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劉伯承的豐功偉績
戎馬一世,勤學一生;施計用兵,略勝孫吳;指揮若定,出神入化;雄才大略,古名將風。
劉伯承(1892~1986),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和領導人,現代軍事家。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入學生軍,參加了護國、護法戰爭。加入中國共產黨後,組織過滬順起義、南昌起義,先後任過中央紅軍總參謀長、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第二野戰軍司令員、軍事學院院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他對中國革命軍隊的建立和壯大,對革命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對我軍向正規化現代化的邁進都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1. 坎坷一生元帥路
劉伯承,原名明昭,出身於四川開縣張家壩一戶貧苦農民家庭。上過私塾,讀過高小,後考入官立中學。辛亥革命爆發時,劉伯承已經十九歲,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統治的斗爭中,參加了學生軍,次年入重慶陸軍將校學堂速成班,畢業之後被分到蜀軍第五師任司務長。護國戰爭爆發後,他又改任排長,由於作戰勇敢,他被火線提升為連長,可是蜀軍很快被袁世凱的軍隊打敗了,就連指揮討袁的蜀軍總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隊失散,劉伯承回家暫避,不久,救國心切的劉伯承再次出來投身到革命斗爭之中。
1916年,在討袁護國斗爭中,劉伯承組織起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很快這支隊伍發展到兩千餘人。他率軍攻下豐都,在反動軍隊的反撲他負重傷失去了右眼。然而,由於他指揮有方,作戰勇敢,年僅二十四歲的劉伯承落下了川軍名將的美稱。
劉伯承在川軍中戰鬥了十年,參加了護國、護法戰爭,也參加了軍閥之間的戰爭。他看到戰爭給老百姓帶來的是痛苦和災難深感不安。1926年,劉伯承在吳玉章等人的引導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受黨的委託,為配合北伐戰爭,他與楊闡公一起組織了滬州、順義起義。蔣介石叛變革命,國共合作破裂之後,劉伯承從四川東下,奉黨的指示,到南昌與朱德等將一起組織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之後,劉伯承等人潛往香港,1927年冬轉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間,正遭通緝的劉伯承被染上惡習的兒子告發,幾遭逮捕。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劉伯承到蘇聯學習,躲過了反動派的追捕。
從蘇聯回國後,劉伯承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協助周恩來、朱德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並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面對「左」傾路線和李德的瞎指揮,劉伯承敢於站出來進行斗爭,他告誡李德:「如果我們不停止這種拼消耗的戰術,採取機動靈活的方針,根據地將會喪失,紅軍將會拼光,我們將變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確意見不僅未受到重視,還被免了總參謀長的職務。
紅軍在慘痛的失敗中開始總結教訓,1935年1月,紅軍打下遵義之後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劉伯承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之後,劉伯承的軍事道路漸入順境,在長征途中,每遇關鍵時刻,他總是親臨前線指揮。在後有數十萬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險的情況下,許多人怕部隊過不了江,毛澤東卻風趣地說:「朱德同志說,四川稱劉伯承是一條龍下凡,江水怎麼會擋得住龍呢?他會把我們帶過去的!」劉伯承果然不負眾望,使大軍安然渡江。他還組織了智取遵義、強渡大渡河、巧過少數民族區域等重大軍事行動,為紅軍的長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抗日戰爭中,劉伯承任一二九師師長,與政委鄧小平率部深入敵後,在太行山建立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組織指揮了奇襲陽明堡、伏擊神頭嶺、巧勝七亘村等戰斗,粉碎了日軍的九路圍攻,打破了敵人的十三路「圍剿」。在抗戰勝利前夕,他率部大舉對日寇反擊,殲滅五萬余,收復縣城五十九座。
解放戰爭時期,劉伯承任第二野戰軍司令員。他組織了上黨戰役,殲敵十三個師。隨後又打了平漢戰役,殲敵二個軍,接著戰隴海,下定陶,揮師南下,按毛澤東的部署,千里躍進大別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楔子。劉伯承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組織了淮海戰役,一舉殲敵五十五萬多;奠定了全國勝利的基礎。隨後渡過長江,打下南京城,揮師向南,解放了華東和西南地區。
全國解放之後,劉伯承辭去了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之職,創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為軍隊的正規化和現代化積極努力。劉伯承在軍事學院任院長七年多,他常常親自審定教材,參加演習,使軍事學院的建制和課程設置逐步趨於完善。然而,正當劉帥嘔心瀝血地為軍事教育而工作時,不公正地打擊降臨到他的頭上。1958年夏天,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斗到了這位六十六歲的老元帥頭上。七月的一天,高燒三十九度的劉帥被召回京,在懷仁堂千人大會上作檢討。此後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里,老元帥失去了戰爭勝利帶來的愉快,經常緘默不語。但他仍然關心著軍隊和國家的建設,他受的不白之冤歷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結論,他的功績和貢獻已被永遠載入史冊。劉帥的坎坷經歷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濃的傳奇色彩。
2. 精謀巧計勝孫吳
劉伯承出身行伍,戎馬一生。他帶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謀。在川軍之中他就有了名將之美稱。加入革命隊伍之後,他善於學習,勤於動腦,使他的指揮藝術逐步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紅軍長征的路上,智取遵義城、巧過大涼山、強渡大渡河、飛奪滬定橋等一系列戰爭奇跡都是劉伯承指揮先遣隊創下的。
在抗日戰爭中,劉伯承率領八路軍一二九師深入山西抗日前線,他利用日寇的輕敵麻痹派出一個營夜襲陽明堡機場,取得炸毀敵機數十架的戰績。為了有效地消滅日軍,他利用圍城打援之術,在神頭嶺巧設伏兵,打潞城誘敵出援,一舉殲敵千餘名,這在抗戰初期算得上是輝煌的戰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邊疆兩次設伏,使日軍白白多送上百餘條性命。在抗日戰爭中敵我力量對比相去甚遠,我軍採用的多為游擊戰術。劉伯承把游擊戰的指揮藝術發揮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說:「游擊戰爭的『游』就是機動,『擊』就是殲滅敵人;『游』以掩護自己的弱點,尋找敵人的弱點,『擊』以發揚自己的特長,撇開敵人的特長」。他為游擊戰總結出一系列簡練有效的戰術方法,諸如「攻擊一點,吸其來援,啃其一邊,各個擊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戰術」、「麻雀戰術」、「黃蜂戰術」;還有「拖刀計」、「殺回馬槍計」、「吸打援敵計」等等。
在解放戰爭中,劉伯承的指揮藝術達到了臻於完美的地步。他一戰上黨,殲敵十三個師三萬餘人,給了到解放區搶地盤的國民黨軍隊當頭一棒;再戰邯鄲,殲滅敵人兩個軍,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的重慶談判。隨後他奉中央指示,揮師向東橫掃,然後下定陶、打巨野、戰滑縣,直殺得國民黨軍隊摸不著頭腦,連續五戰五捷,殲敵十個半旅,計七萬餘人。
千里躍進大別山應該說是劉伯承軍事指揮藝術的傑作,這場戰爭,與其說是斗勇不如說是鬥智。當時解放軍尚處劣勢,第二野戰軍離開根據地挺進魯豫已經處在虎狼夾擊之中。為了掩蓋真實的用兵企圖,劉伯承指揮軍隊作出許多「示假」舉動,把敵人引入迷途。劉伯承首先指揮軍隊打了魯西南戰役,使敵人誤以為我軍要奪隴海,於是調兵防守;隨後,命令部隊在黃河渡口佯攻,造成北進回歸根據地之勢,蔣介石立即調三十個旅分五路開進鄆城、巨野。然而,劉鄧大軍的行動方向卻相反,甩掉大後方向南挺進,完全打無後方戰役,到此時蔣介石還以為劉鄧大軍是在不能渡的情況下被迫南竄。只有到了劉鄧大軍渡過渦河、沙河、黃泛區之時,蔣軍才明白了我軍的意圖,但為時已晚。我軍挺進大別山後,如同在敵人的腹部楔進了一支鋼釘,使蔣軍隨時都深感不安。這一舉措牽制了蔣軍南線兵力的一百六十個旅中的九十個旅。為解放戰爭的勝利設下伏筆。
3.勤思善學成儒將
劉伯承一生刻苦勤奮孜孜以求,使他不僅走完了從士兵到元帥的進步道路,而且成為無產階級軍事家,被譽為「儒將」。
在我軍將領之中,劉伯承學習刻苦是出了名的。他從小就崇尚古人「頭懸梁」、「錐刺股」的刻苦精神。讀私塾時常常最先到校,最後離校,他不僅把課文背熟,而且連注釋也背下來。到了中學和軍校,他更是勤奮刻苦,以致各科成績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後,他仍不忘學習。
大革命失敗之後,黨派劉伯承到蘇聯學習,進蘇聯紅軍高級步校時他已經三十六歲了。到了這個年紀再學外文是相當困難的。但他從字母和發音開始,用了兩年多的時間竟然攻克了外語關,並獲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績優秀的佳績。畢業時他已經能夠准備地翻譯俄國的軍事理論著作。
回國之後,成為我軍第一位翻譯科長。他藉助俄文工具,系統研究了羅馬戰史、拿破崙戰史、日俄戰爭史等,開闊了軍事視野。還系統研究了蘇軍的條例、條令、作戰理論,增長了正規化軍隊和打現代戰爭的知識。
在革命戰爭年代,劉伯承的大部分時間在前線度過,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細扣兵書,置生死於一旁,而入心思於兵法之中,不絕於耳的槍炮之聲時常成為他研讀兵書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軍總部送來一部《合同戰術》的譯稿請劉伯承校訂。一年後這部譯著校訂好並復印,劉伯承在評序中寫道:「這本書在校正中經過三次反掃盪的作戰」。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最殘酷的階段,幾乎天天在打仗,左權同志就是在這期間犧牲的。即使如此,劉伯承也不忘校訂工作,他把這項工作看作是學習任務。此後《合同戰術》下部的譯稿又送到劉伯承的手中,校訂完成並復印時,劉伯承作序寫道:「我在上愛國自衛戰爭前線時,帶上這本《合同戰術》及其譯稿,才真正開始校正與補譯。幸好在敵人飛機大炮坦克的督促與我參謀同志幫助繪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報》報道說:「劉伯承將軍在戎馬倥傯之中完成《合同戰術》一書下半部之校譯,計十萬字。此為一百天來劉將軍殲滅蔣軍十一個旅之外又一重大貢獻。……一百天來,劉將軍馳騁於冀魯豫大平原上,五戰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戰一次。」「劉將軍在極度繁忙的自衛戰爭中,稍有空隙立即開始校譯。」
劉伯承的勤奮好學還在於他對戰爭經驗的總結和思考。他從不放過任何一次有影響的戰爭或戰役,認為那裡面有鮮血和生命鑄成的經驗與教育。從南昌起義的失敗,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重大戰役和戰斗,劉伯承常常都有系統的思考與總結。他強調「用兵從實際出發,使主觀符合客觀。」
劉伯承刻苦學習古今中外的軍事理論,認真總結實踐經驗,使他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軍事理論。他提出了生動形象的「五行術」,在「五行術」中把我軍看成戰爭主體,把任務當作中心,把敵情看作前提,把時間和地形看作物質條件。他常說:「五行不定,輸得乾乾凈凈。」他集畢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統的軍事理論。
對劉伯承的刻苦勤奮,朱德稱贊道:「刻苦學習,學而不厭。」陳毅元帥則稱贊說:「苦學入夢寐,勞生歷艱難」。就連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也感慨地稱:「劉伯承廉潔虛心,不斷求知,與國民黨將領比較,誠不諦鶴立雞群。」
4.嘔心瀝血辦教育
「治軍必先治校」是劉伯承的名言,他也身體力行。為此奮鬥了一生。早在中央蘇區,他就擔任過紅軍學校的校長兼政委。長征途中,他是中央紅軍的總參謀長,先後擔任了紅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的紅大校長。到陝北後,在繁忙的戰爭指揮中,兼任中央紅軍大學副校長。解放戰爭,率領大軍轉戰南北,在擔任第二野戰軍司令員的同時兼任二野軍政大學校長兼政委,指揮戰爭之餘,還親自任教,以一個教官的身份出現在學員面前。
全國解放以後,劉伯承初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他接受了辦學任務,辭去了軍政職務,創辦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他擔任第一任院長,後任院長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廢待舉,萬事待興的艱難環境下,他強支病體,和教員、幹部一起摸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辦好高級軍事指揮院校的道路。他千辛萬苦地選拔教員,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確定辦學方針,逐項科目審定教材。在和平環境下我軍形成的辦學方針,高級軍事學院的課程設置和內容選定都凝結著劉伯承元帥的心血。建國後劉伯承主持軍事學院的工作達七年多的時間,為軍事教育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在辦學過程中,劉伯承倡導良好的學風和校風。校風是育人的重要環境,學風是成長的重要條件。為了使剛剛辦起的學校盡快形成良好的風氣,他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學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規化規章制度,僅通過嚴格管理保證了這些制度的貫徹執行。
為了適應現代化正規化的需要,劉伯承親自審定教學內容和教學方針。他提出了「戰術為經,技術為緯,經緯交織,縱橫聯系,編織起來」形成整體的訓練指導原則。他強調把訓練和培養善於組織指揮現代化諸兵種協同動作的指揮員作為高級軍事指揮院校的培養目標。
辦學離不開師資,他提出並採用「速成」「速辦」等方法提高教員的專業水平,提倡「尊師重教」以促使教員對教學工作的熱愛。劉伯承十分關心教材問題,他主張教材要少而精,內容要准備無誤。他要求提法妥當,用語准備科學,標點符號無錯誤。他還常常在百忙之中親自抓教材的編寫、翻譯、校對、出版等工作。
為了形成良好的辦學風氣和領導作風,他提倡「人人當院長」,「執事者各執其事」各負其責。倡導「共同學習政治,各自鑽研業務;統一集中領導,單刀直入基層;集中領導,分工負責」的工作方法和領導作風。
劉伯承辦教育其成績是顯著的,毛澤東在《給軍事學院訓詞》中肯定了劉伯承的成績,他說:「軍事學院的創辦及其一年多以來的教育,對於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是有重要貢獻的。」
綜上所述,用「我軍院校的開拓者」和「我軍院校之父」等詞來描述劉伯承對軍事教育的貢獻是不過分的。劉伯承飽讀古今中外軍事著作,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鑽研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對游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獨到的論述。他的軍事謀略和指揮藝術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貢獻。他的主要軍事著作已收入《劉伯承軍事文選》。他還翻譯了蘇聯的許多軍事著作。
劉伯承年表
劉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 4 日生於四川開縣趙家場。
宣統三年(1911年)在萬縣參加響應辛亥革 命的學生軍。
1912年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
次年參加四川討袁(世凱)軍。
1914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在護國、護法戰爭中, 歷任連長、團長。
1916年 3月率四川護國軍攻佔豐都時,頭部中彈, 右眼致殘。
1923年在討伐吳佩孚時,任東路討賊軍第一路前敵指揮官,屢打勝仗,被譽為川中名將。 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12月與楊暗公、朱德等發動滬州、 順慶(今四川南充)起義,任總指揮,率部同四川軍閥作戰,策應北伐戰爭。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後轉往南昌,與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失敗後經香港轉赴上海。
1928年留學蘇聯。
1930年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 12月回國,協助周恩來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32年 1月進入中央蘇區,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協助朱德、 周恩來指揮第四次反「圍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因用俄語當面怒斥從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而被撤職,調任第五軍團參謀長。
1934年底復任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指揮先遣部隊強渡烏江,智取遵義。
1935年 1月,參加了遵義會議,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會後,協助毛澤東、周恩來等指揮中央紅軍四渡赤水。
1935年5月 4日, 指揮幹部團強占皖平渡,保證全軍安全北渡金沙江。隨後任先遣隊司令,與政委聶榮臻率部為全軍開路。
進人大涼山時,堅定地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與彝族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使全軍順利通過彝族區,並在當地留下民族團結的佳話。第一、 第四方面軍會合後,他作為總參謀長與朱德隨紅軍總部在左路軍。他和朱德堅定地維護中共中央關於北上抗日的方針,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斗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師長,在山西前線組織所部進行陽明堡夜襲戰、七豆村伏擊戰等戰斗。
1938年後,與政委鄧小平、副師長徐向前等指揮長生口、神頭嶺、響堂鋪等戰斗,沉重地 打擊了日軍。
隨後又取得晉東南反「九路圍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掃盪」的勝利,創建了晉冀豫抗日根據地。
1940年組織部隊參加百團大戰,破襲正(定)太(原)、平漢、自(圭)晉(城)和(大)同蒲(州)鐵路交通線。
1943年 9月赴延安。
1945年 6月當選為中共 第七屆中央委員。
1945年 8月20日,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
1945年9月至11月與政委鄧小平指揮上黨戰役和邯鄲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控制晉東南和打通平漢路的企圖。
1946年 6月,與鄧小平政委奉主力部隊在十個月內連續組織隴海、定陶、巨(野)金(鄉)魚(台)和豫北等九個戰役,殲敵十二萬餘人,挫敗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
1947年 6月,與鄧小平率十二萬大軍突破黃河河防,指揮魯西南戰役,隨即千里躍進大別山,重建大別山根據地。
1947年10月,蔣介石派白崇禧指揮 33個旅圍攻大別山。 12月,劉鄧決定以鄧小平等率主力在大別山堅持內線斗爭,劉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調動敵人。劉鄧大軍和進軍豫皖蘇的陳(毅)粟(裕)野戰軍和進軍豫西的陳(賡)謝(富治)集團互相配合,經十個月艱苦作戰,擴大了中原解放區,迫使國民黨軍進一步陷入被動。
1948年 5月,任中原軍區司令員。
1948年11月,與鄧小平、陳毅、 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統一指揮華東、中原野戰軍進行淮海戰役。
1948年12月15日,與鄧小平、陳毅指揮中原解放軍將國民黨軍第十二兵團全殲於宿縣以南的雙堆集地區。
1949年 2月,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
1949年4月,與總前委其他領導人一道指揮渡江戰役,並直接指揮第二野戰軍解放皖南、浙西、贛東北、閩北廣大地 區。
同年冬,指揮第二野戰軍主力和第四野戰軍一部,在第一野戰軍的配合下進軍大西南,執行遠距離迂迴包圍的方針,解放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1950年冬,他領導組建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任院長兼政委。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
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1957年9月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
1958年被扣上教條主義的帽子而受到錯誤的批評。
1959年後曾負責中央軍委的戰略研究工作。他是中共第八屆至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66年 1月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他還是第二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82年,因年高辭去黨政軍領導職務。
1986年10月 7日在北京逝世。
劉伯承飽讀古今中外軍事著作,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鑽研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對游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獨到的論述。他的軍事謀略和指揮藝術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貢獻。他的主要軍事著作已收入《劉伯承軍事文選》。他還翻譯了蘇聯的許多軍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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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劉伯承軍事理論的書籍有哪些
劉伯承軍事文選
論兵新孫吳-劉伯承的軍事理論與實踐
3. 關於劉伯承的故事
故事
巧妙用兵 兩伏七亘村
1937年10月25日,時為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的劉伯承獲悉日軍二十師團的迂迴部隊向平定縣城開進,其運送軍械彈葯糧草的輜重部隊約千餘人在測魚鎮宿營。測魚鎮東部的七亘村一帶地形復雜,道路彎曲,正太公路由此通過。劉伯承判斷,測魚鎮之敵第二天必定經七亘村向平定縣城運送軍用物資,即令三八六旅三營利用七亘村一帶的有利地形,力求打一次漂亮的伏擊戰,殲擊敵軍,奪其輜重,切斷二十師團的後方補給線。
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聽說八路軍要在七亘村伏擊裝備精良、不可一世的侵華日軍,非常懷疑。認為國民黨的數萬正規大軍都不能阻擋日軍入侵山西,八路軍又怎麼能與日軍相匹敵呢?劉伯承要用七亘村伏擊戰的勝利,治一治國民黨軍隊的「恐日症」。
10月26日拂曉,天剛蒙蒙亮,駐扎在測魚鎮的日軍輜重部隊,在200餘名步兵的掩護下,沿公路大搖大擺地向平定方向開進。9點鍾左右,日軍先頭部隊進入了三營的火力范圍,三營戰士把這股敵人放了過去,其他敵人看到先頭部隊部隊平安無事,即緊隨其向前運動。當敵輜重部隊進入三營的伏擊圈時,三營抓住戰機,向其發起突然攻擊,以猛烈的機槍、手榴彈火力大量殺傷敵人。頓時,槍炮聲、喊殺聲連成一片,直打得敵人措手不及,暈頭轉向。隨即,八路軍戰士個個像猛虎下山,向敵群沖擊,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肉搏戰,使敵人的隊形大亂。敵人前後被三營的火力和沖入敵陣的戰士所截,左右被道路兩側的地形所阻,兵力無法展開,火力不能發揮,掩護部隊也發揮不了作用,被八路軍戰士打得死的死、傷的傷,完全失去了指揮和抵抗能力。後尾掩護的少數兵力見大勢已去,懼怕被殲,丟下物資和其他人員,狼狽地向測魚鎮方向回竄。
這次戰斗,激戰兩個多小時,斃敵300餘人,繳獲騾馬300多匹及大批軍用物資,取得了勝利。
敵運輸部隊被八路軍殲滅後,日軍運送軍用物資的計劃落空,前方急如星火,後方亦如熱鍋上的螞蟻。日軍依據用兵「不得遵常」的道理,認為八路軍伏擊勝利後,一定會轉移別處,絕不再再在七亘村設伏。所以,一面組織部隊到七亘村收集、搬運屍體,一面調整力量,准備繼續從七亘村一帶通過,向平定方向運送軍用物資。
劉伯承神機妙算,准確判斷敵人運送軍用物資未成,前方彈葯糧草告急,一定會千方百計再次運送。且向平定前方機動沒有道路繞行,七亘村是再次運送物資的必經之路。另外,劉伯承抓住敵人用兵教條的心理,對「不得遵常」的用兵之道,反其道而用之,大膽決定再次在七亘村設伏。為了進一步迷惑日軍,誘騙其上當,劉伯承又使用了疑兵之計。當日軍派重兵來七亘村實施報復時,他讓第三八六旅主力佯裝慌忙敗退,製造八路軍已被驅走的假象。第三八六旅主力在附近山裡繞行一圈,乘夜又秘密返回到七亘村設置伏擊陣地,主攻任務仍由第三營擔負,不過伏擊地點由村東移到了村西。
28日上午,敵人由測魚鎮出動,沿原路向平定方向開進。這次,敵人吸取上次遭伏擊的教訓,以100餘名騎兵開道偵察,300餘名步兵殿後掩護,輜重部隊擺在中間,相信可以萬無一失。敵先頭部隊接近七亘村後,其偵察分隊進行了嚴密搜索。三八六旅三營的戰士沉著鎮靜,嚴密偽裝不動聲色,以致敵人走到跟前都沒有被發現。在敵人確信沒有伏兵,其先頭部隊的騎兵才搖搖晃晃地通過八路軍的伏擊地區。待敵輜重部隊進入伏擊圈後,三營指揮員一聲令下,埋伏在七亘村西側的戰士,對敵發起了猛烈襲擊。隨後,戰士們又沖入敵群,與敵人展開了面對面的搏鬥。激戰到黃昏,又斃敵100餘名,繳獲騾馬數十匹,余敵向平定方向逃竄。
在短短的三天之內,劉伯承指揮八路軍部隊,採用「重疊的設伏」戰術,在七亘村連續兩次伏擊日軍的輜重部隊,斃敵400餘人,繳獲騾馬近400匹及大批軍用物資,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使侵華日軍嘗到了八路軍的厲害。
七亘村伏擊戰斗結束後,劉伯承將繳獲的日軍戰馬、軍刀、大衣等戰利品,拿出一部分送給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讓他看看八路軍是怎樣戰勝侵華日軍的。衛立煌親自點驗過目,對劉伯承率領八路軍戰士對日軍作戰取得的輝煌戰績,敬佩不已,稱七亘村伏擊戰是大膽巧妙用兵的奇跡,不得不承認:「還是八路軍的機動靈活的戰術好,接連打了好幾個大勝仗」。
故事2
「狹路相逢勇者勝」
1947年8月劉鄧大軍像一支利箭直插大別山。25日夜,當劉伯承率野戰軍指揮部和第六縱隊到達汝河北岸,准備渡河時,汝河南岸渡口已被敵吳紹周的八十五師佔領了。河上船隻,已被敵人搜砸一空。這時,在後面尾追野戰軍的3個師,距汝河北岸僅五六十里。情況尤分緊急,真有「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之勢。
此刻,劉伯承把指揮部前移到六縱司令部。在北岸河口附近一間小屋裡,召集六縱幹部舉行緊急會議。
屋裡的人注意力高度集中。一直沉默的劉伯承,微微抬起了頭,用他分外沉著、安詳的眼光巡視了每張焦急的面孔,他開了口:「同志們!情況確實嚴重,我們已經聽到追擊我們的敵人的炮聲了!如果讓後面敵人趕到,把我們夾在中間,不僅影響戰略躍進,而且有全軍覆滅的危險!」說到這里,他的聲調變了,堅毅有力地說:「自古『狹路相逢勇者勝!』」他用拳斗撞擊著桌面,更高聲地重復著:「現在要用進攻的手段來對付進攻的敵人,狹路相逢勇者勝!同志們明白嗎?從現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敵人的飛機大炮,我們要從敵人的陣地上打開一條血路沖過去!只要我們堅決勇敢,不怕犧牲,就一定能打過去!」
政委鄧小平點了點頭說:「我同意司令員的意見,我們就是要用頑強的戰斗作風,把敵人壓垮,壓倒,叫他讓路!」
劉伯承和鄧小平的進攻命令,通過電話立刻傳遍了整個部隊。午夜12點,部隊開始行動。劉伯承和鄧小平親自來到河邊,具體指揮強渡。
六縱隊指戰員英勇奮戰,終於在天亮前殺開了一條血路,突過汝河,佔領了南岸陣地。但整個形勢仍很緊張。敵人像輸紅了眼的賭棍,企圖奪回陣地,堵住口子,阻止大部隊渡河。擔任打開道路、副食全軍渡河的前衛團,遭到了敵炮火的猛烈轟擊,炮彈不時地打到團指揮所的院內。
這時,劉伯承、鄧小平突然來到指揮所。前衛團指揮員擔心首長的安全,勸他們躲開敵人的炮火,他們沒有理會,蹲在院子里,攤開地圖,仔細地研究起來,敵人炮火更加密集,劉伯承一邊看著地圖,一邊詳細地詢問前衛團指揮員是如何部署兵力的,甚至連一些技術上的細節也查問到了。
平時,部隊指揮員都非常喜歡劉伯承這樣提問題,可這會兒,因為擔心首長的安全,他們確實有些不耐煩,急得搓手跺腳。劉伯承看出了他們的心思,嚴肅地說:「同志啊,不是我信不過,而是你們的任務太重要了!現在,還不能松勁,敵人的反擊很猛,能否保住陣地,可是關繫到全軍的命運啊!」
劉伯承、鄧小平親臨前衛團指揮作戰,給部隊指揮員極大的鼓舞,各級指揮員身先士卒,經過整整一夜的拚殺,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腳,而且還不斷擴大,在敵陣中撕開了一個大口子,使後面的大部隊和直屬機關在尾追之敵趕到之前,全部渡過了汝河。
強渡汝河後,劉伯承又指揮部隊徒步涉過淮河,率大軍進入了大別山區。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像一把尖刀插進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心臟,把人民解放戰爭的車輪開到了國民黨統治區
故事3
「孩子的慘死是有貢獻的!」
劉伯承元帥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他曾經是七個孩子的父親。為人們所熟知的兒子劉蒙、太行、太遲,女兒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遺憾、也是鮮為人知的是大女兒劉華北在延安保育院時被敵人暗殺,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著劉帥夫婦的心。
那是1943年9月,劉伯承夫婦從前線回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並准備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由於忙著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時間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閉幕,在返回前線的三天前,他才准備抽出兩天時間陪陪孩子們。這天他特意准備了小禮物,還洗了澡、颳了鬍子,笑著問妻子汪榮華說:「明天,該去看我們的女兒——華北他們了,這回颳了鬍子,他們該不怕我扎小臉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樣靜、又那樣長。在黎明還未到來時,劉伯承突然被隔壁窯洞的電話鈴聲驚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為是中央有什麼緊急通知。通訊員急急忙忙距進來,緊張地說:「中央保育院打來電話,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華北她……」話沒說完就停住了。
「怎麼,華北她得急病了?」媽媽急於弄清情況。
警衛員說:「電話上叫你們馬上就去,我去備馬。」
劉伯承擋住他說:「等天亮再去吧,免得驚醒大家。」話音剛落,催促他們的電話又來了。
汪榮華說:「可能是急病,別讓老師、阿姨們著急了,咱們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騎馬。」
走進保育院,孩子們還在夢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緊張地巡視著,辦公室里亮著燈光,在場的人都極緊張,焦灼的情緒籠罩著整個保育院。
當伯承夫婦一走進辦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所長拉著他們夫婦的手,聲音顫抖著說:「首長,所里今夜出了大事。我們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華北她……她被敵人謀害了。」如同晴天霹靂,劉伯承夫婦幾乎昏倒,雖然他們一時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心裡卻象被戳了一刀,他極力控制著自己說:「安定!……孩子在哪兒?」
所長領著他們帶到隔壁的一個小窯洞里,小床上躺著心愛的女兒華北,汪榮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聲痛哭著撲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睜眼看看爸爸媽媽吧,我們來遲了……」
劉伯承顫抖著又手撫摸孩子的臉,眼淚同樣從他沒有來得及帶假眼球的右眼眶裡流出來,打濕了女兒的白被單。
所長悲傷地向劉伯承夫婦講述了孩子被害的經過:「兇手在半夜竄進院來,迅速暗殺了華北。這是敵人有預謀、有串聯的犯罪行為,我們一定要查清,替孩子報仇。」
劉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剋制著,只見他額頭上冒著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內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單深情地把女兒蓋好,對周圍的人說:「敵人以為殺了我劉伯承的女兒,我就會對他們手軟嗎?這是痴心妄想,華北不僅是我的女兒,也是黨和人民的女兒!孩子的慘死是有貢獻的!它要我們不能忘記階級斗爭,要是敵人不投降,就堅決把他們徹底消滅!正如你們大家分析的一樣,這個慘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們決不能中他們的計。」最後他又說:「這件事讓保衛部門的同志去清查處理,不要草木皆兵,隨便懷疑自己的同志,敵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劉伯承夫婦把女兒安葬在延河之濱、把另一個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裝起程返回太行前線,投入了新的戰斗。
故事4
劉伯承的辦學公式
南京軍事學院的一些老教員、老學員經常談起這個公式——楊得志+羅哈里斯基+麥克阿瑟-「戈爾洛夫」=X?,其實,這個劉伯承辦學公式里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當然,在描述之前,應該稍加註釋。
楊得志,1928年參加紅軍,歷任班長、排長、連長、團長、旅長、師長、晉察冀野戰軍司令員,是著名的戰將,入學時為華北軍區第十九兵團司令員。入學後不久,即赴朝作戰,先後任十九兵團司令員、志願軍副司令員。
羅哈里斯基,即H·A·韋廖夫金—拉哈爾斯基,蘇軍中將。1941年8月至1994年6月,任蘇軍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在軍事學術上有較深造詣。時為蘇軍總顧問,率20多位蘇軍顧問駐南京軍事學院。
麥克阿瑟,1903年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39歲時任西點軍校校長,典型的「西點式」軍人 。歷任駐菲律賓美軍兵團司令、總司令。1941年任遠東軍總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軍總司令,盟國駐日本佔領軍總司令。1950年侵朝戰爭爆發後,任「聯合國總司令」。
「戈爾洛夫」,我國在40年代翻譯的一個蘇聯劇本《前線》中的主人公,是一個盲目自大,保守落後的典型人物。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這個話劇,在觀眾中有較大影響。這個公式的具體內容是這樣的:
楊得志——在這里代表「我」情。因為楊得志是由軍事學院調往朝鮮前線的,是將學院教學與戰爭實際聯系起來的橋梁。以我為主,就是從我軍實際出發,為我軍建設服務。
羅哈里斯基——在這里代表「友」情。吸取蘇軍的成功經驗,為我所用,作為軍事教學的參考。
麥克阿瑟——在這里代表「敵」情。即將朝鮮半島的敵情與軍事學院的課堂教學緊密聯系,運用最新軍事住處輔助教學,有針對性地研究美軍裝備、編制、指揮、作戰等問題。
「戈爾洛夫」——在這里代表保守、落後、機械,也可以說是教條主義的形象化。其意自明,不必贅述。
故事5
「貓論」源自劉伯承
「貓論」,曾和「石頭論」一起,被作為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實踐第一的兩個主要論點。「黑貓、白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以下簡稱「貓論」),作為鄧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僅在國內已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而且在國外也遐邇聞名,廣為流傳。而鄧小平「貓論」的提出卻是吸收借鑒劉伯承軍事思想的結果。
把「貓論」用來闡釋一種思想觀點的,首先是劉伯承。劉伯承是我軍著名的軍事家,善於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不拘泥於教條,戰略戰術機動靈活,以打勝仗為最終目的。因之,這位農民出身的軍事家,每逢大戰在即,經常脫口而出:「不管是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以此來說明一個相互而深刻的道理: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由於這句話生動形象,很適合當時幹部戰士文化水平不高的情況 ,深受一二九師和二野指戰員的喜愛。
鄧小平與劉伯承既是同鄉,又是長期共同戰斗的戰友,加之他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無論是指揮打仗,還是領導建設,都特別強調從實際出發。所以,對於劉伯承常說的這句家鄉話,自然十分理解,非常贊同,將其從軍事領域引入整個社會領域,以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反對極「左」思潮,倡導和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
1962年,我國正處於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在農業問題上,由於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實際工作中,許多地區違反按勞分配的等價交換原則,犯了刮「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所以,高速農業生產關系,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成了調整時期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認為:調整農村生產關系,「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為了形象地表達這一正確觀點,鄧小平引用了劉伯承說過的「不管是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四川話。在當時的情況下,它充分體現了鄧小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勇氣和求實精神,反映了他對調整和改革社會主義內部生產關系的深刻認識。 從此,「貓論」便不脛而走,很快流傳起來。
4. 劉伯承為什麼叫軍事理論家
劉伯承是我軍的開國元帥、他參加和指揮的戰役無數、是我軍有名的軍事家、我黨的優秀政治家、軍事學院校長(現國防大學)很有指揮才華和理論藝術。
5. 有關劉伯承的資料
劉伯承(1892-1986)
中國革命家、軍事家,軍事理論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1892年12月4日出生於四川省開縣趙家場。家境貧寒,自幼發憤苦讀,學習成績優異。在革命潮流的影響下,青年時代即萌發了富國強兵、拯民於水火的思想。1911年,參加了響應辛亥革命的學生軍。1912年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翌年參加四川討袁(世凱)軍。1914年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在護國、護法等戰爭中,歷任連長、旅參謀長、團長。1916年3月在攻克豐都縣城的作戰中右眼中彈致殘。1923年在討伐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戰爭中任東路討賊軍第一路指揮官。足智多謀,驍勇善戰,被譽為川中名將。同年秋,結識了共產主義者楊暗公、吳玉章等。1924年起,隨吳玉章到上海、北京、廣州等地考察,在深入研究中國社會實際的過程中,經過認真探索,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逐步實現了從愛國的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
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年12月,與朱德、楊暗公等發動瀘州、順慶(今南充)起義,任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率起義部隊與四川軍閥作戰,策應北伐戰爭,實現了中共中央關於抑止川軍東下威脅武漢的戰略目的。1927年春,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暫編第十五軍軍長。在大革命失敗的嚴重時刻,與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
1927年冬赴蘇聯,先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後入優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在此期間,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對軍事問題補充報告》,並提出了《南昌暴動始末記》的專門報告。1930年夏回國,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長江局軍委書記。12月到上海,協助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31年奉命赴中央革命根據地。1932年1月,任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10月,任軍委總參謀長,協助朱德、周恩來指揮作戰,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因反對軍事指揮上的教條主義,被錯誤地撤銷總參謀長職務,任第五軍團參謀長。長征中,於1934年底重新擔任紅軍總參謀長,並兼任中央縱隊司令員,指揮先遣部隊強渡烏江,智取遵義。1935年1月,參加了遵義會議,在這中國革命的重大歷史轉折關頭,堅決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後,協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河。親率幹部團搶占皎平渡口,保證了部隊順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隊司令,與政治委員聶榮臻率部為全軍開路。在進入大涼山時,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與彝族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使部隊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接著,率紅一師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會合後,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與朱德一起同張國燾分裂黨的活動進行了堅決斗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師長。1937年9月底,率部挺進山西,以太行山為依託,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組織所部進行的夜襲陽明堡、設伏七亘村等著名戰斗,痛擊了日軍的侵略氣焰。1938年起,與政治委員鄧小平、副師長徐向前等組織指揮了長生口、神頭嶺、響堂鋪以及晉東南反「九路圍攻」、冀南反十一路「掃盪」等戰役戰斗,創建了晉冀豫抗日根據地。1940年,領導根據地軍民,在日偽軍控制的交通線上廣泛開展破襲戰。8月,指揮部隊參加著名的百團大戰,組織實施正太、榆(社)遼(縣)戰役,給侵華日軍以沉重打擊。在日偽軍加緊推行「囚籠政策」,分割和封鎖抗日根據地的嚴重形勢下,堅決執行主力地方化的方針,積極組織正規軍、游擊隊和民兵相結合的游擊集團,並組建大量武裝工作隊,實行「敵進我進」,向敵占區、交通線廣泛出擊,粉碎了日偽軍頻繁的「蠶食」和殘酷的「掃盪」。同時多次反擊了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對根據地的進犯。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與鄧小平等領導根據地軍民實行生產自給,減租減息,精兵簡政,使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發展。1943年9月赴延安參加整風運動。1945年出席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返回晉冀魯豫根據地,領導全區軍民舉行對日本侵略軍的大反攻。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冀魯豫軍區、中原軍區、第二野戰軍司令員。1945年9月起,與政治委員鄧小平率領所部反擊向解放區進攻的國民黨軍,指揮上黨戰役,一舉全殲閻錫山部十三個師;接著,又揮師東向,發起邯鄲戰役,殲敵兩個軍大部,爭取了一個軍起義。上黨、邯鄲戰役的勝利,創造了組織大兵團作戰和從游擊戰向運動戰轉變的成功經驗,粉碎了國民黨軍控制晉東南要地和打通平漢鐵路的企圖,鞏固了華北解放區,掩護了我軍在東北的戰略展開,同時有力地配合了毛澤東、周恩來等在重慶同蔣介石的和平談判,對迫使蔣介石同意簽訂「雙十協定」、「停戰協定」,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蔣介石焊然發動全面內戰。與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以大踏步進退的運動戰,十個月內連續組織了隴海、定陶、巨野、鄄南、滑縣、巨(野)金(鄉)魚(台)和豫北等戰役,殲滅和鉗制了大量敵軍,解放了大片地區,與其戰場互相配合挫敗了國民黨軍的戰略進攻。
1947年6月底,根據黨中央關於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的重大決策,與鄧小平率十萬大軍強渡黃河,挺進中原,實施中央突破,首先發起魯西南戰役,連續殲敵九個半旅,巧妙地調動和迷惑了敵人。隨後疾速揮師南下,千里躍進大別山,深入敵腹心地區,威逼南京、武漢,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在遠離根據地、無後方作戰的困難條件下,依靠群眾,立足生根,多次打破敵人重兵圍攻。同年9月起,與出擊隴海線的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挺進豫西的陳謝兵團密切協同,在江淮河漢之間大量殲滅敵人。經過十個多月的艱苦作戰,擴大了中原解放區,迫使國民黨軍陷於被動防禦地位,對扭轉全國戰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48年11月,根據中央軍委決定,與鄧小平、陳毅、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統一指揮華東、中原部隊進行規模巨大的淮海戰役,同徐淮地區的國民黨軍主力進行戰略決戰,取得了殲敵五十五萬餘人的重大勝利。
1949年4月,參與指揮渡江戰役,並直接指揮第二野戰軍直出浙贛線,解放了皖南、浙西、贛東北、閩北廣大地區。南京解放後,兼任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市長。同年冬,與鄧小平一起指揮第二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一部,在賀龍指揮的第一野戰軍一部配合下進行了西南戰役,出色地執行了中央提出的遠距離迂迴包圍的作戰方針,拊敵側背,斷敵逃路,大量殲敵;同時通過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促成大批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率部起義和投誠,在較短的時間內解放了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四省。1950年1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軍民肅清匪患,恢復經濟,籌劃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為解放西南地區、鞏固西南邊疆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0年底,任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後又兼任政治委員。1954年起先後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1957年9月調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1959年後負責軍委戰略小組工作。一貫主張「治軍必先治校」,在軍事院校工作中堅持以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指導教學和學術研究,在繼承和發揚人民解放軍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學習外國軍隊的先進經驗。組織了大規模的教材編寫和翻譯工作,親自撰寫、審定和翻譯了一批軍政教材。重視汲取各國現代軍事科學成果,是最早把教育訓練提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設戰略的地位的領導人之一。在繼承和發揚解放軍優良傳統的基礎上積極借鑒外軍先進經驗,為建立各軍兵種指揮院校,培養中高級幹部,推進現代化、中規劃革命軍隊的建設做出巨大努力。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家,博採古今中外軍事理論的精華,創造性地運用於中國革命戰爭實踐。在用兵作戰中講究實事求是,敵變我變,並將唯物辯證法引入軍事指揮,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辯證法。同時,對於游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司令部工作以及部隊的教育訓練等均有豐富的論述,其軍事著作收入《劉伯承軍事文選》出版。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第八至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二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軍事副主席。1982年後,由於年齡和健康原因辭去黨政軍領導職務,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6. 劉伯承的著作,尤其是軍事理論類的,有沒有哪位提供下謝謝了!
主要收錄在《劉伯承軍事文選》
7. 為什麼劉伯承被稱為著名的軍事理論家
劉伯承是著名的軍事理論家,他對中國游擊戰、運動戰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精闢獨到的論述。他的「指揮藝術和作戰謀略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寶庫中的瑰寶。
8. 劉伯承軍事理論極高但指揮打仗不行秀才軍事家紙上談兵一流著書立說.高者
小心查水表。
9. 劉伯承的故事
新世孫吳——劉伯承
戎馬一世,勤學一生;施計用兵,略勝孫吳;指揮若定,出神入化;雄才大略,古名將風。
劉伯承(1892~1986),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和領導人,現代軍事家。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入學生軍,參加了護國、護法戰爭。加入中國共產黨後,組織過滬順起義、南昌起義,先後任過中央紅軍總參謀長、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第二野戰軍司令員、軍事學院院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他對中國革命軍隊的建立和壯大,對革命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對我軍向正規化現代化的邁進都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1. 坎坷一生元帥路
劉伯承,原名明昭,出身於四川開縣張家壩一戶貧苦農民家庭。上過私塾,讀過高小,後考入官立中學。辛亥革命爆發時,劉伯承已經十九歲,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統治的斗爭中,參加了學生軍,次年入重慶陸軍將校學堂速成班,畢業之後被分到蜀軍第五師任司務長。護國戰爭爆發後,他又改任排長,由於作戰勇敢,他被火線提升為連長,可是蜀軍很快被袁世凱的軍隊打敗了,就連指揮討袁的蜀軍總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隊失散,劉伯承回家暫避,不久,救國心切的劉伯承再次出來投身到革命斗爭之中。
1916年,在討袁護國斗爭中,劉伯承組織起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很快這支隊伍發展到兩千餘人。他率軍攻下豐都,在反動軍隊的反撲他負重傷失去了右眼。然而,由於他指揮有方,作戰勇敢,年僅二十四歲的劉伯承落下了川軍名將的美稱。
劉伯承在川軍中戰鬥了十年,參加了護國、護法戰爭,也參加了軍閥之間的戰爭。他看到戰爭給老百姓帶來的是痛苦和災難深感不安。1926年,劉伯承在吳玉章等人的引導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受黨的委託,為配合北伐戰爭,他與楊闡公一起組織了滬州、順義起義。蔣介石叛變革命,國共合作破裂之後,劉伯承從四川東下,奉黨的指示,到南昌與朱德等將一起組織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之後,劉伯承等人潛往香港,1927年冬轉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間,正遭通緝的劉伯承被染上惡習的兒子告發,幾遭逮捕。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劉伯承到蘇聯學習,躲過了反動派的追捕。
從蘇聯回國後,劉伯承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協助周恩來、朱德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並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面對「左」傾路線和李德的瞎指揮,劉伯承敢於站出來進行斗爭,他告誡李德:「如果我們不停止這種拼消耗的戰術,採取機動靈活的方針,根據地將會喪失,紅軍將會拼光,我們將變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確意見不僅未受到重視,還被免了總參謀長的職務。
紅軍在慘痛的失敗中開始總結教訓,1935年1月,紅軍打下遵義之後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劉伯承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之後,劉伯承的軍事道路漸入順境,在長征途中,每遇關鍵時刻,他總是親臨前線指揮。在後有數十萬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險的情況下,許多人怕部隊過不了江,毛澤東卻風趣地說:「朱德同志說,四川稱劉伯承是一條龍下凡,江水怎麼會擋得住龍呢?他會把我們帶過去的!」劉伯承果然不負眾望,使大軍安然渡江。他還組織了智取遵義、強渡大渡河、巧過少數民族區域等重大軍事行動,為紅軍的長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抗日戰爭中,劉伯承任一二九師師長,與政委鄧小平率部深入敵後,在太行山建立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組織指揮了奇襲陽明堡、伏擊神頭嶺、巧勝七亘村等戰斗,粉碎了日軍的九路圍攻,打破了敵人的十三路「圍剿」。在抗戰勝利前夕,他率部大舉對日寇反擊,殲滅五萬余,收復縣城五十九座。
解放戰爭時期,劉伯承任第二野戰軍司令員。他組織了上黨戰役,殲敵十三個師。隨後又打了平漢戰役,殲敵二個軍,接著戰隴海,下定陶,揮師南下,按毛澤東的部署,千里躍進大別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楔子。劉伯承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組織了淮海戰役,一舉殲敵五十五萬多;奠定了全國勝利的基礎。隨後渡過長江,打下南京城,揮師向南,解放了華東和西南地區。
全國解放之後,劉伯承辭去了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之職,創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為軍隊的正規化和現代化積極努力。劉伯承在軍事學院任院長七年多,他常常親自審定教材,參加演習,使軍事學院的建制和課程設置逐步趨於完善。然而,正當劉帥嘔心瀝血地為軍事教育而工作時,不公正地打擊降臨到他的頭上。1958年夏天,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斗到了這位六十六歲的老元帥頭上。七月的一天,高燒三十九度的劉帥被召回京,在懷仁堂千人大會上作檢討。此後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里,老元帥失去了戰爭勝利帶來的愉快,經常緘默不語。但他仍然關心著軍隊和國家的建設,他受的不白之冤歷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結論,他的功績和貢獻已被永遠載入史冊。劉帥的坎坷經歷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濃的傳奇色彩。
2. 精謀巧計勝孫吳
劉伯承出身行伍,戎馬一生。他帶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謀。在川軍之中他就有了名將之美稱。加入革命隊伍之後,他善於學習,勤於動腦,使他的指揮藝術逐步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紅軍長征的路上,智取遵義城、巧過大涼山、強渡大渡河、飛奪滬定橋等一系列戰爭奇跡都是劉伯承指揮先遣隊創下的。
在抗日戰爭中,劉伯承率領八路軍一二九師深入山西抗日前線,他利用日寇的輕敵麻痹派出一個營夜襲陽明堡機場,取得炸毀敵機數十架的戰績。為了有效地消滅日軍,他利用圍城打援之術,在神頭嶺巧設伏兵,打潞城誘敵出援,一舉殲敵千餘名,這在抗戰初期算得上是輝煌的戰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邊疆兩次設伏,使日軍白白多送上百餘條性命。在抗日戰爭中敵我力量對比相去甚遠,我軍採用的多為游擊戰術。劉伯承把游擊戰的指揮藝術發揮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說:「游擊戰爭的『游』就是機動,『擊』就是殲滅敵人;『游』以掩護自己的弱點,尋找敵人的弱點,『擊』以發揚自己的特長,撇開敵人的特長」。他為游擊戰總結出一系列簡練有效的戰術方法,諸如「攻擊一點,吸其來援,啃其一邊,各個擊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戰術」、「麻雀戰術」、「黃蜂戰術」;還有「拖刀計」、「殺回馬槍計」、「吸打援敵計」等等。
在解放戰爭中,劉伯承的指揮藝術達到了臻於完美的地步。他一戰上黨,殲敵十三個師三萬餘人,給了到解放區搶地盤的國民黨軍隊當頭一棒;再戰邯鄲,殲滅敵人兩個軍,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的重慶談判。隨後他奉中央指示,揮師向東橫掃,然後下定陶、打巨野、戰滑縣,直殺得國民黨軍隊摸不著頭腦,連續五戰五捷,殲敵十個半旅,計七萬餘人。
千里躍進大別山應該說是劉伯承軍事指揮藝術的傑作,這場戰爭,與其說是斗勇不如說是鬥智。當時解放軍尚處劣勢,第二野戰軍離開根據地挺進魯豫已經處在虎狼夾擊之中。為了掩蓋真實的用兵企圖,劉伯承指揮軍隊作出許多「示假」舉動,把敵人引入迷途。劉伯承首先指揮軍隊打了魯西南戰役,使敵人誤以為我軍要奪隴海,於是調兵防守;隨後,命令部隊在黃河渡口佯攻,造成北進回歸根據地之勢,蔣介石立即調三十個旅分五路開進鄆城、巨野。然而,劉鄧大軍的行動方向卻相反,甩掉大後方向南挺進,完全打無後方戰役,到此時蔣介石還以為劉鄧大軍是在不能渡的情況下被迫南竄。只有到了劉鄧大軍渡過渦河、沙河、黃泛區之時,蔣軍才明白了我軍的意圖,但為時已晚。我軍挺進大別山後,如同在敵人的腹部楔進了一支鋼釘,使蔣軍隨時都深感不安。這一舉措牽制了蔣軍南線兵力的一百六十個旅中的九十個旅。為解放戰爭的勝利設下伏筆。
3.勤思善學成儒將
劉伯承一生刻苦勤奮孜孜以求,使他不僅走完了從士兵到元帥的進步道路,而且成為無產階級軍事家,被譽為「儒將」。
在我軍將領之中,劉伯承學習刻苦是出了名的。他從小就崇尚古人「頭懸梁」、「錐刺股」的刻苦精神。讀私塾時常常最先到校,最後離校,他不僅把課文背熟,而且連注釋也背下來。到了中學和軍校,他更是勤奮刻苦,以致各科成績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後,他仍不忘學習。
大革命失敗之後,黨派劉伯承到蘇聯學習,進蘇聯紅軍高級步校時他已經三十六歲了。到了這個年紀再學外文是相當困難的。但他從字母和發音開始,用了兩年多的時間竟然攻克了外語關,並獲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績優秀的佳績。畢業時他已經能夠准備地翻譯俄國的軍事理論著作。
回國之後,成為我軍第一位翻譯科長。他藉助俄文工具,系統研究了羅馬戰史、拿破崙戰史、日俄戰爭史等,開闊了軍事視野。還系統研究了蘇軍的條例、條令、作戰理論,增長了正規化軍隊和打現代戰爭的知識。
在革命戰爭年代,劉伯承的大部分時間在前線度過,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細扣兵書,置生死於一旁,而入心思於兵法之中,不絕於耳的槍炮之聲時常成為他研讀兵書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軍總部送來一部《合同戰術》的譯稿請劉伯承校訂。一年後這部譯著校訂好並復印,劉伯承在評序中寫道:「這本書在校正中經過三次反掃盪的作戰」。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最殘酷的階段,幾乎天天在打仗,左權同志就是在這期間犧牲的。即使如此,劉伯承也不忘校訂工作,他把這項工作看作是學習任務。此後《合同戰術》下部的譯稿又送到劉伯承的手中,校訂完成並復印時,劉伯承作序寫道:「我在上愛國自衛戰爭前線時,帶上這本《合同戰術》及其譯稿,才真正開始校正與補譯。幸好在敵人飛機大炮坦克的督促與我參謀同志幫助繪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報》報道說:「劉伯承將軍在戎馬倥傯之中完成《合同戰術》一書下半部之校譯,計十萬字。此為一百天來劉將軍殲滅蔣軍十一個旅之外又一重大貢獻。……一百天來,劉將軍馳騁於冀魯豫大平原上,五戰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戰一次。」「劉將軍在極度繁忙的自衛戰爭中,稍有空隙立即開始校譯。」
劉伯承的勤奮好學還在於他對戰爭經驗的總結和思考。他從不放過任何一次有影響的戰爭或戰役,認為那裡面有鮮血和生命鑄成的經驗與教育。從南昌起義的失敗,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重大戰役和戰斗,劉伯承常常都有系統的思考與總結。他強調「用兵從實際出發,使主觀符合客觀。」
劉伯承刻苦學習古今中外的軍事理論,認真總結實踐經驗,使他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軍事理論。他提出了生動形象的「五行術」,在「五行術」中把我軍看成戰爭主體,把任務當作中心,把敵情看作前提,把時間和地形看作物質條件。他常說:「五行不定,輸得乾乾凈凈。」他集畢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統的軍事理論。
對劉伯承的刻苦勤奮,朱德稱贊道:「刻苦學習,學而不厭。」陳毅元帥則稱贊說:「苦學入夢寐,勞生歷艱難」。就連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也感慨地稱:「劉伯承廉潔虛心,不斷求知,與國民黨將領比較,誠不諦鶴立雞群。」
4.嘔心瀝血辦教育
「治軍必先治校」是劉伯承的名言,他也身體力行。為此奮鬥了一生。早在中央蘇區,他就擔任過紅軍學校的校長兼政委。長征途中,他是中央紅軍的總參謀長,先後擔任了紅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的紅大校長。到陝北後,在繁忙的戰爭指揮中,兼任中央紅軍大學副校長。解放戰爭,率領大軍轉戰南北,在擔任第二野戰軍司令員的同時兼任二野軍政大學校長兼政委,指揮戰爭之餘,還親自任教,以一個教官的身份出現在學員面前。
全國解放以後,劉伯承初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他接受了辦學任務,辭去了軍政職務,創辦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他擔任第一任院長,後任院長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廢待舉,萬事待興的艱難環境下,他強支病體,和教員、幹部一起摸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辦好高級軍事指揮院校的道路。他千辛萬苦地選拔教員,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確定辦學方針,逐項科目審定教材。在和平環境下我軍形成的辦學方針,高級軍事學院的課程設置和內容選定都凝結著劉伯承元帥的心血。建國後劉伯承主持軍事學院的工作達七年多的時間,為軍事教育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在辦學過程中,劉伯承倡導良好的學風和校風。校風是育人的重要環境,學風是成長的重要條件。為了使剛剛辦起的學校盡快形成良好的風氣,他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學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規化規章制度,僅通過嚴格管理保證了這些制度的貫徹執行。
為了適應現代化正規化的需要,劉伯承親自審定教學內容和教學方針。他提出了「戰術為經,技術為緯,經緯交織,縱橫聯系,編織起來」形成整體的訓練指導原則。他強調把訓練和培養善於組織指揮現代化諸兵種協同動作的指揮員作為高級軍事指揮院校的培養目標。
辦學離不開師資,他提出並採用「速成」「速辦」等方法提高教員的專業水平,提倡「尊師重教」以促使教員對教學工作的熱愛。劉伯承十分關心教材問題,他主張教材要少而精,內容要准備無誤。他要求提法妥當,用語准備科學,標點符號無錯誤。他還常常在百忙之中親自抓教材的編寫、翻譯、校對、出版等工作。
為了形成良好的辦學風氣和領導作風,他提倡「人人當院長」,「執事者各執其事」各負其責。倡導「共同學習政治,各自鑽研業務;統一集中領導,單刀直入基層;集中領導,分工負責」的工作方法和領導作風。
劉伯承辦教育其成績是顯著的,毛澤東在《給軍事學院訓詞》中肯定了劉伯承的成績,他說:「軍事學院的創辦及其一年多以來的教育,對於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是有重要貢獻的。」
綜上所述,用「我軍院校的開拓者」和「我軍院校之父」等詞來描述劉伯承對軍事教育的貢獻是不過分的。劉伯承飽讀古今中外軍事著作,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鑽研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對游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獨到的論述。他的軍事謀略和指揮藝術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貢獻。他的主要軍事著作已收入《劉伯承軍事文選》。他還翻譯了蘇聯的許多軍事著作。
劉伯承年表
劉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 4 日生於四川開縣趙家場。
宣統三年(1911年)在萬縣參加響應辛亥革 命的學生軍。
1912年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
次年參加四川討袁(世凱)軍。
1914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在護國、護法戰爭中, 歷任連長、團長。
1916年 3月率四川護國軍攻佔豐都時,頭部中彈, 右眼致殘。
1923年在討伐吳佩孚時,任東路討賊軍第一路前敵指揮官,屢打勝仗,被譽為川中名將。 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12月與楊暗公、朱德等發動滬州、 順慶(今四川南充)起義,任總指揮,率部同四川軍閥作戰,策應北伐戰爭。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後轉往南昌,與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失敗後經香港轉赴上海。
1928年留學蘇聯。
1930年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 12月回國,協助周恩來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32年 1月進入中央蘇區,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協助朱德、 周恩來指揮第四次反「圍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因用俄語當面怒斥從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而被撤職,調任第五軍團參謀長。
1934年底復任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指揮先遣部隊強渡烏江,智取遵義。
1935年 1月,參加了遵義會議,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會後,協助毛澤東、周恩來等指揮中央紅軍四渡赤水。
1935年5月 4日, 指揮幹部團強占皖平渡,保證全軍安全北渡金沙江。隨後任先遣隊司令,與政委聶榮臻率部為全軍開路。
進人大涼山時,堅定地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與彝族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使全軍順利通過彝族區,並在當地留下民族團結的佳話。第一、 第四方面軍會合後,他作為總參謀長與朱德隨紅軍總部在左路軍。他和朱德堅定地維護中共中央關於北上抗日的方針,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斗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師長,在山西前線組織所部進行陽明堡夜襲戰、七豆村伏擊戰等戰斗。
1938年後,與政委鄧小平、副師長徐向前等指揮長生口、神頭嶺、響堂鋪等戰斗,沉重地 打擊了日軍。
隨後又取得晉東南反「九路圍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掃盪」的勝利,創建了晉冀豫抗日根據地。
1940年組織部隊參加百團大戰,破襲正(定)太(原)、平漢、自(圭)晉(城)和(大)同蒲(州)鐵路交通線。
1943年 9月赴延安。
1945年 6月當選為中共 第七屆中央委員。
1945年 8月20日,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
1945年9月至11月與政委鄧小平指揮上黨戰役和邯鄲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控制晉東南和打通平漢路的企圖。
1946年 6月,與鄧小平政委奉主力部隊在十個月內連續組織隴海、定陶、巨(野)金(鄉)魚(台)和豫北等九個戰役,殲敵十二萬餘人,挫敗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
1947年 6月,與鄧小平率十二萬大軍突破黃河河防,指揮魯西南戰役,隨即千里躍進大別山,重建大別山根據地。
1947年10月,蔣介石派白崇禧指揮 33個旅圍攻大別山。 12月,劉鄧決定以鄧小平等率主力在大別山堅持內線斗爭,劉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調動敵人。劉鄧大軍和進軍豫皖蘇的陳(毅)粟(裕)野戰軍和進軍豫西的陳(賡)謝(富治)集團互相配合,經十個月艱苦作戰,擴大了中原解放區,迫使國民黨軍進一步陷入被動。
1948年 5月,任中原軍區司令員。
1948年11月,與鄧小平、陳毅、 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統一指揮華東、中原野戰軍進行淮海戰役。
1948年12月15日,與鄧小平、陳毅指揮中原解放軍將國民黨軍第十二兵團全殲於宿縣以南的雙堆集地區。
1949年 2月,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
1949年4月,與總前委其他領導人一道指揮渡江戰役,並直接指揮第二野戰軍解放皖南、浙西、贛東北、閩北廣大地 區。
同年冬,指揮第二野戰軍主力和第四野戰軍一部,在第一野戰軍的配合下進軍大西南,執行遠距離迂迴包圍的方針,解放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1950年冬,他領導組建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任院長兼政委。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
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1957年9月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
1958年被扣上教條主義的帽子而受到錯誤的批評。
1959年後曾負責中央軍委的戰略研究工作。他是中共第八屆至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66年 1月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他還是第二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82年,因年高辭去黨政軍領導職務。
1986年10月 7日在北京逝世。
劉伯承飽讀古今中外軍事著作,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鑽研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對游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獨到的論述。他的軍事謀略和指揮藝術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貢獻。他的主要軍事著作已收入《劉伯承軍事文選》。他還翻譯了蘇聯的許多軍事著作。
10. 為什麼說劉伯承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寶庫中的瑰寶
劉伯承是著名的軍事理論家,他對中國游擊戰、運動戰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精闢獨到的論述。他的「指揮藝術和作戰謀略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寶庫中的瑰寶。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全力抓住太行山軍民戰略思想的轉變,提高部隊對游擊戰戰略地位的認識,他首創「游擊集團」的人民戰爭形式,提出「敵退我進」的作戰方針,科學地闡述了游與擊之間的辯證關系,確立了「游擊戰和運動戰相融合,適時調整游擊戰與運動戰的份量」的重要思想。在解放戰爭時期,他解決了集中大軍編組野戰兵團、戰場准備、後勤保障、攻城戰斗、以及戰役指揮、戰術指導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使部隊較快地從分散的抗日游擊戰爭轉向集中的大規模運動戰的國內戰爭,趨利避害、機動殲敵,是劉伯承作戰謀略的精華。他認為機動的本質是消滅敵人,只有辯證地處理敵我之間的強弱關系,趨利避害,才能達到機動殲敵的目的。他指出:「游擊戰爭的『游』就是機動,『擊』就是殲滅敵人,『游』以掩護自己的弱點,尋找敵人的弱點,『擊』以發揚自己的特長,撇開敵人的特長。」運動戰也是「大機動大殲滅,中機動中殲滅;小機動小殲滅。」他還提出,大踏步進退是機動的主要形式,必須同敵人展開爭奪機動自由的斗爭,提倡在上級總的意圖下機斷行事,利用敵人機動兵力與守備兵力分散上的矛盾擊破敵人。以及各種具體條件下的機動作戰等問題。他對機動作戰的系統研究和科學論證,使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得到了多方面的運用、豐富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