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先秦的戰略戰術思想是什麼
戰略戰術思想在整個軍事思想體系中處於主幹的地位，也是中華傳統兵學文化的專精髓之所在。由屬於在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時期）戰略戰役戰術的層次區別並不清晰，所以我們也可以把它們合稱為作戰指導思想，或更簡單地稱作制勝之道。
先秦是中國古代作戰指導思想全面發展、基本成熟的重要歷史階段。當時兵家與諸子對作戰謀略、作戰原則的總結闡發，揭示了先秦戰爭活動的一般規律，指導了先秦軍事實踐的開展，並規范和決定了整個中國古代有關制勝之道的基本架構以及嬗遞軌跡，即所謂？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武備志·兵訣評》）。
⑵ 我國先秦時期軍事思想有什麼特點
先秦時軍事思想不健全，將和帥都不分。但是流傳下的兵法不少。先秦軍事主專要是正道和詭道之爭，正道比較屬為眾人所知的是宋襄公非得等敵人度完河才打，結果大敗而歸還說別人不守道義，白痴一個。詭道的代表當然是孫武子了。
⑶ 先秦時期的軍事思想代表作
《孫武兵法》和《孫臏兵法》
⑷ 先秦軍事思想的階段性特色有哪些
更具體地說，先秦時期軍事思想的發展，先後呈示了四個依次交替，邏輯嬗變的階段性特色。一是以甲骨卜辭以及《周易》為代表的披著神秘迷信外衣的前理性文化階段。它藉助占卜筮問的方式，開展原始的軍事預測活動，並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人們相對膚淺甚至臆斷的軍事認識。
二是以《軍志》、《軍政》、《令典》、古《司馬兵法》等典籍為主要載體的創始與初步發達階段，也即以「軍法」為主體的初始階段。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兵學，其載體形式主要表現為「軍法」，還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兵法」。所謂「軍法」與「兵法」的區分一也即「廣義的軍事藝術」和「狹義的軍事藝術」之別。「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而「軍法」則多帶有條例與操典的性質，包括軍賦制度、軍隊編制、軍事裝備、指揮聯絡方式、陣法與壘法、軍中禮儀與獎懲措施等等，它一般屬於官修文書的范疇。由於它是西周禮樂文明在軍事領域內的集中體現，所以又可以稱之為「軍禮」。這一階段軍事思想的主要特點是在戰爭觀、治軍理論、作戰指導原則上，反映和貫徹「軍禮」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禮為固，以仁為勝」；主張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服而舍人」；貴「偏戰」而「賤詐戰」，「結日定地，各居一面，嗚鼓而戰，不相詐。」這就是班固在《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中所總結揭示的：；「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
三是以《孫子》、《伍子胥》、《范蠡》的出現為標志的轉折發展時期，其後《孫臏兵法》、《吳子》、《尉繚子》以及諸子論兵之作屬於這一階段的延續。換言之，即以「兵法」形成並佔主導地位為標識的高度成熟繁榮階段。隨著整個戰爭環境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化，原先反映奴隸制社會軍事禮樂文明的「軍法」、「軍禮」傳統漸漸趨於式微而代表新興勢力兵學訴求的「兵法」則蓬勃興起，成為軍事思想領域中的主導力量。這決定了該階段兵學的基本特徵是軍事思想擺脫「軍禮」的束縛，對過去那種「鳴鼓而戰」的堂堂之陣戰法予以了堅決的否定，確立了「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的基本原則，更准確地體現了軍事斗爭的自身規律和特點。對此，東漢班因也曾有過洗練而准確的揭示：「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
四是以《六韜》、《管子》成書為顯著標志的綜合融會、全面總結階段。在戰國中晚期，中國古典兵學的發展又出現了一次新的飛躍，呈現出嶄新的特點，這就是當時的兵書戰策充分汲取諸子百家的政治倫理學說，並開始進人兼融綜合的階段。考察《六韜》、《管子》等典籍後可以獲得這樣的認識，即學術綜合傾向在其身上表現得十分顯著，兵學本身不再局限於單純的「軍法」或「兵法」，而是大量汲取了儒、墨、道、法的政治倫理觀念，呈現出政治主導軍事的時代特色。換言之。講求軍事理論體系構築上的完備性、系統綜合性，凸顯當時會政治思潮對兵書的廣泛滲透和高度規范，乃是這一階段的基本特徵。
⑸ 先秦軍事思想的發展概貌及其特色是什麼
從炎黃文明的奠基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橫掃六合、統一天下，建立起統一的封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是通常所稱的先秦時期。它歷經原始社會末期、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等重要歷史階段，時間跨度三千餘年，是中國原始社會解體和奴隸社會產生、發展、繁榮並最終衰亡的時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萌芽和初步確立的時期。在這個歷史過程中，軍事活動曾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與之相應的，是當時的軍事思想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幼稚到逐步成熟的發展階段。
先秦時期軍事思想是深深植根於當時的社會土壤的，它是時代政治、經濟、文化大氛圍條件下的產物，更是豐富多姿軍事實踐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影響先秦軍事思想的萌生與嬗變的最為重要的條件，無疑是當時的戰爭實踐。先秦歷史上次數頻繁、規模巨大（斗爭激烈、空間廣闊、形式多樣的戰爭實踐，乃是軍事思想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動力。同時，先秦軍事思想作為整個思想文化形態的有機構成，它的發生和發展，與當時的思維總體演進之間，有著深刻的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性。當時社會思潮特別是哲學思維的發展，是先秦軍事思想漸趨成熟的重要因素。此外，不斷演變之中的先秦社會形態、政治體制、經濟結構、民族構成、民族文化心理乃至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該時期軍事思想的發展趨勢和文化特徵。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作為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占據了先秦時期社會活動的顯著地位，成為當時社會政治、時代文明的焦點和樞機。在先秦約300年的時間里，見於史籍記載的800餘次大大小小的戰爭及武力沖突，此起彼伏。在當時的社會舞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先秦時期的戰爭種類已相當齊全，有商湯伐桀、武王伐紂為代表的新舊王朝更替戰爭；秦始皇攻滅六國為典型的統一戰爭；周公東征一類的平叛鞏固統治秩序的戰爭；華夏諸侯與周邊少數部族的戰爭；諸侯爭霸與大國兼並的戰爭；下層民眾反抗暴政的武裝斗爭，等等。除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戰爭和反抗外敵入侵戰爭之外，已基本包舉了古代戰爭類型的方方面面。
先秦時期的作戰方式也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在夏、商時代，以步戰為主，車戰為輔。到了西周，車戰替代步戰成為作戰的主要樣式。自春秋中後期起，隨著「野人」當兵而產生的軍隊成員的改變，弩機等新式兵器的使用，戰爭區域由中原腹心地區向周邊的擴展以及對「戎狄」步兵作戰的需要，步兵重新崛起，步戰再次漸漸占據主導地位。同時，水軍與水戰在南方地區開始出現。至於騎戰，最早在邊疆少數民族中間興起，戰國中期起，被引人中原地區，成為新的作戰樣式。至此，步、車、騎、舟諸兵種基本形成，奠定了冷兵器時代作戰的基本樣式。
先秦時期的戰爭，大多表現為堂堂之陣的正面會戰。其作戰特點最初為大正面的密集方陣進攻，繼之以車兵為主、步兵為輔的疏散方陣進攻，進而演變為縱隊進攻。其戰術運用，則由早期的保持隊形，徐緩推進，「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尚書·牧誓》）向後期的「車馳卒奔」快速進攻的方向過渡。此外，城池攻守戰、要塞戰、伏擊戰、奇襲戰、火攻、水淹、地道等戰法，在當時也陸續出現，各領戰場上的風騷。
除戰爭外。先秦時期的軍隊建設也不斷處於發展之中，進步迅速。這包括軍權集中趨勢日益強化，亦兵亦農的族軍制向郡縣普遍徵兵制的過渡，國人當兵制向國、野共同當兵制的遞嬗，軍事訓練上由早期的「蒐獼」田獵習武制向單兵、多兵合成正規訓練制的演變，軍事法規上較嚴格的成文法取代臨事而設的習慣法，等等。
先秦時期豐富的戰爭實踐活動與軍隊建設成就，使當時的軍事思想家對軍事理論的研究和建樹具備了可能性，而各個階級、階層與政治集團為了贏得戰爭的勝利，也急切需要擁有為自己服務的軍事學家，為從事戰爭實踐活動提供理論的指導。因此，軍事思想在先秦時期的形成並高度繁榮，乃是歷史的必然。
先秦軍事思想的發展與當時社會思潮的演進同樣有密切的關系。殷商至春秋前期，社會生產力較為落後，與之相應，是社會思潮呈示出較濃厚的宗教迷信特色，「天命觀」占據思想界的主導地位，卜筮吉凶以指導戰爭以及其他社會活動的做法普遍流行。在學術活動特徵上，則表現為「學在官府」的基本模式長期存在，文化僅僅是極少數王室貴族的專利品，普遍民眾沒有獨立從事學術文化研究和著述的條件。在這種社會思潮氛圍制約規范下，殷商至春秋前期的軍事思想，突出表現為帶有明顯的神秘迷信色彩，如甲骨文的有關記載和《周易》的筮占方式；是官方文書而非個體創作，如古《司馬法》、《軍志》、《軍政》、《令典》等等；是記載制度規章多而抽象闡說原則少，將日後的《孫子》與古《司馬法》相比較即可看清楚這一點。然而從春秋中後期起，直至戰國末，中國古代社會思潮的發展進入了第一個高峰。這突出表現為「學在官府」走向式微，「天命」觀念受到沖擊，學術下移，私學勃興，諸子百家先後登場，孔子、老子、墨子、韓非子、莊子等一批傑出的思想家各領風，開創了中國思想史上的嶄新局面。
這場深刻持久的思想解放運動極大地改造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一是與以往的「天命觀」基本上劃清了界限，「重民輕神」、「重民輕天」思潮占據了主導地位；樸素唯物主義成為一些進步思想家觀察世界、認識社會的理論工具；二是樸素辯證法思想得到一定的發展，道家、儒家、法家等具代表性的思想學派，已普遍重視用樸素辯證的觀點來看待事物的因果關系和邏輯聯系，從中探究事物運動的動因與條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樸素辯證思維的哲學觀點，如「中庸」、「道術」、「節度」、「和同」、「「奇正」等等；三是社會政治思想的長足進步與高度成熟，各種治國安邦主張紛紛提出，互競勝場。儒家提倡」德教仁政」、，法家主張「集權法治」，道家鼓吹「無為而治」，墨家強調「兼愛非攻」，共同促進了古代統治理論的系統化、精緻化。而早期民本主義思潮與君主本位傾向互為激盪、雙重變奏的結果，使古典政治思想呈示出復雜多元的價值取向特點。
先秦時期社會思潮的嬗變，使當時的軍事思想家在研究總結兵學理論時。能夠汲取其他思想家的相關理論，如西周時期的「禮樂」文化觀念，春秋時期的民本主義精神，戰國時期的戰爭與政治關系認識等等，從而使得自己的軍事理論建樹能反映時代文化思潮的趨勢，富有哲學底蘊與實用理性。
⑹ 先秦軍事思想的發展脈絡有哪些
作為觀念形態的軍事思想，其起源與形成要略微滯後於戰爭的起源。一般而言，它的起源至少取決於三個前提條件，一是文字，二是一定數量戰爭經驗的沉澱與積累，三是人類思維能力達到一定的水平。從這個背景出發，並考察先秦軍事發展歷史的實際，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軍事思想萌芽於夏商時期，初步成型於西周時期，漸趨成熟和繁榮於春秋戰國時期。
早在夏商時期，軍事思想即已孕育並開始萌芽。甲骨卜辭中有布陣（「立」）、打伏擊戰（「陷」），派遣先頭部隊打開通道與偵察敵情（「啟」），申明軍事律令（「師惠［惟］律用」）等思想內容，有關文獻中也有對當時人們「取亂侮亡」、「修德撫眾」，「因重而撫之」、「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等思想言行的追敘。這些思想，雖然仍零碎不系統，然而畢竟為後世軍事思想的發展開創了先河，吉光片羽，彌足珍貴。
西周是奴隸制禮樂文明的全盛時期，武王伐紂，周公東征，昭王南下，穆王西巡，宣王中興等一系列戰爭、給軍事思想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而禮樂文明的繁榮，也為軍事思想的進步提供了合適的溫床。在這種背景之下，軍事思想在當時送進入初步成型階段。這既表現為金文、《尚書》、《易經》、《詩經》、《逸周書》等典籍對軍事問題均有程度不同的探討和總結，也反映為當時已出現了一些以專門記載和論述軍事問題為宗旨和主體內容的書籍，包括《軍志》、《軍政》、《令典》、古《司馬兵法》等等。它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軍事原則。如《周易》主張「師出以律」，強調嚴肅軍紀；重視地形地貌與征伐作戰的關系，「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易·復·上六》）；重視民眾在戰爭中的作用，「眾允，悔亡」（《易·晉·六三》）提倡戰術上引誘敵人和打伏擊戰，「需於泥，致寇至」（《易·需·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易·同人·九三》）；講求師出有名，主張積極防禦，「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易·蒙·上九》）。又如《軍志》重視辯證處理戰爭中先發制人與後發制人的關系，「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引）；強調弔民伐罪，德主兵輔，「有德者不可敵」（《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引）；主張在戰爭中知彼知己，適可而止，「允當則歸」、「知難而退」。再如，古《司馬兵法》、《尚書》均提倡運用大方陣戰法，「成列而鼓」「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逐奔不遠，縱綏不及」。這些軍事原則在指導當時的軍事實踐中曾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對後世軍事思想的構築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變革時代，隨著戰爭活動的頻繁，戰爭方式的變化，戰爭規模的擴大，戰爭激烈程度的提高，以及文武殊途、將相分職等新情況的出現，當時軍事思想也進入了全面繁榮、高度發達的階段。這方面的外在標志，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典籍中，對軍事問題予以大量的記載和高度的重視，就戰爭觀念、治軍原則、作戰指導等軍事理論內涵進行了充分的闡述，在此基礎上初步形成了獨到的軍事理性認識。第二，涌現了一批傑出的軍事思想家，如伍子胥孫武、范蠡、吳起、商鞅、孫臏、尉繚子等等。他們的軍事實踐和兵學理論創造，為春秋戰國時期軍事思想的繁榮和成熟，規范了基本的面貌，注入了盎然的生機，充當了卓越的代表。第三，在儒、墨、道；法等重要思想學派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戰國黃老學者、商鞅、韓非、管仲等學者的著作中，對軍事問題的思考和論述，佔有重要的篇幅，曾就戰爭觀、戰爭指導、治軍思想、作戰原則提出了重要的命題，豐富了中國古代有關軍事問題的理性認識。換言之，諸子論兵之作的風行，反映了軍事思想在當時整個思想領域中處於顯學的地位。第四，也是最為重要的，在這一時期誕生了許多著名的兵書，如《孫子》、《伍子胥》、《孫臏兵法》。《吳起》、《司馬法》、《尉繚子》、《六韜》、《公孫鞅》、《龐煖》、《兒良》、《魏公子》等等。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七部兵書——《武經七書》，有五部面世於這個時代。兵家作為獨立的思想流派，與儒、墨、道、法等學派共同成為當時思想領域中的主要角色，大顯身手，各領風騷。軍事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成熟，就其內涵而言，則表現為對戰爭認識的系統化、理性化，建軍治軍理論的進步化、豐富化，戰略、作戰指導思想的全面化、深刻化。尤其是《孫子兵法》的出現，奠定了中國古典軍事理論的堅實基石。規范了古代軍事文化的基本特質及其主導傾向，標志著中國軍事思想的基本成熟和兵學理論體系的基本成型。
⑺ 秦漢軍事思想主要特色及發展概貌是什麼
秦漢時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是指秦、西漢、東漢長達400餘年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中國歷史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立起來並得到逐步鞏固；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封建制度確立並不斷發展；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社會生活等領域也都出現了規模後世的發展和變化。體現在軍事思想的發展上，主要有四個方面：大一統的戰爭觀；集中統一的建軍觀；長治久安的國防觀；度德、量力、較智、競技的制勝觀。這些思想是秦漢時期我國封建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不斷發展，歷史實現空前大統一的時代產物，是秦漢時期多次大規模統一戰爭、大規模民族戰爭和大規模農民起義戰爭的實踐經驗的集中反映，是先秦軍事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總結、繼承和發展。這些思想是為秦漢大統一時代的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服務的，從理論上回答了當時歷史條件下如何維護統一、建設軍隊、鞏固國防、克敵制勝的許多重大問題，因而是中國歷代軍事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對後世具有很深遠的影響。
秦漢時期與先秦時期相比較，有一個帶根本性的區別，就是開創了我國歷史空前大統一的新紀元。在全面確立郡縣制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基礎上，統一法律和軍隊，統一貨幣、賦稅、關市和度、量、衡，統一文字和思想文化，實現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禮記·中庸》）。從而結束了先秦時期那種諸侯紛爭、各自為政、思想混亂、莫衷一是的局面，真正建立起了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
秦漢大統一時代，自始至終存在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統一與分裂的矛盾，並多次引發大規模的農民戰爭、民族戰爭和統一戰爭。全部秦漢軍事思想都是圍繞著如何解決大規模統一戰爭、大規模民族戰爭和大規模農民起義戰爭的理論問題而展開的。同時它又是在秦漢各個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條件的支配和制約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中，秦代是它的奠基時期，西漢是它的全面發展時期，東漢是它走向成熟和終結時期。
秦代首尾不過15年，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極其短暫的一瞬。但是，它開創了歷史大統一的新紀元，創建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建立了維護國家統一的各項基本制度並為後世歷代封建王朝所繼承。因此，後人評價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秦也者，古今之界也。」秦代軍事思想主要體現於對軍事活動的謀劃、指導和軍隊建設與國防建設的各項制度、措施之中。由於奉行焚書坑儒的政策，這一時期根本沒有兵書理論問世，但它卻通過軍事實踐和軍事制度，給秦漢軍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西漢是我國歷史上繼秦之後第一個長期穩定、統一、富強的封建王朝。尤其到西漢中期，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施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改革，全面強化中央集權，大力擴建騎兵，展開大舉反擊匈奴的戰爭及對周邊其他地區開疆拓土的戰爭。對匈奴的戰爭持續將近百年，最終取得勝利，實現了規模遠比秦代更為宏大的統一。
西漢時期經歷了極其豐富的戰爭實踐，先後涌現出劉邦、項羽、冒頓單於、蕭何、張良、韓信、晁錯、周亞夫、劉徹、李廣、衛青、霍去病、趙充國等眾多雄主、謀臣、名將。創立了大規模騎兵集團遠程奔襲和荒原、山林、沙漠、江海作戰等新戰法；發展了築城守邊。屯田戍邊、徙民實邊等舉措，建設起強大而鞏固的國防。更加重視軍事理論的研究，先後三次校理兵書，提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的四分法理論，對每一種兵書的特點和價值，都做出了西漢人自己的總結和評價。西漢自身的軍事思想載體也很豐盛，有著名兵書《黃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訓》；有著名軍事論述晁錯《言兵事疏》、趙充國《屯田制羌疏》、侯應《備塞論》以及《鹽鐵論》中的一些軍事專篇；還有帝王將相的諸多用兵謀議和文人學士的大量談兵之論。從而把秦漢軍事思想推進到一個全面發展的鼎盛階段。
東漢是繼西漢之後又一個長期穩定統一的封建王朝。它是在農民大起義推翻王莽政權後天下動亂之中建立起來的，從一開始就堅持用儒家的「柔道」安輯天下，用兵家的「詭道」克敵制勝，很快即削平群雄，爭得周邊眾多少數民族地區的內附，重現清賓士世的繁榮。不久，聯合內附的少數民族，一舉擊敗北匈奴，實現了與西漢相似的大統一。
東漢一代崇儒抑武，首創文吏典軍之制，沒有兵書存世。其軍事思想主要體現於光武帝劉秀的戰爭指導和經國制軍的舉措，鄧禹、寇恂、馮異、馬援、吳漢、耿弁、班超等眾多名將的用兵謀略，以及史學家班固、政論家王符等文人學士的有關著述之中。由於開國之初成功地實現了兵儒結合，從而把秦漢軍事思想的發展推進到更為成熟的階段。
⑻ 中國先秦時期的軍事思想代表作是什麼
孫武著的《孫子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