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形成北宋歷史狀況的原因是什麼
北宋從宋太祖時實行的一系列加強君權的措施導致了積貧積弱的狀況
B. 簡述中國歷史怪圈的形成,原因和過程
中國古代的王朝循環曾引起很多人的研究興趣,為什麼自秦漢以後,中國歷史便輪回往
返,一次次治亂反復而幾無窮已?史家的解釋是多種多樣的,有人說來源於中國的大一
統文化傳統、文化上缺乏彈性;有人說是因為外族的武力威脅,「游牧民—定居者」的
生存競爭一次次使中國王朝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有人說這乃肇於中國傳統的等級制統
治模式,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經常性沖突使每一代王朝都不可能長治久安。無疑,
所有的說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釋部分甚至很多事實,但本文則側重於經濟角度,從經
濟層面看,王朝的循環又該如何解釋?本文想要強調的是:每一王朝在其後期形成的強
大既得利益階層給國家稅收帶來的巨額損失,在掏空了國家的公共財政的同時也摧毀了
王朝的統治大廈。這一既得利益階層與國家公共財政之間的緊張,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
本問題,其影響極其深遠。
1、自耕農遞減律與公共財政的短缺循環
從經濟上來找原因,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認為中
國古代王朝循環、帝國走不出由盛到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乃在於經濟管理的循環,
「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 100年後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種種困難」(斯塔夫里阿諾斯,
P294),而公共財政的崩潰,又直接導致帝國的滅亡。
歷史在歷史學家的筆下,是輕滑而明快的,一兩句提綱契領、富於概括的話語,就
把一個又一個王朝的興衰成敗,盡數羅入了其中。但歷史作為一種過程,卻絕沒有這般
從容平淡,歡樂和幸福是怎麼產生的,悲傷和苦痛又是如何生長的,牽涉到具體而微的
人和事,一切過往煙雲都將浸透著迷茫和不確定,尤其對於今天站在與往日不同時間維
度觀察著歷史的人,聯系古與今、中與外,我們因觀察歷史所引出的聯想,就特別地有
一些不輕松。帝國的循環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歷史如何詭譎地而不動聲色地將前朝後世
一起串聯?而過去又能給未來提供什麼樣的可能性?我們應該好好對歷史發問。
王朝的循環、帝國的衰落,一般而言是一種綜合性的結果,政治、經濟、文化等等
全面凋零,統治秩序就將難以為繼。但任何文明畢竟都是建築在物質上,王朝的循環因
此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顯著表現為一種經濟過程。但這種經濟過程又和一種文明的
政治、文化和社會過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間互為因果,經濟過程里有社會政治
機理作用的存在,而隨社會政治機理生發的某種經濟過程,反過來又會強化某種政治機
理,並產生某種社會結果。
還是從公共財政的匱乏說起,這是每個王朝到其晚期之後的必發之症。而公共財政
為什麼會發生短缺?把自然的因素排除在外,我們先來看一看因人為因素所造成的一些
景象。檢索一下歷代王朝在其晚期經濟上所出現的征侯,不難發現,以下幾點是共通的
:
稅收大量短缺。每個王朝在其建立之初,都曾有過一段時間的安寧和繁榮,如漢朝
有「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唐朝有「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
世」,宋明兩代也曾有過休養生息、政治清明、國家財政充裕、人民生活安康的和諧局
面。但好景不般都不長久,每一朝代在前幾任皇帝之後,由於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和商
業法律,稅收無論是提取量還是在其現有制度維護上,都開始遇到許多困難,以至到王
朝後期,都面臨開支超過稅收的困難局面。
自耕農劇減。中國歷代王朝更換的基本動力,是農民起義。農民起義所呼喚的平均
地權思想,對每一代王朝都有震撼力,也因為此,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過打倒
原有大地產擁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夠按照人口來平
均。平均土地的結果,是在國家形成自耕農階層,這一階層占據著農民的大多數。然
而,這同樣是暫時的,隨著休養生息階段的過去,賦稅增加,自耕農逐漸承擔不起生存
的壓力,不得不將自己的土地讓給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這一過程通常時間都不
長,到帝國後期,慢慢就形成佃農和農奴占據著農民的多數、而自耕農逐漸淪為少數的
境地。
土地嚴重集中。平均地權只是每一王朝初始時的景觀,由於缺乏相應的商業和貨幣
體系作支撐和法律的制度性約束,帝國的財富總是按照馬太律窮者越窮、富者越富,而
在農業社會中,財富的主要標志就是土地佔有量,那些與政治權力相勾結的大地主,在
經歷幾代皇帝之後,一般很快就通過對自耕農的高利貨盤剝而積累起大量的地產,相
反,自耕農階層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賦稅和無法償還的高利貨的雙重壓迫下,逐漸失去自
己的土地主權而成為大地主的附庸,乃至到帝國後期,國家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占人口絕
對少數的土地主所瓜分。
以上三點實際上是遞近關聯的,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自耕農減少,而自耕農減少必然
導致稅收不暢和公共財政匱乏。在三者之間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自耕農的減少,翻一翻二
千年帝制史,不難發現,自耕農遞減業已成為伴隨歷代王朝由盛轉衰過程的鐵律。自耕
農遞減為什麼必然導致王朝的稅收財政短缺?這與傳統中國是農業社會的經濟現實有
關。農業社會政府和人民的主要經濟來源,只能是土地,而農業社會的人口多數,則為
農民。正常情況下,王朝的稅收是由農民所負擔,假如土地不曾集中、自耕農占據農民
的主要,帝國的稅收一般不會發生大的短缺,特別是在政府實行人頭稅制度的情況下,
國家通常能夠保持收支平衡。但這其實往往只是「理想類型」,由於沒有實現「數目字
管理」,帝國的稅收一方面不通暢、難以保證所有的稅收都能落實,另一方面也難以對
與政治權力有糾葛的土地權貴進行管理,尤其是自耕農不堪遙役重負、喪失地權、土地
集中時,散布各地、自給自足、各成整體的農業經濟,在大地主的庇護下,經常會使政
府的稅收制度失靈,即使採用按土地田畝征稅的方式(如唐朝的「均田制」一度所做的
那樣),亦無法阻擋這種趨勢。
在傳統中國社會,自耕農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小,事實上已成為衡量社會經濟生活運
轉是否良好的一個試金石。但自耕農遞減律卻毫不例外地貫徹了每一王朝的盛衰成敗,
原因在哪裡呢?這當然與傳統中國社會農業經濟的單一化(缺乏商業和市場機制)密切
關聯,也與政治體制缺乏彈性有關。應當說並不是每一代君王都昏聵無能,相反我們發
現,不少最高統治者都看到了存在於中國社會中的基本問題,而且歷代王朝都有皇帝曾
致力於予以解決,但囿於農業社會的政治經濟現實,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毫不例外歸於了
失敗。與自耕農遞減速律和公共財政短缺循環相對應,我們在統治者身上也觀察到一種
國家治理模式的循環,那就是每一代王朝在其開始時都曾花大力氣著手舒解土地問題,
力圖土地平均,防止土地集中,大力保持自耕農在人口結構中的主體位置。最為顯眼的
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帝國的大廈剛剛建起,如後來的毛澤東大打「地、富、反、壞、
右」一樣,洪武皇帝即「連興大獄,打擊官僚、縉紳、地方等高級人士,從朝廷內的高
級官員直到民間的殷實富戶,株連極廣。據有的歷史學家估計,因之喪生者有逾十萬。
沒收了案犯的家產並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國以來大批的移民屯田開荒,就使
全國成了一個以自耕農為基礎的農業社會。」(黃仁宇,P150)不僅如此,為防止當時
全國仍保有700畝以上地產的14341戶地主家產不致無限擴大,朱元璋則給他們加之以很
多額外的服役義務,「這種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進稅的原則分派,即家室愈是殷
富,其負擔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驛站所需的馬匹、船轎和飲食,完全出自大戶供給,
一年中的供應量又沒有限額,旅行的官員越多,他們的負擔也越重。」(黃仁宇,
151)也因為這樣的土地政策,每一代王朝在其初始,自耕農都占據著全國人口的大多
數,帝國的稅收也因為人口和土地的增長而有一時的充實。
盡管幾乎每一代王朝在其開始都曾對土地平均和保持自耕農數目作出過努力,但後
來的結果,卻仍然是土地集中、自耕農銳減速、公共財政缺失,如此不斷循環。這正是
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說的「三種社會體制」中的按社會等級排序的社會所表現出
來的典型特徵,政治經濟體制的缺乏開放性,使一種表面上看起來有利於國有利於民的
經濟政策,也維持不能長久。仍以明朝為例,雖然明太祖朱元璋一時落實了土地問題,
但後來情況又如何呢,仍不可避免落入了歷史的循環。所以盡管在明帝國岌岌可危時出
了一個大清官海瑞,但黃仁宇卻非常精當地指出來了:海瑞想恢復先祖遺訓的努力命中
註定是一個悲劇,他所不能領會的是,帝國的這一套經濟政治系統從其發端就有問題。
明初之時的土地政策之所以能夠維持,完全是靠洪武皇帝的個人魅力,而魅力的喪失也
將意味這種經濟安排的失效。但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去世後,你叫後世的皇帝們到哪裡去
尋找類於開國皇帝的權威呢?他們的權力只是來自傳統,而傳統型統治理所當然意味著
對往日時事的臣服,其中包括對制定和解釋這些傳統的具體的人的臣服。皇帝的威權因
此已不具有絕對性,先王的老臣、現世的官僚集團,都有可能對上發難。當後世皇帝們
的統治合法性大為減弱的時候,維系在魅力型統治上的經濟安排,因此再無繼續有效維
護的可能。
在一個以土地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封閉性農業社會,國家的安寧和穩定密切依賴於土
地平均,只有這樣才能維持一支強大的自耕農隊伍,國家的稅收才能有所依靠。但等級
制的政治體制(這是農業社會的悖論:要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統治,只能採用等級制)
又註定不能將平均地權的經濟安排貫徹始終。在稅收銳減、國家公共財政空虛的情況下
帝國將面臨什麼樣的結局?歷史學家早有有結論:維系著帝國統治的兩大力量——官僚
體系和軍隊,將因為缺乏財政上的支撐而無法維持,帝國因此首先從自身體制上瓦解;
而內部不堪忍受剝削的農民在則也聯合起來,為自身生存而舉起義旗,這時往往又有外
族趁王朝內部的動亂而以武力來犯。在內憂外患夾擊下,帝國只好分崩離析。
2、另一種私有化,另一種結局
自耕農數目下降導致每一王朝在其後期都面臨財政上的困難,但公共財政的匱缺並
不表示國家財富總量的減少,相反我們倒還可以發現出另外的事實,比如唐朝,雖然其
統治者並未象明朝一樣嚴格地平均地權,而是在不剝奪大家族所佔土地的現狀下,通過
其他途徑開辟新土地並贈予自由農民,這種「均田制」措施曾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
產的增長,同時增加了國家稅收,也加強了唐初時的統治。但每一王朝在其建立上百年
後都無可倖免支大於收、財政上捉襟見肘,即使在國家財富總量增加的情況下也是如
此。是誰使得自耕農銳減並掏空了帝國的公共財政?
問題出在歷代王朝的土地私有上。
我們一直習慣於認為,中國社會向來不存在私有制問題,上下五千年,各個朝代都
在壓制著私有化。如果說這是與近現代西歐明確產權制度的一種對照,也不能說這種說
法全無道理,與受法律保護權利和稅收義務制約的私有產權制度,在中國從未有效生
長。但若以「全豹」來否決「一斑」、認為中國社會只有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無度控制而
無私人對財產的大量佔有,這卻與歷史曾有過的現實不符。中國古代大地主和豪強的土
地兼並,事實上也是製造了一種土地上的私有。雖然這種私有並沒有近現代意義上的嚴
格法律保障,但土地擁有者的地契和通過與統治者共謀而獲得的政治權力,一般都使土
地私有的狀況能夠保持下去,避免政治權力的侵擾。但中國以往社會存在的問題,也正
在這里。土地在大地主和豪強那裡的集中並且私有,若有健全的財政稅收制度保證擁有
大地產者亦交納相應的稅銀,則土地私有尚不致對國家和社會造成大的危害,然而,傳
統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所在,正是產權擁有者所亨權利與應盡義務的極端不平
衡,一方面,帝國的統治不是建立在技術上,類於黃仁宇先生所說的「高層機構」和
「低層機構」,向為中國社會所缺乏,帝國的稅收因此只能大而化之,無法精確定量,
這使大地產擁有者有了逃稅的可乘之機;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大地產擁有者一般
都是特權的享有者,傳統中國社會的統治,本身就建築於官僚階級與地方鄉紳豪強的合
作,大地主利用其對政府的影響力,可以有效免去大量本來要交的稅務。套用現代一點
的話來說,傳統中國社會里的大地產擁有者作為既得利益階層,才真正亨有著「輕瑤薄
賦」,這種財產佔有權與應盡義務的分離,導致了公共財政的匱乏,也成為中國歷史王
朝興衰榮落的基本成因。
土地事實上的私有,必然的結果,是政治權力施用於土地佔有,進一步加強土地私
有的強度。在土地作為社會的主要財富的背景下,政治資源的施用所能謀取的經濟利
益,最多最頻繁的當然只會是土地。土地的集中造就一批既得利益階層,這個階層的慣
常模式,就是官僚+地產。它與傳統中國社會的家庭和家族觀念有很大關聯。隋唐以後
所實行的科舉制度,表面上看是在中國社會創造了「機會均等」,為貧家子弟進入士紳
階層打開了方便之門,實則不然,一句「三代出一個貴族」的習語道破了科舉入仕的秘
密:沒有足夠的財力作為多年學習和准備的根基,甭提參加科舉考試、就是讀書向學的
可能性也不會存在。所以能夠中舉的,大多必有家庭和家族的財力在背後作著支撐,而
中舉入弟,政治權力則自然向經濟權力的方向迴流,為家庭和家族的財富與地位躍升提
供便利。官僚和地產因此這樣結合在一起。這雖然沒有囊括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相勾結
的所有類型,但卻最明顯、明通俗、最普遍的一類,各朝情況都大略如此。仍以明朝為
例,明朝的官員退休以後,告老還張即成為鄉紳,但按政府規定,仍享有著與在位時相
近的各種政治經濟優待(在這方面我們又一次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驚人相似),這本身
就意味著他們在佔有社會財富上比之一般人站在了更高的位勢,還不僅如此,他們還以
鄉誼、年誼、姻誼等等作為紐帶,與其他直接和不直接掌握政治權力的權貴者保持著千
絲萬縷聯系,因是之故,將既得政治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對他們來說就極其自然和順
當,比如曾作過文淵閣大學士的徐階,退休回南直隸之後,家庭成員多達幾千,通過放
高利貸等各種手段所佔有的地產,據說便有40萬畝。(黃仁宇,P146)權和錢自古相
通。明朝的官員通過截留「火耗」,收取「常例」,一般都能積累起一定的資產,這些
資產或可直接用來購買土地,或可通過放高利貸豪奪土地。官員有位在職時積累金錢財
富,退休後將金錢轉化為土地成為土地貴族,之如此類在各朝各代皆為常識。一代王朝
開國時打倒一批鄉紳豪強,但「野火吹不盡,春風吹又生」,經過新一輪政治權力的重
構,經濟資源在王朝建立幾十年後亦將重新依舊安排。明朝到萬曆年間,一個新的土地
貴族便早就已產生了,「當年送達御前以備乙覽的14000多家富戶,已經為新的富戶所
代替。這些新興的富戶,絕大多數屬於官僚、士紳或在學生員而得以享受『優免』,不
再承擔『役』的責任。政府中的吏員,也越來越多地獲得了上下其手的機會。因為全國
的現金和實物不是總收集發,財政制度無從以嚴密的會計制度加以考察,從罅隙中漏出
來的錢物就落於這些人的手裡。」(黃仁於P153)
類似的現象和過程,在各代都能發現。再如唐朝,唐朝開國時實行「均田制」,但
實際上一開始的「均田」就不徹底,對前朝形成的擁有巨大的、自給自足的、免稅的地
方家族大地產,並沒有予以剝奪,而是開辟其他途徑如開墾戰爭期間被荒廢的土地的方
式公給農民以土地,而且國家稅收是由廣大小農所承擔,擁有政治權力的大地主則不需
要交稅。最後一個王朝清朝更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即是一個生動的寫
照。
至此我們看到,在歷代王朝後期,圍繞賦稅全體臣民實際上分成了兩類:一類是掌
握政治經濟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即土地貴族,他們不必交稅或少交稅,並且通過高利貸
等方式對農民進行盤剝;另一類是農民(自耕農、佃農、農奴),他們在承擔政府的稅
務的同時,還承受著土地貴族的剝削。貧和富的這樣分野,已經告訴人們帝國的財富究
竟流入了何處,並且社會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分化。這種分化實際上提示了階級分析在
傳統中國社會的現實針對性。人口居於少數的既得利益者和人口居於絕對多數的受剝削
者的存在,又會產生何種社會後果?
經濟問題歸根到底是利益問題。利益問題主要又在於兩方面:一是生產,即財富的
創造;一是分配,即財富的使用。這兩方面相互支配,其中之一發生故障,都會對另一
者產生負面影響,而且常常會產生一定的社會後果。排他性既得利益階層的出現、利益
分配上的不公(不等於不平均),恰恰是引發社會危機的導火索,當然,如果此時在財
富的生產上有所突破,盡管分配不公、但即使是貧弱者亦能享有一湯羹時,就如唐朝一
度所做的那樣,社會危機也許也有一時緩解的可能。但在一定的時間內,土地資源畢竟
是有限度的,一方的多得必然要以另一方的多失作為前提。而從遙遠的古代至20世紀上
半葉,傳統中國社會的絕大部分經濟和財政來源,都來自土地,一般小民的經濟來源,
也非常單一,失去了土地就只能依附於人,再無其他獲取生活資料的機會。貧和富的對
立因此並不僅僅表現為財富佔有量多寡的對立,而更多表現為謀取財富機會有無的對
立,單純的貧富不均在一般情況下還並不是最緊要的問題,但在貧富不均的同時假如致
富的機會亦不均等,弱勢都實際上已被逼入了無路可走、無希望可覓的艱難境地,起可
反抗「為富不仁」便順其自然。傳統中國社會也因之呈現出動亂循環。
C.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朝代,每次造成朝代變遷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縱觀我國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這悠久的歷史長河之中,經歷過了不少王朝,但卻鮮有朝代能夠存在超過三百年。當然了,此處我們所指的朝代指的是二十五史范圍之內的朝代。而其中周朝、漢朝和宋朝雖說超過了三百年,但是其實也都分成了兩個朝代。按照這么算,我國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超過了三百年,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三、鼎盛期、衰敗期
在發展期所打下的基礎之上,國家會慢慢進入鼎盛的階段,而在這個時候皇帝通常有兩種做法。一是對外征戰以開辟疆土,二是享樂縱欲忘乎所以。第一種只要不要過度消耗國力,還是值得認可的。但這第二種則往往會導致國家的滅亡。王朝一旦進入衰敗期,君主都會想方設法進行改革、修復等,使王朝進入中興的時期。比如,漢朝、宋朝和周朝都在遷都之後繼續發展了一段時間。
D. 飛地形成的歷史原因是什麼
飛地,一種特殊的人文地理現象,指隸屬於某一行政區管轄但不與本區毗連的土地。版通俗地講,如果某權一行政主體擁有一塊飛地,那麼它無法取道自己的行政區域到達該地,只能「飛」過其他行政主體的屬地,才能到達自己的飛地。
飛地的概念產生於中世紀,術語第一次出現於1526年簽定的馬德里條約的文件上。飛地的歷史成因相當復雜,具有邊緣地帶的某些特徵:政府控制力相對薄弱,行政管理鬆弛且成本較高;社會經濟相對落後,文化多樣性色彩比較濃郁。
E. 國家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它的出現是人類歷史的進步還是倒退急!!
國家產生的根本原因是:戰俘的使用。「戰爭」從生命起源開始,它就已經起源,比如:兩個同株病毒,感染同一個活細胞,發生的「干擾」,病毒相互干擾時的抑制和對抗,是生命起源時「戰爭的萌芽態」……。 戰爭一直伴隨著從生命起源到人類的起源,在國家誕生之前,戰爭中的成年男性戰俘,是沒有生存權的,皆是全數屠殺,只有婦女和兒童能夠逃過這一劫難,人類在歷史上的這一野蠻行為,直到800多年前的成傑思汗軍事擴張時代,都還存在,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發現,戰俘,可以利用——利用戰俘為部落的生存服務,戰俘獲得了生存權,人類社會首批奴隸誕生,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人權運動,是人類社會的進步,是人類歷史的進步,第一批奴隸,盡管他們是奴隸,他們是心甘情願的,因為他們或得了生存權,所謂:「好死不如賴活著」可能就從這時開始的,有奴隸的存在就有對奴隸的管理,國家萌芽和起源。如果說,第一批奴隸,他們是心甘情願的,但是第二代奴隸和第三代奴隸呢?他們會甘心嗎?於是反抗運動開始了,有反抗就有鎮壓,有反抗就有監獄,「監獄」國家起源之標志,「監獄」國家機器的重要機構之一,《山海經·大荒西經》「有軒轅之台,射者不敢向西射,畏軒轅之台。」「台」監獄之原始形態,即,將人捆在樹幹上或木樁上,奴隸的起源,剝削制度同時起源,奴隸制國家起源,之後,奴隸制剝削制度發展到對本部落貧民的剝削。
F. 歷史:漢族是如何形成的
所謂中華民族或者華族者,在古代是專指漢族的。漢人血統基本上屬於亞洲蒙古利亞人,而影響漢人血統的主要是四大民族:古漢人,即秦漢時代漢人,屬漢藏語系漢語語族;韃靼人,主要包括匈奴人、蒙古人,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當然,關於匈奴人的語言問題,很多人還有不同的看法;東胡,主要有鮮卑人、契丹人、女真人屬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古越人可能有馬來亞語系,也可能有漢藏語系。從相貌、體質上看,古漢人方臉,面貌中正;韃靼人圓臉,面龐較大、粗放;東胡人長臉或瓜子臉,前額大,鰓及下巴較窄,小眼;古越人膚色稍黑,眼球突出,體毛少。所以今天漢人相貌千變萬化,有人博眾家之長,俊美;有人集眾家之短,醜陋。
此外,漢人血統中還有大量的同屬漢藏語系的羌、氐、黨項血統,有部分不知源頭的白人血統(1019537兄認為古漢人中的白種成分源自在亞歐草原上游牧的伊朗--印度種雅利安人,在此表示感謝),以及部分突厥血統,極少量黑人血統。
不妨從上古時代開始,大約在4500年前,黃河流域出現了兩支比較發達,人口眾多的文明,一支是居住在黃河下游的九黎部,是漢藏語系,語族不詳,首領蚩尤;一支是黃河中游的諸夏部,屬於漢藏語系漢語語族,首領炎帝。九黎部善於製造和使用金屬武器,民風剽悍。而黃河中游一帶由於自然條件適宜,土地豐沃,農耕業發達,民風文弱。兩大部族勢均力敵,時常發生戰爭沖突。
黃帝部是諸夏的一支,屬於漢藏語系漢語語族,居住在西北,生存環境相對惡劣,造就了他們尚武的民風。他們不服炎帝的旗號,由黃帝率領南下,擊敗了炎帝,成為諸夏部的首領。因為炎黃部族本屬於同一族系,故而並沒有像同一時期的民族征服一樣產生滅絕性的屠殺,而是實現了真正的融合。黃帝得勢後,在部族內部實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內部的聯合和整頓,擴大部族首領的權力,安定農業生產,擴張軍備,使諸夏部族得到了很大發展,形成了今天所謂的"華夏"先民。化,就是華美、華麗的意思,夏,是廣大的意思。"華夏"可以理解為穿著華麗衣服,住在廣闊大地上的人。
黃帝整頓華夏以後,開始與九黎部發生沖突。九黎雖然不如華夏發達,但他們擁有先進的金屬武器,連續九次與黃帝大戰。黃帝卻從這些戰斗中總結出一些用兵的法則,最終一舉擊敗九黎,殺死蚩尤。迫使黎人南遷,從此,夏族人周圍便不在有強勁的,威脅民族生存的對手,贏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夏人將四周落後的民族和地區稱為蠻、夷、狄、戎。蠻、夷、狄、戎不是指某一個民族,而是生活在華夏族周圍的相對落後的民族們的統稱。
蠻,有南遷的漢語族即華夏系諸族,也有黎人南遷的一部,是後來楚人和苗瑤彝侗人的先族。夷,有東遷的漢語族即華夏系諸族,也有黎人留守故鄉的一部。狄,一部可能是韃靼人的祖先,也有一部分白人,可能是突厥人的祖先。戎,有諸夏留守故鄉的一部,可能也有一支閃米特人或者閃米特與土著黃人的混血後代,也有可能是與突厥先祖同源的一支白人或混血部族。
對四周落後民族,夏人採取了相對寬松政策,不是一味屠殺或武力征服,而是將夏人分封到各處做國君,實行"華君夷民"政策。約4000~4200年前,夏人基本上取得了黃河流域的統治地位,並擴張到長江流域。此時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大禹治水,大禹不僅治理的水害,而且將夏人的統治區域劃分成為了九個行政區,即"九州"。夏人開始與周遍民族融合。大禹與其子啟建立了夏朝。
夏朝對中原地區的統治持續了500年左右,直到公元前16世紀,生活在東方的華夏族的一個分支,也可能是夏人與黎人的混血後代的商人推翻了夏人,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殷商。從此中國社會進入了繁榮的青銅器時代。商人的統治維持了500多年,這500多年間中國社會的文明程度飛速提升,發展了比較成熟的漢語族的文字系統,同時農業、手工業、商業、藝術有了長足發,軍事上開始大量使用馬拉戰車。東方的黎人在與夏人對峙融合的1000年中一直處於下風,在不斷的反省與學習中他們的民族習性發生了質的飛躍。但被打散的黎人無法憑借一個分枝與整個夏人集團對抗,他數百年後,這些黎人便與夏人融合了,融合奠定了中國社會文化的基礎,為後來漢民族的形成創造了各種有利的條件。
夏人與黎人之間對峙從上古開始,到公元前10世紀左右,持續了1500年或更久遠。這兩大民族的對峙非常獨特,具有鮮明的東方色彩。雖然也有戰爭爆發,但雙方總體上卻能和睦相處,誰的科技和文化先進,誰就占據最富饒的黃河中游地區。失敗利承認成功者的統治地位,成功者也沒有殘酷地迫害失敗者;文化上雙方互相學習、互相促進,最終形成了民族、文化上的徹底融合。 周人居住在現在中國陝西一帶,其國君是夏人。但國民血統未能考證,可能是夏人一支,也可能是夏人與狄戎的混血,但語言無疑是漢語族。由於地理上的原因,周人有可能間接甚至直接受到西亞文明的影響。他們大概是中國最早接觸並使用鐵器的部族,3000年前,他們雖然在人口與文化上落後於商,但軍事技術處於領先地位。於是在公元前10世紀,周人以反對暴政為名,入侵中原地區。他們以4萬5千精銳部隊擊敗了數倍甚至數十倍於自己的商軍,一舉攻克商首都朝歌,滅亡了商朝,建立周朝。
周延續並發揚了商的文化,文字和書寫系統更加完善,鐵器得到廣泛應用,周的疆域擴張到了長江以南。在周的周邊,有南方的楚蠻和西、北面的狄戎,同時,在四川盆地,古蜀人建立了國家。
楚蠻臣服於周人,楚人是諸夏和黎人混血後代的另一支,和商人相比他們沒有什麼顯著的進步,他們十分尚武。周天子分封夏人的後代做了楚蠻國君,開始對他們實行教化、統治,並開發長江流域。事實證明這是非常有成效的舉措,雖然剛開始楚君的爵位僅僅是"子",但楚人在楚君的領導下不斷擴張並與周人融合,漸漸建立了一個幾乎可以與整個中國北方抗衡的國家,還稱了王,試圖和周天子平起平坐。
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諸侯國,其中最大最長久的是中山國,中山人是白人,族源不可考,以釀酒著稱。大部分狄戎部仍游離與周朝之外,不斷侵凌,周後期漸漸形成匈奴。
因為地理關系,古蜀國與周朝聯系不緊密。周朝後期,一些諸侯國實力越來越強大,周王室名存實亡。諸侯國之間不斷地兼並、融合,楚人漸漸周化,古蜀被秦滅,中山也被滅,狄戎不斷南侵,一部分與周人融合。漢人的雛形乍現。公元前3世紀,秦統一了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國家,統一了文字、度量衡、貨幣,疆土擴張到了珠江流域。不久秦便被漢取代,古漢人正式形成。古漢人主要有夏人與黎人融合而成,還古蜀人和部分狄戎,其中,狄戎既有黃人也有白人,黃人部族與韃靼的祖先同源,白人部族不可考。
漢人的周邊,北方有匈奴;東北有東胡;西北有白人,其中大部分與突厥同源,小部分是波斯人;南方有越人;西南有苗、彝等蠻族,苗人是黎人最後的後裔。
匈奴人屬韃靼,阿爾泰語系,基本上與漢人同時形成,稍早於漢人,並與漢人展開了數百年的對峙。匈奴游牧為生,居住環境惡劣,尚武,掌握先進的騎兵戰術,雖然文明程度遠不如漢人,卻足以同漢人對抗。西北的白人基本上不沒有與漢人發生融合,但也有一小部分習漢俗,歸漢化。苗、彝等西南民族比較封閉。漢人擴張到珠江流域以後,與當地土著融合,融合過程十分漫長。
漢擊敗匈奴,匈奴一部西遷,一部留守降漢。漢朝滅亡後,中國進入了大分裂大動盪時代,北方野蠻民族大規模入侵中原,而南方的漢人進一步開發珠江流域,原珠江流域的土著被漢人同化。漢族進入了第二個大融合時期。這一時期大約有100萬匈奴人,50萬鮮卑人和其他各北方民族共計200萬以上人口被漢人同化,而南方漢人同化的越人則難以統計。至公元7世紀漢人實現了第二次大統一,民族大融合基本完成。漢族的血統基本上與現代相同。
這一時期融入漢人的民族中,以韃靼人為主,其次是東胡人和羌氐,以及少數突厥人。至於越人,難以數記。少數民族大約有300萬至400萬融入漢人,血統可能占當今漢人血統10%。唐代是一個非常開明且具有包容性的朝代,唐代擊敗了突厥,使其被迫西遷,小部繼續被漢人同化。唐代還出現了來自非洲或印度的黑人"昆侖奴",是漢人血統中具有了一丁點黑人血統,值得一提。
至宋代,韃靼人和東胡人重新在北方崛起,契丹、女真、蒙古一步步深入中國內部直至完全滅亡中國。契丹人和黨項人一部融入蒙古,一部融入漢。蒙古退回漠北後,漢人已經和現在沒有什麼差別了。
G. 在歷史上是怎麼形成的
按照馬克思理論,是歷史是客觀的,人只是起推動作用,換個人也不一定能改變歷史方向
H. 造成「歷史的悲劇」的原因是什麼
歷史的悲劇主要源於以下幾點,或者說,這些是永恆的悲劇。
個人的情感一定會屈從於歷史的規律。
歷史的規律會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擾。
I. 什麼是歷史的形成
從以前的事件到現在為止,我們所熟知的古代事情,就是歷史的形成。希望對你有所幫助,嘻嘻。
J. 歐洲歷史和中國歷史之間有什麼不同,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歷史圈子有極端人士這樣總結,說歐洲史就是世界史。而中國歷史一直在重復著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的權力游戲,是一個與世界隔離的文明。而再看看歐洲史,從亞歷山大遠征印度,到十字軍東征,奧斯帝國的建立。中間還穿插著蒙古大軍的入侵,阿拉伯文明的崛起,匈奴勢力的擴張。到了後來,歐洲還搞起了黑奴貿易,到了近代,還有海外殖民地的建立以及八國聯軍進中國……可以說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和歐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到了近現代以來,歐洲啟蒙思想以及工業運動又引領了世界,他們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其實無論歐洲歷史也好,中國歷史也罷,都已經是過去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沒必要人為地分一個高低貴賤。我們只要從這些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來為我們今後的發展做打算就可以了。即使歷史上那些事情都是假的,又有什麼關系呢?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我們不需要專心鑽研歷史的真實性,我們僅僅從這些故事中,讓自己理性起來,擺脫狹隘和單調,就可以了。歷史不是用來吹噓的,是用來思考問題的,但今天有幾個人願意靜下心來思考歷史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