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

⑴ 八七會議的內容是什麼

主要內容：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把發動農民版秋收起權義作為最主要任務。

八一南昌起義之後，為了審查和糾正黨在大革命後期的嚴重錯誤，決定新的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於l927年8月7日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部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還有中央軍委、共青團中央、中央秘書處、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負責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米那茲等參加了會議。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通過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和其他決議案；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了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最主要的任務。會議選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任弼時、向忠發、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彭湃為臨時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鄧中夏、彭公達、張國燾為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組成中共臨時政治局。

⑵ 中國共產黨從國民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為什麼認識到掌握軍隊的重要性

1927年國民革命失敗後，國民黨中以蔣、汪一派大肆屠殺共產黨人，造成白色恐怖回，第一答次國共合作失敗，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對大革命失敗的原因進行總結。與會的不少人對陳獨秀、共產國際代表、蘇聯顧問在處理國民黨、農民土地、武裝斗爭等問題上表現出的右傾傾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黨中央所犯錯誤中的一個錯誤是不認識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他強調全黨「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率先提出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著名論斷，這是由中國國情特點決定的，即中國內部沒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無產階級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裝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奪取全國政權。

⑶ 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為什麼提出槍桿出政權的論斷

調「槍桿子」，全黨統一認識

這次著名的「八七會議」只開了一天，由於其記錄稿送交共產版國際保權存，因而在莫斯科的檔案館里一直留存下來。1957年蘇共中央向中共中央移交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檔案時，這些記錄稿也交了回來，為後人提供了准確的歷史真相的記錄。

從記錄中可以看出，與那些只掛虛名卻說不出什麼道理的「工人領袖」不同，會上毛澤東發言非常踴躍，而且有一些是令後人贊嘆的真知灼見。在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長篇報告結束之後，毛澤東首先慷慨陳詞總結了過去的教訓，接著特別提出了農民問題。他還總結「馬日事變」的教訓說：「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在黨的中央委員中，毛澤東雖然不是最早從事軍事工作，此番見解卻是非凡的，這也是他在大革命失敗之際所萌發的思想的闡發。從此，毛澤東一直看重「槍桿子」，把武裝斗爭作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工作。

⑷ 為什麼靠自己渡難關

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在危難之際當然可以請求別人的幫助。

但是，無論何時，主動權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俗話說：靠人不如靠己。危難來臨之時，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自己。

如果寄希望於別人，後果極其危險。越是危機的時候，僥幸心理越是要不得的。

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在危難之際當然可以請求別人的幫助。但是，無論何時，主動權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經過血的教訓，曾國藩深知這個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國藩率軍在天京城南門外的雨花台紮下營寨。曾國荃和他的心腹大將李臣典、劉連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國的叛將韋俊的帶領下，察看了這座江南名城。天京城高池深，城圍遼遠，想要輕取這座城池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沒有輕舉妄動，而是一面督促湘軍在雨花台一帶修築工事，做長期戰爭准備，一面派人投書，催促各路人馬盡快會師城下。然而，曾國荃等了多日也不見別路人馬到來。李續宜和鮑超都因各種原因難達天京，這時，可指望的援軍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國藩接到雨花台寄來的加急求救文書，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後，開始還有所行動，攻陷廬州，准備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動，拒赴合圍天京之約。曾國藩再三懇請赴援，多不為所動。這時，有一股四川農民起義軍入陝。多隆阿與湖廣總督官文密約，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隊入陝，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藉以不赴天京之援。事實上，多隆阿心裡不服曾國藩，根本無心相助。

曾國藩因為沒有援兵而有些亂了陣腳，派人飛馬送信給官文，仍請將去之不遠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卻置曾氏兄弟的求援於不顧，使曾國荃的雨花台之師成了孤軍。通過這件事，曾國藩似乎發現了人性的弱點，也印證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時不能靠別人的道理。

人心到底如何，只有在發生了事情的時候才能看得清楚。

曾國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說：「都將軍派四個營的兵來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時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別人都不可靠。靠別人防守，恐怕臨戰時會先亂；靠別人戰斗，恐怕會猛進而速退。幸虧這四個營人數不多，或許不致擾亂弟弟你那裡的全局。否則，這部分軍隊另有一種風氣、另一種號令，恐怕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弟弟要珍惜小心地使用這支隊伍，把尺度拿捏好。去年春天，弟弟沒要陳大富一軍，又不留成大吉一軍，我很喜歡弟弟的見識」。

經過這次驚險之後，曾國藩認為，危急之際不要靠別人，專靠自己才是穩招。

成豐五年(1855年)，自從羅澤南等離開江西以後，曾國藩在江西的處境堪憂。在這種危急時刻，曾國藩認為首先要「自救」。在內湖水師缺乏一位得力的統領，幾位營官也都是平庸之才的情況下，曾國藩只好讓李元度兼轄水師事。

曾國藩不斷地給李元度寫信，教他如何帶勇、如何列陣打仗。信函中，需要注意的事項一一列出，反復叮嚀。但寫了這些，曾國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寫的《水師得勝歌》在軍中影響很好，既通俗又實用，便再花幾天的工夫，寫出了一首《陸軍得勝歌》。歌中講到了湘軍陸師在扎營、打仗、行軍、法紀、裝備和訓練等6個方面所應注意的事項。

盡管曾國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將他的陸師部隊訓練成能戰敢戰之師。曾國藩寢食難安，預感很不好。在陸師方面，湘軍在江西的兩支主力的統領周風山和李元度也都不很出色。曾國藩花在他們身上的心血很多，但還是不放心。因此，曾國藩在自救的同時，不得不求救。

曾國藩首先寫信給湖北的胡林翼和羅澤南，請求羅澤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駐江西湘軍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則是打算將彭玉麟調到江西來充內湖水師統領。胡林翼知道彭玉麟與楊載福矛盾甚深，盡管經過他的苦心調解，雙方仍不能盡釋前嫌，也正愁如何安置他們，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國藩的要求。彭玉麟於1856年初才趕到江西南康。

但湘軍在江西樟樹鎮很快遭到太平軍襲擊而大敗。樟樹鎮位於吉安與南昌之間，是贛南重鎮和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風山見石達開率部來攻，早已嚇得魂飛魄散，全部營盤竟在一天之內丟失無遺，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潰向南昌。

曾國藩聞訊，驚駭不已，從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趕到南昌收拾殘局。

他過去曾立下一條規矩，凡是潰散的勇丁，一律不準重新招募入營，但這一次他看太平軍來勢兇猛，而自己手下又再無可戰之軍，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遠水不解近渴，最後只得違背定製，將潰勇重新招集起來編組成軍。然而，他仍決定將統領革職，另委黃虎臣和畢金科為統領。

在這個時候，曾國藩一面寫奏摺請求咸豐帝同意將從自己身邊調走的羅澤南、劉蓉的那支能征善戰之師重新調回江西，但卻遭到了咸豐帝的拒絕。

同時還一面分別寫信給胡林翼和羅澤南，希望他們能夠了解他的處境救他於危難。

羅澤南、胡林翼都各有各的理由不能相助。且不久，羅澤南戰死，太平軍在江西節節進軍，曾國藩更是困難重重。當年五月，曾國華等從武昌出發，經湖北威寧、蒲圻、崇陽入江西義寧，於八月抵達瑞州城下。同時，曾國藩的另一個弟弟曾國荃也在駱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樹鎮敗將周鳳山回湖南所募勇2000人，合計共4000人組成一軍，由湖南東攻江西吉安，稱之為吉字營。

這樣，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兩省先後組織了三支部隊共計一萬三千餘人援贛。這些湘軍部隊的到來，使奄奄一息的曾國藩又抓住了幾根救命稻草。正在此時，曾國藩發現太平軍從江西戰場上大量撤出，不久便知道天京發生內訌。

曾國藩依靠求救、自救、天賜良機終於使自己渡過了災難。事後，為了在危急時刻不至於仰仗別人，曾國藩致力部隊訓練，他要親手將湘軍締造成一支有膽有技、能征善戰的隊伍。經過艱苦的訓練，湘軍素質迅速提高，逐漸成為一支士氣旺盛、能征善戰的隊伍，而曾國藩本人，也由一個儒生逐漸成長為一名軍事家和「訓練之才。」

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啟示：一是在艱難時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無用的；二是在困難時刻最重要的是要尋求解決困難的途徑、辦法，哪些是自己能辦的，哪些是需藉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經營，才可有成。

⑸ 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是第復一次國內革命制戰爭失敗以後，在關系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給正處於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

⑹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是怎麼在白色恐怖中奮起抗戰的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
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今後革命斗爭的方針。出席會議的有部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中央機關、共青團中央、地方代表共21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等參加了會議。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由於當時環境極其險惡，會議只開了一天。

八七會議是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召開的，會議正式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並把領導農民進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最主要任務，從而使全黨沒有在白色恐怖面前驚慌失措，指明了今後革命斗爭的正確方向，特別是毛澤東在會上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革命從此開始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八七會議在我黨的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給正處於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由於沒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長的「左」傾情緒，導致後來發展成危害極大的「左」傾錯誤。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今後革命斗爭的方針。出席會議的有部分中央委

員、候補中央委員及中央機關、共青團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等參加了會議。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由於當時環境極其險惡，會議只開了一天。會上，羅明納茲作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會作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在會議討論中，許多同志批評中央在處理國民黨問題、農民土地問題、武裝斗爭問題等方面的右傾錯誤。有的同志還批評了蘇聯顧問、共產國際代表的一些錯誤。毛澤東在發言中，從國共合作時不堅持政治上獨立性、黨中央不傾聽下級和群眾意見、抑制農民革命、放棄軍事領導權等四個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關於軍事工作，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他著重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是一個對中國革命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論斷。這個論斷是從大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實際上提出了以軍事斗爭作為黨的工作重心的問題。他建議「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會議討論通過了 《告全黨黨員書》
、《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的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決議，要求堅決糾正黨在過去的錯誤，明確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內容。黨的現實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地、有計劃地、盡可能地在廣大區域內准備農民的總暴動。會議決定調派最積極的、堅強的、有斗爭經驗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區發動和領導農民暴動，組織工農革命軍隊，建立工農革命政權，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等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八七會議開完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澤東徵求意見，准備讓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毛澤東回答：我不願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隨即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於1927年9月9日發動和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毛澤東過去做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卻從來沒有做過軍事工作。根據實際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這副全新的擔子。後來他說：「像我這樣一個人，從前並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這時，全黨都拿起了武器，到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之前，黨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領導了近百次武裝起義，標志著我黨進入了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和紅軍的新時期。由於時局緊張，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漢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和湖南、湖北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由於白色恐怖，形勢緊迫，會議僅開了一天。會議共有3項議程：1．共產國際代表作報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報告；3．改選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由李維漢主持。他首先介紹了會議的籌備經過，說明到會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只能開一次中央緊急會議。然後宣布了會議的三項議程：1．共產國際代表作報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報告；3．改選中央政治局。由於白色恐怖，形勢緊迫，會議只開了一天就勝利結束。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是，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關於黨過去的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了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這次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然後，他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發言。首先，他分析了中國各階級的情況，說明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中國革命。中國農民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求得自身解放。如果過去黨對農民有正確的領導，不在農民問題上對國民黨讓步，不阻止農民運動，堅持黨的獨立性，就不會使革命失敗。直到八一南昌起義，中國的革命才開始有了一個堅決的轉機。他還批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聯合戰線中放棄黨的領導權的錯誤。同時又認為現在還不應退出國民黨。國際代表報告之後，李維漢說，常委已經接受了這個報告，現在請大家討論。接著，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彭公達、羅亦農、任弼時、李子芬、瞿秋白都作了發言。大家的發言，主要圍繞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關於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路線問題。毛澤東、蔡和森、任弼時認為，過去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只重視上層幾個領袖人物，而忽視了廣大工農群眾，這就使黨失掉了群眾基礎。鄧中夏說：過去有許多同志都感覺到中央的指導不好，現在再拿事實更看得明確，機會主義發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早有由來，現在由於階級斗爭加劇，就更加明顯地表現出來。羅亦農認為，五大以前，黨對大資產階級估量太高。五大時又對小資產階級估量太高，所以對國民黨看得太高。鄧中夏說，以前甚至將譚延闓、唐生智、孫科等地主買辦軍閥都看成小資產階級了。總之，由於階級估量和階級分析上的錯誤，這就必然造成過去中央在指導路線上的錯誤。蔡和森、鄧中夏和任弼時等，還批評了陳獨秀的封建家長作風，要求撤換陳獨秀的領導職務。二、關於農民和土地問題。毛澤東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批評了過去中央反對農民運動的錯誤。他說：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發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黨內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者卻不革命。蔡和森說：五大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制定了很好的決議，但大會後的中央並不實行，而採取壓制農民運動的態度。任弼時說：黨無土地革命的決心，並造出一個理論，說土地革命是一個很長遠的過程，不知道這是目前的行動綱領。三、關於軍事工作和武裝斗爭問題。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不做軍事工作的錯誤，第一次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他說：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已被注意，但仍沒有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起義，非要依靠軍隊不可，這次會議應重視這個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定起來注意這個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完全由於主觀上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槍桿子中取得的」。羅亦農說：過去黨不注意奪取政權的武裝，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廢，這是非常錯誤的。就以上幾個問題討論以後，國際代表作了總結發言，講了革命形勢和革命性質。接著進行了表決，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告全黨黨員書》強調指出：「工人階級的革命黨，要糾正自己的錯誤，只有公開的批評這些錯誤，而且要使全黨黨員都參加這種批評。無產階級政黨不怕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如果共產主義者不能無所畏懼無所忌諱的批評黨的錯誤、疏忽和缺點，那麼，共產主義者也就完了。我們的黨公開承認並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並不是示弱，而正是證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我們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之先鋒隊能夠在自己錯誤經驗里學習出來，絕無畏懼的披露自己的錯誤並且有力量來堅決的糾正。」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報告。報告指出：現在主要的是要從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來，我們的軍隊則完全是幫助土地革命的。農民要求暴動，各地還有許多的武裝，有這樣好的機會，這樣多的力量，我們必然要點燃這爆發的火線，造成土地革命。報告提出了今後工作的三條策略原則：第一，要注意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要注意揭露汪精衛派民權主義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群眾，團結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組織臨時的革命政府。報告在最後還提出要注意作好團結國民黨革命左派的工作，以及注意加強軍隊和士兵中的工作。瞿秋白報告後，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並追認批准了1927年7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書》等文件。會議通過的《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指出：「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准備農民的總暴動，利用今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斗爭劇烈的關鍵」，來發動和組織農民舉行秋收暴動。會議要求中央黨、團機關「應當在極短期間調最積極的、堅強的、革命性穩定的、有斗爭經驗的同志盡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農民暴動的組織者。」會議通過的《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指出：要「注意於武裝工人及其暴動巷戰等軍事訓練，即刻准備能響應鄉村農民的暴動，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權」。「工人階級應時刻的准備能領導並參加武裝暴動。以鄉村農民之勝利為依據，推翻反革命政權，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權的城市政府」。會議的第三項議程是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經過熱烈討論，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9人：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7人：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8月9日，臨時中央政治局舉行了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政治局的分工，決定由李維漢任中央組織部長兼管中央秘書廳；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長、農委主任兼黨報總編輯；蘇兆征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周恩來任中央軍事部長，由秘書王一飛代理部務；楊之華任中央婦女部長；顧順章任中央交通局長；鄭超麟暫時負責中央出版局。會議還決定王荷波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為秘書；張太雷任廣東省委書記；毛澤東去湖南領導秋收起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在關系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

為了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黨在新時期的斗爭方針和任務，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現為鄱陽街139號）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因出席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既不是中央全會，也不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故稱為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由於時局緊張，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漢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和湖南、湖北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有：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有：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有：楊匏安、王荷波，共青團代表有：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達，湖北省委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錶王一飛，中央秘書鄧小平等22人。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及另外兩位俄國同志也參加了會議。 首先，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了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然後，他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發言。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先後發言，尖銳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在農民、軍事等問題上的錯誤，強調軍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說：「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明確指出槍桿子取政權，第一次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接著，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黨的任務和工作方向問題作了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斗爭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
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撤銷了他的總書記職務。會議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為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就國共兩黨關系、土地革命、武裝斗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黨在當時的最主要任務。 會議選舉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為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為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會後，臨時中央政治局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決定王荷波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為秘書；張太雷赴南方局，任廣東省委書記；羅亦農赴長江局工作；毛澤東去湖南在湘贛邊區領導秋收起義。由於白色恐怖，形勢緊迫，會議僅開了一天；首先，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了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然後，他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發言。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先後發言，尖銳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在農民、軍事等問題上的錯誤，強調軍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說：「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明確指出槍桿子取政權，第一次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接著，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黨的任務和工作方向問題作了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斗爭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
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撤銷了他的總書記職務。會議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為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就國共兩黨關系、土地革命、武裝斗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黨在當時的最主要任務。 會議選舉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為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為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會後，臨時中央政治局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決定王荷波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為秘書；張太雷赴南方局，任廣東省委書記；羅亦農赴長江局工作；毛澤東去湖南在湘贛邊區領導秋收起義。主要意義

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重要會議，它在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挫折後，總結了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定了黨在農村領導武裝暴動、開展土地革命的斗爭方針。這次會議對於挽救大革命失敗所造成的危局，實現黨的戰略轉變起了重要作用。但由於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左」傾錯誤觀點和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情緒相結合，使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同時，卻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主要表現在對當時的革命形勢缺乏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藉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許和助長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的傾向（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在組織上則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斗爭，過分或不適當地片面強調領導幹部的純工人成分的意義等。總之， 八七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是一個轉折點。它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沒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現，使「左」傾情緒在黨內滋長起來，給後來的中國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歷史轉折[2]八七會議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在關系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

[3]為了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黨在新時期的斗爭方針和任務，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現為鄱陽街139號）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因出席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既不是中央全會，也不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故稱為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由於時局緊張，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漢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和湖南、湖北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有：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有：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有：楊匏安、王荷波，共青團代表有：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達，湖北省委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錶王一飛，中央秘書鄧小平等22人。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及另外兩位俄國同志也參加了會議。
由於白色恐怖，形勢緊迫，會議僅開了一天。會議共有3項議程：1．共產國際代表作報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報告；3．改選臨時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作了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然後，他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發言。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先後發言，尖銳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在農民、軍事等問題上的錯誤，強調軍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明確指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接著，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黨的任務和工作方向問題作了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斗爭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
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撤銷了他的總書記職務。會議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為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黨在當時的最主要任務。
會議選舉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為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為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會後，臨時中央政治局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決定王荷波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為秘書；張太雷赴南方局，任廣東省委書記；羅亦農赴長江局工作；毛澤東去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總之，八七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是一個轉折點。它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沒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現，使「左」傾情緒在黨內滋長起來，給後來的中國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八七會議會址見證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轉折。1927年春夏，暴風驟雨般的反帝反封建群眾運動席捲全國，遭到沉重打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內一切反動勢力聯合起來，共同鎮壓革命運動，蔣介石、汪精衛集團先後在上海和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在這危急時刻，中共中央於8月7日在漢口三教街41號召開緊急秘密會議，研究解決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這次會議糾正和結束了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總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選舉產生了新的黨中央領導機構。這次會議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是中國革命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的標志。八七會議在我黨的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給正處於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由於沒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長的「左」傾情緒，導致後來發展成危害極大的「左」傾錯誤。

⑺ 毛澤東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思想是在秋收起義後嗎

應該是八七會議吧

⑻ 八七會議、遵義會議分別糾正了哪些黨內重大路線錯誤

八七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批評陳獨秀右傾錯誤：

第一、在國民黨問題上，黨中央在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中始終沒有當「主人」的思想；

第二、在農民問題上，黨中央不支持農民革命；

第三、在軍事問題上，「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毛澤東強調「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黨「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

遵義會議的最大功績，是改變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會後張聞天根據會議討論內容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明確指出李德和博古執行了「左」傾軍事路線，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的重大損失「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隨後，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由此，結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對全黨的領導。

(8)為什麼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擴展閱讀：

八七會議：

我黨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堅決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決定發動農民舉行秋收暴動。

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八七會議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也有缺點，它只注意反右，而忽視了防「左」，使「左」傾情緒在黨內滋長起來。這是一個深刻的經驗教訓。

遵義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問題的會議，使紅軍和黨中央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得以保存下來。

從此以後，紅軍轉敗為勝，轉危為安，勝利地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

⑼ 為什麼毛澤東會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這是由中國國情特點決定的。

中國內部沒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對大革命失敗的原因進行總結。與會的不少人對陳獨秀、共產國際代表、蘇聯顧問在處理國民黨、農民土地、武裝斗爭等問題上表現出的右傾傾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黨中央所犯錯誤中的一個錯誤是不認識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他強調全黨「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是由中國國情特點決定的，即中國內部沒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

無產階級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裝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奪取全國政權。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也為中國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確的方向。這段話後來成為黨創建，領導和掌握人民武裝並進行斗爭的行動口號。

(9)為什麼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擴展閱讀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的最初階段，中國共產黨把主要精力放在宣傳「主義」和組織工人上。在黨看來，這是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本質決定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如此，對有人熱衷於搞槍桿子的做法，黨曾經一度持批判態度。

在宣傳「主義」方面，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立者，十分重視共產主義的宣傳。陳獨秀早在1915年即創辦《青年雜志》，一年後《青年雜志》改名為《新青年》，後逐漸成為時代的號角，引領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人。

李大釗在1919年《新青年》第6 卷第5、6 號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向國人大致介紹了馬克思主義。這些宣傳在黨成立初期的確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因為此時馬克思主義剛剛傳入中國，它的一些概念並不像今天這樣為大家所熟知，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也大都是讀過一些書的知識分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 讓農民佔大多數的民眾接受並認可馬克思主義，並繼而起來為之奮斗，宣傳似是唯一可行的選擇。此時，站在時代的前列看清時局，指出革命的對象，並以此宣傳和動員民眾， 匯集最大的革命力量，顯得尤為重要。

在組織工人方面，中共黨組織在上海、北京、濟南、武漢、長沙、廣州等產業工人比較集中的城市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由於這些城市畢竟是在軍閥的直接統治之下，運動並沒有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那時，工人運動開展比較突出的，一個是北京郊外的長辛店，一個是湘贛邊界的安源。

安源煤礦，共有礦工1.3 萬多人，所產煤經過株萍鐵路和粵漢鐵路，運至湖北的漢陽， 供漢冶萍公司煉鋼用。在安源煤礦附近，又有鐵路工人1000 多人，煤礦加上鐵路，是當時為數不多的一個產業工人集中地。當時負責湖南黨務的毛澤東很重視安源路礦的工人運動，先後派李立三和劉少奇到安源工作。

他們以「平民教育」為名， 在安源開辦平民小學和工人補習學校，在其中積極宣傳馬列主義，並秘密發展黨的組織。在安源，有合法身份的工人俱樂部通過罷工等方式為工人爭取了大量的利益，也使得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深入人心。

無疑，中國共產黨在創建初期所開展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一個革命的政黨， 如沒有「槍桿子」，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黃埔軍校建立之後，中國共產黨逐步認識到槍桿子的重要性。黃埔的學生軍讓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體會到，這支部隊是國共合作中兩黨用政治訓練和嚴明紀律打造的一支新軍，它是那麼與眾不同：完全沒有軍閥部隊的舊習氣，一切都是嶄新的，軍官和士兵不僅英勇戰斗，更明白為什麼戰斗，為誰打仗。

在這樣的背景下，1924 年11 月，周恩來赴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後，即選調優秀共產黨員到各部門任職，還代表中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在黃埔軍校的中共黨組織，擴大共產黨的影響。不僅如此，中共廣東區委還直接領導了一支革命武裝——大元帥府鐵甲車隊。

中共中央也在1925 年的四屆二中全會上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 12 月12 日又將軍事運動委員會改為軍事部， 這是第一個專門從事軍事工作的組織。1926 年7 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通過建黨以來的第一份《軍事運動議決案》。

⑽ 為什麼朱元璋要花十年之久才確定國都，他到底有什麼考慮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時，並沒有確定國都。而是花費了10年之久，才最終把國都給確定了。之間既有外部因素的干擾，也有他自身的考量。

於是最後的他才下定決心將國都建立在離鳳陽不遠的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