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美國歷史及其現狀簡介。
美國的高校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側記
作者：徐國利
2005年8月下旬到月上旬，我隨「安徽大學高級教育行政管理人才赴美培訓班」到馬里蘭大學進行了為期3周的培訓和考察。馬里蘭大學是一所州立的大學，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附近，乘地鐵便可到達華盛頓。馬里蘭大學在美國大學綜合排名約位居40名左右。期間，除了傾聽美國學者和管理人員講授美國高等教育基本狀況和管理外，我還結合自己的專業，注意考察和了解美國高校的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發展的一些問題。為此，我采訪了馬里蘭大學歷史系的高崢博士[1]，和他進行了兩次較深入的交談，以期盡可能地了解馬里蘭大學乃至美國高等教育的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的一些狀況。這里，便結合自己的歷史研究專業和歷史教學，重點介紹和總結我所了解到的美國高校的歷史教育、美國歷史研究現狀和歷史研究的致用性等方面的幾個問題。當然，由於考察的時間短，了解的面很小，因此文章所談只是個人一孔之見，而且也未必就很正確。之所以寫出，是認為此一孔之見或許能對我們高校歷史教育的發展和歷史研究的開展有所啟示。文章不當之處，歡迎同仁批評指正。
一、重視人文和歷史教育
美國的高等教育十分重視人文和歷史教育，人文歷史學科的院系在美國是較普遍地設置的。如，馬里蘭大學是一個由馬里蘭州辦的州立高等教育系統，由十三所大學組成，我們培訓所在的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是這一大學系統中最主要的大學，它擁有師資和研究力量雄厚的歷史系，所開設的歷史課程的內容也十分豐富。對於一所綜合性大學，擁有這樣的歷史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當我問高崢博士馬里蘭大學系統的其它院校是否孝有歷史系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都有。」而馬里蘭大學系統中有些是工科或自然學科類的大學，如，University of MD Biotechnology、University of MD Environmental Science等。這在中國大陸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因為香港和台灣地區擁有人文系科的高校的比例也是相當高的）。現在，我們擁有歷史系等人文系科的高校並不多，主要是綜合類大學和師范類院校。而且，目前或縮小招生規模，或是將歷史系易名，或是將其改為其它系科，中國的許多高校是唯恐有歷史系和哲學系等人文系科。同時，在美國的大學中，人文歷史學科的課程是大學生必修課的重要內容。而中國高校的人文歷史課卻基本是面向各自專業的，非人文專業的學生學習人文課的很少。當然，這種狀況目前已經得到改善，我們的許多大學都在採取各種措施來努力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包括科學素質。如，許多非綜合性大學開始設立人文學院等。但是，與美國大學久成體系的人文歷史教育機制相比，我們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美國的大學為什麼會如此重視人文和歷史教育呢？究其根源，是由於美國高等教育（實際上是整個的美國教育）以「通才」教育為根本理念的教育精神和原則決定的。而人文歷史教育是「通才」教育的基本內容。所謂的「通才」教育，即，不論是文科、理工科還是其它學科，都把全面培養大學生的人文與科學知識及其思維方式作為辦學的宗旨和主要內容，其目的就是為了使大學生對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有較為系統和深入的認識和理解，養成學生兼具人文和科學的思維方式。由於美國的大學是將向大學生全面傳授各種知識作為重點，因此，專業技能和技術的教育在美國的大學教育中是第二位的。這在其大學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體現。高崢博士說，美國的大學一般不將自己視為培養技術專家的地方，所以在美國從來沒有哪所大學以自己是「工程師的搖籃」一類的榮譽來自詡。美國大學十分重視人文知識的培養在專業與技能學習中的基礎地位，不少專業性和技能性較強的學科和專業在本科階段是不設置的，必須要等學生在本科階段打下較為合理的知識結構的基礎上才能去學習。如，律師是美國最吃香的職業，學習法律的人自然也相當多。但是，美國的大學本科沒有法律系和法學專業，只有修完了人文和社會學科的大學生才有資格去進一步學習法律。我認為，這種思路和做法是相當有道理的。因為，法律是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的一種規范，它是附著人類社會的出現而形成的，現實社會的法律是對歷史上法律的繼承與發展。因此，如果一個人缺乏對人類社會歷史和現實生活的深刻認識，那麼，法律對他來說只是一堆機械的條文，他也就不能真正很好地懂法和執法。
美國的大學都普遍設有人文歷史學科的院系，也與這些院系的畢業生就業不難，而且往往能在社會競爭中出類拔萃直接相關。高崢博士介紹說，在美國歷史學畢業生不僅就業領域相當廣泛，而且不少人成為美國社會的中堅人才，如，美國國會中有不少議員是歷史系畢業的，美國總統也不乏歷史系出生的。歷史系學生如此，其它人文系科也不例外。因為美國是一個講實用的社會，如果一個專業的學生畢業生找不到工作，那它在美國社會是無法生存下去的。當然，美國人文歷史畢業生就業容易，與他們大學期間所學的知識結構和內容全面合理有關，因而具有較為全面的學科知識有關。上面已說，美國大學講「通才」教育，也就是說，大學生是文理科的知識都要學的，人文歷史系科的學生則必須學許多其它學科的知識，因此，美國的人文歷史畢業生往往既掌握了較為全面的人文歷史知識和思維方式，又兼具科學知識和思維能力。如，以馬里蘭大學的歷史系，學生四年所修的120個學分中有一半左右是非歷史類的，其中包括不少自然學科的課程。那麼，人文歷史學科的學生怎麼能聽懂理工科的課程呢？高崢博士說，美國大學的自然學科課程有不少是講基礎性知識的，而不是講某一學科很專深的知識。加上美國中學階段也沒有中國高中教育階段的那種文理分班的作法，因此，學生聽課並沒有什麼困難。美國大學重視人文歷史教育，不單在於讓學生掌握基本的人文歷史知識，更關鍵得是要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和歷史思維能力。實際上，現代社會知識的更新是很快的，大學所學的不少知識往往會過時的，但是，人文歷史精神和思維方式的培養卻是最根本的，是不容易過時的。由此反觀中國大學的人文歷史院系和專業不受重視，反差何其鮮明啊！我想，究其根源，除了社會上不重視人文歷史專業畢業的學生，以致學生就業難外，更深層和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許多人包括學生都沒有真正意識到人文歷史知識和素質的學習和培養對人自身的發展和參與社會競爭的決定性意義。其次，也與我們國家目前人文歷史學科教育內容的教條、僵化和脫離現實生活及教育方法的落後等有直接關系，也就是說，它並沒有真正起到培養學生人文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作用。
我們的大學經常說要培養大師級的學者，要成為世界級的大學；我們的學生也經常立志在走向社會之後要成為激烈社會競爭的佼佼者。那麼，如果對中美大學人文歷史教育理念作一個比較的話，我們從中是否能反思和悟出一些有益的東西呢？
二、美國的史學碩士和博士的教學和培養
美國和歷史學碩士和博士培養也有其特點。這里，就我所特別關注、並了解的情況作一簡介。
關於碩士的教育。高崢教授說，美國的碩士課一般不由導師滿堂講授。每門課（1學期）一般由老師指定12—13本專業書。一般是要求學生每周讀一本。然後，下周進行討論。上課時，就上周所讀的書的問題進行討論，一般是要求學生提出二、三個問題。由於美國的碩士研究生課程教學並不限於導師自己的學生，感興趣其它方向和專業的學生都可以選，因此，一般一門課有十幾、二十個學生上。那麼，一、二十個學生提的問題就會很多，為此，老師一般是選擇學生最為關注、提的最多的問題來討論。討論是由學生發言，闡述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最後，由老師作總結和點評。課後，則由學生根據所討論的問題，寫成一篇小論文。一般是每學期寫2到3篇這樣的小論文。學生的課程成績多是根據這些小論文的成績來評定的。也有在學期末，由學生寫一篇比較長論文來考核其學習成績。
美國研究生教學的這種模式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或是長處，一是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力。這一點我們已經注意到，也不同程度地做了，但是做得不夠。二是，養成學生大量和快速閱讀專業書籍的能力，養成學生快速把握所讀書籍主要思想和觀點的能力。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因為，現在是一個知識快速增長的時代，即便是專業領域，知識和學術的增長和更新也是相當快的。而學術研究的基礎便是在了解和把握前人的已經形成的知識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因此，如果不能養成快速了解和把握專業領域知識和學術研究背景的能力，便難以很好地從事學術研究。對此，我們重視不夠。當然，我們要做到這一點也面臨著實際的困難，一是我們的圖書館和院系資料室無法向學生提供這么多的專業圖書資料，學生常常無書可讀；二是，我們的研究生素質總體上呈下滑趨勢，閱讀專業書籍的能力和知識背景都不夠，要大量閱讀這些書也難以全面做到。但是，美國研究生教學和培養的這種模式無疑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
關於博士的培養。美國的博士培養制度全國並不統一，名牌大學和公立學校之間的要求有相當的差異，但是，總體上說比我們要嚴格，至於名牌大學的博士培養則十分嚴格。像耶魯大學這樣的世界著名高校，培養一個文科博士往往要8年左右的時間。具體到歷史學博士的培養而言，一般是第一年了解自己博士論文選題在學術界的研究狀況，然後用二、三年時間來搜集相關的資料。在這兩個階段，學生往往要作田野調查，也就是到外地、甚至是國外相關的學術科研機構、院校和地域進行資料的采訪、搜集，以最大限度地掌握相關史料。然後是作開題論證報告。最後的三、四年時間用來進行博士論文的寫作。美國的一般大學，博士生在讀時間也需要四到五年，如馬里蘭大學是四年。美國對博士生導師所帶的學生數量一般沒有限制，但是，導師在帶博士生方面卻比較慎重，多量力而行，這既是因為帶博士生的許多工作，如指導學生閱讀，看、改和評學生的論文等都不算是教學工作量，是「義務勞動」；其次，也是由於美國的導師重視學生的培養質量，帶一個學生就必須要承擔相應的指導工作，因此，為保證培養質量，一般情況下只帶一到二名學生。由此可見，美國的博士培養制度和方法也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們現在的博士培養往往不重視質量，博士在讀時間太短，培養制度也不規范，執行不到位，對導師的監督不力，一些專業招收的學生過多過濫。有些導師一屆博士生就有四、五個，甚至七、八個，而在帶學生時又是放羊式的管理和指導，根本承擔起導師應有的職責，而卻可以多拿許多好處。這既有我們的博士培養制度的問題，也有導師的職業道德水平問題。我們在博士生培養中存在的上述問題，導致了我們的許多博士生畢業後，難以真正從事高水平的學術研究，與國外、特別是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的博士相比，總體水平存在相當差距。
在美國的高級歷史研究人才中，十分重視史學理論的教學。如，美國的碩士研究生階段，史學理論課是歷史學專業所有研究生必修的課程，而不是史學理論專業的研究生才學的。其目的是培養研究生的理論思維能力和研究問題的方法論意識。正如下文所說的，美國目前的史學研究，以重視理論架構和方法論意識的科學派史學十分盛行，這種史學自然要求研究者要有良好的理論修養和方法論的自覺意識。
三、美國的歷史研究的兩大流派
通過這次訪問，使我對美國的歷史研究發展狀況有了一些新的了解，與我在國內所接觸的書報資料所說的不盡相同。高崢教授介紹說，目前美國的歷史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流派或是兩種方法，一種是歷史研究的科學派，一種是歷史研究的藝術派。
科學派主張歷史研究要有理論框架，問題意識很強，認為通過歷史研究可以發現歷史的規律、本質和真像。據我所知，這一派在中國很有影響。如，目前介紹到中國的美國研究中國史和中國問題的學術著述，多是這方面的著述。美國有關中國史研究的「範式」和方法論問題近20年來一直是中國史學界關注和討論的熱點和重點。如，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柯文的討論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範式轉換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一直受到中國史學界的關注，時常為人提及。而且，這一派的研究方法也對當代中國史學形成了相當的影響。當代中國史學研究有一種傾向，即重視所謂的「歷史研究模式（或範式）」的建構，不能不說是受到了美國歷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不過，中國大陸史學界目前所提出的「史學科學性」或重視歷史的實證性研究，實證史學成為主流，又與美國的科學派史學有不同，中國的許多主張實證史學的人往往主張讓史料自己說話，傾向於中國傳統的乾嘉史學和近代的新考據派史學，而不強調甚至是反對史學理論構建在歷史研究中的理論先導性與方法論意義，認為這種重視「範式」的史學往往是不科學的。
而藝術派則重視歷史研究的語言敘述，強調歷史語言敘述的生動和優美。但是，藝術派並非不重視史料，而是在閱讀和理解史料的基礎上來敘述歷史。這和我們一般所理解的史學是藝術的主張是有差異的。我們通常所講的史學是藝術，往往是強調歷史認識的非科學化，主張以直覺等所謂人文學的研究方法為根本。極端者還包括為求歷史敘述的生動和優美而犧牲歷史的真實性，如19世紀的英國史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而高崢教授所說的美國的史學藝術派卻並非如此。他在談到自己的導師，美國著名史家、耶魯大學的中國史研究專家、現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史景遷教授時，說史景遷教授的著作文筆生動，能將枯燥的檔案文獻史料變為生動的歷史。他的《曹寅和康熙皇帝》（1966）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書中使用的基本是宮廷檔案史料，但卻寫的生動入微。華東師范大學的史學史研究專家朱政惠教授在其新近出版的《美國的中國學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中也說，「史景遷的研究特色則在於，以瀟灑和生動的筆觸，將前人的史事重現於紙筆。這一特色使他的研究深入淺出，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識性。他的著作洛陽紙貴，擁有很多西方讀者，因而深受他們的尊敬。」（P183頁。）由此可見，美國當代的這種史學藝術派更像是中國傳統史學中以司馬遷為代表的史學著述風格，而與近代以來西方史學所主張的藝術派史學不盡一致。
四、歷史研究的致用性問題
通過這次考察，使我對美國的歷史研究的致用性有了一些新認識。在我與高教授的交談中，雖然沒有直接和專門討論美國歷史研究的致用性，但是，從我們所談的以下兩個問題卻可以看出美國的歷史研究是重視致用性的。而目前國內卻有相當一部分學者主張歷史研究不應當過於強調其致用性，過於強調或不適當地主張歷史研究的學術獨立性，反對史學的致用。而且，往往是拿西方史學研究崇尚學術獨立自由作理論和實際的依據。
我們較多地談到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及其範式的轉化問題。這是一個備受國內學術界關注的問題。高崢教授說，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十分發達，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在20世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世界歷史進程的發展產生著愈來愈大的影響。印度同樣是亞洲和世界的一個大國，也是一個文明古國，但是，印度史的研究在美國卻遠不如中國史研究受到關注，原因即在於它不如中國在現當代世界歷史發展中的影響大。由此可見，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的發展鮮明地體現出「史以致用」的原則。不僅如此，我認為其中國史研究範式的轉化實際也說明了這一點。高崢教授將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模式演變概括為四種模式，亦即四個發展階段。首先是美國的中國學研究開拓者費正清及其時代的一批學者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其研究解釋方式被概括為「沖擊——反映」模式。後來，這種模式被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內部動力」模式所取代，因為，中國現當代歷史的發展使不少美國學者認識到「沖擊——反應」模式的在理論上的解釋力存在相當局限和不足。到了20世紀80—90年代，美國的近現代中國史研究又出現了「革命模式」，因為，中國的近現代革命在許多美國學者看來具有世界影響力，有獨特的魅力。到了90年代以後，又被「現代化模式」所取代。因為，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開放，現代化進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的體會是，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模式的轉換固然在其內在的學術動力，即前一種歷史解釋模式出現了「危機」——已經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近現代和當代歷史發展了，發展了中國現當代歷史和世界現當代史迫使他們要提出新的中國近現代史解釋模式，但是，同時也正說明，舊的歷史研究和解釋模式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所以，要建立新的歷史研究和解釋模式。「沖擊——反應」模式的提出實際反映了一種西方歷史中心論，適應了當時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需求。而當世界歷史的發展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後，這種模式已經不能有效地解釋中國近現代歷史，從而為其現實服務時，便被另一種研究和解釋所取代。當代美國中國學研究中「現代化研究」模式的興起正是為了適應中國當代新形勢發展，為滿足美國與中國的更好的交往需要而提出的。這不正是歷史研究的致用性在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的一種反映嗎？可以說，重視歷史的致用性是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的又一推動力。
關於美國的歷史研究課題經費的申請。高教授說，美國的史學研究經費的申請主要有兩個對象，一個是向私人的基金會申請；一個是向學校申請。而經費的申請便導致了以「研究問題」為主的科學派史學的盛行，即，要申請到經費，研究者必須要提出你所要研究的問題是什麼，以什麼理論和方法來進行研究。當然，這種理論和方法應當是當時的史學界流行的主導理論和方法。如果你的申請研究課題或項目不在這種理論或方法之內，研究者就會被視為「不入流」，從而被排除在主流的學術圈之外，便得不到學術的資助。高教授認為，這也與研究項目申請的評審制度有關。因為，研究項目申請的評審往往並不都是這一研究領域的專家，因此，專家在評審申請者的研究項目時，最關注的就是申請的研究項目明確提出了什麼問題，用什麼理論和方法來解決問題。我們從美國歷史研究經費的申請中，也可以看出一個重要問題，即史學研究必須是能夠解決問題的，也就是說必須是能夠致用的，歷史研究不僅要講學術價值，還要發揮其社會價值。否則，你就得不到研究經費的資助。
當然，我們對歷史研究的致用性不能作狹隘的理解，將歷史研究的致用性簡單地等同於中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曾主張過的史學為政治服務、為革命服務，歷史研究致用應當是為整個社會的發展和全民族的進步服務，而不僅限於某些政治集團或社會群體。而且，講歷史研究的致用決不是否定學術研究的獨立性，決不是犧牲學術研究的首要目標：求真性（科學性）。其次，美國的學術研究也受到聯邦或州政府各種形式的、直接或間接的干預，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科學性往往受到影響。馬里蘭大學教育學院的Bob Berdahl教授便指出了國家科研基金與學術自由之間的矛盾。他說，美國學者的研究經費有聯邦政府或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的，這樣，其研究必然要受到政府及相關部門政策和利益的左右，由此便影響了學術研究的自主性和科學性。不過，由於有了一系列制度的保障和長期形成的學術獨立的傳統，總的說，美國學術界對學術的求真性（學術價值）和致用性（實用價值）的關系處理得比較好。
註：此文略經修改發表於《安大史學》第二輯，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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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崢，浙江杭州人，曾為北京大學助教，後畢業於耶魯大學，師從美國著名中國史研究專家，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攻讀博士生，1994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出版專著兩部：《面對技術的進步：鐵路時代中國和津巴不韋的社會變化》（Meeting Technology's Advance: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and Zimbabwe in the Railway Age ）（1997），《共產主義接掌下的杭州：城市和幹部的改革（1949—1954）》（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2004).（2004），主要論文有：《從農村革命到城市革命：魯中南的個案研究》，《戰爭文化，民族主義和政治運動：1850—1853》、《17世紀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文化革命中的兩個敵人》、《英雄士兵的神話和敵人的形象》等。
❷ 美國的本質怎麼樣
人、不僅僅是一根消化管道，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按馬克思的解釋是因為人會製造和使用工具，而更大的區別是在於人有思想。活著總得有所追求，有所理想，有一個信仰支撐著的生活才會有質量與意義。其實中國人從古就有信仰，封建帝制前信仰的是儒家文明，學而優則仁，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當時每個讀書人為此奮斗一生的的目標。到了新中國前夕，那一代老革命繼承蘇聯共產黨的共產主義信仰，做夢也想著輸出共產主義思想，建立全世界的共產社會。毛澤東信誓旦旦要解放那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世上三份之二的人民,便是這信仰支撐著他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並其樂無窮。到了如今，連共產黨員都不再相信共產主義，就甭提普通老百姓了，大夥心裡曉得共產主義只是一烏托邦，只是嘴裡沒說出來罷了。盡管官方一直宣傳我們走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其實說到底，美國與中國的大不同就在於意識形態的差異，而意識形態的形成則在於信仰的不同。如果我們了解早期蘇聯人那對共產信仰的狂熱時，其實就很容易能了解如今美國對民主信仰的狂熱。那時的斯大林、毛澤東夢想全球大同，建立全世界共產社會與如今美國不遺力輸出民主自由制度如出一轍，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我們被格式化過的頭腦未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存在諸多的不同見解，乃至於誤解。信仰不同，思維也就不一樣。作者於哥在《美國的本質》里從1630年五月花號英國殖民者的清教信仰開始捋，一直到美國兩百多年後由基督信仰而成形的意識形態，並為此而主宰的制度、經濟、外交原理，給人以醍醐灌頂的感受。其實美國並非我們以往想的那麼復雜，美國人某種角度來講，他們還很單純。 這是一部2007年度最值得閱讀的書，並值得一讀再讀。 擴展閱讀： 《聖經的故事》作者：房龍 人民文學出版社 《美國人》三卷本 《殖民地歷程》、《建國的歷程》、《民主的歷程》作者：丹尼爾·J·布爾斯廷 上海譯文出版社 《近距離看美國》四卷本 《歷史深處的憂慮》、《總統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個夢想》、《如慧星劃過夜空》作者：林達 三聯出版社 http://powerfulee.skycentre.cn
❸ 美國政治制度的實質是什麼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美國政府屬於美國的上層建築，那麼，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就是美國的經濟基礎。因此，美聯儲才是美國政府的真正老闆！因為美聯儲不屬於美國政府，而美元的發行權在美聯儲的手中，美國其實是金融封建制度，美國總統只是一些大老闆手下的總經理。這樣我們就能知道為什麼美國頻繁更換總統依然超級穩定的原因所在，因為美國有高於美國政府的某種存在。
美國政府其實就是其幕後金融寡頭，猶太財團的代言人。從2016年的美國大選就可以看懂美國所謂的民主，《今日美國》2015年4月10日預測「大量金錢對美國政治的操縱將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為美國政治體系已經扭曲成為一種基於龐大資金支持的「寡頭政治」體系，該體系「將有能力但卻缺乏經濟後盾的參選者拒之門外」；8月4日，民主黨提名人希拉里·柯林頓指責共和黨候選人「系統和故意地」阻止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投票，以達到其競選獲勝的目的。2016年4月2日，上千美國民眾舉行了「民主之春」的抗議活動，來自33個州的抗議者隊伍從象徵美國1776年獨立的費城獨立鍾出發，步行200多公里達到華盛頓，11日聚集在國會大廈前靜坐，要求國會立即採取行動，「結束政治中的金錢腐敗，保證自由公正的選舉」。400多名抗議者因「非法示威、集會、妨礙司法」被逮捕。13日，國會山警方再次逮捕了85人。該運動的組織者凱·紐柯克表示：「我們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就是為了贏回一個能夠代表所有人的政府，而非只是為億萬富翁服務的政府，也非只為那1%服務的政府。」
巨額捐助者通過金錢控制美國大選，成為美國大選的最大受益者。據統計，91%的美國國會選舉都是由獲得最多資金支持的候選人贏得，其結果便是美國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資金提供者的利益，卻對廣大國民造成損害。普林斯頓大學對1779份政策資料的分析得出結論：經濟領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經濟利益的團體對美國政府的決策有著實質性影響，而普通大眾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團體沒有或者僅有很小的影響力。據美國財經博客網披露，2007年至2012年期間，在政治方面最為活躍的200家企業共耗費58億美元用於聯邦游說和競選捐款，而這些公司卻從聯邦政府的生意和支持中得到了4.4萬億美元的回報，佔美國個人納稅者向聯邦政府所繳6.5萬億美元稅款的2/3。這意味著，企業為影響美國政治花費的每一美元可以獲取760美元的回報。希拉里·柯林頓與其名下的柯林頓基金會有著千絲萬縷聯系，而該基金會動輒接受大筆外來資金，有些捐助甚至超過1000萬美元。
2010年1月，美國最高法院以5票對4票，否決了對美國公司政治捐款的限制。此後美國公司的政治捐款沒有了上限，這意味著權錢交易已經徹底市場化、自由化了。美國最高法院的決定讓資本財團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用巨額資金操縱政府。
美國聯邦政府的設計與形成自始至終同民主毫無關系，是制憲會議的55個成員為了自己的錢，還有他們背後的兩大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爭斗、妥協的產物。恰恰相反，設計美國政治制度的指導思想是反對、防止民主幹政，杜絕民主政權。美國政治制度的一切大框架與小細節都是天才般的規劃：美國人民的絕大多數永遠沒有可能主導美國政治。美國政府成功運行的歷史則是他們的天才本領最好的證明。美國的政治制度是以反民主為核心理念的非人民的共和制。被西方思想界吹捧為神聖的、靠神的意志產生的美國憲法實際上是違反當時有選舉權的大多數美國人的意願，靠行賄等骯臟手段才通過的。聯邦政府成立的最大的推力是北方精英們要找一個苦主還債：成立一個聯邦政府後，他們手上的巨額債券才可能兌現。
正如著名和平學者約翰·加爾通所說：「世上有兩個美國，一個帝國，一個共和國。」作為帝國的美國必將變得越來越僵化，而作為共和國的美國則面臨著嚴肅的制度改革命題。美國所謂的「兩黨制」其實就是「一黨制」，而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上台，最終都是金融財閥的馬仔。而更加可笑的是，美國所謂的言論自由媒體，智庫這類為什麼不怕美國政府，因為這些媒體智庫都是大財閥的工具，它們只是金融寡頭猶太財團的宣傳工具。其實美國在二戰之後就從來沒有放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美國人是非常注重輿論的宣傳和導向的，這不是人們理解的自信不自信的問題，而是因為管控意識形態是管理國家的一個重要內容。放任自流是不負責任的標志而不是先進性，因為大眾的很多人是缺少判斷力的，是隨著輿論導向走的。美國的時代華納、默多克等六家大財團能控制90%的美國媒體。在2016年美國的大選中，大家應該看的很清楚：西方輿論無自由，無職業道德，根本不公正。在大選中川普反復地說：輿論界的人是全世界最腐敗、最不誠實的人。
為了保護少數人的財產，自然也就是保護少數人的政治特權，這兩者是不可分的。美國的國父們都形成了共識：他們願意在美國建立皇帝制度，華盛頓為第一位終生皇帝。如果只有這樣才能保護少數人的財產，華盛頓是贊成這種制度。在籌建聯邦政府的同時，美國的精英認真地討論，也認真地准備實行封建皇帝制度，軍人獨裁製度（如辛辛那提社）。他們的底線是不搞最受詛咒的、他們誓死反對的民主制度就行。對他們來說10%的絕對少數人能否有效地控制90%的絕對大多數人是美國憲法成敗的最最最重要的指標（《聯邦黨人文集》）。華盛頓等人是極力反對法國大革命，積極支持、參加法國王室復辟。他們積極到什麼程度，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森公開指責他們是共和制的敵人。由此可見，他們所謂的民主態度。
所謂的美國是個法治國家，卻不知道這恰恰是美國社會最大的毒瘤。金主們尤其是猶太人為了能夠控制美國，設置了一個所謂的「法治」系統，以法治的名義設置了一個極高的門檻，將普通民眾圈住和鎮壓住了。猶太人控制了律師行業，挑起糾紛，極大地增大了美國社會的運營成本，這招數固然使得美國成為富人的天堂，但是最終卻會讓美國社會窒息或是分崩離析。
霸權主義在國際關系史上早就存在，它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產物，它是以強凌弱，追求財富與權力的強權政治為基礎的，到了當代逐漸發展成為國際沖突和戰爭的主要根源。
美國霸權主義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至美利堅民族的種族優越感及其天賦使命觀，這不僅是美國人的精神動力，也是其領導世界的內在源泉。美國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國家，最初是由那些在歐洲舊大陸遭受迫害的清教徒締造的。北美大陸土地遼闊，便於活動，又有其獨立的氣氛和崇尚樂觀進取的精神，這在這些清教徒看來就像是上帝隱藏起來的希望之鄉。他們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北美大地是「新的耶路撒冷」。隨著歐洲啟蒙思想的傳播及資本主義的拓展，在北美大陸孕育出了美利堅合眾國這一洋溢著自由與民主的政治「碩果。
縱觀當今中東亂局，就是財團控制下的美國政府對石油資源瘋狂掠奪的結果。憑借強大的軍事政治地位獨霸全球。朝鮮戰爭（1950年）、越南戰爭（1961年）、科索沃戰爭(1999年)、阿富汗戰爭（2001年）、伊拉克戰爭（2003年）、利比亞戰爭（2011年）。近六十年的戰爭史向我們揭示了美國的野心。美國憑借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對世界頻頻出手，不誇張的說，哪裡有戰爭，哪裡有美國。某種程度上，美國不僅是最重要的主角，而且是導演，在中東甚至是全球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政治上在各種全球會議上推行本國的政治強權思想，拉幫結伙，對第三世界國家以及不甘任其擺布的國家加以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製裁。美國的種種政治及軍事活動已經嚴重干擾了世界秩序。
總之，現在種種的跡象表明，美國這種只為少數人服務的政治制度已經開始漸漸走向衰敗！
資料來源
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418/c1002-28282369.html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n/2015/0708/c191095-27273179.html
紅歌會網：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history/201701/128733.html
任志剛：美國政治制度的現狀及其未來預測。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007/11/27460138_503787859.shtml
❹ 美國歷史
http://www.taisha.org/usa/History/
這里有最詳細的資料`
美國每年的事件等等都很專詳細的記屬載了
❺ 美國有什麼特殊歷史
美國三百年歷史，它的歷史是一部帶血腥的歷史。不值得表揚的歷史。比如對印第版安、權黑人，南北方戰爭，其中黑奴地位，不亞於咱們國家西藏解放前的奴隸制。另外，美國在地球多個國家有軍事基地，最多達到5000多個，比如在日本就不止一個軍事基地。現在依然還存在，但沒5000多個了。主要是美國想統治世界。它宣揚的「普世價值」是經不起推敲的，比如海地自從政變後採取了西方的價值觀普選制度，但依舊貧富擴大到極致，赤貧階層窮得吃泥巴過日子。既然美國先充當世界警察，為何不幫助海地廣大人民從赤貧中解脫出來呢？為何不把「普世價值」真正實現在國家領導層面呢。說明什麼？說明美國對外的普世價值與國內的經營的普世價值有本質上的區別。
❻ 美國政治的實質到底是怎樣的
19世紀末的美國，著名的鍍金時代。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社會矛盾大量積累，政府奉行自由放任，對此幾乎無能為力。而此時的歐洲，工人運動轟轟烈烈，共產主義徘徊在歐洲上空。這種思潮也傳播到了美國，人民認為資本家嚴重壓迫剝削了他們，甚至資本家內部也有一些人也對資本主義信仰產生了懷疑。
就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以卡內基先生為代表的資本家發表重要講話《財富的福音》：
總結資本家一百多年的歷史，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結論，那就是我們資本家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資本家在獨立、內戰、重建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美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美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美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隨後，卡內基先生在他的著作《財富的良心》中，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系統闡釋。
第一，資本家高處思考，低處做事，積累資本，抓住機遇，大力發展生產力，滿足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在今天，即使一個女傭所享受的物質條件也比中世紀的國王更加優越。事實證明，只有自由競爭的經濟法則才能最大程度地造福社會。
第二，資本家捐助大學、興建圖書館、修建公園、建造禮堂，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文化事業蓬勃發展，帶來美的享受同時提高鑒賞品味，有益於人民的身心健康，極大地豐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人活著不能只為了麵包」。
第三，資本家和人民共利共贏，只有資本家賺取更高的利潤，人民才能獲得更高的工資。資本家和人民各盡所能建立起彼此相互依託和合作的關系。把人民和資本家對立起來的人，就是人民的敵人；把資本家和人民對立起來的人，就是資本家的敵人！
卡內基先生所代表的資本家們，在資本主義面臨困境之時挺身而出，承擔起歷史的重任，為美國人民指明了前進方向，堅決和歐洲改走社會主義的修正路線劃清界限，體現了當時世界和美國發展的時代精神，顯示了資本主義科學理論的強大力量，為資本家和美國人民在即將到來的二十世紀繼續團結奮斗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最後，讓我們再來重溫一下老一輩資本家們對美國人民的諄諄訓誡：
資本家是美國特色資本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資本家的領導是實現人民物質富裕和精神充實的根本保證，堅持資本家的領導是堅持和發展美國特色資本主義道路的關鍵，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美國特色資本主義道路！
❼ 美國的歷史和傳統
要了解美國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此消彼長，不得不從美國的歷史說起。美國最早的移民，都是歐洲移民過來的虔誠清教徒，自由主義的開國精神是內含在基督教傳統之中的。羅伯特•貝拉在其名著《心靈的習性》裡面分析說，在美國的歷史傳統裡面，有深厚的基督教和共和主義傳統，美國的個人主義是以這兩種傳統為自身基礎的：「古典共和主義提出了為公共利益盡心盡力的積極公民形象，宗教改革的基督精神，以清教主義與教派主義的形式，倡導以個人的自願參與為基礎的政府觀念。然而，以上兩種傳統都把個人的自主性置於道德與宗教責任的背景之下。」 個人主義與基督教的內在結合，使得美國直到1950年代，一直是一個在道德價值上非常保守的國家。所謂的保守，實際上是一種以基督教為背景的個人主義，或者崇尚個人價值的基督教主義：既尊重個人的道德自主性，同時個人又對家庭、社群、國家和上帝負有責任。美國是一個有著共同宗教背景和價值觀的文化大熔爐，新的移民不管你來自什麼樣的文化背景，都要融入這個以基督教為主流價值的自由社會。
然而，1960年代的文化反叛和種族平權運動，使得美國發生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反叛和種族平權，雖然是兩場相互平行的運功，前者是青年一代對上一代人所奉行的基督教價值的文化反抗，後者是黑人為代表的少數族群爭取社會經濟權利的平等，但二者在精神目標上卻有著內在的默契和聯系：解構以基督教為核心的社會主流價值，為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打開決堤的閘門。《白宮中的上帝》作者哈切森這樣寫道：「60年代文化反叛造成的根本變化之一，乃是新教主流派與美國社會的主流利益之間互相支持的關系，變成了一種憤怒的敵對關系。……面臨激增的多元化和在公眾生活中明顯缺乏以宗教為基礎的價值觀，猶太－基督教傳統受到明顯的侵蝕，隨之造成了公共道德的衰退。這一衰退正是美國基督教中日益發展的福音派潮流主要關心的事情」。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時代重心，戰後的美國，如果說1950年代的重心在意識形態冷戰，1960－1970年代在種族平權的話，那麼，1980年代以後的社會焦點，就逐漸轉移向宗教、道德和文化價值的分歧。由於美國的早期移民具有基督教的共同背景，而二戰以後的新移民大量來自非基督教民族，美國成為了一個文化多元主義與基督教福音主義同時並存的國家，因而在文化價值上似乎也分裂成了兩個美國：一個是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的美國，它存在於學院和媒體，在地域上主要分布於東西海岸，另一個是基督教福音主義的美國，它紮根於美國的草根社會，占據了南方和中部這些腹部地區。近年來，圍繞著墮胎、同性戀等問題的大爭論，正是兩個美國之間的文化較量，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小布希與克里較量的「勝負手」所在。
一方面是文化激進主義乃至虛無主義的波濤洶涌，以及多元文化傳統提出的「差異的政治」和「承認的政治」，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福音主義的強烈反彈，夾在中間的自由主義真是左右為難，苦於應付。作為建制化的自由主義，本來作為「公民的宗教」，本來在文化價值上與基督教個人主義並不沖突，而且後者還是自由主義的倫理基礎之一，然而，如今被文化激進主義一沖擊，自由主義就陷入了價值上的尷尬境地：正如甘陽所分析的：「以羅爾斯為代表的美國自由主義近年來可以說一直在辯護兩個多少有點矛盾的立場。即第一他們要維護美國的新政自由主義傳統，從而論證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合理根據；但第二他們作為對六十年代種族、性別、文化問題上所謂『文化多元化』的支持者，則強烈論證國家不能幹預道德宗教文化領域。」（《政治哲人施特勞斯：古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的復興》）。
已故的哈佛名教授羅爾斯作為美國自由主義的一代理論宗師，在《正義論》裡面做的前一項工作：論證國家要在經濟領域實行合理的干預，實現「公平的正義」；而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重點論證的是後一項工作：在一個價值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會中，如何達成關於正義的「重疊共識」？作為建制化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一方面要回應後現代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的挑戰，將價值的諸神時代作為一個合理的事實予以確認，另一方面又要應對基督教傳統和文化保守主義的批評，避免滑落到價值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為社會整合找到一個共識的基礎。羅爾斯在自由主義思想史上做出了一個重大的調整：將自由主義從一個整全性的倫理政治學說，改變為僅僅是一種政治社會的組織原則。自由主義首先將善(good)與正當(right)這兩種不同的價值區別開來，對於什麼是好、什麼是善，什麼是人性、什麼是美好的人生這些倫理價值問題，自由主義沒有任何特定的立場。自由主義只是堅信：人是有理性的，他能夠為自己決定什麼是最好的價值，只有自主選擇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因而，各種互相沖突的宗教、道德和哲學，從它們各自的價值立場來說都是可理解的、合理的、可證成的。自由主義對它們保持完全的價值中立。不過，對於什麼是正當、什麼是正義這些政治價值問題，自由主義容不得半點的價值相對主義，它堅信「正當優先於善」，不管你在信仰的私人領域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或者什麼也不相信，在政治的公共領域，必須遵從由憲法的核心觀念和程序規定的公共理性，遵從普遍的正義原則。而這一普遍的正義，是各種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學通過公共討論和對話，反復的「反思平衡」最終達成的「重疊共識」。
羅爾斯雖然是一個學院派知識分子，但他所論證的政治哲學，正是當代美國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公平的正義」乃是從羅斯福新政到六十年代種族平權法的合法性論證，而政治自由主義則是多元文化時代解決公共認同問題的自由派綱領。在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以克里為代表的民主黨自由派人士，正是按照這一思路來回應同性戀、墮胎等辣手的價值沖突問題。然而，這次克里的敗選，表面上是民主黨的政治失敗，從深層來說，乃暴露了政治自由主義深刻的理論困境。
自由主義放棄了自己特定的整全性學說，退而成為社會政治層面的組織原則，本來期望收到雙刃劍的效果：以價值中立主義回應多元文化，以正義的「重疊共識」整合社會，與文化虛無主義劃清界限。但是，從這幾年美國國會、總統大選中，保守主義屢屢得勝、自由主義連續失敗之中可以看到，在道德價值這一當今時代焦點問題上，政治自由主義顯得蒼白無力，交不出一張令選民滿意的答卷。為了使正義原則在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中能夠獲得最廣泛的認同，政治自由主義不惜放棄自己的整全性，將價值問題擱置起來，把它驅逐到私人領域。然而，從前門被公共事務驅逐的東西，又從後門溜回來了，不僅回來，而且成為公共領域各方輿論矚目的主角。
以當今爭得一塌糊塗的墮胎和同性戀問題來說，按照政治自由主義的邏輯，這些都屬於私人的價值偏好，屬於個人的懷孕意向或性取向，與公共領域的正義問題無涉。不過，自由派人士忽略了，在這個政府權力空前擴張的時代裡面，過去屬於宗教或道德管制的私人事務，如今統統變成了由法律和政治來管理的公共事務：墮胎是否合法？幾個月大的胎兒享有不可剝奪的生命權？同性戀可以合法化嗎？他們（她們）是否享有與異性戀同等的合法婚姻權利？――這一系列高度分歧的社會文化問題，保守主義的回答十分乾脆，而政治自由主義則像克里在大選中的回答一樣，含含糊糊，莫棱兩可。文化價值不僅是個人的取向，也同時是公共事務，任何個人的價值選擇都離不開公共的價值標准，政治自由主義的善與正當二分的基本預設，雖然在理論上可以成立，但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卻處處碰壁，文化沖突的本質就是政治，政治背後也是文化的分歧，所謂的「文化政治」是也。
當然，羅爾斯早就預見到私人的價值（善）與公共正義（正當）之間並非那樣井水不犯河水，他所論證的政治自由主義，設定了一條核心的基本原則：「正當優先於善」。也就是說，當自己的宗教、道德或哲學學說與社會正義原則發生沖突的時候，普遍的正義相對於特殊的善，擁有無可爭辯的優先性。然而，問題在於,「正當優先於善」，只是自由主義的特殊信念，而不是社會普遍的規范認同，不要說各種宗教學說堅信信仰的絕對優先性，社會的正當性只可能來自宗教價值上的善，而且連社群主義、施特勞斯的古典政治哲學等各種保守主義，都反對抽離善的價值觀念來預設正當的優先性。「正當優先於善」這條政治自由主義的第一原理，在一個價值多元的自由主義社會裡面，它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甚至是不可通約的分歧性。當今美國社會的主要分歧，幾乎都發生在文化道德領域。那些善與善之間的價值沖突，以「是否正當」的政治方式體現出來，而且無法用法律或政治的普遍正義原則來裁定它們。
政治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來自各種宗教、道德或哲學學說的重疊共識，然而，由於價值上的分歧，有些可以通過理性的合理對話形成重疊共識，有些則不可通約，難以形成共識，比如同性戀問題、墮胎問題就是這樣，越是涉及到世界觀的核心價值，就越是難以找到共通點。羅爾斯之所以認為在不同信仰的人群中間，能夠形成「重疊共識」，乃是有一個「政治人」的預設：相信每個人都是理性的，有可能按照公共理性來進行公共對話，以「正當優先於善」的方式進行價值選擇。然而，即使美國這個有著兩百多年立憲民主歷史的國家，由於多數人依然是基督教徒，凡是涉及到文化政治的諸多社會問題，他們更多地不是從法律的程序正當性，而是從上帝那裡尋求選擇的答案。薛涌在書中分析說，美國是一個基督教立國的國家，但後來的歷史發展使得宗教一分為二，一個是理性宗教，相信政教分離，他們大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精英，基本上是一批投票給克里的自由派，主要分布在東西海岸的大都市裡，特別是新英格蘭地區。另一個是情感宗教，其信徒大多是一些投票給小布希的基督教福音主義者，他們雲集在南部和中部地區，生活在半封閉的小城鎮里，每個周末要上教堂，向上帝祈禱。
兩個美國，兩種宗教。克里所抓住的只是理性化的美國，這個美國相信羅爾斯，相信「正當優先於善」。就像很多中國人以為紐約、波士頓、洛杉磯就是美國一樣，他們也以為理性化的自由主義代表了美國精神。殊不知還有另外一個美國，另外一種美國精神。那就是小布希所依靠的美國，基督教福音主義所代表的情感宗教精神。這些生活在鄉下的傳統「楊基佬」，平時是沉默的大多數，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這些全國性大報上，看不到他們的蹤影，聽不見他們的聲音。但是他們確確實實在地存在，每當選舉年的時候，這些相信信仰高於一切、善優先於正當的虔誠教徒們，就成為了左右白宮的力量。這次決定布希和克里最後命運的俄亥俄州，雖然經濟衰退，但多數選民最終還是選了布希。他們所作的選擇，不是功利自由主義的「經濟人」選擇，也不是政治自由主義的「政治人」選擇，而是虔誠地相信上帝、相信信仰高於一切的「宗教人」選擇。正如一位俄亥俄州選民所說：「這四年我收入少了三分之一，但我不會責怪布希。工作來了又去，但信仰卻是永恆的」。
在文化道德問題上，政治自由主義的價值中立政策，實際結果是對文化激進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的寬容。自由主義對它們的步步退讓，使得後者不斷挑戰政治和法律的底線：先是自由墮胎，然後是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大麻合法化？自由克隆後代？…這些在政治自由主義看來屬於個人自由選擇的非公共性問題，已經或者即將成為公共問題的焦點。難道生活倫理真的僅僅是私人事務？難道在什麼是美好的生活、什麼是有價值的人生這些問題上，真的什麼都行？文化激進主義者當然會這樣認為，自由主義者雖然內心不贊成，但礙於價值中立主義的原則，只能保持寬容，就像克里對待切尼副總統的女兒同性戀的態度一樣，有著過多的曖昧。
當文化激進主義步步緊逼，而自由主義只能對此保持綏靖政策的時候，就產生了保守主義的強烈反彈，保守主義在精英層中，表現為施特勞斯的古典貴族政治哲學對羅爾斯主流自由主義的挑戰，在民間草根階層，則是基督教福音主義的再度崛起。這兩股勢力，一個是強烈置疑從自由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保守主義思潮，另一個是訴諸信仰和情感的宗教大眾，它們正是小布希政府的理論基礎和社會基礎。
這些保守主義的力量，本來是一盤散沙，分散在學院的邊緣和民間的草根，不要說沒有建制化，連組織化都談不上。然而，小布希政府上台以後，以白宮為中心，保守主義終於獲得了建制化的機會。特別是9•11以後，小布希以反恐戰爭為借口，為美國製造了一個外部的敵人――自由制度和基督教文明的敵人，並且大打新「政治正確」的愛國主義牌，試圖以保守的基督教價值觀，重新將上帝召喚回世俗社會，整合美國的道德基礎和價值基礎。
去年，亨廷頓發表了他的新書《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此書已由新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譯本），這位美國學院保守主義權威人物將「文明沖突」的視線從國際社會外部轉向了美國社會內部。在他看來，美國的國家認同，過去有四個組成部分：民族（不列顛民族）、種族（白人）、文化（基督新教）和政治（美國憲法），經過一個多世紀中歐、南歐、東歐移民、拉丁美洲移民和亞洲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多元主義的沖擊，如今只剩下一個東西：共同的政治信念。這也是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立論的基本事實基礎。不過，在亨廷頓看來，僅僅靠政治信念立國是非常危險的，當初的羅馬帝國、蘇聯帝國就是因為缺乏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而靠國家意識形態的粘合力維持整合，最好這些帝國無一例外，通通崩潰解體。為美國之未來憂心忡忡的亨廷頓大聲疾呼：要堅決抵制國家認同中的文化多元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堅定地捍衛盎格魯－基督新教文化在美國社會中的核心地位，這一由「五月花號」船帶來的原初定居者的文化，正是美國國家的立國之本。顯然，亨廷頓這本書提出的觀點，為白宮的基督教復興作了理論上的背書。
一方面是文化激進主義的咄咄逼人，另一方面是保守主義的強大復興，自由主義何去何從？相信價值中立的自由派何去何從？這次民主黨的敗選，不僅是克里個人的失敗，而且是其背後的政治自由主義理論的重大挫折。自由主義所預設的「正當優先於善」只能是一半美國人的公共理性，無法整合另一半美國人，因而在如今沖突最激烈的道德價值問題上，自由主義顯得左右為難，拿不出一個讓多數人服氣的方案，這正是政治自由主義的現實困境所在。
在政治社會經濟權利的公平安排上，自由主義基本實現了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學學說之間的重疊共識，但是在更核心的道德價值問題上，因為各自有各自對善的理解，重疊共識何其之難！政治自由主義的重疊共識，其背後的價值基礎是比較單薄的，雖然它有其道德基礎：對人的尊重和對不同信仰的尊重，但當不同的信仰發生沖突時，中立的自由主義就很難像解決分配公正一樣，給予弱勢者以適當的補償。善的失落、美好生活的喪失，是無法用任何其它的物質或精神方式所能補償的。
理性的美國，情感的美國。這是兩個美國，也是同一個美國，分別體現了美國精神的兩個側面。這是美國有活力之處，也是麻煩之處。搞得好，理性與信仰、精英與草根，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動和平衡的互補；搞得不好，沖突頻頻，威脅國家的社會道德整合。自由主義如今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整合另一個美國，另一個信仰的美國、基督教的美國；是如何回應文化道德價值問題，不再是用消極的辦法，用括弧將善的問題擱置起來，將之放逐到私人領域，而是積極地面對價值的分歧，重新將之置於公共領域予以對話和討論，尋找自由民主生活最一般的倫理基礎和價值底線。
馬克斯•韋伯當年指出現代性就是「祛除魅力」的過程，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祛魅」的產物，是世俗化時代的公共宗教。它相信隨著世俗化的發展，人會越來越告別傳統的宗教、信念和情感，成為「理性人」，這也是自由主義對自由民主秩序理性王國樂觀其成的緣由所在。然而，自由主義忘記了韋伯當年對「祛魅」以後「價值諸神」沖突的憂慮，世俗化越是深入，神聖、超越這些價值之物不僅沒有退出歷史舞台，反而以更尖銳的方式表現出來。自由只能提供給人選擇的可能，民主賦予人以平等的尊嚴，但它們並不能因此給人的生活帶來意義，告訴你美好的價值何在。而只有有價值、有意義的生活，才是完美的人生。然而，現代性的世俗化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摧毀了人的內心世界和社會道德生活的完整性，使得價值危機在民主化以後格外地凸現出來。9•11事件所觸動的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間「世俗社會最深處的一根宗教神經」，（哈貝馬斯語） 而布希、克里之爭所反映的，正是在一個多元文化的民族國家內部同樣的問題：世俗社會的「價值諸神」沖突。
2004年美國總統的選舉，預示著美國的自由主義不得不面臨新的突破，在實踐層面期待著一位像羅斯福、肯尼迪一樣能夠改變美國歷史的偉大總統，在理論層面則期盼著一位自洛克、康德、羅爾斯以後有能力開創自由主義新生命的一代大師。不過，這一切都可望不可即，或許幾年，或許幾十年，將是下一代人看到的故事。
❽ 美國政權的本質是什麼
三權分立，權利制衡。
三權分立
立法：議會參眾兩院
司法：最高法院
行政：總統
這三方面互相監督，互相獨立，是徹底的三權分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