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如何評價日本不正視歷史的行為
（1）戰後對日本清算得不徹底
日本當年戰敗、投降以及戰後改革的過程跟德國不一樣。德國戰後的政治決策層和國家機器全部摧毀了，現在德國的國家政權是重新建立起來的。而日本的國家機器完整地保存下來，其原因主要是當時美國的決策層聽從了支持日本派外交官的倡議，他們認為如果摧毀了日本國家機器，摧毀了天皇，日本人會反抗到底，沒法制服他們。冷戰開始，美蘇矛盾加深。美國感覺到蘇聯陣營會成為未來最大的敵人。所以美國改變了主意，想保住日本，把其改造成美國在遠東牽制蘇聯的一個附庸，成為對抗共產主義陣營的前線大本營。
（2）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復歸政界並執政
遠東國際軍事釋放戰犯。很多戰犯被釋放不久就恢復了公職，回到了政界。更嚴重的是，很多戰犯高官。可以說，自民黨上台掌權直到現在，其人員主要由這些戰爭勢力組成。這些保守勢力掌權以後，與過去戰爭藕斷絲連。而德國戰後的執政勢力都是過去受法西斯迫害的人，他們與戰爭勢力一刀兩斷。
（3）戰後日本教育出淡漠歷史、漠視侵略的年輕一代
日本右翼勢力成為執政黨的主體以後，不斷地淡化、抹殺，以致美化侵略歷史，致使大多日本人都不懂近代史。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也不懂歷史。歷史教科書裡面關於近代史的內容只有輕描淡寫的幾行，與原本那麼豐富的侵略內容不成比例。
（4）戰後國民願意反省歷史、抵制右翼的和平勢力逐漸衰弱
現在日本的氣氛完全不同了，誰對亞洲國家強硬誰就受到歡迎，不但沒有人站出來阻攔，而且還要遭受某些輿論的壓力。一些日本人曾經幻想：對於他們侵略過的國家，只要日本始終屬於強勢地位、只要時間再拖一拖，歷史就會改寫。他們認為，歷史就像一個小女孩，可以打扮得很漂亮，可以改寫。顯然，這是完全錯誤的。
⑵ 如何看待中國對日本歷史問題的態度
歐洲他們從沒忘記歷史，二戰結束後每年都會搞紀念活動。
德國政府在不同的場合和時機代表德國人民進行了反思、道歉和懺悔。 聯邦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上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宿敵」法國真誠道歉，因此贏得了法國的寬容，為法德和解奠定了基礎，也為歐洲和平做出了貢獻。
1970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跪倒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他面對的是600萬猶太人的亡靈，他是「替所有必須這樣做而沒有這樣做的人下跪了」。
1985年5月8日是德國投降紀念日，當時的西德總統魏茨澤克發表講話，認為德國在戰後四十年一直將這一天定為「戰敗日」是不妥的，「今天我們大家應當說，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們大家從國家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中解放了出來。」
1995年6月，科爾總理繼勃蘭特之後，再次雙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前，重申國家的歉意。心甘情願償還「戰爭債」 在戰後60多里，德國一直在心甘情願地進行徹底的賠償。1998年，現任總理施羅德在獲得大選勝利後發誓，要對那些還沒有獲得賠償的納粹受害者進行賠償。德國的一些大公司如西門子、賓士、大眾等，提出了為「納粹勞工」設立巨額賠償基金，一共拿出50億美元，對遭受納粹迫害的100多萬勞工倖存者進行最後一次賠償。此外，德國還先後向波蘭、俄羅斯、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國家尤其是受害的猶太民族賠償近1100億馬克，約合550億美元。為讓子孫後代牢記奧斯維辛集中營無辜犧牲者們曾經有過的不幸遭遇，德國政府將多處納粹集中營遺址辟為紀念館，供國民參觀；他們還在教科書中增加揭露法西斯罪行的內容，以起到警鍾長鳴的教育作用。除了語言道歉和精神懺悔以外，德國議會還通過了《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防止納粹沉渣泛起。 德國的一系列言行向外界傳達著明確的信息：德國政府和人民不斷肅清納粹的影響，勇敢而嚴肅地承擔起歷史的責任。就像德國副總理兼外長菲舍爾24日在第59屆聯大紀念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60周年特別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所說，德國絕不會忘記發生在納粹集中營的種種可怕的野蠻行徑，並將始終致力於建設沒有偏見的寬容與開放的社會。看到德國是怎麼做的？現在日本連南京大屠殺都不承認，把二戰戰犯當英雄參拜。如果德國把納粹戰犯當英雄供著今天歐洲會團結么？ 歷史就是已經發生過的事實，我們為什麼要忘記？難道我們要和日本一樣說沒有南京大屠殺？還是要我們去靖國神社參拜一下才叫互利共贏？ 現在日本連歷史都不承認，德國法西斯認真的反思自己的問題積極賠償各國的損失，在這點上我覺得德國人真正在祈求大家的原諒，值得我們尊敬。中國需要跟日本斗爭，但是我真心希望中國人要明白，斗爭不是為了歷史恩怨，而是為了現實利益。，作為新時代的中國人，應該明白，我跟你對著干是因為我要發展經濟，必然會沖擊你的產業結構，我要發展軍事，必須要沖擊你的第一島鏈。所以我只能你對著干，這是基於現實利益的需求，不是僅僅因為七十年前你殺過我家人……那是小孩子做事的准則而是無論是當今還是未來我都要撬開你的嘴搶食吃，因為中國不可能永遠做代工，必然要搶佔一部分高端產業，這就是必須讓發達國家吐出來的一部分利益。不但要搶你日本的，還要搶其他西方國家的。你以為中國就這么想弄死他嗎……中國沒那麼閑……其實不過是自己發展的需要而已。
⑶ 如何評價日本對侵華歷史的態度
日本是個無恥的國家，日本政府修改歷史教科書，美化侵華歷史，說明日本根本沒有尊重歷史，沒有對周邊國家帶來的傷害感到愧疚。
⑷ 如何看待日本歷史教科書歪曲歷史
日本在歷史上犯下了滔天罪行,而現實中日本右翼勢力極力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侵華史實,這給我們敲醒了警鍾,我們要時刻防範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維護世界和平.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日本歷史教科書極力歪曲歷史
⑸ 如何看待日本，歐洲古代史
提到中世紀，知識分子就有一種條件反射：黑暗！講世界歷史或世界什麼什麼史，總要大罵一通「黑暗的中世紀」，說中世紀束縛了人類的思想和自由，燒死了多少女巫和異端，仇視科學，將堅持哥白尼「日心說」的布魯諾等科學家活活燒死等等。知識人極力謳歌古希臘羅馬的民主政治，對中世紀卻極盡詬罵之能事。如今互聯網上仍是如此，但也有不同的說法。
中世紀是歐洲（主要是西歐）自西羅馬帝國滅亡（公元476年）到東羅馬帝國滅亡（公元1453年）的這段時期。「中世紀」一詞是15世紀後期的人文主義者開始使用的。這個時期的歐洲在歐美普遍被稱作「黑暗時代」。
古希臘和羅馬確實誕生了民主共和制，古代的希臘、羅馬是很早就具有平等自由思想，進行民主施政的地區。但那是少數公民的民主，奴隸、婦女、外籍人士等是排除在外的。它的公民權局限於城邦里少數比較有財富和名利的人，大多數的民眾沒有公民權利，沒有參與國家公共事務決策的權利。在當時的希臘羅馬民主憲政下，大多數人的遭遇比其它極權專制的國度也好不到哪裡。古希臘羅馬將戰俘、被佔領地區原住民、負債者和罪犯作為奴隸，作為他們的私有財產，勞力活動以奴隸為主，無報酬。奴隸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任何自由和權利，奴隸主可隨意奴役、買賣和殺害他們。奴隸的後代也世代為奴。最負盛名的古希臘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其思想對人類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亞里斯多德說：「一個奴僕就是一件活的工具，正如工具乃是無生命的奴僕一般.」羅馬法典中規定：主人操有奴僕的生死大權。羅馬農業作家瓦若（Varro）把農業工具分寫三等——發音的，不發音的與啞巴。「發音的就是奴僕，不發音的就是牛，而啞巴就是車子。」奴僕與牲畜和車子真正的區別，只是奴僕會說話。古羅馬把奴隸當作取樂的工具，看汪兄《西遊散記（七） 勝利在羅馬》所寫的羅馬斗獸場介紹，那真是慘絕人寰：「斗獸場的人與獸、人與人之間的搏殺表演持續了400多年，直到公元523年才被禁止。古羅馬角鬥士們均來自於戰俘與奴隸，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沒有任何自由。當人獸放於斗獸場中間時，搏殺總是由一方的被殺而告終。公元80年斗獸場竣工時，古羅馬統治者組織了5000頭猛獸與3000名奴隸、戰俘、罪犯上場表演，人與獸、人與人的血腥大廝殺持續了100天，直到這5000頭猛獸和3000條人命自相殘殺、同歸於盡。」
⑹ 如何看待日本歷史教科書歪曲歷史現象
日本政府的責任不容推卸
教科書事件的發生絕不是偶然的。從根本上說，這是日本政府長期縱容、支持右翼勢力翻案的必然結果。對於教科書的審定，日本政府一再聲明表示不介入，但右翼教科書在國內外輿論的抗議聲中兩次獲得通過，日本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本來，在右翼教科書出籠並於2000年首次送審之後，不僅遭到國內外正義輿論的批判，有教科書審議委員擔心將侵略行為正當化，會刺激他國人民的感情，試圖阻止其通過審定。但是，日本右翼喉舌《產經新聞》卻發表大量報道和社論，對該教科書審議委員進行攻擊。同時，自民黨內的一些勢力也聞風而動，要求文部省延期召開審議會和處分該教科書審議委員。甚至在政調會長龜井靜香的同意下，以自民黨的名義要求文部省解除該委員的職務，並強制性要求在解除職務以前不能召開審議會。結果，文部省於2000年10月30日將該委員調離社會科部會·歷史小委員會，從而為肯定侵略戰爭、美化殖民地統治、宣揚天皇中心歷史觀的右翼教科書的審定合格開了方便之門。
實際上，就是那次同時送審的其他七家出版社的教科書，在有關日本侵略歷史和殖民地統治的記述方面也有很大後退。例如，原來七家出版社的教科書中都有隨軍慰安婦的記述，但新版本中記述的只有三家，而且只有一家使用慰安婦，其他兩家變成了慰安設施；原有四家出版社使用南京大屠殺這一詞彙，其中兩家改為南京事件，正文中原有三家使用了屠殺一詞，新版本也都改成了殺害、殺了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具體人數，原來六家出版社寫著包括婦女兒童約20萬人等，但新版本保留具體數字的只剩兩家，其他修改為大量的、許多的。另外，有意識地將侵略改為進出等，是各出版社版本的共同傾向。
這些修改，從表面上看是出版社的自主行為，其實是日本政府幹預的直接結果。1998年6月8日，當時的文部大臣町村信孝在國會答辯稱：歷史教科書整體欠缺平衡，特別是明治以後的日本歷史否定要素過多，表示要採取措施糾正所謂偏向，矛頭直指1997年版教科書中有關大量記述日本侵略歷史的內容。他的發言實際上是向正在編寫2002年版教科書的出版社發出了一個信號，即不要將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等內容納入教科書。
1999年1月，文部省幹部又對教科書出版社提出非正式要求，希望教科書內容更有平衡感，以及重新估價作者的構成。結果，三家出版社採取措施，於1999年8月刪除了從軍慰安婦中的從軍和強制，也有的出版社變更了擔當慰安婦的著者。對一部分沒有刪除慰安婦、三光政策及更改南京大屠殺記述的出版社，1999年12月，政府方面繼續對出版社的社長施加壓力，要求對從軍慰安婦等的記述慎重對待。正是迫於這樣的壓力，各出版社在送審本印刷之前，紛紛決定進行自主限制，刪除有關慰安婦的記述等。從上面可以看出，上次右翼教科書的初次送審合格和原來七個出版社的全面後退，與日本政府有著直接的關系。
這次右翼教科書再次通過審定，也是日本政府和自民黨部分政治家縱容和支持的結果。文部科學省2003年8月發出通知，就改善教科書制度問題指出要根據法律和學習指導要領，由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選定資料。2004年1月29日，以自民黨重量級國會議員安倍晉三、中川昭一為首，再次組織了歪曲歷史的思考日本前途與歷史教育議員之會，目的是全面推進右翼編撰會的教科書在全國獲得採用。現任文部科學大臣中山成彬也是歪曲歷史的急先鋒，2004年底他公然宣稱日本的教科書是自虐性的，隨軍慰安婦等自虐性記述從教科書中消失太好了等，毫不掩飾地表明了他關於教科書的錯誤立場。
教科書問題並不是孤立的，它歸根結底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反映。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為了追求政治大國目標，正在打破戰後以來的一些禁區，改變戰後和平發展路線。1999年以來，日本國會相繼通過了《周邊事態法》等《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律、憲法調查會設置法、國旗國歌法等，修改教育基本法也提上了日本政治的議事日程，規定戰後日本政治的基石正在動搖。近年來日本政府在歷史認識問題及教科書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實際就是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的如實反映。
教科書問題的實質是日本政府能否正視過去的那段侵略歷史。雖然日本政府在舊金山和約第11條中曾明確承諾接受東京審判的結果，1982年就歷史教科書審定問題制定過臨國條款，日本政府領導人也在多種正式場合表示過對侵略歷史的反省，但從右翼教科書通過審定來看，日本政府的態度是自相矛盾、表裡不一的。這種明顯違背國際信義的行為，難以取信亞洲和世界人民。
自從右翼教科書送審以來，中韓兩國政府一再對右翼團體新編會主導編寫的教科書歪曲歷史的做法進行駁斥和批判，並再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嚴正交涉，希望日本政府採取有效措施妥善處理。另外，日本的一些有識之士和正義力量紛紛開展了抵制右翼教科書的活動，亞洲和世界輿論也對該教科書的內容表示了極大憤慨和強烈抗議。但是，日本政府不顧國內外輿論的強烈反對，竟對嚴重歪曲歷史的教科書大開綠燈，這不僅嚴重傷害了被侵略國家人民的感情，損害了日本與亞洲國家關系的政治基礎，還引起了周邊國家對日本未來走向的極大擔憂。
21世紀初的日本正處於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如果任憑右翼教科書毒害日本的青少年，日本戰後以來和平發展的道路就有可能根本改變。因此，批判和抵制美化侵略歷史的教科書，已成為擺在亞洲和世界人民面前的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抵制歷史翻案活動，防止歷史悲劇重演，不僅事關日本與他國能否和睦相處，而且是人類的共同任務和重大課題。
⑺ 怎樣評價日本人看待歷史的態度
要評價日本人看待歷史的態度，首先還是要看針對的是哪一段歷史，同版時也要說明是哪權一部分的日本人。日本是一個很注重文化和歷史的國家，當然日本人民對本國的歷史的看法也會受到民族榮譽感與自尊心的影響。現在大家都認為日本在對二戰期間的歷史尤其是侵華歷史的問題上一直不承認錯誤。但其實從政治上來說，這也是維護國家聲譽的需要。畢竟不承認這段歷史的還是少數，大多數人都是不了解的，只是教科書說什麼那就是什麼。在中國也一樣。我們看待歷史的態度都是在書本，媒體的熏染下形成的。對或錯，誰知道。這也是平庸的罪惡
⑻ 怎樣評價日本
中日關系是國家關系復雜性的集中表現，處理不好，既影響到雙方發展，又影響到地區安全和世界穩定。
從戰略高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是我們的理性選擇。
從歷史、大局、未來角度思考和解決中日關系中的問題就是戰略高度的基本體現。
中日關系集中體現和濃縮了國家關系的復雜性，它既是鄰國關系，又是大國關系；既是「東西」關系，又是「南北」關系；既有歷史上和平與對立的雙重關系，又有現實中依存和競爭的雙重關系。中日關系正處於歷史上的關鍵時期，正確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是兩國人民，特別是兩國政治家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從戰略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從戰略角度看待和處理問題，主要就是從歷史、全局、未來角度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
一、要善於從歷史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以史為鏡，可知興衰」。中日關系的現狀很大程度上與中日關系的歷史相關，「以史為鑒」就成為處理中日關系的基礎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中國就把「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作為指導中日關系的基本原則。「以史為鑒」的「史」，即中日關系的歷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關系史，並從中找到可供借鑒的經驗教訓，將是兩國人民必須完成的歷史課題和現實任務。
提到中日關系史，歷史上的中日甲午戰爭和日本侵華戰爭就歷歷在目，它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刻骨銘心。難怪人們在中日關繫上一提到「以史為鑒」，就會自然想到這一段歷史，並把這一段歷史上升到民族尊嚴和國家榮辱的戰略高度。這樣理解中日關系史並不算錯，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確。周恩來總理當年曾用十個字說明中日關系歷史，即「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這是中日關系歷史最全面最准確的說明和表達。中日關系，從歷史的角度講，友好是長期的，對立是短暫的；友好是歷史主流，對立是歷史主流中的「艱難和辛酸」的一頁。只看見「五十年對立」而無視「兩千年友好」，或只看見「兩千年友好」而無視「五十年對立」都是不全面的，都會得出錯誤，甚至有害的結論。
「兩千年友好」使中日長期和平，並共同發展。中日兩國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漢朝，唐朝是兩國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雲集長安，又有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在漫長的交往過程中，中國的文化得以傳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發展。在一衣帶水的地理關繫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許多相同因素的東方文化觀念和社會結構。就是到了近代，兩國也不約而同地開始了推動社會發展的「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充分說明了兩國在社會自身發展周期和韻律上的「近似性」。「兩千年友好」，使兩國人民長期享受和平邦交環境，長期享受彼此文化營養，長期享受社會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戰爭後，仍然有孫中山、魯迅、郭沫若、周恩來等人為了革命及兩國友誼的需要，來往於中日之間。「兩千年友好」的歷史證明，「和則兩利」，和處才能共生，和諧就會共贏。
「五十年對立」使中日關系破裂，社會停滯不前。日本「明治維新」後，在其迅速強大的國力支持下，忘記了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擴張野心膨脹，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使中國人民蒙受恥辱。幾十年後的侵華戰爭，在中國人民未愈的傷口上，日本軍國主義又犯下滔天罪行。兩場戰爭在半個世紀中發生，使兩國人民祖祖輩輩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瞬間破壞殆盡，使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突然斷裂，使兩國人民失去了和平穩定，飽受著戰爭的煎熬和戰爭創傷的折磨。兩場戰爭使中國社會倒退、國家分裂，使日本的繁榮瞬間變成廢墟，國家主權受到限制。「五十年對立」的歷史證明，「斗則兩傷」，對立必然同輸，戰爭一定同敗。
如果說「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的中日關系歷史，僅僅證明了「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的文明智慧顯然是不全面的。「兩千年友好」的關鍵是什麼，「五十年對立」的關鍵是什麼，今人必須認真總結。「兩千年友好」的關鍵在中國。在「兩千年友好」歷史中，中國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但中國並沒有利用領先地位向日本擴張，更沒有發動戰爭，而是信守睦鄰友好的民族傳統，結果於己於人都有利。「五十年對立」的關鍵在日本，在「五十年對立」歷史前後，日本發展快於和強於中國，日本在發展領先後有恃無恐，野心膨脹，向外擴張，結果於己於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領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大國地位，正確的做法是：領先而不稱霸，強盛而不擴張；領先不忘睦鄰，強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於從大局的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中日關系正處於關鍵的敏感時期，處理不當，就會對大局造成不利影響。從大局出發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最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指出，要把國家利益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作為判斷國際事務和國家關系的根本標准。何為大局？國家利益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發展就是我們的國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關系中的共同利益。顧全大局，維護國家利益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成員的神聖使命。
和平和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也是當今世界的大局。在飽受20世紀前半期的戰爭蹂躪和中期的冷戰恐嚇後的21世紀，人類最需要的就是和平與發展。和平與發展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關系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和平與發展的世界大局。中日關系既是重要的雙邊關系，又是重要的國際關系，既影響著雙方，又影響著世界，必須慎重處理。
進入21世紀後，中日兩國都進入重要的歷史時期。日本經過二戰後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經濟上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由於二戰原因，日本的政治軍事國際地位受到限制，現在正積極推動從經濟強國向政治經濟強國的轉變；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正在實現從傳統的政治大國向經濟政治大國的轉變。中日兩個國家都處於向更高的國際地位、更重要的國際角色轉變過程中，兩國的經濟總和對世界經濟影響很大。中日兩國都處於亞洲，又是近鄰，又有歷史遺留問題，必然產生各種各樣的摩擦。如果對兩國摩擦不能正確對待和處理，勢必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成為世界和平發展大局中的消極因素。中日兩國應從世界和平發展大局出發，正確對待和處理兩國在向重要的國際角色、國際地位轉變過程中產生的摩擦。
為了使中日關系處理中具有大局意識，至少有兩點需要重點加以解決：一是正確認識世界大國應當承擔和履行的國際責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國，主觀和客觀上都在向綜合性世界強國邁進，但在成為世界強國之前，必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備。這個心理准備就是對世界和平發展大局有深刻認識，對歷史問題有深刻反思，願意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貢獻。對日本來講，首先就是對歷史上給世界和平發展造成的破壞進行真正反省，對其侵略行徑對亞洲各國造成的傷害進行懺悔和道歉，並用其和平發展道路及對世界，特別是對周邊國家的睦鄰富鄰實踐，取得相關國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世界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和建設者。對中國來講，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為重，正確認識和處理中日關系中的摩擦，不以暫時的關系緊張而犧牲未來，不以局部的不和諧影響兩國的全面關系。多作有利於和平發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擴大緊張的舉動，是中日兩國必須履行的國際義務，也是大國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兩個世界大國在各自向世界強國轉變過程中，必須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屬亞洲，又都處於東北亞，在各自向世界強國轉變中不可能沒有競爭關系，不可能不產生摩擦，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和處理這種競爭關系及摩擦。從世界格局演變的歷史看，區域發展和區域一體化，既有以美國為單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有以法德為雙核心的歐洲國家聯盟，還有多核心的東南亞國家聯盟。中日兩國在亞洲，特別是在東北亞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未來的亞洲一體化，特別是東北亞一體化過程中，中日應當成為雙發動機，共同推動包括東北亞在內的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中國在21世紀的大局及國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保持國家穩定，促進社會發展。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和平的周邊環境，是當前中國的重要國家利益，這是因為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是保持國內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和前提。沒有和平的環境，什麼都談不上。中日關系是周邊環境和周邊關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國內穩定是當代中國的根本利益，社會穩定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又是人民和諧生活的保證，更是社會文明的重要體現。周邊關系摩擦會影響國內穩定，國內人們情緒不穩更會威脅穩定。促進社會發展是當今中國的核心利益。「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於世界後列。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於世界前列，發展對於中國的重要性遠遠比對日本更重要。發展問題解決不好，中國就不能真正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國，日本與美國、歐盟一起成為中國的前三大貿易國，經濟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著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關系直接關繫到維護和平國際環境、保持國內穩定、促進社會發展的國家大局和國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須清醒，處處必須理性，一切愛國情感和行為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大局和國家利益。有利於大局和國家利益的感情和行為，就是愛國，否則就會走向愛國的反面。
三、要善於從未來的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其中「以史為鑒」是前提，是基礎，「面向未來」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為亞洲乃至世界上的兩個大國，應該對亞洲的未來和世界的未來作出貢獻。必須以未來目標和未來要求引導過程行為、制約過程行為。對於中國來講，從未來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就顯得極端重要。
未來的世界應當是和平發展的世界，未來的國際秩序應當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國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應當為建立國際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貢獻。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決國際關系和國家爭端，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實踐。亞洲，特別是東亞的持續發展，必將在未來國際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發揮重要的作用。中國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努力理應從亞洲開始，東北亞新秩序的建立定將首當其沖。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在處理東北亞國家關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著考驗。不以現在代表未來，不以當前犧牲長遠，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對抗犧牲合作，就是我們應當具備的正確態度。社會各界，特別是青年學生，應當理解、支持國家和政府在建立國際新秩序、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決不能因為一時沖動作出的過激行為使我國建立國際新秩序和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為他國誤解和攻擊的理由。
一體化是亞洲，也是東北亞未來的基本走向，東亞各國在這個問題上存有共識，並且在作著各種努力和實踐。中國是其中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亞洲一體化，東北亞一體化符合中國、符合地區各國的根本利益。中國和日本是亞洲有重要影響的大國，是東北亞的核心國家，兩國關系直接關繫到亞洲未來一體化，東北亞未來一體化的建設。中國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員，都是未來這一地區自由貿易區主體國家，都是自由貿易區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中日關系如何，直接影響到這一地區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和一體化的進程。從亞洲未來和東北亞的未來著眼，中國和日本應當徹底解決歷史問題，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區域一體化進程中，在一體化進程中發展，在一體化進程中強大。區域一體化對中國更為重要，它既可以保證中國和平的周邊環境，又可以改變世界不合理的經濟政治格局；既可以促進中國的發展，又有利於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樹立，更有利於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基於此，我國應當妥善看待和處理當前的中日關系，善於用大智慧看待問題，善於用大勇氣處理問題。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區和平穩定、地區一體化的未來大勢巧妙解決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種消極因素。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些都是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些未來核心利益的實現，都依賴於從現在起「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任何鬆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擾，都將嚴重影響或阻礙未來中國核心利益的實現。鄧小平曾明確指出，除非發生了大規模的外來入侵，否則我們都應當牢牢抓住發展生產力不放。現在，實現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抓住機遇，促進發展就是我們的當務之急。鄧小平講，我們曾經喪失過大的機遇，現在再也不能失去機遇了。20世紀50年代以後，世界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的重要機遇期，我們沒有抓住，日本則抓住了，當我們「噩夢」醒來的時候，我國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日本則在戰爭廢墟之上，發展成了世界經濟強國。21世紀初，世界又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於中國來講，真是千載難逢，只能抓住，不能放棄，也不能受干擾。當前中國正處於實現未來民族核心利益的關鍵時期，任何局部的暫時的不和諧因素都要關注和重視，決不能使不和諧因素影響到未來中國核心的實現。「小不忍則亂大謀」。中日關系雖然復雜，雖然責任在於日方，但處理不好，對中國影響更大。我們要善於從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出發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從暫時看，問題很大、麻煩很多，但從未來中國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關系必須妥善處理，從戰略高度，即從歷史、大局和未來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當是理性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