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天下」格局形成的政治基礎是什麼
兩晉之際,中原地區戰亂頻發,動盪不安,不少士家大族攜家帶口南渡以躲避戰亂。這些南渡的士族,由於其本身所具有的雄厚資本,使得他們不僅在江南地區得以成功立足,同時還可以左右江南地區政局的變化,對當時的政治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甚至形成了皇權與士族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即所謂的「王與馬,共天下」。
一、「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產生的背景
「八王之亂」結束後,東海王司馬越勝出,一時之間時權傾朝野,隨著權力的不斷加大,他與晉懷帝之間的矛盾也在進一步加深,雙方爭斗不止,都在積極爭取其他勢力,以穩固自己的地位。雙方的爭斗,對江南地區的人事變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永嘉元年七月,司馬越為加強對局勢的控制,派出了大量親信出鎮戰略要地,其中,琅琊王司馬睿被任命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鎮建鄴。出鎮建鄴期間,司馬睿利用琅琊王氏家族的聲望,大量拉攏江東士族,成功地在江東地區打開了局面,為他積累一定的政治資本。
司馬睿在出鎮建鄴之後,隨著南北局勢的不斷變換,其獨立性越來越強,野心也越來越大,開始積極營造以自己為中心的政治團體,對江南地區其他勢力的發展則予以打壓。琅琊王司馬睿積極爭取琅琊王氏等氏族的支持,為自己在江東地區打開局面,立足江南。其中,尤以和琅琊王氏的王導來往最為密切,王導為其謀劃眾多,出鎮建鄴一事,就是王導司馬睿出謀劃策的結果。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王導一直在司馬睿身邊出謀劃策,隨即成為其心腹之人。
永嘉三年,王敦被任命為揚州刺史,受到了司馬睿的重用。與此同時,司馬睿為了進一步擴張自己的勢力,拉攏大量江東士族代表為官,得到了江東士族的認可。司馬睿通過與江東士族的合作,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勢力,一個以司馬睿為中心的集團正在慢慢成型。
永嘉五年三月,司馬越病逝,其辛辛苦苦建立的軍事體系崩塌,司馬睿失去了掣肘,獲得獨立的狀態。同年六月,洛陽被劉聰攻破,晉懷帝被俘。當時的司空荀藩為挽救瀕臨滅亡的西晉,以琅琊王司馬睿為盟主,此時身處江南地區的司馬睿開始受到朝臣重視,將其視為挽救西晉統治的重要力量。
司馬睿掌握大權之後,抓住機會,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而在擴張的過程中,卻受到了當時江州刺史華軼阻撓,對於華軼的阻撓,司馬睿先禮後兵,先是勸華軼投降,加入自己的陣營,但華軼卻一心忠於朝廷,拒絕了司馬睿。
建興元年,司馬睿趁華軼內部出現分裂,外部又無支援勢力存在時,抓住時機,以左將軍王敦為將,率軍征討華軼,華軼戰敗被殺,江州隨即落入司馬睿手中,取得了對江州的控制權,其勢力范圍由揚州擴展至江州,其權勢地位大大加強。
華軼之亂後,王敦居功至偉,得以進駐豫章,逐漸取得了對軍事力量的掌控,而王導則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琅琊王氏家族中的王導居中輔政,王敦專事征討,琅琊王氏在司馬睿陣營中的勢力越來越大,司馬睿雖然在江東構建了以自己為中心的政治集團,但隨著琅琊王氏在其集團內部的勢力不斷擴張,「王與馬,共天下」的格局已經基本開始出現。
二、「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確立
王敦自加入司馬睿陣營之後,為司馬睿獨掌大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隨著王敦軍事權力的不斷擴大,司馬睿隨即對王敦產生了戒備之心,於是採取措施加以制約,導致二者的矛盾沖突不斷加深,而這也為以後政治格局的變化埋下了伏筆。
王敦自進駐豫章後,再次平定了流民起義杜弢之亂,平定杜弢之亂之後,王敦權力再次大增,被任命為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掌握六個州的軍事指揮權,他與身處中央的王導互為聲援,使自己家族的權勢和地位不斷增高。到司馬睿登基稱帝後,琅琊王氏的勢力已經遍布朝野,掌握著地方和中央的軍政大權。
司馬睿起初由於聲望不足,需要藉助琅琊王氏等士族的力量,為自己贏得一定的政治資本,但是由於御下失法,使得琅琊王氏在朝中的勢力逐漸坐大。甚至當司馬睿登基之時,當著百官的面,命「王導升御床共坐」,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琅琊王氏的權力有多大,以至於社會上都流傳「王與馬,共天下」之語。這種局面,對於熱衷於皇權獨攬的司馬睿來說,無疑是極為不利的。因此,他決定採取措施,企圖扭轉皇權與士族之間不平衡的局面,以保證皇權的獨尊地位。
司馬睿與琅琊王氏的矛盾沖突就此展開。
為了進一步強化皇權,司馬睿在朝中開始啟用新人,刻意打壓、削弱琅琊王氏在朝中的勢力,架空並疏遠王導。與此同時,司馬睿又進一步藉助宗室的力量,控制湘州,加強對王敦的監控。太興四年五月,司馬睿經過一系列的人事調整,已經對王敦形成了包圍態勢,而王敦也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隨即起來反抗,二者的矛盾已經勢如水火。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清君側」為名,在武昌起兵,進攻建康。王敦起兵後,身為梁州刺史的甘卓占據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有極大可能將王敦之亂鎮壓下去,卻猶豫不決,態度不明,使得王敦輕而易舉攻入建康。王敦進入建康後,司馬睿本人含恨而死,而梁州刺史甘卓也被王敦的親信所殺害。這場爭斗以江州刺史王敦的勝利而告終。
王導之亂後,東晉的門閥政治初步形成,朝野之中的門閥勢力不斷膨脹,「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得以確立。
三、琅琊王氏權力的衰落
永昌元年(322年),司馬紹繼位,是為晉明帝。琅琊王氏權傾朝野,尤其是王敦,手握精兵,是皇權穩固的一大重要威脅。於是晉明帝積極採取措施,開始削弱王敦的軍政大權,並取得一定的效果,皇權開始出現復興的跡象。
王敦把持朝政之時,為了擴大自身的家族勢力,大肆殺戮與其利益相左的士族群體,破壞了其他士族的利益以及士族之間的平衡,逐漸失去了士族集體的支持,與此同時,琅琊王氏的內部也出現了分裂,這為晉明帝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來鏟除王敦在朝中的勢力。
王敦隨著權勢的不斷增長,野心也逐漸增大,企圖與錢鳳圖謀篡位,但二人的計劃卻在一次酒後泄露,被晉明帝得知。晉明帝得知王敦意圖謀反,一邊穩住王敦,一邊積極聯合南北士族進行抵禦,大膽引用流民勢力參與戰事,以加強自己的政治軍事力量。在晉明帝的全力准備下,王敦的第二次起兵很快被鎮壓了下去。
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王導的第二次起兵雖被鎮壓,但晉明帝並未對其趕盡殺絕,而是對琅琊王氏在朝中的勢力進行了大范圍的調整,同時繼續讓王導擔任一定的官職,如此一來,既平衡了朝堂中各方的勢力,又加強了皇室的權力,使得「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在這一時期發生了松動,打壓了士族勢力,強化了皇權。
總結
「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可以說是晉元帝司馬睿一手推動的,起初,他為了提高自己在江南地區的影響力,遂重用江東士族,江東士族雖然在其登基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卻在司馬睿登基稱帝後權力日增,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最終使得司馬睿自掘墳墓,死在了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江東士族手裡。
隨著晉明帝的繼位,在晉明帝的打擊下,琅琊王氏的勢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使得這一時期的皇權得以加強。盡管如此,「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還是未徹底消除,而是呈現出了此消彼長的政治狀態。
參考資料:
《兩晉南北朝史》
《兩晉之交江東政局變遷》
《東晉門閥政治》
《兩晉南朝政治史稿》等相關資料
B. 司馬睿,怎麼死的
司馬睿於318年即皇帝位,改元太興,據有長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區,史稱東晉。東晉初年政治上由王導主持,軍事上依靠王敦,時人謂之「王與馬,共天下」。司馬睿對大權旁落不滿,引用劉隗、刁協、戴淵等為心腹,企圖排斥王氏權勢。素有野心的王敦於永昌元年(322)以誅劉隗為名,在武昌起兵,直撲石頭城(即建康)。王導為保全王氏家族利益,暗助王敦。王敦攻入建康,殺戴淵等,劉隗投奔石勒。同年閏十一月己丑(初十)日(323年1月3日),司馬睿憂憤病逝。
C. 東晉時期的門閥政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在許多人看來,門閥政治是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徵。然而並非如此,門閥政治是東晉特有的政治現象,曹魏不是、西晉不是,南朝和北朝都不是。嚴格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東晉一朝。盡管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門閥擁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然而只有在士族門閥勢力的巔峰-東晉政朝時才形成了門閥政治。可以說,門閥政治是東晉最顯著的標簽,那麼東晉門閥政治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說門閥政治是東晉所特有的呢?
門閥政治的形成,有兩個條件:一是皇權不振,二是士族專兵。如果出現皇權重振而士族喪失兵權的情況,那麼門閥政治必然會走向崩潰。這一點從淝水之戰後門閥政治沒落就可以看得出來。當時晉孝武帝提拔自己的弟弟-會稽王司馬道子進入中樞,錄尚書事,以相權佐皇權,促使皇權復興。另一方面,東晉後期最後一個登上歷史舞台的士族門閥-太原王氏,也因為無力掌握北府兵而覆滅。此後,門閥政治迅速土崩瓦解,至劉裕篡晉立宋時,門閥政治正式宣告終結。由此可以看出,當皇權不振和士族專兵這兩個條件不復存在時,門閥政治必然走向終結。
首先來討論皇權不振。東晉皇權不振是學界共識,而東晉的皇權不振,是從東晉建元之初就存在的。東晉建立後,皇權虛弱的現象一直延續到晉孝武帝重振皇權之時。皇權不振的根源出現在東晉第一任皇帝-司馬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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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更談不上門閥政治了,因為北朝連門閥制度都不存在。如果說曹魏、西晉和南朝雖然不是門閥政治,但至少是有門閥制度,那麼北朝連門閥制度都沒有了,自然不存在門閥政治了。北朝和南朝一樣,也是典型的皇權政治。稍有不同的是,南朝士族能憑借門閥政治的餘波,在一定程度上對抗皇權。北朝的士族完全是皇權的附庸,根本無力無力對抗和制約皇權。北魏初期曾發生過轟動一時的國史案,北魏太武帝借國史案對北朝首屈一指的士族-清河崔氏進行滅族處理,牽連甚廣,以清河崔氏為代表的北朝士族損失慘重,徹底被邊緣化。可見,北朝也不是門閥政治。
東晉門閥政治的形成,需要滿足特定的歷史條件。東晉門閥政治的出現,根源在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身上,有其歷史發展的特殊性。特別是西晉後期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助推東晉的建立,而讓門閥政治在特殊條件下上演。嚴格意義上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東晉一朝。曹魏、西晉、南朝和北朝都不是門閥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門閥政治只是皇權政治的一種異變,是古代政治制度演變的一種迴流。門閥政治的特殊性,導致了它無法長期存在。門閥政治的存在只是是暫時性的和過渡性的。門閥政治由皇權政治異變而來,又在一定條件下回歸皇權政治。如東晉被南朝宋取代,就象徵著門閥政治回歸到了皇權政治。
D. 開國皇帝司馬睿的性格特點
中國東晉皇帝。廟號中宗,謚號元皇帝。司馬懿曾孫,司馬覲之子。字景文。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人。
15歲嗣琅琊王位。八王之亂後期依附於東海王司馬越,越以其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漢主劉淵舉兵後,中原局勢惡化,司馬睿用王導之謀,請移鎮建鄴(今江蘇南京)。朝廷遂於永嘉元年(307)命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九月南下。他在王導王敦輔助下,優禮當地士族,壓平叛亂,慘淡經營,始得在江南立足。
建興四年(316)漢劉曜陷長安,俘愍帝。西晉亡。次年三月,司馬睿即晉王位,始建國,改元建武。司馬睿於318 年即皇帝位,改元太興 ,據有長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區,史稱東晉。東晉初年政治上由王導主持 ,軍事上依靠王敦,時人謂之「王與馬,共天下」。晉元帝對大權旁落不滿,引用劉隗、刁協、戴淵等為心腹,企圖排斥王氏權勢。王敦於永昌元年(322)以誅劉隗為名,在武昌起兵,直撲石頭城(即建康)。王導為保全王氏家族利益,暗助王敦。王敦攻入建康,殺戴淵等,劉隗投奔石勒。同年閏十一月,晉元帝憂憤病逝。
E. 司馬睿建立東晉的政治基礎是什麼
司馬睿在建康建立政權形式的時間實際是在公元311年,當時西晉處於崩潰邊緣,但沒有明確滅亡。東晉建立的時間一般被視為司馬睿稱帝的時間。東晉政權維持了長期的偏安統治, 疆域大體上局限於淮河長江流域以南。相應地,北方基本處於分裂狀態,先後出現了16個「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的國,故將該時期泛稱為十六國,而與東晉合稱即所謂東晉十六國。
東晉雖然是司馬氏政權的延續,但本身司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整個朝廷都由世族大家把持,最先的一個乃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導,其後又有陳郡謝氏的謝安、謝玄、王敦等等。而世家大族中,代表者,有南下的王、謝、袁、蕭等僑姓,和本身居於江南的朱、張、顧、陸的吳姓。最初東晉有賴權臣王導主持大局,一方面拉攏江南士族,一方面又安排予從中原南下的士族,並以司馬家族作為共同擁戴的對象。
但世家大族本身並不真正忠於司馬氏,尤其是他們本身都擁有大量田地,以至擁有自家部隊(即所謂「部曲」),有足夠實力抗衡司馬氏政權。最初有王導主持大局,東晉政權得以穩定,故時人稱「王與馬,共天下」。但晉元帝以降則內亂頻生,如有早期王敦之亂、蘇峻之亂,後期又有孫恩、盧循之亂等。
東晉也曾多次試圖北伐,但由於內部不團結,除了最後篡晉的劉裕取得一定成果外,其餘都無建樹。祖逖本有希望恢復舊土,但他被司馬睿挾制,鬱郁而終。桓溫的北伐則被慕容垂擊敗。
383年,前秦苻堅率兵南侵,東晉宰相謝安力主抗擊,派謝石謝玄率軍,在淝水之戰大獲全勝,苻堅隻身逃回北方,南北分立之勢從此而成。後有桓玄叛亂,廢安帝,自立為天子,後為大將劉裕所平,擁恭帝,然大權落裕。
F. 東晉及南朝時期紹興經濟的發展和政治地位的崛起有著怎樣的關系
東晉朝的開始——正當八王混戰、匈奴、羯起兵反西晉、黃河流域陷入大混亂的時候,長江流域算是較為安靜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眾開始渡江來避亂。三○七年,晉懷帝任命琅邪王(邪音牙yá)司馬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鎮建鄴(晉愍帝時改稱建康)。司馬睿有了這個職位和地盤,來投靠的士族也就多起來,成為長江流域的中心勢力。三一六年,晉愍帝被俘,西晉滅亡。三一七年,司馬睿被推戴為晉皇帝(先稱晉王,三一八年稱帝),建立起東晉朝。晉元帝(司馬睿)向來缺少才能和聲望,在晉宗室中又是疏屬,他能夠取得帝位,主要依靠王導的支持。王導出身中原著名的高級士族,是老練的政治家,是東晉朝的實際創造者。長江流域建立起漢族政權以後,有利於抵抗北方少數族的侵入,經濟和文化也逐漸發展。自東晉至陳亡約三百年間,南方經濟上升,文化更是遠遠超過北方。這是東晉和南朝在歷史上所起的積極作用,首先創立東晉政權的晉元帝和王導是有功的。
王導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攬一批北方來的士族作骨幹,聯絡南方士族作輔助,自己作為南北士族的首領,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個姓司馬的皇帝。這個措施說來很簡單,可是做起來卻完全不是簡單的事情。因為北方來的士族間、北方士族與南方士族間、王氏勢力與司馬氏勢力間都存在著矛盾。不能調劑這些矛盾使之處於相對的平衡狀態,便不可能建立東晉朝。王導的事業就在於調劑這些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
王導勸晉元帝選取北方名士百餘人做屬官。這些名士避亂南來,得到官職,算是有了安身地。其中有不少人懷疑晉元帝能有什麼作為,例如桓彝,初到時見晉元帝勢力單薄,對人說,我到這里避亂,原想得個安全,不料如此不濟,看來難有前途。和王導談話以後,知道他有些辦法,才安心任職。大部分名士更是失望悲觀。例如,有一次諸名士在江邊一個亭上宴會,周
G. 為什麼司馬睿素無北伐之志
司馬睿素無北伐之志,只以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之頭銜,僅撥付千人食糧,三千匹布,卻不給鎧甲兵刃,使之自己召募。祖逖將其部曲百餘渡江,中流之際,擊楫而誓: 「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一樣有去無回)! 」此即「中流擊楫」之成語的出處。渡江以後,駐扎淮陰,冶煉兵器,又招募了二千餘人後繼續前進。這支孤軍冒死北進,多少牽制了石勒一軍的部分隊伍,對西晉之滅亡多少起到了減緩的作用。
H. 「琅琊王司馬睿」中的「琅琊王」是什麼意思
琅琊是地名(位於今安徽省),
王是爵位。(爵位從上至下為王公伯子男)
琅琊王就是被冊封在琅琊的王爵。
爵位是官僚系統之外的一套封建貴族等級體系,從漢朝以後,爵位就漸漸失去了神聖的地位。受到冊封的貴族的俸祿一般同所封地的賦稅相關,但往往只在名義上擁有對於所封地的管轄權,行政權大多掌握在中央的官僚體系手中。貴族如果不仕官,一般沒有實權。
I. 晉元帝司馬睿是怎樣登基建立東晉的
司馬睿 東晉的開國皇帝。字景文。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人。司馬懿曾孫,司馬覲之子。在位六年。十五歲嗣琅邪王位。八王之亂後期依附於東海王司馬越,越以其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漢主劉淵舉兵後,中原局勢惡化,司馬睿用王導之謀,請移鎮建鄴(今江蘇南京)。朝廷遂於永嘉元年 (307)命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九月南下。他在王導、王敦輔助下,優禮當地士族,壓平叛亂,慘淡經營,始得在江南立足。建興四年 (316)漢劉曜陷長安,俘晉愍帝。西晉亡。次年三月,司馬睿即晉王位,始建國,改元建武。他廣辟掾屬以為輔佐,有「百六掾」之稱。六月,孤懸在北方的晉地方長官劉琨、段匹、劉翰等漢、胡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司馬睿於318年即皇帝位,改元太興,據有長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區,史稱東晉。
J. 關於晉朝司馬睿的資料
晉元帝
中國東晉皇帝。廟號中宗,謚號元皇帝。司馬懿曾孫,司馬覲之子。字景文。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人。
15歲嗣琅琊王位。八王之亂後期依附於東海王司馬越,越以其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漢主劉淵舉兵後,中原局勢惡化,司馬睿用王導之謀,請移鎮建鄴(今江蘇南京)。朝廷遂於永嘉元年(307)命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九月南下。他在王導王敦輔助下,優禮當地士族,壓平叛亂,慘淡經營,始得在江南立足。
建興四年(316)漢劉曜陷長安,俘愍帝。西晉亡。次年三月,司馬睿即晉王位,始建國,改元建武。司馬睿於318 年即皇帝位,改元太興 ,據有長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區,史稱東晉。東晉初年政治上由王導主持 ,軍事上依靠王敦,時人謂之「王與馬,共天下」。晉元帝對大權旁落不滿,引用劉隗、刁協、戴淵等為心腹,企圖排斥王氏權勢。王敦於永昌元年(322)以誅劉隗為名,在武昌起兵,直撲石頭城(即建康)。王導為保全王氏家族利益,暗助王敦。王敦攻入建康,殺戴淵等,劉隗投奔石勒。同年閏十一月,晉元帝憂憤病逝。
《世說新語》「夙慧篇」的「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晉明帝年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洛陽)消息,潸然(流淚貌)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顯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這個故事除了說明晉元帝(司馬睿)的兒子聰明外,沒有明寫晉元帝流淚原因。但根據歷史知識我們知道:晉朝 的都城原來在洛陽,匈奴兵攻佔洛陽後又於公元316年攻佔長安滅掉西晉。317年晉朝皇族司馬睿不得不逃到江南的建康(今南京)重建晉朝,史稱東晉。現在有人從長安來,晉元帝自然會向了解長安特別是故都洛陽的情況。但這時洛陽已在異族統治下而且破壞不堪,想到這里,晉元帝自然會"潸然流涕"。
三國鼎立時期,司馬睿曾在滁州西南摩陀嶺避難,琅琊山因此而得名。
他的陵墓建在建平陵(今江蘇江寧縣雞籠山)。
公元316年,西晉滅亡。誰來執掌危局,誰來力挽狂瀾,就成為極為迫切的問題。
司馬睿是司馬懿的曾孫,世襲琅邪王,結交了琅邪郡大族王導。從此,馬與王被推到歷史的前台。
西晉末,司馬睿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並接受王導建議,移鎮建康。初到建康,江南世族很瞧不起這位外來的王爺,魏晉是靠大士族支撐的王朝,大士族根基深厚,傲視王侯,若得不到他們的支持,很難在江南立足。
在王導的謀劃下,三月三禊節這天,司馬睿盛裝去觀看官民過節,王導、王敦兄弟簇擁著司馬睿的轎子。江南頭等名門望族顧榮、賀循等人見王氏兄弟對司馬睿如此擁戴,也趕快到路邊拜見司馬睿,司馬睿趁機招他們做官。一時江南世族紛紛歸附,從此司馬睿在江南站穩了腳跟。
在南北士族的擁立下,司馬睿偏安江南建立東晉,拜王導為丞相。與那些清談誤國的前輩高官不同,王導雖善清談,但更重務實。他一方面讓司馬睿廣納賢才,另一方面積極為國家復興做准備。他看到連年征戰,國庫空虛,便以身作則,在清明春遊之日,丞相布衣簡行,轟動江左,有效扼制了西晉以來的奢靡之風。
王導在政治生涯中面臨的最大一次挑戰就是其兄王敦的叛亂,正是王導的從容應對,使東晉渡過了第一次危機。
《世說新語》上有一則非常有名的故事:「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雖然王導始終也沒有北伐,但他在穩定江南人心方面,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東晉建立之初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北方的異族,而是南渡的僑姓士族和當地的吳姓士族之間的矛盾,王敦叛亂就是這種矛盾的第一次集中大爆發。王導很敏銳地看到這一點,可以說,他後半生都在為維護南北士族的團結而努力。年老之時,他對上奏的摺子看也不看就批准,並且意味深長地說:「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正是這樣,東晉渡過了建立之初的艱難,慢慢走上正軌。
史載,司馬睿登基之日,竟要拉王導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拜,王導堅決推辭,言道:「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以仰照!」因此,時人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王不能離開馬,離開馬,王將失去權勢;同樣馬也不能離開王,離開王,馬將無法立足。兩人配合默契,穩定了西晉末混亂的局面。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次「馬王配」已經過去將近1700年。王導以他的深謀遠慮和遠見卓識,終成為一代名相;而那次成功的「馬王配」,也至今為史家所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