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軍事顧問李德是哪裡人
李德（1900年～1974年）抄，奧地利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1900年9月28日生於德國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於柏林。原名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筆名華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德國共產黨。1918年參與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1926年被德國政府逮捕監禁。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春畢業後，進入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因與王明較熟,被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東北收集日軍情報。1933年9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在指揮紅軍作戰中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反對游擊戰，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致失敗。紅軍長征開始時，是軍事最高領導三人團成員之一。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被撤銷指揮紅軍的權利。後隨紅軍長徵到達陝北。抗日戰爭初期，任中共中央軍委軍事研究編委會主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教授。1939年夏去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加入蘇聯紅軍。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諾戈爾斯克任教。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定居，潛心著譯。1964年任德國列寧著作德文版主編。對中國革命歷史事實有一定程度的歪曲[2]
2. 請問，抗戰期間國民黨為什麼使用的都是德國裝備
一、魏瑪共和國時代早期的中德關系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使德國從世界一流強國的位置上跌落下來，海外市場與殖民地被以英法為首的戰勝國剝奪殆盡，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由於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代表的強烈反對，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中國代表沒有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對巴黎和會和《凡爾賽和約》的共同不滿，使德國積極謀求與中國、美國等非凡爾賽和約國家接近，試圖重塑昔日的大國地位。1920年7月，德國前駐華總領事卜爾熙（von Borch）作為政府代表，來華與中國政府談判恢復外交關系、重建兩國通商關系事宜。德國方面表示，盡管中國未簽署《凡爾賽和約》，德國仍將承認和約第128~134款中關於德國完全放棄前帝國在華特權的規定。1921年5月20日，中德兩國正式簽訂《中德協約》，宣布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恢復友好和商務關系；德國放棄了在華領事裁判權，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原則。
在政治關系改善的推動下，中德經貿關系很快得到了相當的恢復和發展。到1925年，德國自中國的進口達2.29億馬克，遠遠超過戰前水平；出口為1.18億馬克，恢復到戰前水平的90%，其中以軍火貿易最為興盛。據中國海關統計，僅1925年，德國船運來華的武器總價值就達1300萬馬克，超過全部外國武器進口值的一半以上，而這還不包括走私和通過第三國轉口的武器。德國公司也獲得了一些兵工廠的建設合同，雲南昆明兵工廠、沈陽化學兵工廠均是由德國人設計建立的。
1921年9月，德國擬在廣州重開領事館。副領事瓦格納（Wilhelm Wagner）於9月25日對孫中山作禮節性拜訪，談話中，孫中山提出了與德國合作問題，希望能得到德國的承認和支持。盡管瓦格納對孫中山抱有好感，並對其聯德思想十分感興趣，但他認為：「從整體考慮，特別是考慮到同北京政府的關系，對此我們要妥善處理。」卜爾熙亦認為，與孫中山的南方政權只能保持非官方關系。對孫中山在德國招募顧問和游說德國企業家等活動，德國也表示不會給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們已經承認的北京政府的誤解」。
1921年~1924年間，孫中山積極聯德，三派代表赴德游說，並與前後三位德國駐廣東領事反復交涉，卻都收效甚微。德國官方一直未接受孫中山的倡議，只是在非官方的框架內對其經濟設想提供了有限的支持。盡管孫中山的聯德構想未獲實現，但其這一主張卻「為後來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發展對德關系定下了基調，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二、20世紀30年代的中德關系
1925年2月28日，魏瑪德國第一任總統艾伯特因病去世。4月26日，興登堡當選為魏瑪共和國第二任總統。1928年8月17日，魏瑪德國宣布承認南京國民政府。中德雙方的關系亦從此邁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1928年11月，德國陸軍前上校馬克斯·鮑爾（Max Bauer）率領一個由他組織的25人的顧問團來到南京，以私人身份受雇於蔣介石政府，協助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建設。這個25人的顧問團包括10位負責軍事訓練的軍官、6位軍械後勤軍官、4位警政專家和5位經濟、市政管理、鐵路管理、醫療、化工方面的專家，以「幫助蔣介石消滅各地軍閥，把中國變成德國的市場」。
從1928年鮑爾來華任職至1938年希特勒德國撤回所有在華顧問為止，總共有135名德國軍事顧問受到官方的認可，被派往南京國民政府任職，其中還不包括8名文職顧問和許多省級軍事、技術專家。這些德國軍事顧問大多數是普魯士帝國軍隊以及後來的國防軍參謀總部的軍官，他們的在華活動與德國的經濟、政治領導集團利益緊密聯系，在重新恢復德國自《凡爾賽和約》以後失去的在華經濟和政治影響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國的對華政策還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目標，因而當時軍事顧問團的活動也沒有完全同國防軍或德國政府的官方政策結合起來。第一任軍事顧問鮑爾上校對於國民政府的軍隊現代化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建議下，南京政府成立了一個教導隊，轄有一個步兵隊、一個重兵器隊、一個炮兵隊和一個通信隊，裝備德國兵器，並以德國顧問指導訓練，是國民黨軍隊中多兵種現代化部隊的胚胎。教導隊初建時為一個團，1930年擴為教導師，爾後又擴編為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師，不僅武器，甚至連軍樂隊的鼓號都由德國提供，成為蔣介石嫡系部隊的中堅力量。
鮑爾不僅在國民黨軍隊現代化上做出貢獻，還在德國鋼鐵和化學工業對華貿易的增長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鮑爾率領的顧問團中，經濟與技術專家占據了核心地位。他在給蔣介石的「整理中國陸軍建議書」中就申明，中國「必須先有完整的軍火工業、交通、電訊、郵政，甚至市政與衛生設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現代化之國軍均將受其阻礙」。鮑爾利用自己的顧問身份，多次與在華的德國法本化學公司、史蒂夫斯道夫辛迪加等著名大公司的代表直接會談，商討拓展兩國貿易問題，並使德國大壟斷財團直接與蔣介石取得了聯系。1929年3月，德國工業家協會主席、法本公司總裁杜伊斯博格來華訪問，同蔣介石進行會談，表示德國工業界樂於同南京政府直接打交道，共同發展兩國貿易。在鮑爾的建議和陪同下，蔣介石派出了陳儀為首的中國考察團，專赴德國考察政治、軍事及軍工技術，並與克虜伯、西門子等大公司簽訂購買了價值近100萬德國馬克的武器和軍需品的意向性合同。
1929年10月開始的經濟危機在美國首先爆發。美國在戰後將大量資金借給急需經濟復興而資金匱乏的歐洲各國，一舉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為了應付經濟危機，美國開始從歐洲抽回資金，由此使得歐洲的經濟基礎產生了動搖。歐洲的經濟危機便於1931年5月率先在嚴重依賴美國資金的奧地利和德國爆發。在此之前，德奧曾擬建德奧關稅同盟以共同應付經濟危機，但遭到法國的堅決反對。5月11日，占奧地利銀行業務近2/3的奧地利信貸銀行宣告破產；7月13日，德國三大銀行之一的達姆斯達特銀行宣布倒閉，至8月5日，德國所有銀行均關閉。德國國內工人運動迭起，魏瑪政權搖搖欲墜，極端政治力量紛紛登場，布呂寧政府被通貨膨脹、財政崩潰和大規模失業等社會問題攪得焦頭爛額，此一時期德國的外交政策帶有較為明顯的「保守合作，低調參與」的色彩，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也刻意地保持了中立態度。10月10日，德國外交次長畢樓（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在日內瓦對德國駐國聯公使莫提烏斯（Gerhard von Mutius）說：「德國對待滿洲事變的態度原則上應該在華盛頓九國公約的框架內，應盡量少參與。」
從艾伯特總統時代起，魏瑪德國對中日一直採取的是等距離外交的政策，不願開罪其中任何一方，以保證本國利益的最大化。盡管德國政府小心翼翼地在九一八事變後的國際輿論中保持中立，甚至通過輿論將公眾支持中國的思想導向中立，1932年初，日本各大報紙還是猛烈抨擊了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參加了中國方面一二八抗戰的軍事行動，使得德國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上討好日本。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關東軍扶植的偽滿洲國建立，日本駐德國大使小幡酉吉多次造訪德國外交部，在不同場合提議建立兩國在滿洲的紀念館及合作關系。德國方面表示接受提議，但又「絕不採取任何特別的主動」，很顯然，德國不想因承認偽滿問題而得罪中國這個從經濟上來說更為有利的亞洲夥伴。以1930年來說，德國與中日兩國的貿易總額分別是3.475億帝國馬克和2.34億帝國馬克，德國的油脂工業幾乎完全依賴中國滿洲里的大豆出口。9月14日，小幡酉吉又向德國外長牛賴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提交了一份關於請求德國承認偽滿的備忘錄，牛賴特推說要經外交部商議才能答復，但此事隨著巴本內閣的倒台而不了了之。
1933年1月，興登堡總統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巴本為副總理組成新內閣。隨著希特勒的上台，德國的內政外交亦有了新的變化。在自傳式的作品《我的奮斗》中，希特勒提出要為亞利安民族爭取「生存空間」、土地、資源，德國必須向外擴張，而擴張的手段就是對外戰爭。無疑，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無戰略構想的消耗戰對德國是相當不利的，希特勒設計了一種新的不同類型的戰爭——閃電戰爭。這種戰爭需要做兩件事：迅速重整軍備和把潛在的敵國一一孤立起來，利用暫時的軍事優勢來進行一場短期的對敵各個擊破的戰爭。這樣的戰爭將擴大德國的人口和工業基地，使德國軍隊取得有用的經驗，並把潛在的敵國嚇唬住，從而加強德國，以便進行下一場這樣的戰爭。
在希特勒的戰略構想中，中國和日本均佔有一席之地。中國作為德國在遠東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原料供給者，是德國許多重要戰略資源諸如鎢、銻、錳、鉛、大豆、棉花的來源，也是德國工業產品的重要市場，同時德國可以從對華貿易中得到其缺乏的大量外匯。而日本則是德國藉以牽制蘇聯勢力、吸引英國在遠東注意力的重要籌碼，德日雙方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共同不滿使得日本成為德國一個潛在的盟友。另外，希特勒的外交重心主要放在歐洲，只要中日兩國保持和平關系，德國與這兩國的關系就不構成難題。因而在希特勒掌權初期，德國對中日兩國仍然實行魏瑪政府的「等距離外交」原則。
1933年夏，前德國陸軍上將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訪問中國，隨後又於次年4月受聘於南京國民政府，擔任蔣介石政府的局勢總顧問。塞克特曾任德國國防軍參謀長、總司令，在《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只能保有10萬陸軍的情況下保佑並整頓了德國國防軍，並因此獲得了「國防軍之父」的稱號。包括丘吉爾在內的很多人認為，戰後德國的大裁軍事實上是歐洲安全的一個隱患，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德國軍隊的精英化，而塞克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塞克特同德國軍界、政界和經濟界上層人物關系密切，他將中國軍隊的重整工作交給自己的副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處理，本人則致力於軍事工業及軍火貿易，在其1933年6月30日遞交蔣介石的《陸軍改革建議書》中就大肆鼓吹武器的作用，但中國兵工廠目前提供的裝備遠不能滿足需要，「在歐洲軍火公司的幫助下」，中國將能順利建立起軍火工業。1934年5月，蔣介石做出決定：今後將只購買德國軍火，並授權塞克特與軍政部工兵署署長俞大維磋商決定購買軍火的種類和數量。不久，塞克特將德國在華軍火商漢斯·克蘭（Hans Klein）引薦給蔣介石，有意使其作為援華建軍計劃的執行人。
1934年1月24日，克蘭在柏林創辦私人有限公司合步樓（Hapro，「工業產品商貿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strielle Prokte的德文縮寫），總資本20萬馬克，克蘭獨資19萬馬克，主要貿易對象是發展同中國的軍火和戰略性原料貿易。早在與蔣介石政府就合作問題談判之前，克蘭已經就軍火貿易與粵系軍閥陳濟棠簽署了《中德交換貨品合約》和《浥江口各兵工廠建築物承建合約》，分別價值5490800港幣和657000港幣。事實上，合步樓公司的成立是得到德國軍政部（後改稱國防部）的暗中支持的。一個間接的證據就是，隨著《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的簽署，克蘭及其合夥人將合步樓的全部股權轉讓給軍政部，同年，德國超越英、法、日，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
8月23日，經過歷時4個星期的談判，克蘭與國民政府代表孔祥熙在南京秘密簽訂了《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開始了以德國的工業產品、武器裝備、機器設備、技術、人員等換取中國農礦產品和原料的易貨貿易。但由於克蘭與陳濟棠的秘密協約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在1936年3月底德國軍政部停止向廣東當局運送軍備後，中德雙方遂於4月8日在柏林簽訂了《德華信用貸款合同》，德國政府給予中國政府以貨物信用借款1億馬克，並且規定德國政府將1億貸款交由德意志銀行與中國中央銀行執行雙方貨物互換的付款業務。從此，南京國民政府由資源委員會籌集鎢、銻等礦產，中央信託局籌集桐油、生絲等農產品，來交換大批的德國軍火、兵工廠及重工業設備。
中德易貨貿易對德國的意義是深遠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疆界內，煤炭是德國唯一能夠自給自足的戰爭原料，85%的石油、80%的鐵礦、70%的銅、90%的錫、95%的鎳、98~99%的鎢和銻，以及20%的糧食來自國外。隨著德國於1933年10月相繼推出國際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希特勒擴軍備戰的意圖也日趨緊迫，為了賦予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缺乏的那種經濟持久耐力，必須對國家的生產能力進行有計劃的、長期的動員，並為應付一場突發的持久而「全面」的戰爭貯存原料，而《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的正式實行則為德國達到了這個戰略目的。合同簽訂之後，希特勒通過塞克特致函向蔣介石轉達謝意，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國防部長布隆堡也致函蔣介石等人表示祝賀。自此，中德關系進入了所謂的「蜜月時期」。英國報紙對此評論道：「同其他列強關系相比，中國同德國關系更加密切，無論在經濟、政治上，還是軍事關繫上，德國人都獨占鰲頭。」30年代晚期，英國外交部一位官員這樣評論德國的對外貿易：
德國用計帳結算方式從瑞典買進一千噸鐵砂，來煉出五百噸鐵。德國用易貨方式從中國買進十噸鎢，又用計帳結算方式從土耳其購進二十噸鉻砂。德國用這些沒有花一分錢現金買來的材料煉出五百噸優質鋼。德國用本國的輔助原料、燃料、電力、勞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說）十輛坦克、兩部渦輪機和一百台打字機。坦克投入現役；德國（因為它的坦克幾乎已足夠了）就把去年型號的四輛坦克調出來供出口。其中兩輛賣給中國，兩輛賣給土耳其；德國人不僅付清了鎢和鉻的價款，而且還換得十大捆棉花和一百噸黃豆。渦輪機賣給瑞典，抵償了鐵砂的價款之後還有餘。九十九台打字機在英國出售，得二百英鎊，用以購買無法用記賬結算方式購得的較少量原料，如椰仁等。這樣一來，德國陸軍就獲得十輛嶄新的坦克，以替換四輛過時的舊坦克；德國工業獲得十大捆棉花、一百噸黃豆、一架打字機（困難時期，力求節約）和二百英鎊的椰仁，買了這一切而不損失任何外匯。誠然，德國就不需享用土耳其軟糖和中國燕窩湯，因為土耳其棉花和中國鎢對德國更為重要。但它增加了六輛坦克，能使一千名工人有兩個月的工作；既然瑞典要收取鐵砂的代價，就不得不購進德國的渦輪機，而瑞典也許更想買英國的渦輪機。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中德政府之間的密切合作與往來也為中國的抗戰准備做出了貢獻。德國的軍事顧問團幫助國民政府整軍建軍，加快了國民政府軍事現代化的步伐，增強了國民黨軍隊的軍事素質，提高了國民黨軍隊的綜合作戰能力。至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大約有30萬軍隊經過德國顧問的訓練和重新武裝——其中絕大部分是蔣介石的直屬部隊，其中又以在塞克特建議下組編的「德式中央軍」（Germantrained Chinese Central Army）最為精銳，其餘176個師團大多僅由輕步兵組成，裝配的武器也僅有來復槍、輕機槍和迫擊炮。在抗日戰爭中，這些新式部隊構成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主力和中堅力量。
另外，德國軍隊事顧問直接為中國抵抗日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戰略和戰術提議，並部分參加了中國的對日作戰。尤其是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對抗日戰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35年8月20日，他不顧德國外交部的反對，專門寫成《法肯豪森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呈送蔣介石，對中國抗日提出了若干建議。甚至在1938年5月德國政府勒令所有在華的德籍顧問返國時，他也拒不從命，直至希特勒政府以其在德國境內的家人安全為要挾，才於同年7月離華。
最後，德國對華輸出的大量軍火，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國武器裝備落後的狀況，增強了中國的抗戰實力；德國還為中國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建設提供了機器設備、技術、資金等方面的支持，為中國持久抗戰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三、七七事變後中德關系的轉變
1936年11月德日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一事曾經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關注和不安，蔣介石以各種方式和渠道多次向德國詢問德日協定中是否有關繫到中國的秘密條款，並得到德國方面的保證，即德日協定僅僅是防共反蘇性質，不會影響中德貿易和合作關系。1936年12月28日，德國國防部長布隆堡還專門致電蔣介石，祝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937年6月孔祥熙訪德時向希特勒否認中國存在共產主義威脅的說法，希特勒向前者表示德中之間僅是商業關系，德國在遠東沒有任何政治上領土上的目的，德國唯一的願望就是開展商業活動。
1937年7月7日，日軍製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這一重大事件上，德國事先沒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消息，因而感到十分困惑和震驚，一時在外交政策上無法達成一致。最初，德國附和英美，發表聲明指責日本違背了《非戰公約》，希望中日兩國盡快談判，解決爭端。7月20日，德國外交部公開宣稱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態度，並且私下對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國會贊成日本的行動」。就這一問題，德國政府內部也有分歧。大致說來，國防部長布隆堡、外交部長牛賴特和經濟部長沙赫特是親華的，里賓特洛甫及其所轄的「里賓特洛甫辦事處」是熱烈親日的，對外政策部的興趣只集中於阿富汗，納粹黨國外組織部對這一問題甚至沒有明確的傾向和方針，戈林本人是同情日本的，但又對在華貿易的巨額利潤很感興趣，因而舉棋不定。就希特勒本人來說，他對日本毫無預兆地同中國開戰感到惱火。德國不願支持日本，尤其在蔣介石向德國表示了堅定的抗日決心之後，希特勒害怕偏袒日本會把中國推向蘇聯的懷抱，從而增強後者的力量；而如果中日戰爭變成一場持久戰，則無疑會減少日本對德國的價值，西方諸國和蘇聯就有可能在歐洲自由採取行動。此外，德國也不願因為支持日本過早地同英美發生沖突，因此仍寄希望於雙方通過協商解決沖突。
7月22日，日本再次向德國提出停運軍火來華並撤回在華軍事顧問，德國政府則表示這些貿易和僱傭關系都是私人身份的，政府無法阻止。德國官方向中國表示，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與中日沖突沒有任何關系。8月10日，沙赫特在柏林對再次來訪的孔祥熙說，「只要中日部正式宣戰，中德間的所有合同繼續有效」。
8月13日，日本進攻上海，中日間的全面沖突不可避免，德國開始意識到調和政策無濟於事。但此時德國內閣中，牛賴特、布隆堡和沙赫特等人均認為德國挑起世界大戰的時機尚未成熟，公開聯合日、意對抗英美蘇法未免失之過早。因此希特勒的對華政策盡管有了調整，但在遠東仍繼續推行中立政策。8月16日，希特勒在會見牛賴特與布隆堡時表示，他「原則上堅持同日本合作的觀點」，但將繼續對中國提供武器，由中國用德國所急需的原料和外匯來償付。據統計，抗戰初期中國對日作戰軍火的80%左右來自德國。
1927年8月21日，蘇聯主動與中國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為在抗戰初期唯一公開援華抗日的國家，它給蔣介石政府以物資、技術、人力等方面的抗日援助後，蔣介石對蘇聯政府表示了熱誠歡迎和贊譽。中蘇的接近使得希特勒極為惱火，同時也同日本合作的觀點更加堅定，因為「遠東問題並非首要，德國也沒有必要冒險支持中國，得罪日本」。9月3日，孔祥熙直接致函希特勒，為中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進行解釋，聲明此舉只是中國抗日戰略的需要，中國絕不會倒向共產主義。但是，這番解釋沒能打動希特勒。
隨著戰爭的持久化，日本迫於形勢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企圖利用外交手段押赴中國。10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會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表示願意同中國談判，並希望德國能從中斡旋。於是，從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中旬，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間奔走，充當「傳信人」的角色。在陶德曼調停期間，日本先後三次提出所謂的和平條件，而與此同時卻並沒有放鬆對華的軍事侵略。不僅如此，日本政府提出的和平條件如內蒙自治、華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國際共管等均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對此，德國政府不僅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反而力勸中國接受。1937年11月26~29日，陶德曼接連三次會見孔祥熙，勸說中國接受日本條件。12月2日，他又親自會晤蔣介石，勸其投降。另一方面，德國也遣使赴日，提醒日本適可而止，不要採取過急行動，以配合陶德曼的勸降。
但是，日本的態度隨著其在戰場上的勝利而相應變化。他們最初提出的條件在上海陷落之後出乎意料地於12月3日被蔣介石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但在南京的進一步勝利促使日本更進一步提出令中國無法接受的條件。具體條款如下：
第一條，中國應放棄容共和反抗日「滿」政策，與日「滿」合作，共同實行防共政策。
第二條，設置非武裝地帶，並在必要區域成立特殊政權。
第三條，在日「滿」華之間簽訂密切的經濟協定。
第四條，中國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
沒等陶德曼和蔣介石的進一步商談得出任何實質性的結果，日本方面便於12月16日發表了一份官方聲明說談判已經結束。東京方面對德國「提供的斡旋」正式表示感謝，並且撤銷對國民政府的承認，因為日本已經在華北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在南京扶植了一個「維新政府」。此後，雖然日本方面又於次年1月裝模作樣地提出了第三次和平條件，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的努力實際上已告失敗。
在陶德曼調停期間，德國的政策已經明顯倒向了日本，希特勒希望通過壓制中國做出巨大犧牲，部分滿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結束中日戰爭，實現兩國和解，以維持德國的遠東利益。調停期間，日本屢次向德方提出承認偽滿、撤回在華軍事顧問、停止向中國提供軍事物資等要求，德國政府均未付諸實施。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德國政府必須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做出一個選擇，而這個選擇實際上是不難做出的。此時，東西方局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方面，在遠東，中日戰爭將繼續下去。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不斷擴大和中國大部分國土的淪陷，德國認為中國在遠東戰略中的地位及德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已變得無足輕重，相反，進一步發展同日本的經濟、政治關系卻顯得越發重要了。
另一方面，在歐洲，希特勒於1937年11月5日召開「領袖會議」，要求三軍將領迅速做好戰爭准備。自從1936年9月實行四年擴軍計劃以來，德國的軍備已經日趨強大。丘吉爾早就注意到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他寫道：
根據德國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數字，從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賬目開支是：1933年接近50億馬克；1934年接近80億馬克；1935年接近110億馬克——總共240億馬克，大約20億鎊。請看這些數字，三年中的比數是5:8:11。這些數字很准確地給你提供充分發展軍火生產所常有的支出累進情況。
同時，與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友好關系」使得希特勒能從西班牙得到他所需的銅、鎢、鉛、錳等戰略原料。希特勒已經做好向東擴張、並發動世界大戰的准備，在此時，日本的價值亦顯得尤為重要。尤其在1938年2月5日，日本外相廣田召見狄克遜，強硬要求德國停止一切對華軍事合作，否則日本將考慮廢除《反共產國際協定》。為此，希特勒於1938年2月對德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原國防部長布隆堡因與一名「身世可疑」女子的婚姻而被撤職，由希特勒自任國防部長，布勞希契任陸軍總司令，里賓特洛甫代替牛賴特任外交部長。至此，德國政府中以布隆堡、牛賴特為首的親華派全部被替換或排擠，希特勒為他的新遠東政策消除了一切障礙。
2月23日，德國承認偽滿。4月22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到柏林的指示，必須終止在中國的工作，立即返回德國。5月3日，德國政府下令對華實施軍火禁運。21日，德國政府正式下令，所有受雇於中國的德籍顧問一律返國，否則以叛國罪處理。7月5日，全體德國軍事顧問離華返國。中德合作至此宣告結束，兩國關系基本破裂。
3. 二戰為什麼中德有合作
錯了，兄弟，中德合作到1937年就停下來了
按照歷史學界的演算法，二戰時1939年爆發的
20世紀中前期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中德合作在某種程度上讓中華民國與德國結成了一個聯盟。親密的合作關系使中國的工業建設和軍備迅速實現現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戰爭之前。從清王朝遺跡上站起來的中華民國，從其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軍閥割據，列強環繞的環境下艱難的生存著。國民黨通過北伐，在1928年從名義上統一了軍閥動盪之中的中國。此時，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日益昭現。鑒於此，中國迫切需要實現軍備和國防工業現代化以獲得自衛生存的能力，而德國則需要穩定供應的原料供應。自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這種關系將中德兩國緊緊地維系在一起。雖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納粹當政開始到37年中日戰爭爆發結束只持續了不到四年時間
1933年，因大蕭條的影響，中德貿易比30年和32年略有下降。[7]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於各個利益集團的沖突而陷於困頓，但是德國工業，進出口商和國防軍都想從發展中獲得利益。直到奉天事變前，中國工業化的進展並不順利。奉天事變讓滿洲里變成了日本的傀儡國，並直接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為目的的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它刺激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鞏固了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加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1933年，納粹黨掌權使中德政策走向變得清晰。在此之前，德國的對華政策是充滿矛盾的，魏瑪政權的外交大臣極力鼓吹政府應在東亞地區保持中立，並反對國防軍工業體系直接和中國政府進行合作。那些進出口商因為擔心中央政府會在他們的生意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自然也是鼎力反對。但納粹政權推行的是戰時經濟政策，動員全社會擴大生產並對諸如鎢、銻等重要的軍需材料以及各種原材料進行戰略儲備。而這些原材料中國都可以大量供應。因此，從這個時代開始，對各種原材料的需求成為了德國對華政策的推動力。 1933年5月間，漢斯•馮•希克特將軍到達上海並擔任資深顧問為經濟和軍事發展提供建議。同年6月，他在給蔣介石的《給元帥的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繪了他對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規劃的大綱
4. 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是哪國人
德國人。
李德（1900年～1974年），奧地利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1900年9月28日生於德國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於柏林。原名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筆名華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德國共產黨。1918年參與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1926年被德國政府逮捕監禁。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春畢業後，進入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因與王明較熟,被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東北收集日軍情報。1933年9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在指揮紅軍作戰中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反對游擊戰，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致失敗。紅軍長征開始時，是軍事最高領導三人團成員之一。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被撤銷指揮紅軍的權利。後隨紅軍長徵到達陝北。抗日戰爭初期，任中共中央軍委軍事研究編委會主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教授。1939年夏去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加入蘇聯紅軍。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諾戈爾斯克任教。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定居，潛心著譯。1964年任德國列寧著作德文版主編。對中國革命歷史事實有一定程度的歪曲。
5. 堅持留在中國抗戰的德國軍事顧問都有哪些人
連同濟大學的德國教職人員都被撤得一個不剩，軍事顧問作為軍人怎麼敢違抗軍令不回去？
6. 民國時期的德國軍事顧問是誰，幫助中國做過那些事情。
一開始是德國的十萬陸軍之父，馮*西克特將軍，1933年到1935年他來到了中國，擔任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在西克特擔任團長期間，德國顧問對中國統治集團和蔣介石本人的影響力之大到了異乎尋常的地步。比起中國工農紅軍的顧問李德，他為蔣介石設計的「圍剿」方案顯然高明得多（這就是軍事素養的差距）。他曾擔任委員長委託人，代表蔣介石本人處理軍政事務。星期二、五上午十時是國民政府軍政部長、軍校官員預約登記與西克特會面的時間，由於過時不候，大小官員們提前排隊，成為一大景觀。他為蔣介石提出的建軍三大思想影響了蔣的一生。這三條是：1）軍隊為統治權之基礎；2）軍隊之威力在於素質之優良；3）軍隊之作戰潛能在於軍官團教育之培養。
他於1936年12月27日死於心臟病。
西克特將軍病逝後，由法肯豪森將軍來代替他成為顧問團的團長，他協助中國發展自給自足的軍火工業，幫助建立了長江以南防禦體系， 法肯豪森對抗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擬訂了抗日的戰略總藍圖。這位正直的軍人，對中國的軍事訓練，改革及部隊裝備、海空軍、防空設施等方面投入了滿腔心血，盡心盡責地做了大量工作。 由於中國和蘇聯簽定友好協議，使得中德關系「蜜月期」到此結束。德國政府下令停止對中國的一切無償軍事援助，但德國將領法肯豪森堅持留在中國，繼續為中國的軍事，國防無私奉獻著。直到希特勒以法肯豪森的家人來要挾，他才被迫離開中國。
1935年7月，他擬就的「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書」對二年後爆發的抗戰的大致走向，有相當准確的判斷，並起了相當大的指導作用。
在建議書中寫道：
「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迫切者，當然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遲延其實現。」「設想則政府有堅忍意志，斷無不抵抗而即承認敵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氣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輕視。苟領袖無此種意志，則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須有實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礎，目前中國陸軍，故不能擔任新式戰爭，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敵，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過於成立雖小而極端新式之國防軍。」
「一旦軍事上發生沖突，華北即直受威脅，若不戰而放棄河北，則隴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於罪前戰區，對黃河防線，不難由山東方面，取席捲之勢。對海正面有重大意義者，首推長江。敵苟能控制中國最重要之中心點，直至武漢一帶，則中國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據，於是至內地，中國截分為二。」
「目前國軍主力，俱集中於南部、西部，宜速抽調可以節省之兵力，分駐各區，使能應作戰之用。凡作戰所用部隊，宜集中於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區間。北方則掩護隴海路及沿路有關生存之設備，故最初抵抗區務必向北推進，是以滄縣、保定之線宜絕對防禦，…….最後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泛濫，增厚其防禦力。東部有兩事極關重要：一個封鎖長江，一為警衛首都，兩者有密切之聯帶關系。次之為武漢、南昌，可做支撐點，宜用全力固守，以維持通廣州之聯絡。終之四川，為最後防地。」
他主持了長江江陰要塞的布防，凇滬線、吳福線、澄陰線的構築。在中德軍工間的合作也起了積極的作用，盡量使買賣雙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極力介紹於中國最有利益而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價格，而不顧慮到原產地的情形和商號。」以致於有些德國公司氣惱地罵他「是不是德國人？」
抗戰爆發後，德國顧問的身影始終在最前線出現。華北、凇滬、徐州等等。德式樣板師、德式裝備在抗戰初期，對支撐大局功不可沒。
二戰開始後，由於日德的特殊關系，1938年，德政府嚴令顧問團回國。甚至以不歸國以叛國，取消國籍沒收財產，要挾家人為脅。7月8日，馮法肯豪森等顧問在廣州揮淚登船。
在作為法國北部及比利時德軍最高長官時，馮法肯豪森在「中國辛特勒」的策應下了，依*自己的官職，盡力救助比利時被納粹逮捕的地下反抗人士，使比利時並沒有發生向法國那樣的慘劇。
他是卡爾弗里德里希歌德勒和陸軍元帥埃爾溫·馮·維茨萊本兩個反希特勒的同謀者的親密朋友，而且很快開始憎惡希特勒與納粹政權，並開始支持維茨萊本的一個有計劃的軍事政變。1944年7月20日的密謀失敗後，馮法肯豪森就從一個集中營被轉移到另一個集中營，直至1945年被盟國給以自由之身。
法肯豪森在1948年被送往比利時受審，並在1951年3月，他被控驅逐25000名猶太人以及處死比利時俘虜並被判處12年苦役。然而，他卻在被判決3個星期之後無罪釋放，因為有壓倒性的證據證明法肯豪森曾盡力挽救猶太人和比利時人。法肯豪森死在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的拿騷。
但在中國他乾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36年他指導蔣介石掘開了花園口黃河大堤，造成了千里黃泛區，華北人民民不聊生，但是也有力的阻力了日軍的進犯。
7. 蔣介石解放戰爭時期的日本軍事顧問是誰
是日本軍事顧問？
應該是德國的軍事顧問吧
德國軍事顧問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馬克斯-鮑爾（MaxBauer）、赫爾曼-克里拜爾（HermannKriebel）、喬治-魏采爾（GeorgWetzell）、漢斯-馮-塞克特（HansvonSeeckt）、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AlexandervonFalkenhausen）……這些璀璨的將星、德軍的精華，銷聲匿跡地來到了中國。他們以日爾曼人特有的方式，在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尤其是軍事領域，留下了濃重的一筆。猶如一柄柄深藏鞘內的利劍，隨時都會有驚人的一擊。
中德兩國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進入了「蜜月期」：一方面德國意識到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工業品、軍火的市場，中國所擁有的豐富的戰略物質——鎢、銻、錳等更是他們稱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蔣介石醉心於德國的軍事化、工業化、中央化，對領袖崇拜、個人獨裁有濃厚的興趣。他希望能從德國輸入軍隊的管理方法、先進的戰略戰法、戰鬥技能，尤其是讓那種「德意志精神」能灌輸到他麾下軍隊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強大的軍隊，對內捍衛其統治、對外抵抗侵略。
德國軍事顧問於是就應運登場了。十年間，共有135位德國顧問在華任職。他們積極地參與了中國的「安內」與「攘外」。幫助國民黨政府訓練軍隊、采購軍火、出謀劃策。「蔣桂大戰」、「中原大戰」、「五次圍剿紅軍」都有他們的身影。另一方面他們以高超的素質、踏實的工作、嚴謹的作風，在幫助中國軍隊提高戰鬥力、提高軍事素質和向現代化過渡方面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些對後來的抗戰也有巨大的影響，例如法肯豪森總顧問就擬訂過抗戰的總藍圖。「一-二八」抗戰中，德國顧問親手訓練的87、88師打得威風八面。而「八-一三」抗戰，更被日軍稱為「德國式的戰爭」。
馬克斯-鮑爾（MaxBauer）
蔣介石聘請的第一個德國顧問是馬克斯.鮑爾。
鮑爾是德國總參謀部軍官，炮兵專家。他頭腦精細，目光銳利。著名的興登堡計劃和總體戰的戰略構想都是出自他的頭腦。時任總參謀長的魯登道夫對他言聽計從。故有人比喻：魯登道夫是敲響德國戰鼓的大槌，而鮑爾是大槌手。他是炮兵專家，一戰中他發明的重炮出盡了風頭。柏林大學為此而授與他名譽博士學位。在參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魏瑪共和國的卡普政變失敗後，他浪跡於奧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蘇聯紅軍中也擔任過顧問。
1927年，他來到中國開始了他的顧問生涯。蔣介石與其關系融洽。鮑爾主張將軍政大權集中於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闊斧手段鏟除一切離心力量，進行一切加強中央權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對軍隊的裁減、重建、整訓及經濟的發展，重工業、航空運輸業、農業、礦業的建設和中國財政體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價值的意見。這深得蔣的贊許。在「蔣桂戰爭」中，他居間調度，計劃周密得體，使蔣在軍事指揮上覺得異常輕松。
但1928年5月，他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對其死因有一種傳聞：由於他在「蔣桂戰爭」中，一直建議蔣對桂系除惡必盡，因而遭到西南實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會中被下毒而死。）鮑爾來華時間不長，但他組建了顧問團，創立了顧問團的工作模式，規劃了工作方向，為未來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
赫爾曼-克里拜爾（HermannKriebel）
鮑爾推薦的繼任者是希特勒啤酒館政變的共同參與者和一起入獄者赫爾曼-克里拜爾。蔣對這位前八國聯軍的中尉並無好感。雙方在作戰的戰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蔣認為內戰中軍事和政治並重，實力和陰謀並重。而克里拜爾則對蔣「炮彈」、「銀彈」甚至「肉彈」齊上的手法很為鄙視，認為勝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遠不如鮑爾，很難服眾。因此一直同國民黨官方和顧問團內部關系緊張。雖然在軍事指揮上，他也稱得上兢兢業業，在「中原大戰」中親赴前線籌劃布防，協助蔣擬訂作戰計劃，但1930年5月終被換馬。
喬治-魏采爾（GeorgWetzell）
前德國國防軍總參謀部作戰處處長喬治-魏采爾接任顧問團第三任總顧問。這位一戰名將，擬訂作戰計劃、實施作戰指揮的能力很強。在作戰方面是對蔣幫助最大的一個顧問。「中原大戰」、圍剿紅軍、「一-二八」抗戰他都出力頗多。整軍建軍方面他也有所建樹。
「中原大戰」反蔣軍70萬之眾，兵分四路——津浦、隴海與魯西南、平漢、湖南，來勢洶洶。魏采爾指揮若定，攻敵之必救，將焦點鎖定在平漢、隴海戰場。在平漢戰場上以雜牌軍和空軍牽制反蔣軍。尤值得一提的是空軍，在德國顧問的調教下，空地協同作戰初具威力。德國顧問要求很嚴格，規定空軍在陸軍發動進攻以前，必須全力轟炸對方陣地。在發起攻擊後，部分飛機必須在陣地上空掩護陸軍的迅速攻擊，晚上才允許返航。馮玉祥部第八方面軍總司令樊鍾秀亦死於容克式飛機的轟炸中。反蔣軍不得不從主戰場抽調兵力。在隴海主戰場上，蔣軍投入重兵。其中德式裝備、訓練的教一師、教二師、十一師很是發揮了戰力。如教二師被西北軍勇將吉鴻昌重兵被圍在管村，面對以勇猛善戰、吃苦耐勞而勇冠各軍之首的西北軍，教二師的火力配備、防禦組織相當出色，令陣地前屍橫遍野，吉鴻昌虎目流淚。整個大戰期間，德國顧問不顧生死，穿梭於前線。魏采爾更是下榻於蔣的專列上，蔣的每個決策無不先咨詢在先。蔣對其的忠誠、勇敢、勤勉，甚為嘉許，給予了「功不可沒」的評語。
在對紅軍的圍剿中，魏采爾也積極出謀劃策，給紅軍造成了相當的危害。如第三次圍剿，蔣就採納了他的建議：在第二次圍剿失敗僅過一個月後，乘紅軍分散各地之時，閃電般地驅軍長入，從各角度直切蘇區腹地，佔領了廣昌及前二次圍剿從未染指的寧都，一時氣焰囂張，紅軍暫時陷入被動。但英勇的朱毛紅軍最後仍贏得了勝利。毛澤東主席後來評價到這是「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節」。朱毛手握指南針親自帶領部隊穿插前進，這在以往和後來的行軍中，如此緊張慎重是絕無僅有的。
「八-一三」抗戰中,德式樣板師第五軍所轄87、88師，全部投入戰斗，重創日軍。如「廟行大捷」，日軍精銳之第九師團、米久留師團受重挫，遺屍三四千具。讓我們看看日方的評論。日方斷定他們遇到了德國顧問訓練的樣板師。在前線觀察家發回國內的報道中稱：「德國人在公然違背『凡爾塞和約』，但必須承認他們在中國的工作是有效率、有成效的。在滬戰中支那軍隊的表現已說明，他們在戰爭理論和戰術運用方面，已接近了戰爭的精髓。在某些局部的配合，可以窺出平時訓練的有素。自動武器的配備率也普遍高於國內其他的部隊，這是一個可怕的趨向。」蔣在給張治中（時任第五軍軍長）的電報中也贊譽到：「我國、我軍聲譽，在國際上頓增十倍。連日，各國輿論莫不稱頌我軍精勇無敵，而倭寇軍譽則一落千丈也。」第五軍的聲價由此大增，為以後廁身五大主力打下了基礎。
魏采爾對軍事教育的加強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後協助創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輜重兵、通信兵等學校。在教學上，屏棄了過分拘泥的日式成法，採納「專在切合戰用之實地工作」的德國典範令。培養了大量的人才，為特種兵的建設奠定了基礎。在他的大力倡導下，陸軍的合成化也有了較大的發展。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騎兵部隊初見雛形。大量的特種兵器材列入采購計劃。他的整軍建軍計劃，雖然加強了蔣的反共實力，但也充實了中國的國防力量。
盡管他對蔣幫了不少忙，但蔣與他關系一般。他對蔣手下的軍隊批評太多，而且往往不太客氣，激動時指手畫腳，為蔣所惡。德方的解釋是「頭腦不夠靈活，對經濟事務缺乏興趣」，所以與蔣交惡。1934年4月11日，他終於離職。
漢斯-馮-塞克特（HansvonSeeckt）
接替他的是蔣最喜歡、最欽佩、在華待遇最高的、來華地位最高的德國顧問——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德方評價說，在他來華期間，德國顧問對中國統治集團和蔣本人的影響達到了異乎尋常、令人驚奇的地步。
塞克特在華期間，不僅擔任總顧問，還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職務：「委員長委託人」——即蔣的代理人。他以此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蔣與國民黨政府各機關首腦談話，地位僅次於蔣。軍政部長、陸軍訓練總監等高級官員，也須親自到蔣的官邸向他請教。而且規定每周二、五上午，10時——12時，還需事前登記，過時不候。
塞克特不是浪得虛名。在德軍中，人們把他和傳奇人物毛奇、史里芬並舉。認為毛奇從最基本點鑄造了德國現代戰爭的模型，並奠定了指揮原則。史里芬展望並設計了宏偉的計劃，給德國帶來了無比的光榮。而塞克特則在一戰的灰燼中，嘔心瀝血重建了德國陸軍。建立起了森嚴的小型軍事武裝，其中每一分子和細胞的安排極近完善與充實，一旦時機適當即可無限制地擴充。他把每個士兵訓練成可領導和指揮作戰的骨幹，每個軍官培養成未來的統帥。在瀕臨滅亡中保存了火種，故被譽為「國防軍之父」、「國防軍的傑出締造者」。
他給蔣的幫助主要不是在軍事指揮上，而在德國的軍國主義的建軍方針和思想。他明確地提出所謂的「中國建軍的三項中心思想」：一、軍隊為統治權之基礎。二、軍隊之威力，在於素質之優良。三、軍隊之作戰潛能，基於軍官團教育之培養。他專門使蔣認識軍事強權在國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堅強的、一心一德的領導」，聲稱只有這種一元化的領導才能夠「對涉及經濟、財政，首先是民眾教育與宣傳等每一項國家措施加以通盤考慮。」這使崇尚鐵腕和獨裁的蔣有了頓開茅塞的感覺。
在整軍建軍方面，他提出以有限的物力財力，盡快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範軍。先編成6—8個師，然後擴展到18個師（約30萬人）。此外在幫助中國發展軍火工業，開展軍事技術研究，設計未來抗日整體戰略，引進科學技術人才方面作出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無奈繁重的事務使他精力不支，卧病在榻。1935年，蔣只能依依不捨地送別他回德修養。臨行時，他以「最誠懇的心情」推薦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為繼任者。
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AlexandervonFalkenhausen）
法肯豪森對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擬訂了抗日的戰略總藍圖。這位較正直的軍人，對中國的軍事訓練，改革及部隊裝備、海空軍、防空設施等方面投入了滿腔心血，盡心盡責地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7月，他擬就的「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書」對二年後爆發的抗戰的大致走向，有相當准確的判斷，並起了相當大的指導作用。
在建議書中寫道：
「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迫切者，當然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遲延其實現。」「設想則政府有堅忍意志，斷無不抵抗而即承認敵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氣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輕視。苟領袖無此種意志，則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須有實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礎，目前中國陸軍，故不能擔任新式戰爭，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敵，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過於成立雖小而極端新式之國防軍。」
「一旦軍事上發生沖突，華北即直受威脅，若不戰而放棄河北，則隴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於罪前戰區，對黃河防線，不難由山東方面，取席捲之勢。對海正面有重大意義者，首推長江。敵苟能控制中國最重要之中心點，直至武漢一帶，則中國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據，於是至內地，中國截分為二。」
「目前國軍主力，俱集中於南部、西部，宜速抽調可以節省之兵力，分駐各區，使能應作戰之用。凡作戰所用部隊，宜集中於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區間。北方則掩護隴海路及沿路有關生存之設備，故最初抵抗區務必向北推進，是以滄縣、保定之線宜絕對防禦，…….最後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泛濫，增厚其防禦力。東部有兩事極關重要：一個封鎖長江，一為警衛首都，兩者有密切之聯帶關系。次之為武漢、南昌，可做支撐點，宜用全力固守，以維持通廣州之聯絡。終之四川，為最後防地。」
他主持了長江江陰要塞的布防，凇滬線、吳福線、澄陰線的構築。在中德軍工間的合作也起了積極的作用，盡量使買賣雙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極力介紹於中國最有利益而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價格，而不顧慮到原產地的情形和商號。」以致於有些德國公司氣惱地罵他「是不是德國人？」
抗戰爆發後，德國顧問的身影始終在最前線出現。華北、凇滬、徐州等等。德式樣板師、德式裝備在抗戰初期，對支撐大局功不可沒。
二戰開始後，由於日德的特殊關系，1938年，德政府嚴令顧問團回國。甚至以不歸國以叛國，取消國籍沒收財產為脅。7月8日，法肯豪森等顧問在廣州揮淚登船。
8. 為什麼中華民國有那麼多德國軍事顧問
1911至1941年間，中華民國和德國之間的合作對20世紀中前期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在一定程內度上，容中德合作使兩國結成聯盟，親密的合作關系使中國的工業建設和軍備迅速實現現代化，這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之前尤甚。中華民國的創立雖然使中國從衰敗清王朝重新站起來，但國家一直在軍閥割據與列強環繞的環境下艱難地生存著。1928年，中國國民黨完成北伐雖在名義上統一了軍閥動盪之中的中國，不過於同時期，日本對外擴張，主張對中國發動戰爭的鷹派勢力卻在該國政壇抬頭。有鑒於此，中國迫切需要實現軍備和國防工業現代化以獲得自衛生存的能力，而德國方面則需要原材料的穩定供應。這種關系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末期間，將中德兩國緊緊地維系在一起。雖然合作的蜜月期自1933年納粹當政開始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而結束，只持續了不到4年時間；而且真正意義上的工業改革也到1936年才開始，但中德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著深遠的影響。同樣，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國抵禦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9. 中國在1927年的軍事顧是那個國家的人
1927年蔣介石進行清除黨內共產黨勢力的行動、驅逐蘇聯顧問並終止聯俄政策，蔣對專德國本來素屬有好感，此時對引進德國軍事顧問協助中國軍事現代化是相當積極的。經過多次接觸，1928年底德國方面派來鮑爾上校應聘來華擔任軍事顧問，開啟了中德軍事交流的第一步。從1928 – 1938年，共有五位德國軍人來華擔任顧問，其任職時間如下表，這些顧問實際上都得到德國政府的同意與支持。
鮑爾，上校，第一任總顧問，1928年11月～1929年5月，成立教導隊、儲備編譯人才、倡議中國軍火工業的建立
柯利伯爾，中校，代理總顧問，1929年05月～1930年5月，實際軍事訓練與教學
佛采爾，中將，第二任總顧問，1930年05月～1934年4月，實際軍事訓練與教學、擔任中原大戰「第五次圍剿」的作戰顧問
塞克特上將，第三任總顧問，1934年05月～1935年3月，促進中國國防工業的發展、增強陸軍的素質與戰力
法肯豪森，上將，第四任總顧問，1935年03月～1938年7月，加強國防
10. 紅軍時期的蘇聯軍事顧問李德，請祥細介紹，
李德(1901-1974)，德國人來，原名源奧托·布勞恩，又名華夫，還曾用名李特羅夫。李德是我黨我軍歷史上大名鼎鼎、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是最高三人團成員。
長 征初期，李德軍事指揮錯誤使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損失慘重。
遵義會議後不久，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從而正式結束了李德、博古對紅軍的軍事指揮。
此後的長征路上，李德雖然不再擁有軍事指揮權，1935年10月，李德隨紅軍到達陝北。1939年8月李德離開延安返回莫斯科。
回到蘇聯，l李德隨後被派到出版社工作：1949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馬克思列寧研究所工作，把蘇聯的一些政治和文學著作翻譯成德文。一度擔任過東德的文聯主席，作家協會第一書記。 1974年8月15日，因病在東德逝世，終年7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