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鶴軍事基地

❶ 《中國文化導論》簡答題：8、簡要根據秦漢時期出現中華文化大一統的局面的原因。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欄目中佔有較重的分量。
政治制度與職官方面,簡修煒的《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特點與農民的反封建斗爭》(1988年第2、4期)一文,揭示了魏晉南北朝社會的等級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等歷史特點與農民反封建斗爭的密切聯系,突出地顯示了該時期農民反封建斗爭的明顯個性。方北辰《釋九品中正制之一品虛設問題》(1989年第1期)一文,通過考察該制度的歷史淵源,認為魏晉之際,儒家作為正統思想的地位並未根本動搖,三皇五帝、禹、湯、文、武、周、孔這些儒家崇尚的「聖人」,仍享有極崇高的地位,儒家的名教仍然左右著士大夫的思想,而當世活人要躋身於位至極品的聖人之列是不可能的。陳琳國《試論魏晉南北朝地方官吏的考課》(1991年第2期)指出,魏晉以後,秦漢時期通過上計來考課地方官吏的形式已名存實亡。東晉南朝未能建立起合理的考課制度,只以輸入賦稅的多寡來衡量地方官吏的政績。北魏後期重新建立起考課制度。西魏、北周的考課卓有成效,因而地方吏治情況較好。趙昆生《曹魏侍中考釋》(2000年第6期)對曹魏的侍中進行了考察,認為它是曹魏重要的權力中樞,構成了君權實現方式的核心。
關於政治事件,在司馬睿對待祖逖北伐的態度問題上,劉偉航《司馬睿對祖逖北伐態度之我見》(1988年第2期),不同意歷代史家對司馬睿的責難和批評,作者認為:自司馬睿渡江直到祖逖北伐的七年中,南北形勢並沒有形成一個北伐的大好時機;東晉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也難以成為北伐的經濟保障;東晉派戴淵節制祖逖的目的在於對王敦形成威懾,阻止其叛亂活動。王永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敗原因考析》(1999年第3期)指出,歷來對曹爽伐蜀的動機及其失敗原因研究不夠,認識停留於表面。作者認為,曹爽伐蜀不是「輕舉妄動」,而是在軍事力量遠不及司馬懿的條件下採取的一種政治手段。通過伐蜀,曹爽既可控制軍隊指揮權,又能在政治上排斥司馬懿,專斷朝政;他所以失敗,也不僅僅因為軍事准備不足及蜀國尚有抵抗能力,主要原因在於司馬懿及其黨羽的破壞,這種破壞在出兵、作戰和退兵時都存在。孔毅《論曹魏之黜抑「浮華」》(2000年第1期)指出:魏武帝曹操之「破浮華交會之徒」,旨在打擊政治上的異己,為改朝換代清除障礙;魏明帝曹睿之罷退「浮華之不務道本者」,旨在打擊思想上的異己,最終卻自毀家門。
門閥士族是魏晉南北朝史中經久不衰的論題,馬欣在《士族新論》(1987年第2期)一文認為,研究「士族」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稱謂復雜、概念混亂。不僅治史者深感棘手,也給後學者帶來困難。根據名實相符和傳統習慣的原則,該文對蕪雜繁多的概念進行清理篩選,認為較妥貼而且適合魏晉南北朝官僚集團的名稱,該是「士族」,其他都不規范。就士族的歷史地位問題,文章指出,就整個士族來說,它趨向腐朽,那是在它取得了特殊的社會地位並把持了政權以後的事情,無視士族的演化過程,一概罵倒的做法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的。關於門閥政治的性質和歷史作用,孟聚在《北魏孝文帝門閥制度論略》(199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不能將作為孝文帝漢化改革的門閥制度與南朝的門閥制度相提並論。北魏鮮卑貴族是在長期戰亂的廢墟上建立起北魏政權的,北方以門閥大族為領袖的塢堡不僅維護了當地的農業生產,而且保留了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較高水平的漢族文化。因此北魏統治者不能不依靠門閥大族謀劃方略、制定政治禮儀、發展封建經濟,因而也就不能不實行門閥制度。針對張承宗「吳四姓」為「東吳四姓」之說,張旭華、王宗廣《「吳四姓」非「東吳四姓」辯》(2000年第4期)認為,「吳四姓」應是「吳郡四姓」,即吳郡之顧、陸、朱、張;其中張、朱二姓的代表人物就是吳郡張溫、朱桓和朱據。
社會組織、成分方面,1988年第1、2期上連載章義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奴婢及奴婢制度研究》,是作者整體研究中的兩個問題。一是對這一時期奴婢來源和數量的分析;二是對奴婢社會役使范圍的考察。前者的結論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奴婢主要有戰俘、價買、籍沒三大來源,較之兩漢,私屬奴婢的數額顯著增加。後者的結論是:這一時期奴婢的役使范圍不僅與奴隸社會的奴隸的役使存在著本質的差異,而且與兩漢時期也有著明顯的區別,即該時期奴婢的絕大部分已由兩漢時期的非生產者轉變為社會的直接生產者,都被普遍地役使於農業、手工業等生產部門。周國林的《論蜀吳圖籍中「吏」的身份》(1987年第2期),是具有考證辨析性質的文章。該文針對史學界對這一問題的多種看法,通過數據統計,文獻、文物的印證,認為蜀吳圖籍中的「吏」既不是指身份低賤的「吏」民,也不是指地位優越的士族,而是對包括上至三公、下至佐史之類的低級官員在內的所有國家官吏的總稱。張敏《東晉南朝賓客述論》(1999年第2期)認為,東晉南朝賓客的構成成分比前代更為復雜,有門第低、學品高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有避難的北方人士,有所謂材力死士、門生故吏,也有江湖遊客、隱士。賓客作為一個特殊社會階層,沒有與佃客、僮客等封建依附民合流,相反,一部分繼續受到王侯大臣的禮遇和重視。不過,賓客的社會地位確實有所下降。
二、經濟史研究
專欄文章中,篇幅較多,影響較大者當屬社會經濟史,1985年第2期學報刊發了施光明的《釋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術」》,文章涉及的是一個古老的課題。因為曹魏屯田制度為歷代史家所關注,多有論述,但關於「分田之術」這個具體而重要的細節問題,幾乎無人問津。作者認為,「分田之術」是一種授田之法,其具體內容是確定給屯田民屯田土地的數量,大約是一夫一婦一百畝。文章刊出後,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較大影響,不少刊物或復印全文或轉摘觀點,並馬上引起了爭論。同年第4期,專欄又刊載了周國林的爭鳴文章《「分田之術」是授田之法嗎?》,該文指出,「分田之術」不是「授田之法」,而是有別於「計牛輸谷」的征稅方式。專欄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一直延續到1988年第1期,長達三年之久,所發表文章均被《中國史研究動態》、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三國史研究四十年》等文獻轉載。
歷代史家關於曹操的研究文章多不勝數,但對他的整個經濟政策進行全面的論述,尚不多見。張雷的《曹操經濟政策述評》(1985年第4期)一文,從社會背景和思想基礎的角度進行綜合研究,認為曹操的經濟政策有著豐富而廣泛的內容,屯田政策是其核心,而租稅政策、獎勵政策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並且是緊密圍繞屯田政策而展開的,在他整個經濟政策中佔有重要地位。曹魏時期的屯田規模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鄭佩欣的《曹魏許下屯田規模蟲蟲彖測》(1988年第3期),通過當時曹魏每年的地租所得和糧食總產量以及勞力的耕種能力等因素的層層分析剝離,得出建安初年許下屯田的大致規模———約擁有60萬畝耕地,8000多屯田戶,40000餘人。
商業、交通貿易史研究方面,馬志冰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海貿易的變遷與高漲》(198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州南海貿易得到巨大發展,奠定了廣州的通商貿易口岸的重要地位,為隋唐以後海外貿易的進一步繁榮打下了基礎,也為中西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創造了條件。鄭敬高《論六朝的商業資本形態》(1994年第1期)認為,六朝商業發展,以小商人資本興盛、官僚商業資本強勁、大地主側身市場為特色,基本實現了商業資本的封建化,它導致了商業資本的飽和。這種飽和以盤剝小生產者取得豐厚利潤為前提,是資本與特權結合的結果。超商業強制割斷了商業與經濟自由、競爭平等、法律秩序之間的必然聯系,阻礙了商業資本的正常積累,構成了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致命弱點。劉漢東《水路交通運輸與魏晉南北朝商品經濟的發展》(1998年第3期)指出: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與交通運輸的關系相當密切。特別是大批量的貨物運輸,對交通條件的要求較高。水路運輸既方便,載重量又大,沿途碼頭的設施以及較大船隻的使用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水路交通比較發達,推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江南經濟逐漸趕上甚至超過了北方,水路交通是其重要因素。
區域經濟的發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引人注目,牛潤珍的《3—6世紀海河流域城鎮布局的考察》(1991年第2期)令人耳目一新。該文不僅考證出魏晉南北朝時期海河流域縣級以上的城鎮數目,而且還從地形、地貌、氣候、氣象等其他學科入手,考察了當時海河流域城鎮的布局及其特點。極具學術價值的是,它著眼於史學與現實的密切聯系,體現了全新的選題角度,而且運用了不同學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
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濟問題的研究也引起了國外學者的重視。
韓國學者池培善先生的《就封裕上書論前燕慕容皇光時期的經濟政策》(1999年第3期),通過分析慕容皇光在位時期,記室參軍封裕的上書來探討前燕的社會經濟政策,試圖從社會經濟角度來解答北方游牧民族進出中原之後,異民族以何種形態發展國家。
三、思想文化研究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思想文化成就輝煌,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史課題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施光明《論五涼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融》(1990年第2期)一文選題新穎,把當對許多人忽視的西北文化作為研究對象,代表著魏晉史研究的一個方向。作者指出,當中原動盪、文事荒落之時,在五涼統治的河西地區卻出現了一個具有濃郁的西北風采和異域情調的學術文化空前興盛的局面。他認為,這是西域與五涼之間學術文化雙向交流和雙向選擇的結果。正是在眾多不同的領域中各種文化現象的相互交流、相互選擇、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形成了瑰麗多姿的五涼文化。宗教問題仍然是文化討論中的重點之一。程有為的《魏晉南北朝河南地區佛教的傳播和興盛》(1986年第3期)一文,將佛教在河南的傳播和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漢末、曹魏時期初步傳播;西晉十六國時期迅速傳播興盛;至北魏達到極盛,由此他認為,河南是佛教在中國最早傳播的地區之一,其原因有四: 一、佛學東漸,河南居「天下之中」,為必經之地。二、其時作為都城的洛陽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河南地又在都城附近。三、佛寺的經濟來源主要靠朝廷官府的賜予和富人的施捨,而京城及其附近的佛寺是近水樓台。四、河南地區戰火連綿,人民苦難深重的現實,為以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為教義的佛教提供了肥田沃土。黃修明《魏晉南北朝佛教的政治化特徵》(1992年第3期)認為,魏晉南北朝是佛教傳入中國後迅猛流播發展的時代,也是佛入中國而中國化的重要歷史時期,其重要特徵是受中國政治社會的改造和影響日益世俗政治化。無論是作為宗教形態的佛教或是作為宗教信徒的佛門僧尼,都沒有超然於世俗政治之外獨立存在,而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依附政治、參與政治、服務於政治。孔毅、李民《魏晉玄學的衰落及其與佛教的合流》(1997年第2期)認為,東晉初年的批判思潮是玄佛合流的先聲,儒佛力量對比的變化是玄沸合流的關鍵,而魏晉玄學獨立性的喪失標志著玄佛合流的實現,玄佛合流實現後,佛教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但是,佛教的這種獨立是相對的,它作為一種外來的異質文化,始終不能也不可能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軌道而獨立發展,只能是不斷趨於中國化。至宋代,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形成理學。
關於這一時期的文化特徵,朱和平、白貴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特徵及其歷史影響》(1998年第4期)認為,魏晉時期的文化特徵有三:其一、相對獨立的區域文化格局;其二、傳統文化改造與新文化創造相結合;其三、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特徵的形成和發展,不僅改造了傳統文化固有的頹廢,創造了文化新精神,而且使中國文化呈現多樣化和豐富性,在文化發展中緩和了民族地域紛爭和敵對關系,出現了統一的要求。
對魏晉南北朝時期東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研究,以前較少有人論及。
梅珍生《中國魏晉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生觀比較研究》(1993年第4期),作者指出,在東西方人學史上,魏晉與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是兩個十分相似的歷史階段,在各不相同的歷史系列中,這兩個時代的功績無論是因其對過去傳統的反叛還是對未來的歷史命運的昭示,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社會生活動盪不安,價值體系的崩潰,對古典的領悟,藝術的成就,世界的發現,人的覺醒……在這些改變了歷史面貌的共同表象的背後,它們由於各自時代的歷史條件的制約,人生的路向表現出了不同的旨趣:魏晉時代風靡士林的價值取向是玄學人生觀,而義大利文藝復興呈現的則是以人文主義為內涵的世俗人生觀,而這種差異,又是他們對待人和自然的不同態度造成的。
四、軍事、民族研究
作為中國歷史上重要軍事制度之一的曹魏士家制,古今論者,不乏其人,但在諸如士家的身份等具體問題上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分歧意見,劉漢東《論曹魏士家制的發展變化及其階段性》(1988年第4期)一文,沒有將該制度看成靜態事物。他認為士家制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原因和時間,曹魏士家制經歷了一個萌芽、確立和完備的發展演變過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士家的身份地位也有相應的發展和變化。
張文強《南朝軍制述略》(1998年第1期)指出,南朝的中央軍事領導機構主要為中軍和尚書省兩個系統;地方軍事領導機構為都督與州郡兩個系統。南朝軍隊的編制序列為軍、幢、隊、什、伍等。兵種主要分水、步、騎。中軍訓練一般在京師建康進行,外軍訓練一般由各防鎮都督刺史主持。當時的兵器是傳統的弓、弩、刀、劍、矛,其製造由少府所屬的尚方負責,保存管理的機構有南、北二武庫。
關於戰役,潘民中《汲、獲之戰是官渡之戰的重要組成部分》(1996年第4期)認為,汲縣、獲嘉之戰與白馬之戰,延津之戰及官渡決戰有不可分割的關系,是官渡戰役的重要組成部分。汲、獲之戰發生在建安五年二月袁軍攻白馬之後、四月曹操解白馬圍之前的三月間。汲、獲之戰的戰略意圖一是消滅袁軍別營,解除側背之憂,二是破壞袁紹軍糧基地,陷敵於困境。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民族大融合時期,民族問題歷來為史家所重視。程有為、吳少珉《論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的民族問題》(1996年第1期)探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的民族矛盾的形成、發展、激化和緩和的歷史狀況、統治者民族政策的優略得失、以及民族融合的進程。作者指出,曹魏、西晉時期是中原地區民族矛盾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十六國時期是爆發時期,北朝則趨向緩和。曹魏、西晉時期,允許少數民族內徙,有利於民族融合。但西晉江統提議將少數民族遷返塞外,則不利於民族融合,也是難以行得通的。十六國後期各國統治者的民族政策比前期為優。魏晉南北朝時期,伴隨民族融合的還有民族壓迫、沖突、仇殺,最後到隋唐時期內遷少數民族已完全與漢族融為一體。
五、大族個案研究方面
家族、尤其是豪門大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方面都有著重大影響,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有關這一時期某些著姓大族的個案研究,成為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上世紀90年代該欄目先後發表了多位學者這方面的學術論文,他們分別對家族的源流、婚宦情況、文化特徵、家族興衰原因及其歷史地位與作用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
關於婚媾特徵:漢魏以來士族政治的建立與鞏固,主要依賴於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員政治地位的升遷及其在學術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二是家族之間通過婚姻裙帶關系的彼此提攜與利用。因此,婚媾是士族,特別是東晉南朝僑姓士族維持高門地位的一種重要手段。同時,婚媾的變化也能反映某些家族社會地位的變遷。劉靜夫《京兆杜氏研究》(1993年第3期)對京兆杜氏的婚媾情況進行了分析,並與潁川荀氏的婚媾情況作了比較,作者指出,二者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屬於高門大族,且都與皇室聯姻。杜氏的婚姻之家,已知者有河內司馬氏、京兆韋氏、河東裴氏、馮翊嚴氏、北地傅氏、太原與祁縣王氏、河南元氏等,與荀氏相同,基本上屬於高門大族。兩族雖然都與皇室聯姻,但對皇室的依賴程度不同。苟氏,

❷ 楊暉 簡介

1.上海唯眾影視傳播有限公司總裁

簡介
楊 暉（女）博士、資深傳媒人，上海唯眾影視傳播有限公司創始人、總裁。
TV2.0電視新思維理念倡導者，《波士堂》、《上班這點事》、《誰來一起午餐》、《大聲說》、《洋涇一大幫》、《中國職場好榜樣》、《我最時尚》、《魔力之城》創辦人。 多年來堅持致力於電視創新實踐和創新管理研究，擅長媒介戰略管理、品牌策劃和創意管理。先後被《外灘畫報》評選為「城市之心」2007年度人物，被《Time Out上海》推舉為「城市英雄」。2010年，被中國廣播電視協會評為「中國十佳電視欄目製片人」，獲得「世博城市之星」 稱號，榮登「2010中國商界女性精英價值榜」。2011年，被評為《旭茉JESSICA》「年度成功女性」，《胡潤百富》「潮流先鋒人物」。
唯眾傳媒2008、2009連續兩年被評為「中國最具投資潛力文化創意企業」。2010年，唯眾傳媒榮獲「中國最具投資價值自主創新企業」。2011年，獲得WABC「年度愛心企業」。
個人經歷
湖南大學MBA，北師大藝術與傳媒學院博士。歷任湖南衛視節目中心副主任、CNBC中國區項目經理。曾成功創辦湖南衛視《新青年》、《嶽麓書院千年論壇》、《誰是英雄》、《男孩女孩》，CNBC《決策》，星尚頻道《源來女人》，雲南衛視《智贏天下》、東方衛視《我為創業狂》等知名電視節目。同時成功策劃和推出了一系列大型論壇、晚會和會展活動，並積極嘗試與新媒體的合作，成功與互聯網合作製作《互聯網的百萬富翁》和《首屆中國嬰童產業創富大賽》等網路真人秀節目。
積極倡導TV2.0電視新思維理念，曾受邀為CCTV、上海文廣、江蘇廣電、浙江廣電、天津廣電、廣東電視台、南方電視台、深圳廣電集團、雲南電視台、大連廣電集團等十餘家電視媒體機構，以及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復旦大學、上海交大、華東理工大學等多所高校進行授課和演講。曾獲「中國廣播電視獎」、中國少兒電視「金童獎」等國家級、省級政府專業大獎60餘項，撰寫專業論文20餘萬字，主編電視圖書20餘冊。
節目榮譽覽表
2010年，《大聲說》榮獲中國廣播電視協會第十屆百家電視文藝節目欄目類一等獎。主持人孫國慶榮獲優秀主持人大獎。
2010年，《波士堂》榮獲SMG傳媒人大獎。
2010年，《誰來一起午餐》榮獲《綜藝》2009年度節目大獎，並入圍「中國電視榜」年度最佳財經節目榜單。
2010年，《波士堂》和《上班這點事》榮獲「中國創優欄目獎」。
2010年，《波士堂》榮獲2009年度SMG「傳媒人」獎。
2010年，《互聯網的百萬富翁》榮獲「第十六屆中國國際廣告節2009中國媒介創新營銷大賽優秀獎」、「DMA (Digital Media Award)亞太區數碼傳媒大獎Best Loyalty Program銅牌獎」、「2008-2009年度艾瑞效果營銷獎」和「2009年中國企業營銷創新案例特別獎」。
2009年，《波士堂》獲得「2008中國最具網路影響力十大省級衛視欄目」排行榜第一名。
2009年，《大聲說》獲得SMG總裁獎，並入選上海十大文化事件榜單。
2008年，《波士堂》獲得胡潤百富榜best of the best訪談電視節目最佳表現獎。
2008年，《上班這點事》入圍2008中國電視榜年度最佳脫口秀節目。
2008年，《《波士堂》、《上班這點事》雙雙榮獲「中國創優欄目獎」。
2007年，《波士堂》榮獲SMG2006年度電視節目創新獎，入圍2007年中國電視榜年度最佳創富節目榜單。
2007年，《誰來一起午餐》獲SMG傳媒人大獎。
編輯本段
2.中國圍棋女棋手

簡介
楊暉，女，前國家圍棋隊主力，世界冠軍。上海人，1963年5月12日生。是著名棋手曹大元九段的妻子。曾與孔祥明、芮乃偉、張璇被稱為中國女子圍棋「四大天王」。
戰績
10歲學棋，12 歲進體校 15歲進集訓隊。獲6次全國圍棋個人賽女子冠軍，1983年「新體育杯」圍模 賽第三名，1987年「國手戰」圍棋賽第五名，1994年首屆中國「王位戰」亞軍。在第六屆「富土通杯」世界職業圍模大賽中，戰勝日本超一流棋手武宮正樹九段。1982年定為五段，1991年升為八段。
編輯本段
3.書畫家

楊 暉（男）漢族 1956年正月生。 幼名雲中，筆名壽石，室名雲鶴軒。
工藝美術師職稱，曾歷任內蒙古恆利制毯公司總工藝美術師職務。圖案設計曾兩次獲日本普麗偉爾株式會社設計獎。
1988年畢業於中國書畫函授大學，89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圖案研修班，1994年結業於中央美院工筆人物畫研修班，先後從師著名畫家白銘、姚有多、黃均、范曾教授。
作品入選中國函大《校友風采錄》、《當代書畫家作品集》、《中老年書畫家作品集》，典載《世界名人錄》、（第3卷999頁）和《楊氏名人錄》等大型辭書。
作品曾獲建國45周年海內外書畫大賽銀獎，建國50周年內蒙古美術家協會作品展三等獎，和建國50周年民族書畫優秀獎。作品《山高流水》被國務院選中製成大型壁掛，作為贈送內蒙古成立50周年禮品。
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內蒙古分會會員，徐悲鴻藝術研究會會員，內蒙古青年書畫家協會理事，2000年遷居桂林，任桂林美術學校副校長，桂林中外美術研究會理事。
編輯本段
4.攝影藝術家

楊 暉（男）
上海人筆 名：巴 海
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畢業2006年10月底，在淮海路熱鬧地段的愛普生影藝坊為楊暉舉辦了《茶館里的老頭》攝影展。
編輯本段
5.江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楊 暉（1964年—），男，江蘇無錫市人，江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文學理論與中國詩學研究，全國文學理論學會會員，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協會會員，無錫市作家協會會員。先後在《山東社會科學》、《安徽師范大學學報》、《貴州社會科學》等期刊發表文章二十多篇，並合著《郁達夫：感傷的旅程》（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參加過三部教材的編寫，完成江蘇教育廳課題，先後獲得無錫市哲學社會科學二、三等獎。現正主持四川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項目。一、科研論文目錄1、《「大音希聲」釋義——讀道德經筆記》《無錫教育學院學報》1994/4
2、《「赤子之心」一說———讀〈人間詞話〉札記》《無錫教育學院學報》1995/3
3、《西方學者對周作人民俗思想形成的影響》《宜賓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3
4、《淺談高等院校教學模式的改革》《無錫教育學院學報》1999/4
5、《嚴羽「氣象」說評述》《安徽師范大學學報》（社哲版）1999/4
6、《試論郁達夫的成名與上海文化的關系》《山東社會科學》1999/5
7、《傳統與現代的融合》《無錫教育學院學報》2001/3
8、《走近「走進魯迅」》（合著）《安徽師范大學學報》（社哲版）2001/6
9、《論汪曾祺散文的美學特色》《宜賓學院學報》（社哲版）2003/5
10、《傾聽孩子的心聲——黃蓓佳<心聲>析》《學語文》2004/1
11、《創新與「還原」 》《河南教育學院學報》（社哲版）2005/3
12、《文學性：文學理論研究走向的一種可能》《江南大學學報》（社哲版）2005/4
13、《「地方經驗」：一個重要的美學元范疇》《文藝報》2005/5/31
14、《「語言是文學之家」—汪曾祺語言本體觀及創作中的驗證》《貴州社會科學》2006/3
15、《中國傳統「變易」觀念的萌芽與確立》《青海社會科學》2006年5期
16、《想像：一種不可或缺的文學元素》《咸陽師范學院學報》（社哲版）2007年3期
17、《古代文論原創性的當代意義》《安徽教育學院學報》（社哲版）2007年4期
18、《文學經驗：一個難以言說的話題》《名作欣賞》2008/1
19、《試論劉勰「通變」與葉燮「正變」的可比性》《船山學刊》2008/1
20、《〈原詩〉正變思想研究的追溯與反思》《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哲版）2008/1
21、《試論許學夷〈詩源辨體〉的正變思想》《阜陽師范學院》（社哲版）2008/1
二、獲獎
1、《感傷的旅程----郁達夫》（合著）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10月版
2001年無錫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
2、《嚴羽「氣象」說評述》《安徽師范大學學報》（社哲版）1999/4
2001年無錫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三等獎
三、科研項目
1、「魯迅與九十年代文學研究」，2001年江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課題（參與）
2、「江曾祺文藝思想研究」，2003江蘇省教育廳社會科學項目（主持）
3、「李劼人文藝思想研究」2007年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主持）[1]
編輯本段
6.主編

楊暉，男，陝西人。南浩制葯化工設備網主編，記者。
編輯本段
7.南京軍區參謀長

楊暉，1963年出生，山東青島人。197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參謀長，少將軍銜，副大軍區級別。
編輯本段
教育背景

1978年，考入南京外國語學院（現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
1984年，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大學學習，獲文學碩士、博士學位；
1988年，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習，獲法學博士學位；
201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班學習。
編輯本段
工作經歷

曾先後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前蘇聯使館、俄羅斯使館和哈薩克使館工作；
2001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技術偵察部（三部）副部長；
2005年，中國國際戰略學會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
2006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31集團軍（代）副軍長；
2007年，晉升少將軍銜；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情報部（二部）部長；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兼職教授；
2011年07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參謀長。
編輯本段
工作領域及研究方向

長期從事俄羅斯和東歐、中亞地區的情報分析研究，先後撰寫和主編了《俄羅斯思考》、《俄羅斯21世紀前沿軍事理論叢書》、《反恐啟示錄――世界重大反恐怖戰例評析》、《信息恐怖主義》、《新軍事變革與未來戰爭譯叢》等專著，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當前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斗爭研究》的基礎上，公開出版了《反恐新論》一書。並有多部譯著。

❸ 廣州有哪些革命遺跡或者歷史名勝

1、中山紀念堂

奉化總理紀念堂前身為中山紀念堂。奉化老城北部的錦屏山，宋代起即為民眾踏青優游之地。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原有的錦屏山宋家坪公園改建為中山公園，並著手增建中山紀念堂、縣立圖書館（後稱中正圖書館）等公共建築。

「無論是破土動工，還是落成，奉化中山紀念堂都堪稱第一。」裘國松在1994年出版的《奉化市志》中找到了依據，「1934年1月由陳布雷堂兄、近代寧波文化名人陳訓正撰寫的《奉化中山公園記》，明確記載奉化中山紀念堂是在1925年6月，也就是孫中山辭世滿百日的時候動工興建的，並歷經三個寒暑於1928年落成」。

❹ 岳飛的生平

1、簡介
岳飛（—1142），字鵬舉，宋相州湯陰縣（今河南安陽湯陰縣）人，南宋抗金名將，中國歷史上著名軍事家、戰略家，民族英雄 ，位列南宋中興四將之首。
他於北宋末年投軍，從1128年遇宗澤起到1141年為止的十餘年間，率領岳家軍同金軍進行了大小數百次戰斗，所向披靡，「位至將相」。1140年，完顏兀術毀盟攻宋，岳飛揮師北伐，先後收復鄭州、洛陽等地，又於郾城、潁昌大敗金軍，進軍朱仙鎮。宋高宗、秦檜卻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下令退兵，岳飛在孤立無援之下被迫班師。在宋金議和過程中，岳飛遭受秦檜、張俊等人的誣陷，被捕入獄。1142年1月，岳飛以「莫須有」的「謀反」罪名，與長子岳雲和部將張憲同被殺害。宋孝宗時岳飛冤獄被平反，改葬於西湖畔棲霞嶺。追謚武穆，後又追謚忠武，封鄂王。
2、歷史評價
宋孝宗：「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俊）、韓（世忠）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文天祥：「岳先生，我宋之呂尚也。建功樹績，載在史冊，千百世後，如見其生。至於筆法，若雲鶴游天，群鴻戲海，尤足見干城之選，而兼文學之長，當吾世誰能及之。」
朱元璋：「純正不曲，書如其人。」
孫中山：「岳飛魂，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❺ 關於北洋軍閥時期府院之爭的詳細過程

府院之爭指民國五至六年(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與段祺瑞之間的權力斗爭。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原第一任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段以北洋正統派首領自居，依附日本軍閥，掌握軍政大權，與黎元洪分庭抗禮。
先是在國務院秘書長人選問題上，黎元洪和段祺瑞發生了爭執，最後由徐世昌出面了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要不要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國宣戰這個問題上，雙方斗爭更趨激烈。
為了達到主戰的目的，段祺瑞將其手下的十幾個督軍叫到北京，組成「督軍團」，對黎元洪施加壓力，但未獲成功；後來段祺瑞又叫人寫了對德宣戰書要總統蓋印，黎元洪為了平息風波，勉強在文件上蓋了章。即使這樣，段祺瑞仍不滿足，在國會開會討論時，又大肆干涉，終於觸動了眾怒。
恰在這時，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時機在這時下令撤銷了他的總理職務，段祺瑞憤然離京去津，並且指根據臨時約法，總統無權撤銷總理職務，不承認黎的免職令。因一方為總統府，一方為國務院，所以它們間的爭斗被稱為「府院之爭」。
之後黎元洪請督軍團團長張勛於6月14日入京調解。張勛入京後，擁立宣統復辟。事件為段祺瑞所鎮壓，黎元洪於事後辭去總統職，總統改由馮國璋擔任。府院之爭告一段落。

❻ 為什麼說秦漢是我國封建社會會獲得進一步發展的時期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欄目中佔有較重的分量。
政治制度與職官方面,簡修煒的《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特點與農民的反封建斗爭》(1988年第2、4期)一文,揭示了魏晉南北朝社會的等級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等歷史特點與農民反封建斗爭的密切聯系,突出地顯示了該時期農民反封建斗爭的明顯個性。方北辰《釋九品中正制之一品虛設問題》(1989年第1期)一文,通過考察該制度的歷史淵源,認為魏晉之際,儒家作為正統思想的地位並未根本動搖,三皇五帝、禹、湯、文、武、周、孔這些儒家崇尚的「聖人」,仍享有極崇高的地位,儒家的名教仍然左右著士大夫的思想,而當世活人要躋身於位至極品的聖人之列是不可能的。陳琳國《試論魏晉南北朝地方官吏的考課》(1991年第2期)指出,魏晉以後,秦漢時期通過上計來考課地方官吏的形式已名存實亡。東晉南朝未能建立起合理的考課制度,只以輸入賦稅的多寡來衡量地方官吏的政績。北魏後期重新建立起考課制度。西魏、北周的考課卓有成效,因而地方吏治情況較好。趙昆生《曹魏侍中考釋》(2000年第6期)對曹魏的侍中進行了考察,認為它是曹魏重要的權力中樞,構成了君權實現方式的核心。
關於政治事件,在司馬睿對待祖逖北伐的態度問題上,劉偉航《司馬睿對祖逖北伐態度之我見》(1988年第2期),不同意歷代史家對司馬睿的責難和批評,作者認為:自司馬睿渡江直到祖逖北伐的七年中,南北形勢並沒有形成一個北伐的大好時機;東晉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也難以成為北伐的經濟保障;東晉派戴淵節制祖逖的目的在於對王敦形成威懾,阻止其叛亂活動。王永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敗原因考析》(1999年第3期)指出,歷來對曹爽伐蜀的動機及其失敗原因研究不夠,認識停留於表面。作者認為,曹爽伐蜀不是「輕舉妄動」,而是在軍事力量遠不及司馬懿的條件下採取的一種政治手段。通過伐蜀,曹爽既可控制軍隊指揮權,又能在政治上排斥司馬懿,專斷朝政;他所以失敗,也不僅僅因為軍事准備不足及蜀國尚有抵抗能力,主要原因在於司馬懿及其黨羽的破壞,這種破壞在出兵、作戰和退兵時都存在。孔毅《論曹魏之黜抑「浮華」》(2000年第1期)指出:魏武帝曹操之「破浮華交會之徒」,旨在打擊政治上的異己,為改朝換代清除障礙;魏明帝曹睿之罷退「浮華之不務道本者」,旨在打擊思想上的異己,最終卻自毀家門。
門閥士族是魏晉南北朝史中經久不衰的論題,馬欣在《士族新論》(1987年第2期)一文認為,研究「士族」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稱謂復雜、概念混亂。不僅治史者深感棘手,也給後學者帶來困難。根據名實相符和傳統習慣的原則,該文對蕪雜繁多的概念進行清理篩選,認為較妥貼而且適合魏晉南北朝官僚集團的名稱,該是「士族」,其他都不規范。就士族的歷史地位問題,文章指出,就整個士族來說,它趨向腐朽,那是在它取得了特殊的社會地位並把持了政權以後的事情,無視士族的演化過程,一概罵倒的做法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的。關於門閥政治的性質和歷史作用,孟聚在《北魏孝文帝門閥制度論略》(199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不能將作為孝文帝漢化改革的門閥制度與南朝的門閥制度相提並論。北魏鮮卑貴族是在長期戰亂的廢墟上建立起北魏政權的,北方以門閥大族為領袖的塢堡不僅維護了當地的農業生產,而且保留了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較高水平的漢族文化。因此北魏統治者不能不依靠門閥大族謀劃方略、制定政治禮儀、發展封建經濟,因而也就不能不實行門閥制度。針對張承宗「吳四姓」為「東吳四姓」之說,張旭華、王宗廣《「吳四姓」非「東吳四姓」辯》(2000年第4期)認為,「吳四姓」應是「吳郡四姓」,即吳郡之顧、陸、朱、張;其中張、朱二姓的代表人物就是吳郡張溫、朱桓和朱據。
社會組織、成分方面,1988年第1、2期上連載章義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奴婢及奴婢制度研究》,是作者整體研究中的兩個問題。一是對這一時期奴婢來源和數量的分析;二是對奴婢社會役使范圍的考察。前者的結論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奴婢主要有戰俘、價買、籍沒三大來源,較之兩漢,私屬奴婢的數額顯著增加。後者的結論是:這一時期奴婢的役使范圍不僅與奴隸社會的奴隸的役使存在著本質的差異,而且與兩漢時期也有著明顯的區別,即該時期奴婢的絕大部分已由兩漢時期的非生產者轉變為社會的直接生產者,都被普遍地役使於農業、手工業等生產部門。周國林的《論蜀吳圖籍中「吏」的身份》(1987年第2期),是具有考證辨析性質的文章。該文針對史學界對這一問題的多種看法,通過數據統計,文獻、文物的印證,認為蜀吳圖籍中的「吏」既不是指身份低賤的「吏」民,也不是指地位優越的士族,而是對包括上至三公、下至佐史之類的低級官員在內的所有國家官吏的總稱。張敏《東晉南朝賓客述論》(1999年第2期)認為,東晉南朝賓客的構成成分比前代更為復雜,有門第低、學品高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有避難的北方人士,有所謂材力死士、門生故吏,也有江湖遊客、隱士。賓客作為一個特殊社會階層,沒有與佃客、僮客等封建依附民合流,相反,一部分繼續受到王侯大臣的禮遇和重視。不過,賓客的社會地位確實有所下降。
二、經濟史研究
專欄文章中,篇幅較多,影響較大者當屬社會經濟史,1985年第2期學報刊發了施光明的《釋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術」》,文章涉及的是一個古老的課題。因為曹魏屯田制度為歷代史家所關注,多有論述,但關於「分田之術」這個具體而重要的細節問題,幾乎無人問津。作者認為,「分田之術」是一種授田之法,其具體內容是確定給屯田民屯田土地的數量,大約是一夫一婦一百畝。文章刊出後,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較大影響,不少刊物或復印全文或轉摘觀點,並馬上引起了爭論。同年第4期,專欄又刊載了周國林的爭鳴文章《「分田之術」是授田之法嗎?》,該文指出,「分田之術」不是「授田之法」,而是有別於「計牛輸谷」的征稅方式。專欄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一直延續到1988年第1期,長達三年之久,所發表文章均被《中國史研究動態》、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三國史研究四十年》等文獻轉載。
歷代史家關於曹操的研究文章多不勝數,但對他的整個經濟政策進行全面的論述,尚不多見。張雷的《曹操經濟政策述評》(1985年第4期)一文,從社會背景和思想基礎的角度進行綜合研究,認為曹操的經濟政策有著豐富而廣泛的內容,屯田政策是其核心,而租稅政策、獎勵政策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並且是緊密圍繞屯田政策而展開的,在他整個經濟政策中佔有重要地位。曹魏時期的屯田規模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鄭佩欣的《曹魏許下屯田規模蟲蟲彖測》(1988年第3期),通過當時曹魏每年的地租所得和糧食總產量以及勞力的耕種能力等因素的層層分析剝離,得出建安初年許下屯田的大致規模———約擁有60萬畝耕地,8000多屯田戶,40000餘人。
商業、交通貿易史研究方面,馬志冰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海貿易的變遷與高漲》(198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州南海貿易得到巨大發展,奠定了廣州的通商貿易口岸的重要地位,為隋唐以後海外貿易的進一步繁榮打下了基礎,也為中西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創造了條件。鄭敬高《論六朝的商業資本形態》(1994年第1期)認為,六朝商業發展,以小商人資本興盛、官僚商業資本強勁、大地主側身市場為特色,基本實現了商業資本的封建化,它導致了商業資本的飽和。這種飽和以盤剝小生產者取得豐厚利潤為前提,是資本與特權結合的結果。超商業強制割斷了商業與經濟自由、競爭平等、法律秩序之間的必然聯系,阻礙了商業資本的正常積累,構成了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致命弱點。劉漢東《水路交通運輸與魏晉南北朝商品經濟的發展》(1998年第3期)指出: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與交通運輸的關系相當密切。特別是大批量的貨物運輸,對交通條件的要求較高。水路運輸既方便,載重量又大,沿途碼頭的設施以及較大船隻的使用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水路交通比較發達,推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江南經濟逐漸趕上甚至超過了北方,水路交通是其重要因素。
區域經濟的發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引人注目,牛潤珍的《3—6世紀海河流域城鎮布局的考察》(1991年第2期)令人耳目一新。該文不僅考證出魏晉南北朝時期海河流域縣級以上的城鎮數目,而且還從地形、地貌、氣候、氣象等其他學科入手,考察了當時海河流域城鎮的布局及其特點。極具學術價值的是,它著眼於史學與現實的密切聯系,體現了全新的選題角度,而且運用了不同學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
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濟問題的研究也引起了國外學者的重視。
韓國學者池培善先生的《就封裕上書論前燕慕容皇光時期的經濟政策》(1999年第3期),通過分析慕容皇光在位時期,記室參軍封裕的上書來探討前燕的社會經濟政策,試圖從社會經濟角度來解答北方游牧民族進出中原之後,異民族以何種形態發展國家。
三、思想文化研究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思想文化成就輝煌,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史課題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施光明《論五涼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融》(1990年第2期)一文選題新穎,把當對許多人忽視的西北文化作為研究對象,代表著魏晉史研究的一個方向。作者指出,當中原動盪、文事荒落之時,在五涼統治的河西地區卻出現了一個具有濃郁的西北風采和異域情調的學術文化空前興盛的局面。他認為,這是西域與五涼之間學術文化雙向交流和雙向選擇的結果。正是在眾多不同的領域中各種文化現象的相互交流、相互選擇、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形成了瑰麗多姿的五涼文化。宗教問題仍然是文化討論中的重點之一。程有為的《魏晉南北朝河南地區佛教的傳播和興盛》(1986年第3期)一文,將佛教在河南的傳播和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漢末、曹魏時期初步傳播;西晉十六國時期迅速傳播興盛;至北魏達到極盛,由此他認為,河南是佛教在中國最早傳播的地區之一,其原因有四: 一、佛學東漸,河南居「天下之中」,為必經之地。二、其時作為都城的洛陽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河南地又在都城附近。三、佛寺的經濟來源主要靠朝廷官府的賜予和富人的施捨,而京城及其附近的佛寺是近水樓台。四、河南地區戰火連綿,人民苦難深重的現實,為以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為教義的佛教提供了肥田沃土。黃修明《魏晉南北朝佛教的政治化特徵》(1992年第3期)認為,魏晉南北朝是佛教傳入中國後迅猛流播發展的時代,也是佛入中國而中國化的重要歷史時期,其重要特徵是受中國政治社會的改造和影響日益世俗政治化。無論是作為宗教形態的佛教或是作為宗教信徒的佛門僧尼,都沒有超然於世俗政治之外獨立存在,而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依附政治、參與政治、服務於政治。孔毅、李民《魏晉玄學的衰落及其與佛教的合流》(1997年第2期)認為,東晉初年的批判思潮是玄佛合流的先聲,儒佛力量對比的變化是玄沸合流的關鍵,而魏晉玄學獨立性的喪失標志著玄佛合流的實現,玄佛合流實現後,佛教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但是,佛教的這種獨立是相對的,它作為一種外來的異質文化,始終不能也不可能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軌道而獨立發展,只能是不斷趨於中國化。至宋代,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形成理學。
關於這一時期的文化特徵,朱和平、白貴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特徵及其歷史影響》(1998年第4期)認為,魏晉時期的文化特徵有三:其一、相對獨立的區域文化格局;其二、傳統文化改造與新文化創造相結合;其三、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特徵的形成和發展,不僅改造了傳統文化固有的頹廢,創造了文化新精神,而且使中國文化呈現多樣化和豐富性,在文化發展中緩和了民族地域紛爭和敵對關系,出現了統一的要求。
對魏晉南北朝時期東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研究,以前較少有人論及。
梅珍生《中國魏晉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生觀比較研究》(1993年第4期),作者指出,在東西方人學史上,魏晉與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是兩個十分相似的歷史階段,在各不相同的歷史系列中,這兩個時代的功績無論是因其對過去傳統的反叛還是對未來的歷史命運的昭示,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社會生活動盪不安,價值體系的崩潰,對古典的領悟,藝術的成就,世界的發現,人的覺醒……在這些改變了歷史面貌的共同表象的背後,它們由於各自時代的歷史條件的制約,人生的路向表現出了不同的旨趣:魏晉時代風靡士林的價值取向是玄學人生觀,而義大利文藝復興呈現的則是以人文主義為內涵的世俗人生觀,而這種差異,又是他們對待人和自然的不同態度造成的。
四、軍事、民族研究
作為中國歷史上重要軍事制度之一的曹魏士家制,古今論者,不乏其人,但在諸如士家的身份等具體問題上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分歧意見,劉漢東《論曹魏士家制的發展變化及其階段性》(1988年第4期)一文,沒有將該制度看成靜態事物。他認為士家制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原因和時間,曹魏士家制經歷了一個萌芽、確立和完備的發展演變過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士家的身份地位也有相應的發展和變化。
張文強《南朝軍制述略》(1998年第1期)指出,南朝的中央軍事領導機構主要為中軍和尚書省兩個系統;地方軍事領導機構為都督與州郡兩個系統。南朝軍隊的編制序列為軍、幢、隊、什、伍等。兵種主要分水、步、騎。中軍訓練一般在京師建康進行,外軍訓練一般由各防鎮都督刺史主持。當時的兵器是傳統的弓、弩、刀、劍、矛,其製造由少府所屬的尚方負責,保存管理的機構有南、北二武庫。
關於戰役,潘民中《汲、獲之戰是官渡之戰的重要組成部分》(1996年第4期)認為,汲縣、獲嘉之戰與白馬之戰,延津之戰及官渡決戰有不可分割的關系,是官渡戰役的重要組成部分。汲、獲之戰發生在建安五年二月袁軍攻白馬之後、四月曹操解白馬圍之前的三月間。汲、獲之戰的戰略意圖一是消滅袁軍別營,解除側背之憂,二是破壞袁紹軍糧基地,陷敵於困境。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民族大融合時期,民族問題歷來為史家所重視。程有為、吳少珉《論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的民族問題》(1996年第1期)探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的民族矛盾的形成、發展、激化和緩和的歷史狀況、統治者民族政策的優略得失、以及民族融合的進程。作者指出,曹魏、西晉時期是中原地區民族矛盾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十六國時期是爆發時期,北朝則趨向緩和。曹魏、西晉時期,允許少數民族內徙,有利於民族融合。但西晉江統提議將少數民族遷返塞外,則不利於民族融合,也是難以行得通的。十六國後期各國統治者的民族政策比前期為優。魏晉南北朝時期,伴隨民族融合的還有民族壓迫、沖突、仇殺,最後到隋唐時期內遷少數民族已完全與漢族融為一體。
五、大族個案研究方面
家族、尤其是豪門大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方面都有著重大影響,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有關這一時期某些著姓大族的個案研究,成為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上世紀90年代該欄目先後發表了多位學者這方面的學術論文,他們分別對家族的源流、婚宦情況、文化特徵、家族興衰原因及其歷史地位與作用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
關於婚媾特徵:漢魏以來士族政治的建立與鞏固,主要依賴於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員政治地位的升遷及其在學術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二是家族之間通過婚姻裙帶關系的彼此提攜與利用。因此,婚媾是士族,特別是東晉南朝僑姓士族維持高門地位的一種重要手段。同時,婚媾的變化也能反映某些家族社會地位的變遷。劉靜夫《京兆杜氏研究》(1993年第3期)對京兆杜氏的婚媾情況進行了分析,並與潁川荀氏的婚媾情況作了比較,作者指出,二者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屬於高門大族,且都與皇室聯姻。杜氏的婚姻之家,已知者有河內司馬氏、京兆韋氏、河東裴氏、馮翊嚴氏、北地傅氏、太原與祁縣王氏、河南元氏等,與荀氏相同,基本上屬於高門大族。兩族雖然都與皇室聯姻,但對皇室的依賴程度不同。苟氏,

❼ 武漢雲鶴軍事訓練基地

1.一般的來 軍事宿舍一個班為基源准 大概10個人左右
2.洗澡基本是公共淋雨
3.大鍋飯 一般你們軍訓伙食不會太差
4.圖片沒有 你說的 武漢雲鶴軍事訓練基地軍訓 我並沒有去過 只是大部分情況都是如此 此回答僅供參考使用

❽ 武漢中學新生軍訓的時間

高一新生軍訓在江夏區. 去年我們就是在那裡軍訓的. ~ 武漢雲鶴軍事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