐陽修和司馬光這樣的文人和皇帝的關系，和馮道與皇帝的關系就不一樣了，馮道和皇帝不是共生體，不屬於同一個利益集團，雖然很多皇帝要藉助於馮道的聲望，但馮道並沒有處於那個利益核心圈裡面。歐陽修說五代時殉節的都是武將，以此貶低馮道，也說明歐陽修對於那個時代的認識比較膚淺。因為在軍閥政治系統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敗的一方即使不殉節，也活不了。但文人是游離於政權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節的沒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統治的社會，皇帝通過文人和官僚管理國家，文人處於政治核心，在司馬光和歐陽修們看來，忠於國和忠於君是一體的，在這種思想背景下才會反對馮道。

《資治通鑒》的史料價值，分布在顯性和隱性兩個層面。顯性層面，就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讀法，就是要鉤沉它隱性層面的史料價值。這部書不直接講宋朝，但卻經常指涉宋朝現實。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記載：突厥領袖默啜自武則天時就經常騷擾邊境，但後來被部下所殺，那位部下拿著默啜的首級找到唐朝軍官郝靈荃來換賞錢。郝靈荃將首級交給朝廷後天天盼著朝廷的嘉獎，但當時宰相宋璟認為，如果郝靈荃得了豐厚的獎賞，就會導致很多邊將為了自己的功名富貴，故意挑起邊境戰事，以殺死少數民族領袖的方式來邀功。類似的案例在歷史上並不少見。於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給了郝靈荃非常有限的獎賞。郝靈荃失望慟哭而死。

這段文字後來有很多學者研究，比如胡三省。胡三省在注《資治通鑒》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認為司馬光的敘述錯了。胡三省說郝靈荃本來就沒有什麼功，只不過因人成事，撿了個便宜，所以拖延、壓低對他的獎賞，並不意味著宋璟有那麼長遠和深刻的邊境問題考慮，宋璟的決定只不過是因為郝靈荃功太小，沒什麼太復雜的想法。其實至於郝靈荃如何獲得默啜的首級，司馬光有詳細的記述，他完全知道郝靈荃沒啥功勞，胡三省的批駁沒啥道理，因為他是用司馬光顯然知道的事實來反駁司馬光。但司馬光為什麼還要這么敘述宋璟的想法？這是因為當時宋朝正在積極准備開拓邊境，司馬光認為發動戰爭機器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事實上，北宋也的確因此蒙受了很大的損失。司馬光這么說宋璟顯然是為了反對新政，勸說宋神宗。

因此，《資治通鑒》裡面很多看似講不通的地方，其實有它的深意。如果我們拋開思想史的眼光，就會一頭霧水，即使讀得很熟，也會發現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後人還有專門修訂《資治通鑒》的錯誤的。但是，如果你用今天我所講的這種方法來讀它，就會發現，很多表象上的「錯誤」其實背後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經過司馬光深思熟慮的。我們以為司馬光錯了，錯的其實是我們。要讀懂《資治通鑒》，思想史的方法是必須的。一定要先知道司馬光是一個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後再來考慮他的作品，而不能僅僅將《資治通鑒》當成一部簡單的歷史著作來閱讀。

最後談談我為什麼要開這樣一門通識課程。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樣一門課對於非歷史專業的本科生來說，是不是太難了。在課堂上，把復雜的問題通俗化，講得大家都能聽懂，需要一些技巧，不在這里討論。我想說的是，在通識教育中開設經典導讀課的目的和意義，究竟在哪裡？是傳授具體的知識嗎？是要讓學生記住你所講的嗎？多數學生在進入工作領域後，根本沒有機會再接觸這些具體的知識點，記住了也沒太大用處。真正能讓他們受益終身的，是教會他們讀書的方法，培養他們思考的習慣，這將在無形中提高他們發現、解決問題的能力。用思想史的方法解讀《資治通鑒》，說白了，就是要告訴他們看問題不能停留在表面，要學會透析文字背後的內容。這看起來是老生常談的問題，真正做起來並不容易。解剖《資治通鑒》，是一個示範過程。學生上這門課，是接受一次這樣的訓練。最終的目的，是希望他們能學會用這種方法解決更多、更現實的問題。

E. 讀了資治通鑒能使我們了解哪一段歷史中的人物和事件

《資復治通鑒》（常簡作《通制鑒》），由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完成。主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
《資治通鑒》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F. 談談你對《資治通鑒》的認識

轉一篇論文供參考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資治通鑒》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在我們幾萬冊的史學典籍中，如果你要挑幾部最具代表性的，那必有《資治通鑒》。但一般讀者想把握其中的精義，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它篇幅巨大，從戰國三家分晉開始，到宋代建立之前的陳橋兵變，有1300多年歷史，共294卷篇幅。歷史學家在敘述歷史的過程中，往往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同一件事不同的歷史學家會有不同的表述，這就體現了他們的思想差異。對於《資治通鑒》這樣一部經典著作，如果只關注它的表面文字，不探究文字背後的深層涵義，哪怕讀得滾瓜爛熟，也不見得會了解這部書。

對於《資治通鑒》，以往大概有這么三種讀法。

第一種，訓蒙童的讀法。周一良先生小時候，他父親給他制定過一份日課，其中就有點讀《資治通鑒》的內容。這樣的情況，也可能出現在一些私塾中。這樣讀《資治通鑒》，除了了解基本歷史，主要是通曉句讀。以前的書籍，一般沒有句讀，小孩兒閱讀的過程中，需要自己點斷。今天復旦有些單位訓練研究生，也還在用這種方法練習古文閱讀能力。這當然是《資治通鑒》最簡單的讀法。

第二種讀法，也是大部分普通讀者的讀法，就是通讀《資治通鑒》，藉以了解宋朝以前的歷史。我在學校和社會上講過很多次《資治通鑒》，每次都會激起一些聽眾的興趣。很多聽眾就會去買一套《資治通鑒》，但是一般讀一段時間就會找到我說，太難了，有沒有什麼方法能讓我繼續讀下去。讀古文的過程本身就很困難，一般讀者讀《資治通鑒》就是一頁頁往下翻，再一看中華書局點校本《資治通鑒》有二十冊，就著急，恨不得一下看掉半本。大家算一下，這樣讀，即便能堅持一天讀一卷，讀完294卷至少也得294天。但這樣閱讀的效果不會太好，人腦的記憶功能有限，吸收新知識過快就容易忘掉舊的，看掉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除非真有非常充裕的時間，把《資治通鑒》翻來覆去讀，否則很難通過這條途徑掌握中國古代歷史。而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反反復復地閱讀《資治通鑒》中某一段內容，顯然不太現實。所以我經常對學生講，如果想了解中國通史，讀《資治通鑒》並不合適，還是選擇錢穆的《國史大綱》比較好。讀《國史大綱》當然也不容易，但只要有點毅力，一個學期看完應沒問題。另外，程度高點的同學可以去看清代學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

而第三種讀法，就是通過讀《資治通鑒》來做研究。這是專家們的事情，和多數普通讀者沒太大關系。

我今天主要想談另一種《資治通鑒》的讀法，也是我給復旦非歷史專業本科生開設通識課程「《資治通鑒》導讀」的主題內容，是用一種思想史的方法來解構、理解《資治通鑒》。

什麼叫思想史的讀法，思想史讀法的基本立足點在哪裡？《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我們今天給他一個歷史學家的頭銜，其實大家不要忘了，回到司馬光生活的那個時代，回到當時的場景中去，他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歷史學家，而是政治家。司馬光可以說是宋代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個時代的重大歷史事件幾乎他都參與。如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既是文學家也是政治家，而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領袖就是司馬光。司馬光並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司馬光就寫過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會危機，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張。司馬光所反對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變法的策略與具體內容，他認為王安石的方法行不通。反對失敗後，司馬光離開北宋首都開封，來到洛陽，一住就是十五年，而這十五年就是《資治通鑒》完成的重要時期。

從《資治通鑒》的編修受官方資助開始，到編修完成，前後十九年，大部分內容是司馬光洛陽定居時完成的。大家想想，一位關切時事、對時事有著深切觀察和思考的政治家，他在編修歷史的時候，難道就像一位普通歷史學教師這樣，僅僅是在講述歷史？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對《資治通鑒》研究越深，對司馬光了解越深刻，我們就能得出一個結論，這個結論雖然語言有些誇張，但基本立意是成立的，那就是，《資治通鑒》沒有一個字在講宋代，但每一個字都在講宋代。它對於歷史的解讀，對興衰成敗的總結，都是指向宋代的現實問題。司馬光在講自己編修《資治通鑒》的目的的時候，說「稽古以至治」，這句話的邏輯是，先去總結歷史經驗，然後找出治理國家的經驗和規律。我們知道，在編修之前，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思想家，所以當我們對《資治通鑒》進行認真的解讀，會發現，《資治通鑒》體現出來的東西，跟他講的這句話恰恰相反。為什麼是相反的？司馬光在編修前，頭腦中已經有一套治理國家的觀念。在這套觀念的引導下，司馬光再通過《資治通鑒》「稽古」。所以是他的政治觀念，決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敘述歷史，而不是通過稽古，另行總結一套政治觀念。

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資治通鑒》在劉備出場時，對這個歷史人物的描述。當《資治通鑒》講到某位重要歷史人物出場或退場時，都會用一些篇幅來描述這位人物的特點。《資治通鑒》說劉備的性格「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這些表述劉備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語言，顯然沿襲了《三國志》的文字。但《三國志》同時說劉備「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這些描寫劉備生性奢侈，甚至帶有些流氓性的語言，卻被《資治通鑒》刪除了。我們可以說，《資治通鑒》展現的劉備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國志》交代得全面。但《資治通鑒》為什麼要這么做？我們必須理解司馬光，以及那個時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學思潮，逐漸形成了以道德涵養為一切基礎的價值觀，司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對於這些儒學家來說，甚至於皇權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礎也在於道德。那麼一個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業，何以規勸以後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寫給皇帝看的教科書，對這個問題就有所考慮，因此刪去了劉備喜好聲色犬馬的文字，僅保留關於他有大志向的描寫。這就是典型的先有觀念，後有歷史。
而更復雜的一些政治話題，如改革問題、君臣關系問題、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問題等等，《資治通鑒》都有涉及，而這些話題的討論，看上去是在總結歷史，其實是有很深刻的現實指向。這就是我講的通過思想史的方法來讀《資治通鑒》，那這部書就是了解宋代思想狀況的一部史料，雖然它沒有講宋代。這才是它最本質的東西。

再舉個復雜些的例子。比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漢書里有全文，而《資治通鑒》中的就短了很多，那問題就來了，司馬光刪減的標准和依據是什麼？一旦我們重視這個問題，發現這些問題和宋代思想背景有著極為緊密的關聯。我們知道，漢代儒學的基礎在於天人感應，皇帝的權力原則上是絕對的權力，所以能制約皇帝權力的途徑極少，效果也有限，所以也就更強調天人感應。皇帝是天子，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說，皇帝不能亂來，一旦亂來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災字的本義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災來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該革命的時候了。

我們今天講革命，是想到農民伯伯去攻打縣衙之類的，而古文中革命是說上天不再對皇帝有所眷顧了，認為你不是一個合格的代表他來行使權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換一個代理者。這是漢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對每次日食都有詳細記載，因為那是最嚴重的天譴，太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認為太陽不見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嚴肅對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們就會紛紛給皇帝寫奏章，指責皇帝，理由五花八門，或說日食是因為皇帝造了某宮殿，或說因為皇帝輕信小人，不能說的話借這種機會全說出，皇帝是不能處罰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但到了宋代，這套不管用了。因為宋代科學知識積累了很多，歷法也很先進了，對天文現象有了很深的認識，有點知識的人都已經知道日食是有規律可循的自然現象。漢代的天人感應也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學的基礎，這也是歷史學在宋代特別發達的原因，因為要找到另外一套途徑來說服皇帝不能胡作非為，光靠天譴是不行的，所以通過總結歷史經驗來告誡。後來人總結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視理學。為什麼理學會成為宋代的文化標簽？用今天的話講（可能不太准確但仍然接近本質），宋代學者的理性思維要比前人們強得多，對於人性的認識，對於道德修養的要求，在宋代理學的系統中是擺在一個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的。比如四書《大學》中講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就能成為他人的榜樣，達到齊家的目的，這項完成後才有可能治國平天下。

這套觀念成為宋代政治哲學的基礎，關鍵在於宋代人對自然界的認識有了巨大的變化，和漢代人的觀念產生了巨大差別。天人感應在宋代也還講，宋代的皇帝挺不錯，非常配合學者們的這種講法。但儒家學者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政治哲學的基礎必須要有一個徹底的更新，也就是從天人的認識轉換到對人自身的認識，除了哲學之外，歷史學就是一個重要的途徑。所以對宋明理學的興起，我不太同意一種看法，就是強調其興起和佛學有很大的關系：因為佛學的邏輯系統嚴密，思想很深刻，哲學上的認識又是儒學比不上的，所以儒學家很有危機感，儒學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學的概念等等。我認為宋明理學更多是政治變化、人們認識變化的一個結果，而不僅僅是佛學的影響。

了解了這樣的思想背景，再來看《資治通鑒》如何處理漢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漢書》里的《天人三策》，開篇就講天人感應，非常能代表漢代儒學的特點，而司馬光偏偏將這段給刪掉了，《資治通鑒》中的《天人三策》，開篇立意已經和董仲舒的相去甚遠。但妙就妙在《資治通鑒》中《天人三策》的開篇文字，也是《漢書》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馬光刪掉了「天人」，留下並突出了「仁義」和「教化」，重點完全不一樣。仔細對比《漢書》和《資治通鑒》中的兩份《天人三策》，很容易發現，主題由原先的「天人關系」轉變成為禮樂教化。而教化是道德養成最重要的路徑之一。從中也可以看出，《資治通鑒》對於漢代文獻的刪減、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緊密的聯系。司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來編輯傳統文獻，決定什麼樣的文字能夠進入《資治通鑒》，什麼樣的文字不能進入。所謂「稽古以至治」，其實是司馬光以自己的觀念來剪裁歷史。

在《資治通鑒》的第291卷裡面，講到五代時候大名鼎鼎的馮道。在馮道去世的這則消息下面，司馬光引用了歐陽修對馮道的批評。司馬光和歐陽修之間有齟齬，所以《資治通鑒》很少引用歐陽修的文字，但在這里卻全文引用了歐陽修在《新五代史》里對馮道的評論，說明馮道這個人很值得說。五代時期政權更迭頻繁，五十四年換了五個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馮道卻是個例外，做過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晉、漢、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閔帝、末帝，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從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當時紛亂的政治背景下，無疑是個成功的人物，甚至有人送他「政壇不倒翁」的雅號。不僅五代至宋初對他的評價很高，馮道對自己這一生也顯然比較滿意。但到北宋中葉，對馮道的評價完全顛覆了。以歐陽修和司馬光為代表，對馮道歷仕各姓君主，毫無「節操」的行為，給予大張撻伐。

馮道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如何理解馮道現象？先講幾則馮道的故事。契丹滅晉時，遼太宗耶律德光進入開封，馮道應召到達，耶律德光問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馮道說：「現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契丹的殘暴舉措，保全了百姓。再就是馮道死時沒有存款，他的錢都用到那裡去了？馮道是河北河間人，他的家鄉是漢族和契丹沖突最劇烈的地方，經常有百姓被擄走當奴隸。他的錢大部分用來贖人和安置。關於馮道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他自稱「忠於國，孝於家」，這在五代時是沒有人反對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開始反對他，認為他沒有臉自稱「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對他的看法可以說是截然相反。為什麼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對「國」的看法不同。五代時，戰亂頻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軍閥，而像馮道這樣的文人是游離於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認為的「國」主要是指這個國家的老百姓，只要對得起老百姓，在軍閥的「虎狼叢中可立身」，皇帝的輪換他不想左右，也沒有能力左右。到了宋朝情況變了，當然宋儒也很看重老百姓，但是，宋代的政治結構和五代不同，為了解決政權更迭頻繁，為了國家長治久安，宋代皇帝採取了一系列舉措，非常著名的，就是「杯酒釋兵權」。當然不可能僅靠一杯酒就釋兵權，背後還有一系列的努力。宋代能夠長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軍閥政治，使得政治結構趨於穩定。而歐陽修和司馬光這樣的文人和皇帝的關系，和馮道與皇帝的關系就不一樣了，馮道和皇帝不是共生體，不屬於同一個利益集團，雖然很多皇帝要藉助於馮道的聲望，但馮道並沒有處於那個利益核心圈裡面。歐陽修說五代時殉節的都是武將，以此貶低馮道，也說明歐陽修對於那個時代的認識比較膚淺。因為在軍閥政治系統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敗的一方即使不殉節，也活不了。但文人是游離於政權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節的沒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統治的社會，皇帝通過文人和官僚管理國家，文人處於政治核心，在司馬光和歐陽修們看來，忠於國和忠於君是一體的，在這種思想背景下才會反對馮道。

《資治通鑒》的史料價值，分布在顯性和隱性兩個層面。顯性層面，就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讀法，就是要鉤沉它隱性層面的史料價值。這部書不直接講宋朝，但卻經常指涉宋朝現實。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記載：突厥領袖默啜自武則天時就經常騷擾邊境，但後來被部下所殺，那位部下拿著默啜的首級找到唐朝軍官郝靈荃來換賞錢。郝靈荃將首級交給朝廷後天天盼著朝廷的嘉獎，但當時宰相宋璟認為，如果郝靈荃得了豐厚的獎賞，就會導致很多邊將為了自己的功名富貴，故意挑起邊境戰事，以殺死少數民族領袖的方式來邀功。類似的案例在歷史上並不少見。於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給了郝靈荃非常有限的獎賞。郝靈荃失望慟哭而死。

這段文字後來有很多學者研究，比如胡三省。胡三省在注《資治通鑒》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認為司馬光的敘述錯了。胡三省說郝靈荃本來就沒有什麼功，只不過因人成事，撿了個便宜，所以拖延、壓低對他的獎賞，並不意味著宋璟有那麼長遠和深刻的邊境問題考慮，宋璟的決定只不過是因為郝靈荃功太小，沒什麼太復雜的想法。其實至於郝靈荃如何獲得默啜的首級，司馬光有詳細的記述，他完全知道郝靈荃沒啥功勞，胡三省的批駁沒啥道理，因為他是用司馬光顯然知道的事實來反駁司馬光。但司馬光為什麼還要這么敘述宋璟的想法？這是因為當時宋朝正在積極准備開拓邊境，司馬光認為發動戰爭機器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事實上，北宋也的確因此蒙受了很大的損失。司馬光這么說宋璟顯然是為了反對新政，勸說宋神宗。

因此，《資治通鑒》裡面很多看似講不通的地方，其實有它的深意。如果我們拋開思想史的眼光，就會一頭霧水，即使讀得很熟，也會發現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後人還有專門修訂《資治通鑒》的錯誤的。但是，如果你用今天我所講的這種方法來讀它，就會發現，很多表象上的「錯誤」其實背後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經過司馬光深思熟慮的。我們以為司馬光錯了，錯的其實是我們。要讀懂《資治通鑒》，思想史的方法是必須的。一定要先知道司馬光是一個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後再來考慮他的作品，而不能僅僅將《資治通鑒》當成一部簡單的歷史著作來閱讀。

最後談談我為什麼要開這樣一門通識課程。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樣一門課對於非歷史專業的本科生來說，是不是太難了。在課堂上，把復雜的問題通俗化，講得大家都能聽懂，需要一些技巧，不在這里討論。我想說的是，在通識教育中開設經典導讀課的目的和意義，究竟在哪裡？是傳授具體的知識嗎？是要讓學生記住你所講的嗎？多數學生在進入工作領域後，根本沒有機會再接觸這些具體的知識點，記住了也沒太大用處。真正能讓他們受益終身的，是教會他們讀書的方法，培養他們思考的習慣，這將在無形中提高他們發現、解決問題的能力。用思想史的方法解讀《資治通鑒》，說白了，就是要告訴他們看問題不能停留在表面，要學會透析文字背後的內容。這看起來是老生常談的問題，真正做起來並不容易。解剖《資治通鑒》，是一個示範過程。學生上這門課，是接受一次這樣的訓練。最終的目的，是希望他們能學會用這種方法解決更多、更現實的問題。

G. 資治通鑒中講了哪幾個朝代的歷史

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共294卷，耗時19年。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紀元前403年）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紀元959年）征淮南，計跨16個朝代，共1363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它是中國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資治通鑒》全書294卷，約300多萬字，另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資治通鑒》所記歷史斷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前後共1361年。全書按朝代分為十六紀，即《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梁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

H. 史書資治通鑒是屬於哪一類體例的歷史

《資治通鑒》來是屬於編年體通史的歷史自。

《資治通鑒》是北宋時期由司馬光所編寫的一部擁有著多卷本的編年體史書，整部史書一共有二百九十四卷，司馬光從公元前403年開始一直到公元959年，總共耗時十九年編寫完成。

《資治通鑒》主要是以時間為大綱，以事件為目錄所編寫的，一共涵蓋的有十六個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

在這本書裡面，司馬光總結出來了很多經驗和教訓，共統治者們來借鑒，宋神宗看到這本書以後認為這本書可以歷史的得失來作為借鑒，從而加強統治，所以定名為《資治通鑒》。

(8)資治通鑒這部書了解到的歷史有哪些擴展閱讀：

《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極為重要的一部編年體通史，被視為君臣士人的必修教科書，即使在現當代，也有重大影響。

其以各朝各代治亂興衰為線索，在記錄歷史的同時，分析帝王人臣的品德善惡，治國理政的政策得失，總結王朝更替的經驗教訓。

載史明鑒之同時，《資治通鑒》仍不乏文學色彩與哲思光芒，其中無數驚世醒人的歷代往事與振聾發聵的名言警句，使人過目難忘，品味不盡。

它可以怡情，可以增智，可以導正，可以借鑒，是人生不可多得之良言，據說毛澤東將《資治通鑒》讀過17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