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佛教以慈悲為重,歷史上為何有四位帝王先後進行滅佛運動
這四位帝王之所以進行滅佛,是因為當時佛教號召力太大,威脅到他的統治,老虎在睡覺,豈會允許他人在一旁打鼾。這四位號稱「三武一宗」,「三武」是指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燾、北周的武帝宇文邕、唐朝的武宗李炎;「一宗」指的是後周的世宗柴榮,他的謚號帶有一個"宗"字。歷史界學者一般統稱他們為"三武一宗"滅佛。而這四個人之所以要和佛教打壓或者滅掉佛教,都是有各自原因的,共性特點就是維護自身統治地位,增強統治力。下面我們分別細說各自的原因:
首先是北魏的拓跋燾,拓跋燾是個窮兵黷武的皇帝,喜歡到處征伐,攻城掠地,這就需有一定人力和物力作為後盾。當時佛教的實力比較雄厚,經常會有宗教派系之間斗爭,因而他們會藏有一定量兵器,並且各自的武裝隊伍逐漸壯大。僧兵逐漸變多,實力強過普通軍士,他們還不用交稅,不服兵役及徭役,這就讓皇帝急了,人和財都少了,遂開始滅佛。
柴榮滅佛就比較直接,政權剛建立,百廢待興,需要錢,佛教信徒多捐的也多,並且寺廟里有大量銅像,這就等於是錢財,是只大肥羊。綜上而言,這幾位滅佛都是為了鞏固自身地位。
Ⅱ 中國人明明非常信仰佛教,為什麼古代有那麼多次滅佛事件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世界范圍內擁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和龐大的信徒數量,而作為兩千年前就引入佛教的中國,自然也深受其影響。
在中國,人們一提到佛教,往往就會想到檀香繚繞的寺廟、剃發修行的僧人,以及各種清規戒律,而中國的佛教又是經歷過本土化的佛教,與別處有不少差異。可以說,佛教在中國就是清凈、禁慾的代名詞。
Ⅲ 歷史上發生了那麼多次滅佛運動,我看過一個人說的,感覺有點道理,佛教的這些東西會不會有的是錯的
一百個人心中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任何宗教這開宗立派的時候都是不完善的,內經過幾代人容的努力日臻完善,佛教也好,其他宗教也罷都是在不斷自我完善的,因為他們要去適應時代的發展。
至於是被推崇還是被滅完全取決於是否對掌權者有用,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當權者推崇佛教,那麼滅佛運動的興起就是掌權者不喜歡佛教的理論,或者與當時的國家政策不符。
現在的社會太浮躁,人人向錢看、向厚賺,認真解讀經典的人有幾個?即使是出家人又能有幾個真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都會或多或少的沾染俗世的銅臭,因此不是教義有錯而是人心有錯,解讀的人傳承者的能力都是參差不齊的,那麼往後流傳的過程中能否正確也是未知數,但是主旨把握好了(導人向善)就不會有太大的偏差。
Ⅳ 歷史上三次滅佛的原因是什麼
中國佛教的發展歷程並非一帆風順,不僅有曲折,而且劫難甚多。據「中國通史」等資料記載「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後周世宗顯德二年(公元954年)」的四次滅佛運動,即稱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難。
首次法難是在北魏滅掉北涼後,北魏統治者面對錯綜復雜的各種社會矛盾,道武帝為鞏固其統治地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屯田、發展農業、注意改善民族關系等,對佛教也較為寬松,故使佛教在較短的五六十年間,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好景不長,後因太武帝聽信了道教的片面言詞,說佛教是外來宗教,不可信之,不如本土道教好而真,再加上其它多種因素,他就斷然放棄了對佛教的支持而轉向道教,將年號也改為「太平真君」,並於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3月,悍然發動了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其運動之慘烈,著實令人可怕,逢寺廟就燒,見僧人不是被殘殺,就是趕出廟門,強行還俗。當然,五台山寺廟也難逃此劫,同樣被焚燒殆盡。這就是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難。
太武帝的滅法,從表面上看,已完全被禁絕,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公民的個人信仰問題,僅靠暴力行動或是簡單的行政命令手段去打擊是根本不可能如願以償的,往往是事與願違。請看:時隔不到六年,文成帝繼位後的第三年,就將太武帝的滅法措施全部廢除,同時,推行了復興和發展佛教的舉措。他首先在北魏的都城平陽(今大同)附近,大規模地開鑿石窟,接著在五台山被燒毀寺廟的廢墟上大興土木,如對五台山的大孚靈鷲寺(今顯通寺)首先動工新建,特別是北魏孝文帝即位後,對靈鷲寺又進行了擴建,在該寺周圍又新建了善經院、真容院等十二個院。他不僅在台內大修寺廟,而且在台外,也新建了不少寺廟,如佛光寺、嵌岩寺等。故而佛教發展之快、規模之大、僧人之多和寺廟經濟的急劇增加,實令世人驚嘆。據史料記載,到北齊時,僅五台山寺廟就增到近二百餘處,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詔在五個台頂各建一寺,使佛教發展出現了歷史上第一個高峰。
第二次法難,是在周武帝建德三年,因黃帝宇文覺年幼,大權掌握在堂兄宇文護手中,次年宇文護立宇文邕為帝,即太武帝,建德元年,新帝宇文邕殺了堂兄,自己獨掌朝政,他為維護其統治,在兵制、經濟等方面進行改革後,即首先向佛教開刀,後親率六萬大軍進攻齊,齊亡後,北周統一了北方大部;周武帝(公元578年)死後,子繼位,楊堅輔政,又宣布恢復奉行佛教。次年(公元581年)逼帝禪位,楊堅自立為帝,建立隋朝。
第三次法難,盛唐時期,佛教發展很快,寺廟由政府賜田,並給以免稅、免役等特權,從而使佛教的發展出現了歷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如五台山的寺廟就猛增到近三百六十餘座,僧尼人數最多時近萬人,這時的五台山就已成為我國最著名的名山之一,也是名符其實的佛教聖地。尤其武則天執政時期,更是佛教的黃金年代,佛教居其它宗教之上,此時,社會上幾乎形成了崇佛學佛熱,社會人士大多數信佛,甚至有的棄官出家當了和尚。寺廟經濟也急劇增加,據史料記載,寺院和地主財富,幾乎占天下財富的十之七八。面對寺院經濟和地方勢力的惡性膨脹,致使國家財政吃緊,正當唐武帝束手無策之際,反佛代表人物唐奕站出來,用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揭露和批判佛教宣揚的唯心史觀,並一針見血地說:人的「生死壽天」是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他還把魏晉以來的反佛代表人物編為「高識傳」作為反佛斗爭的武器。唐武帝本來對佛教就很厭惡,這樣下來,就更助長了他滅佛的決心,接著於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下令清查全國寺院及僧侶人數,八月又令限期拆毀全國寺廟4600座和私立僧居四萬多所,如五台山僅留下一個偏僻小廟南禪寺,命令僧尼全部還俗回家,使佛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這就是佛教徒稱之為的「會昌法難」。
第四次法難,是「五代十國」末期的公元954年,後周世宗繼位後,他吸取了歷史上前三次的滅佛經驗教訓,在經濟、政治及軍事方面進行了整頓、改革後,對滅佛沒有採用暴力手段,而是通過行使政府職能下令廢除全國寺院30360所,僧居兩萬多處,迫使僧尼還俗回家,自謀出路,並令將寺廟銅佛全部熔毀鑄錢,國家鑄錢是為了利於商品交換和促進經濟發展。總之,後周世宗的這些重大舉措,對當時經濟發展和加強中央集權都有重大意義。但由於這位封建君主正處在大勢將去的「五代」末期,執政不到六年,就被(宋)趙匡胤滅亡了。
那麼我們從佛教史上的「四次」法難和其它一些相關的問題應如何看待呢。
從封建君主的滅佛看,都有因有果,並非無緣無故,也非一時心血來潮。客觀些講,也是形勢所逼。但對我國眾多文物古跡的嚴重破壞,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從這一點說,也是華夏民族的一大劫難。
Ⅳ 歷史上出現了三次大規模滅佛,他們為什麼要滅佛
1,北魏為了一統北方,推行全民皆兵制度,然而和尚一向是免除賦稅、兵役。北魏太版武帝下詔書,凡是低於五權十歲以下僧眾全部還俗。並且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天師道,最後逐漸發展為「滅佛」行動。宰相崔浩奉勸北魏太武帝信奉道教,並且前去嵩山祭祀。後來北魏太武帝又自稱太平真君,並且修改年號為太平真君。直到六年後,北魏太武帝駕崩,北魏文成帝繼位,才重新恢復了佛教地位。
2,北周武帝滅殺宇文護,將大權歸攏在自己手上。然後在第二年,召集百官、僧道討論「儒、佛、道」三者地位。最後得出「以儒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後」,然而這些只是滅佛的前奏。北齊滅亡後,佛教才算是迎來真的滅頂之災。摧毀四萬多座寺廟,強制命令300多萬僧侶還俗。
3,唐朝武則天作為第一個女皇帝,為了能夠名正言順的登基,曾經藉助佛教的影響穩固了局勢。從這個時候開始,佛教算是到了輝煌時刻。佛教的影響一直持續到唐穆宗、唐敬宗等人,其人數大規模上升,但是也加重了國家負擔。唐武宗即位後,為了重整國務,收復失地,決定展開「滅佛」行動。他認為廢佛是恢復國家強盛的唯一辦法,然而佛教之所以在唐朝這么盛行,其中武則天的推動作用不可被忽略。
Ⅵ 南北朝時,為何會出現滅佛運動佛教對中國到底有沒有貢獻
歷史上的幾次滅法(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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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儒佛道三教在中國社會的地位不斷在變化,有時是儒教居首,有時是道教在先,有的時是佛教領頭。從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看,儒教一直穩居主導地位。佛教確實有過幾次大發展時期,在某個一定時期還占據了優勢地位。但是由於儒家的特殊性,不論佛教怎樣發展,總是要遭到抑制,歷史上就發生過四次由朝庭嚴厲限制佛教的活動,從毀像、破廟、焚經、令還俗、收寺產、乃至對僧人處以極刑等等。
晉後,在朝庭的提倡下,佛教超大膨脹,寺廟里有他們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裝組織——僧兵;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寺產;僧人不交捐納稅不服兵役也不出勞役;俗人犯了罪,逃入寺廟中削發為僧,政府就奈何不得他了,寺廟成了無數個國中之國。
從北齊始,皇家崇佛,全國有寺廟四萬所,僧尼三百萬人,佔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還多。如此狀況使朝庭財稅大量流失,徵集兵員,徵用勞役人員也成了問題,佛教也開始走向自己的反面。
第一次大規模的滅法發生在南北朝的北魏時期。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二月(公元 446 年)長安發生兵變,太武領兵親征,部隊在長安不遠的地方駐營,附近有個佛寺,兵士們沒事時,到寺里看玩,發現寺里有很多刀槍甲盾,回來就給他們的頭頭講,這頭頭去看了確實如此,於是報到一個叫崔浩的官員那裡,崔浩上報太武帝,太武下令搜查。這一搜可不得了,搜出了大量武器,和長安叛軍的往來信件等,更有甚者是還搜出多個暗藏在密室中,供僧人淫樂的年青婦女。太武帝大怒,下令:毀長安一切佛像胡經,凡暗藏武器淫樂婦女的,無論老少一律活埋擊殺。其餘罰為奴。並召令四方用長安之法,自此魏境寺不復存,由於太子南安王的保護,有些沙門得以逃走,只留下一條性命。
太武滅法不久,正當壯年的太武突然病故,反對滅法的人找到了借口,說是滅法而得罪了菩薩,故遭此報應。大家把這股惡氣發泄在那個替罪羊崔浩身上,說是他蠱惑皇上滅法,罪該萬死,結果車裂。佛教在魏境也得以死後復生。
第一次滅佛不到一百年,佛教又超常規發展,到了南北朝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當政時期(公元 561 年至 578 年在位),周武帝滅北齊後,召五百大僧人入宮,宣布廢佛,令僧尼還俗,並允許辯論。有叫慧遠的僧人與武帝辯論,最後慧遠詞窮理屈,只能拿出所謂的阿鼻地獄(佛經中描述的極為殘暴的地獄)相威協,武帝滅佛意堅決,回答說,只要百姓得樂,我也願意受地獄之苦。這次滅法只毀像破塔燒經,令僧尼還俗,不殺僧人。共還俗僧人 300 萬 人,退寺院 4 萬座,這是歷史上的第二次滅法。
唐太宗李世民倡道教,高宗李治和武則天兩口子都崇佛,玄宗李隆基也崇佛,按照佛教的教規,他不能和楊玉環同床歡樂的,為了搞到楊玉環才改信道教,封楊玉環為太真人。大家熟知的唐朝的安史之亂發,太子李亨自登帝位,稱肅宗。在大將郭子儀李光弼的軍事打擊,和安祿山內部爭斗兩個原因的作用下,安史之亂得以平息。可是這個肅宗皇帝始終認為是他手下一個叫不空的僧人念經,求得佛祖的保佑,才使得這場大亂平息,真是莫名其妙。
後來的憲宗皇帝李純竟然在皇宮中迎佛骨,有名的大文學家韓愈,因為上書反對迎佛骨進宮,結果被削職發配到嶺南的潮州。途中寫下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的千古傳誦名句。
公元 840 年唐武宗李炎即位,這個人堅信道教,偏偏不信佛。在位時多次下令抬高道教地位,限制佛教活動。顯德二年四月(公元 845 年)下詔陳佛教之弊,毀寺還俗僧尼,收寺產良田。凡欲出家的需有家長之命。惟兩京、大名、京兆、青州可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僅存 2694 所,廢30336 所,留僧42444 人,尼 18756 人。
第四次滅佛發生在公元 955 年,這時歷史已經發展到了五代十國的後周,後周世宗柴榮在位。這年的五月,世宗下詔:惡僧尼耗碩天下,非敕額者悉廢之。上都、東都兩街各二寺,每留僧 30 人,天下節度使、觀察使治所,及同州、華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列三等,上留僧 20 人,中留 10 人,下留 5 人。余僧、尼、大秦穆護、妖僧皆勒歸俗。寺非留者,令立毀撤,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茸公廨驛舍,銅像鍾磬以鑄錢。還俗僧尼261000 人,收寺院奴婢 15 萬人。
這四個滅佛的皇帝中,有三個皇帝的帝號帶武字,另外一個皇帝是周世宗,史家將這四件事聯系在一起,稱「三武一宗滅法」。
為了適應中國的國情,後來有些僧人創立了叢林制度,僧人不再以化緣為生活主要來源,寺廟開田種地自給自足,過去啥事不幹的和尚們,也捲起僧袍下地幹活,漸漸緩和了寺廟與政府的矛盾,從那以後再也沒有發生滅佛的事。
唐中期以後,歷朝都嚴格控制僧尼數量,凡剃度出家都得政府批准,得拿錢向州縣政府購買度牘,才是合法的專業神職人員。清乾隆年間,廢除了這一制度。職業僧人由此大增。朋友,你的提問很久了,該選個答案了.
Ⅶ 中國人信仰佛教,為什麼在古代還有那麼多次滅佛事件
佛教是我國三大宗教之一,在民間有很廣泛的影響力跟深厚的群眾基礎。甚至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有很多家庭都信奉佛教。可是我們翻閱歷史,會發現有好幾次滅佛事件,其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帝王並不信奉佛教,或者信道信儒。而且佛教子弟可以減免賦稅徭役,隨著僧人增加,對國家財政造成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戰亂期間僧人從中謀取暴利,損害國家的利益。
政治利益是一切的出發點
古代之所以對佛教興起滅亡的運動,其原因還是佛教在一定時期損害了國家利益,而政治利益又是國家的一切的出發點。而且通過觀察可以發現統治者滅亡佛教不是想針對宗教而是那些從中牟利不法的僧人。
Ⅷ 歷史上的滅佛運動
中國歷史上四次由封建帝王發動的禁止佛教事件。這四位帝王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後周世宗柴榮。又稱三武一宗法難。
北魏太武帝禁佛太武帝在位期間銳志武功,統一江北諸地。他初崇佛法,後因受道士寇謙之等的影響,轉奉道教,並親受符籙,於440年改元為太平真君。認為佛教系「西戎虛誕」,「為世費害」。太平真君五年,詔禁王公以下至庶人私養沙門,九月殺僧領玄高、慧崇等。七年,太武帝西徵到達長安,見佛寺內藏有兵器,又查出「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窟室,與貴室女私行****」。司徒崔浩因之上疏請誅天下沙門,毀諸寺院經像。三月,帝下詔誅長安沙門,並命留守平城的太子晃下令廢除全國佛教。詔曰:「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象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素信佛法,緩發詔書,使遠近皆有所豫聞。因此四方沙門多亡匿逃脫,金銀佛像及經書被秘密收藏,僅有一部分僧人被戮,而魏境內寺宇建築卻多被毀。太武帝死後,文成帝繼位,詔復佛法。佛教又得以恢復。
北周武帝禁佛北周武帝即位之初,循例事佛,但更重視儒術。天和二年(567)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國庫收入驟減,還俗沙門衛元嵩上書請刪寺減僧,謂「國治豈在浮圖」?復謂「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此論深合帝心。武帝為禁抑釋道,製造輿論,從天和至建德年間(566~578),曾七次召集百官及沙門、道士等辯論儒釋道三教先後;甄鸞、道安等屢上書駁斥道教,紛紜不息。天和三年,武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門、道士,親講《禮記》,欲以儒術治天下。建德三年五月始議禁佛,詔僧道大集京師,斥佛教不凈,下詔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並令沙門、道士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予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當年六月,設置通道觀,選佛、道名士120人,普著衣冠,為「通道觀學士」,並置官吏統管。建德六年滅北齊,周武帝入鄴城,在原齊境內推行禁佛之令,沙門慧遠與帝爭論不果。禁佛後,北方寺像幾掃地悉盡,僧眾多逃奔江南。武帝死後,宣帝、靜帝先後繼位,佛法又興。
唐武宗禁佛因發生在會昌年間,故又稱會昌法難。武宗好道術,開成五年(840)秋,召道士趙歸真等81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親受法籙。宰臣李德裕等亦惡佛法。會昌二年(842)十月,勒令僧尼戒行不精者還俗,財物入官,僧許留奴一人,尼許留婢兩人。三年,查點外國僧人,並禁摩尼教等流傳。令兩街功德使疏理京城,公案無名者還俗,遞歸本貫,諸州道府皆同斯例。四年,詔禁供養佛牙,毀焚長生殿內道場經像,換為天尊老君之像。但毀佛主要的原因是當時寺院所屬庄園增加,國家賦稅收入減少。加以僧伽腐敗,僧侶不事生產,蠹耗天下。會昌五年三月,勘檢天下寺舍奴婢,八月,敕毀佛寺,勒僧尼還俗,下令並省寺院。據《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八載:「秋七月,……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並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鍾磐以鑄錢。」詔行之後,全國共拆寺4600餘所,還俗僧尼26萬餘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4萬余所,收膏腴上田千萬頃。又將寺院奴婢改為兩稅戶15萬人。但當時藩鎮權勢已重,有些地方並未遵旨禁佛。武宗死後,宣宗又復佛法,但佛教勢力已衰,元氣大傷。
後周世宗禁佛世宗在位時,北方五代更迭,兵革時興,僧尼管理功令漸弛,以致寺僧浮濫,直接影響國家賦稅、兵役。顯德二年(955),詔令整飭寺院,沙汰僧尼。凡無敕頒寺額之寺宇並皆停廢,親無侍養者不許出家。規定若要出家,男年十五以上,誦經百紙或讀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誦經七十紙或三百紙,陳狀呈上,本郡考試以聞,祠部給牒方得剃度。禁止燒身、煉指等眩惑世俗、殘害肢體的行為。存留寺院之外,民間的銅佛像全數沒收入宮,用以鑄錢。此年共廢寺3336所,存者為2694所,僧尼系籍者61200人。此後,中國北方的佛教日益衰落,而南方佛教仍繼續發展。
Ⅸ 佛教勸人向善,為何歷史上卻出現「三武滅佛」
滅佛原因:
首先,佛教寺院大興土木,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財富。統治者信奉佛教提倡佛教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和僧眾可以幫助他們麻痹人民,佛教不但可以「敷居導俗」,而且其「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踨遺軌,信可依憑」。
可以說,統治階級對寺院的布施,實際上是支付宗教為其統治服務的報酬。參與布施者,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貴族,構成了寺院經濟急劇膨脹的輸血隊伍。
其次,寺院地主佔有大量土地,嚴重影響了國家土地政策的實施。寺院經濟主要以田產為主,而寺院一般靠施捨和兼並與掠奪兩種手段來獲得土地。無論國家還是王公貴族興造寺院,一般都隨之施捨一些土地。
比如唐高祖時,少林寺因助唐平王世充而被賜田40頃。除皇帝外,大量的王公貴戚也爭營佛寺。另外,自南北朝以來,由於社會動盪和王朝更迭頻繁,階級矛盾尖銳,為尋求精神寄託,士族地主和普通民眾也將田產大量施捨給佛教寺院,使寺院田產大增。寺院除靠施捨獲得土地外,還大肆兼並和掠奪土地。
第三,佛教寺院經濟的發展嚴重影響了政府的稅役。
寺院經濟的突出特點即寺院在佔有大量土地的同時,還擁有大量的依附人口。人民之所以願意投身佛教寺院,主要是因為寺院有免疫調租稅的特權。僧尼不但「寸絹不輸官府,升米不進公倉」,而且「家休大小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返自在」。
(9)佛教如何看待歷史上的滅佛運動擴展閱讀
從「三武滅佛」的結果看,「滅佛」確實有利於發展生產和增強國家的財政軍事實力。大量僧尼還俗,並被編入民籍。
不僅為社會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從而利於發展生產,而且為封建國家的稅收提供了不竭之源,而國家的徵兵之源也得以保障。同時,大量的寺院財產被沒收充公,給國家提供了不少資財,這就增強了國家的的財政軍事實力。
「滅佛」在給社會和國家帶來好處的同時,卻使佛教事業慘遭重創。魏太武帝滅佛,將 「佛圖形象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後來雖消息泄露,沙門逃匿,佛經秘藏,但「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
北周武帝廢佛道,「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北周武帝滅齊後,繼續推行滅佛政策。《歷代三寶記》卷十一曾載:「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司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
三武滅佛」主要與當時僧侶地主和世俗地主間日益突出的經濟利益矛盾有關,也大多與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交匯相關。也就是說「三武滅佛」一方面是佛教的發展已對社會經濟正常運轉產生負面影響的結果。
另一方面也是佛教與中國儒家正統文化和道教文化爭奪思想統治權的結果。當然,「三武滅佛」更直接與統治階層,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個人的意志和決斷密切關聯。而在封建專制集權機制的運作下,皇帝對佛教所持的態度,對佛教的興衰程度甚至可起決定性作用。
Ⅹ 如何看待歷史上滅佛的三武一宗
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之厄,稱為「法難」。指中國歷史上北魏太武帝版、北周武帝、唐武宗、權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擊佛教的事情。
所謂「三武一宗」四次「法難」,原因很復雜,且各不相同。要把它們都歸結為宗教排他性的體現,更是十分荒謬、無知而淺俗的無稽之談。三武一宗之厄中,也可以說含有宗教之爭,但它們直接起因是皇權與宗教之爭。
佛教的發展,給寺廟和僧人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加上佛教寺廟往往享有免稅、田地、女婢、奴隸等特權,這造成了社會財富向佛寺的極大集中,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唐朝會昌滅佛時就說「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另外,僧侶不事生產不服勞役,還擁有大量僕役、女婢,在人力資源匱乏的古代,這一現象對社會經濟和軍事造成的影響更加明顯。寺院經濟力量的過分發展,終於引起了世俗統治階級的強烈不滿,而僧侶不守戒律霸佔田產魚肉百姓的行為更積累了大量社會矛盾,種種交織在一起的矛盾激烈時,導致統治階級通過政治手段加以解決。中國佛教史上所謂「三武一宗」之難,也就是這種矛盾斗爭激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