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國古代軍事理論分析一個戰爭

㈠ 中國古代軍事理論在當代軍事領域有何借鑒意義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形成於先秦時期,與當時社會思潮的演進有密切關系.古代軍事思想中義利兼顧 的戰爭觀,文武並舉的國防觀,德法並用的治軍觀,奇正結合的制勝觀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作為傳統軍事文化的寶貴遺產,對建設當代中國先進軍事文化及 社會文化具有重要的啟迪和借鑒意義

㈡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戰爭觀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戰爭觀 無古不成今。「以史為鑒」、「古為今用」，是軍事家、名將增加知識、開發智力的重要途徑，是豐富、深化和發展軍事理論的必要條件。 毫無疑問，中國古代社會的戰爭觀，因其產生的社會政治、經濟基礎，戰爭樣式及作戰方法的巨大差異，必然受到當時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制和制約。但是，中國古代兵家的戰爭觀念，是我國軍事文化的源頭和起點，它凝聚著古代先人的聰明智慧和對階級社會戰爭的基本認識，有著很強的生命力、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其中的思想精華並不因時代的變遷而喪失其理論的光輝。可以說，當代戰爭觀問題上的主要思想及觀點，都是對古代戰爭觀的繼承和發展。這些思想，對於在現代信息化條件下繼承、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的戰爭觀，深入認識、研究和指導未來戰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戰爭，廣泛涉及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心理、地理等因素，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和系統工程。從有階級社會以來，由於國家、階級、統治集團之間以及統治集團內部利益的激烈沖撞和爭奪，普遍存在著因各種矛盾及利益之爭而引發的暴力對抗。研究、准備和應對戰爭，成為各國統治階級的頭等大事。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不僅著力研究怎樣應對面臨的戰爭威脅及奪取戰爭的勝利，而且非常重視從宏觀上認識和把握戰爭，以充分發揮經濟的、政治的、外交的、心理等綜合力量，來准備、駕御和控制戰爭。私有制、階級和國家出現以後，戰爭隨之產生並連綿不斷。戰爭，在給統治階級帶來利益得失的同時，也給廣大人民和社會帶來數不盡的劫難和動盪。渴望和平、希望安定、反對戰亂，是廣大人民的普遍要求和願望。但是，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作戰工具、能力的不斷增強，階級社會的戰爭卻以不同的形態不間斷地持續著，而不以人們的良好願望為轉移。這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兵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呂氏春秋·卷七·孟秋紀·盪兵》）。戰爭由來已久，人們既不能禁絕它，也不可制止它。所以古代賢王，有為正義而進行戰爭的，而沒有廢止戰爭的。開始認識到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同時也逐漸懂得，戰爭的社會作用具有雙重性。它除了具有殘酷、掠奪、殺戮、戰亂的負面作用之外，還具有破舊立新、消除邪惡、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因而也是一種革命手段。因此，對於戰爭不能簡單地以好壞而論，更不能憑借人們的善良願望而廢止。自有階級社會以來，「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葯者然，得良葯則活人，得惡葯則殺人。」（《呂氏春秋·卷七·盪兵》）。歷史上有人因發動戰爭而導致亡國，但卻不能因此就廢止天下的戰爭，幻想廢止不僅是荒謬的，更是不可能的。戰爭就象自然界里的水和火一樣，善於運用它就能造福於國家和人民，不善於運用它就會遺患無窮。又好象用葯一樣，得到良葯就能使病人起死回生，吃了毒葯就會被毒死。毒葯是要不得的，但任何人也不會因為世界上存在毒葯，而拒絕良葯。（二）兵不可黷戰爭不可禁絕，就要隨時准備應對，並要建設強大的專業武裝。但一味窮兵黷武、好戰喜斗，也是絕對不可行的，必須審慎的對待，兩個極端都是錯誤的。對此，《孫子》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計篇》），這是現存兵書中，人們最為熟悉的、中國古代最早的慎戰思想。「兵不可以黷，黷則玩，玩則敗。苟不察國之虛實，不謀敵之強弱，而唯戰是務，則國危矣」（《明太宗實錄·卷九十二·永樂七年五月·庚寅》）。因為戰爭畢竟不是目的，軍隊決不可濫用，否則就會招致禍患。出師興戰要審視時事、考量國力，否則只想以戰爭解決問題，那國家就要面臨危險了。因此，「主不可怒而興師，將不可慍而致戰」（《孫子·火攻篇》）。《老子》更進一步指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一個國家，僅靠兵力的強大而逞強天下、濫施暴力、濫殺無辜、頻繁發動戰爭，那樣是很危險的，那樣做的結果必將走向事物的反面，於人於己都是不利的。 一味輕率好戰，片面追求軍事上的優勢和戰爭的勝利，窮兵黷武，就會四面樹敵，導致國力的衰竭和政治上的被動，甚至於亡國。《孫臏兵法》指出：「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事備而後動。」（《孫臏兵法·見威王》）。認為輕率好戰的人會導致亡國，一味貪求軍事上的勝利反而會受挫被辱。因為戰爭不是可以隨意喜好的，勝利不是可以隨便貪求的。必須事先周密、詳盡地審視利弊，充分做好准備，而後才可採取行動。不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只根據軍事上的需要南征北戰、東爭西討，其結果必定是「國雖大，好戰必亡」（《百戰奇法·好戰》）。歷史上「隋之煬帝、國非不大，民非不眾，嗜武好戰，日尋干戈，征伐不休，及事變兵敗遼城，禍起蕭牆，豈不為後世笑乎？吁，為人君者，可不慎哉！」（同上）。這種教訓，在歷史上是不少見的，對後人的啟示也是頗為深刻的。《吳子兵法》以歷史的教訓，指出窮兵黷武的巨大危害：「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是說天下各國之戰爭，戰勝了五次（意指多次）仍不得善其後、不能解決問題的，必有災禍來臨；戰勝四次的，必是疲憊不堪；能夠以三次決定局面的，可以稱霸；能夠以兩勝而使對方心悅誠服的，可以為王；一戰而勝的則可以為帝。能夠屢戰屢勝僅依靠戰爭勝利而得天下的，是少之又少，因此而致亡國的，卻比比皆是。以此告戒人們：應該審慎地對待戰爭，動輒採用暴力手段，窮兵黷武、連年征戰，即便是多次取得戰爭的勝利，卻不一定是好事。所以「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佔亡者不可勝數」（《墨子·非攻》）。言天下治國，年代久遠的耳目所聞，年代近的親眼所見，由於發動戰爭而亡國的數都數不清，戰爭並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好途徑和手段。「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葯，蓄葯以治疾病，不以無疾而用葯。」（《明太祖寶訓·卷五·諭將士》）這正象醫生治病，醫治了一萬人，而只醫好了幾個人，大多數人治死了，決不是好醫生。打起戰爭，國君無法朝政，官吏無法處理事務，農民不能耕田，婦女不能紡織，而且要以人的生命和物資財富作為代價，其結果是「奪民之用，廢民之力」，得不償失。 兵不可黷，表現在作戰目標和行動上，就是「允當則歸」。這句話，出自我國最早的兵書《軍志》，意思是說當迫不得已採用軍事手段時，戰爭的目標要適當，作戰行動要適可而止，不求過分。要懂得「知難而退」（《軍志》）。要「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經法·稱》）。既要是統率正義之師討伐不義之兵才可興兵，又要在達到預期的目的時適時罷兵收戰，才是明智之舉。（三）忘戰必危 兵實不可黷，但亦不可廢、不可無備。慎戰，決不是不戰，更不是忘戰。古人一方面指出，「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同時又指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仁本第一》）。道理很簡單，那就是「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鹽鐵論·卷九·險固第五十》）。好戰必亡，是黷武所致。而止戈忘戰，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同樣會因疏於戒備而導致亡國。由於長期的和平環境和人們一相情願的善良願望，會使一些人產生和平麻痹思想、放鬆警惕，認為戰爭離我們很遠，強調國防、軍隊建設和備戰意識，是勞民傷財，多此一舉。止武忘戰思想，是相對和平時期一種極為有害的思潮和容易出現的通病，它嚴重地麻痹著人們的思想、渙散著人們的鬥志，直接危害著國家的安全穩定與生存環境，因而是要不得的。古人曰：「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同上）。當社會矛盾用正常的方法不能解決時，就需採用變法，這種變法就是戰爭。當戰爭迫在眉睫時，任何中間人去勸說、斡旋都是沒有作用的，戰爭的方式往往成為解決問題的最終手段。因此，為了維護本國、本階級的根本利益，戰爭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戰爭准備是不可忽視的，止武忘戰的思想是極其危險的。 古兵法曰，「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由於社會的發展和世故人情的變化，解決問題的方式也要隨之發生相應變化，僅靠「道德」和「仁義」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在歷史上，「強國事兼並，弱國務力守……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商君書·開塞第七》），是不爭的事實。盡管儒家無數次地強調「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章句上》），痛斥「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子不志於仁，而求為強戰，是輔桀也」，「兵者，不詳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老子·道經》）也無濟於事。「當今爭於氣力」，更能深刻說明階級社會局勢的發展和演變、國家的興衰、聚合和強弱。所以，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必須加強軍備，准備戰爭，「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言偃武」（《籌海圖編》），才是合乎時宜的明智之舉。古人認為，「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管子·立政第四》）。如果廢止軍備的言論佔了上風，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不言武事，即使有地理上的險阻之利也是守不住的。不分敵我的「兼愛」言論佔了上風，士兵就會喪失戰斗意志，不願意作戰。一個國家只有常習「武事」，才能避免「戰事」，充分搞好武備，才能擁有和平。「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曷冠子·卷上·近迭》）。常講武事、長於戒備，而又不窮兵黷武，才能使國家、民族立於不敗之地。

㈢ 用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理論分析一場戰爭 上軍事理論課，老師留了一個作業，用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理論分析一

拿孫子兵法，隨便分析戰爭，比如海灣戰爭，斯大林保衛戰等等

㈣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基本內容及詳解

戰爭復最大的問題是不確定性，西方制軍事理論的特點是使己方確定，代表思想是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中國古代乃至現代的軍事思想是加大敵方的確定性，也就是牽著敵人的鼻子走。代表戰役就是孫臏的減灶增兵，通過減灶給敵人造成敗退的假象，誘使敵人進攻，最後龐涓只帶少量精銳輕裝快速追擊孫臏。結果被孫臏以優勢兵力消滅。

㈤ 論文 「用一場戰爭實例說明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指導意義作用」

中國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時期，各階級、集團及其軍事家和軍事論著者對於戰爭與軍隊問題的理性認識。它隨著社會的前進、戰爭的發展而不斷深化。
產生時期公元前21世紀(一說公元前22世紀)，中國建立了奴隸制的夏王朝，從此戰爭成為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此時，盡管人們對於戰爭的認識處於低級階段，還是產生了以靠天命觀指導戰爭為中心內容的軍事思想。奴隸主對外族發動掠奪戰爭，或用武力鎮壓本族奴隸的反抗，都是以征討"違天命者"、"弔民伐罪"、"敬天保民"相號召，並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嚴刑厚賞驅使士卒作戰。作戰方式是集團列陣正面沖殺。到商代以後，作戰逐漸以車兵為主。對軍隊指揮，要求行動統一，嚴厲管理。這種思想，指導著夏、商、西周幾個王朝的軍事斗爭。通過這一時期的戰爭實踐，人們已初步認識到審勢而動，量力而行，眾可以勝寡，強可以勝弱，反映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觀念。傳在西周時期，已出現《軍志》、《軍政》等軍事著作，雖早失傳，但在後來問世的《左傳》、《孫子兵法》等書中，還保留著 一些片斷的引文。
迅速發展時期約從公元前 8世紀初至前 3世紀末，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逐漸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制度的變革，引起了士兵成分的變化和兵器的改進，軍事制度和作戰方式也隨之變化。為適應這些新情況的需要,產生了統率軍隊的專職將帥,涌現了許多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軍事家和兵書著作。著名的《孫子兵法》，標志著封建統治階級軍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統而全面的軍事理論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導戰爭的規律，並奠定了中國軍事思想的基礎，指導著後代的戰爭實踐和軍事理論的研究，在國際上也享有極高的聲譽。《孫子兵法》提出，軍事斗爭必須巧妙地運用權謀，即"上兵伐謀"，"必以全爭於天下"，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軍事家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戰爭結局。它打破了奴隸社會的天命觀，以樸素的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思想,指出戰爭獲勝不取決於鬼神,只要能夠做到"知彼知己"，就可以"百戰不殆"。它提出了"以正合,以奇勝"和"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作戰思想。《孫子兵法》還指出，戰爭勝負是由政治、經濟、天時、地利、人事等因素所決定的，所以封建統治階級要修明政治，順應民心。這些思想，也為《孫子兵法》同時代的其他兵書和論及軍事的著作所重視。戰國時期，人們對戰爭的認識又進了一步。例如，傳為軍事家吳起所著的《吳子》，就探索了戰爭的實質，論及戰爭發生的根源，並把戰爭分成幾種類型，賦予定義，提出對付各類戰爭的方略。軍事家孫臏所著《孫臏兵法》，更主張拋棄"責仁義,式禮樂"的思想,要求用戰爭手段解決社會混亂局面；其作戰思想則特別強調"貴勢"和以奇制勝。這些主張，都是對《孫子兵法》軍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豐富和提高時期從公元前 3世紀末至公元13世紀，中國經歷了秦、漢、晉、隋、唐、宋、元等幾個大的王朝的統治和更迭。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期，先秦的軍事思想對軍事斗爭仍然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由於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及戰爭的發展，軍事思想也進一步得到豐富和提高。就戰爭種類而言，有建立封建王朝的統一疆域的戰爭，有多次大規模農民起義、民族起義的戰爭，又有國內諸民族貴族為了爭奪中央統治權而進行的戰爭。就軍隊發展而言，兵種和兵器裝備有了較大的變化。不但有了獨立的騎兵，而且舟師水軍參戰的數量也更多了。這就要求作戰指揮必須加強步、騎、水軍等的配合作戰，使得戰略戰術運用和指揮藝術都得到高度發展。在這一時期,通過戰爭實踐,造就了許多著名的軍事家和將領，出現了許多總結軍事斗爭經驗的兵書。秦始皇的大規模築長城、修馳（直）道、重兵戍邊等軍事措施，對後世建設邊防的戰略思想，有重大影響。在著名的楚漢戰爭中，張良為劉邦決策，收攬民心，分化對方，爭取同盟，孤立項羽，取得了戰爭勝利。西漢王朝在對北方匈奴貴族的反擊作戰中，由名將衛青、霍去病率獨立的騎兵集團主動出擊，快速機動，遠程奔襲，以 及正面沖擊，翼側迂迴等作戰行動，創造性地發展了大規模使用騎兵的戰略戰術。兵書《六韜》，針對頻繁的戰爭,提出了愛惜民力、休養生息的思想,並對作戰指揮機構以及步兵、騎兵的協同作戰等作了論述。兵書《三略》，進一步闡述了"柔能制剛，弱能制強"的樸素的 軍事辯證法思想，並指出最高統治者必須廣攬人才，重視民眾與士卒的作用。從漢到隋曾多次發生過從黃河流域向江南進軍的大規模戰爭，大都是步、騎兵和水軍多路並進的多兵種大集團的配合作戰。其中，東漢末年的赤壁之戰，晉滅吳之戰，東晉苻秦的淝水之戰，以及隋 滅陳之戰最為著名。在這些戰爭中，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的結合，謀略與決策，以及作戰指揮藝術，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李衛公問對》一書，聯系唐代初期的戰爭經驗，對以往兵書進行了探討，對《孫子兵法》提出的虛實、奇正、攻守等原則及其內在聯系，作了比較 辯證的論述。李筌的《太白陰經》認為，戰爭的取勝決定於國家政治的優劣、力量的強弱以及謀略的運用。到了遼、宋、西夏和後來的宋與金、蒙古等幾個民族政權並立的統治時期,互相長期處於對立狀態,戰爭頻繁。這時期，隨著生產發展和戰爭的需要，出現了火器和復雜的裝備器材，對作戰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宋王朝，由於政治腐敗,軍權由皇帝絕對控制,軍隊作戰能力低下，造成屢戰失利。統治者為了教習文臣武將熟悉軍事,命曾公亮等編纂《武經總要》,總結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並頒布《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六韜》、《尉繚子》、《三略》和《李衛公問對》為《武經七書》，官定為武學教材。這時，許洞的《虎鈐經》和何去非的《何博士備論》，均對皇帝絕對控制軍隊指揮權及其危害提出了非議。南宋名將岳飛提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他率"岳家軍"突破皇帝"欽定"的作戰旨意，採取步、騎配合的靈活戰法，擊敗了金軍強大的騎兵。陳規在《守城錄》中，記錄了軍隊開始使用火器和改進城防工事進行防禦作戰的方法，主張"守中有攻"，對城市防禦戰法有所創新。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遼、西夏、金等政權，均以騎兵見長，特別是後來興起的蒙古族，建立了兵牧合一的制度，充分發揮其騎兵優勢，以高度的機動靈活制敵，並善於學習和利用敵方先進技術，不斷改進其軍隊的裝備。蒙古貴族和後來建立的元王朝戰勝南宋時，採取遠距離的戰略迂迴和步、騎、水軍聯合多路進軍，實施大集團軍隊的戰略進攻。以上的實踐經驗和兵書內容，進一步發展和豐富了古代的軍事思想。
在革新與守舊的矛盾中繼續前進的時期大約從14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約從明朝至清朝後期,中國封建社會逐步走向沒落的境地，不但有連綿不斷的大規模農民起義戰爭、民族起義戰爭和統治者的平叛戰爭等，而且外國也開始入侵中國。這一時期，由於火器的改進和從外國引進部分先進兵器，出現了獨立的水師、炮兵、工兵及其他技術兵種，加以作戰對象發生了變化，因而在建軍和作戰指揮等方面都發生相應的變化。這時，一方面出現十分保守的只求守城保寨單純防守作戰的思想；另一方面，從實踐中總結出的帶有強烈革新內容的軍事思想，也在不少兵書中出現。明代傑出抗倭將領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就是這種革新思想的代表作。他根據沿海復雜的地形條件和倭寇火器裝備的特點，對陣法作了重大改革。 他制定了以 12人為單位的"鴛鴦陣"，把它作為戰斗隊形的基礎。何良臣的《陣紀》一書,對於軍隊組訓和戰法的論述,也具有革新的內容。孫承宗主編的《車營扣答合編》，反映了在大量火器裝備部隊後，編制和戰法的改革。茅元儀編纂的《武備志》，則試圖從軍事理論、建軍作戰、兵器製造使用、天象地理、江河海防諸方面，提出實行軍事改革的依據，以求振興明王朝的武備。清王朝建立以前,後金(清王朝前身)與明軍發生薩爾滸之戰,清太祖努爾哈赤以"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夏允□《倖存錄》）的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充分發揮其步騎協同作戰的長處，對明軍的多路進攻實行各個擊破，反映了軍事指揮上的新思想。乾隆以後，統治者局限於騎射為滿洲之根本的思想，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在軍事上逐漸趨於保守落後。但是,也有不少人針對這種狀態,提出了某些革新思想。例如,惠麓酒民的《□□百金方》，主張團結民心，實行兵民聯防；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提出京城要建立多層次設防的思想；年羹堯的《治平勝算全書》，強調平時對軍隊嚴格訓練，戰時才能取勝等，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㈥ 求一篇軍事理論的論文,論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對現代戰爭的指導意義,要原創的!謝謝!

中國軍事專家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認為，聯合搜救演習顯示了中美軍事合作的空間日益拓展、層次更加廣泛、方式越發務實的新趨勢。
合作空間日益拓展。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研究員李亞強大校認為，中美兩國作為太平洋兩岸的兩個大國，在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方面承擔著許多共同的責任，有許多共同利益交會點。這次演習以海上搜救為主要內容，顯示了中美之間的軍事合作正在朝非傳統安全領域拓展。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拉夫黑德上將在訪問湛江期間也表示，這樣的演習，將提升中美兩國聯合應對海嘯、地震、火山等自然災害和進行人道主義救援的能力。他認為，人道主義救援已成為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越來越重要的一項任務。中美之間在人道主義救援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空間非常廣闊。美方將積極尋求並不斷擴大雙方在這些領域的合作。
交流層次更加廣泛。「聯合搜救演習，是雙方軍事合作成果的體現，它背後所蘊涵的是雙方在各個層次、多個渠道開展的深入交流。」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彭光謙少將說，一場演習，需要雙方從最高軍事領導人到最底層士兵之間的交流。此次海上聯合搜救演習，是落實中美兩國元首關於加強領域交流共識的重要舉措，也是今年中美兩國軍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 為了確保此次演習成功舉行，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拉夫黑德上將率領「朱諾」號兩棲船塢運輸艦訪問湛江，並與中國南海艦隊司令員顧文根中將進行了會談。雙方的艦艇指揮員已經就第二階段海上聯合搜救演習的相關問題進行了三輪會談和磋商，確定了演習的預案和細節安排。雙方士兵除了相互參觀艦艇外，還舉行了足球、籃球和拔河等體育比賽。來訪的「朱諾」號兩棲船塢運輸艦，還舉行甲板招待會，邀請中國海軍官兵共敘友誼。
合作方式更加務實。軍事關系是中美關系的晴雨表，自中美兩國建交以來，雙方軍事關系先後經歷上個世紀８０年代的「蜜月期」、９０年代的「跌宕起伏期」和進入新世紀以來的「調整期」。「在目前的情況下，中美兩軍之間還很難進行中俄之間那樣大規模的傳統安全領域的軍事演習。」彭光謙表示，選擇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海上聯合搜救作為中美兩軍演習的課題，反映了兩軍合作更加務實的特徵。「先在『低端政治』領域的搜救演習方面取得突破，才能為下一步更深層次的合作與交流打下基礎，才有可能一步步上升到『高端政治』領域的武器裝備技術合作、傳統安全領域軍事演習等。」彭光謙說，中美軍事合作方式更加務實，還表現在雙方高層互訪、人員往來、安全磋商等已經形成機制，用制度性的安排來保證兩軍關系排除外界干擾，穩步健康向前發展。此次演習在中美軍事交流史上意義重大，至少有三大值得關注的看點
看點之一：救援能力體現中美兩國海軍參演部隊協同程度。對於成熟的大國海軍來說，執行以人道主義為目的的海上搜救，並不屬於高難度的動作。但是，對於不同國家的海軍聯合執行搜救行動來說，最為關鍵的並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雙方如何協同。李亞強說，最終決定聯合搜救演習效果的，並不是中美海軍各自裝備和實際作戰能力，而是雙方的協同程度。中美兩國海軍參演部隊需要在通信、裝備、指揮程序、戰術行動等方面進行全面深入的密切協同，才能保證在最短時間內發現目標，並及時展開有效的救援和損害管制行動。
看點之二：實際使用兵力推動中美軍事交流實現新突破。李亞強認為，近年來中美軍事關系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雙方在高層互訪、人員交流、防務磋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進展。雖然中美兩國也都邀請過對方軍事官員觀摩過本國的軍事演習，但雙方軍隊實際使用兵力，共同執行演習任務在２００６年９月首次海上聯合搜救演習之前還是空白。「實際使用兵力，提高雙方軍隊共同完成某項任務的能力，在軍事交流中具有無法替代的獨特地位。」我說，「從『紙上談兵』到實際使用兵力的這一突破，必將推動中美軍事關系向更深層次發展。」
看點之三：高密度演習體現中美關系健康發展。從２０００年開始，中國軍隊開始有選擇地逐步參與雙邊與多邊聯合軍事演習。僅就海上聯合搜救演習而言，中國海軍就先後與法國、英國、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亞等國海軍舉行過。「但是，像中美兩國海軍這樣，在短短兩個月之內，接連舉行兩次海上聯合搜救演習的高頻率還是沒有的。」 我認為，軍事關系是兩國關系的「晴雨表」，高密度演習體現了中美兩國關系健康發展的現狀和趨勢。

㈦ 大一軍事理論考試 從中國角度看利比亞戰爭 簡要分析

1、從經濟和軍力的角度看，落後就要挨打；
2、從政治的角度考慮，進行多元外交，平衡關系，避免自己孤立無援；
3、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締造者，應時刻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重要事

㈧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蘊含的戰爭觀

如果不是為了完成作業，那麼我告訴你，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基本內容，其中最核心的就是:

兵法千萬條，核心第一條：上兵伐謀。
兵法千萬條，核心第二條：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這一條，在唐代被唐太宗李世民、衛國公李靖特別推崇，記載於「李衛公問對」】
至於什麼「水無常形，兵無常勢」，「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不戰而屈人之兵」，「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避實擊虛"，『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等等等等，都是上述兩條的衍變展開。

最有影響力的古代兵聖兵法，孫子十三篇，孫子兵法：
「始計」（廟算的第一階段，敵我比較，估算勝負，戰略推演，戰略籌劃和戰略想定，確定戰略突破方向和戰略突破重點，制定全盤戰略部署、戰略性戰爭計劃、大戰役構想）第一；

「作戰」（作而將戰，實際是講戰前的糧秣後勤儲備調度、戰時糧秣取用於敵的預案和戰前的整體准備籌劃，其實應該算是廟算的第二階段）第二；

㈨ 軍事理論分析戰役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和中原野戰軍一部在河南省開封及睢縣、杞縣地區，對國民黨軍進行的城市攻堅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戰役。亦稱開封睢杞戰役。

國民黨軍調集重兵至魯西南尋求決戰，華東野戰軍決定先打開封再殲援敵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陳（賡）謝（富治）集團和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挺進中原，以「品」字形陣勢完成戰略展開，並挫敗了國民黨軍對大別山根據地的圍攻。1948年5月上旬，國民黨軍統帥部為擺脫中原戰場被動局面，部署13個整編師30個旅擔任中原地區重要點線的防禦，其中7個整編師16個旅位於沙河以南及豫西地區，其餘位於商丘、開封、鄭州、菏澤、阜陽、蚌埠等地。另部署12個整編師27個旅、4個快速縱隊擔任機動作戰任務，企圖尋中原野戰軍主力或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留置黃河以南的第3、第8、第10縱隊決戰，並監視和堵擊在濮陽地區整訓的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第1、第4、第6縱隊南渡黃河。

中共中央軍委為進一步開展中原戰局，針對中原戰場國民黨軍的分布情況，賦予中原野戰軍（1948年5月由晉冀魯豫野戰軍改稱）和華東野戰軍的夏季作戰任務是：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以求殲國民黨軍整編第5軍（亦稱邱清泉兵團，轄2個整編師及1個快速縱隊）於隴海鐵路（今蘭州－連雲港）開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區為主，力爭在4～8個月內殲國民黨軍6～12個旅；中原野戰軍在平漢鐵路（今北京－漢口）南段尋機殲敵，牽制敵軍北援，配合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作戰；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和蘇北兵團分別在津浦鐵路（天津浦口）徐州至濟南段及隴海鐵路東段發動攻勢，對中原地區的作戰進行戰略策應。5月中旬，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到濮陽視察，號召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努力學習戰術，用「釣大魚」的辦法，尋機殲滅以整編第5軍為主要對象的中原國民黨軍。西線兵團各部隊深入進行動員，開展軍事民主，反復演練戰術技術，為戰役作了充分准備。

此時，中共中央軍委決定，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暫時到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軍區工作，由副司令員粟裕任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並統一指揮華東野戰軍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縱隊和兩廣縱隊、特種兵縱隊及中原野戰軍第11縱隊在中原作戰。粟裕依據中共中央軍委指示，於5月23日下達求殲整編第5軍的預備命令：首先以位於平漢鐵路許昌附近的第3、第8縱隊向淮陽方向挺進，吸引商丘地區的整編第5軍南下；以在濮陽地區的第1、第4、第6縱隊和兩廣縱隊、特種兵縱隊一部乘機由張秋鎮、舊縣之間南渡黃河，前出定陶、城武（今山東成武）地區，會同原在該區的中原野戰軍第11縱隊力求割殲臨時歸整編第5軍指揮的整編第75師一部，開辟戰場，調動整編第5軍北返；在該軍北返時，第3、第8縱隊立即尾隨北上，協同南渡黃河的各縱隊南北夾擊，殲滅其於魯西南地區。5月24日，各縱隊開始行動。國民黨軍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獲悉華東野戰軍第1、第4、第6縱隊渡過黃河，大為震驚，急令已經南下的整編第5軍由淮陽、扶溝地區北返堵截，並從蘇北地區增調整編第83、第72、第25師和整編第63師1個旅到魯西南，企圖與華東野戰軍主力決戰。粟裕鑒於國民黨軍兵力集中，魯西南地區狹窄，地形不利，不易達到殲滅整編第5軍的目的；開封是中原戰略要地、河南省會，攻克該城，對全國政治影響大，整編第5軍等部必定增援，可為在運動中殲敵創造戰機；國民黨軍駐開封僅1個正規師及一些保安部隊，戰鬥力不強，攻佔比較有把握；第3、第8縱隊正進至通許、陳留地區，距開封僅1日行程，就勢轉進，可收奇襲之效。因此立即改變計劃，決心先打開封，如果整編第5軍西援，再殲援敵。中央軍委批准了這一決心。直接參加豫東地區作戰的有華東野戰軍8個縱隊、中原野戰軍2個縱隊、冀魯豫軍區和豫皖蘇軍區部隊各一部共20萬人。國民黨軍有12個整編師、3個快速縱隊，以及特種兵部隊、保安部隊共25萬人。

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出其不意攻佔開封，全殲守軍開封位於河南省東部平原，北瀕黃河，南倚隴海鐵路，城周約20餘公里，有六門四關。守軍為國民黨軍整編第66師師部率第13旅、整編第68師1個團及河南省保安第1、第2旅和3個保安團共3萬餘人，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劉茂恩擔任總指揮。其部署是：第13旅擔任城區及曹關、西關防禦；整編第68師1個團位於城南作預備隊；保安第1旅1個團擔任省府警衛，其餘保安部隊在南關、宋關擔任防禦。華東野戰軍以剛到通許、陳留地區的第3、第8縱隊組成攻城集團，由野戰軍參謀長陳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揮，准備採取奔襲手段佔領城關，爾後實施攻城；以中原野戰軍第9縱隊楔入鄭州、開封之間，阻擊鄭州方面國民黨軍增援；以中原野戰軍第11縱隊和冀魯豫軍區獨立第1旅於巨野地區，自北向南牽制整編第5軍；以華東野戰軍第1、第4、第6縱隊楔入定陶、曹縣、民權、考城地區，阻擊整編第5軍西援；以冀魯豫、豫皖蘇軍區部隊相機攻佔東明、蘭封（今蘭考），並破襲隴海鐵路蘭封至野雞崗段，阻止國民黨軍西援。

戰役於6月17日發起。攻城集團展開攻擊後，佔領了南關、宋關、曹關。18日23時，第8縱隊首先突破新南門，但突破口很快被守軍封閉，後續部隊未能跟進。已突入城內的部隊以城樓作依託，抗擊反撲。19日1時，第3縱隊經炮火准備後，對宋門實施攻擊，突入城內，迅速向兩側及縱深發展。9時，第8縱隊肅清新南門外地堡群，再度控制突破口，與先期登城的部隊會合，隨後相繼突破大南門和西門。各入城部隊多路向縱深穿插，經激烈巷戰，至20日23時，攻佔了除核心陣地古龍亭、華北運動場以外的全部市區。21日17時發起最後攻擊，至23時全殲守軍。

在攻城集團圍攻開封期間，蔣介石親臨開封上空督戰，組織多路增援，嚴令空軍晝夜轟炸，整編第5軍等部全力增援。華東野戰軍第1、第4、第6縱隊和兩廣縱隊、中原野戰軍第11縱隊進行了頑強阻擊。中原野戰軍第9縱隊在豫皖蘇軍區部隊的配合下襲佔中牟，阻止了鄭州整編第47軍（即孫元良兵團）東援。華東野戰軍第10縱隊及中原野戰軍第1、第3縱隊在上蔡及其以北地區阻擊整編第18軍（即胡璉兵團）北援。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包圍津浦鐵路線上的兗州，蘇北兵團攻克隴海鐵路線上的阿湖，保障或策應了攻克開封的作戰。

開封之戰，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共殲滅國民黨軍3萬餘人。這是人民解放軍在中原戰場上繼洛陽戰役後又一次成功的攻堅作戰，也是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攻克國民黨軍據守的省會的作戰，為爾後攻佔大中城市和制定城市政策提供了經驗。

在睢杞地區殲滅區壽年兵團主力，挫敗國民黨軍尋求決戰的計劃開封失守，使蔣介石十分驚慌。為挽回敗局，急令邱清泉兵團並指揮整編第83師星夜向開封攻擊前進，令剛組建的區壽年兵團（轄整編第75、第72師和新編第21旅）由民權經睢縣、把縣迂迴開封，企圖與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在開封決戰。粟裕依據國民黨軍動向，鑒於區壽年兵團剛組建，戰鬥力較弱，作戰經驗少，圍殲把握性較大，經報請中共中央軍委批准，決心放棄開封，集中兵力殲滅區壽年兵團於運動中。遂以華東野戰軍第1、第4、第6縱隊和中原野戰軍第11縱隊組成南北兩個突擊集團，隱蔽集結於睢縣、杞縣、太康之間和民權地區，准備對區壽年兵團實施夾擊；以第3、第8、第10縱隊和兩廣縱隊組成阻援集團，在杞縣以西地區阻擊邱清泉兵團東援；中原野戰軍第9縱隊除負責阻擊鄭州援軍外，從側後牽制邱清泉兵團等部；冀魯豫、豫皖蘇兩軍區各一部兵力破擊隴海鐵路徐州至民權段，並直接配合野戰軍作戰。此時，中原野戰軍主力仍在平漢路南段西平、上蔡與商水間阻擊胡璉兵團等部。

6月26日晨，華東野戰軍第3、第8縱隊撤離開封向通許方向轉移，第1、第4、第6縱隊向把縣以南傅集地區轉移。邱清泉兵團即以先頭1個旅佔領開封，主力向通許方向尾擊第3、第8縱隊。區壽年兵團在進抵睢縣、把縣後徘徊不前，與邱清泉兵團形成40公里的間隙。華東野戰軍突擊集團乘機於27日晚開始對區壽年兵團進行合圍，至29日晨，將其兵團部及整編第75師包圍和分割於龍王店、常郎屯、楊拐、榆廂鋪、陳小婁等地，並將整編第72師包圍於鐵佛寺周圍地區。第3、第8、第10縱隊迅速插入把縣、齊砦、高陽集、王崮之線，隔絕了邱、區兩兵團的聯系。29日晚，突擊集團以一部兵力包圍整編第72師，主力圍攻龍王店外圍各村落，至7月1日中午，將整編第75師所屬第6旅及新編第21旅全殲。接著向龍王店守軍發起猛攻，激戰至2日凌晨3時，將區兵團部、整編第75師師部及第16旅1個團全殲，俘區壽年。西線阻援集團在杞縣西南和以東地區對邱清泉兵團進行頑強的陣地防禦戰，連續擊退其在飛機、坦克、大炮支援下的輪番進攻，保障了突擊集團圍殲區壽年兵團作戰的勝利。

在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圍殲區壽年兵團的作戰開始後，國民黨軍統帥部於6月29日將進至山東省滕縣（今滕州）的整編第25師回調，與第3快速縱隊、交警第2總隊組成一個新的兵團，由黃百韜任司令官，立即增援豫東，7月1日到達帝丘店附近。粟裕根據黃百韜兵團經長途跋涉，立足未穩，利於圍殲；在帝丘店附近鐵佛寺的整編第72師已傷亡較大，無力出援等情況，決心先求殲黃百韜兵團，然後再圍殲整編第72師。部署是：以第3、第10縱隊及第8縱隊一部繼續擔任對邱清泉兵團的阻擊任務；以第8縱隊主力及第6縱隊1個師圍殲榆廂鋪、何旗屯的整編第75師殘部；以中原野戰軍第11縱隊監視整編第72師並作預備隊；以第1、第4縱隊和第6縱隊主力及兩廣縱隊東移，圍殲黃百韜兵團。7月3日，各縱隊到達帝丘店西北曹營、謝營，同時全線出擊，達成合圍並迅速殲滅2個團。接著增調第8縱隊參戰。5日晚發起總攻，至6日晨，克王老集、孫庄等地，又殲滅1個團。此時，黃百韜兵團的2個旅已被殲滅了一個半，但東援的邱清泉兵團已由杞縣以北柿園、謝砦地區到達帝丘店右側，並正向東南方向迂迴；由阜陽向北的整編第74師（系在孟良崮戰役中被殲滅後重建）經商丘西援已到達寧陵以西地區；沿平漢鐵路北援的張軫集團（包括胡璉兵團）已達淮陽、商水地區。在此情況下，華東野戰軍如繼續圍殲黃百韜兵團，勢必被迫與多路援敵作戰，將陷入被動。同時，戰區久旱無雨，井枯河干，飲水困難，又兼盛夏酷暑，疫病流行。為保持主動，粟裕當機立斷，決定結束戰役。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和中原野戰軍各部隊於7月6日晚撤出戰斗，向睢縣、杞縣以南及魯西南轉移。睢杞之戰，共殲國民黨軍5萬人。

在此期間，中原野戰軍主力牽制了平漢鐵路沿線的孫元良兵團、張軫集團；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掃清了津浦鐵路濟南至薛城段國民黨軍據點，並圍攻兗州；蘇北兵團攻克漣水、泗陽、宿遷等城鎮，均有力策應了睢把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