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軍事思想把什麼作為治軍的重要原則

㈠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對軍事思想的發展做出了哪些巨大的貢獻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指中國古代各階級、民族、政治集團及其軍事家、兵學家關於戰爭和軍隊等一系列軍事問題的系統理性認識。是中國古代各歷史時期人們軍事實踐經驗的理論升華。它隨著社會的前進，軍隊建設和戰爭實踐的發展以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而逐漸深化，反過來又指導各時期的軍事實踐，對社會物質和精神文明的進步產生深刻影響。它是中國乃至世界軍事思想寶庫中的珍貴遺產。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歷史上頻繁激烈、規模巨大、空間廣闊、形式多樣的戰爭實踐是其發展的主要動力。中國所經歷的獨具特色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形態，幾千年高度集權的政權體制，以農業為主，兼有游牧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經濟結構，以漢民族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構成，尚德、勇於反抗侵略和壓迫、愛和平、重謀略、榮譽心和凝聚力極強的民族心理素質，長時期領先的科學技術，以長於理性概括和辯證思維為突出特徵的諸子思想的相互斗爭和融合，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嶺皆備的地理環境和復雜的氣候條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決定和影響著它的發展趨勢和特色。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主要載體是兵書。它出現早、數量大、種類多、內容豐富、哲理性強。散見於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論兵篇章，史書中關於軍事人物、戰爭、軍事制度等方面的記載，也蘊涵著極為豐富的軍事思想內容。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大體上經歷了萌生、形成、充實提高、系統完善四個歷史時期。
⒈萌生時期。大約公元前21世紀至前8世紀，即夏、商、西周時期。中國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就產生了部落間的戰爭，人們對軍事問題也開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隸制國家，戰爭成為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軍隊成為國家機器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西周時已有師、旅、卒、兩、伍等編制，青銅兵器廣泛應用於軍事。著名的戰爭有甘之戰、鳴條之戰、牧野之戰、周公東征等，作戰樣式有步戰、車戰，多為"堂堂之陣"的正面交鋒。作為觀念形態的軍事思想也開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等古代史料及大約在西周時期出現的《軍志》、《軍政》等兵書中都有反映。
這一時期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是：①在對戰爭的看法上，強調天命、 伸張正義和保民。《尚書》的《甘誓》、《湯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為出兵征戰之由，以"恭行天之罰"、"弔民伐罪"、"保民"相號召。軍事決策和行動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捨。②治軍上強調齊眾以律，"師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師》)；"尚桓桓"(《尚書·牧誓》)，以成威武之師；嚴賞罰，"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尚書·甘誓》)。③戰爭指導上，以重禮信仁義為主導思想，主張"以禮為固，以仁為勝"，"不窮不能"，"成列而鼓"(《司馬法》)；戰爭實踐中也已注意到以謀取勝。鳴條之戰、牧野之戰，都採取了陰蓄其力、爭取與國、剪敵羽翼、運用間諜、偵察敵情、掌握時機、攻其腹心等方略。《軍志》、《軍政》中有"允當則歸"，"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地利為寶"等謀略思想的記載。④在作戰指揮上，已注意到前鋒和主力、車兵與徒兵的配合及陣法的應用。由於這一時期戰爭樣式簡單，規模比較小，持續時間短，人們對軍事的認識還未能形成系統的理論。
⒉形成時期。大約從公元前8世紀至前3世紀，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社會處於大動盪、大變革、大發展中。爭霸、兼並、統一戰爭激烈，用兵數量增多；鐵兵器應用日益廣泛，軍事技術和築城等均有進步；軍制上，步兵、騎兵、水師逐漸分離為獨立兵種，步、騎、車配合作戰，形式多樣；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現了募兵制和郡縣徵兵制；戰爭指揮復雜，要求高，將帥專職化；學術上百家爭鳴等，促進了中國古代兵學的發展。以《孫子》為代表的一大批兵書的誕生，標志著中國古代兵學理論體系的初步確立。對戰爭的認識逐步深化春秋時期人們已經認識到，"師直為壯，屈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計》)。戰國時兵學家進一步將戰爭區分為"義"和"不義"，指出："禁暴救亂曰義"(《吳子·圖國》)，"義者，兵之首也"(《孫臏兵法·下編·將義》)，並由此確定了自己對戰爭的基本態度:"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司馬法·仁本》)；"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尉繚子·武議》)。對戰爭的起源問題，提出"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呂氏春秋·孟秋紀》)的觀點。對戰爭的起因問題，認為由於人民眾、財貨寡、事力勞、供養薄，故民爭而不免於亂，已注意到從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探討戰爭的起因。在對戰爭與政治、經濟、地理的關系和制勝因素的認識上，指出國家安危"在德不在險"(《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戰法必本於政勝"(《商君書·戰法》)；"以武為植，以文為種"(《尉繚子·兵令上》)；"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議兵》)。戰國時期的軍事家們進一步提出軍事改革的要求，主張廢除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尤重耕戰，強調富國強兵，"顯耕戰之士"(《韓非子·和氏》)；視富國為強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張為統一而進行戰爭，對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形成系統的建軍理論突出反映在將、法、教方面。《孫子》提出將帥必須具備"智、信、仁、勇、嚴"的條件，對軍隊組織編制、將官職責、軍備物資、費用等也都有嚴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把"士卒孰練"作為勝負的重要條件等，奠定了中國古代建軍理論的基礎。其後戰國軍事理論家更進一步豐富了它的理論內容。《吳子》要求將帥總文武，兼剛柔，具備理、備、果、戒、約的素質；《尉繚子》強烈批評世將制度，提出將帥要有威、惠、機、戰、攻、守、無過等全面修養；《六韜》不僅考察將帥個人的條件，而且強調統帥機關整體素質的互補和提高；《韓非子》主張從基層中選拔有實戰經驗的人為將領；等等。在軍事法制方面，出現了許多關於作戰、內務、紀律等法規性的文獻，體現了以法治軍、以治為勝的思想特點。同時強調以仁為本，恩威並用，賞罰嚴明，認為"善將者，愛與威而已"(《尉繚子·攻權》)；要愛護士卒，甘苦與共；賞不逾時，罰不遷列；要"刑上極，賞下通"(《六韜·將威》)，和軍同欲。在軍隊的教育訓練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為先"(《吳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簡募良材，料民選卒，依勇力、技藝分別編組，按級訓練；裝備要精良等。從本質上說，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為主、吸取儒家仁學理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適應當時軍隊特點的建軍理論。
提出一系列戰爭指導和作戰原則春秋時期的戰爭指導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運用軍事與政治謀略，提出了諸如"尊王攘夷"，"威不軌而昭文德"，"觀釁而動"，"兼弱攻昧"，"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等有價值的戰爭指導思想。重信義的觀念逐步被"戰陣之間，不厭詐偽"所代替。《孫子》對以往的戰爭實踐和軍事理論進行總結，認為善戰者必須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將、法"五事"，重視謀略，強調"廟算"和先計後戰。指出了用兵的"詭道"、"詐立"特徵；提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思想和進攻速勝的指導原則；強調主動、惑敵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於人、示形、任勢、我專敵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實擊虛、攻其無備、因敵制勝等基本原則。戰國時期，伐謀、伐交思想有了新的發展，注重聯盟戰略，縱橫捭闔，分化敵對力量；強調必攻不守，先機制敵，靈活應變；產生並發展了騎戰、城戰及不同地理、氣象條件下作戰的原則。《吳子》、《六韜》和《孫臏兵法》關於騎兵的地位、作用、特點的論述，已帶有總結經驗和理論概括的性質，其中"十勝"、"九敗"和"用騎十利"已比較系統。在"攻城圍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慣用器械、集兵攻城、錯絕其道、阻援攻虛、守不失險、守必出之、中外相應等論述。《墨子》中《備城門》等幾篇晚出的墨家之作專論守城之法，對守城設施、布局和器械製作、使用等均有詳細記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親"。
奠定古代軍事哲學思想的基礎 《孫子》反對戰爭的不可知論，認為戰爭可先知、先算、先 勝，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觀點；注重人事，反對"取於鬼神"、"像於事"、"驗於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趨利避害；注重從總體上聯繫上多方面地觀察戰爭，體悟到軍事領域中許多矛盾對立及轉化的現象，提出了虛實、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軍事理論認識對象的性質、范圍和內容的范疇。戰國時的兵家更注重對"戰道"(戰爭規律)的探討，視之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同時對軍事領域內的諸矛盾關系、軍事與政治、軍事與經濟的關系的認識也更為廣泛深入。
⒊充實提高時期 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0世紀中期，即從秦統一中國後歷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統一的歷史過程中進一步發展完善，社會經濟、文化、科技也不斷發展。軍事技術有新的進步，鐵兵器種類增多，殺傷性能有所提高；軍事交通、築城、造船也有較大發展。唐代發明了火葯並開始應用於戰爭。騎兵、水軍在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各朝軍制多有所變革，武裝力量體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軍、地方軍和邊防軍三大部分組成，集權於皇帝。北朝後期創立的府兵制經隋至唐初而趨完善，成為兵農結合的軍事制度；徵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戰爭規模增大，時間延長，區域范圍廣，大規模的騎兵集團作戰、橫渡江河作戰、水上交戰以及水陸配合作戰較多。漢代注重兵書的搜集整理，並將兵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類。這一時期軍事思想在繼承先秦傳統的基礎上，側重於實際運用，內容更加豐富，水平進一步提高。
高度重視戰略謀劃在幾次統一中國的戰爭中，一些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表現出高超的戰略思想和決策能力。楚漢戰爭中，漢對經營基地、收攬民心、分化對方、爭取盟國以及正面堅持、敵後襲擾、兩翼牽制等戰略運用甚為成功。東漢統一戰爭中，採取西和東攻，先關東，後隴蜀，由近及遠，各個擊破的戰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在多極斗爭中，聯盟戰思想的運用生動、突出。諸葛亮的"聯吳抗曹"，孫權的"聯魏擊蜀"，曹魏的離間吳蜀、坐山觀斗等，在不同情況下分別運用，各有成效。諸葛亮的《隆中對》提出了分清形勢，建立根基，內修政事，外和諸戎，聯盟抗敵的戰略思想。隋唐五代時，隋先採取北和南攻，後又採取擊北防南的戰略，對突厥"離強合弱"，擊逆撫順；對陳軍事手段與政治手段並用，虛實結合，疲敵誤敵，伺機一舉擊滅。這些都表現出戰略運用的靈活性。李淵集團為統一全國採取的因勢借力、以屈求伸、乘虛入關、居險養威、先急後緩、各個擊滅群雄的戰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榮的"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戰略規劃，亦不失為有識之舉。這些戰略思想和決策體現了從實際出發、駕馭全局、遠謀多算、靈活用兵的共同特徵。《黃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訓》、《戰略》等專門闡述戰略思想的軍事著作的出現，使制定和實施戰略的藝術更加深刻和系統，而"貴謀賤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成敗在乎智"，"以計代戰一當萬"等，均成為膾炙人口的重視戰略運用的名言。
國防指導思想呈現新的特點根據當時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及周邊形勢，秦朝修築萬里長城，體現了因地形，"用險制塞"、"限胡馬之足"、以牆制騎、安邊設防的思想。漢朝組建大規模騎兵集團後，轉而採取"以騎制騎"之策，抗擊強大的匈奴騎兵，由單純防禦轉入攻勢防禦。漢朝還在秦徙民實邊的基礎上，推行軍屯實邊措施，形成了兵農結合的一種強邊新形式。秦漢時，重視軍事交通建設，形成以都城為中心、干線縱橫、通向邊遠地區的交通網，提高了軍隊的機動性。漢初"文武並用"的治國強兵方略，"以蠻夷攻蠻夷"的對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個軍事戰略區，採取重首輕足、中外相維的兵力部署原則等，對後世均有較大影響。
作戰指導思想有新的發展 重視利用騎兵機動性強的特點，採用多路出擊、以快制敵、長途奔襲、窮追猛打的戰法，注重多兵種運用；大規模江河作戰，水陸配合，多路分進合擊；城邑戰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為戰爭成敗的關鍵。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圍城打援、一舉兩克的戰法影響深遠。野戰中更注意對地形的詳盡考察，聚米為山(即沙盤雛形)，因地用兵。《衛公兵法》提出了速決和持久不可偏廢的觀點。《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聯系戰爭實踐，對虛實、奇正、攻守等范疇的闡述更為系統、辯證，強調"致人而不致於人"(即奪取戰爭主動權)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太白陰經》強調戰爭勝負取決於人謀和國家富強;提出"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闡明了"形"(物質)與"神"(精神)的辯證關系，發展了《孫子》關於"形"的理論。
⒋系統完善時期 10世紀至19世紀中葉，歷經遼、宋、西夏、金諸政權並立時期和元、明、清(前期)幾個朝代，中國古代軍事思想進一步系統完善。這期間，中央政權與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權較長時期處於並立狀態，既爭斗，又融合，中國政治、經濟和科技、軍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了較大的發展，統兵用兵之權高度集中。隨著火器的發明及其大量裝備部隊和運用於實戰，火器部隊成為獨立兵種。作戰規模日益擴大，戰爭樣式更加多樣。隨著武學的興盛，《武經七書》成為將帥及武科舉子的必讀書，強調精神感化的理學、心學學說滲透到治軍領域。以《武經總要》、《武備志》為代表的一些大型軍事類書相繼問世，明確區分軍事門類，系統整理軍事資料。有關軍事訓練、軍事人物、兵制、守城、陣法、車營、火器、軍事歷史地理、海防邊防等專題性兵書大量涌現，反映了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研究的廣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價值的軍事思想內容。
以兵權高度集中為統兵建軍宗旨宋朝統治者鑒於唐末五代藩鎮擁兵割據，大權旁落的歷史教訓，力主兵權高度集中，以軍事行政權歸樞密院，軍事指揮權歸"三司"、"三帥"，互相制約，集權於皇帝。明、清兩朝統治者也將集權原則奉為圭臬。兵權的高度集中有利於國家統一、社會穩定，但宋初由皇帝親制陣圖，並派出排陣使監督將帥戰守的做法違背了因情應變的基本原則，也容易束縛將帥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造成兵將互不相習的弊端，削弱部隊的戰鬥力。
練兵、練將思想日益深化、系統隨著武舉、武學的逐步發展和完善，對將領的培養教育制度化、系統化，重視選練和軍事教育。宋代岳飛嚴於治軍，信賞明罰，其軍以"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為信條。明代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堅持陣法要與伍法相結合，並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較適用的練將、練兵的原則和方法，認為"練兵之要，在先練將"；練將既要入武庠(軍事學校)，也要到實境中鍛煉；對士兵的訓練，則貫徹選、練兼顧的原則，主張兵貴選鄉野老實之人，摒棄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練膽、練藝。
戰略思想更加豐富、系統《武備志·戰略考》按"非略弗錄"和"略非奇弗錄"的原則輯選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讀史方輿紀要》系統論述了山川形勢對戰爭的影響。在戰略進攻上，北方各民族將帥普遍注意發揮騎兵機動能力強、善於野戰的特長，主張進攻速決。如遼朝女軍事家蕭綽的長驅直入、緊逼腹心的謀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遠程迂迴、突然奔襲、中間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滅金方策；後金統帥努爾哈赤面對強軍，採取"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從不同角度為中國古代戰略增添了新的內容。朱元璋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也採納了朱升提出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方針，後又採取了先斷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滅群雄，建立明朝。在戰略防禦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籬三層，扼守要點的點、線、面結合的設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長城為骨幹，因險守塞，擇點分片(建立九鎮)，寬正面大縱深，有重點和層次，精兵機動和城守相結合的邊防思想。針對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況，《籌海圖編》一書提出要海陸結合，分區、多層、要點設防，強調實行哨於遠洋，擊於近海，鞏固海岸，嚴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這些，都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古代戰略思想。
火器的廣泛應用促進了作戰指導思想的發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為主的特種部隊——神機營，嗣後火器大量裝備部隊，有了火器和騎兵、步兵編組成軍的車營。在作戰中，重視發揮火器的作用，陣形和戰法都有變化，並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種配合的思想。《車營叩答合編》專論火器部隊的作戰特點和方法，適應用車在用火，用火在用疊陣的原則，使車、騎、步之間交相更迭、配合，保證了火力的發揚。火器的發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論的變化，城池防禦工事層數增加，注意騎牆、敵台火力相交，並構築附城敵台，以台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
與世界各國相比，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形成早、發展快，內容博大精深。其體系確立於先秦時期，歷朝歷代均有豐富和發展，其中包括古代農民起義的豐富實踐和理論升華，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在戰爭觀上提倡重道慎戰、義兵必勝、以戰止戰；在國防建設上主張獎勵耕戰、富國強兵、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在戰略和作戰指導上強調先計後戰、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勝"、文武並用、伐謀伐交、兵不厭詐、出奇制勝、避實擊虛、各個擊破、造形任勢、動敵、致人、我專敵分、並卒擊敵、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逸待勞、善擇戰機、兵貴神速、靈活應變；在治軍思想上要求以治為勝、制必先定、兵權貴一、教戒素行、氣藝並重、賞罰嚴明、恩威並施、勵士練銳、精兵良器、將帥賢能、 智勇雙全、上下同欲、三軍齊心；在後勤保障上提倡聚財積力、足食強兵、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在兵役思想上堅持寓兵於民、因勢改制等等。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在世界軍事思想史上有廣泛影響和突出地位，不僅在歷史上對指導人們的軍事斗爭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為中外各界人士所稱道，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

㈡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對軍事思想作出的巨大貢獻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指中國古代各階級、民族、政治集團及其軍事家、兵學家關於戰爭和軍隊等一系列軍事問題的系統理性認識。是中國古代各歷史時期人們軍事實踐經驗的理論升華。它隨著社會的前進，軍隊建設和戰爭實踐的發展以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而逐漸深化，反過來又指導各時期的軍事實踐，對社會物質和精神文明的進步產生深刻影響。它是中國乃至世界軍事思想寶庫中的珍貴遺產。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歷史上頻繁激烈、規模巨大、空間廣闊、形式多樣的戰爭實踐是其發展的主要動力。中國所經歷的獨具特色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形態，幾千年高度集權的政權體制，以農業為主，兼有游牧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經濟結構，以漢民族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構成，尚德、勇於反抗侵略和壓迫、愛和平、重謀略、榮譽心和凝聚力極強的民族心理素質，長時期領先的科學技術，以長於理性概括和辯證思維為突出特徵的諸子思想的相互斗爭和融合，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嶺皆備的地理環境和復雜的氣候條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決定和影響著它的發展趨勢和特色。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主要載體是兵書。它出現早、數量大、種類多、內容豐富、哲理性強。散見於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論兵篇章，史書中關於軍事人物、戰爭、軍事制度等方面的記載，也蘊涵著極為豐富的軍事思想內容。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大體上經歷了萌生、形成、充實提高、系統完善四個歷史時期。
⒈萌生時期。大約公元前21世紀至前8世紀，即夏、商、西周時期。中國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就產生了部落間的戰爭，人們對軍事問題也開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隸制國家，戰爭成為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軍隊成為國家機器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西周時已有師、旅、卒、兩、伍等編制，青銅兵器廣泛應用於軍事。著名的戰爭有甘之戰、鳴條之戰、牧野之戰、周公東征等，作戰樣式有步戰、車戰，多為"堂堂之陣"的正面交鋒。作為觀念形態的軍事思想也開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等古代史料及大約在西周時期出現的《軍志》、《軍政》等兵書中都有反映。
這一時期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是：①在對戰爭的看法上，強調天命、 伸張正義和保民。《尚書》的《甘誓》、《湯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為出兵征戰之由，以"恭行天之罰"、"弔民伐罪"、"保民"相號召。軍事決策和行動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捨。②治軍上強調齊眾以律，"師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師》)；"尚桓桓"(《尚書·牧誓》)，以成威武之師；嚴賞罰，"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尚書·甘誓》)。③戰爭指導上，以重禮信仁義為主導思想，主張"以禮為固，以仁為勝"，"不窮不能"，"成列而鼓"(《司馬法》)；戰爭實踐中也已注意到以謀取勝。鳴條之戰、牧野之戰，都採取了陰蓄其力、爭取與國、剪敵羽翼、運用間諜、偵察敵情、掌握時機、攻其腹心等方略。《軍志》、《軍政》中有"允當則歸"，"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地利為寶"等謀略思想的記載。④在作戰指揮上，已注意到前鋒和主力、車兵與徒兵的配合及陣法的應用。由於這一時期戰爭樣式簡單，規模比較小，持續時間短，人們對軍事的認識還未能形成系統的理論。
⒉形成時期。大約從公元前8世紀至前3世紀，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社會處於大動盪、大變革、大發展中。爭霸、兼並、統一戰爭激烈，用兵數量增多；鐵兵器應用日益廣泛，軍事技術和築城等均有進步；軍制上，步兵、騎兵、水師逐漸分離為獨立兵種，步、騎、車配合作戰，形式多樣；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現了募兵制和郡縣徵兵制；戰爭指揮復雜，要求高，將帥專職化；學術上百家爭鳴等，促進了中國古代兵學的發展。以《孫子》為代表的一大批兵書的誕生，標志著中國古代兵學理論體系的初步確立。對戰爭的認識逐步深化春秋時期人們已經認識到，"師直為壯，屈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計》)。戰國時兵學家進一步將戰爭區分為"義"和"不義"，指出："禁暴救亂曰義"(《吳子·圖國》)，"義者，兵之首也"(《孫臏兵法·下編·將義》)，並由此確定了自己對戰爭的基本態度:"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司馬法·仁本》)；"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尉繚子·武議》)。對戰爭的起源問題，提出"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呂氏春秋·孟秋紀》)的觀點。對戰爭的起因問題，認為由於人民眾、財貨寡、事力勞、供養薄，故民爭而不免於亂，已注意到從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探討戰爭的起因。在對戰爭與政治、經濟、地理的關系和制勝因素的認識上，指出國家安危"在德不在險"(《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戰法必本於政勝"(《商君書·戰法》)；"以武為植，以文為種"(《尉繚子·兵令上》)；"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議兵》)。戰國時期的軍事家們進一步提出軍事改革的要求，主張廢除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尤重耕戰，強調富國強兵，"顯耕戰之士"(《韓非子·和氏》)；視富國為強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張為統一而進行戰爭，對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形成系統的建軍理論突出反映在將、法、教方面。《孫子》提出將帥必須具備"智、信、仁、勇、嚴"的條件，對軍隊組織編制、將官職責、軍備物資、費用等也都有嚴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把"士卒孰練"作為勝負的重要條件等，奠定了中國古代建軍理論的基礎。其後戰國軍事理論家更進一步豐富了它的理論內容。《吳子》要求將帥總文武，兼剛柔，具備理、備、果、戒、約的素質；《尉繚子》強烈批評世將制度，提出將帥要有威、惠、機、戰、攻、守、無過等全面修養；《六韜》不僅考察將帥個人的條件，而且強調統帥機關整體素質的互補和提高；《韓非子》主張從基層中選拔有實戰經驗的人為將領；等等。在軍事法制方面，出現了許多關於作戰、內務、紀律等法規性的文獻，體現了以法治軍、以治為勝的思想特點。同時強調以仁為本，恩威並用，賞罰嚴明，認為"善將者，愛與威而已"(《尉繚子·攻權》)；要愛護士卒，甘苦與共；賞不逾時，罰不遷列；要"刑上極，賞下通"(《六韜·將威》)，和軍同欲。在軍隊的教育訓練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為先"(《吳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簡募良材，料民選卒，依勇力、技藝分別編組，按級訓練；裝備要精良等。從本質上說，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為主、吸取儒家仁學理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適應當時軍隊特點的建軍理論。
提出一系列戰爭指導和作戰原則春秋時期的戰爭指導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運用軍事與政治謀略，提出了諸如"尊王攘夷"，"威不軌而昭文德"，"觀釁而動"，"兼弱攻昧"，"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等有價值的戰爭指導思想。重信義的觀念逐步被"戰陣之間，不厭詐偽"所代替。《孫子》對以往的戰爭實踐和軍事理論進行總結，認為善戰者必須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將、法"五事"，重視謀略，強調"廟算"和先計後戰。指出了用兵的"詭道"、"詐立"特徵；提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思想和進攻速勝的指導原則；強調主動、惑敵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於人、示形、任勢、我專敵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實擊虛、攻其無備、因敵制勝等基本原則。戰國時期，伐謀、伐交思想有了新的發展，注重聯盟戰略，縱橫捭闔，分化敵對力量；強調必攻不守，先機制敵，靈活應變；產生並發展了騎戰、城戰及不同地理、氣象條件下作戰的原則。《吳子》、《六韜》和《孫臏兵法》關於騎兵的地位、作用、特點的論述，已帶有總結經驗和理論概括的性質，其中"十勝"、"九敗"和"用騎十利"已比較系統。在"攻城圍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慣用器械、集兵攻城、錯絕其道、阻援攻虛、守不失險、守必出之、中外相應等論述。《墨子》中《備城門》等幾篇晚出的墨家之作專論守城之法，對守城設施、布局和器械製作、使用等均有詳細記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親"。
奠定古代軍事哲學思想的基礎 《孫子》反對戰爭的不可知論，認為戰爭可先知、先算、先 勝，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觀點；注重人事，反對"取於鬼神"、"像於事"、"驗於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趨利避害；注重從總體上聯繫上多方面地觀察戰爭，體悟到軍事領域中許多矛盾對立及轉化的現象，提出了虛實、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軍事理論認識對象的性質、范圍和內容的范疇。戰國時的兵家更注重對"戰道"(戰爭規律)的探討，視之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同時對軍事領域內的諸矛盾關系、軍事與政治、軍事與經濟的關系的認識也更為廣泛深入。
⒊充實提高時期 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0世紀中期，即從秦統一中國後歷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統一的歷史過程中進一步發展完善，社會經濟、文化、科技也不斷發展。軍事技術有新的進步，鐵兵器種類增多，殺傷性能有所提高；軍事交通、築城、造船也有較大發展。唐代發明了火葯並開始應用於戰爭。騎兵、水軍在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各朝軍制多有所變革，武裝力量體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軍、地方軍和邊防軍三大部分組成，集權於皇帝。北朝後期創立的府兵制經隋至唐初而趨完善，成為兵農結合的軍事制度；徵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戰爭規模增大，時間延長，區域范圍廣，大規模的騎兵集團作戰、橫渡江河作戰、水上交戰以及水陸配合作戰較多。漢代注重兵書的搜集整理，並將兵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類。這一時期軍事思想在繼承先秦傳統的基礎上，側重於實際運用，內容更加豐富，水平進一步提高。
高度重視戰略謀劃在幾次統一中國的戰爭中，一些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表現出高超的戰略思想和決策能力。楚漢戰爭中，漢對經營基地、收攬民心、分化對方、爭取盟國以及正面堅持、敵後襲擾、兩翼牽制等戰略運用甚為成功。東漢統一戰爭中，採取西和東攻，先關東，後隴蜀，由近及遠，各個擊破的戰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在多極斗爭中，聯盟戰思想的運用生動、突出。諸葛亮的"聯吳抗曹"，孫權的"聯魏擊蜀"，曹魏的離間吳蜀、坐山觀斗等，在不同情況下分別運用，各有成效。諸葛亮的《隆中對》提出了分清形勢，建立根基，內修政事，外和諸戎，聯盟抗敵的戰略思想。隋唐五代時，隋先採取北和南攻，後又採取擊北防南的戰略，對突厥"離強合弱"，擊逆撫順；對陳軍事手段與政治手段並用，虛實結合，疲敵誤敵，伺機一舉擊滅。這些都表現出戰略運用的靈活性。李淵集團為統一全國採取的因勢借力、以屈求伸、乘虛入關、居險養威、先急後緩、各個擊滅群雄的戰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榮的"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戰略規劃，亦不失為有識之舉。這些戰略思想和決策體現了從實際出發、駕馭全局、遠謀多算、靈活用兵的共同特徵。《黃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訓》、《戰略》等專門闡述戰略思想的軍事著作的出現，使制定和實施戰略的藝術更加深刻和系統，而"貴謀賤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成敗在乎智"，"以計代戰一當萬"等，均成為膾炙人口的重視戰略運用的名言。
國防指導思想呈現新的特點根據當時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及周邊形勢，秦朝修築萬里長城，體現了因地形，"用險制塞"、"限胡馬之足"、以牆制騎、安邊設防的思想。漢朝組建大規模騎兵集團後，轉而採取"以騎制騎"之策，抗擊強大的匈奴騎兵，由單純防禦轉入攻勢防禦。漢朝還在秦徙民實邊的基礎上，推行軍屯實邊措施，形成了兵農結合的一種強邊新形式。秦漢時，重視軍事交通建設，形成以都城為中心、干線縱橫、通向邊遠地區的交通網，提高了軍隊的機動性。漢初"文武並用"的治國強兵方略，"以蠻夷攻蠻夷"的對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個軍事戰略區，採取重首輕足、中外相維的兵力部署原則等，對後世均有較大影響。
作戰指導思想有新的發展 重視利用騎兵機動性強的特點，採用多路出擊、以快制敵、長途奔襲、窮追猛打的戰法，注重多兵種運用；大規模江河作戰，水陸配合，多路分進合擊；城邑戰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為戰爭成敗的關鍵。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圍城打援、一舉兩克的戰法影響深遠。野戰中更注意對地形的詳盡考察，聚米為山(即沙盤雛形)，因地用兵。《衛公兵法》提出了速決和持久不可偏廢的觀點。《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聯系戰爭實踐，對虛實、奇正、攻守等范疇的闡述更為系統、辯證，強調"致人而不致於人"(即奪取戰爭主動權)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太白陰經》強調戰爭勝負取決於人謀和國家富強;提出"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闡明了"形"(物質)與"神"(精神)的辯證關系，發展了《孫子》關於"形"的理論。
⒋系統完善時期 10世紀至19世紀中葉，歷經遼、宋、西夏、金諸政權並立時期和元、明、清(前期)幾個朝代，中國古代軍事思想進一步系統完善。這期間，中央政權與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權較長時期處於並立狀態，既爭斗，又融合，中國政治、經濟和科技、軍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了較大的發展，統兵用兵之權高度集中。隨著火器的發明及其大量裝備部隊和運用於實戰，火器部隊成為獨立兵種。作戰規模日益擴大，戰爭樣式更加多樣。隨著武學的興盛，《武經七書》成為將帥及武科舉子的必讀書，強調精神感化的理學、心學學說滲透到治軍領域。以《武經總要》、《武備志》為代表的一些大型軍事類書相繼問世，明確區分軍事門類，系統整理軍事資料。有關軍事訓練、軍事人物、兵制、守城、陣法、車營、火器、軍事歷史地理、海防邊防等專題性兵書大量涌現，反映了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研究的廣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價值的軍事思想內容。
以兵權高度集中為統兵建軍宗旨宋朝統治者鑒於唐末五代藩鎮擁兵割據，大權旁落的歷史教訓，力主兵權高度集中，以軍事行政權歸樞密院，軍事指揮權歸"三司"、"三帥"，互相制約，集權於皇帝。明、清兩朝統治者也將集權原則奉為圭臬。兵權的高度集中有利於國家統一、社會穩定，但宋初由皇帝親制陣圖，並派出排陣使監督將帥戰守的做法違背了因情應變的基本原則，也容易束縛將帥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造成兵將互不相習的弊端，削弱部隊的戰鬥力。
練兵、練將思想日益深化、系統隨著武舉、武學的逐步發展和完善，對將領的培養教育制度化、系統化，重視選練和軍事教育。宋代岳飛嚴於治軍，信賞明罰，其軍以"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為信條。明代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堅持陣法要與伍法相結合，並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較適用的練將、練兵的原則和方法，認為"練兵之要，在先練將"；練將既要入武庠(軍事學校)，也要到實境中鍛煉；對士兵的訓練，則貫徹選、練兼顧的原則，主張兵貴選鄉野老實之人，摒棄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練膽、練藝。
戰略思想更加豐富、系統《武備志·戰略考》按"非略弗錄"和"略非奇弗錄"的原則輯選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讀史方輿紀要》系統論述了山川形勢對戰爭的影響。在戰略進攻上，北方各民族將帥普遍注意發揮騎兵機動能力強、善於野戰的特長，主張進攻速決。如遼朝女軍事家蕭綽的長驅直入、緊逼腹心的謀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遠程迂迴、突然奔襲、中間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滅金方策；後金統帥努爾哈赤面對強軍，採取"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從不同角度為中國古代戰略增添了新的內容。朱元璋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也採納了朱升提出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方針，後又採取了先斷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滅群雄，建立明朝。在戰略防禦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籬三層，扼守要點的點、線、面結合的設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長城為骨幹，因險守塞，擇點分片(建立九鎮)，寬正面大縱深，有重點和層次，精兵機動和城守相結合的邊防思想。針對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況，《籌海圖編》一書提出要海陸結合，分區、多層、要點設防，強調實行哨於遠洋，擊於近海，鞏固海岸，嚴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這些，都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古代戰略思想。
火器的廣泛應用促進了作戰指導思想的發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為主的特種部隊——神機營，嗣後火器大量裝備部隊，有了火器和騎兵、步兵編組成軍的車營。在作戰中，重視發揮火器的作用，陣形和戰法都有變化，並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種配合的思想。《車營叩答合編》專論火器部隊的作戰特點和方法，適應用車在用火，用火在用疊陣的原則，使車、騎、步之間交相更迭、配合，保證了火力的發揚。火器的發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論的變化，城池防禦工事層數增加，注意騎牆、敵台火力相交，並構築附城敵台，以台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
與世界各國相比，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形成早、發展快，內容博大精深。其體系確立於先秦時期，歷朝歷代均有豐富和發展，其中包括古代農民起義的豐富實踐和理論升華，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在戰爭觀上提倡重道慎戰、義兵必勝、以戰止戰；在國防建設上主張獎勵耕戰、富國強兵、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在戰略和作戰指導上強調先計後戰、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勝"、文武並用、伐謀伐交、兵不厭詐、出奇制勝、避實擊虛、各個擊破、造形任勢、動敵、致人、我專敵分、並卒擊敵、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逸待勞、善擇戰機、兵貴神速、靈活應變；在治軍思想上要求以治為勝、制必先定、兵權貴一、教戒素行、氣藝並重、賞罰嚴明、恩威並施、勵士練銳、精兵良器、將帥賢能、 智勇雙全、上下同欲、三軍齊心；在後勤保障上提倡聚財積力、足食強兵、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在兵役思想上堅持寓兵於民、因勢改制等等。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在世界軍事思想史上有廣泛影響和突出地位，不僅在歷史上對指導人們的軍事斗爭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為中外各界人士所稱道，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

㈢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戰爭觀：這一思想大約形成在奴隸社會的初期，到奴隸社會的末期基本成熟。以仁為本的戰爭觀。

指導思想：《孫子兵法·謀攻篇》中寫道：「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這不僅僅對戰爭有指導意義，而且對政治、外交、經濟乃至工作生活都有一定幫助。

用將之道：選賢任能，不僅是古人的用人之方，也是用將之道。

全勝戰略：自古以來，戰爭的直接目的就在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最高和最理想的目標就是以「全」爭勝——「不戰而屈人之兵」。「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站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3)古代軍事思想把什麼作為治軍的重要原則擴展閱讀

公元前21世紀（一說公元前22世紀），中國建立了奴隸制的夏王朝，從此戰爭成為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此時，盡管人們對於戰爭的認識處於低級階段，還是產生了以靠天命觀指導戰爭為中心內容的軍事思想。

奴隸主對外族發動掠奪戰爭，或用武力鎮壓本族奴隸的反抗，都是以征討「違天命者」、「弔民伐罪」、「敬天保民」相號召，並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嚴刑厚賞驅使士卒作戰。作戰方式是集團列陣正面沖殺。到商代以後，作戰逐漸以車兵為主。

對軍隊指揮，要求行動統一，嚴厲管理。這種思想，指導著夏、商、西周幾個王朝的軍事斗爭。通過這一時期的戰爭實踐，人們已初步認識到審勢而動，量力而行，眾可以勝寡，強可以勝弱，反映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觀念。

傳在西周時期，已出現《軍志》、《軍政》等軍事著作，雖早失傳，但在後來問世的《左傳》、《孫子兵法》等書中，還保留著一些片斷的引文。

㈣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對軍事思想的發展做出了哪些巨大的貢獻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指中國古代各階級、民族、政治集團及其軍事家、兵學家關於戰爭和軍隊等一系列軍事問題的系統理性認識。是中國古代各歷史時期人們軍事實踐經驗的理論升華。它隨著社會的前進，軍隊建設和戰爭實踐的發展以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而逐漸深化，反過來又指導各時期的軍事實踐，對社會物質和精神文明的進步產生深刻影響。它是中國乃至世界軍事思想寶庫中的珍貴遺產。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歷史上頻繁激烈、規模巨大、空間廣闊、形式多樣的戰爭實踐是其發展的主要動力。中國所經歷的獨具特色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形態，幾千年高度集權的政權體制，以農業為主，兼有游牧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經濟結構，以漢民族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構成，尚德、勇於反抗侵略和壓迫、愛和平、重謀略、榮譽心和凝聚力極強的民族心理素質，長時期領先的科學技術，以長於理性概括和辯證思維為突出特徵的諸子思想的相互斗爭和融合，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嶺皆備的地理環境和復雜的氣候條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決定和影響著它的發展趨勢和特色。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主要載體是兵書。它出現早、數量大、種類多、內容豐富、哲理性強。散見於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論兵篇章，史書中關於軍事人物、戰爭、軍事制度等方面的記載，也蘊涵著極為豐富的軍事思想內容。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大體上經歷了萌生、形成、充實提高、系統完善四個歷史時期。
⒈萌生時期。大約公元前21世紀至前8世紀，即夏、商、西周時期。中國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就產生了部落間的戰爭，人們對軍事問題也開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隸制國家，戰爭成為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軍隊成為國家機器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西周時已有師、旅、卒、兩、伍等編制，青銅兵器廣泛應用於軍事。著名的戰爭有甘之戰、鳴條之戰、牧野之戰、周公東征等，作戰樣式有步戰、車戰，多為"堂堂之陣"的正面交鋒。作為觀念形態的軍事思想也開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等古代史料及大約在西周時期出現的《軍志》、《軍政》等兵書中都有反映。
這一時期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是：①在對戰爭的看法上，強調天命、 伸張正義和保民。《尚書》的《甘誓》、《湯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為出兵征戰之由，以"恭行天之罰"、"弔民伐罪"、"保民"相號召。軍事決策和行動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捨。②治軍上強調齊眾以律，"師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師》)；"尚桓桓"(《尚書·牧誓》)，以成威武之師；嚴賞罰，"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尚書·甘誓》)。③戰爭指導上，以重禮信仁義為主導思想，主張"以禮為固，以仁為勝"，"不窮不能"，"成列而鼓"(《司馬法》)；戰爭實踐中也已注意到以謀取勝。鳴條之戰、牧野之戰，都採取了陰蓄其力、爭取與國、剪敵羽翼、運用間諜、偵察敵情、掌握時機、攻其腹心等方略。《軍志》、《軍政》中有"允當則歸"，"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地利為寶"等謀略思想的記載。④在作戰指揮上，已注意到前鋒和主力、車兵與徒兵的配合及陣法的應用。由於這一時期戰爭樣式簡單，規模比較小，持續時間短，人們對軍事的認識還未能形成系統的理論。
⒉形成時期。大約從公元前8世紀至前3世紀，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社會處於大動盪、大變革、大發展中。爭霸、兼並、統一戰爭激烈，用兵數量增多；鐵兵器應用日益廣泛，軍事技術和築城等均有進步；軍制上，步兵、騎兵、水師逐漸分離為獨立兵種，步、騎、車配合作戰，形式多樣；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現了募兵制和郡縣徵兵制；戰爭指揮復雜，要求高，將帥專職化；學術上百家爭鳴等，促進了中國古代兵學的發展。以《孫子》為代表的一大批兵書的誕生，標志著中國古代兵學理論體系的初步確立。對戰爭的認識逐步深化春秋時期人們已經認識到，"師直為壯，屈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計》)。戰國時兵學家進一步將戰爭區分為"義"和"不義"，指出："禁暴救亂曰義"(《吳子·圖國》)，"義者，兵之首也"(《孫臏兵法·下編·將義》)，並由此確定了自己對戰爭的基本態度:"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司馬法·仁本》)；"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尉繚子·武議》)。對戰爭的起源問題，提出"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呂氏春秋·孟秋紀》)的觀點。對戰爭的起因問題，認為由於人民眾、財貨寡、事力勞、供養薄，故民爭而不免於亂，已注意到從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探討戰爭的起因。在對戰爭與政治、經濟、地理的關系和制勝因素的認識上，指出國家安危"在德不在險"(《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戰法必本於政勝"(《商君書·戰法》)；"以武為植，以文為種"(《尉繚子·兵令上》)；"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議兵》)。戰國時期的軍事家們進一步提出軍事改革的要求，主張廢除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尤重耕戰，強調富國強兵，"顯耕戰之士"(《韓非子·和氏》)；視富國為強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張為統一而進行戰爭，對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形成系統的建軍理論突出反映在將、法、教方面。《孫子》提出將帥必須具備"智、信、仁、勇、嚴"的條件，對軍隊組織編制、將官職責、軍備物資、費用等也都有嚴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把"士卒孰練"作為勝負的重要條件等，奠定了中國古代建軍理論的基礎。其後戰國軍事理論家更進一步豐富了它的理論內容。《吳子》要求將帥總文武，兼剛柔，具備理、備、果、戒、約的素質；《尉繚子》強烈批評世將制度，提出將帥要有威、惠、機、戰、攻、守、無過等全面修養；《六韜》不僅考察將帥個人的條件，而且強調統帥機關整體素質的互補和提高；《韓非子》主張從基層中選拔有實戰經驗的人為將領；等等。在軍事法制方面，出現了許多關於作戰、內務、紀律等法規性的文獻，體現了以法治軍、以治為勝的思想特點。同時強調以仁為本，恩威並用，賞罰嚴明，認為"善將者，愛與威而已"(《尉繚子·攻權》)；要愛護士卒，甘苦與共；賞不逾時，罰不遷列；要"刑上極，賞下通"(《六韜·將威》)，和軍同欲。在軍隊的教育訓練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為先"(《吳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簡募良材，料民選卒，依勇力、技藝分別編組，按級訓練；裝備要精良等。從本質上說，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為主、吸取儒家仁學理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適應當時軍隊特點的建軍理論。
提出一系列戰爭指導和作戰原則春秋時期的戰爭指導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運用軍事與政治謀略，提出了諸如"尊王攘夷"，"威不軌而昭文德"，"觀釁而動"，"兼弱攻昧"，"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等有價值的戰爭指導思想。重信義的觀念逐步被"戰陣之間，不厭詐偽"所代替。《孫子》對以往的戰爭實踐和軍事理論進行總結，認為善戰者必須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將、法"五事"，重視謀略，強調"廟算"和先計後戰。指出了用兵的"詭道"、"詐立"特徵；提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思想和進攻速勝的指導原則；強調主動、惑敵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於人、示形、任勢、我專敵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實擊虛、攻其無備、因敵制勝等基本原則。戰國時期，伐謀、伐交思想有了新的發展，注重聯盟戰略，縱橫捭闔，分化敵對力量；強調必攻不守，先機制敵，靈活應變；產生並發展了騎戰、城戰及不同地理、氣象條件下作戰的原則。《吳子》、《六韜》和《孫臏兵法》關於騎兵的地位、作用、特點的論述，已帶有總結經驗和理論概括的性質，其中"十勝"、"九敗"和"用騎十利"已比較系統。在"攻城圍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慣用器械、集兵攻城、錯絕其道、阻援攻虛、守不失險、守必出之、中外相應等論述。《墨子》中《備城門》等幾篇晚出的墨家之作專論守城之法，對守城設施、布局和器械製作、使用等均有詳細記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親"。
奠定古代軍事哲學思想的基礎 《孫子》反對戰爭的不可知論，認為戰爭可先知、先算、先 勝，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觀點；注重人事，反對"取於鬼神"、"像於事"、"驗於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趨利避害；注重從總體上聯繫上多方面地觀察戰爭，體悟到軍事領域中許多矛盾對立及轉化的現象，提出了虛實、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軍事理論認識對象的性質、范圍和內容的范疇。戰國時的兵家更注重對"戰道"(戰爭規律)的探討，視之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同時對軍事領域內的諸矛盾關系、軍事與政治、軍事與經濟的關系的認識也更為廣泛深入。
⒊充實提高時期 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0世紀中期，即從秦統一中國後歷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統一的歷史過程中進一步發展完善，社會經濟、文化、科技也不斷發展。軍事技術有新的進步，鐵兵器種類增多，殺傷性能有所提高；軍事交通、築城、造船也有較大發展。唐代發明了火葯並開始應用於戰爭。騎兵、水軍在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各朝軍制多有所變革，武裝力量體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軍、地方軍和邊防軍三大部分組成，集權於皇帝。北朝後期創立的府兵制經隋至唐初而趨完善，成為兵農結合的軍事制度；徵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戰爭規模增大，時間延長，區域范圍廣，大規模的騎兵集團作戰、橫渡江河作戰、水上交戰以及水陸配合作戰較多。漢代注重兵書的搜集整理，並將兵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類。這一時期軍事思想在繼承先秦傳統的基礎上，側重於實際運用，內容更加豐富，水平進一步提高。
高度重視戰略謀劃在幾次統一中國的戰爭中，一些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表現出高超的戰略思想和決策能力。楚漢戰爭中，漢對經營基地、收攬民心、分化對方、爭取盟國以及正面堅持、敵後襲擾、兩翼牽制等戰略運用甚為成功。東漢統一戰爭中，採取西和東攻，先關東，後隴蜀，由近及遠，各個擊破的戰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在多極斗爭中，聯盟戰思想的運用生動、突出。諸葛亮的"聯吳抗曹"，孫權的"聯魏擊蜀"，曹魏的離間吳蜀、坐山觀斗等，在不同情況下分別運用，各有成效。諸葛亮的《隆中對》提出了分清形勢，建立根基，內修政事，外和諸戎，聯盟抗敵的戰略思想。隋唐五代時，隋先採取北和南攻，後又採取擊北防南的戰略，對突厥"離強合弱"，擊逆撫順；對陳軍事手段與政治手段並用，虛實結合，疲敵誤敵，伺機一舉擊滅。這些都表現出戰略運用的靈活性。李淵集團為統一全國採取的因勢借力、以屈求伸、乘虛入關、居險養威、先急後緩、各個擊滅群雄的戰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榮的"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戰略規劃，亦不失為有識之舉。這些戰略思想和決策體現了從實際出發、駕馭全局、遠謀多算、靈活用兵的共同特徵。《黃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訓》、《戰略》等專門闡述戰略思想的軍事著作的出現，使制定和實施戰略的藝術更加深刻和系統，而"貴謀賤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成敗在乎智"，"以計代戰一當萬"等，均成為膾炙人口的重視戰略運用的名言。
國防指導思想呈現新的特點根據當時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及周邊形勢，秦朝修築萬里長城，體現了因地形，"用險制塞"、"限胡馬之足"、以牆制騎、安邊設防的思想。漢朝組建大規模騎兵集團後，轉而採取"以騎制騎"之策，抗擊強大的匈奴騎兵，由單純防禦轉入攻勢防禦。漢朝還在秦徙民實邊的基礎上，推行軍屯實邊措施，形成了兵農結合的一種強邊新形式。秦漢時，重視軍事交通建設，形成以都城為中心、干線縱橫、通向邊遠地區的交通網，提高了軍隊的機動性。漢初"文武並用"的治國強兵方略，"以蠻夷攻蠻夷"的對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個軍事戰略區，採取重首輕足、中外相維的兵力部署原則等，對後世均有較大影響。
作戰指導思想有新的發展 重視利用騎兵機動性強的特點，採用多路出擊、以快制敵、長途奔襲、窮追猛打的戰法，注重多兵種運用；大規模江河作戰，水陸配合，多路分進合擊；城邑戰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為戰爭成敗的關鍵。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圍城打援、一舉兩克的戰法影響深遠。野戰中更注意對地形的詳盡考察，聚米為山(即沙盤雛形)，因地用兵。《衛公兵法》提出了速決和持久不可偏廢的觀點。《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聯系戰爭實踐，對虛實、奇正、攻守等范疇的闡述更為系統、辯證，強調"致人而不致於人"(即奪取戰爭主動權)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太白陰經》強調戰爭勝負取決於人謀和國家富強;提出"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闡明了"形"(物質)與"神"(精神)的辯證關系，發展了《孫子》關於"形"的理論。
⒋系統完善時期 10世紀至19世紀中葉，歷經遼、宋、西夏、金諸政權並立時期和元、明、清(前期)幾個朝代，中國古代軍事思想進一步系統完善。這期間，中央政權與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權較長時期處於並立狀態，既爭斗，又融合，中國政治、經濟和科技、軍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了較大的發展，統兵用兵之權高度集中。隨著火器的發明及其大量裝備部隊和運用於實戰，火器部隊成為獨立兵種。作戰規模日益擴大，戰爭樣式更加多樣。隨著武學的興盛，《武經七書》成為將帥及武科舉子的必讀書，強調精神感化的理學、心學學說滲透到治軍領域。以《武經總要》、《武備志》為代表的一些大型軍事類書相繼問世，明確區分軍事門類，系統整理軍事資料。有關軍事訓練、軍事人物、兵制、守城、陣法、車營、火器、軍事歷史地理、海防邊防等專題性兵書大量涌現，反映了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研究的廣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價值的軍事思想內容。
以兵權高度集中為統兵建軍宗旨宋朝統治者鑒於唐末五代藩鎮擁兵割據，大權旁落的歷史教訓，力主兵權高度集中，以軍事行政權歸樞密院，軍事指揮權歸"三司"、"三帥"，互相制約，集權於皇帝。明、清兩朝統治者也將集權原則奉為圭臬。兵權的高度集中有利於國家統一、社會穩定，但宋初由皇帝親制陣圖，並派出排陣使監督將帥戰守的做法違背了因情應變的基本原則，也容易束縛將帥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造成兵將互不相習的弊端，削弱部隊的戰鬥力。
練兵、練將思想日益深化、系統隨著武舉、武學的逐步發展和完善，對將領的培養教育制度化、系統化，重視選練和軍事教育。宋代岳飛嚴於治軍，信賞明罰，其軍以"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為信條。明代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堅持陣法要與伍法相結合，並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較適用的練將、練兵的原則和方法，認為"練兵之要，在先練將"；練將既要入武庠(軍事學校)，也要到實境中鍛煉；對士兵的訓練，則貫徹選、練兼顧的原則，主張兵貴選鄉野老實之人，摒棄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練膽、練藝。
戰略思想更加豐富、系統《武備志·戰略考》按"非略弗錄"和"略非奇弗錄"的原則輯選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讀史方輿紀要》系統論述了山川形勢對戰爭的影響。在戰略進攻上，北方各民族將帥普遍注意發揮騎兵機動能力強、善於野戰的特長，主張進攻速決。如遼朝女軍事家蕭綽的長驅直入、緊逼腹心的謀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遠程迂迴、突然奔襲、中間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滅金方策；後金統帥努爾哈赤面對強軍，採取"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從不同角度為中國古代戰略增添了新的內容。朱元璋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也採納了朱升提出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方針，後又採取了先斷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滅群雄，建立明朝。在戰略防禦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籬三層，扼守要點的點、線、面結合的設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長城為骨幹，因險守塞，擇點分片(建立九鎮)，寬正面大縱深，有重點和層次，精兵機動和城守相結合的邊防思想。針對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況，《籌海圖編》一書提出要海陸結合，分區、多層、要點設防，強調實行哨於遠洋，擊於近海，鞏固海岸，嚴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這些，都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古代戰略思想。
火器的廣泛應用促進了作戰指導思想的發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為主的特種部隊——神機營，嗣後火器大量裝備部隊，有了火器和騎兵、步兵編組成軍的車營。在作戰中，重視發揮火器的作用，陣形和戰法都有變化，並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種配合的思想。《車營叩答合編》專論火器部隊的作戰特點和方法，適應用車在用火，用火在用疊陣的原則，使車、騎、步之間交相更迭、配合，保證了火力的發揚。火器的發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論的變化，城池防禦工事層數增加，注意騎牆、敵台火力相交，並構築附城敵台，以台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
與世界各國相比，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形成早、發展快，內容博大精深。其體系確立於先秦時期，歷朝歷代均有豐富和發展，其中包括古代農民起義的豐富實踐和理論升華，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在戰爭觀上提倡重道慎戰、義兵必勝、以戰止戰；在國防建設上主張獎勵耕戰、富國強兵、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在戰略和作戰指導上強調先計後戰、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勝"、文武並用、伐謀伐交、兵不厭詐、出奇制勝、避實擊虛、各個擊破、造形任勢、動敵、致人、我專敵分、並卒擊敵、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逸待勞、善擇戰機、兵貴神速、靈活應變；在治軍思想上要求以治為勝、制必先定、兵權貴一、教戒素行、氣藝並重、賞罰嚴明、恩威並施、勵士練銳、精兵良器、將帥賢能、 智勇雙全、上下同欲、三軍齊心；在後勤保障上提倡聚財積力、足食強兵、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在兵役思想上堅持寓兵於民、因勢改制等等。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在世界軍事思想史上有廣泛影響和突出地位，不僅在歷史上對指導人們的軍事斗爭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為中外各界人士所稱道，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

㈤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戰備的基本原則有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戰備的基本原則有：

一、重戰思想。戰爭是關繫到內國家民眾生死存亡容的頭等大事，不能不認真研究和對待。

二、慎戰思想。即慎重對待戰爭，不輕易言戰。

三、備戰思想。未雨綢繆，必須重視備戰的思想，思想上時刻不要忘記戰備。

四、善戰思想。就是要會用兵打仗。

1、注重以「道」為首要因素的多因素制勝論。「道」就是政治，是「令民與上同意也。」當然，在注重道的同時，其他四個「天、地、將、法」因素也不可忽視。

2、廟算制勝論。廟算，是古代開戰前在廟堂舉行軍事會議，商討與謀劃戰爭的一種方式。

3、「詭道」制勝論。《孫子兵法》里講道：「兵者，詭道也」。

(5)古代軍事思想把什麼作為治軍的重要原則擴展閱讀：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戰備的全勝戰略：

自古以來，戰爭的直接目的就在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最高和最理想的目標就是以「全」爭勝——「不戰而屈人之兵」。

《謀攻篇》中指出：「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站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

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㈥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意義

一、以仁為本的戰爭觀
這一思想大約形成在奴隸社會的初期，到奴隸社會的版末期基本成熟。以仁權為本的站貞觀，主要包括兩層含義： 1、戰爭支柱——以仁為本。《司馬法·仁本第一》開宗明義：「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為正。正不獲意則權。」仁者使人親，義者使人悅。此二者，才是戰鬥力的凝聚核，才是贏得戰爭勝利的基礎。 2、戰爭准則——師出有名。《禮記·檀弓下》主張「師必有名」，認為師出無名，必將遭到眾人的反對，定成敗局。
二、「不戰則已，戰則必勝」的指導原則
1、重站思想。《孫子兵法》開宗明義、大聲疾呼：「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認為戰爭是關繫到國家民眾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不能不認真研究和對待。 2、慎戰思想。即慎重對待戰爭，不輕易言戰。《孫子兵法》中這樣寫道：「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

㈦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一些基本思想是什麼

1、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許多軍事思想都貫穿著反對天命論的思想，強調戰爭勝負決定於人。孫子、吳子等明確提出，戰爭的勝負決定於政治、將領、治兵、法令及天時、地利等客觀條件。孫子提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就是說戰爭的勝負是可以計算和爭取的。同時，揭示了戰爭中眾寡、強弱、虛實、攻守、奇正、主客、剛柔等矛盾的辯證關系。

2、富國強兵的政治主張。凡有作為的軍事家，都把軍隊建設看成關系國家安危的大事。孫子所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幾乎所有兵法都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認為戰爭的勝利取決於國家的良好政治制度和措施。

3、從嚴治軍，強調嚴格的紀律和管理。在號令方面，要求令行禁止，成為「有節制之師」，在賞罰方面主張「有信」和「必誠」，並注意軍隊平時作風的養成。

4、講求謀略，運用「兵不厭詐」的指揮藝術。主張奇正並用，虛實結合，使敵難以預測；而用兵的詭詐則以對敵情判斷和了解作基礎，要求審時度勢，臨機處置。

5、重視將領的德才和作用。強調選賢任能，要求將領具有智、信、仁、勇、嚴等品質。但古代軍事思想存在著統治階級的偏見，如抹殺戰爭的階級性，宣揚上智下愚和封建倫理道德觀念，過分誇大將帥的作用等。

㈧ 古代軍事思想包括

⒈重戰思想。《孫子兵法》開宗明義、大聲疾呼：「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認為戰爭是關繫到國家民眾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不能不認真研究和對待。
⒉慎戰思想。即慎重對待戰爭，不輕易言戰。《孫子兵法》中這樣寫道：「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
⒊備戰思想。其意就是未雨綢繆。孫子受當時形勢的影響和思想的熏陶，提出了必須重視備戰的思想，並告誡人們思想上時刻不要忘記戰備，做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⒋善戰思想。就是要會用兵打仗。
一是注重以「道」為首要因素的多因素制勝論。「道」就是政治，是「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也。」當然，在注重道的同時，其他四個「天、地、將、法」因素也不可忽視。
二是廟算制勝論。廟算，是古代開戰前在廟堂舉行軍事會議，商討與謀劃戰爭的一種方式。《孫子兵法》主張戰前要算，要對戰爭全局進行計劃和籌劃，定出可行的戰略方針。
三是「詭道」制勝論。《孫子兵法》里講道：「兵者，詭道也」。因此，他提出了「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的詭道之法，進而達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目的。
指導思想
《孫子兵法·謀攻篇》中寫道：「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這不僅僅對戰爭有指導意義，而且對政治、外交、經濟乃至工作生活都有一定幫助。
全勝戰略
自古以來，戰爭的直接目的就在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最高和最理想的目標就是以「全」爭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謀攻篇》中指出：「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站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作戰思想
其主要表現在：「致人而不制於人」，奪取主動權。強調的就是要根據戰場的具體情況，靈活且有針對性的採取制勝方法。
強調奇正
他說：「凡戰者，以正合（合力攻擊），以奇勝（奇兵制勝）」。奇正是中國古代一對重要的軍事矛盾，歷代兵家多有闡述和運用。奇正的含義廣泛，一般說來，常法為正，變法為奇。分而言之：在兵力使用上，守備、鉗制的為正兵，機動突擊的為奇兵；在作戰方式上，正面進攻、明攻的為正兵，迂迴、側擊、偷襲的為奇兵；在作戰方法上，按一般原則作戰的為正兵，採取特殊戰法的為奇兵。奇正充分體現了用兵的機動靈活性，出奇制勝的高妙之處，在於攻擊敵人無備與虛弱之處。
用將之道
選賢任能，不僅是古人的用人之方，也是用將之道。
⒈重將思想。《投筆膚談·軍勢第七》指出：「三軍之勢，莫重於將」。並且認為，「大將，心也。士卒，四肢百骸也」。我們現代所說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⒉選將思想。在古代，選將標准有五，《孫子兵法·計篇》中明確提出「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⒊用將思想。古人認為，將帥使用的原則，就是信任和放手。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㈨ 軍事思想的內容主要包括哪些

軍事思想的內容主要包括：戰爭觀、戰爭問題方法論、戰爭指導思想、建軍指導思想。

軍事思想是關於戰爭與國防基本問題軍事及其相關的高層次系統的問題的理性認識。不同的時代、階級、國家和人物，有不同的軍事思想。

作為馬克思主義軍事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揭示戰爭的本質和基本規律，研究武裝力量建設及其使用的一般原則，反映從總體上研究軍事問題的理論成果。

軍事思想來源於軍事實踐，又給軍事實踐以理論指導，並隨著戰爭和軍事實踐的發展而發展。

(9)古代軍事思想把什麼作為治軍的重要原則擴展閱讀：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內容極為豐富，大致包括：戰爭觀、謀略、戰法、陣法、軍隊組織、訓練和紀律，以及將帥修養和作戰指揮等主要內容。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意義：

(1)探討戰爭的性質和作用。古代軍事家對戰爭性質和作用作了許多精闢的論述。

(2)探討戰爭與政治的關系。

(3)闡述作戰的指導思想。

(4)提出作戰原則及方法。

(5)確立治軍的主要方略。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中國古代千百次王朝戰爭和大規模農民起義戰爭的經驗總結。

它的豐富內容，是前人留下的寶貴軍事遺產，也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中國近代的直至現代的軍事思想，都從中批判地繼承和吸取了許多有價值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