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對瘟疫採取什麼樣措施

『壹』 古代人是怎麼抗擊瘟疫的

古代的瘟疫和防疫措施

古代的飲食和醫療條件跟不上，時常瘟疫橫行，有些甚至改變了歷史。

從東漢靈帝年間至西晉武帝年間，爆發大規模瘟疫20次以上；北宋167年間爆發了大規模瘟疫59次；南宋152年裡爆發了15次大瘟疫；明朝277年裡，共爆發大規模瘟疫75次，其中明末的鼠疫，更是直接催生了明末大起義；

清朝享國的296年間，也有78年爆發過大瘟疫。

無論中外，每當“瘟疫”大流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都是最真實的寫照。

面對破壞性極大的瘟疫，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普通百姓都十分重視，也總結出了很多有效的手段。

第一招：控制源頭

可是，身體的病痛一旦超過了人的承受閾值，自我催眠就沒用了，怎麼辦？那就只能依靠葯物了。

熟悉魏晉歷史的朋友都知道，那個時代的文人士大夫流行五石散，而五石散最初針對的“病”，正是當時流行的大瘟疫。

它和鴉片一樣，能讓人產生幻覺，莫名興奮，如此一來，病就算依然在，但感覺卻是不同的。

但這東西也和鴉片一樣上癮，魏晉風骨中的嵇康大冬天穿著單衣，身上流汗不止；劉伶喝醉酒後裸奔，這些癲狂的姿態，恐怕都和用葯過量有關。

不過那年月想要配出五石散來可不容易，也只有士大夫才能玩得起。

至於這五石散的功效嗎？仍然是“然並卵”！

五石散一直流毒了幾百年，直到唐代的醫葯界泰斗孫思邈，大手一揮說“不許再吃”，才被徹底廢除。

其他操作

除了上面這些常規、非常規的手段外，民間還有吃五毒餅、喝酒等操作。

簡單說一下，這里五毒餅可不是真的拿“蜈蚣、毒蛇、蠍子、壁虎、蟾蜍”五種毒物做的食物。就像老婆餅里沒有老婆一樣，人家五毒餅也不過是在皮面上刻了蠍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毒”形象的印子，裡面的餡其實是玫瑰的！

說白了，這“鐵面柔腸”的五毒餅，就是食物界的門神。祈福的意義，遠大於殺毒的效果。

再來說下喝酒“克制”瘟疫的方法，酒的品類大體分為屠蘇酒、雄黃酒、菊花酒。

“春風送暖入屠蘇”里的屠蘇酒，據傳是華佗創始，配方相當復雜，內中還包含劇毒成份，基本屬於以毒攻毒的“化療”范疇。

類似效果的，還有參雜雄黃的雄黃酒，就是《新白娘子傳奇》里，逼迫白娘子現出原形的那種酒。

此外，“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對於古人來說，重陽節可不是光看菊花，人家還要喝菊花酒來增強免疫力。

總之，在古人眼中，喝酒不但解愁，還能解毒。

瘟疫這個人類大敵，我們與之鬥了幾千年，階段性勝利有那麼一點，但我們也從未占據壓倒性優勢。

這伙不見蹤跡的敵人，總是“來了又走，去了又回”。

在這漫長的過程中，靠譜、不靠譜的斗疫法，似乎都能從古代找到影子。

當然，古代的一些方法也不全是“偽科學”，而且，古代老百姓探索的尋找源頭、集中隔離、控制擴散和加大醫療投入等措施，放在現代也依然實用。

對於我們普通大眾來說，還是要相信科學治理范疇的內容，不信謠、不傳謠，遵照權威醫師的意見，不出門、勤鍛煉、強體魄、嚴防護、少接觸，這樣才能有效遏抑疫情的蔓延。

『貳』 介紹一下歷史上曾發生的嚴重瘟疫

莫斯科黑死病（1971年）
莫斯科最初出現鼠疫跡象是在1770年底，到1771年春季變成流行性大瘟疫。當時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設立隔離區，銷毀被污染的財產，關閉公共浴池等。此次大瘟疫造成市民的極度恐慌和憤怒。整座城市的經濟陷入癱瘓，主要是因為許多工廠，市場，商店，和行政大樓已被關閉。接下來是糧食嚴重短缺，造成大部分莫斯科人的生活水平日益低下。為逃避瘟疫，貴族階級和有錢人紛紛離開莫斯科。1771年9月17日早晨，大約1000人再次聚集在Spasskiye門口，要求釋放被俘的反政府武裝分子和消除隔離。軍隊試圖驅散人群，但無法驅散，最終只能再次鎮壓暴亂。大約300人被監禁。9月26日，卡拉辛奧爾洛夫（Grigory Orlov） 手下的一名政府官員被派往莫斯科恢復社會次序。為減輕瘟疫帶來的影響，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為市民提供工作機會，發放食物給他們，最終平息了莫斯科民眾的不滿情緒。
馬賽大瘟疫（1720 – 1722）

1720年，馬賽遭逢瘟疫侵襲，這是該市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災難，也是18世紀初歐洲最嚴重的瘟疫之一。

1720年，法國馬賽突發瘟疫，影響了整座城市和周邊城市，造成10萬人死亡。這場瘟疫來得快，去得也快，馬賽很快從瘟疫中恢復過來。經濟只用了短短的幾年就恢復了，並發展很快，貿易擴展到西印度群島和拉丁美洲。截至1765年，人口增長恢復到1720年之前的水平。這場瘟疫不像14世紀發生的黑死病破壞性那麼大。

這場瘟疫結束得快與法國政府採取的強硬措施不無有關。政府規定如馬賽市民與普羅旺斯和其它地方的人有任何來往或溝通將會被處以死刑。為加強隔離，還建立了瘟疫隔離牆.
古羅馬「安東尼瘟疫」（公元164—180年）

古羅馬「安東尼瘟疫」是因為傳染而引起的。據史書描述得此傳染病的症狀為：劇烈腹瀉，嘔吐，喉嚨腫痛，潰爛，高燒熱得燙手，手腳潰爛或是生了壞疽，感到難以忍受的口渴，皮膚化膿。

在近東打戰士兵回到羅馬帝國，帶來了天花和麻疹，傳染給了安東尼的人們。傳染病奪走了兩位羅馬帝王的生命。第一位是維魯斯（Lucius Verus），於169年染病而死，第二位是他的繼承人馬可·奧勒略·安東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做帝王做到180年，也因被傳染難逃厄運。

9年後瘟疫再次爆發。 據羅馬史學家迪奧卡稱，當時羅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當於被傳染人數的四分之一。估計總死亡人數高達5百萬。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羅馬兵力。

瘟疫對羅馬帝國的社會和政治也有著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對文學好藝術領域的影響。上面這幅圖上的坑裡的遺骸就是傳染病死者的屍骨，讓人觸目驚心。
雅典鼠疫（公元前430–前427）

公元前430到前427年，雅典發生大瘟疫，近1/2人口死亡，整個雅典幾乎被摧毀。有專家認為此疫即鼠疫。雅典鼠疫是一場毀滅性的傳染病，襲擊了整座古希臘羅馬城。

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對這場毀滅雅典的瘟疫的進行了這樣的描述。「身強體健的人們突然被劇烈的高燒所襲擊，眼睛發紅彷彿噴射出火焰，喉嚨或舌頭開始充血並散發出不自然的惡臭，伴隨嘔吐和腹瀉而來的是可怕的乾渴，這時患病者的身體疼痛發炎並轉成潰瘍，無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觸碰，有些病人裸著身體在街上游盪，尋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於此病，吃了躺得到處都是的人屍的烏鴉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來的人不是沒了指頭、腳趾、眼睛，就是喪失了記憶。」

當時正處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第二年，正當雅典勝利垂手可得時。據說鼠疫由比雷埃夫斯傳入雅典，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城市，也是主要的食物和日用品來源地。斯巴達和地中海東部一些地方也受到疾病的襲擊。

此瘟疫曾於公元前429年和427年冬天兩次死灰復燃。現代歷史學家不同意鼠疫是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失敗的原因的說法。然而，人們普遍認為，戰爭的失敗為馬其頓的勝利鋪平了道路，最終，建立了羅馬帝國。據史料記載，此次瘟疫以多種形式爆發，包括傷寒，天花，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綜合征等。
米蘭大瘟疫（1629–1631）

1629年至1631年，義大利爆發了一系列的鼠疫，通常稱為米蘭大瘟疫。包括倫巴和威尼斯，此次瘟疫造成大約28萬人死亡。米蘭大瘟疫是黑死病開始後的所有流行性瘟疫中的最後一次大瘟疫。

1629年，德國和法國士兵將傳染病帶到義大利曼圖亞。在三十年戰爭中，威尼斯軍隊感染了疾病，當他們撤退到義大利中北部時，將疾病傳染給了當地人。當時米蘭總人口為13萬，在這次瘟疫中染病而死的人數高達6萬人。
美洲瘟疫（16世紀）

歐洲人到來之前，這里居住著400萬到500萬的原住民，其中大多數都在16世紀幾十年間死去，有歷史學家甚至稱它為「人類史上最大的種族屠殺」。不過，奪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殺手不是歐洲人的槍炮，而是他們所帶來的瘟疫。當哥倫布抵達新大陸時，歐洲人就已經經歷了多次致命傳染病的浩劫，也從中找到了治療一些傳染病的方法。但是，美洲之前長期與歐亞非大陸隔離，印第安人也幾乎與這些疾病完全隔絕。歐洲人的疾病隨著哥倫布的第一次美洲之旅後開始蔓延到新大陸。腮腺炎、麻疹、天花、霍亂、淋病和黃熱病等，這些早已被歐洲人適應的疾病對印第安人來說卻極具殺傷力，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幾乎缺乏抵抗力，尤其是麻疹和天花。因此阿茲特克人等中美洲原住民即使擁有歐洲人攻不破的城牆，但卻被外來的瘟疫打敗。

瘟疫摧毀了阿茲特克。1521年，當墨西哥殖民者的軍隊開始圍攻墨西哥原住民阿茲特克人的堡壘時，他們遇到了頑強的抵抗，進攻一次次被擊退。受到重創的西班牙人原以為阿茲特克人會趁機發動致命反擊，但是城堡里的軍隊卻遲遲不見有什麼動作。這給了西班牙人喘息的時間，8月21日，他們發動了新的攻勢，卻並沒有遇到任何反抗。而城堡里的情形讓他們自己也難以置信：死屍遍地，到處彌漫著腐屍的氣味，比西班牙軍隊更致命的力量已經橫掃過這個城市，那就是瘟疫。

有人曾經認為，是落後的武器和技術讓美洲印第安人敗給西方殖民者。因為在傳統觀念中，歐洲人的先進武器一直是他們獲勝的關鍵，但是當時的西方火槍並不先進。印第安人很快發現，雖然火槍威力巨大，但要瞄準卻不容易，他們對於新武器的畏懼感也隨之消失。而且印第安人弓箭的遠程威力也並不遜色。在15世紀時候，拉美印加文化就已經達到了鼎盛，他們修建田地，社會分工明確，造就了繁榮的經濟，他們的天文地理知識足以讓現代人驚嘆。然而，就這這樣一場瘟疫卻讓這樣一個並不落後的種族在短短幾十年間瀕臨滅絕。

實際上，歐洲傳染病的蔓延速度完全超過了殖民者向美洲大陸的推進速度，那些從海岸居民口中得知歐洲人到來的印第安人，多半也同時被感染上了新的疾病。因此，當殖民者在16世紀20年代抵達智利時，這里的印加文明已經遭遇上了天花的重創，整個王室幾乎都被瘟疫奪去了生命。而新的王位之爭將整個國家一分為二，這才使得西班牙人有可乘之機。

對疾病的抵抗力也是當時瘟疫導致盛行的原因。傳染疾病菌多從動物身上變異而來，先傳染給人，然後才在人類群體中傳播。由於歐洲農業歷史悠久，家畜眾多，在幾千年來與病菌的頻繁接觸已經形成適應性；印第安人則不是，農業的欠發達讓他們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觸的經驗，肌體很少遭遇此類病菌，也就全然沒有免疫力，所以在天花面前潰不成軍。而非洲人由於較早和歐洲人接觸，也擁有相似的免疫系統和抵抗力。而疾病的傳播也可以是雙向的。當時，唯一一種從美洲傳入歐洲的疾病是梅毒，它奪走了大量的歐洲人的生命。
倫敦大瘟疫（1665-1666）

倫敦大瘟疫是指一場於1665年到1666年發生在英格蘭的大規模瘟疫。在這場瘟疫中，有七萬五千到十萬人喪生，超過當時倫敦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它在歷史上被確定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引起的大面積黑死病，由人通過跳蚤感染了鼠疫耶爾森菌 。1665年這場傳染病是淋巴腺鼠疫在英格蘭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爆發。

瘟疫的來源有兩種說法。一種說來自法國，1665年4月，兩個法國海員昏倒在倫敦西區特魯里街與朗埃克路口，後來他們身上攜帶的病毒引起了大范圍的傳染。另一種說法是說鼠疫病毒來自荷蘭，這種疾病自1599年起就在荷蘭當地傳播了。瘟疫襲擊的第一個地區是倫敦的聖吉爾斯教區。1664年底至1665年初的冬天，就已經有病例在那裡出現，但直到1665年開春，由於人口的大量增加和衛生條件的急劇惡化，疾病才大規模迅速地傳播開來。到了1665年7月，瘟疫已經遍布倫敦城。當時的國王查爾斯二世以及他的家人都被迫離開了倫敦前往牛津郡，但市長和參事仍在堅守崗位。而一部分神職人員、醫生和葯劑師也因此忙碌了整個夏天。滿大街都是負責瘟疫的醫生，雖然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沒有執照。

由於這場瘟疫的蔓延非常之快，人們不得不將患病者所住的房子都連人封死，在緊閉的大門外漆上紅十字，上面寫上「上帝保佑」的字樣，嚴禁任何人出入。每天只是在限定的時間，由專人從窗口送進食物和水。成千上萬的病人就是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下凄慘地死去，最多時一周死去的就不下萬人。時至9月上旬，原來熙熙攘攘的倫敦城竟然完全變成了一座寂靜的死城。所有的店鋪關了門，街上幾乎看不到行人，路旁長滿了茂盛的雜草。城內唯一能夠不時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運送屍體。每到夜晚，運屍車「咕隆，咕隆！」的車輪聲和那哀婉的車鈴聲，讓人聽了毛骨悚然。最初，這項掩埋工作只是在深夜進行，後來死者人數太多了，不得已也在晝夜進行了。死者的屍體被橫七豎八地裝到運屍車，運到各處的埋屍坑。在那裡，負責埋屍的工人們往往蒙面捂嘴，搖著鈴，口中念著：「安息吧！」匆匆把屍體倒入坑內，掩上薄土後，匆忙離開。

記錄顯示倫敦的死亡人數從每周1000-2000人持續上升，到1665年九月，平均每周已經有7000人死亡。到深秋時候，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到1666年二月，城市被認為安全到可以迎接國王了。而同時，由於與歐洲大陸的商貿交流，瘟疫傳到了法國。此後直到1666年九月，瘟疫仍在溫和的流行。9月2日和3日，倫敦城遭遇了一場大火，燒毀了大部分遭到感染了的房屋，這是狀況好轉的開端。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大部分被感染的人群都已經死亡了。此後倫敦城在大火的基礎上重建，在這場瘟疫過後又獲得了的新生。
查士丁尼瘟疫（541-542）

查士丁尼瘟疫是指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鼠疫，它造成的損失極為嚴重。但是此次瘟疫對拜占庭帝國的破壞程度很深，其極高的死亡率使拜占庭帝國人口下降明顯，勞動力和兵力銳減，正常生活秩序受到嚴重破壞，還產生了深遠的社會負面後果，而且對拜占庭帝國、地中海、歐洲的歷史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公元4世紀以後，曾經盛極一時的羅馬帝國漸漸分裂為東西兩部分。雄距東部的拜占庭帝國的歷代皇帝一向以羅馬帝國的正統繼承人自居，所以一直試圖收復失地，重新統一羅馬帝國，再現往日的輝煌。到公元6世紀時，拜占庭帝國的皇帝查士丁尼決定採取行動實現這一夢想。於是，查士丁尼於公元533年發動了對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戰爭。然而就在他橫掃北非、征服義大利，即將重現羅馬帝國輝煌的時候，一場空前規模的瘟疫卻不期而至，使東羅馬帝國的中興之夢變為泡影。公元541年，鼠疫開始在東羅馬帝國屬地中的埃及爆發，接著便迅速傳播到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它地區。

當時出現了許多詭異恐怖的情景：當人們正在相互交談時，便不能自主地開始搖晃,然後就倒在地上；人們買東西時，站在那兒談話或者數零錢時，死亡也會不期而至。而最早感染鼠疫的是那些睡在大街上的貧苦人，鼠疫最嚴重的時候，一天就有5000到7000人，甚至上萬人不幸死去。

官員在極度恐懼中不得不向查士丁尼匯報，死亡人數很快突破了23萬人，已經找不到足夠的埋葬地，屍體不得不被堆在街上，整個城市散發著屍臭味。查士丁尼自己也險些感染瘟疫，在恐懼之中，他下令修建很多巨大的能夠埋葬上萬具屍體的大墓，並以重金招募工人來挖坑掩埋死者，以阻斷瘟疫的進一步擴散。於是，大量的屍體不論男女、貴賤和長幼，覆壓了近百層埋葬在了一起。鼠疫使君士坦丁堡40％的城市的居民死亡。它還繼續肆虐了半個世紀，直到1/4的羅馬人口死於鼠疫。這次鼠疫引起的飢荒和內亂，徹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的雄心，也使東羅馬帝國元氣大傷，走向崩潰。
黑死病（1347 - 1351）

黑死病在人類歷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普遍認為是由一種名為鼠疫的細菌造成的。但最近有人認為是由其它一些疾病引起的。關於鼠疫的起源在專家中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黑死病開始於十四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或中亞。在隨後的數年內由商人和士兵攜帶到俄羅斯南部克里米亞。在十四世紀四十年代，流行病從克里米亞傳到西歐和北非。黑死病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數高達7500萬，其中歐洲的死亡人數為2500萬到5000萬。

黑死病的一種症狀，就是患者的皮膚上會出現許多黑斑，所以這種特殊瘟疫被人們叫做「黑死病」。對於那些感染上該病的患者來說，痛苦的死去幾乎是無法避免的，沒有任何治癒的可能。

引起瘟疫的病菌是由藏在黑鼠皮毛內的蚤攜帶來的。在14世紀，黑鼠的數量很多。一旦該病發生，便會迅速擴散。在1348~1350年間，總共有2500萬歐洲人死於黑死病。但是，這次流行並沒有到此為止。以以後的40年中，它又一再發生。

14世紀20年代當此瘟疫細菌再次爆發之前，它已經在亞洲戈壁沙漠中潛伏了數百年，之後迅速隨老鼠身上的跳蚤中的血液四處傳播，從中國沿著商隊貿易路線傳到中亞和土耳其，然後由船舶帶到義大利，進入歐洲。歐洲密集的人口成了此疾病的火葯筒。3年裡，黑死病蹂躪整個歐洲大陸，再傳播到俄羅斯，導致俄羅斯近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死亡。

『叄』 古代如果發生瘟疫，統治者應該採取什麼有效的措施

隔離他們，看研究得解葯么！能就救不能只能讓他們自生自滅了

『肆』 中國歷史上瘟疫都發生在什麼時候有哪些防治經驗

瘟疫一直伴隨著人類的成長，時不時地暴發。它是各種急性傳染病的總稱，種類非常多，天花、傷寒、鼠疫、黑死病等，是我們熟知的瘟疫。瘟疫的傳播性強度不一，危害性大，令人猝不及防，大家不免談疫色變。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關於疫災的記載。殷墟甲骨文中有關於「疾年」的記載，表達出當時人對瘟疫的初步認識。秦漢以來，有關於瘟疫的記載較為豐富，對於我們認識歷史上的瘟疫有很好的幫助。總體上看，中國的疫災頻度總體上呈現越來越高的趨勢。

漢代發生的瘟疫明確記載的有42次，主要發生在三類地區：一是南方和東部等氣候溫暖濕潤地區，二是人口眾多的京師洛陽，三是行軍打仗中。東漢時，南方多次發生大規模的疫病，主要發生在長江中下游的荊州、九江、廬江、會稽諸郡；首都洛陽共有5次疫病發生，這顯然與京師人口眾多，疫病容易流行有關。疫災與自然災害的關系也很緊密，數據顯示，水、旱、飢荒與疫災的關系最為緊密。

一、暴發時間一般較長，短暫幾個月，長則數年。這對疫區的民眾來說殺傷力大，死亡率較高。如果是在王朝的後期大規模暴發，容易動搖政府的統治。東漢、明代的末年都是瘟疫流行。清末也曾發生多次大規模瘟疫，特別是東三省的鼠疫，對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是重大打擊。

二、范圍較廣，每次疫災可能涉及多省，每個時期涉及多地。長江中下游和黃河中下游地區是重災區，都城是重災地，這與人口密集有很大關系。

三、從季節來看，春夏季較多，秋冬季較少。我們不能期望瘟疫在天氣轉暖後自然消失。

在與瘟疫長期斗爭中，中國人民積累了豐富的防疫經驗。一是通過祈福、求神實施禳災，二是政府積極指導救治。歷代政府一方面派遣使者、太醫等到疫區調查，治療，送葯，另一方面會組織患者隔離。唐政府曾屢次命令地方各州謄抄葯方、方劑，控制疫病傳播，抵制巫醫誤診，玄宗時下令抄寫南朝時期陶弘景撰寫的《神農百草經》，不久又組織編撰頒布《廣濟方》。可以看出中醫應對瘟疫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經驗。

瘟疫傳染性強，及時處理屍體也是阻止瘟疫蔓延的必要措施，歷代政府和慈善組織、個人都有出資掩埋屍體的措施。

實際上，很多瘟疫的消亡我們並不清楚原因。2003年的SARS病毒當時究竟是如何消失，我們其實長時期也不清楚。中外歷史上，瘟疫橫行曾多次發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難以避免，成為大自然與人類相處的方式之一，人類雖然不歡迎它們，但要有接受它們的心態。

大災大難時，肯定會造成大規模的損失，瘟疫首先會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其次會帶來大量的次生災害，短期內肯定會帶來經濟的衰落，但多難興邦，一般都會走出來，迎來下一階段的繁榮，社會還會煥發新機。黑死病在第一次大流行時持續了7年（1347-1353），歐洲有1/3以上的人死亡，但卻因為對死亡的恐懼，開始了身體解剖和思想的啟蒙，誕生了歐洲文藝復興。瘟疫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歷史，促進了社會的新陳代謝。

瘟疫暴發，短則數月，長則數年，會折射世間萬象，特殊時期，也更考驗人性，出現各種平時無法想到的狀況。對於處於困境時期的人類來說，如何生存下來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防護物資緊缺，生活、生產都會受到很大影響，這提醒我們在保護好自身安全的情況下，要做好打持久戰的准備，互相支持，盡量節省物資，好鋼用在刀刃上，不要隨意浪費！

我們所煩惱的事，可能有九成都不會發生，但未雨綢繆，還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利用身邊的條件多保護自己，關愛他人，病毒早晚都會消失，不要過於驚慌，實際上，恐慌用來對付病毒這樣看不見的敵人是沒有用的。大家熬過這次疫情，各國經濟會逐步恢復，當然，有些國家恢復得快，有些稍微慢一些。很多產業布局、組織形式，甚至人們的思維方式，因為這次疫情會發生改變。

『伍』 宋代對瘟疫的措施的卷子

瘟疫是一種發病來急驟、具有強烈傳染性自、病情危重凶險且有大流行特徵的一類疾病，其形成原因多是氣候反常和人類活動所致。瘟疫不僅造成人口的死亡、遷徙、流動和社會動亂，而且還制約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區域社會結構、人口增長、軍事戰爭乃至國家統治秩序造成嚴重的影響。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疫病頻發的時期，也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力量積極救療並取得顯著成效的時期。本書依據中醫傳染病學和醫學社會史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重點探討宋代重大疫病的流行狀況、地理分布、病因病機以及不同社會階層採取的防治措施等，揭示政府、醫學家和社會民眾等在疫病防治體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陸』 爆發瘟疫的時候，宋朝人是怎樣應對的

古代醫學並不發達，民間發生瘟疫後，破壞力往往超過戰爭和飢荒。許慎在《說文解字》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疫，民皆疾也。」

歷代王朝均有瘟疫發生，而宋朝上承五代，下啟元朝，享國319年，共發生各類瘟疫49次, 平均6.51年一次, 年均發生概率為15.03%，那麼兩宋是怎麼應對瘟疫的呢？

兩宋的瘟疫主要由主要有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傷寒、痢疾、時氣病、麻風病、瘴疫、大頭瘟以及牲畜疫病等病症。頻發的疫情，迫使朝廷、士大夫、醫學家等對疫情的治療和成因進行了積極探索，建立起以政府為主、社會力量為輔的瘟疫防控體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兩宋防控瘟疫的經驗，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時至今日，仍然具有很高的借鑒意義。

『柒』 古代科技落後，古人在面對瘟疫的時候採用的什麼辦法

《長江日報》稱，李蘭娟院士的團隊在武漢發布重大聲明，證明阿比多爾、達蘆那韋能有效抑制冠狀病毒。這一消息振奮人心。但是想想現代科研水平如此之高，但在攻克疫病方面仍然存在不足，由此回想，古代科技醫療水平嚴重落後，那麼古人是如何抗擊疫病的呢？其實道教早有方法，而且其中一些方法今天都值得學習、借鑒。

針灸的銀針

當然有病得吃葯，沒病得吃預防葯，這也是關鍵。《素問》中有「小金丹方……（服之）無疫干也」；《肘後備急方》「又方（這里略其葯方構成）家人視病者， 可先服取利，則不相染易也」，吃這個葯就可以預防染上瘟疫。

道教援引中醫葯理，使得自身在治療疫病方面有一定可行性。雖然道教也會畫符驅邪、飲用符水的辦法，但不能一概而論他們就是封建迷信，有的時候這種畫符驅邪是面對瘟疫肆虐、窮苦百姓惶恐不安時安穩人心的手段。皇上還在瘟疫肆虐時會登台祭天、請求國師念經禱告、自己下罪己詔呢！道教在古代防瘟防疫中的辦法很多都是科學的，是值得被今天借鑒的，這樣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捌』 中國古人是怎麼與瘟疫的斗爭的史書上有什麼記載

『玖』 明末大瘟疫,採取了什麼措施,取得了什麼成果

吳又可成功了。他的方法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擴散，一些患病的士兵在葯物治療下也漸漸好轉，證明了吳又可這套治療瘟疫的方法是成功的。從學術上來看，吳又可取得重大突破，可以名垂青史。
孫傳庭也成功了，他在潼關整肅軍隊，通過殺土豪劣紳的方式籌措了軍餉，同時也用對了吳又可這個關鍵人物，控制住了疫情，穩定住了軍心，為出關進攻李自成的農民軍，解決開封鋪平了道路。
大明朝似乎也成功了，孫傳庭被證明是一個有能力、有本事的統帥，在重重困難與阻力中，不僅沒讓朝廷劃撥費心糧餉問題，還解決了連朝廷都束手無策的瘟疫問題，順利按照崇禎皇帝的指示精神，出潼關救援開封。
但所有人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孫傳庭失敗了，大明朝亡了，就連吳又可的疫情防控也失敗了。
根據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曹樹基教授的研究，明末席捲華北地區的瘟疫實際就是鼠疫，吳又可能控製得住鼠疫在孫傳庭軍隊的蔓延，卻控制不住大明疆域內擴散的疫情。
所以，1644年3月，李自成的農民軍兵臨北京城下時，北京內城上平均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軍「鳩形鵠面，充數而已」。自鼠疫始至李自成攻破北京，約20萬北京人殞命，占當時北京總人口的1/5到1/4……
崇禎皇帝死前一肚子委屈，吾非亡國之君啊!
崇禎非亡國之君，孫傳庭非亡國之臣，吳又可非亡國之醫，可大明怎麼就亡了?
其實，任何時代都不缺聰明人，總想著計算自己利益得失，人人都是聰明人。
社會並不是一個個螺絲釘搭起來的，社會是一個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有機體。
在防治疫情時，以今時今日的醫療條件、科研水平、組織能力、群眾支持度、社會管理水平來論，都比古代強得太多太多了。但我們更應該記住的是，解決社會面對的共同問題時，最需要的不是太多自以為是的聰明人，恰恰需要一些不那麼「聰明的」人，一些敢於逆風而行的人，一些敢於勇挑重擔的人，一些敢於講出事實真相的人。