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質勘探歷史多久

A. 中國地質勘探神秘事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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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國地質科學院勘探技術研究所的歷史沿革

1957年4月，經地質部批准，中國第一個探礦工程專業科研機構——地質部勘探技術研究所宣告成立，任子翔任所長，全所共有職工65人。1960年1月7日中華人們共和國國務院向任子翔頒發了有周恩來總理簽章的任命書。1959年，勘探所遷至地質部地質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地科院）東專業館一樓，黨的組織關系仍在地質部機關黨委，建立了中共勘探所黨支部。原技術經濟研究室改名為岩石破碎新方法室，從事岩石破碎新方法的研究。
1960年9月，部領導決定，將勘探所和探礦司下屬機械設計室合並，組成地質部勘探技術研究設計院，鄭文才、白慶培任副院長。勘探技術研究設計院成立後，黨的組織關系在地質部機關黨委。7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勘探所、設計院都被捲入那場十年浩動之中。相繼出現了混亂局面，黨政工作處於癱瘓狀態，科研工作中斷，勘探技術研究設計工作遭受慘重損失。地質部決定勘探所於1966年上半年遷至周口店的計劃，也因此落空。
1968年8月，解放軍軍宣隊、工宣隊一起進駐設計院（1970年5月，對設計院實行軍管）；9月，對地科院實行軍管。1969年11月，設計院大部分職工,按上級指示，在軍宣隊、工宣隊安排下，以參加農村「斗、批、改」的形式到河北省張家口地區康保縣農村接受再教育至1970年5月。
1969年勘探所革委會成立，仲立玉同志任革委會副主任。4月勘探所被下放到江西省峽江縣水邊公社坑西生產隊地質部「五七」幹校。
1969年10月，上級確定將勘探所檔案、資料、圖書等裝箱運至湖北宜昌市地科院地質礦產研究所存放。由於當時氣氛緊張，時限短，包裝、托運倉促，加上保管不當，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1970年2月19日，中國計委地質局以「（70）地軍代第26號」文，關於科研單位戰備內遷問題批復地科院。文中明確寫著：「勘探所及地質所絕對年齡組遷往湖北宜昌；地質所（不包含絕對年齡組）與礦床所並為一個所與力學所一道遷往陝西藍田。情報所與院部的搬遷應視藍田基建的進度而定。暫時留京少量人員和設備，在任務完成後亦應視情況組織調整搬遷。」
正當勘探所搬遷宜昌的准備工作完成，整裝待發之時，國家計委地質局（71）計地科第31號文又令改遷陝西藍田縣薛家村。與此同時，國家計委地質局軍代表約見時在江西「五七」幹校的鄭文才同志，責成其在陝西藍田縣薛家村以原勘探所和設計院的人員為主組建探礦工程研究機構。
1973年4月，中共勘探所黨委會成立，鄭文才同志任黨委書記，金兆來、閻新年同志任黨委副書記。1975年10月，渭南地區革委會與地科院協商後，國家計委地質局批准鄭文才同志兼任革委會主任，金兆來、閻新年同志兼任革委會副主任。
1974年5月後，由於遠離上級領導機關，在藍田駐地無法開展工作，科研工作決策舉步艱難，所的指揮中心自覺不自覺的逐漸轉回北京，大家擠在地科院東專業館一樓勘探所僅有的幾間辦公室內工作。此後，特別是1976年9月後，勘探試驗站便成了勘探所指揮中心所在地。
1977年12月21日，地科院（77）地科黨第183號文「關於改變院及所屬各所（館）長職稱的通知」中明確規定：「將現任地科院革委會主任、副主任及院屬所（館）革委會主任、副主任，分別改稱為院長、副院長，所（館）長、副所（館）長。」從此，「文化大革命」的產物——革委會在勘探所即行消失，革委會主任、副主任即分別改稱所長、副所長。
1978年4月22日，國家地質總局地辦（1978）320號文通知，決定將勘探方法與勘察手段方面的科研單位——勘探所（包括周口店勘探試驗站）、物探所、原西南所七室、150工程組等，隸屬地質部勘察技術研究設計院領導。從此，勘探所脫離地科院。
1980年，地質部按照「黨要善於領導科學技術工作，科學技術業務工作應放手讓所長、副所長分工去做」的精神，對勘探所領導班子作了調整。地質部地黨（1980）681號文，任命鄭文才為黨委書記（司局級）；任命王德茂、耿瑞倫、張揚才、曾德鵬、鄒知華為副所長（副司局級）。這次調整班子，將王德茂、耿瑞倫、曾德鵬、鄒知華4位有實踐經驗，學術造詣較高的技術幹部提到所領導崗位上，在勘探所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1981年7月，廊坊新所址基建任務中的主要工程已經完成，具備了開展科研、工作、生活的條件。
1984年6月，地質部探礦工程裝備工業公司工計基（1984）14號文批復，同意勘探所建造綜合樓、實驗室，面積3900M2。第一期建設任務完成後，在100畝地的范圍內，建成科研生產和生活兩大區，基建總面積29224M2。從此使科研、生產、生活等方面的設施具有了相當規模。
1985年，地礦部又決定將鑽探機械研究室、選礦設備研究室、試驗工廠劃歸地礦部經濟研究中心（其前身為地質部勘察技術研究設計院），從1985年8月31日，正式脫離勘探所。是年，地礦部批准勘探試驗站更命為「地質礦產部探礦工程研究所」。
1986年3月24日，國家科委發布「關於科研單位分類的暫行規定」，規定中的第二條指出：凡主要從事技術開發工作（含試驗發展、設計與試制、推廣示範與技術服務及小批量單件常規生產）和可在渴望取得實用價值的應用研究工作的單位屬技術開發型。按此，勘探所被定為「技術開發型單位」。
1990年8月22日，國家科委、財政部、國家稅務局「關於技術開發型科研單位性質的通知」中特別對技術開發型科研單位實現事業費減撥到位後的性質進一步予以明確。
1999年7月，中國地質科學院重組，研究所劃歸重組後的中國地質科學院領導。
2000年4月，所領導班子調整，甘行平任所長、黨委書記，張金昌、劉三意分別任副所長。
2001年11月，根據國科發政字[2001]428號《關於對水利部等四部門所屬98個科研機構分類改革總體方案的批復》精神，地科院正式確定為全國公益類科研機構分類改革首批啟動單位，我所為5個整體轉為科技企業的單位之一。

C. 中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的歷史簡述

吳鳳鳴

( 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專業委員會顧問)

一、我國古代學者的地質調查

中國區域地質調查，最早應首推明代地學家徐宏祖 ( 1587 ～ 1641) 以驚人的毅力，主要靠步行，在我國西南地區分屬湘、桂、黔、滇一帶進行了地質調查，特別是對岩溶( 喀斯特) 地貌、溫泉等做了系統調查研究，撰成我國古代地理名著 《徐霞客游記》，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科學遺產，並為我國岩洞學奠定了基礎，被世界學壇譽為喀斯特學、岩洞學重要文獻; 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科學遺產，並為我國岩洞學奠定了基礎。

二、外國地質學家來華的考察及其報告的借鑒

運用近代地學方法在中國進行地質考察，發端於外國人，1840 年鴉片戰爭後，各列強紛紛派地學人員以各種不同方式來華進行地質考察，其中影響最大的，有:

( 1) 英國金斯米爾 ( 1837 ～1910) ，1861 年來華，曾到過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等地，懂礦物學和漢學，1868 年在南京、鎮江考察; 1887 年應山東巡撫的聘請，做過大運河北段的測量工作，因而對我國黃土做過調查與研究，力主水成說，反對風成說。回國後，於 1888 年 12 月 23 日在倫敦地質學會作過 「中國之地質」專題報告，有一定影響。

( 2) 法國植物學家戴維 ( 1826 ～ 1900) ，於 1862 年來華，主要旅行於內地，到過西藏東部以及蒙古地區，採集了大量的動物、植物、礦物標本，全部贈送給巴黎博物館，發表過 《中國的旅行》及 《蒙古的旅行》。

( 3) 英國達維德 ( David，J. P. Armand，1826 ～ 1900) ，1926 年來華，主要活動地區是西藏東部和蒙古地區，採集大量動植物化石標本，其中有一些是新種新屬，有一定研究價值，全部贈與博物館收藏，著有 《中國之行》( 1866 ～1897) 和 《蒙古之行》;

( 4) 美國的地質學家龐培利 ( 1837 ～ 1923) ，1863 年來華，1865 年返美，1866 年發表在華的地質考察報告 《1863 ～1865 年在中國內蒙古與日本之地質研究》; 在考察中，他發現我國東部沿海山脈走向呈 NNE—SSW，從山體結構上看，這是一種極獨特的現象，他從 「黃陵背斜」概念得到啟發，把這個構造線命名為震旦線，也稱為 「震旦上升系」，創用了中國地質構造學上一個專用術語，影響深遠 ( 詳見吳鳳鳴 《1840 ～1911 年外國地質學家在中國的調查與研究》; 《1911 ～1949 年來華的外國地質學家》， 《中國科技史料》，第 13 卷，第 2 期，1992; 及第 11 卷，第 3 期，1990 年) 。

( 5) 德國的李希霍芬 ( 1833 ～ 1905) ，他 1868 年再次來華，精心設計了 7 條考察路線遍及我國 18 個省 ( 區) ，從 1872 年回國，到 1882 年，共出版 5 卷集 《中國》，是一部我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宏著，另有兩卷圖冊。他把 「震旦」一詞引入中國地層系統，建立了 「震旦系」，「五台系」對中國古老地層研究，影響深遠 ( 參見吳鳳鳴: 《一個德國人筆下的中國地質》，《地質勘查導報》，2005 年 10 月 11 日) 。

( 6) 美國地質學家維理士 ( 1857 ～ 1949) ，1903 ～ 1904 年在華進行地質考察，於1907 ～ 1913 年發表 《在中國的研究》 兩卷三冊，對中國構造地質學以及地層劃分，影響深遠。

( 7) 奧匈帝國時代的地質學家洛川，1877 ～ 1880 年在華進行地質考察，1893 ～ 1899年發表 《施欣尼亞洲東部科學考察報告》，共三卷 ( 參見吳鳳鳴: 《中國早期地質學史研究的特點》，《第 7 屆國際科學史會議論文集》，2006 年) 。

( 8) 俄國地理學家、蘇聯地質學家奧布魯契夫 ( 1863 ～ 1956) ，從 1892 年開始曾 4次來華，對我國東北西北地區地質研究頗有影響，發表有 《從恰克圖到伊寧》、 《祁連山山脈概要》、《中亞，中國北部及中國祁連山》等 ( 參見吳鳳鳴: 《蘇聯著名地質學家奧布魯契夫院士》，《科學通報》，1956 年，第 7 期) 。

( 9) 瑞典地理、地質學家斯文·赫定 ( 1865 ～ 1952) ，從 1885 ～ 1930 年曾 5 次來華進行地理地質考察，其中主持 「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遍及我國西北西藏、新疆地區，發表有 《穿過亞洲》( 1893 ～1897) 、《西藏》( 1898) 、《橫越喜馬拉雅山，在西藏的發現和探險》( 1909) 兩卷集，《探險家的自傳》( 1925) ，《越過戈壁沙漠》( 1931) ，《絲綢之路》( 1938) ; 1901 年偶然機會，發現了沉睡已久的樓蘭古城遺址，挖掘出漢魏晉木簡殘片、錢幣、東方絲綢殘片、西方毛織物殘片、中亞希臘化的藝術風格的木雕殘片等 ( 參見吳鳳鳴: 《創業·開拓·貢獻》，《中國礦業報》，2007 年 2 月 1 日) 。

( 10) 德國地理學家斯坦因 ( 1862 ～ 1943) ，於 1900、1906 年來西北進行考察，1912年發表 《中亞及中國西部探險記》，《沙埋和田廢墟記》。

( 11) 日本人有小川琢治、橫山又次郎、小藤文次郎，其中有

1) 石井八萬次郎，三次來華在沿長江、漢水進行地質考察

第一次 於 1912 年，在大冶、宜昌、三峽地區;

第二次 於 1913 ～1914 年在漢口、岳州、長沙以及資江流域;

第三次 於 1915 年在應城、鄂皖邊界地區;

1910 年發表考察報告 《楚蜀之山形地質說》。

2) 野田勢次郎於 1912 年來華，是以東京地學協會名義，主要在華南地區進行地質考察，考察報告於 1917 年發表，題目是 《支那地學調查報告》共兩卷，主要內容包括: 三峽地區和湖北東南部 ( 大冶、陽新地區) 兩大地層系統; 對調查區域火成岩劃分為花崗岩、花崗斑岩兩大類; 把湖北劃分為 5 個構造區，即鄂北區、宜昌區、鄂西區、鄂中區和鄂東區，分別闡述各區的地質構造特徵。1920 年編製成 《南支那地質圖》。

( 12) 另外，相繼還有 10 個 「科學考察團」組團集體來華進行地質礦產考察。

1) 1866 ～ 1868 年法國儒伯爾特越南考察團，進入中國;

2) 1877 ～ 1880 年匈牙利施欣尼科學考察團;

3) 1892 年俄國波塔林率領的 「蒙古和中國考察團」;

4) 1893 年羅勃羅夫斯基 「中亞考察隊」;

5) 1895 年法國組織 「中國經濟考察團」;

6) 1899 年俄國普熱瓦爾斯基中亞科學考察團;

7) 1899 ～ 1901 年蒙古 － 西藏考察團;

8) 1900 年中亞和中國西部考察隊 ( 斯坦因) ;

9) 1921 ～ 1935 年 美 國 自 然 歷 史 博 物 館 中 亞 考 察 團 ( Conteral Asiatie Epedetion ofAmerrican Musem Nature History) ，由於條約不平等，遭到中國學界的反對，僅在蒙古地區進行考察;

10) 1923 ～ 1935 年中瑞聯合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 (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瑞方團長為斯文·赫定 ( A. Sven Hedin，1865 ～1952) ，中方團長是袁復禮院士，考察成果，在瑞典出版 「Report Sino-Rwedish Expedition」，在 80 年代就出版 50 余卷，關於考察團成就已有專題研究。

( 13) 幾所重點大學聘請來華的地質學家:

1) 北京大學於 1917 ～ 1918 年聘請美國地質學家亞當斯 ( G. Adams) 講授地質學、礦物學、礦床學等，1917 年捐贈簿裝書 160 卷，紙裝書 200 卷，1920 年又增歷史文學方面書 1045 卷; 1920 年聘請美國地質學家葛利普 ( A. W . Grabao，1870 ～1946) 擔任系主任，講授古生物學和地層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古生物學人才;

2) 北洋大學聘請美籍德瑞克 ( N. E. Druke) 除教學外，還在 《地學雜志》 上發表《論地質學之構成與地表之變動》;

3) 1935 年中央大學聘請匈牙利地質學家貝克 ( H. Backes) ，擔任大的構造學和沉積學教授，並去四川進行地質考察;

4) 山西大學 聘請 瑞 典 紐 魯 姆 ( E. T. Nystrom ) ， 東 南大學 聘請 瑞 士 學 者 巴 勒 加( A. Parejas) ，廣州大學聘請耶克爾 ( O. Jacke) 等。

有關外國人來華進行地質考察，筆者已在 1990 年 《中國科技史料》有專文發表，這里就不再重述。

三、我國學者開創中國地質調查工作

我國地質事業雖說起步較晚，但是，開創地質事業的我國地質學家，卻都是來自西方國家的名牌大學著名地質學家培訓的，他們都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地質實踐經驗，「名師出高徒」，因而他們為早期中國地質調查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 1) 清代末，最早留學美國的鄺榮光 ( 1863 ～ 1965) 1872 年赴美，在拉法葉學院學習地質礦業，1881 年召回，回國後，在開平煤礦、林城煤礦總工程師，招遠、寧海金礦等會辦，山西同寶煤礦公司總經理，直隸省礦政調查局總勘礦師，最早在河北省境內，進行過地質調查，取得可喜的成果。於 1910 年在中國地學會主編的 《地學雜志》上發表《直隸地質圖》( 1∶ 250 萬) ，《直隸礦產圖》，《直隸石層古跡》，是我國第一張古生物圖版( 參見吳鳳鳴: 《中國古生物、地層研究早期史料》，《地層》雜志，1985 年，第 1 期) 。

( 2) 吳仰曾 ( 1862 ～ 1939) 倫敦皇家礦冶學院畢業，他本也是於 1881 年被召回的120 位幼童之一，1886 年被李鴻章重新派往英國，1895 年畢業回國，是這批留學生中唯一完成學業的幸運者，回國後，曾在開平煤礦、熱河銀礦，1895 年派往南京附近煤礦、銅礦進行地質工作，1897 年又被派往浙江進行地質礦產勘查，在奉命於湖北勘查大冶銀礦時，力求採用先進新技術，提出: 依線道形勢開深 30 丈以下，必有銀礦可采，取得良好成效，提倡用西法冶煉，即用始化煉銀法，提高了效力。

他在以上礦區歷任總工程師、礦物局局長等要職，顯示出他已具有現代地質冶煉理論知識，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

其他還有鄺炳光 ( 1863 ～ ?) ，等等。

( 3) 魯迅、顧琅 1898 ～1809 年在南京路礦學堂學習地質時，曾在附近煤礦進行實習過，搜集一些五顏六色的岩石和礦物，保存在魯迅博物館 ( 參見吳鳳鳴: 《介紹魯迅的三篇地質學論著》，《地質學史論叢 ( 一) 》，1986 年及 《關於顧琅及其地質礦產著作評述》，《中國科技史料》，1984 年，第 4 期) 。

( 4) 我國地質事業創建人之一章鴻釗 ( 1877 ～1951) 於 1909 年進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地質科學習，授業於知名的小藤文次郎和橫山又次郎。1910 年為撰寫畢業論文，利用假期搜集資料，在杭州富陽、臨安、於潛、天目山一帶進行地質考察與研究，撰成畢業論文 《浙江杭屬一帶地質》，原文為英文手抄本，現存東京理科大學，全文 145頁，附有地形圖、岩石顯微照片、古生物圖版，其中地層剖面圖和構造剖面，線條精細准確，主題明顯，十分自然美觀。我國著名地質學家黃汲清院士存有復制本，並高度評價說: 「可作為我國早期區域地質調查與研究的範本」( 參見吳鳳鳴: 《中國地質事業的開拓者———章鴻釗》，《中國科技史料》，第 15 卷，第 1 期; 《章鴻釗傳》， 《中國現代科學家傳》，第 3 卷，1994 年) 。

( 5) 我國地質事業創建人之一、「多維」學者丁文江 ( 1887 ～ 1936) ，1906 年考入英國劍橋大學，1908 年轉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地質學 ( 主科) ，1911 年畢業返國，在海防登陸，乘滇越路火車入雲南到昆明，取道滇黔湘驛道，過馬龍、沾益、平彝，入貴州境，經過亦資孔、毛兒河、郎岱、安順，到達貴陽。從貴陽經龍里、貴定、清平、黃平、施秉、抵鎮遠。沿途用指南針測草圖，用氣壓表測高程，進行了他第一次邊遠地區的地質考察，獲得岩石標本、圖片以及化石標本等。

1913 年他主持中國第一個培訓地質人才的學校———地質研究所時，特別重視野外實習，倡議每周必去野外實習一次，作為必修課，由當時教員章鴻釗、翁文灝、丁文江等帶領對北京西山及其周圍地區，進行了地質考察，在教員指導下，集體測得 1∶ 10 萬份地質圖，並撰成著名的 《北京西山地質志》，成為早期北京第一部區域地質志。

同年，他與德國人梭爾格 ( F. Solger ) 、王錫賓赴太行山地區及沿正太路進行地質考察，沿途填繪地質圖，進行了系統的地質工作，後來編寫成 《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報告》。

1914 年，經農商部批准再去雲南東部作地質考察，以一年的時間，遍及滇東、滇北各地，重點調查了個舊的錫礦和東川的銅礦。測得 《個舊縣地質圖》、 《個舊附近地質總圖》、《個舊錫礦區地質概要圖》; 發表 《雲南東川銅礦》專文，撰成 《改良東川礦政意見書》; 兩渡金沙江，調查研究了四川會寧、會理一帶的地質礦產。眾所周知，滇川黔三省交界地區，地形復雜，自然條件惡劣，十分艱苦，每天 「以管窺天，以錐指地」，採集了大量化石和標本，繪制各類地圖。同時，對西南地區地層也做了深入研究，認為雲南曲靖的妙高山層，是我國當時能稱得上志留系的唯一地層，此行成果糾正了法國戴普拉德錯誤論斷，為建立滇東地層系統奠定了基礎。1922 年向第 13 屆國際地質大會提交了 《滇東的構造地質學》論文，文中列舉出龍爪山脈、揚子弧之紅色高原、魯南山脈、揚子江之變質雜岩、東川侵蝕平原、牛欄江之褶皺山脈、宣威高原、東經 104°以東之交界山脈、羅平高原等 9 個構造單位，均論其構造特點。

1928 年，受鐵道部之委託和廣西政府的邀請踏勘川廣鐵路線，探查廣西礦產，其范圍甚廣，包括中部和北部，重點考察南丹河池錫礦及遷江一帶煤田，特注重地質構造和地層系統的調查與研究。他主編的 《徐霞客游記》出版及其實際考察，被譽為 20 世紀的徐霞客。

1929 年，有地質調查所組織力量，再度進行西南地區的地質考察，由丁文江任總指揮，力量強勁，其中有黃汲清、趙亞曾、李春昱、曾世英、譚錫疇、王曰倫等。

考察人員從北京出發到重慶，經桐梓至遵義西行，再往東至貴陽，經都勻、獨山，入廣西南丹，經平丹返貴陽。這次地質考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他三次邊陲考察的最後一次，更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地質考察。

就在這次考察途中，年輕地質學家趙亞曾 ( 1898 ～1929) 於 1929 年 11 月 15 日在昭通縣佛德盛客棧，不幸遇匪殉難，他深感悲痛，見 《挽趙予仁》七律四首:

「三十書成已等身，

趙生才調更無倫。

如何燕市千斤骨，

化作天南萬里塵」。

這次考察的目的、內容和成果，在 1929 年 8 月 3 日給胡適信中有所闡述，信中說:「我這次到西南去，抱了幾個志願。第一是把廣西和雲南的工作連接上———我去年在廣西，頗有重要發現，……這種發現，把從前在雲南的觀察也證明了一大部分。把各種問題完全解決，非到兩省交界的貴州去不可，欽渝鐵道是打通川粵交通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解決西南經濟問題的唯一方法。……我認為唯一的路是在貴州。……鐵路只上一半的高山，大定、黔西有有價值的煤田，……乘此把欽渝路線根本解決了，把西南的交通和經濟做一個具體方案……」( 參見吳鳳鳴: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地學先驅》，《中國礦業報》，2000 年6 月3 日) 。

( 關於丁文江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一場 「科學與玄學」論戰，作為科學派主將的事跡，筆者另有專文發表) 。

1913 ～ 1916 年地質研究所教學過程中，十分重視野外的地質考察，由老師帶領下，3年中 21 ～22 位學員，分別走遍了大江南北，進行了地質考察，獲得大量地質資料，1916年，在大量考察報告和畢業論文的基礎上，由章鴻釗、翁文灝兩位老師主編成 《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於1916 年中華書局出版。這是我國第一批自己培養的地質學家進行地質調查的成果，第一本區域地質調查報告，凸顯出我國地質事業開創時期的水平。

全書共 6 章:

第一章 運用圖表反映考察與研究的范圍;

第二章 地層系統: 從太古界 ( 宇) 、元古界 ( 宇) ，寒武紀，到第三紀 ( 古、新近紀) 、第四紀;

第三章 火成岩，論述各類火成岩及其時代;

第四章 構造，主要以煤田構造為主;

第五章 礦產，以煤和鐵礦為主，在結論中特別論及金屬成礦理論，凸顯出主編者的高水平;

第六章 結論，南北地層概述，各時代地史變遷，中國礦產與地質的關系。

文前附有兩位主編的序言，闡述了學員們 3 年間勤奮學習和艱苦的野外實習的歷程;《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是由 90 余份各地地質調查報告選編而成，是全體師生 3 年間野外地質調查的結晶。

參與地質實習的學員有: 王竹泉、謝家榮、葉良輔、譚錫疇、李學清、周贊衡、朱庭祜、李捷、徐韋曼、徐淵摩、劉季辰、盧祖蔭、趙志新、仝步瀛、唐在勤、馬秉驛、劉世才、趙汝鈞。其中有 11 ～13 人分配到地質調查所，從而充實了調查所的力量，調查所才得以有計劃地開展了全國性的地質調查工作，到新中國成立的 1949 年，33 ～36 年間，我國地質調查事業，取得了令人稱贊的豐碩成果 ( 詳見吳鳳鳴: 《我國地質學家第一部區域地質調查報告——— 〈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地質勘查導報》，2007 年 4 月 5 日) 。

1996 年為慶祝她成立 80 周年，出版了 《地質調查所 ( 1916 ～ 1950) 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貢獻》，這是一部權威性的論著，從書中可以了解到中國地質事業的開創、發展的歷史過程及老一輩地質學家的創業精神。

D. 地下17000米：中國地質勘探神秘事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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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我國地質勘查現狀與成就

一、地質找礦成效顯著

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建設需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地質工作的首要任務是找礦，為礦業迅速崛起服務。廣大地質工作者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歷史性貢獻。大慶油田的發現，使我國甩掉了貧油的帽子。白雲鄂博稀土—鐵礦、攀枝花釩鈦磁鐵礦、德興銅礦等一批大型—超大型礦床的勘查，為我國原材料工業體系的建設奠定了基礎。地質礦產工作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發揮了先行和重要的基礎支撐作用，為建立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提供了資源保障。近年來，尤其是地勘隊伍管理體制改革以來，實行公益性與商業性地質工作分體運行，探索構建地質找礦新機制。國務院批准實施新一輪國土資源大調查，取得重大進展。在西南「三江」、雅魯藏布江等重點成礦區帶形成了一批大型、超大型礦產資源後備勘查基地。海域和陸地新區油氣及新能源調查取得新發現，對全國礦產勘查發揮了重要的引導作用。截至2009年底，我國現已發現171種礦產資源，查明資源儲量的有159種，已探明的礦產資源總量約佔世界的12%，居世界第三位。

國土資源大調查以來，發現和評價了一批大型、超大型後備勘查基地，對全國礦產勘查發揮了重要的引導作用。通過國土資源大調查的實施，新發現礦產地800餘處，其中大型以上60處。新增一批重要礦產資源量（333+334₁）：鐵礦石20億噸、銅4054萬噸、鉛鋅9518萬噸、錫300萬噸、鎢69萬噸、金1278噸、鉀鹽7124萬噸。

大調查充分發揮在地質找礦中的先導作用，一批重大發現引導社會資金及時跟進。在華北陸塊成礦區形成了100億噸的鐵礦資源遠景區，在岡底斯成礦帶形成了2000萬噸以上的銅礦資源遠景區。勘查了西藏驅龍銅礦、雲南普朗銅礦、遼寧大台溝鐵礦、安徽泥河鐵礦、四川砂西銀鉛鋅礦、新疆羅布泊鉀鹽、遼寧青城子金礦、青海大場金礦等一批具有示範意義的大型超大型礦床，評價了新疆白乾湖鎢錫礦、西藏金達鉛鋅銀礦、湖南騎田嶺錫礦、豫西南鉛鋅銀礦、閩中鉛鋅礦等一批重要資源富集區。

目前，新疆羅布泊鉀鹽已開發形成生產基地，滇西北銅礦和西藏驅龍銅礦也在規劃開發中。新疆伊犁、吐魯番、內蒙古二連等盆地可地浸砂岩型鈾礦有望形成新的能源資源基地。

通過以大調查為先導的礦產勘查工作，深化了對16個重點成礦區帶地質背景、成礦規律認識，確定了新疆祁漫塔格、西天山、西南天山烏拉根、內蒙古二連—東烏旗等10處資源遠景良好的重點找礦工作區，和西藏班公湖—怒江（銅鉛鋅多金屬）、揚子周緣（揚子型鉛鋅礦）、華北陸塊（鞍山式鐵礦）三個新的重點成礦區帶，提出了東北松遼盆地外圍、西北銀額盆地、西南中上揚子盆地和青藏高原羌塘盆地等四大油氣資源新區。

二、基礎地質工作程度明顯提高

基礎地質調查與研究程度明顯提高，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數據，實現了中比例尺陸域區域地質調查全覆蓋，獲取了海量的區域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學數據。地質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為提升對地球的認知和探測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為資源勘查、重大工程建設提供了重要基礎資料。1:25萬區域地質調查（含實測和修測）完成470萬平方千米，為陸域面積的49%，中比例尺區域地質調查實現陸域全覆蓋。1:5萬區域地質調查完成24.2萬平方千米，累計完成204萬平方千米，為陸域面積的21%。

1:100萬區域航磁調查和區域重力調查基本實現我國陸域覆蓋。1:20萬區域重力調查完成106萬平方千米，累計完成400萬平方千米，為可測面積的45%。1:20萬航磁調查完成80萬平方千米，累計完成540萬平方千米，為可測面積的58%。1:50萬區域化探完成33萬平方千米，累計完成135萬平方千米，為可測面積的16%。1:20萬區域化探完成99萬平方千米，累計完成559萬平方千米，為可測面積的74%。1:25萬多目標區域化探完成160萬平方千米，為可測面積的36%。

三、海洋地質調查取得重大突破

成功實施我國天然氣水合物鑽探井，獲取天然氣水合物實物樣品，初步預測我國南海北部陸坡天然氣水合物遠景資源量為185億噸油當量。開展海洋油氣新區調查，在南海北部發現厚度超萬米的新生代沉積地層，東海陸架盆地南部存在侏羅系一白堊系含油氣系統，具有良好油氣勘探前景。1:100萬永暑礁幅、南通幅海洋區域地質調查示範圖幅的完成，為全面開展我國管轄海域區域地質調查奠定基礎。

四、地下水資源勘查評價取得重要進展

完成新一輪全國地下水資源評價和北方主要盆地平原區地下水及其環境問題調查評價，查明全國地下淡水天然補給資源約為每年8840億立方米，地下淡水可開采資源為每年3530億立方米。西部嚴重缺水和地方病地區地下水勘察，解決了1150多萬人飲水難題。鄂爾多斯盆地地下水資源勘查，為國家能源化工基地評價了43處大型、特大型遠景水源地。初步查明西南岩溶石漠化現狀，建立了80多處地下水開發和石漠化綜合治理示範工程。開展長江、黃河、淮河等大江大河流域環境地質調查，為區域經濟規劃、環境保護和建設提供了基礎資料。

五、重點地區地質災害監測預警體系初步建立

地質災害調查、監測與預警工作成效顯著，為預防和減輕地質災害提供了重要基礎。相繼開展了國家級和省級地質災害預報預警工作，初步建立了重點地區地質災害專業監測和群測群防的監測預警體系。

完成了1640個山區丘陵縣（市）地質災害調查，初步摸清了10多萬處地質災害隱患的分布，圈定了防治地質災害的重點區域。在西南山區、西北黃土高原和湘鄂桂等地質災害高發區，開展62個縣16平方千米的1:5萬地質災害調查。建立了群專結合的地質災害監測預警示範區，推進群測群防預警體系的建立和全國汛期地質災害氣象預報的開展，2003～2008年共成功預報地質災害3500起。在長江三角洲地區、華北平原、汾渭地區開展了地面沉降和地裂縫調查，初步建立了專業監測網路。完成全國重要礦山環境調查評估11萬個，初步摸清了礦山環境現狀，為礦山環境治理和土地復墾提供了依據。

六、地質工作服務領域進一步拓展

多目標地球化學調查首次系統地獲得了31個省（區、市）160萬平方千米土地54種元素指標的高精度數據。全面調查了我國土地質量狀況，取得了農田、河流、城市、湖泊濕地、淺海等生態系統的區域生態地球化學評價成果。開展全國土地質量地球化學質量評估，對土地進行地球化學等級劃分，在科學合理施肥、名優特農產品開發、地方病防治、環境保護、礦產資源潛力評價、第四紀基礎地質研究等方面獲得廣泛應用。

城市地質調查系統查明了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杭州等重大城市的地下三維地質結構，獲得了地球物理、地球化學、地面沉降、地下水開采等數據，對地下空間開發地質環境適宜性進行了評價，建立了城市三維可視化的地學信息管理和服務系統，為城市規劃、地下空間利用、工程建設、災害防治等提供了重要支撐。

七、原創性地質科技成果豐碩

地質調查的科技水平不斷提高。共有2個項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6個項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28個項目獲國土資源科學技術一等獎。青藏高原深部地殼結構與構造演化、高原隆升與古氣候變遷等科學問題的研究取得重要進展。中國大陸岩石圈三維結構研究，首次全面系統地劃分了中國岩石圈構造單元，揭示了岩石圈三維結構及演化規律。長興、宜昌等8個「金釘子」剖面獲得世界地層委員會和國際地科聯的批准。以熱河、關嶺生物群為代表的古生物研究進入世界前沿，在Nature和Science發表論文6篇。編制出版了數十種全球、洲際、全國及區域性地質、地球物理、地球化學、礦產、水文地質等系列圖件。區域成礦理論研究、找礦模型研究和成礦體系、深部地質與結構探測、鹽湖地質與鹽湖資源、岩溶與環境地質等領域的研究取得顯著進展。

自主研發了多台套地質調查急需的勘查儀器裝備，成功構建了深部找礦勘查綜合技術體系。集成了一套實用的航空重力勘查系統，自主研製具世界先進水平的航空氦光泵磁力儀，引進集成了實用化高精度機載POS系統，研製了手提式高靈敏度井中X射線熒光儀，攜帶型近紅外光譜儀、輕便普查型幅相儀系統和井中高精度質子磁力儀樣機，全液壓動力頭岩心鑽機，實現了空中—地面—地下立體勘查技術體系。特殊景觀區化探系列方法技術在地質調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淺覆蓋區機動淺鑽—化探方法技術體系成功實現了1:5萬填圖和異常查證工作。突破了航天高光譜—航空高光譜—地面攜帶型近紅外光譜儀—高光譜填圖技術等立體光譜探測重點環節的關鍵技術。遙感異常提取技術體系和干涉雷達地面沉降監測技術體系，成功在全國礦產潛力評價和地面沉降監測中得到應用。地球化學塊體理論、76種元素地球化學填圖技術和深穿透地球化學勘查技術的研究進展，使我國區域化探研究繼續保持世界領先地位。自主研發的鑽具和護孔材料成功地承擔了大陸科學鑽探任務。難選冶銅、金、鐵等礦產資源利用和尾礦二次利用方面取得了顯著效果。

八、地質調查「走出去」初見成效

積極參加國際地科聯、國際原子能機構、國際海底管理局、CCOP等國際或地區性地學組織活動，與美國、加拿大、荷蘭、俄羅斯、印度等26個國家的地調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牽頭組織亞洲地質圖、亞洲水文地質圖、亞洲中部及鄰區等國際合作編圖，開展跨境成礦帶成礦作用與成礦規律對比研究，提出可供境外勘查開發的成礦遠景區建議。建立完善了全球礦產資源資料庫，收集了全球31個國家較完整的地質礦產信息、全球46萬余條礦產地數據、20萬個礦山信息、2000多家礦業公司信息；7000餘條主要礦產的儲量、產量和消費量數據以及境外投資環境和礦業法規等信息；已發布全球12個重要資源國家國別報告，並為國家政府部門、研究機構、省（區、市）地勘局和礦業公司等160餘家單位和部門提供了境外地質礦產部分圖文數據服務。

九、公益性地質資料社會化服務邁出重要步伐

數字化圖文地質資料全文上網累計8000餘種，網上提供數據產品25種，資料數據目錄11萬種。網站訪問量從2006年的2.8萬人次上升到2008年的11.3萬人次，增長近4倍。數據產品訪問量由2006年的4萬人次上升到2008年的30萬人次，增長7.6倍。

2008年接待到館閱者以及電子郵件接待閱者12萬人次，是2001年的18倍。借閱資料份次是2001年的12倍。中央提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大決策後，為重點工程施工設計單位提供報告復印13萬頁，電子圖件復制1500幅，數據量24.8GB。

F. 以資源勘查為核心的世紀年代地質工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地質工作體制、方式基本上是借用了前蘇聯的模式，同時不少人也注意到地質科學、地質工作的特點，在實際工作中不斷地研究，並在實踐中力求遵循。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地質工作在新中國得到了迅速發展，1950 年成立了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開始把全國地質工作納入國家統一領導、統一計劃的軌道。為了加強對全國地質工作的領導，1952 年成立了地質部。

20 世紀 50 年代，是新中國成立後地質工作大發展的時期，也是在具體工作過程中對其規律進行探索的時期。

我國在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所面臨的局面是，全國基本地質和礦產情況不明，已知礦產勘探程度極低，地質技術力量很少且對礦產勘查的業務技術方法不熟悉、不規范。當時，「一五」計劃編制領導小組成員陳雲同志根據編制東北地區國民經濟計劃和1951 年全國計劃要點的實踐經驗，深感礦產資源不清帶來的困難。他在 1952 年 5 月全國財經會議上提出 「應集中力量抓好地質勘察和人才培養」，同年 12 月 4 日，在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會議上，他在 《建設一支強大的地質工作隊伍》講話中指出: 地質事業在國家經濟建設中已成了一項最重要的事業了。

在這個時期，我國地質工作的主要目標是找礦，主要任務是進行礦產普查和礦產勘探，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服務。那時，我們對地質工作最直接的認識———地質就是勘探礦產，礦產資源需要地質勘探。

當時作為國家地質工作的負責部門———地質部，急國家所急，堅決貫徹了以資源為基礎的地質勘查工作。1953 年 8 月，地質部副部長宋應在部局長、隊長會議上說: 「我們堅決執行了大發展、大轉變的方針。國家要求我們迅速改變地質工作落後狀態，把地質工作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因此，那時的全國地質工作就是 「地質勘探」，大部分力量集中投入於地質勘探，主要集中在工業建設的資源需求上。

1956 年 9 月，周恩來總理在 《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說: 為了發展重工業，必須繼續加強地質工作，並且使地質普查工作和重點勘探工作正確地結合起來，爭取發現更多新的礦區和礦種，探明更多的礦產儲量，以滿足工業建設當前和長遠的需要。

1958 年 1 月，宋應副部長在 《繼續努力提高與發展地質工作，迎接 1958 年》一文中提出: 大力加強普查檢查工作，提高勘探工作質量，保持20—30 年的礦產資源儲備; 積極開展區域地質測量，加強地質科學研究工作。他同時強調，區測是一切礦產普查勘探和地質科研工作的基礎，地質科研應密切與生產相結合並力求相適應; 要大力發展地質工作中的新技術與新方法，提高效率，擴大成果，提高地質勘探工作水平。

1958 年開始的 「大躍進」，對地質工作的影響是深刻的。在 「以鋼為綱，全民躍進」的帶動下，地質部提出了 「全黨全民辦地質」的口號，對地質工作科學性的認識被淡化，出現了地質工作以鑽探為綱、以鑽探為中心、鑽探先行地質讓路等現象，工作中忽視地質科學的要求，書記、隊長說了算，技術負責人靠邊站等，破壞了剛剛建立的工作程序和業務制度，地質工作追求數量，浮誇盛行，弄虛作假，工作質量下滑，部分省的 1∶ 20 萬區域地質調查和礦產普查存在嚴重的質量問題，影響到以後相當長的時間。但 「大躍進」推動下的全民找礦，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大規模地發動群眾找礦、報礦，發現了礦點 15. 4 萬處，與 1957 年末全國有礦點5000 余處、群眾報礦點3 萬處相比，都有非常大的飛躍。找礦具有很大的機遇性，通過發動群眾找礦，提高了礦床發現率，這在國內外都是一條成功的經驗。但總體來說，不顧地質條件、浮誇虛報、不遵循科學規律是當時的基本態勢，對地質工作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

20 世紀 50 年代末，以李四光為代表的中國地質工作者在全面分析研究我國地質條件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 「陸相生油」理論，促成了我國石油勘查的戰略東移。1958 年，鄧小平在聽取石油工業匯報後指出: 石油勘探工作應從戰略方面來考慮問題。總的來說第一個問題是選擇突擊方向，不要十個指頭一樣平，要排個先後次序。對松遼、華北、華東、四川、鄂爾多斯五個地區，要好好花一番精力，研究考慮一番。松遼地區的找油和以後的會戰，相繼發現了以大慶為核心的一批油田，實現了我國石油勘探的戰略突破。大慶油田的發現，是我國科學家和中央領導尊重科學，及時調整部署，取得找礦突破的重要範例。

這個階段對於地質工作規律性的認識還處於直接的、感性的時期，是與時代特點相吻合的。同時 「大躍進」的教訓也給我們以啟示，這些基本認識是:

礦產資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礦產資源勘查必須走在前面，國民經濟發展要求地質工作必須先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計劃經濟，對礦產資源要求提前5 ～ 15 年，提供並有 20 ～ 30 年的資源儲備。地質工作要遵循地質認識的自身規律，區域地質調查是一切地質工作的基礎; 地質勘查工作需要尊重科學規律，礦產勘查要先普查後勘探，地質填圖比例尺要由小到大，探礦工程要由輕型到重型; 探礦工程和其他方法手段，要服從地質目標要求。

地質工作需要注重科學性，需要工作規則，即需要先設計後施工。岩礦鑒定和加工技術要適應地質、探礦需要。要積極採用新技術、新方法; 加強技術管理，編制工作規范和制度，保證各項工作統一和優質、高效; 加強綜合研究，地質科研與生產結合並相適應，提倡實事求是的科學作風。地質工作是一種創造性勞動，需要知識和體力、科學和意志的結合。

從整體上說，這個時期對地質工作自身的規律性認識還是很膚淺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員對其理解不深，出現了部分管理工作與實際脫節的現象。

G. 地質工作的基本歷程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確定了「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的方針，地質學和地質事業贏得「建設的尖兵」的地位而備受重視，從而開始其大發展的歷程。

（一）地質工作管理機構的建立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准成立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任命委員21人，李四光任主任委員，尹贊勛、謝家榮任副主任委員。委員會負責統一規劃全國地質工作，並適當集中全國地質學家解決國家建設的迫切地質問題。同年11月，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四個問題：中央地質機構的組織；中央與地方地質機構的聯系；地質教育；1951年的工作計劃。會議明確提出，應人力物力集中解決煤、鐵、石油和有色金屬的資源問題。並建議地方地質機構應受當地人民政府及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雙重領導。

1951年，300多名地質工作者組成84個地質隊分赴全國各地區調查，其中東北地區仍為工作重點。至1952年，全國地質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包括80多個項目在內的地質工作計劃，對5000多平方千米的國土做了地質調查並繪制出圖件，鑽探進尺總計達到3萬余米。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成立地質部，任命李四光為部長，何長工等為副部長，以加強地質工作的領導，使地質工作適應國民經濟建設的迫切需要。地質部成立後，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隨即撤銷。在成立地質部的同期，重工業部、燃料工業部等有關部門，也先後相應地加強了各自的地質機構。中國科學院成立地質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強調理論與實際密切結合開展科學研究；接著成立古脊椎動物研究室。1952年，在院系調整中建立了北京地質學院和東北地質學院；各大學地質系擴大招生；建立專科學校；幾年後又建立成都地質學院。20世紀50年代初，與地質相關的北京礦業學院、北京石油學院等也建立了。從1952年起，先是各大行政區，後來是各省先後建立地質局，組織勘探隊。至此，地質工作管理機構基本完備。

（二）地質工作的大轉變

1952年11月，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地質工作開始大轉變。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制定1953年地質勘查計劃，這是中國地質工作第一次成為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此地質工作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夏國治，程裕淇，1990）。

1953年，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執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規定的地質工作任務共有四項：第一，保證五年內開始新建企業的設計所必需的礦產儲量；第二，加強對某些以前沒有發現或者很少發現的和目前特別缺乏的資源（例如石油）和地區上分布不平衡的資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第三，有計劃地開展全國礦產的普查工作，進行部分的區域地質調查等工作，保證第二個五年計劃所需的礦產儲量，並為第三個五年計劃所需的礦產儲量准備資源條件；第四，加強水利資源和綜合流域開發的地質勘查工作，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發電工程所需的地質資源，並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所需的水力資源開發做好准備工作。為此，五年內計劃探明可供設計的煤的礦產儲量202.7億噸，鐵的礦產儲量24.7億噸，計劃完成地質勘探鑽探工作量923萬米，提供地質勘探工作經費16.7億元（夏國治，程裕淇，1990）。

為了順利完成「一五」計劃所規定的地質工作任務，地質部將60%的技術力量保證有色金屬、黑色金屬及煤炭的重點勘探任務，以16%的力量有重點地進行普查。「一五」計劃開局之年，77%以上的地質人員到了野外，即使以科學研究任務為主的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也派出了大量科技人員密切配合。

「一五」計劃期間，共完成了74種礦產的勘查，有64種取得了可供工業設計使用的儲量。與1949年相比，銅的儲量增加了14倍，鉬的儲量增加了50倍，石油的儲量雖然不能滿足國家建設的需要，但仍比1949年增長了32.5倍，而且還開始了200萬平方千米的石油地質普查（夏國治，程裕淇，1990）。

（三）地質普查的全面展開

從1954年開始，地質普查工作全面展開，為此，地質部成立了普查委員會，組織了44個普查隊共2000多人，在20個省（區、市）的120多個縣的范圍內展開普查工作。至1955年，地質部所完成的普查工作量已由1953年的8%增長至20%。到1956年，地質部所屬各地質隊均已將二分之一以上的技術力量投入普查工作中。

1955年，地質部根據國務院決定開始承擔石油普查任務。1955年春節前後，地質部召開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組成5個石油普查大隊，會同燃料工業部分別在准噶爾、柴達木、六盤山、四川等地進行大面積的石油普查，並強調運用地質理論指導探尋石油的重要性。同時，地質部還在華北平原進行了石油普查，並抽調技術骨幹充實各石油普查大隊的力量。1956年，石油普查規模進一步擴大，地質部派出14個大隊與地球物理探礦等隊伍配合，普查了新疆、柴達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四川盆地、鄂爾多斯、貴州、廣西等面積達40多萬平方千米的地區。

1957年，地質部做出石油地質工作戰略東移的決定，將找油的重點從西部轉移到東部各盆地。「一五」計劃結束時，找到的可能儲油構造累計達256個，有的已經鑽探出原油，為大慶等油田的勘探開發奠定了基礎（夏國治，程裕淇，1990）。

除油氣資源外，區域地質調查和其他礦產普查也大規模地展開並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幾十個具有工業價值的新礦區被發現。

（四）地質工作的曲折發展

1958～1965年地質工作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道路。一方面，地質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在區域地質調查方面，完成了1：20萬綜合區域地質調查面積43萬平方千米，開展了1：5萬區域地質調查的試點工作，出版了1：300萬全國水文地質圖及其說明書；在礦產勘查方面，全國共發現各種礦產的礦點10萬多個，探明有相應儲量的礦種93種；在工程地質方面，地質部與水電部共同完成了三門峽水利樞紐初步設計階段及壩區施工階段的工程地質勘探任務，完成了長江三峽初步設計所要求的工程地質勘察工作。另一方面，在那一特殊的歷史時期，不尊重客觀規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計劃，也使這一時期的地質工作遭受了挫折。1958年，地質部門的23種主要礦產儲量的年計劃指標不斷加碼，分別超過國家批准計劃的1倍，有的甚至達到10倍。1959年和1960年仍然延續了這種躍進的勢頭。與此同時，地質工作出現了不按客觀規律辦事、不講必要的程序忽視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現象。這些都給地質工作帶來了損害。

1960年冬，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1961年至1963年，國民經濟進入連續3年的調整時期。地質部也從1961年起，總結「大躍進」期間地質工作的經驗教訓，部署調整工作，並組織地質工作者對地質工作的性質、特點、規律、內部工作關系進行大討論。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地質工作逐步恢復了正常秩序，並開拓出若干新的工作領域。

這期間，地質部重點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①加強重點礦種和礦區的勘查工作。一是經黨中央和國務院批准，會同石油工業部在大慶長垣組織石油勘探會戰，同時開展外圍地區的普查勘探工作。二是加速勘查鉻礦資源。三是集中力量組織長江中下游各省協作，重點加強銅、鐵礦等礦產的勘查工作。②加強三線戰略後方的地質工作。地質部門根據黨中央關於加強三線建設的指示，對二線、三線地區和戰略後方的地質勘查工作做了相應的加強。③加強與發展農業有關的地質工作。④加強地質科學研究。新建了一批地質科研機構，出版了一批水平較高的科學專著和論文報告，「以任務帶學科」，強化了為國民經濟服務並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學術氛圍活躍，大地構造學領域的地質力學、多旋迴學說、地窪學說、斷塊學說、地殼鑲嵌波浪運動說等學派之間展開了爭鳴。⑤開辟了新的地質工作領域。如海洋地質工作、特種非金屬礦產的找礦勘探工作、地震地質工作以及第四紀冰川和現代冰川、珠穆朗瑪峰地區的地質考察、核爆試驗場工程選址等（夏國治，程裕淇，1990）。

（五）地質工作的艱難前行

「文化大革命」期間，地質工作像國民經濟其他行業一樣遭受了嚴重的挫折，但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地質工作者頂住壓力、排除干擾，地質工作艱難地前行。

一方面，地質工作遭受嚴重挫折，主要表現：地質教育事業損失慘重，北京地質學院先遷湖南石門，再遷湖北江陵，最後落戶武漢，遷徙過程中人才流失、物資毀損，地質院校停止招生達五六年之久；地質工作管理機構合並撤銷，研究機構下放管理，給地質工作帶來巨大損失；探礦機械、地質儀器等工廠長期處於半停滯狀態；地質工作隊伍中技術人員流失嚴重，全國地質工作技術人員由1966年末佔地質職工隊伍總數的19.1%，下降到1976年末的12.5%，雖然絕對數有所增加，但所佔比例急劇下降，造成隊伍結構的嚴重不合理，給地質工作帶來了長期難於解決的負擔（夏國治，程裕淇，1990）。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這樣嚴重的困難局面之中，地質工作仍然在區域地質調查、礦產勘查以及開闢地質工作新領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地質工作在困境中艱難前行。在區域地質調查方面，先後完成了青海等地的1：100萬區域地質調查面積約100萬平方千米；過半數的省市進行了1：20萬區域地質調查工作；出版了中國第一幅1：5萬區域地質調查正規圖件。在礦產勘查方面，石油、天然氣勘查取得多處突破，分別在隴東、蘇北、任丘以及南黃海、北部灣、珠江口、東海等地或構造見油、見氣，確證這些地區具有良好的油氣遠景，或構造鑽獲日產千噸的高產油井，發現古潛山型油氣藏；鐵礦勘查也獲重要進展，基本摸清了中國貧、富鐵礦的類型、特點、分布規律、儲量及潛在儲量、冶選性能等；其他金屬礦產和非金屬礦產的勘查取得許多新的發現，陸續發現和勘查了一些新的金礦、銅礦、稀土礦、鉑族礦、鉻礦等以及新的鹽礦、重晶石礦、天然鹼礦和許多非金屬礦產的新品種。在水文地質普查方面，一部分水文地質普查隊伍實行「工改兵」的制度，組建了基本建設工程兵水文地質普查部隊，普查部隊完成了350萬平方千米普查面積中工作條件最艱苦的190萬平方千米的任務。在開拓新的地質工作領域方面，地熱地質勘查、航空地質和航空綜合地球物理勘查以及將計算機應用於地質工作之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在地質科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包括編制出版1：400萬中國地質圖和1：500萬亞洲地質圖，中國地質礦產圖集，1：300萬中國海上及海域地質圖等，以及稀有元素礦床類型及其成礦特徵的系統總結、三峽工程、寶成鐵路沿線環境工程地質科研工作成果等。在對外交往方面，恢復了中國在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中的會員國地位，對中國學術界參加國際學術組織和學術活動起到了重要的示範作用和促進作用（夏國治，程裕淇，1990）。

（六）地質工作迎來勃勃生機

1978年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中國迎來了科學發展的春天，也給地質工作帶來了勃勃生機，地質工作真正轉移到了為現代化建設服務，以地質-找礦為中心的軌道上來。

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地質工作的指導思想進行了撥亂反正，明確提出地質工作要實行以地質-找礦為中心的工作方針，要把根本出發點放在提高地質找礦效果和地質工作的經濟、社會效益上。

地質工作管理體制的調整。為了加強地質工作的領導，1979年，國務院決定，撤銷原國家地質總局，恢復建立地質部，為加強對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監督管理，1982年地質部改名為地質礦產部；各省（區、市）地質工作管理體制改為以地質部為主的雙重領導；冶金工業部、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及建材系統下屬的地質隊伍也相繼收回改為相關部委為主的雙重領導。

地質工作隊伍的表彰和激勵。地質部門先後三次評功授獎，表彰勞動模範、找礦有功單位和人員以及模範政治工作者等；為調動知識分子鑽研技術的積極性，地質部門認真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為知識分子評定和晉升技術職稱。與此同時，地質隊伍的結構得到優化，截至1985年底，地質部門隊伍41.8萬人，技術人員的比例由1978年的16%上升為20%，隊伍素質得到改善（夏國治，程裕淇，1990）。

學術交流活動的恢復和發展，地質科研工作得到加強。1982年，中國地質學會舉行學會成立60周年紀念大會和學術報告會，會上為40名從事地質工作50年以上的老地質工作者頒發了榮譽證書。這一年，中國地質學會會員發展到4萬多人。按照中央「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方針，地質部門將科技工作重點放在為解決經濟建設和地質工作的關鍵性項目上，調整不同層次科研機構的分工協調以及地質隊、科研機構和院校之間的橫向聯合。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地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區域地質調查和重點礦產的普查方面。在區域地質調查方面，至1985年底，1：20萬地質調查完成了全國應測面積的88%，完成1：50萬、1：20萬區域水文地質普查922萬平方千米。在此基礎上，取得了一批重要基礎地質成果：出版了《中國地層》、《亞洲地質》、《中國古地理圖集》、《中國構造體系圖》等一批高水平的專著和圖集。通過全國范圍內的普查，發現了值得進一步工作的礦產地600多處，其中預計可達大中型礦床的約300處。有97種礦產新增了探明儲量，平均每年擴大規模的礦區135個。在南海珠江口、東海獲得日產291立方米、174立方米的高產工業油流，在塔里木盆地獲得日產1000立方米的高產工業油流，從而為海洋石油鑽探和塔里木盆地石油普查打開了新局面（夏國治，程裕淇，1990）。

H. 黃海的油氣開采歷史有多久

一、主要歷程
1961年，中國科學院青島海洋研究所在南黃海進行了地震反射定點測量的初步探索。
1962年，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利用「五一」型地震儀在南黃海開展地震調查。
1964年，地質部海洋地質研究所第五物探大隊在南黃海進行了地震初查工作。
1967年，地質部第一海洋地質調查大隊在南黃海淺灘水域開展試驗。
1968—1970年，地質部第一海洋地質調查大隊進行地震概查。
1969年，地質部海洋地質研究所第五物探大隊提交了《南黃海物探成果報告》。
1971年，中國地質科學院在南部坳陷開展連片普查。
1973—1974年，完成重點區域的地球物理普查，找到構造以提供預探井位。
1974年，海洋地質調查局利用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勘探一號」雙體鑽探船，在南黃海南七凹陷首次鑽探了黃海一井，從此揭開了南黃海油氣勘探的序幕。
1975年，國家計委地質局航空物探大隊對黃海進行了航磁測量，基本圈定了南、北黃海盆地的分布范圍。
1977—1979年，地震勘探工作先後完成南北兩個坳陷的連片普查和有利構造的半詳查，陸續鑽預探井4口，查明了構造及含油遠景區。
1961—1979年，自營普查勘探階段，1979年後為對外合作勘探階段。
1979年4月，中國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公司與法國埃爾夫—阿奎坦、道達爾石油公司簽訂了《聯合在南黃海北部海域開展地震普查工作的協議》，埃爾夫是北部海區的作業者，另有33家外國石油公司為參與者。
1979年6月，與英國石油公司簽訂了以評價含油氣前景為目的的《南黃海南部海域開展地震普查工作的協議》，英國石油公司是南部海區的作業者，另有31家外國石油公司為參與者。
1979年12月，石油工業部成立「海洋油氣資源評價委員會」，負責與外國石油公司的作業者和參與者同步平行作業。
協議規定：作業者必須向中國石油公司提交所得的原始記錄磁帶、階段性解釋成果和最後解釋報告。作業者及其他參與者承擔相應工程的全部費用並有權分享地震數據資料。
1980年，英國石油公司在南黃海南五凹陷鑽探了無錫202121井，鑽及阜寧組四段未見油氣顯示。
1979—1982年，區域普查階段，9口探井的資料成果，進一步確認南黃海西部海區的隆起具備形成油氣藏的條件。
1982年，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正式成立，對南黃海海區進行招標。
1983年7月29日，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南黃海石油公司在上海成立。
1984年，英國石油公司又在南黃海23/06合同區塊（南一凹陷）鑽常州62121A井，試獲原油2145噸，這是南黃海第一口出油井。至今在南黃海的探井共計22口，其中油氣顯示最好的是英國克拉夫石油公司在南黃海北坳10/36區塊鑽探的諸城12221井，鑽遇晚白堊世泰州組，有強烈熒光顯示及裂隙滲出，表示中生界為主要烴源岩；後又鑽一口井，未獲得成功，1986年終止合同。
1983年10月，與英國克拉夫公司簽訂區塊合同，1987年鑽探井2口，其中諸城1-2-1井見到少量輕質原油滲出，1988年終止合同。
1983年12月，與雪佛龍德士古石油公司簽訂區塊合同，到1985年鑽3口探井，其中有一口有明顯氣測顯示，因無商業價值，1986年終止合同。
北黃海：1966年，地質部第五物探大隊最早涉足北黃海盆地；1975年，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院應用海磁測量，弄清了地質情況；1977年，石油工業部海洋石油勘探指揮部進行數字地震勘探，通過重、磁、地三項物探資料查明了地質構造情況，但未進行鑽探找油。
大規模勘探後，多家外國公司仍然進行技術交流，表示有意聯合進行深入地質研究和勘探工作，幾年間也進行了多次小規模合作，但油氣反應不理想，南黃海盆地大規模勘探工作暫告一段落。
南黃海石油公司繼而成為東海石油公司的前身。
二、潛力分析
2003年地質專家在我國黃海海域首次發現具有較好生儲油氣條件的海相地層，從而有可能結束黃海在我國四大海域中唯一沒有取得油氣的歷史。
海洋石油的形成主要具備兩個因素：具有良好生油條件的沉積盆地與良好儲油條件的背斜型構造。中國地質調查局的專家們在黃海海域發現了10個沉積盆地，並在一些沉積盆地中發現了背斜型構造，這表明我國黃海海域具有良好的找油前景。根據2003年調查結果初步估算，黃海海域的油氣資源量約有27.9億噸。黃海海域北起鴨綠江口，南至長江口北岸，總面積約40萬平方千米，鄰接江蘇、山東兩省，沿海面積約25萬平方千米，水深一般小於6米。就地質條件來講，是一個有利的含油氣的遠景區。但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的首輪普查評價和80年代以後的對外合作區塊勘探兩個階段的工作，均未獲得重大油氣發現。在2001年中國石油商務網報道，我國黃海油氣地質調查取得突破性進展。廣州海洋地質調查局在黃海實施地震勘探及剖面調查，在南黃海北部凹陷區發現了有利於油氣聚集的構造。
廣州海洋地質調查局對黃海海域油氣資產進行遠景評價，取得重大突破。調查分析和綜合評價顯示，南黃海油氣資源量為20億～28億噸，是目前我國在海上進行公益性、戰略性油氣資源評價的有利海區。
據了解，黃海是我國近海迄今尚未找到油氣田的唯一海域。對黃海開展新一輪的油氣資源調查已被列為我國國土資源重大調查項目。
2006年中國和朝鮮已經同意在兩國邊境之間的黃海水域聯合進行油氣資源開發，中朝雙方進一步就共同開發做出具體安排。
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國際政策研究中心2007年12月份發表的一份報告中稱，處在中國和朝鮮之間的黃海水域可能蘊藏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報告中援引美國《海洋地理學報》（Marine Geology Letters）中的一篇文章說，朝鮮地質勘探人員在黃海地區發現了豐富的油氣儲藏，據稱儲量高達30億噸。

I. 我國地質輝煌發展史

中國地質發展史(轉載)
思想與知識的准備

十八世紀後，西方工業勃興。英國的生鐵年產量，從1700年的12,000噸，上升到1840年的 139萬噸；而僅過四十年，到1880年即又增到 775萬噸。（Loverimg,T.S.,Minerals in World Affsirs 1943,附表23） 英國煤的年產量，也從 1700年的 261.2萬噸，上升為1836年的3,000萬噸；1854年，即僅過十八年，便再翻了一番多，達到 6,450萬噸。（楊異同等：《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的條件、方法和特點》 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頁20）包括地質學在內的礦學日益精進，1830年英國萊伊爾（Lyell,Sir Charles. 1797-1875） 的《地質學原理》開始出版，地質學作為逐漸形成的基礎學科，活躍在科學舞台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此時的中國社會還沉湎於「天朝上國」的自我陶醉之中。開明一點的，也僅僅把科學視為「外夷」的「形而下」的技藝，更不知地質學為何物。盡管開采了幾千年的礦產，但並未弄清這些礦產是怎樣形成的，還認為地下有「龍脈」，怕犯「風水」，不用說不敢在皇帝的陵墓附近開礦，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墳墓也得讓它三分。以至曾紀澤（1839-1890）有「吾華開礦較西人為難者，厥有二端：一曰股本難集；一曰風水難避」之嘆。（1889年12月29日致盛宣懷函 1984,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盛宣懷檔案之四》頁8）曾紀澤曾出使歐洲八年，通英語，懂一些科學，所以有此感慨。

西方的地學思想與知識，在明末清初通過傳教士開始傳入中國，帶來了那個時代西方對地球的新認識，如世界有幾大洲幾大洋、大地是球形乃至地球是繞日運行之類。中國人以慣用的「此乃中國古已有之」的態度接受了下來。但當時地質學作為一門科學在西方也尚未確立，稱得上屬於地質學范圍的知識，傳來的不多，有的還雜有謬誤，如1659年來華的比利時籍耶穌會教士南懷仁（Verbist,Ferdinas 1623-1688）在所著《坤輿圖說》中介紹維蘇威火山時，說它「晝夜出火，爆石彈射他方，至百里外」現象是描述出來了，但其實這不是燃燒生成的火，原因他就沒講清；接著說：「後移一聖人遺蛻至本國，其害遂息。」還說羅馬南邊所產鐵礦挖盡後，二十五年又會再生等等，更是信口開河了。但就這本書總體來看，書中對地球的重力，大氣圈，地下水和地面水的關系，侵蝕作用和地震成因等等，都從科學的角度有所介紹，並已有了地層構造的模糊概念，反映了地質學在孕育時期所達到的水平。（南懷仁，《坤輿圖說》 大東書局據道光二十一年木刻本影印《指海》第十二集）可是此後由於清廷閉關鎖國，特別是雍正（1723-1735） 時放逐傳教士，致使譯事中斷百餘年，而此時在歐洲正是地質學興起的「英雄時代」。中國社會對此一無所知，直到大門被迫打開，情況才有了變化。

地質科學的傳入中國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此時地質學在西方也是新興的學科。

1853-1854年，英國教會在上海舉辦的兼有翻譯印刷出版功能的「墨海館」，出版了一本用中文編寫的《地理全志》。從現已找到的歷史材料來看，它是第一部比較全面介紹地球科學知識的中文書。據李鄂榮查證，在中文中「地質」作為一個科學名詞，是本書首先使用，日文中的「地質」一詞，也可能即源出於此。（李鄂榮：「地質」一詞何時出現於我國文獻 1986,地質學史論叢(一)頁100-108）

《地理全志》的編者是倫敦佈道會的傳教士慕威廉 (Muirhead，William 1822-1900)，編輯此書的目的是想通過介紹世界各地的情況及有關地球的知識，使人們相信世界萬物都是由上帝造成，爭取得到盡可能多的信徒。梁啟超對它的評語是「簡而頗備」。（梁啟超：《西學書目表》 1879,光緒丁酉沔陽盧氏刻本） 此書分上下兩編，各裝一冊，篇幅上編稍多，分五卷，依次介紹亞、歐、美、非四大洲及大洋群島地理概況；下編有十卷，主要介紹地質、自然地理、生物、人類和作為行星的地球的一般知識，首卷就是「地質論」，岩石、地層、古生物、礦產等都講到了，特別是地層講得較詳，結合不同時代地層勾畫了地球演變的輪廓，還附有一張繪有地層柱狀圖的地質年代表。下編各卷中，嚴格說來，可以歸入地質學范圍的內容，合起來約能佔到該編的五分之一，不過還有一些內容與地質密切相關。

J. 地下17000米中國地質勘探神秘事件錄，結尾他們到底看到了什麼結尾有點垃圾呢。

嗯兄弟你說的這是電影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